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包身工 歷史的陳跡
讓「包身工」永遠成為歷史「陳跡」
「我好累……」5月30日深夜，廣州市海珠區一家服裝廠35歲的女工甘紅英死在出租屋。醫生註明：死亡原因是猝死。此前，從5月27日到30日，工廠為了趕活，甘紅英每天都是從早上工作到次日凌晨。四天工作時間達54小時25分鍾，累計加班逾22小時。她生前常提到自己「想好好睡上一覺」。甘紅英原是四川一名女教師，因幼兒園
停辦南下打工。(6月2日《南方都市報》)
1936年夏，劇作家夏衍發表了他一生唯一的報告文學《包身工》，小時候我在語文課本上讀過，對吃人的包身工制度深惡痛絕。今讀甘紅英之死，越讀越象讀一篇新版《包身工》。包身工們在日本人辦的工廠「三井系」里，「生活如豬玀」，宿舍是「七尺闊，十二尺深」，平均居住面積0.6個平方，甘紅英的宿舍寬敞些，但「房間外側臨近臭水溝，異味很大，屋裡骯臟雜亂，連一盞燈都沒有」；包身工4點1刻起床，5點上工，中餐及午休一小時，下午6點收工，每天12小時強勞動，甘紅英連續三天工作都超過了14小時，最後一天「堅持不住了」，是10小時20分鍾；包身工面臨「毆打、罰工錢、停生意」三大危險，「甘紅英們」被打的危險基本可以排除，但扣工資、開除還是家常便飯；包身工「生死疾病，一聽由命」，甘紅英的生命權也沒有多少保障，以至於勞累死。唯一不同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和國度，有強大的政府和公正的司法為累死的甘紅英討「說法」，有如我一樣疾惡如仇的時評作者為她鼓與呼。
就在昨天的《南方都市報》上，也有一個員工勞累死的報道：深圳華為公司25歲的四川員工因長期加班，勞累過度死亡。這種「巧合」，似乎告訴我們還有多少私企的員工在過度透支自己的生命。也許有人說，他們是為了生存，多掙工資。可報道分明告訴我，3、4兩個月，除去伙食費，甘紅英凈收入1700元，月工資只有850元。在私企打工，你不按工廠的「紀律」加班，老闆一罰款，你是所得無幾的。
一個月前的「五一」節期間，媒體報道了各地的勞動保障部門紛紛提醒勞動者莫忘加班費，要維權等等。今天的《信息日報》就有一條工人維權的新聞――《10名工人拒絕超時加班，被指煽動「罷工」遭解僱》，看標題，就知道結果了。夏衍筆下的包身工是「替帶工賺錢的機器」，今天個別企業的個別老闆又何嘗不是把工人當作廉價的機器？《勞動保障法》在許多工廠是不管用的。不知勞動保障部門有沒有辦法對付這些黑心的企業？
1959年，夏衍先生在《從「包身工」引起的回憶》中寫道：「對現在的年青工人來說，大概這些都已經是歷史上的『陳跡』了，在那個悲慘的時代，今天的青年人還沒有出世。那麼，我想，回頭來知道一點過去的事情，應該更深刻地感到作為一個毛澤東時代工人的幸福。」「想好好睡上一覺」的甘紅英終於永遠的睡去了，已經作古的夏衍先生假如在另一個世界采訪甘紅英，知道距上海的包身工70年之後，還有少數「陳跡」在廣東出現，恐怕又會拿起筆來的。我堅信：在今天的社會制度下，想靠「包身工」發財的老闆終究會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制裁！我們有能力讓包身工永遠成為歷史的「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