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書院學記多少錢

❶ 古代四大書院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一般也稱北宋四大書院，宋代四大書院。是後人對宋代歷史悠久、影響廣大，或官方褒揚、朝廷賞賜，或名人主講，人才輩出，或規模較大，世人稱道的書院的例舉。「四大書院」的說法最早出現於南宋，起初是對北宋時期四大著名書院的稱謂。另外也有宋初四大書院和南宋四大書院的說法。對「四大書院」的說法歷來不一，除了四大書院，還有六大，八大之說。唯一受到各種說法公認的是位於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
最受公認的說法四大書院的說法是：
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
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
河南商丘城南的應天書院（睢陽書院）；
湖南衡陽的石鼓書院或河南嵩山南麓的嵩陽書院。
其他被列入的書院還有徂徠書院，麗澤書院，象山書院，茅山書院（又名金山書院），龍門書院。
天下四大書院（北宋四大書院，或宋代四大書院）說：
石鼓書院、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另一說，嵩陽書院取代石鼓書院。
1）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吳澄之推舉。
2）宋末馬端臨《文獻通考》中的《職官考》推舉。但在同一本書《學校考》中則用石鼓書院取代嵩陽書院。
3）1998年中國郵政發行郵票《中國古代書院》推舉。目前這是最受到公認的說法。
宋初四大書院說：
石鼓書院，金山書院，嶽麓書院，徂徠書院。此說法沒有爭議。
范成大《驂鸞錄》
南宋四大書院說：
麗澤書院，象山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此說法沒有爭議。
清代全祖望《鮚琦亭集外編》卷四十五。
天下六大書院說：
嵩陽書院，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附列石鼓書院，茅山書院。
1）南宋王應麟《玉海》推舉
2）清代全祖望贊同
北宋六大書院說：
石鼓書院，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茅山書院
中華民國時期盛朗西、陳登原《中國書院制度》
北宋八大書院說：
石鼓書院，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茅山書院，龍門書院，徂徠書院
南宋詩人范成大推舉
民國陳登原《國史舊聞》
北宋時期，皇帝對書院的欽賜匾額是書院地位非常重要的象徵。
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8年），宋太宗賜石鼓書院匾額和學田；至道三年（997年）五月，宋太宗頒書賜額太室書院（即嵩陽書院）；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頒書賜額應天書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頒書賜額嶽麓書院；北宋景佑三年（1035年），宋仁宗欽賜匾額石鼓書院。
另外，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宋太宗賜給白鹿洞書院國子監印製的儒家九經。嶽麓書院、石鼓書院等也數次獲得了皇帝的賜書。
以上各家所說，唯嶽麓書院為各說所共取。今天，上述各說中的其它書院都不再辦學，甚至有些遺址都已盪然無存，獨獨嶽麓書院仍然擔任著培養人才的重任。

❷ 中國古代書院對中國教育的影響

書院是中國歷史上的一種特殊的教育組織形式，它始於唐朝中期，最初書院是作為官方學術機構而被使用，主要是幫助皇帝了解經史典籍，舉薦賢才和提出某些建議。經唐末五代至宋朝真正形成制度，此後直至明清，逐步發展成以私人創建為主、聚書研修、講學授徒的獨特的教育組織形式。經過1000多年的發展，書院時興時廢，時盛時衰，但它作為一種制度，一種文化組織，在長期的教學實踐過程中對傳統的教育模式的繼承和發展，對我們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還是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的。
一、中國古代書院教育的特點
1.從其性質看，書院是官學和私學相結合的產物，它繼承了官學和私學的優良傳統，但又不完全是兩者中的任何一個。
首先，書院是一種由儒家士大夫創辦並主持的文化教育機構，因此書院是面向下層社會開放的，其生徒不受身份和地域的限制，具有濃厚的平民色彩，而官學，是以官家子弟作為教育對象，主要是面向上層社會的。所以，從書院的創辦、招收對象來看來，兩者是根本不同的。 其次，私學最早產生於春秋時代，為孔子所創辦。它和書院都是由民間集資創辦的，向下層社會開放。但另一方面，私學一般都處於一種自發性的狀態，沒有形成一套完備的教育體制，而書院則是一種有組織的，結構比較完備的教育體制。
因此，書院不是官學，但有一些官學成分，不是私學但借鑒了私學的某些做法。書院通過對兩者的揚棄，逐步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教育制度，並貫穿於它存在和發展的各個時期和各個方面。
2.從教育體系看，書院是一種多層次的綜合性的教育體系，包含了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並使二者得到較好的銜接。
教育層次單一是中國傳統教育體系存在的一個明顯缺陷，具體表現為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嚴重脫節。歷代王朝對兩者的態度截然不同，為了發展高等教育而壓制基礎教育，在這種情況下，基礎教育多是由民間自發創辦的，其作用和影響極其有限。 然而，基礎教育在整個社會文化發展和國民素質提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促進基礎教育的發展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書院也正是順應潮流而出現的。它打破了高等教育與基礎脫節的局面，形成了包括兩者在內的多層次的教育體系，從而進一步促進了教育事業的合理的發展，尤其是對基礎教育的重視，對打破學在官府的傳統教育觀念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意義。
3.從教育職能來看，書院將教育教學與學術研究緊密相連，二者相得益彰。教學注重發展學生個性，提倡教學相長
書院一開始是圖書的收藏之所，後來由於官方的學術機構向私立學術機構的轉變，教學職能明顯增長。隨著理學的廣泛傳播，書院成為了專門的學術研究中心，以後各朝代便一直保留此傳統，以教學和學術研究為中心。
書院教學的特色主要以學生的自主學習為主，教師的教授為輔，名師們根據自己的治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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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出許多讀書的原則、程序和方法，幫助學生提高學習效率。學生要做讀書日記，記錄自己學習的心得體會，並且要善於質疑，鼓勵爭辯。
同時書院實行自由講學，自由聽講，講論結合。在明代，形成了講學制度。在講會中強調平等論學，由此提高學問修養，到達互相學習提升的目的，這種師生之間互動的教學方法非常有助於學生個性的張揚與修煉，另一方面，講會制度也為學術交流提供了機會，使書院打破門戶之見，融各家之長，所以，胡適認為「我國書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國的大學研究院。」[1]
4.從管理上，書院採取的是一種民主性的管理模式，彰顯了一種「人性化」的精神 首先，作為書院組織管理者的山長，通常也是具有較高學術水平和教學經驗的專家或主講教師，脫離教學的管理人員比較少，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學術之間的交流。其次，從宋代書院開始，就實行學生自理自治並參與書院的管理和教學工作。
5.從師生關繫上來看，書院的教師與學生之間相處融洽，相互促進
融洽的師生關系是古代書院教育成績斐然的一個重要原因。書院的名師宿儒，不僅在學術上有所成就，為學生傳道、授業、解惑，而且能以自身的實際行動為學生樹立一種良好的學習榜樣。書院之所以能形成如此融洽的師生關系，根本原因在於古代書院大多採用的是同吃同住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書院教師言傳身教，對學生關懷備至，師生間情深意篤。這種良好的氛圍，既有利於教學活動的開展，又能夠發展學生的個性。朱熹就十分重視培養師生感情，他和學生相處融洽，生前深受學生的尊敬，謝世後，學生仍對他長久追念不忘，為了繼承師業，他的弟子們自建書院或執教於書院，廣招學生，以此繼承先生。 二、古代書院對我國當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啟示 1.開展多元化主體的辦學模式
教育的任務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質，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它還需要社會、企業、團體和個人等多方面的支持。民辦教育是完善的教育體系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之一，因此，在大力發展公辦教育的同時，我們應該積極扶持民辦教育的發展，繁榮教育文化事業，為公辦教育注入新的活力，提高整體的教育質量。
2.整合多層次的教育體系
長期以來，我國的基礎教育注重的是升學率，而高等教育關心的是優秀人才的選拔，從而使整個教育系統脫節。古代的書院制度對我國傳統教育體系中官學和私學，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分家格局的變革，給了當代高等教育一面明鏡。[2]從未來的發展趨勢來看，整合多層次的教育體系,做好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銜接與平衡發展是新時期教育發展的需要，是當代高等教育發展的前提。一是確立兩大教育系統統一的人才培養目標，二是銜接兩者的辦學理念育人觀念，把育人教育放在首位，三是科學地安排教育教學內容，高等教育要體現現代教育的發展規律，注重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關注學生的個體選擇和個性彰顯。 3.明確教學與科研之間的關系，使二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高等學校是實施高等教育的組織機構，教學和科研是現代大學的兩個基本職能。但是目前中國高校普遍存在「一個不爭的事實：重科研而輕教學」[3]教學成為高等學校活動的附庸，教學作為一種很難實證和測量的隱性的東西，往往被忽視，但教學永遠是學校工作的主旋律。正如紐曼所言：「假如大學的宗旨是科學上的發明和哲學上的發現，那麼我不明白，大學要學生做什麼。」[4]因此，我們應從書院的模式中有所啟發，明確兩者的關系。（1）必須把教學作為高校的中心活動，同時把科研置於重要地位。（2）高校應根據教師個性、年齡、學科的不同，對教師在教學與科研方面提出不同的要求，不搞一刀切。（3）應建立科學的教學與科研的評價機制，以此來影響學校的辦學與教師的行為。 4.實行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
書院的教學是以學生個人讀書鑽研為主，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針對學生學習的難點和疑點進行
講解。在科技迅速發展的今天，誰也不能再希望在自己的青年時代就形成足夠其一生享用的原始知識寶庫因為社會的迅速發展要求不斷地更新知識。[5]一個有創造性的教師應能幫助學生在自學的道路上迅速前進，教會怎樣迅速對付大量的信息，他更多地是一名向導和顧問，而不是機械傳遞知識的簡單工具。[6]書院對學生學習能力的培養與我們今天高校的學生自身能力培養的改革是一致的，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5.發揚自由、民主、開放式精神
書院的講會制度蘊涵看一種「兼容並包」的教育思想，高等教育作為社會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要保持自身的活力與朝氣，就必須對外開放，包括高等教育之間的開放，向社會開放，向國際開放，同時還應當對教育對象開放，使更多的人能夠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講會制度中的自由民主氣氛，對教授的教學過程也有借鑒意義。 6.努力建立新型的師生關系
近年來，高校中的師生關系出現了一種值得關注的現象，有的學生不夠尊敬老師，有的老師業缺乏對學生的關愛，甚至出現了「你教你的書，我上我的課」然而，教師在一所高校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在教學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學生思想品德的教育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高校應該努力建立一種新型的師生關系，具體表現在以下幾點：（1）師生協調一致，團體合作。（2）師生平等民主，教學相長。（3）尊師愛生，關系融洽。但是由於時間上的問題，在日常的課程教學中，師生之間互相交流的機會甚少，更談不上對每位學生的特點有所了解，發展學生的個性了。因此，一個有效的途徑就是像古代書院一樣多安排師生共處的機會，培養師生之間的感情。
7.採取一種人性化的管理方法
現行高校家長式的管理方法，嚴重地壓抑了學生主動性，創造性的發揮，不利於學生個性的發展。作為高級人才的培養場所，高校的管理工作應該以學生自我管理為主，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實行民主管理，通過選舉推薦一小部分學生作為學生代表參與學校的日常管理工作。同時參與學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老師也不能脫離教學實際，多融入實際的教學環節中去，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從而做出科學的決策。

❸ 用史料來說明中國古代書院教育的成功經驗

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和學術研究機構。一般為著名學者私人創建或主持的高等學府。從唐中葉至清末，它對中國古代教育、學術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都產生過重要的影響。 書院的名稱始於唐代,最初是官方修書校書和藏書的場所，如麗正修書院(後改名為集賢殿書院)建於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723)，書院主管人員的職責是「掌刊輯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兼作皇帝的侍讀，「以質史籍疑義」。此外，唐代有些私人讀書講學之所，也稱為書院，如：皇書院，在江西吉水縣，唐通判劉慶霖建以講學；松州書院，在福建漳州府，唐陳與士民講學處；義門書院，在江西德安縣，唐義門陳袞即居左建立,聚書千卷,以資學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學;梧桐書院,在江西奉新縣, 唐羅靜、羅簡講學之處。 書院盛於宋初。唐末五代時期，由於連年戰亂，官學廢弛，教育事業多賴私人講學維持，宋初的統治者仍在忙於軍事征討，無暇顧及興學設教，於是私人講學的書院遂得以進一步發展，形成影響極大、特點突出的教育組織。宋呂祖謙在《白鹿洞書院記》中說：「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宋初最著名的書院,除公認的白鹿洞嶽麓睢陽（應天府）、嵩陽之外，還有茅山、石鼓等。這些書院一般是由私人隱居讀書發展為置田建屋，聚書收徒，從事講學活動；設置地點多在山林僻靜處，後世認為這是受了佛教禪林精舍的影響。 [嶽麓書院——宋代四大書院之一] 北宋時期書院曾一度衰落，這是由於統治者為了更直接地控制教育，一方面大力興辦官學，一方面推重科舉。讀書士子就學門路增多，而且非經科舉，難得入仕之途,因而不願長守山林,對書院失去了興趣，以至「書院至崇寧末乃盡廢」。然而北宋的官學很快變成科舉的附庸,日漸腐敗,因此,南宋時期興辦書院之風再起南宋書院發達同理學的盛行有密切關系。書院成為研究和傳播理學的重要基地。朱熹對南宋書院的復興起了重要的作用，並對後世書院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他在淳熙六年(1179)守南康軍時,在廬山發現白鹿洞書院故址,申請興復，於次年告成。朱熹為書院確定了條規，對書院的宗旨，為學之序以及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作了系統而詳細的規定，名曰《白鹿洞書院學規》，後世書院大都仿此辦理，對中國封建社會教育事業的發展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白鹿洞書院——宋代四大書院之一] 元朝的書院，據稱「幾遍天下」，但受官方控制甚嚴，缺乏論辯爭鳴的氣氛。書院雖多，卻無書院講學的特點,幾乎與官學無大區別,這是書院官學化的開端。延至明初,依然如此。直到正德(1506～1521) 嘉靖(1522～1566)之際,書院講學論辯之風才又興盛起來。王守仁、湛若水和他們的弟子對明朝書院發展有重要的影響。王守仁講學，「流風所被，傾動朝野，於是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湛若水是著名學者陳獻章（白沙）的學生，他所到之處必建書院講學授徒40多年。這時的書院把學術研究和講學活動更緊密地結合起來，而且不同學派各標其宗旨，各講其主張，往往超出書院講壇的范圍，發展成為規模相當大的地區性的學術活動，形成獨具特色的書院「講會」制度。 東林書院是明末影響最大特點最為突出的書院據《無錫金匱縣志》載：「東林書院亦名龜山書院，在城東南隅,宋楊文靖(時)講學於此,後即其地為書院」「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及弟允成始構成之。憲成歿，高攀龍、葉茂才相繼主其事，榜其門曰東林書院」，「當憲成、攀龍講學時，……遠近名賢，同聲相應，天下學者，咸以東林為歸」。可知東林書院名聲之大。東林書院的重要特點是積極參與當時的政治活動，致力於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為此，它的名聲大振；但它也由此而遭到統治者的禁毀《明史·顧憲成傳》說: 「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末曾四毀書院：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上疏,指斥湛若水「倡其邪學，廣收無賴，私創書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吏部尚書許贊以「官學不修，別起書院，耗財擾民」為借口,「申毀天下書院」第三次是萬曆七年(1579)張居正為了整頓吏治、整頓教育,遂以書院多無實學,且「科斂民財」為理由，封閉全國書院。第四次就是天啟五年(1625)魏忠賢「拆毀天下書院，首及東林」。四毀書院的根本原因都是封建統治者加強思想控制的一項政治措施. 書院是我國封建社會非常特殊的教育機構和重要的教育組織形式，出現於唐末至五代時期，發展興盛於宋、元，延續到明、清，合官學和私學於一身，集講學、研究、藏書、議政為一體，在長期的教學實踐過程中，書院形成了許多具有科學內涵的教育思想，值得當代教育借鑒。首先肯定，教育是相當的重要，21世紀最缺的是什麼，當然是人才，人才怎麼來，靠教育，沒教育，我們的國家面臨的又將是以前的東亞病夫。。所以教育是相當重要的。這是書院教育對我國的影響，希望對你也有幫助。

❹ 中世紀大學與中國同時期的書院在組織管理上有何異同

我國書院制度與歐洲中世紀大學之比較
書院是我國封建社會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為中國教育史上與官學平行交叉發展的一種教育制度，它萌芽於唐末，鼎盛於宋元，普及於明清，改制於清末，是集教育、學術、藏書為一體的文化教育機構。它不是官學，但有官學成分，不是私學但又吸收私學長處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官學和私學相結合的產物。自書院出現以後，我國古代教育便發生了一個很大變化，即出現了官學、私學和書院相平行發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勢，直到清朝末年，它們之間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滲透與融合，促進了我國古代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繁榮。
（一）中國古代書院發展之軌跡
1、書院制度的起源
書院之名始於唐代，分官私兩類，但都不是聚徒講學的教育組織。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國家由強盛走向衰落，政治腐敗，民生凋敝，文教事業也受到嚴重沖擊，官學廢馳，禮義衰亡。於是一些宿學鴻儒受佛教禪林的啟發，紛紛到一些清靜、優美的名勝之地讀書治學。此後，歸隱山林、論道修身，聚徒講學之風逐漸興起。真正具有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至五代末期也基本形成，北宋初年才發展成為較完備的書院制度，成為中國傳統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2、書院制度的確立
到了宋代，國家重歸統一，社會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人民生活相對穩定，士心開始向學，由於統治者忙於拓疆守土，無暇顧及興學建校之事，只重科舉對現有人才的選拔和吸收，以滿足立國之初的一時之需。因此在建國近百年的時間里，官學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正是在此背景下，書院才以其強大的生命力獲得較大的發展，並確立了自己作為一種重要的教育組織形式的地位。宋代書院的發展軌跡，大致可分為三大階段：
1）宋初的勃興 宋立國後，暫時無力顧及振興官學，因而對著名私學採取「贖買」政策，始為官私聯營的學校模式出現。宋初的六大著名書院即為代表。
2）中期的消沉 北宋三次興學期間，官學空前興盛；且重在改革的實踐理性成為主流，純學術的研究日漸消沉，因而書院不彰，連著名的六大書院也破敗停辦或改為官學。
3）南宋的大盛 外族的入侵，內部的傾軋和科舉的腐敗，致使南宋的官學形同虛設。更由於朱熹等人對書院卓有成效的復辦和理學的流行，書院又日漸昌熾。
宋代書院普遍訂立了比較完備的條規，這是書院制度化的重要標志，其中朱熹親自擬訂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成為書院學規的典範。
3、書院制度的官學化
到了元代，統治者為緩和蒙漢民族的矛盾，籠絡漢族士心，對書院採取保護提倡的政策，同時也逐漸加以控制，使元代書院日益呈官學化趨勢。元政府還對書院的招生、考試、畢業後的出路等方面嚴格控制。元政府採取這些措施，逐漸使書院失去了其自由講學的特質，最後與官學無異。它賴以生存，飲譽於世的學術特色逐漸由淡化到消失，最後淪為科舉的附庸。
4、書院制度的勃興與毀禁
明代書院的發展「經歷了沉寂——勃興——禁毀的曲折道路」。
1）明初的沉寂
明初因政府重視發展官學，提倡科舉取士，使官學興極一時，書院備受冷落，近百年不興。
2）中期的復興
明中葉以後，因官學空疏，科舉腐化，書院教育由此復甦，嘉靖以後，發展到極盛。
3）後期的沉淪
由於書院研究學術特質的復歸，書院講學的政治色彩愈來愈濃，「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統治者深感「搖撼朝廷」。明代後期，當權者先後四次禁毀書院，嚴重地戕害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尤其是，「洞學科舉」的創設，使書院、官學、科舉逐漸融為一體。
5、書院特質的消失與改制
清初，統治者為壓制輿論，消除南明的復國情緒，對書院嚴加限制，但禁而不絕，不過這時的書院已經同官學沒有什麼區別，從元代開始的書院官學化傾向，到清代達到極致。清代書院學習的主要內容是八股文制藝，目的是參加科舉考試，獲取功名，完全喪失了書院原有的教學風格與學術研究的性質，其獨立性和自主性已所剩無幾。
鴉片戰爭之後，閉關鎖國百餘年的「天朝大國」的大門終於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所打破。在「師夷制夷」的洋務運動中，洋務學堂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改革舊式書院就成為大勢所趨。在此情形下，清政府終於採納了張之洞、劉坤一的建議，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下詔將各省城書院改為大學堂，各府書院改為中學堂，各州縣書院改為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至此書院制度走完了近千年的曲折歷程之後，最終匯入了近代學校教育的洪流之中。

（二）中國古代書院制度之評價
1、辦學特質
書院是介於私學與官學之間的一種特殊的教學組織形式，它具有「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徵。具體而論，其辦學特質可以歸納為：
1）官方的認可、扶助
2）注重藏書、讀書
3）自由講學，研討學術
書院是「三教」鼎立和兼容的產物之一，書院大多選址於名山大川、風景優美之地，與佛、道的影響不無聯系。
2、教學方式
1）講演辯論
中國書院十分重視學術講演，其形式有「升堂講說」、「學術會講」等。書院大師除了闡發自己的學術見解外，還十分重視不同學術觀點的論辯交流。明代後期的顧憲成、高攀龍就特別制訂了書院會講制度、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並訂有「會約」、「會規」，以道義相磋磨，學術相珍重。
2）自修問難
除學術講演外，書院教學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學生自修研究和質疑問難。書院藏書豐富，這為學生自由讀書和獨立鑽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認為，除集體講演外，書院的老師的職責就是指導學生自修讀書，強調讀書須有疑，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當請教大師，這就叫做「質疑問難」。朱熹創造的讀書六條（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3）研究探討
書院以學術探究和理智訓練為根本。無論是大師講演，還是學生自修，都十分明顯地體現了注重學術探討的研究精神。書院作為知識分子求知問學的精神家園，努力將學術研究與教育活動結合起來，他們一方面通過學術研究深化學理探討，促進教學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教學和學術研究培養人才，擴大學派影響。正是這樣交互遞進，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思想和學術的發展。
4、組織管理
在組織管理上、書院也與普遍學校有所不同：
1）管理機構精簡化
與私學一樣，書院只有一位明確的主持人。其名稱有洞主、山長、堂長、院長等，主持人往往是學派宗師，講學釋難為主要職責，而管理實為兼領。有些規模較大的書院，雖增設副講、管乾等職，但專職人員極為有限，往往由書院學生輪流分任，相較於官學，書院冗員極少，且有吸收學生參與管理的特點，或稱「高足弟子代管制」。
2）管理原則民主化
與普通私學一樣，書院師生均可來去自由，較少專制性的處罰。書院主持人的產生，多為公推，而非官委。有些書院曾明文規定。主持者「不稱職則更易」，還有「按季更易」的條例，不搞終身制。
3）管理方式學規化
由於書院的管理人員少，而師生又朝夕相處，所以制訂一套共同遵守的學規來進行自我約束，自我教育實屬必要。書院的學規大體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指出為學的方向；二是為學、修養和待人處事的准則、方法；三是規定犯過的懲治。
最負盛名的學規有：朱熹所訂《白鹿洞書院教條》和呂祖謙所訂《麗澤書院學規》。
(三)書院與官、私學之比較分析
由於書院具有「非官非私」和「既官既私」的特點，因而書院與官學相比，多有不同；與私學相較，也有所別。
1、與官學之比較
與官學相比，書院從以下幾個方面與官學多有不同：
1)從教師來看 官學的教師都是由朝廷任命，屬封建王朝的官吏；書院的教師則由地方聘請推薦，多為德才兼備的學者、士大夫，有的雖是朝廷命官，但作書院教師僅為兼職。
2)從學生來看 官學學生來源多為官宦子弟，等級性強，且需嚴格考試方能入學；書院的學生則來去自由，沒有等級尊卑之別，入學也無須什麼考試。
3)從教育內容來看 官學教授的內容多為朝廷核定的教材，內容較為固定、單一；書院教學內容取決於該書院的特點及山長，主講教師的所長，一般山長或主講教師的講授內容，決定於書院傳授知識及學術的主流，因而教學內容較為靈活、寬泛。
4)從教學組織形式來看 官學的教學比較呆板、單調；書院教學比較靈活、多種多樣。特別是書院的「講會」制度，成為書院的重要教學形式，這也是書院區別於官學的重要標志。
2、與私學之比較
書院自產生之日起，便與私學有天然的聯系，其共通點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它同私學一樣，是由民間集資創辦的，不屬官方之列，具有很強的獨立自主性；其二，同私學一樣，書院是向下層社會開放，面向鄉間的；其三，同私學一樣，書院是以平民子弟為培養和教育對象；其四，與私學一樣，書院主要是一種素質教育，不以科舉仕進為辦學目的。
在這些帶根本性的問題上，書院與私學有著不可分離的內在聯系，從一定意義上說，書院是從私學脫胎而來，但書院又不是一般的私學，這已不是對私學經驗的直接搬用，而是對私學進行了深刻的變革，是一種獨立於官學和私學兩大教育系統之外的另一種新的教育系統。
誠如前述，作為一般的私學，基本上都處於一種自發性的狀態，它還未形成一套長期穩定的完備的教育規則，具體表現為：其一，沒有固定的校舍和教育設施；其二，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其三，沒有專門的圖書藏所，更不具備印刷圖書、講義的條件；其四，沒有相應的教學計劃和規章制度；其五，是一種手工業式的辦學方式，因此不可能像官學那樣進行分班教學；其六，沒有任何形式的考核體系，缺乏強有力的教育管理制度，學校處於一種無組織的鬆散狀態等等。而書院則不同，它站在當時歷史的高度上，對官學和私學進行了全面的審視，並進而對這兩種教育制度進行了綜合與改造，從而形成了一種既非私學又非官學的獨具特色的教育組織形式。
書院與一般私學不大相同的是：
1)書院既有固定的校舍和教學設施，又有專門的圖書藏所，不僅校舍宏偉，而且藏書極為豐富，這是一般私學所難以達到的。
2)書院有固定的教育經費作保障，建立了類似於官學的以學田為中心的教育經費體系。書院獲取學田的渠道有二：一是民間捐獻，二是政府拔賜。這是書院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前提，這也是一般私學所不具備的。
3)書院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建立了類似於官學人員編制和崗位。每人根據自己的崗位職責，分別負責學生的授課、考核，生活和書院的經費、祭祀、保衛安全等。特別值得提及的是書院的學生也參與管理，如直接管理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的堂長、管幹、學長、齋長等，都由學生擔任。
除此之外，書院還制定了一系列獨有的頗具特色的教條、學規、學訓等，把得之於管理實踐的一系列經驗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這是書院走上了制度化的重要標志。
綜上所述，書院雖與私學有著天然聯系，但又與私學有別；它既與官學有質的區別，但又吸取了官學中的許多積極成分，與官學有一定聯系，書院正是在廣泛吸取了私學和官學的有益經驗基礎上進行成功的改造之後，才形成的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教育制度，它是中國生活發展緊密古代社會近千年來一種重要而特殊的教育組織形式，它在教育中所起的極其重要的作用，始終是官學和一般私學所不能達到，也是它們所不能取代的。
(四)書院與歐洲中世紀大學之比較
就在東方古國中國書院制度日趨成熟，空前興盛之時，在遙遠的西方世界也出現了一種新的教育機構—近代大學，就其產生的特點來說，歐洲中世紀大學與中國古代書院不無相同之處，但卻與書院有著明顯有別的歷史命運，為此，筆者將從文化的層面對兩者進行比較分析。文化在最普遍意義上是指人類社會區別於自然狀態的全部事物，通常可分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三個層次。就文化與書院和大學的關系而言，兩者主要受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的影響和制約。
1、制度文化
從制度文化層面來說，中國古代與歐洲中世紀相比，在政治體制和宗教勢力兩個方面大有差異。
1)政治體制
中國古代自秦以來建立的中央統治政權，其政治體制始終是高度集權。與中央封建集權保持一致就成為書院延續的必要條件，當書院的自由研究、論辨講學沒有觸犯統治階段利益和動搖其政治秩序時，或者中央政權無力顧及書院的越軌行為時，書院方顯自己本色；一旦書院的自由化程度超越了封建王朝的容忍的上限，等待書院的只能是或被禁毀或者屈從權勢而走上官學化的道路。中世紀的歐洲與中國同一時期的政治狀況不同，當時的歐洲可能更近似於我國春秋戰國諸侯分立的時代，許多民族國家和世俗政權並立，這才使大學的學術自由和辦學的自主成為可能；從歷史上看，歐洲中世紀大學較小受到世俗政權的干涉和干擾，中國書院卻很少有那麼幸運。
2)宗教勢力
中國文化素以非宗教化為榮，由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家演化而來的道教充其量僅是一種准宗教，外來的佛教也沒能發展到與王權抗衡的程度，世俗權威始終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這對書院的存在和發展既有利又有弊。前者表現為書院教學與研究與社會政治聯系，對於消除社會弊端，促進社會進步有益。後者主要表現在由於缺乏宗教文化的天職觀念，使書院難以抗拒世俗的功利誘惑，從而走上學而優則仕的老路，這必然影響到書院學術的范圍、質量和深度。
中世紀的歐洲宗教勢力強大，宗教對大學的影響遠遠大於世俗政權。這種影響也是利弊兼有，使中世紀大學的教學內容帶有濃厚蒙昧色彩，但宗教為論證教義的合理性而主張廣涉博覽各個學科的知識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知識，同時也陶冶了人們的敬業鑽研的職業情趣，鍛煉了人們的思維的嚴密性，從而為科學文化的發展積累了深厚的智力資源。
2、觀念文化
從觀念文化的角度看，中西文化差異更為巨大。筆者再從文化取向和學術自主這兩個方面，對書院和大學進行比較分析。
1)文化取向
文化取向問題在中西教學思想上表現得極為明顯，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在西方，主智主義可以說是貫穿西方教學價值觀思想歷史的一條主線，源遠流長，長期居於主導地位。在中國，倫理本位和極端實用主義備受尊崇，自然科學知識長期被正統教育所排斥，單純為政治服務，視學問為晉身之階，求仕成為求學的唯一目的。綜觀中國書院制度將近1000年的歷史中作為封建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注重人倫綱常之道的教育，把倫理道德當作人類生活決定性因素的價值取向，從而限制了實證科學的發展。儒家主張自省，而不主張向外探索宇宙的奧秘，反映在教育內容上就是教育與自然科學知識分離，教育內容排斥科學知識。中國書院雖然注重相互爭鳴的學術研究，但書院大師們在維護宗法封建社會這個根本問題上則是一致的。雖然它存在了近千年，但只有形式上數量上的變化，而無實質性的變革。中近代的落後與重德輕智的文化傳統不無關系。
中世紀大學的興起，是西歐社會開始走向繁榮昌盛在文化上的初步表現，中國世紀大學不僅為當時各領域的學者提供了活動的舞台，而且成為培育新一代學者的園地，學者們不僅擔負起保存文化，傳遞文化的責任，而且擔負起發展文化、創造文化的天職，雖然他們沒有沖破封建教會的控制，但在時代需要的推動下，他們注重理性思維能力的培養，科技文化知識的傳遞，這是對傳統基督教神學教育獨霸講壇的一大突破，客觀上為促進西方近代科技革命的興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學術自主
學術自主意味著學術要從政治懷抱中自由出來，只服從真理的標准，而不受外界的壓力。
中國封建社會政教合一，教育必須受政治權力的擺布，中國古代書院也如此，它始終未形成獨立的教育體制，學術無自主性，由於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利祿的引誘，喪失了書院淡泊名利，專志於學術研究，志在治學修身而不事科舉的初衷，最後逐漸官學化，成為科舉的附庸。當近代革命在歐洲發生時各國都從科技成果中獲得巨大的利益時，而中國的童生士子卻長年累月地蠕動在應試趕考的黃土路上，在考場上比試如何寫好八股文，如何代聖人立言。正因為書院缺乏學術自主性，在近千年的歷史進程中，時興時衰，時浮時沉，隨著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沒落，書院制度及其優秀傳統又被封建社會所埋沒。
中世紀大學享有較高程度的自治，大學可以拒絕來自外部的各類干預，並為獨立生存和自由研究爭取了一定的「特權」，這對科學研究和學術繁榮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客觀條件。學術自主，使中世紀大學為社會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學者，對西方文化進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大學不僅成為民族的靈魂，而且也是人類文明的一個文化淵源，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由於大學的產生和發展，才使西方文化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地積累、冶煉、更新和升華，構築起西方的現代文明的大廈和開放性的知識系統。也正是在這個進程中，西方的大學制度也不斷地完善，因而能夠從容自由地應付新的文化挑戰，歷久而不衰。
由此可見，相同的時間，相同的機構，卻由於不同的文化背景而造成不同的歷史命運，很是值得深思體味的。
古代中西方教育體制之比較

西方中世紀教育體制結構是多元化的，主要以教會、王權與世俗多元為主要特色。中國中世紀教育體制是一元化結構，以國家官府辦學為主導，私學作為附庸。在課程內容、思想價值、教育成果諸方面，都存在差異，最後西方突破教會的控制，轉向人文主義，大學逐漸成為當時自由思想的根據地，培養出一大批有獨立個性的文化人，促進了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而中國的教育體制始終徘徊在專制的陰影之下，主要培養了一批御用文人，無法走出傳統的怪圈。中世紀中西方教育體制對社會發展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在比較考察之中，給人耐人尋味的啟示，中國現代化進程需要從中找出許多歷史的教訓。

一、教育結構系統的考察
中世紀初期，基督教幾乎壟斷了當時的教育。6世紀起，基督教教育逐漸超出家庭的范圍而走向學校。主要有兩類：一是修道院附設的學校，二是由教會和政府主辦的學校。789年，查理大帝發布公告，要求各地教會設立學校，刪訂有關書籍，使教區內兒童學習。該公告被稱為「中世紀教育的第一個總綱」。之後，教會在各地辦起各類學校。
7-8世紀，西歐世俗教育逐漸興起，尤其在愛爾蘭和英格蘭較為發達。隨著西歐中世紀城市的興起，發展市民教育的城市學校應運而生。城市學校分二種：一是為上層市民即工商業經營者設立的學校，如文法學校之類，服務於自由市民的生活情趣和讀寫需要。二是為下層市民主要是手工業者子弟而設立的學校，如行會學校之類，以培養技術工人。世俗化的市民教育是中世紀後半期教育的重要方面，它為教育近代化打下了基礎。
文藝復興開始後，市民階級重新發現了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和古羅馬的法律科學為了與教會學校相抗衡，市民階級仿照古希臘的「學園」創辦了許多學院，講授和研習哲學、神學、醫學和法學，這種兼具教學和科研職能的機構後來發展成近代意義上的大學。11世紀後期，第1所大學是義大利的薩勒諾大學，其最初是一所醫科學校。其後義大利的波尼亞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等著名大學創辦。13世紀，各大城市紛紛創辦大學，教會也或參與創設。
大學最初是作為一種行會組織而被特許的，「大學」這個詞的原義是「融合為一」、「會社」、「協會」，最初的全名為「教師與學生的聯合」，即教師與學生組織的一種社會團體。其最初不過是私人間的一種結合，是一種學術研究的自由團體，後來才漸漸成為正式的教育機關。也是一個為學習服務的聯合體，如書販、信差、葯商、抄寫人，甚至旅店老闆，都可算是大學的成員。他們象其他行會一樣，組織起來保護自己的權益。許多大學成為一個自治的組織，對地方當局和教會都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也有一些大學為教會創設，如巴黎大學由巴黎聖母院的神學院發展而來。其管理模式也可分兩類：波尼亞大學的學生主體模式，由學生組成委員會，選出校長，制定章程，僱傭和監督教師，安排教學計劃。巴黎大學的教師主體模式，由教師組成行會，選出校長，制定章程，安排教學工作。14世紀後，學生與教師的組織開始聯合。
大學獨立自治的特權是通過不屈不撓的斗爭贏來的，歐洲所有古老的大學，沒有哪一所不曾經歷過相關的卓絕斗爭。如巴黎大學處在教會和世俗勢力雙重的夾擊下，其爭取自治的道路艱苦而漫長，甚至付出流血的代價。1231年，教皇格利哥里九世出面調停，這位法學家出身的教皇發布了有大學「獨立憲章」之稱的教諭令《知識之父》，確認了大學的法權自治，肯定了巴黎大學有教學、罷課、結社、授予學位等的自決權。這份由教皇親自授予的獨立憲章，使巴黎大學最終擺脫主教的控制而取得自治團體的法律地位，這一地位也得到國王的認可。此後，有關斗爭還時有發生，而獨立自治的傳統延續至今，巴黎大學成為法國的生命之樹，它吸收著歐洲各國最優秀的教師和最好的學生。
各大學在這幾個世紀中，雖然道路都頗為坎坷，它們既反抗教會，又要反對國王，但最終都擺脫教權與王權的控制，其在中世紀或可看成是與宗教、世俗權力並駕齊驅的文化力量，成為獨立自治、自由思想的根據地，作為西方文藝復興的搖藍，是西方教育現代化的先聲。
綜上所述，西方中世紀教育形成的是多元化結構，其中以教會、王權與世俗多元對立為主要特色。前期以教會辦學為主導，後期以城市世俗辦學為主導。大學在歐洲成為與教會和王權並駕齊驅的三大勢力。關於歐洲中世紀以來的權力格局，人們常以「上帝的事歸上帝，凱撒的事歸凱撒」的名句來描述。其實還可加上一句：「亞里士多德的事歸亞里士多德」。體現出其民間自主教育模式的智慧和力量。

中國於戰國、秦代開始設置博士制度（中央官學體制）。漢代太學的建立，以公元前124年漢武帝置博士弟子員為標志，從數十人增加到成帝時的三千人。隋在中央設國子監，總管國家各級各類官學。唐初大力發展官學體系，國子監下轄六學二館（弘文館、崇文館），並在太醫署下設醫學、禮部的祠部下設崇玄學、秘書外省下設小學。北宋經慶歷興學、熙豐興學、崇寧興學，官學體制進一步完備，太學擴建規模，更增加了武學、畫學等專科教育。明代建立相對獨立的教育行政管理體系，加強了對教育的控制。中央官學系統有兩京國子監、宗學，及武學、陰陽學、醫學等。清代因襲明代的中央官學體制，國子監有六堂二廳，並隸設算學、旗學、俄羅斯學、琉球學。宗人府隸設宗學、覺羅學。內務府隸設景山官學、咸安宮官學、回緬官學。此外，理藩院有唐古忒學，欽天監有天文學，太醫院有醫學，樂都有教坊司。中央官學教育體系已非常龐雜。
地方官府辦學，漢代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王莽執政時，要求按地方行政系統設置學校：郡設「學」，縣、道、邑設「校」，鄉設「庠」，聚設「序」，各配備經師1人。東漢前期地方教育相當昌盛。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制定出第一個地方郡國學制模式，規定了學校的規模與學官設置，教師與學生的錄用標准等，標志著中國古代地方官學教育制度規范的建立。隋唐地方官學有府學、州學、縣學。宋代設置諸路學官，以加強地方教育管理，經歷次興學運動，形成遍布全國各地的官學網路，其規模與數量超過漢、唐。明、清代地方官學更是遍布各地，重點突出。
春秋戰國時期私學雖一度興旺，但戰國後期法家改革開始取締。秦、漢至明、清，民間私學一般只相對官學起一些輔助性補充作用，以歷代私塾的蒙學教育最為典型。而漢代的私家學術傳授，主要補充當時官府地方教育的薄弱。魏晉南北朝時私學的消長與官學的盛衰對應，乃出於世道的動盪，而非私學真正的發展成長。唐代允許民間基層設立私學，也為補地方官學的不足。私人書院在北宋初期的興起與南宋的恢復，也是地方官學薄弱所致。宋末，書院開始受制於政府而開始官學化，元代官府進一步加強了對書院的控制，一些書院演變為地方官學，官府更新建許多書院，都成為國家科舉考試的附庸。明中葉至清初，私學書院再次勃興，原因是原有的官學體制不能有效地完成培養經世致用人材的任務，存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弊病，因而需要藉助私學書院這種形式。至乾嘉時期，其學風轉向訓詁考證方面。同時，我們從書院教育的主體內容、教育思想諸方面，可知道其並不能形成獨立的私學文化教育體系。
所以，中國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元化結構，以國家官府辦學為主導，私學書院為輔助的教育體系，為專制政治的強化服務。其特點是，表面上看也存在官學與私學的二元體制，然而實質上，私學始終是官學的附庸，民間辦學沒有產生突破的思想，更沒有與官學對抗的力量，私學並沒有自己的獨立性。從上述特點而言，中國的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種封閉式的一元化結構系統，且在千年的運作中沒有質的改變。

❺ 我國古代有什麼著名學校

有：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東林書院，休寧學府，黟縣學府，婺源縣學府，歙縣學府，徽州書院，石鼓書院，應天府書院，蓮池書院。

1、東林書院

東林書院創建於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是當時為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嫡傳高弟、知名學者楊時長期講學的地方。後廢。

明朝萬曆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由東林學者顧憲成等人重興修復並在此聚眾講學，他們倡導「讀書、講學、愛國」的精神，引起全國學者普遍響應，一時聲名大著。東林書院成為江南地區人文薈萃之區和議論國事的主要輿論中心。

2、徽州書院

徽州書院源遠流長。據廖騰煃《海陽紀略·瞻雲書院序》記載，「郡邑之有書院，自南唐始也」。宋元以來，徽州的書院出現非常發達的局面，成為全國書院最多的一個地區。明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御史張訥奏言：「天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

道光《徽州府志》卷三《營建志·學校》記載：「歙在山谷間，墾田蓋寡，處者以學，行者以商。學之地自府縣學外，多聚於書院。書院凡數十，以紫陽為大。」

婺源《董氏宗譜·鳳游山書屋記》記載說：「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由來尚矣。我郡邑曾建紫陽書院，以甄別取士。四鄉或間立書院，以講學、會文。」

3、石鼓書院

石鼓書院（Shigu Academy），位於湖南省中南重要城市衡陽市石鼓區石鼓山，是湖湘文化發源地和湖南第一勝地，始建於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迄今已有1200餘年歷史。

唐代處士李寬步李泌後塵奔南嶽而來，見石鼓山林木蔥郁，湘江、蒸水、耒水三江環繞，遂結廬讀書其上，創建中國古代最早的書院，是謂石鼓書院之始建。

宋太宗趙光義賜名「石鼓書院」。

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衡州人李士真拓展其院，作為衡州學者講學之所。

宋景祜二年（公元1035年），朝廷賜額「石鼓書院」，與應天書院、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並稱全國四大書院。

石鼓書院主要建築有武侯祠、李忠節公祠、大觀樓、七賢祠、敬業堂、合江亭。

1944年7月，石鼓書院在衡陽保衛戰中毀於日軍炮火。2006年，衡陽市人民政府恢復清代格局，重建石鼓書院。

4、應天府書院

應天府書院又稱應天書院、睢陽書院、南京書院、南都書院、南京國子監，位於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商丘古城南湖畔，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史載「州郡置學始於此」。

應天府書院前身為睢陽書院，是五代後晉時的商丘人楊愨所創辦。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改升應天書院為府學，稱為「應天府書院」，並正式賜額「應天府書院」。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升格為南京，成為宋朝的陪都，應天書院又稱為「南京書院」。慶歷三年（1043年），應天府書院改升為「南京國子監」，成為北宋最高學府，同時也成為中國古代書院中唯一一座升級為國子監的書院。

5、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位於江西省九江市廬山五老峰南麓，是世界文化景觀，享有「海內第一書院」之譽，被評為「中國四大書院之首」。

始建於南唐升元年間（公元940年），是中國首間完備的書院；南唐時建成「廬山國學」（又稱「白鹿國學」），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由中央政府於京城之外設立的國學。

宋代理學家朱熹出任知南康軍（今江西省九江市廬山市）時，重建書院，親自講學，確定了書院的辦學規條和宗旨，並奏請賜額及御書，名聲大振，成為宋末至清初數百年中國一個重要文化搖籃，是中國教育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

❻ 書院產生的歷史背景是怎樣的

唐末至五代期間，戰亂頻繁，官學衰敗，許多讀書人避居山林，遂模彷彿教禪林講經制度創立書院，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

書院是實施藏書、教學與研究三結合的高等教育機構。書院制度萌芽於唐，完備與宋，廢止於清，前後千餘年的歷史，對中國封建社會教育與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北宋時，以講學為主的書院日漸增多。南宋時隨理學的發展，書院逐漸成為學派活動的場所。宋代最著名的有四大書院：河南商丘的應天府書院、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

(6)中國歷代書院學記多少錢擴展閱讀：

對外交流

書院走向世界起始於明代。正統四年(1439)也即朝鮮世宗二十一年，朝鮮李氏王朝君臣借鑒中國宋代的書院制度發展其教育事業，實為書院輸出的重要標志。

書院是中國士人的文化組織，唐宋以來，它為中國的教育、學術、藏書、出版、建築等文化事業的發展，對民俗風情的培植、思維習慣及倫常概念的養成等都作出過重大貢獻。

而隨著中國文化的向外傳播，書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國外，為傳播中華文明，並促進這一文明與當地文化的結合，進而推進世界文明的向前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❼ 中國古代有哪些著名的書院進入書院的要求是什麼在什麼情況下才算畢業

書院之名始於唐代，分官私兩類。
唐代書院：張九宗書院、麗正修書院、集賢殿書院
宋代書院：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睢陽（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石鼓書院、茅山書院、象山書院
元代書院：大都書院
明代書院：徐階書院、陳獻章書院、王守仁書院、京都書院、蘇州書院、崇禎書院
清代書院：北平書院、天津書院、南京書院、荊州書院、福州書院、廣州書院
進入書院沒有什麼太嚴苛的要求。書院大多是自籌經費，建造校舍。教學採取自學、共同講習和教師指導相結合的形式進行，以自學為主。它的特點就是為了教育、培養人的學問和德性，而不是為了應試獲取功名。
先生認為學生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了，就算畢業。

❽ 中國古代的書院教育是怎麼樣的

古代書院的「一把手」不叫「院長」，多稱「山長」、「洞主」。這是因為古代書院多建在環境優美、景色宜人的山上，喜歡與道觀、寺廟為鄰。宋代以後，書院成了古代中國讀書人心目中的學術聖地。而成就書院這一崇高地位的，是其辦學理念。

書院與官學的辦學理念和模式完全不同，不設門戶，完全開放，講學自由。學生的培養目標不是政治精英，而是學術精英。書院刻意與官學保持一定的距離，教授保持獨立的學術品德，學生尊崇獨立的自學精神。

書院實行「山長負責制」，山長相當於如今的大學校長，雖然沒有行政級別，但山長有絕對的權力和權威，既是書院最高行政領導，也是首席教學主管和「學術帶頭人」。

山長始終把教學放在第一位，參與一線教學工作。如程顥、程頤、司馬光、范仲淹、朱熹、張栻等名儒大師，在主持書院日常教學時都是親自進課堂給學生授課。

日常教學中，山長授課一般放在每月的一、三、六、八日。書院一般每月有三次課試，從出題到評閱，均由山長負責。興辦於南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的建康（今南京）明道書院即規定：「每旬山長入堂，會集職事生員授講、簽講、覆講如規，三、八講經，一、六講史，並書於講簿。每月三課，上旬經疑，中旬史疑，下旬舉業。」

北宋教育家范仲淹當年在應天書院執教時就曾「勤勞恭謹，以身先之」，據《範文正公集·言行拾遺事錄》記載，范仲淹「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准以為法」。

給學生出試題作文，自己先做一篇，這樣能不受學生歡迎嗎？范仲淹由此名氣遠播，「四方從學者輻輳」。

書院招生不設門檻無戶籍限制

明代文昌書院學子「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業」
古代書院最大的特點之一是其平民教育情懷，即便如元明清時期好多書院改為「官辦」，這種情懷也沒有改變。

書院從誕生那天起，便向社會下層和民間士子開放。書院招生不設門檻，入學無戶籍限制，只要有志於學業的，不分貧富，不論地域，均可入學，即孔子所提倡的「有教無類」。如四川文昌書院的「招生簡章」（文昌書院記）中便有這樣的說法：「凡越雋生童，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業，按月觀課。捐廉獎賞，作育人材，大公無類。」

「大公無類」一直是書院的辦學准則，也是「有教無類」辦學理念的升華。雖然招生不設門檻，但入學要求還是有的，名氣較大的書院，因為報名的人多，「招生標准」也很嚴格，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質都相對較高。考核包括學業在內的綜合素質測試，光學習好還不行。如白鹿洞書院，一度要求入學者是舉人，朱熹的《招舉人入書院狀》可以為證。

古代書院的招生指標由各書院依辦學實力自定，人數從幾十到上百不等。除了招取測試成績優異的「正課生」，還會錄取稍次一些的「附課生」。附課生也寫作「副課生」。如清道光年間安徽阜陽的聚星書院，每年招生名額（學額）為生員正課20名，副課20名。

在招生上，老師說了算。如白鹿洞《洞學榜》擇生徒上即有這樣的規定，「自今凡奉公移來者，慎於所選，從游之後，洞師驗與可拒者則拒之，上司不必撓其權。其四方有志之士，聽其肄業。」

從中可見，如今天的官方推薦生、拿著領導人介紹信的照顧生是不受書院歡迎的。即便入學了，如果主管老師（洞師）測試後覺得不行，仍會將其辭退，領導（上司）不能幹涉。

書院辦學經費主要來自「學田」

元代明道書院每名學生每月給5貫「膏火錢」

古代辦書院的辦學經費除了「官助」之外，主要靠民間集資、捐獻和書院創收、自籌，其中「學田」收入是辦學經費的主要來源。每個書院都會盡可能地減輕學生的經濟負擔。很多時候，學生在書院讀書，不僅不要學費，而且「食宿費全包」。如文昌書院，學生便「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業」。另外該書院「更欲立書舍，給膏火，招徠來學，以廣栽培」。

所謂「膏火」，就是學生學習期間的花費，古人俗稱「養士費」。「膏火」原本為資助困難學生的，實際使用時已普遍散發，生徒都有份。或給錢兩，或給糧谷，或錢糧兼給。

「膏火錢」補助的高低歷代不一，不同書院之間也不同。以建康（今南京）明道書院為例，在元代至正年間，此時已改為官辦的書院，每名學生每月給零花錢5貫錢。5貫即5000文，當時書院的勤雜工每月工資才300文，做學生比打工還來錢呢。另外，每名學生每天還有口糧「米2升半」。

清道光年間，安徽阜陽聚星書院的正課生每名每月膏火錢1200文，副課生500文；童生正課1000文，副課500文。正副課生住院肄業者，每名每月另給小麥3斗。

有的書院因辦學經費有限，學生食宿費無法全包下來，也盡可能給學生提供免費伙食。一般來說，古代書院是沒有「考試費」、「材料費」等現代學校常見的學雜費的。

成績優秀可獲「獎賞錢」、「花紅錢」

清代蘄州書院考試前4名每人獎「膏火制錢二串文」

古代書院大多希望所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棟梁之才，所以對學生的要求極嚴。以作息時間來說，不分冬夏，每天早上五時頭鼓，五時半二鼓，六時三鼓上課。

為了使學生都能「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書院還設有獎勵制度。獎勵的形式很多，既有精神鼓勵，更有物質刺激，如月課獎賞，積分升級。還有相當於現代獎學金的所謂「獎賞錢」、「花紅錢」。

月課獎賞是依據每次考試的成績來定的，於考試之後兌現。如南宋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延平知府陳宓在南平城南九峰山麓，仿白鹿洞書院模式建造的延平書院，便設「獎賞錢」，書院規定每月三課，上中下旬分課本經、論、策不同內容，「課冊待索上看，佳者供賞」。

對學生予以獎賞，在清代的書院中似乎規定得最清楚，標准也較高，可能與清代書院「官學化」有直接關系，書院將膏火錢改成「獎金」發放，憑「獎票」領取。

清《蘄州志·學校》記載，同治年間湖北蘄州書院的獎勵標準是這樣的：生員參加相當於今教育局或考試院組織的考試（官課），每次取超等4名，每名膏火制錢二串文；特等12名，每名膏火制錢一串二百文。文童則每課取上卷8名，膏火制錢一串四百文；中卷20名，每名膏火制錢一串文。

除了書院應給膏火、花紅外，教育主管部門也會「酌給花紅」，以示鼓勵。

清代張之洞任湖北學政時，在湖北武昌所設的經心書院將考試時的優秀作文結集刊出，先後出版了《經心書院集》和《經心書院續集》。這種「榮譽獎勵」，比獎金帶給學生的刺激還大，還管用。

嶽麓書院內朱熹

書寫的「忠孝廉節」

獎懲分明試卷憑「浮票」領取

清代丹陽書院「抄寫雷同」「罰停膏火一月」

獎懲分明，是古代書院的基本學規之一。學生在書院不認真學習，不約束言行，也會受到嚴厲的懲處。清代湖北歸州丹陽書院規定：「學長稽查在院肄業生童，有不勤學勵行者，正言規勸；如其不從，稟明山長，加以懲罰」。

清代蘄州書院的學規中也明確要求：如果在山長課期生員超等曠課一次，扣錢六百文；特等曠課一次，扣錢四百文；文童上卷曠課一次，扣錢四百文，中卷曠課一次扣錢三百文，再曠遂加錄成文或雷同全數扣除。

學生在書院學習時的學業等級是動態的，實行「積分制」，有「升降級」。即使錄取時的優秀學生，即所謂「正課生」，如果曠課，平時考試成績不能保持在前列，也有可能被降為「附課生」。

清代均州南陽書院規定，以缺考的次數和考試的等級來確定升降，內課生如有一次不應課者，停止發放一月膏火；兩次不應課者，降作附課。正課一連三次不考，超特等者降作附課以內，附課連考三次超等者，可以升補為正課。降級的同時，其膏火錢也會降低標准發放，甚至不發。

古代書院考試紀律很嚴格，試卷憑「浮票」領取，並設編號。學生考試時出現作弊、抄襲等不誠信行為，都會受到懲罰。清代歸州丹陽書院規定：「抄寫雷同及不在院作文，並次日交卷者不列榜 ，初次不列榜，罰停膏火一月；再次不列榜，降作附課,冒名頂替者逐出住院。」

與現代教育理念一脈相承的是，古代書院同樣「德育」先於「智育」，當然，由於封建社會的局限，古代的「德育」大多是「忠、孝、廉、節」等內容。如果「缺德」，後果很嚴重，輕者重罰，重者開除。

❾ 古代書院教育的利弊

書院發展軌跡與其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
樊克政在《書院史話》一書中提到：「書院是中國歷史上的一種特殊教育組織形式。其別具一格的教學與組織管理等制度，萌芽於唐，形成於宋，廢改於清末，有長達千年以上的發展史。」
作者認為，書院制度之所以萌芽、形成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唐、宋時期的主要原因有：
從教育史的角度看，「促使書院產生並能得到發展的一個更為深層的原因則在於：自隋、唐以後，伴隨著科舉制度的創立與發展，官學逐漸淪為科舉的附庸，一些真心求學的土子勢必要在官學以外去尋找就學的場所，具有學校性質的書院正適應了這一客觀需要。」「書院的發展及其一整套制度的形成，又是同理學的興起與發展聯系在一起的。」由於「理學對於維護和加強封建統治的作用，在起初的一段時間里並不為封建統治者所認識，於是理學家們便只好以書院作為從事研究與傳播理學的重要基地，而這就勢必促進書院的發展及其制度的臻於成熟。」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書院對中華文明史的發展也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具體表現在：「書院促進了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發展。」「書院也促進了中國文學史的發展。」「書院促進了中國圖書事業史的發展。」「書院對促進中國教育史的發展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宋、元、明、清時的著名書院，一般都是當時各地的教育中心，對推進所在地區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與此同時，書院在其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在教學與組織管理等方面還積累了許多經驗，並形成了不少與官學迥然有別的特點，如把從事教學工作與進行學術研究結合起來，不同學派可以在同一書院中講學，注重對學生自學能力的培養，師生感情甚駕以及管理人員較少等。所有這些，不僅豐富了我國的教育遺產，而且也為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總之，宋代以後出現的書院教育的組織形式，它與官學、私學形成鼎足之勢，相互滲透，融合，有力地促進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書院在古代文化教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國古代書院制度》一書歸結為五個方面：
第一，……學術研究和教育教學相結合，是書院教學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
最早的書院是由官方藏書；校書和私人讀書治學發展為講書或講學的。……私人讀書治學，待學有所得，聞名遐邇，就有人前來問難求教，逐步發展為聚徒講學，……後來的書院差不多都是沿著學術研究與教育教學相結合的道路發展的。歷史上有名的書院，大多數都既是當時一方教育活動的中心，又是著名學者探討學術的勝地。……書院的創建者或主持人，大多是當時一方有名的學者，他們又多為書院的主講，這是書院的傳統……。
第二，書院允許不伺學派相互進行講學，建立了「講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百家爭鳴」的精神。盡管這種「爭鳴」還受到種種限制，但較之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一般學校教育卻自由得多。這是書院區別於一般學校的一個重要標志。……
第三，書院教學實行「門戶開放」的辦法，聽講者不受地域和學派的限制。一個書院有有名的學者在講學，其他書院的師生或遠地慕名而來的學子，都可以聽講、求教，而且受到熱情歡迎，並給予周到的安排照顧，打破了一般學校關門教學的風氣，有利於學術交流。
第四，書院的教學多採用問難論辯式；注意啟發學生的思維，培養自學能力，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這比一般學校只是先生講，學生聽，呆板、生硬的注入式教學優越得多。
書院教學一般是以學生個人讀書鑽研為主，重視對學生讀書的指導。許多名師都把指導學生自己讀書作為教學的重要任務，他們並將自己的洽學經驗概括為讀書的原則或程序，指導學生應讀什麼書，哪些先讀，哪些後讀，以及如何提高學習的效果等。……
學生讀書重在自己理解，教師針對學生的難點或疑點進行講解，所以書院教學中十分強調學生讀書要善於提出疑難，鼓勵學生問難論辯。早在唐代朱弼在任廬山國學主講時，就提倡學生質疑問難，然後再詳加剖析。朱熹特別重視學生提出的疑難。他認為讀書須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漸漸解，以致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他在白鹿洞書院時，常常親自與學生質疑問難。呂祖謙在麗澤書院講學時，提出求學貴創造，要自己獨立研究，各闢門徑；超出習俗的見解而有新的發明。他說：「今之為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為之，皆不出於窯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
書院特別強調學生要作讀書：日記。……
第五，書院內師生關系比較融洽，師生之間的感情相當深厚。中國數育素有尊師愛生的優良傳統，這是在長期的私人教學中形成的。書院制度始於私人教學，以後也多屬私人教學的性質，主講書院的名師熱心教席，慕名來學的生徒能虛心求教，所以尊師愛生的優良傳統在書院中也就體現得更為充分。
從事書院教學的名師，由於學識淵博，品德過人，所以能贏得學生的尊敬，此外他們能夠獻身教席，熱心育人，更使其受到學生的愛戴。當然，建立融洽的師生關系，學生還必須能夠虛心求教，立志成人。但是主導方面還在教師。這是書院教學的名師為我們提供的寶貴的啟示。
我以為，其中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第四、五兩點。
賴功敏在《書院教育的「對話」精神及其對人格形成的影響》一文中提出：
「中國書院教育有著一個重要的內在精神即『對話』。這種對話具有自然特性，對人格形成實為一種重要的力量；它的實質在於通過對話達到一種真正的人性的覺悟。它充分體現了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對道德理想與知識獨立的追求。正是通過對話這種生動而有活力的形式和過程，教育的陶冶力量才自然而然地生發出來並滲透到心靈的深處，從而最大限度地調動人的潛在特質，使完善人格的形成成為可能。」

❿ 中國古代書院各有哪些特色傳承下來了嗎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嶽麓書院

嶽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間，隱存著一座雅緻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門前懸掛有一副楹聯，上曰「惟楚有才，於斯為盛」。這就是北宋開寶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辦學的基礎上，正式創立的嶽麓書院。

這塊令湖南人驕傲了幾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會覺得太過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會默然承認，這座靜靜的庭院實在是有這樣的資本。單就清季以來，書院便培養出17000餘名學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唐才常、沈藎、楊昌濟、程潛等，那一個不是一等一的傑出人物？

·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白鹿洞書院

唐貞元年間，洛陽人李渤與其兄李涉在此隱居讀書，養一白鹿自娛。此鹿通人性，常跟隨左右，且能跋涉數十里到星子縣城將主人要買的書、紙、筆、墨等如數購回，故時人稱李渤為白鹿先生，其所居為白鹿洞。後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讀書台舊址創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辦起學校，稱「廬山國學」，也就是白鹿洞書院的前身。

白鹿洞書院最盛時，有360餘間建築，屢經興廢，今尚存禮聖殿、御書閣、朱子祠等。書院內，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樓閣，古樸典雅；佳花名木，姿態各異；碑額詩聯，比比皆是。這充分體現了古書院攻讀經史、求索問道、賦詩作聯、舞文弄墨的特色。

·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嵩陽書院

嵩陽書院，原名嵩陽寺，位於河南省登封市區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極峰，面對雙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陽而得名。嵩陽書院是中國古代著名高等學府，在歷史上以理學著稱於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學大師程顥、程頤在此聚眾講學，使書院名聲大振。北宋名儒司馬光、范仲淹、韓維、李剛、朱熹、呂晦等也曾在此講學。嵩陽書院一直是重要的儒學傳播聖地。

嵩陽書院在古代並不是單純的指一個院落而言,而是由一個主體院落和周圍多個單體建築群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較廣闊。大至而言，除今天我們看到的嵩陽書院建築外，屬於書院的建築物，比較有名的還有位於嵩陽書院東北逍遙谷疊石溪中的天光雲影亭、觀瀾亭、川上亭和位於太室山虎頭峰西麓的嵩陽書院別墅－君子亭；書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嶺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築。

·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應天書院

應天書院的前身是後晉時楊愨所辦的私學，北宋政權開科取士，應天書院人才輩出，百餘名學子在科舉中及第的竟多達五六十人。l009年，宋真宗正式將該書院賜額為「應天府書院」。宋仁宗時，又於l043年將應天書院這一府學改為南京國子監，使之成為北宋的最高學府之一。後該書院在應天知府、著名文學家晏殊等人的支持下，得到很大擴展。著名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師在此任教，顯盛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