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次崛起是哪個國家

A. 中國有三次崛起，分別是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3世紀，公元6世紀，公元13世紀末。請問:這三次崛起分別是

1、秦始皇掃除六國，結束諸侯爭霸的局面！ 2、司馬炎於公元280年除掉孫吳，結束了三國自黃巾時期以來的戰亂！ 3、楊堅於589滅陳，結束了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割據混戰的局面！ 4、元世祖忽必烈建元，破南宋都城，俘虜皇帝，設置各項機構來管理天下，當時疆域是從古自今最大的（當今俄羅斯也只不過是它一半而已），此時中國無論是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都比世界的其他國家強大，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B. 紅警中國崛起都有哪幾個國家

美國、韓國、法國、德國、英國、利比亞、伊拉克、中國（由古巴變成）、蘇俄

C. 中國有沒有文化影響力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盡管人均國民所得仍然很低，不管從哪一個角度來說，中國已經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但是有沒有文化上的崛起？顯然沒有。中國崛起了，經濟生活富裕起來了，但既沒有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也沒有使得本國的老百姓更幸福。
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越來越多的人感到很生氣。不過，這種現象實際上很容易理解。人們必須提問，除了經濟實力之外，中國還能提供什麼呢？能夠提供給老百姓一種道德生活嗎？能夠提供給國際社會一種可供選擇的文化或者價值嗎？
答案是顯然的。從內部說，經濟上的崛起已經導致了全社會的道德危機。盡管社會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導致舊道德體系的解體，新道德體系又是怎樣的呢？沒有道德體系，社會難以生存。從外部來說，缺乏一種吸引人的文化和其所體現的價值體系，經濟崛起往往被視為是非常可怕的事或一種威脅。中國也意識到了這點，因此也努力向外推銷自己的文化。沒有新的思想和價值，只好求助於孔子，辦孔子學院；而孔子學院又被簡化成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無論是辦孔子學院的人還是從事其它媒體傳播的人都不知道，他們要傳播什麼樣的文化和價值。
王賡武先生把今天中國的崛起稱為第四次崛起。歷史上，中國至少曾有三次被公認為地區最強大的國家，因此人們也把中國的再次崛起稱為「復興」。既然中國崛起過，人們可以從崛起的歷史中學到很多經驗教訓，諸如國家是如何崛起的？又是如何衰落的？
根據王先生的看法，第一次崛起是從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3世紀，即從秦朝統一中國到漢朝。在漢朝，中國的影響力到了朝鮮半島和東南亞部分地區。漢朝周邊的很多國家進口漢朝的商品和技術，主要是絲綢、紙張、陶瓷以及陸軍和海軍技術。在這個階段，中國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經濟和文化。
漢之後的400多年裡，中國四分五裂為幾個動盪不安的小國。但7世紀唐朝的建立宣布了中國的第二次崛起。唐朝的影響力傳播到了日本和東亞其它地區，維持了近300年，這時的中國完全不同於漢朝。唐朝的強大和其外在影響得益於其高度的開放。唐朝不僅文化上開放，政治上也開放，被西方學者稱為「開放的帝國」。佛教的傳播和北方游牧部落在中原定居，這兩種影響的強大混合力塑造出了一個新的國家，顯示出其高度的世界性。高度開放也迎來了一個貿易和工業不斷增長的時代。來自遙遠國度的商人和旅行者帶來的新東西，不僅豐富了中國人的生活，而且對中國文化做出了貢獻，由此造就了一個中國歷史上真正的全盛時期。
1368年，明朝建立，中國由此實現了第三次崛起，持續了約400年。這期間，儒家思想重新被確立為統治者的正統思想。這與前兩次相比要遜色得多，因為中國的政治文化開始變得十分保守。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國家江河日下。盡管明朝加強防禦，仍不斷遭到來自周邊的侵襲，並最終被滿族人所征服。雖然建國之初的清朝非常強大，而且更具侵略性，但在此之後的統治中卻更多地延續了明朝的保守和閉關鎖國政策，最終衰落下去。1840年，強大的英國進攻中國時，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已沒有還手之力了。
缺乏創新氣魄的崛起
今天中國的崛起，至少到目前為止，並不像漢唐，而更像明（清）朝。既沒有漢那樣的制度創新，也沒有唐朝那樣的開放和文化崛起。唯一和前面三次崛起相同的，是經濟發展和隨之而來的軍事力量的增強。盡管經濟因為全球化而變得相當開放，文化基本上還處於閉關鎖國的狀態，在拒絕接受普世價值的同時，又沒有內部的文化創造力。
今天中國的崛起模式，有可能重復明朝的悲劇，即在國家真正崛起之前就開始衰落。明朝在體制和思想上的閉關鎖國，使得中國失去了成為一個海洋國家的機會。明朝是世界海洋世紀的開端。當時中國無論從國家還是社會，都比任何國家都具備成為海洋國家的能力。鄭和下西洋是國家能力的象徵，而在東南沿海「異常猖獗」的「海盜」，則是民間海洋能力的象徵。但沒有思想的創新和制度創新，王權庇護下的巨大既得利益，扼殺了中國通往海洋國家的道路。
文化崛起對一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的意義遠遠被低估。漢唐的崛起在於文化，其最終衰落也在於文化。如果文化不能崛起，必然對經濟甚至政治產生嚴重的制約。從內部來說，沒有思想的產生，就不會有制度上的創新，最終必然導致封閉和衰落。從外部來說，沒有思想的產生，就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文化和價值觀。如果光有經濟上的崛起和與之相關的軍事化，就會被視為是「霸道」和「威脅」，從而惡化國際關系環境。
文化沒有隨著經濟崛起，首要的因素是經濟和文化之間的關聯。盡管人們可以觀察到經濟和文化同時崛起的案例（漢唐），但也可以觀察到經濟崛起沒有導致文化崛起的案例（明朝）。經濟崛起和文化崛起並不存在必然關聯，兩者不是同一件事情。即使是沒有經濟上的崛起，同樣可以有文化上的崛起。無論中國還是西方，很多偉大的思想和文化創造，都是在極其貧困狀況下進行的。
文化崛起三個非經濟因素
文化創造和政府分權、文化開放、文化人獨立這三個非經濟因素更為相關。三個因素中存在其中一個，可以決定文化創造的出現。分權和開放導致文化的崛起，這是中國歷史的經驗。歷史上，每次分權狀態出現，尤其是皇權衰落的時候，文化倒是呈現出復興的情景。今天的人們並不希望通過國家政權衰落來獲得文化的崛起；相反，人們大多希望國家政權的強大。一個強大的國家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的支撐。但分權和文化崛起之間的關系，的確說明了國家政權什麼該管、什麼不該管的問題。
中央集權和文化衰落也沒有必然的聯系。明朝的集權模式導致了文化衰落；唐朝的集權模式則走向了文化崛起。為什麼？一是不同的集權模式，二是開放。明朝政權深入文化領域，國家政權掌控了文化，同時明朝又實行文化上的「閉關鎖國」。唐朝國家政權基本上不涉足文化領域，唐朝的文化領域是很典型的自治形式，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文化「市民社會」。同時，唐朝是一個開放的帝國，在文化全面向外開放的同時，能夠把外來的文化整合進自身的主體文化。
一個更為關鍵的因素就是文化人的獨立人格。如果人格是獨立的，沒有什麼因素，包括專制和貧窮，可以阻止文化的創造。俄國是典型的例子。無論是沙皇還是共產主義專制，都沒有阻止俄國知識分子的知識創造。俄國知識分子在專制下創造出輝煌的文學藝術、哲學思想。中國的文化人沒能在專制下進行文化創造，與文化人對政府的高度依賴有關。中國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西方稱之為「知識分子」的群體，即把思維創造作為終生職業的社會群體。
很顯然，要實現中國文化崛起，關鍵在於調整政治和文化的關系。政府從來就不是文化創造的主體。要政府來創造文化純屬烏托邦。這並不是說政府和文化創造沒有任何關系。恰恰相反。在中國的環境中，政府決定了文化創造的成敗：
第一是政府權力的邊界。唐朝的政府邊界沒有對文化創造造成巨大的阻力，但明朝和清朝的則扼殺了文化創造。今天中國的政府邊界不像唐朝而像明清。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權力涉足到文化領域的每一個角落。多年來，這些部門沒有實質性的改革，淪落成為一種簡單的控制機制。政治權力對文化領域的全覆蓋，也導致了文化領域的高度政治化和官僚化，使得最原始的文化創新基因完全不可能。
第二是政府的政策，政府支持什麼和反對什麼，都會對文化崛起產生深刻的影響。在國際層面，政府的政策在於開放還是封閉。開放導致唐朝文化的崛起，封閉導致明朝缺失文化崛起。中國的現象是，政府太多的資源被用於控制，太少的資源用於創新。即使投入創新的資源，也是政府認可的文化領域。但現實是，在任何社會，政府官僚很少懂得文化創新。
在中國最荒唐的現象是，政府對文化事業的支持經常走向反面，導致其所支持的文化事業的衰落。佛教領域是典型的例子。無論從政策上還是資源上，政府大力支持佛教的發展，結果導致了佛教內部的大面積的腐敗。文藝、文學等文化領域也同樣。其實，政府的支持使得這些領域不可避免的衰落，邏輯很簡單：一旦這些群體可以通過依附政府生存，他們就失去了進步的動力，結果必然是衰敗。其他國家也有政府支持文化事業，但一定是通過放權讓專業人士來做。這種放權的方法不見得會導致文化的崛起，但也不會導向衰落。在中國，政府也會放權，但目的往往不是文化本身，而是通過政治方法來達到政治目的。
政府和文化之間的關系，導致了雙輸局面。政府控制文化導致大部分人對政府高度依賴，結果便是文化的衰落。對那些想保持一些獨立性的文化人，要生存和發展，唯一的辦法就是和政府對抗，造就了另外一種與政府相對立的文化，也是一種過分政治化的文化。挑戰政治現狀成了這個群體文化創新的重要資源。很容易理解，這樣的文化創新（無論是宗教還是藝術和文學）在中國本身不被政府接受，還會經常受到排擠，而在西方則被人們所叫好，把此稱之為中國文化的崛起。如果從一個客觀立場來看，無論是政府自己所從事的文化創造，還是為了反政治現狀而從事的文化創造，都很難走向文化的崛起。
實際上，無論是政府方面的政治化，還是反政治現狀的政治化，都在最大限度上制約著中國的文化崛起。政治本來應當只是社會的很小一部分，社會大部分空間是非政治性的。即使是集權和專制，只要政治權力具有邊界，文化創造仍然具有巨大的創造空間。
毋庸置疑，如果中國要走唐朝崛起之路而避免明朝崛起之路，唯一的辦法就是進行文化體制改革，把文化從政治中解放出來，從官僚體制中解放出來，把文化人從政治官僚過程中解放出來。只有「把權力關在籠子里」，中國的文化才能崛起。

D. 文化建設與中國大國崛起

探究近代大國崛起的主要原因時，不應忽視文化因素。任何一個經濟上貧窮、政治上 分裂的國家都不可能崛起；同樣，任何一個充斥著文盲，文化貧乏、落後的國家，也不 可能崛起。文化是國家崛起、民族復興進程中的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是一個國家綜合 國力的具體體現。

近年國內學術界在論及近代以來大國崛起的主要原因時，論者主要涉及了以下五個方面的問題：(一)實現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創造政治穩定的局面；(二)全面發展經濟，奠定國家強盛的基礎；(三)放棄閉關自守，堅持對外開放；(四)重視改革，不斷創新； (五)抓住機遇，及時決策。毫無疑問，這都是十分必要、十分重要的。但是，當我們就上述問題進一步探究「為什麼」等歷史認識范疇中的價值判斷時，就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蘊涵在這一切背後、直接促成這些國家崛起厚重的文化因素。探討這個問題，這在今天「全球化」的歷史背景下尤其重要。因為獨立的、繁榮的民族文化，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同物質力量一樣，也是民族國家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基礎和前提之一，而且在特定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文化——精神力量有時甚至會發揮出比物質力量更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具體體現。任何一個經濟上貧窮、政治上分裂的國家都不可能崛起，發展壯大；同樣，任何一個充斥著文盲，文化貧乏、落後的國家，也不可能崛起，發展壯大。沿著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發展的軌跡探討這個問題，對於正在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來說，不僅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還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在中國歷史發展上，曾經出現過漢、唐王朝的輝煌盛世。這種輝煌盛世，又是和秦漢、隋唐時期的文化高漲直接聯系在一起的。這種現象並非中國所特有，而是人類歷史進程中具有普遍意義的世界歷史現象。因為文化是社會的內涵，作為價值體系，存在於社會關系、社會制度和社會行為之中。總之，文化是毋庸置疑的社會存在。對於這個問題，近代以來中國的思想家早有明確認識。例如，1919年秋李大釗在論及中國的未來時說：「我們的理想，是在創造一個『少年中國』」。「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國』是由物質和精神兩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國』，是靈肉一致的『少年中國』」。李大釗這里所說的「精神」，即是「文化」的同義詞，所以他認為這種「精神改造運動」是「文化運動 」的內容之一[1](pp.235-236)。這里，李大釗非常明確地指出了「精神」、「文化」 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特別是在社會改造中特殊的意義。1920年，梁啟超在《歷史上中華民國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遇》中，強調國民的能力決定一國事業的成敗，「一事業之完成，大非易易，故一國民在一時代間，往往僅能完成一種事業，或以一種事業為主，而其他為輔」。而「國民能力」的培育，則應克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用「世界史的眼光」汲取外來文化的有益內容。他說：「中國文化，本最富於世界性，今後若能吸收世界的文化以自榮衛，必將益擴其本能而增豐其內容，還以貢獻於世界，則二十世紀之中國國民，必在人類進化史上占重要之職役」[2](文集之三十六)。這里，梁啟超不僅看到了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而且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進而強調了汲取世界先進文化以豐富中國的傳統文化，使其能夠在中國社會發展中能夠發揮更加積極 的步進的作用。
美國人類學家A.L.克羅伯和K.科拉克洪在《文化：一個概念定義的考評》中，對100餘種文化的定義進行了分析和比較。他們認為：「文化存在於各種內隱的和外顯的模式之中，藉助符號的運用得以學習與傳播，並構成人類群體的特殊成就，這些成就包括他們製造的各種具體式樣，文化的基本要素是傳統(通過歷史衍生和由選擇得到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其中尤以價值觀最為重要」。英國人類學家K.B.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認為，「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廣義而言，是復雜生活的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個人作為社會成員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習慣」[3](p.56)。英國另一位人類學家B.K.馬林諾夫斯基，在對文化進行分類時，將「社會組織」、「精神文化」與「物質設備」及「語言」相並列。中國學術界把文化分成「廣義的文化」和「狹義的文化」。廣義的文化主要指人類創造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總和；狹義的文化主 要指觀念形態的精神產品，以及文學藝術和語言等等。
由以上不難看出，文化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在後天形成的。在形成過程中，它既表現為社會進步和發展的產物，同時也表現出它是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的力量。總之，文化是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要發展，不僅需要強大的經濟力量，而且還需要強大的文化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一個經濟崛起的大國，同時也是一個在文化上崛起的大國。「工業化是一項具有巨大歷史威力並不斷前進的過程。在此之前，從來沒有另一件百年才逢一次的大事如此改變地球的面貌及其居民的生活」[4](p.200)。工業化和工業時代的到來，不能脫離社會歷史發展的物質 基礎，同時也不能脫離社會歷史文化的積累。
如同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經濟力量不能自發形成一樣，文化力量也不能自發形成。因此，綜觀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發展進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國崛起中的文化建設，以及對文化力量的積極培育。和教育緊緊聯系在一起的「人才」的培養，應是文化建設的核心。清末啟蒙思想家嚴復在《原強修訂稿》中曾指出，達爾文、斯賓塞進化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如何自強。自強，並不僅僅表現為血氣體力或聰明智慮等方面，而是「德行仁義之強」。這里的關鍵是開發民力、民智和民德，「此三者，自強之本也」。在《救亡決論》中，他則進一步明確指出：一個民族的綜合素質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命運。如果科學技術再發達、經濟再強大，但是沒有人才，只有奴才，那遲早是要失敗的。
文化力量的培育離不開教育，或者說首先是教育。以美國為例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例如，美國早在殖民地時期，就已經表現出重視教育、發展教育的傳統，其源端是以古代希臘為源頭的歐洲傳統教育思想。馬薩諸塞殖民地在1642年、1647年、1648年連續通過教育法案。法案的中心內容就是發展普及教育，規定每50戶以上的鄉鎮，必須指定專人教兒童讀書寫字；每100戶以上的城鎮，必須建立一所學校。美國獨立之前，已經建立了哈佛學院(1636年)，這是美國第一所大學，此外還建有威廉·瑪麗學院(1693年)、耶魯學院(1701年)、新澤西學院(1746年，後改為普林斯頓大學)、英王學院(1754年，後改為哥倫比亞學院)、費城學院(1755年，今賓州大學)、布朗學院(1764年)、王後學院(1766年，後為拉特格斯學院)、達特矛斯學院(1769)等9所學院。英國著名的劍橋大學、牛津大學，是這些大學辦學的榜樣。由於「教育是人類所必須的」這一觀念根深蒂固，所以到美國內戰前，即已建有200多所大學。自開國總統華盛頓始，美國歷屆總統都十分重視發展教育，政府利用行政力量，積極推進教育改革，通過頒布一系列法律實現國民教育從中小學到大學的跨越式發展，因為這是和培養公民的「美國精神」，以適應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的要求密切聯系在一起的。19世紀70年代，即美國迅速崛起，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時，美國高等教育以哈佛大學為中心，實施教育改革，大學課程的設置一改遠離社會發展現實需求的狀況，開設經濟發展急需的新課程，同時開辦各種專門學院和研究生院，加快培養短缺人才。以研究生教育為主要 內容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就是在這時建立的。
高等教育的深刻變革和迅速發展，對於提升美國科學發展水平，具有決定性的意義。1 9世紀後半葉，電力已經得到廣泛採用。1851年，莫爾斯發明的電報系統開始應用於美國的鐵路線；1867年，貝爾發明了電話機；1886年，愛迪生製造了電燈，1877年又發明了留聲機；1892年，杜里雅兄弟成功製造了汽車；1903年，萊特兄弟試制飛機，飛行成功。1880年，美國工業總產值在全國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經超過了農業。1894年，美國的工業生產總值已經躍居世界首位，成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和美國在19世紀的 教育——文化建設的發展有直接的關系。
這種狀況並非美國所特有。自19世紀70年代到19世紀末，西歐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開始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在這個過程中，這些國家經濟上、軍事上展開了激烈競爭，甚至對抗。教育作為一種最直接的、影響最廣泛的文化力量普遍受到這些國家的重視，成為參與這些競爭和對抗的重要內容。1861年，英國哲學家、教育家斯賓塞在其代表作《教育論(智育、德育和體育)》中，從發展英國資本主義、維護英國資產階級在世界工業中的壟斷地位出發，闡釋自己的教育理論。他在回答「什麼知識最有價值」時，強調要教授「直接關系保全自己的知識」，進而才能為適應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做好「完全的准備」。「因為生命規律的知識比任何其他知識都重要；生命規律不只是一切身心過程的基礎，同時也間接是街頭屋內一切來往、一切貿易、一切政治、一切道德的基礎」。他還強調，為完滿的生活做准備是教育應盡的職責。同時將生物界的自然選擇原理用於 教育理論，成為斯賓塞「社會有機論」的組成部分。
自19世紀70年代始，西歐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頒布了義務免費教育法令，創辦公立的國民小學和職業學校，學生在學校不僅學習自然科學知識，而且還要學習公民、道德、歷史、地理、音樂等課程，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傳承和培育一代新人的民族精神。發展教育是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它和提高這些國家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有直接關系。直到20世紀初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帝國主義階段，這種狀況在本質上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如果一定說發生了哪些變化，則主要表現在這時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如國家加強對教育的控制，增加教育撥款，延長義務教育年限、發展「綜合學校」和職業教育，實施「繼續教育」和「終身教育」，創辦初級學院或社區學院、「開放大學」，以及改革學制，進行學科調整，大力提升理工學科在國民教育體系中的地位，開設有「使用價值」的課程，提倡「實科教育」等，教育和國家政治經濟生活有了進一步的聯系。特別在高等院校中，除了教學工作外，還承擔著繁重的前沿的科學研究的工作，而這些研究的成果，對國家政治、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有密切的關系。總之，教育和文化力量的 不斷增長，滿足了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要求。
二
文學藝術，作為一種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傳承民族文化精華、啟迪民族意識、培育民族精神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代以來，西歐主要國家民族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文學藝術起著重要的作用。這種民族主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歷史條件下，又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熔鑄在西歐國家的民族文化中，使這些文學藝術具有更加鮮明的民族性和時代性。文學藝術毫無疑問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反映，但是這種反映並非是簡單的、平面的折射，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在現實生活中十分復雜，我們不能只看到文學藝術只是時代的反映，而忽略了在一定的條件下，它們也在創造歷史，也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動力之一。民族的、獨立的文學藝術，同樣是一種強大的文化力量，在啟迪民族意識的覺醒，增強民族向心力、凝聚力，鼓舞民族鬥志等方面，文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人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文化是推動民族國家走上強國富兵之路的原 因之一，為什麼經濟上、軍事上的大國，往往也是文化上的大國。
18世紀末、19世紀初，作為文學運動或文學思潮的浪漫主義在西歐產生。這是西歐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使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建立了自己的統治，但是並沒有出現啟蒙學者所預言的「理性的國家和社會 」。資本主義為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開辟了現實的道路，但是赤貧化的勞動者卻日益增加。德國在政治上仍然處在分裂之中，還沒有實現民族的統一。浪漫主義是對17世紀以來的古典主義的反撥。古典主義是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時期的文藝理論或文化思潮，但是卻保留了濃厚的封建主義色彩。所謂「古典」的涵義是「典範」，即以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文藝思想為典範。如果說17世紀時的西歐政治、經濟的發展，孕育了古典主義，那麼，到了19世紀初，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就已經顯得過時了。
浪漫主義在19世紀初作為一種新的文化思潮，受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費希特和謝林的影響很大。康德、費希特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強調人的創造性和主觀能動作用；謝林的唯心主義哲學則強調人的精神的絕對性和完美性，他們或是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戰士；或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在德國古典哲學家的影響下，浪漫主義文化思潮同樣十分推崇人的獨創性和主觀能動作用。早在18世紀，啟蒙運動最早向古典主義提出挑戰。所謂 「啟蒙」，原來的含意是「照亮」和「啟迪」。啟蒙運動是強調要用近代的「理性光輝 」，沖破宗教神學對人的精神束縛，建立充滿了時代精神的「理性王國」。由此不難看出，啟蒙運動是浪漫主義先驅。從啟蒙運動到浪漫主義，都反映了發展中的資產階級的 政治理想和精神要求。
浪漫主義首先出現在德國。18、19世紀之交，弗·施萊格爾發表了《片斷》，強調藝術的主觀性，被認為是浪漫主義藝術理論的奠基之作。19世紀初，奧·施萊格爾發表了《關於文學和藝術的講稿》和《論戲劇藝術和文學》，較系統地闡述了浪漫主義藝術理論，影響頗大。英國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華茲華斯、拜倫、雪萊和濟慈等。華茲華斯的《抒情歌謠集》被認為是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宣言。雪萊在《詩辯》中，論述了文學和社會密切相連自古已然，強調文學的社會意義和教育功能。他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羅米休斯》和《自由頌》、《自由》等，在歐洲19世紀20年代民族解放運動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819年，他在《西風頌》中寫道：「如果冬天已經來臨，春天還會遙遠么」?他強調文學改造社會的作用，被恩格斯贊譽為「天才的預言家」[5](p.528)。繼德國、英國之後，法國浪漫主義大抵在19世紀初形成。斯達爾夫人在《論文學》中，嚴厲抨擊了矯揉造作的沙龍文學，在分析了文學發展和社會狀況之間的相互關系時，批判了古典主義理論。她十分關注文學藝術的民族性，以及民族文化的獨創性問題，提出「 用我們自己的感情來感動我們自己」，以文學為武器，發展民族文化，加強民族的凝聚力。積極浪漫主義的文化積淀存在於社會生活的每一個細胞中，「潤物細無聲」，無形 地，卻是強有力地影響著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命運。
浪漫主義雖然在各個國家的表現不一，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那就是文學藝術創作關注社會現實，使其作品具有鮮明的社會意義，有豐富的社會內容。這在法國浪漫主義藝術理論與實踐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例如，雨果等浪漫主義代表人物的作品，就表現出對復辟王朝嚴厲的批判，以及反對封建統治的思想傾向。雨果十分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他認為浪漫主義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它的積極作用不僅表現在文學的理論和實踐中，而且也體現在對社會歷史運動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上。雨果對社會歷史分期的認 識，和18世紀上半葉義大利歷史哲學家維科的認識十分相似。
維科在其代表作《新科學》中，認為人類的歷史經歷了神的時代——人類的童年時代、英雄時代——人類的青年時代和人的時代——人類的壯年、老年時代。「根據埃及人所說的他們以前已經經歷過的那三個時代，即神、英雄和人的先後銜接的三個時代。我們將看到諸民族都是按照這三個時代的劃分向前發展，根據每個民族所特有的因與果之間經常的不間斷的次第前進」[6](p.459)。只有「人的時代」才有權力的平等、經濟的昌盛和科學文化的繁榮，那是世界歷史發展的最高階段。雨果則認為，文學的發展和人類歷史的發展，是相一致的。原始時期是抒情性的；古代是史詩性的；近代是戲劇性的。雨果還進而解釋道：戲劇描寫人生，戲劇的人物是凡人，戲劇以真實來維持。如果說維科的歷史哲學是要建立一種「理想的永恆的歷史」，揭示人類歷史是一個有規律的過程，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鳴鑼開道，因而使其思想「有不少天才的閃光」[7](p.618)；雨果則認為古典主義在19世紀已經失去了它的積極意義，代之而起的是浪漫主義。在法國，它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法國大革命將法國歷史發展推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現代的法蘭西應該有現代法蘭西的民族文化。在雨果看來，高揚浪漫主義的旗幟， 是在發展法國大革命的積極成果。
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建設所產生的影響，是恆久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陶冶著一代又一代人的審美情趣，通過歌頌民族的偉大、宣揚民族的理想，培育著、滋養著一個國家或民族文化的成長，這是推動民族國家發展的一種無形的力量。觀念形態的文化作為一種民族精神的凝聚力，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近代以來，歐美資本主義 發展的歷史過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例如，19世紀是西方美術發展歷史的第三次高峰，足可以和古代希臘時期和文藝復興時期媲美。19世紀西方美術的中心在法國，就如同文藝復興的中心在義大利一樣，不是偶然的。強烈追求「共和制」的資產階級自然要以古代羅馬作為借鑒。19世紀的法國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繪畫藝術的主題不再是女性柔弱的胴體，而是剛毅、堅強、視死如歸的英雄。無論是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還是現實主義、新印象主義等等，都不同 程度地對法國大革命和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藝術家們將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對自由、平等、博愛的追求，與多種形式的藝術創作結合起來，向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發起攻擊，表現出上升時期資產階級的進步精神。這種精神也是推動法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力量之一。J.L.大衛不僅是法國著名的畫家，而且首先是革命家，他作為一名英勇的戰士，參加了法國大革命。他與雅各賓派的領袖人物羅伯斯比爾、馬拉等過從甚密。在其代表作《荷拉斯兄弟之誓》(1785年)通過對古代英雄勇敢無畏的獻身精神的歌頌，鼓舞著法國人民投身於推翻封建專制統治的斗爭。他另外的一些作品，如《球廳宣誓》、《布魯圖》等，也直接或間接和法國大革命息息相關。1793年，雅各賓派的領袖之一馬拉被暗殺，J.L.大衛立即趕繪了舉世聞名的《馬拉之死》，生動地再現了戰友馬拉被吉倫特派分子刺死的一幕歷史悲劇，嚴謹的寫實主義 手法使其成為世界美術珍品。
在諸多藝術領域中，可能最能夠激發人內在情感的，莫過於音樂。正如19世紀德國傑出的音樂家貝多芬所言：「音樂使人的精神爆出火花，音樂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學有更高的啟示」。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沒有音樂文化的繁榮，就難以有整體文化的發展。在近代歐洲音樂發展的歷史上，古典主義在貝多芬時代已經達到頂峰。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是一個新的時代——浪漫主義的開始。浪漫主義的音樂雖然在音樂的體裁形式以及創作和表現的手法上，有自己鮮明的特點，同時也具有整個歐洲浪漫主義文化思潮所共有的特徵，那就是關注民族文化的特點，強調個人主觀的感受，重視藝術家主體意識的闡釋。這一切同樣折射出上升時期資產階級的精神要求。貝多芬是一位有獨創精神和政治理想的音樂家。在著名的第九交響樂中，最後一個樂章以德國詩人席勒《歡樂頌》的部分內容作為歌詞。歌中唱道：「女神啊，在你的羽翼下，所有的人都將成為兄弟，人世上的歡樂都來自大自然的胸膛，……擁抱吧，千百萬人民!吻著整個世界」 。無論是交響樂，鋼琴曲、歌劇，還是合唱曲、歌曲等，都表現出貝多芬對資產階級革命的歌頌，以及他的革命熱情和革命理想。在19世紀的德國，貝多芬的音樂作為一種特定的文化標志，融入德意志的民族文化——「德意志精神」之中，成為不斷地推動著社 會歷史變革的因素之一。
三
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發展表明，歐美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都和這些國家的對外擴張有直接聯系。但是，這些擴張和這些國家民族的、進步文化的發展並沒有直接的聯系。誠然，文化的繁榮有力地推動了這些國家的發展，但是，在發展中是通過「擴張」，還是通過「和平」的方式崛起，主要是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決定的，而非文化的「 罪過」，何況，那些沉澱在民族文化中的優秀文化成果，不僅僅屬於某一個民族或國家，而是屬於整個進步人類。然而，也不排除盛行一時的反動文化會逆歷史潮流而動，為侵略擴張搖旗吶喊，甚至推波助瀾，不過在漫長的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這只是 旋起旋滅的浪花，畢竟不是主流。
近代西方國家崛起的過程中的擴張不僅表現在經濟上、軍事上，而且也表現在文化上。文化擴張既是經濟擴張的結果，也是經濟擴張的前提。近代西方大國崛起中的文化擴張，是不容忽視的事實。它們不僅有侵略擴張的行動，而且還有五花八門的理論。例如，19世紀末，美國海軍軍官、歷史學家馬漢著有《海上力量對1660—1783年歷史的影響》(1890年)、《海上力量對1793—1812年法國革命和帝國的影響》(1892年)、《美國現在和未來對海上力量的關心》(1897年)。在這些和其他的一些著作中，他強調軍事的和商業的海上力量，是一個國家建立海上霸權地位的主要因素。他提出制海權決定一個國家興衰的思想，對美國以及俄國、日本、德國等國家海軍的崛起，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1893年，美國歷史學家特納發表《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指出：「直到現在，一部美國史大部可以說是對大西部的拓殖史」，「美國的發展不只是一個單線的前進運動，而是一個在不斷前進的邊疆地帶上回復到原始狀況，同時在那個地區又出現新的發展運動」[8](p.270、273)。馬漢認為，美國這種從不停頓的擴張是「文明的擴張」 ，是「文明對野蠻的征服」。對中國，他曾狂妄地說：「日本加入歐洲文明系統充分顯示了它的優秀品質。為了普遍的利益，必須使中國對歐洲和美國的生活和思維方式開放，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針對「義和團運動」，他還顛倒黑白地說：「目前，共同遭受的不公正對待使各國為其榮譽不得不對中國的罪行採取切實的、步調一致的反擊行動 ，並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證。」[9](pp.1-2)
16—18世紀，可被認為是西歐對外擴張的第一個階段。葡萄牙人、西班牙等歐洲在古巴、牙買加、波多黎各、巴西、秘魯、墨西哥等地建立了殖民統治，並大批移民。殖民者建立了農場、牧場，將鐵制生產工具和牛、羊、馬等牲畜帶到美洲的同時，也帶進了西方的文化、語言和生活習俗。歐洲文化對美洲(包括歐洲人控制范圍以外的地區)的社會發展產生了十分廣泛的影響。這種影響至今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外，大體在這一時期，葡萄牙、英國、法國等歐洲人也進入非洲。到18世紀末，西歐列強已經完全在非洲建立起自己的統治。這不僅使歐洲的政治、經濟結構發生變化，而且社會文化結構也發生了變化。自18世紀中期以後到19世紀，歐洲工業革命使社會生產力急劇提高，英國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這是西歐對外擴張的一個新階段。在這一時期，西歐憑借著絕對的經濟、軍事優勢，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新的政治、經濟秩序，勾勒出新的政治藍圖。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逐步形成，西方列強同世界各個地區和國家的聯系越來 越密切了，包括文化在內的世界性的影響逐漸加強。
最近，新加坡國立大學王賡武教授著文分析「中國迎來第四次崛起」。他認為在此之前，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崛起。第一次是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3世紀；第二次是公元 7世紀唐朝的建立；第三次是1368年明朝建立。他認為當今中國第四次崛起有著全新的歷史背景，但是「目前中國的改革動力完全可以和2000多年前中國第一次統一的爆發力相提並論。今天的中國還讓人想起7世紀時中國的復興。那時的中國戰勝了外來入侵，吸收了外來思想，還向外國貿易和新技術打開了大門，為今天的中國創造了寶貴的文化遺產。與其如王賡武教授所言，中國迎來第四次崛起是「正在試圖創造一種新的文化」，不如說，中國從歷史與現實的實際出發，進行一種新的文化選擇。19世紀中葉，中國經濟、政治淪落，只有被迫的文化接受。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新的文化選擇將使中國在發展中，不僅保持國內社會發展和諧、穩定，而且始終同周邊國家和地區，以及 其他國家和地區，也保持良性互動。這是21世紀中國持續發展的保證。

E. 大國崛起 講述了那幾個國家

一共是九個國家。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美國、俄羅斯、日本、德國。

該片的歷史事實把握得比較准，在基礎上抓住了大國興衰的主題。該片從中國人的特殊視角探尋了九個大國崛起的經驗和教訓，為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必要的借鑒和參考。

該片的立意是高遠的、敘述是說理的，是一部難得的用影像資料、用電視人的語言說明了中國是世界中的中國，中國人應該具備世界和國際的眼光。該片的教育意義較為豐富，也引發了中國世界史學者們的思考。

(5)中國三次崛起是哪個國家擴展閱讀

劇情簡介：15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原先割裂的世界開始真正意義上地連成了一個整體，彼此隔膜的世界各國開始相互認識和了解，也展開了相互的競爭。在近現代以來的世界舞台上，有九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先後登場，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該片解讀了15世紀以來9個世界性大國崛起的歷史，探究其興盛背後的原因，分別詮釋了各大國500年的興起史，為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進一步尋找鏡鑒，意在「讓歷史照亮行程」 。

創作背景：200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了第九次集體學習，這次學習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學習的內容是：世界上9個主要國家自15世紀以來的興衰史。

此後，關於這段歷史的學習在其他各級黨政部門多次進行。基於這樣的社會背景，中央電視台製作了《大國崛起》，來解讀15世紀以來世界性大國崛起的歷史。

F. 三次崛起，分別是在哪年，具體的事件是什麼

歷史上中國有過三次崛起，最後都被一個國家給破壞。
第一次是明朝萬曆年間的援朝抗日戰爭，雖然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但消耗了明朝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正在崛起的經濟遭受挫折，軍事實力被削弱，為周邊外族的發展勢力提供了可乘之機，如潘州的楊應龍趁機發動叛亂、建州的女真迅速崛起，等等。使明王朝很快陷入全面政治經濟危機之中，在戰後不到50年終告滅亡。
第二次中日甲午戰爭，標志者中國的洋務運動失敗，中國邁向近代的路程生生被打斷。中國反而向日本「賠償」2.3億兩銀子，這筆巨款相當於日本當時7年的財政收入。中國的巨額賠款，為日本的崛起，輸入了強大的資金血液。等於依靠中國，再造了一個新的日本。也為後來日本多次覬覦中國提供了最好的戰爭動力。直到今天，在當年《馬關條約》談判的春帆樓旁，日本政府還立著這樣一塊碑，碑文上這樣寫道：今之國威之隆，實濫觴於甲午之役也。這場由日本挑起的海上戰爭，以一個讓全體中國人蒙羞的《馬關條約》作為終結，讓洋務運動的所有成果遭到否定。不變革沒有出路，變革成果又被日本所毀滅。古老的中國，由此錯過了一個富國強兵的大好時機。來自日本的威脅，從此像噩夢一般，給此後的中國屢屢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第三次，1931年開始的日本侵華戰爭，對中國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和財產損失，重創了整個國家體系。經過中國歷史學家多年研究考證、計算得出，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共3500多萬人，中國損失財產及戰爭消耗達5600餘億美元。
（資料摘自http://mt.sohu.com/20161018/n470549955.shtml）

G. 材料一中所說的中國的三次崛起分別指哪些時代

(1)秦漢；隋唐；元明清。(3分)

(2)美國(1分)。原因：在教育發展程度方面，美國高於英國；在重要發明和生產管理方面，美國領先於英國。(4分)

(3)世界市場形成(2分)。根本動力：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兩次工業革命(2分)。方式：國際貿易的發展；人口和資本的流通；殖民擴展和掠奪等(任二點，2分)

（4）資本主義世界與亞非拉國家之間的矛盾加劇，導致亞非拉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運動高漲；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矛盾和沖突加劇，形成軍事對抗和戰爭，國際關系日趨復雜和緊張。

H. 史上中國曾三次崛起，為什麼都被日本破壞了

挨著日本算倒血霉了，中國禁海閉關就是因為日本鬼子，如果太平洋上沒有這個小島，中國今天又是一番景象，閉關鎖國導致中國一下子就落後了，西方人也不仗義，連搶帶打一頓欺負中國😄

I. 中國的三次崛起是哪一件歷史事件

秦漢。隋唐；元明清 第一次：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3世紀，正值秦漢時期，前後持續了400多年。中國在國際上通用的英文名字「「「「China「「「「可能就來自於第一個統一了中國的秦朝。接下來，漢朝統治了很長時間，以至於從此之後有了「漢人"一說。在隨後的3個世紀里，漢朝的影響力波及到了朝鮮半島和東南亞的部分地區。第二次：公元7世紀，中國又一次實現了統一，這時正值中國歷史上的盛唐時期。
第三次就是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