印度基層黨組織工作怎麼做

Ⅰ 作為民主黨派成員，如何做好參政議政工作

（一）加強學習
參政議政工作涉及到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方方面面，而每個人的知識面是有限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加強學習。學習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高思想政治素質；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提高政策理論水平；學習社會知識和專業知識，提高業務能力。通過學習，進一步加深對形勢的認識，對國家的法律法規和各項方針、政策的掌握，擴大與參政議政有關的多方面、多學科知識的了解，不斷提高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能力。學習形式可以多樣，應盡量根據不同人員的特點開展多形式的學習活動，如報告會、理論研討會、座談會、學習班、培訓班等等。通過學習，提高民主黨派成員的政策理論水平和參政議政能力。
在思想認識，部分民主黨派、工商聯的同志確實存在一些不同認識。認為在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下，民主黨派、工商聯難有作為。有同志認為，民主黨派是政治花瓶，參政議政是「不講白不講，講了白講，白講誰不講。」有同志講：參政議政「不講沒有意思，講多了是什麼意見？」有的說：政協委員就是「舉舉手，鼓鼓掌」，萬事大吉。這是對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誤解。因此，提高認識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是提高對多黨合作制度的認識
進入新的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多黨合作制度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實行廣泛的政治合作，照顧同盟者的政治利益和物質利益，團結他們共同前進。各民主黨派在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時，又保持獨立平等的政治地位，具有通過合法程序、自由表達不同政見的廣闊空間。
可以講，老一輩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因為有與中共團結合作的經歷，對黨的領導，對多黨合作制度有著深厚的感情。一些年輕同志，因為沒有經歷，對多黨合作制度多少有些抵觸，認為是一黨專制，對西方多黨制度一知半解，卻推崇備至。
3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轉載宋魯鄭的文章：比較政治：中國的一黨制何以優於西方的多黨制？有些觀點比較新穎，也有些是值得商榷的。
文章認為：中國模式的優異表現必然引發全球對其成功原因的研究，但這些研究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迴避了政治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中國真正與眾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政治制度，這才是中國實現經濟成功、創造出「中國模式」的全新現代化之路的真正原因。中國的政治制度與西方多黨制相比有六大優勢。
優勢之一：在於政策的延續性
在歐洲，當英國、法國的左派和右派政黨上台之後，國家發展政策立即改變，要麼實行大規模的國有化，要麼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在美國，偏左的民主黨執政，一般就採取對富人增稅、對財團開刀、對窮人補貼的政策，像柯林頓時代和奧巴馬政府力推的「醫療保險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黨執政，則採取對富人減稅、扶持財團的立場，每一次的搖擺都會對國民經濟產生不同的損害。台灣在兩蔣時代，還制定類似於大陸的「六年發展規劃」，但民主化之後，就統統不見了。畢竟政黨執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線，誰還管得了四年或八年以後的事情。再有印度，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對農民的補貼上升了，但對農業的投資卻下降了，農民可能在短期內受益，但長期而言，卻失去了生產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於短期分配卻可以討好民眾，對政黨的選票有利。這也是為什麼，盡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積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積也是中國的兩倍，卻解決不了全國溫飽的問題，而中國的糧食卻是印度的兩倍。
優勢之二：在於行政執行力
中國為迎接奧運會建造的三號航站樓，三年完成，這在西方連審批程序需要的時間都不夠。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國高速有效的動員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個到達災區的竟是萬里之遙的中國，比海地的鄰國美國提前了兩個小時！法國、美國等國就是應對本身發生的突發事件時，都相當混亂和低效。2003年法國發生酷暑、2005年美國遇到的卡特里娜颶風襲擊，就是如此。在災害極其嚴重的時刻，法國總統希拉克繼續度假，直至假期結束。而這次酷暑造成法國上萬人死亡。小布希總統則是三天後才終止度假，去指揮救災。而災區早已經成為人間地獄，以至前往救災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災。以至他們嘆息寧願選擇前往伊拉克！去年，一場台風同時襲擊兩岸，大陸可以迅速疏散一百萬人，在台灣卻應對無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蹤的慘劇。
優勢之三：在於遏制腐敗
中國目前存在的腐敗民眾最為不滿，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黨制能夠有效遏制腐敗的結論？
第一，中國處於經濟起飛期和社會轉型期，縱觀人類歷史，這一階段是腐敗的普遍高發期。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這些發達國家都走過同樣道路。
第二，中國和同處於經濟起飛期的印度、俄羅斯相比，中國的腐敗程度遠遠遜於這些同一進程的國家。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的腐敗曾經達到極度瘋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羅斯的經驗和教訓才使得全球正視中國反腐的經驗。
第三，任何形式的權錢交易在中國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國家卻在一定條件下是合法的。盡管合法，卻無法改變其權錢交易的本質。就如色情業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無法改變錢色交易的本質。但合法化的結果是腐敗較少了，因為這些行為已經不屬於腐敗。這就如同，色情業和賭博業在中國是非法的，中國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這自然要高於色情業和賭博業是合法的國家。
第四，西方的腐敗是剛性腐敗，中國的腐敗是人性腐敗。西方的民主，必須要有選舉，而選舉必須要有錢。政治人物接受了財團的支持，獲勝後，必然要給予回報。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敗的剛性原理。而在中國，官員的任命受諸多因素影響，工作能力、群眾測評、人情關系以及賄賂等等，但這種開支和大規模的選舉所需要的費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財團沒有直接的關系。他們上任後和的腐敗主要是和人性的貪婪有關，收入不高和法規監督不完善則是外因。但從客觀上並沒有必須腐敗進行權錢交易的剛性原則。
中國在一黨體制下，有能力打擊腐敗。中國的「雙規」制度、實名舉報制度、官員公示制度，就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雖然由於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無法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的水準，但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定時空內，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
優勢之五：在於人才培養選拔
中國政治人才的培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須要有足夠的基層歷練，可以說能力是最主要的標准。但在民主社會中，影響選舉的因素眾多，如宗教信仰、性別、種族、形象、是否會做秀和演講才能、是否有足夠的金錢支持以及政治裙帶，但最重要的能力卻被邊緣化。像奧巴馬，僅僅做過參議員，連一天的市長都沒有做過，可以說沒有絲毫的行政經驗，結果卻被選出來管理整個國家，這在中國可能嗎？
此外，由於不同政黨的存在，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被切割成幾個部分，並隨政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統統大換血。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又造成人才的浪費。畢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一個傑出的政治人才的產生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八年，也就意味著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閑置八年。
選舉這種方式產生的領導人，要麼無法選出最優秀的人才，要麼無人可選。這就是為什麼民主國家往往選不出傑出人才的原因。至少從現實政治實踐看，中國層層選拔制，有意識的人才培養體系，要勝於西方通過選舉方式產生領導人的模式。如果放眼兩岸，其對比更是鮮明。
優勢之四：在於負責任
一談到中國，西方往往套以「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說詞。這實際是意識形態的想當然，與當今政治實踐不符（眾多民主國家存在的嚴重腐敗就是證例）。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西方沒有認識到「絕對權力也往往意味著絕對責任」。在民主國家，出了問題可以推諉。執政黨說是在野黨不配合，在野黨成為執政黨之後，有推卸責任說是前任造成的。不僅如此，對跨越政黨任期的項目，往往會首先被犧牲掉。最近奧巴馬總統向國會提交了2011年預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小布希時代的登月計劃。而這個登月計劃已經耗資91億美元，合人民幣600多億，這個工程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沒有人為這么大的損失而負責。如果中國一個項目決策造成這么大的損失，責任人怎麼可能會被放過？
說起來，還是和民主制度逃脫不了干係。在民主社會，許多官員是選上來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違法，決策失誤、或者不作為，都不影響任期做滿。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麼問題，也不會再被追究。小布希發動伊拉克戰爭有人追究嗎？製造了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有政治人物被追究么？而在中國，高官問責制日益完善，官員不稱職或者失職，犯錯，隨時會被追責。這就是為什麼當台風襲擊前夜，大陸官員嚴陣以待，理由是：避免災害發生。因為發生了災害，當地官員是要被追責的。台灣的官員則度假赴宴，理由是：災害還沒有發生。
優勢之六：在於代表全民
西方的多黨制下，每個政黨代表的利益群體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眾，或者代表財團。英國、法國、美三國均是如此。但不管代表誰，沒有一個政黨是全民政黨。上台後，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體。
造成多黨制無法代表全民的另一個原因則是選舉。一個群體的利益要想得到保護和重視，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投票權；二是必須有相當的數量。如果達不到這個條件，則無法受到有效保護。
當然選舉還造成另一個極端。以印度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掃盲計劃成效甚微。原因在於，掃盲是由當地政府承擔的，而地方政府對掃盲並不熱心，原因之一在於文盲越多，選民越容易控制和影響，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選票。
中國三十年來，經濟政策總體來看沒有特別地傾向任何一個利益群體。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農民最早受益。隨著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現下崗群體，國家又開始建立保障體系，到後來更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廢除農業稅，建立農村醫療新農合，試點農村退休保障。整體上講，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觀的作用。這也是海內外研究學者所公認的。中國這一特點如果和其他施行西方多黨制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更為明顯。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要麼被民粹主義挾持，往往造成過量的分配，以至於損害政府長期分配的能力；要麼被社會精英所把持，進一步加大社會的不平等。而社會不平等的存在，又反過來刺激民粹主義的盛行。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操縱選票和誤導民眾更為容易。這已被無數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所驗證。
剛才提到的這些觀點，對我們較好地認識多黨合作制度的優越，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
二是強化對履行好參政議政重要性的認識
從政治學角度看，一般公共政策研究包括兩大系統：一是行政型政策研究系統；二是學術型政策研究系統。兩個系統各有其優長，亦各有不足，需要互相補充。
黨政機關本身具有的行政型政策研究系統的優勢是：靠近黨和政府高層決策機構及人員，掌握大量內部情況和信息，研究具有權威性。但是，行政型政策研究有時也會在一定思維定勢主導之下，慣性較強，部分成果存在簡單機械地為現行政策提供注釋和支持的情況。受領導人更替的影響，有的研究注重短期效果，忽略長遠考慮。
學術型政策研究雖然有其不足，但研究學科廣泛，基礎資料系統，研究題目選擇自由，研究具有獨立性、客觀性、靈活性，具有研究視野廣闊和眼光長遠的特點。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既能夠部分參與行政型政策研究，又能夠在學術型政策研究方面發揮獨特的優勢。
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在知情范圍和程度方面不同於執政黨和政府機關。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進一步貫徹黨對民主黨派的各項方針政策，努力擴大民主黨派的知情范圍和參與程度，支持民主黨派充分發揮參政議政作用，創造性地充分發揮優勢，做好參政議政工作。
而民主黨派只要充分發揮自身優勢，處理好參政與議政的關系，准確把握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完整內容，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是大有可為的。
（二）建立隊伍
古語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沒有一批政治素質高、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為骨乾的黨派成員，沒有一支關心時事、關注民生的參政議政意識強的黨派隊伍，民主黨派的任何組織要履行好職能、發揮好參政議政作用將只能是空中樓閣。因此，建立一支參政議政的隊伍非常重要。
要搞好隊伍建設，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是嚴把入口關
嚴格按照民主黨派有關組織發展的三個《紀要》和中共中央[2005]5號文件精神，堅持「三個為主」、注重質量、保持特色、組織發展與後備幹部隊伍建設相結合的原則，發展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層次高、代表性強、有發展潛力的年輕同志，有參政議政潛質的同志成為民主黨派成員。
要改革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推薦制度，改變領導說了算，一言堂，拿社會公器作人情的做法。試行競選機制，公示制，增強透明性，杜絕啞巴委員，無為代表出現。在推薦代表人選和委員名單時，要充分聽取支部負責人和各黨派負責人的意見，允許演講競爭，選取那些真正有學識、有水平、有公心、有時間、有熱情、懂政治、敢為民辦實事、樂於奉獻的成員到參政議政第一線。讓大家心服口服，參政議政做好了，大家都有意願，都有積極性。
二是加強培訓
培訓，既有對參政黨意識的培訓，從根本上認識到參政議政是我們民主黨派的職能，是我們的一項重要的工作，而不是可有可無、可大可小的事情，更要突出提高政策水平，培養參政議政能力，著力提高參政議政水平。
要有政策水平，否則就會發歪言。
2005年，重慶市政協有一個有相當代表性的同志提出，政協委員要由政協產生，既要帶兵，又要招兵，才能把握政協委員的質量。這里有兩個誤區：一是政協是黨領導的統戰組織，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工商聯，以及其他界別在政協是平等的。政協黨組受中共委託，負責日常運行。二是黨的領導體現在，政協委員由黨委推薦產生，具體工作由黨委統戰部門負責。正如人大代表選舉，由組織部負責組織。部隊招兵與帶兵也是兩條線。這件事鬧得非常大，政協的部分同志也在進行調研，推波助瀾。最後不了了之。
還要澄清一點，就是處理好與政協、與統戰部的關系的問題。民主黨派、工商聯在政協都僅僅是一個界別，而統戰部是代表黨委領導、協調民主黨派、工商聯工作的主體。也就是說，統戰部是民主黨派的娘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事實上，在參政議政方面，民主黨派、工商聯的很多同志，包括在座的一些同志，很有水平，很有經驗，有一些區縣、其他兄弟民主黨派、工商聯組織參政議政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怎麼辦，就要把他們請過來座談交流，傳授經驗，搞傳幫帶。民盟重慶市委甚至提出，一些區縣盟組織提出帶共性的好的提案、議案，因為可以解決實際問題，也可以照搬過來，何況是參政議政的經驗。
三是整合力量
特別是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各級各類特約員的積極性，發揮群體優勢和組織優勢，做好參政議政工作。
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還要樹立精品意識。當前有一個很不好的現象，貪多求全。在政協，比提案的多少，比領導批示。浪費了民主黨派、政協、政府部門大量的人力物力，真正起作用的提案卻不多。
在北京、江西等地，每年召開政協會，要求每個黨派、工商聯只能有一個提案，作大會發言。其他的，先溝通，作社情民意處理，或直接由政府部門作出解釋、說明。這就要求有精品意識。
要緊密貼近老百姓的生活。涉及到少數人的利益，改革難度非常大，而涉及到大多數人的利益，則一改就到位。如車改，房改、教改、醫改。
當今社會，信用體系、股市、房市。
（三）深入調研
民主黨派的同志要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不僅要善於學習，還要深入調研，適應社會情況的變化。進入新世紀新階段，隨著執政黨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的確立，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從內容到形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執政黨對參政議政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只有不斷豐富調研內容，創新調研機制，拓寬調研路子，增強調研實效，才能觀察社會、發現和研究新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才能為中共黨委和政府的科學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注入強大動力。要轉變觀念，增強創新意識，要從實際出發，主動與政府部門聯系，開展多種形式的調研、視察，掌握第一手資料，提出具有科學性、預見性、全局性和實效性的意見和建議，實現參政議政工作的新突破和新進展。
當前分配不公的五種主要現象：
一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呈逐年下降趨勢，而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卻呈快速上升趨勢；
二是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強資本、弱勞動」趨勢不斷強化；
三是壟斷行業收入畸高；
四是「小金庫」、亂收費罰款等不合理收入沒有得到有效規范；
五是壓低、剋扣、拖欠工資等違反分配政策的現象大量存在。
分配不公抑制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四）創新機制
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為准則，通過科學嚴格的程序來保證人們行為的規范，完善制度建設是提高民主黨派參政議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沒有制度的規范和約束，參政議政工作很難正常進行。
第一，要形成有效的工作機制。要向其他地區、其他民主黨派、工商聯學習，廣泛徵求本級組織成員的意見建議，形成有效的、大家能夠共同遵守的課題醞釀、調研、撰寫、提交機制。
長期以來，參加市委雙月座談會，小型談心會，九三學社重慶市委一直苦於沒有好的、經過深入調研產生的素材，經常是打急抓，幾個處長動腦筋。處長的水平與市長水平，因為思維方式、掌握的信息不在一個層次，當然不一樣。為解決這個問題，今年，九三學社重慶市委試行重點課題常委負責制。每個常委就自己所熟悉的領域，自行申報一個課題，這樣，各方面的素材都有了，到時拿出來就可以用。用不了可以成提案議案的社情民意。
制訂計劃。做任何事都不能盲目地想到哪就做到哪，必須要有一定的計劃。每年初，各支部都要上報本年度的參政議政計劃，召開專題會議研究一年中所要完成的調研任務，確定時間、主題、撰稿人等。同時，制定計劃要注重科學性，要仔細研究國家、市、區新出台的各種政策、法律法規，重點研究本地區年度重點工作，中心工作，重大項目，民權、民生等問題，隨時關注與這些工作相關的各種信息。計劃制定還要注意數量和質量的關系，既要有一定的量，更重要的是要有高質量的參政議政成果，力爭出精品。
今年是我市全面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和制定「十二五」規劃的重要一年。中共重慶市委三屆七次會議精神及會議確立的我市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總體思路、目標任務和政策措施，從協助黨和政府解決「十件民生問題」、兩江新區建設、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加快推進自主創新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等問題入手開展調研，做好規劃。
第二，要形成競爭激勵機制。要制定適合本黨派特定的獎懲辦法，獎勵先進，激勵後進，在黨派內部形成濃厚的參政議政氛圍，讓每一位會員都感到有壓力，有使命感。

關於民主監督
參政黨的民主監督作用，是社會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大的法律監督、檢察機關的行政監督、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重要補充。關於民主監督能力，前面我已經講了，目前更主要的是以參政議政的形式實現的。這里談一談影響民主監督作用發揮的制約性因素：
一是對民主監督的重要性認識還不到位，一些領導幹部對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過程中的批評建議缺乏足夠的認識，只停留在口頭上，沒有落實到行動上，致使民主監督成效甚微；
二是民主監督無章可循，缺乏一定的約束機制，民主監督隨意性較大；
三是民主監督是說的多，做得少，監督的領域還需要進一步拓寬。
解決這一問題，需要中共與民主黨派共同努力。
在中共方面，
一是要進一步加大民主黨派監督的輿論宣傳，廣泛營造民主監督的社會氛圍；
二是要建立和完善參政黨民主監督的內容形式及相關制度，使參政黨的民主監督作用能夠持續有序開展下去；
三是要進一步拓寬民主監督的領域，規范民主監督的考評機制。
在民主黨派方面，
一是要有改革的精神。要以改革的精神，創新的思維，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從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進程出發，把敢於監督與善於監督結合起來，以提案議案形式不斷探索民主監督的有效形式，進一步完善民主監督機制，加大民主監督力度，不斷增強民主監督的實效性。
二是要擺正位置。政協民主監督必須盡職不越位，到位不越權。堅特「監督就是支持」的理念，寓監督於支持服務之中，對被監督單位的工作不橫加指責、指手畫腳，而是積極出謀劃策，利用政協上達中央、橫銜黨政、下通各界的政治優勢，為部門工作營造環境，提升人氣，促進部門更好地履職為民，促進政協與被監督單位的雙向溝通與交流。
三是要做到三個結合：
一是堅持把政協民主監督與法律監督、行政監督有機結合起來。加強與人大、紀委、監察部門、司法部門的聯系，積極配合他們扎實開展行風評議工作，深化民主監督效果。
二是堅持把民主監督和新聞輿論監督有機結合起來，使公眾更多的了解民主監督工作、理解民主監督工作，使被監督單位採納落實黨派意見和建議的情況，置於公眾的監督之下，促進意見和建議的落實。
三是把提高民主監督實效與履行職能結合起來。通過民主監督，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結合起來，促進問題的解決。

Ⅱ 印度人民黨的選舉情況

1992年12月巴伯爾清真寺遭到與印度人民黨有關的組織破壞，造成人民對該黨強烈反彈。此破壞事件更引發全國暴力活動，造成數千人死亡。印度當代許多主張政教分離者對印度人民黨產生了疑慮。印度人民黨領袖為了緩和大眾的恐懼、重拾對該黨的信心並擴大其基礎，因而展開一系列的「馬車之旅」（rath yatras），亦即政治遊行，遊行中印度教神祇羅摩（Rama）被象徵性地視作文化復興的象徵。
在1996年選舉中，印度人民黨躍升為人民院第一大黨，並獲總統邀請成立政府。然而，印度人民黨無法在下議院545席中組成執政所需的多數，因此掌權時間短暫。1998年印度人民黨與其盟友終於組成多數黨政府，由瓦傑帕伊擔任總理。同年5月，瓦傑帕伊下令進行的核武試驗引起廣大的國際譴責。執政13個月之後，聯盟夥伴全印度安納達羅毗荼進步聯盟（All India Anna Dravida Munnetra Kazagham〔AIADMK〕）退出，瓦傑帕伊被迫舉辦信任投票，結果以一票之差敗北。
印度人民黨在1999年選舉中以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NDA〕）成員的身份參選，NDA是由20多個全國性與區域性政黨所組成的聯盟。該聯盟取得多數黨地位，在聯盟的294席位中，印度人民黨就佔了182席。瓦傑帕伊身為該聯盟中最大黨的領袖，因此再度當選總理。雖然瓦傑帕伊致力於解決長久以來與巴基斯坦在喀什米爾地區的沖突問題，並使印度成為資訊科技的世界龍頭，但該聯盟在2004年的大選中慘遭挫敗，瓦傑帕伊辭職下台。
該黨在高級種姓之間和印度北部享有廣大的支持度。試圖吸引下層種姓的支持，特別是透過指派幾個下層種姓黨員擔任黨內重要職位。 政黨的選舉戰略，既建立在政黨的思想基礎上，同時又會隨著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的變化而適時調整。在印度人民黨的政治發展過程中，則是交替使用溫和的政治策略和激進的印度教教派主義鼓動。
印度人民黨的選舉戰略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自1980年印度人民黨建立以後，印度人民黨的選舉戰略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80年代的初建時期，印度人民黨試圖改變其前身人民同盟激進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形象；由於1984年選舉的失利以及印、穆教派主義情緒的增長，80年代中期以來，印度人民黨的選舉戰略以鼓吹教派主義吸引選民；在1993年邦選舉中印度人民黨的成績並不理想，同時，國大黨經濟改革打破了原有的社會平衡，印度人民黨開始利用國大黨政策漏洞所造成的社會下層不滿，以及嚴重的腐敗問題，將選舉關注的焦點轉移到政治經濟問題。當然，印度人民黨選舉戰略的三個發展階段並不是單拳出擊，而是兩手並用。在關注政治策略的同時兼顧對教派主義的利用，反之亦然。而且，這三個時期選舉戰略的變化是適應社會發展逐步演變的過程，具有相輔相成的承繼關系。
1980年印度人民黨建立時，印度政治正處於分化組合的調整過程之中。社會經濟發展的不理想加快了國大黨實力下滑的步伐，地方政黨、種姓政黨和宗教政黨實力明顯增強，屢次問鼎地方政權，甚至在1977年問鼎中央政權。印度人民黨領導人認識到：要想在政治上有所發展，必須加入反國大黨陣營。加入反對黨陣營的一個重要條件是修正其前身人民同盟的極端教派主義形象。於是，印度人民黨提出「民族融合、民主、積極的世俗主義、甘地社會主義和價值政治」的五項政策原則。從總體上說，五項政策原則中既包含現代世俗政治的內容，又帶有一定的印度教傳統主義色彩。而且，對五項政策原則中任何一項的解釋都有很強的變通性，這樣就為以後隨著社會和政治氣候的變化而轉向政治教派主義鼓動鋪墊了基礎。 印度政壇最大的反對黨印度人民黨原計劃於2013年1月15日推選出新黨首，以備戰2014年的大選。但推選過程卻遭遇難產，未能按時公布推選結果。
在經過黨內各派多輪的磋商之後，印度人民黨仍然未能就合適的新主席人選達成一致，包括前任主席拉吉納特·辛格和反對黨議會黨團主席斯瓦拉吉等人選都沒有得到通過。而在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民族衛隊」的大力支持下，現任主席加德卡里將有極大可能再次獲得連任，並將於本月底左右正式宣誓就職。
但是在推選過程中，包括印人黨資深領袖阿德瓦尼等人都表示了反對加德卡里連任，認為其能力平庸且政治敏感性較差，不適合繼續領導印人黨。此外，加德卡里還因為其家人可能涉嫌一家公司的經濟案件，給黨派帶來了不利的影響。因此，黨內關於推選現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莫迪為2014年大選時總理候選人的呼聲變得更為強烈，包括阿德瓦尼等人在內均表示了對莫迪的支持。 2014年10月31日，人民黨主席阿米特·沙阿要求中央邦黨部把黨員的數量增加至現有數量的4倍，使該邦黨員數量從560萬人壯大到2000多萬人，並呼籲在從11月1日開始實施的黨員發展計劃中大幅增加黨員數量。
2014年11月起，印度人民黨已經在印度各地放上了這樣的大型廣告牌，其特別的入黨方式讓人耳目一新，只需撥打一通無需接聽的電話，就可以直接入黨，而無論是在網路平台或是在街頭的實體攤位，都可以直接登記。到目前為止已經吸引了超過一千萬人登記入黨。
印度發展黨員實際就是為了選舉，盡管打了電話就能成為人民黨黨員，但這並不能表示投票的時候就一定會投他們。此外，沙阿還要求基層工作者接觸人民黨尚未觸及的地區的人們，包括電話亭、農村和邊遠的居住區。「 將黨員招收計劃當做一個挑戰，讓政黨影響較薄弱地區的人們加入到人民黨中來。」

Ⅲ 項與年的生平經歷

民國14年（1925），與年在浙江石甲小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後由組織派往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等地，擔任黨的支部書記，發展黨員，建立組織，進行秘密革命活動。民國16年回國，以南京華僑事務委員會科長的公開身份為掩護，在上海勃生路(今長壽路)創辦復炎小學，自任校長，而實際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工作。後黨中央機關從滬遷往江西革命根據地，與年繼續留滬從事地下活動，擔任上海與蘇區的秘密情報聯絡工作。在滬期間，和群治大學讀書的同學張雪澄等過從頗密。民國21年，離滬轉外地，便將在上海強恕園藝學校讀書的兒子項德崇(項南)委託給在滬中華職教社工作的張雪澄代為照料，而自己接受組織安排，改名梁明德，幾經輾轉，打入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任機要秘書。
民國23年（1934）10月，蔣介石自南京飛抵廬山，召開五省軍政要員軍事會議，部署對中央紅軍的第五次圍剿。時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司令參加會議，並帶回《剿匪手冊》、《圍剿總動員令》和《鐵桶圍剿計劃》及兵力部署，進攻路線、日程安排、戰斗序列等有關圖表文件。參加完廬山會議的德安保安司令莫雄深感事關重大，雖知一旦泄露自己必死無疑，但依然義無反顧地派早已安排在他司令部里工作的項與年把計劃交給中共中央。（1930年，莫雄通過宋子文在財政部謀個閑差，某次在上海時巧遇原十一師政治部主任劉啞佛，此時劉已是中共中央特科成員，在劉啞佛的介紹下，莫雄認識了共產黨員項與年）與年看完這批文件，覺得事關重大，便立即將情報用四角號碼字典的字碼編成密碼，記在一本四角號碼字典上，連夜起程。他為了安全，敲掉了自己的四顆門牙冒充乞丐，歷盡艱辛，從德安跑到瑞金的紅軍司令部，把計劃交給了周恩來。中央三人團據此做出了突圍轉移的決定。在此意義上，說二人做了一件關乎中國命運的大事，毫不為過。
10月下旬，中央蘇區紅軍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向陝北轉移。事後，毛澤東談到這份「四角號碼情報」時，說其功績是巨大的。
與年隨軍長征，中途黨組織又派其前往香港，開展秘密聯絡活動，後來回到上海從事情報工作。在長期艱苦的秘密革命活動中，他立場堅定，工作積極認真負責，對黨忠誠，斗爭機智勇敢，曾獲得上海黨組織的「反敵特斗爭勝利」獎。
民國25年（1936），其子項德崇由黨組織安排到福建長樂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後因受到國民黨的迫害，經過黨組織和國民黨政府縣長羅樹生秘書羅心如等連城老鄉的設法營救，改名項南，前往廣西桂林。後來，項南由組織安排，經香港轉奔蘇北新四軍軍部。父子異地改名，彼此情況不明，而失去了聯系。
民國27年（1938），與年自滬到延安，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歷任中國共產黨西北局統戰幹事，中國共產黨三邊地委、關中地委、綏德地委常委兼統戰部長。民國34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從延安到東北，歷任松江省延壽縣縣長，松江省建設廳廳長，遼寧省工業廳副廳長，旅大行署農村廳廳長，旅大市農業局局長，東北人民政府人民監察委員會高級專員，遼寧省監察廳副廳長，遼寧省第三屆政治協商會議委員等職務。
隨著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工作之餘，自然便想起散失多年的兒子項德崇，於是致函上海張雪澄輾轉查訪，獲悉兒子已在皖工作後，便通過當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老戰友曾希聖予以查明，父子得到了重逢。 1978年10月2日，與年病逝於龍岩，終年84歲。中國共產黨龍岩地委主持為其召開追悼會，與年生前工作過的單位，遼寧省委等發來唁電以示哀悼，並為其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迫害冤案進行平反昭雪；對其一生為黨為人民的革命事業所作的重大貢獻予以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

Ⅳ 印度如何肢解巴基斯坦

印度曾試圖扼殺「襁褓」中的巴基斯坦

1947年8月，印巴分治（巴基斯坦由東巴和西巴組成）。分治後，原印度兩大政黨間的矛盾，演化為兩個民族國家間的矛盾，存在巨大戰略利益沖突，尤其是對英屬印度帝國遺產繼承問題上。對印度而言，巴基斯坦的「存在」，是對印度大國理想的重挫。因為尼赫魯等國大黨領導人一直想繼承整個英屬印度帝國遺產，從而實現印度的「大國夢」。1947年3月尼赫魯勉強接受「巴基斯坦」建國，是基於英國人撤離後「巴基斯坦」不會長久的預判。如他所說：「新生兒巴基斯坦不會長期存在，穆斯林聯盟將因巴基斯坦的出現而受到懲罰，巴基斯坦肯定在短期內垮台。」顯然，扼殺「襁褓中」的巴基斯坦，符合印度戰略利益。故此，印巴分治前後，在英屬印度政府財產和軍事武器分割過程中，國大黨竭力讓巴方少分一些，並拖延執行分割協議，以至於巴基斯坦建國基礎尤為薄弱，不得不全部倚重英國扶持。也正因為此，自建國之日起，巴政府不得不積極向外求助，以平衡來自印度的威脅。

1971年印巴戰爭中印度坦克開往達卡及其進攻圖

（三）大打「難民牌」。自巴政府進行軍事鎮壓後，大批東巴難民逃往印度。5月份雨季開始，難民問題顯得尤為突顯。英·甘地政府看到機會，於是，決定大打「難民牌」，為軍事介入做准備。主要表現這幾點：（1）「善待」難民，樹立印度良好國際形象。大批難民主要居住在東巴與印度交界的西孟加拉幫。那裡人口原本稠密，突然湧入這么多難民，顯得格外擁擠。藉此，印度花費巨資建立難民營、向難民提供單獨衣食和醫療，並讓媒體詳盡報道。5月末，印度稱難民數已達七百多萬（巴方稱印方故意誇大其詞）。此外，印度還邀請國際媒體去難民營參觀，以展示難民給印度帶來嚴重經濟負擔。由此，國際輿論紛紛開始指責巴政府，美國甚至批評其盟友的軍事鎮壓做法不可寬容，並准備停止對巴經濟援助。藉此，隨著國際輿論天平倒向印度，巴基斯坦日漸孤立。（2）派人出訪，大力宣揚難民問題，同時摸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底牌。1971年11月份以前，英·甘地多次派人（包括她自己）赴歐美等地出訪。所到之處，印度代表團都不厭其煩地解釋難民問題，並傳遞這個信息：「要想南亞恢復和平與穩定，巴政府必須出台人民同盟可接受的政治解決方案。」此外，印度邀請聯合國觀察員、美英等國議員、國際組織及世界各國媒體記者，前來印度參觀難民營，並向他們講述難民的悲慘處境和印度所面臨的困境，以贏得國際社會對印度的同情與支持。藉此，印度扛著人道主義大旗，為下一步軍事介入奠定國際輿論基礎。與此同時，通過多次高層出訪，英·甘地獲悉：歐美國家不會出兵，唯有中國可能出兵幫助巴基斯坦，而中國正面臨棘手的國內問題。（3）利用難民問題阻撓政治解決。針對印度「難民牌」外交，巴政府採取應對措施，如出台權力移交計劃書、主動邀請聯合國參與難民事務以及呼籲難民盡快回國等。6月10日，巴政府宣布大赦，東巴緊張局勢得到緩解，有望政治解決。然而，這時印度卻堅持：東巴危機政治解決必須優先保證難民人身、財產安全和賦予東巴自決，否則，免談恢復巴基斯坦經濟與社會秩序的謊言。當時聯合國解決辦法是：政治解決東巴危機前，先恢復巴基斯坦社會和經濟秩序。礙於印度提出的前提條件，聯合國不得不在印巴之間協商難民問題。而這個協商過程，無疑，為印方備戰贏得時間。

（四）簽訂《印蘇和平友好條約》。眾所周知，建國後印度一直奉行「不結盟」政策，故被外界認為「印度與誰都不結盟」。而事實上，印度有過「結盟」經歷，即1971年8月與蘇聯簽訂《印蘇和平友好條約》。雖然和約條款沒明確寫「結盟」二字，而實際上，該條約富有同盟實質，只是措辭巧妙而已。例如，第九條款明確規定：「締約國保證不向與締約國發生武裝沖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援助。在締約國遭到進攻或受到進攻的威脅時，締約雙方應立即共同協商，以便消除這種威脅並採取適當有效措施來保證兩國和平與安全……」印度選擇這時與蘇聯「結盟」，明顯與其准備軍事介入東巴危機動機有關。試想在中巴友好、美巴結盟的國際背景下，若印度軍事介入東巴危機並取得成功，它必須獲得蘇聯的堅定支持（當時美蘇冷戰、中蘇關系陷入低谷）。如印方評估所說：「發生一場蘇聯不贊成的戰爭，可能使蘇聯的供應中斷，並且會鼓勵中國進行干預」，「如果印度軍事介入東巴危機而引發印巴戰爭，中國可能出面幫助巴基斯坦，美國則不會給予印度任何支持」。故此，1971年8月9日，印度與蘇聯簽約，為期20年。條約簽訂後，蘇聯堅定支持印度，給印度提供大量的經濟、軍事援助。同時，安理會上，「蘇聯否決每一個可能導致巴基斯坦政治解決而印度堅決反對的解決方案，如對東巴人民自治方案予以否決」。有了這一盟約作保證，印度出兵干涉並獲勝的信心增強。就這一點，印度國防部長賈格吉凡·拉姆直言不諱地說：「印度能夠解放孟加拉國及其人民，部分是由於簽訂印蘇條約後產生的信心。」

（五）速戰速決，成功肢解巴基斯坦。做好上述外交工作的同時，當然，印度也在做軍事方面的准備。如英﹒甘地挑選馬內克肖將軍負責軍事介入的安排，並擬定「速戰速決」作戰計劃等。至1971年11月，印方備戰基本完成，只差合理開戰借口。隨之，印巴局勢驟然緊張，邊境沖突不斷。內外皆困的巴基斯坦，1971年12月3日下令空襲印度，於是，第三次大規模印巴戰爭爆發。戰爭爆發後，印度兩面夾擊巴基斯坦。對於西巴，印度選擇主要空襲。而對於東巴，在海、空掩護下（阻止西巴救援），印軍聯合東巴「自由軍」深入東巴，開展「多路向心突擊」行動。毋庸置疑，巴軍在這場戰爭打得十分艱難。西巴隔著印度與東巴相距幾千公里，印度從海、空兩方面封鎖後，東巴、西巴連接中斷。這種情況下，巴方最需要外援。然而，受制於印蘇「盟約」，外界大國都未敢冒與蘇聯直接對抗的風險。外界大國無法給巴基斯坦提供有效援助、巴基斯坦內外皆困，而印度軍事實力又優於巴基斯坦，故巴基斯坦無法逃避被印度肢解的命運。12月15日，印軍聯合東巴「自由軍」向達卡（今孟加拉國首都）發起總進攻。海、空雙重封鎖情況下，巴軍不敵印軍和「自由軍」的強勢攻擊，大批部隊被俘。12月16日，巴駐東巴部隊被迫向印軍投降，東巴戰場遂告結束。就西巴戰場，雙方展開空戰，難分勝負。同日，聯合國呼籲印巴盡快停火。印方見勢就收，按照其「速戰速決」作戰計劃，17日主動西線「單方面停火」。於是，為期兩周的第三次印巴戰爭結束。12月16日，孟加拉流亡政府從加爾各答回到達卡，印度公開承認孟加拉國成立。隨後，三方進入戰後協調之中。1972年1月19日，穆吉布·拉赫曼獲釋出任孟加拉第一任總統。巴基斯坦被一分為二。

通過軍事干涉，印度成功肢解巴基斯坦，東巴獨立成立孟加拉國，由此奠定現在南亞政治格局。東巴獨立，巴基斯坦失去近55%人口和約16%的國土，國家被印度肢解的仇恨，深深記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腦海中。從此以後，巴政府集中精力管理西巴，並不惜一切努力發展核武器，以更好平衡來自印度的威脅。因為這次戰爭讓巴基斯坦清楚認識到：關鍵時刻，只有巴基斯坦才能救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必須掌握致命武器才能避免被印度「吃掉」的風險。再者，失去東巴的巴基斯坦，有更多精力關注克什米爾問題，故持更加強硬的立場，從此，印巴克什米爾爭端再無和平解決的希望，直至今天。

值得一提的是：自巴基斯坦遭到印度肢解後，印巴克什米爾爭端成為印度安全防禦的軟肋，每當合適時機出現，印巴克什米爾邊境肯定發生沖突。正是如此，印度國防部評估說：「周邊鄰國中，唯有巴基斯坦會抓住每個時機襲擊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