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求詳細介紹，關於19世紀的英國，社會現狀、生活生產之類的。要詳細啊。
18世紀下半葉,英國長期以來的技術革新出現飛躍,掀起了工業革命,從生產技術到生產方式,都開始發生質的變化。伴隨著生產方式與生產能力的巨大進步,人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增長。英國全國人口1801年有l 574萬人,1831年有2 415萬人,1851年有2 739萬人。從1801年到1851年間,全國人口每10年的增長率依次為14.0%、18.1%、15.8%、14.3%和12.6%。而同期城市/城鎮增長率分別達到23.7%、29.1%、28.0%、25.O%和25.9%。城鎮人口增長率大大高於全國人口增長率平均數,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大量人口向城鎮/市集中,無疑給城鎮/市的住房產生了巨大的壓力。英格蘭西北部的一些城市增長特別神速。1820—1830年,利茲、曼徹斯特、設菲爾德以及伯明翰的人口增長率達40%以上。外來移民也增添新的壓力,僅僅1848年的愛爾蘭飢饉,就給倫敦輸送了lO萬個無立錐之地的窮人。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長導致城市地價的急劇上漲,城市人口開始向郊區遷移,隨之,郊區按既存的階級結構重組:中上層階級遷移到西區。而工人階級集中在東區,居住在過於擁擠和惡劣的環境中。這樣在城市裡,從中世紀以來形成的居住模式逐漸被打破,形成了許多新興的富人區,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貧民聚居區。
19世紀英國城市裡存在工人住宅區、或稱貧民窟,應該是有目共睹的現象。所謂貧民區,有一個通用的稱呼叫貧民窟——,在19世紀中葉為當時人稱為「烏鴉窩」(rookeries)。這樣的貧民窟在幾乎每一個城市都以不同的模式表現出來,無論是像倫敦這樣的古老首都,還是像曼徹斯特這樣的新興工業城市。在倫敦的聖·吉爾斯(st Giles)、塞夫頓山(Saffmn Hill)、蘭特克立夫路(RatcliffeHighway)、雅克布島(Jaeob's Island)、伯立克街(Berwick Street)和派爾街(Pye Street,威斯敏斯特)、「直布羅陀」(Gibraltar);在曼徹斯特的牛津路(Oxford Road)、小愛爾蘭(Little Ireland)、議會街(Parliament Street);在利茲的靴鞋場(Boot-and-ShoeYard);在諾丁漢的長屋(Long Row)背後的陋街(shambles);在德蘭(1Xldlam)、紐卡斯爾(Neweas,tle)、蓋茨海德(Gateshead)和伯納德斯爾(BamardCastle),每個城市幾乎都有形形色色的貧民窟聚集區。
『貳』 19世紀末英國人的生活
英國的歷史發展，不但和東歐的俄國等國有顯著區別，而且和歐洲大陸的西歐諸國也不完全相同。自從17世紀革命以後，英國進入了近代歷史時期，它不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迅速走到了歐洲以及世界各國的前面。
本來在古代時期，英國這個大西洋中的蕞爾小島，未受到人們的重視；在古代人所繪制的世界地圖上，英國被置於地球邊緣的天涯海角。當時，歐洲大陸的人，隔著英吉利海峽，只隱隱約約見到不列顛島岸邊霧茫茫中的灰白色山崖，故稱之為「阿爾比昂」。直到中世紀時，歐洲大陸的一些人還以鄙夷的眼光來看待它。1414年在黑海岸邊康斯坦召開的一次天主教國際會議上，法、德、西班牙等國的代表認為，英國不過是象丹麥、葡萄牙一樣的小國家，它的代表不能與其他大國代表平起平坐，不應享有表決權。
但是到了近代，英國一躍而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強國。靠了日益富強的國力和強大的海軍，它先後在16、17世紀擊敗了西班牙、荷蘭、法國，成為了所向無敵的海上霸主。以後，它又將殖民主義的觸角，伸向世界的各個角落，逐步建起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日不落」殖民帝國；凡陽光一天24小時照耀之處，都可看到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旗幟在飄揚。這時，英國近代歷史成了整個世界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和世界上別的國家、民族一樣，英國歷史也具有其獨特的特徵。特徵之一是它的長期而持久的議會傳統。早在中世紀，英國議會就已經存在。到了19世紀，議會作為領導革命的核心力量，發動了推翻君主專制的斗爭；將國王送上了斷頭台；建立了沒有國王、上議院的共和國。這次革命是在歐洲封建制度發生危機的環境下產生的，它又反過來，對整個歐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雖然後來斯圖亞特王朝又復辟了，但王黨分子企圖將歷史車輪扭轉到革命前的企圖遭到了失敗。經過二、三十年代反復斗爭，斯圖亞特王朝再度被推翻；1688年「光榮革命」後，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和議會制建立並逐漸鞏固了起來。這是當時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體制；比起歐洲大陸和東方各國的君主專制來，具有巨大的進步性。在君主專制的國度里，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社會各階層人民都在專制君主的枷鎖下，忍受熬煎。法國的路易十四，自稱「朕即國家」，把國家和他個人等同起來。那些匍匐於他足下的臣僚，阿諛的稱他為「太陽王」；「太陽王」在他的凡爾賽宮，「把每個人都壓制到卑屈服從的地位；他鄙視每個到他宮廷的人。那些公務人員，都不敢以他稍有異議。他還用心計，使每個貴族都唯唯諾諾，不敢表露個性，而只廝混於奴顏婢膝的眾人之中。」⑴在豪華奢靡的凡爾賽宮的陰影之下，有多少人在專制暴政的重軛下，過著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那個著名的巴士底獄「鐵面人」的事跡，只是出於伏爾泰的揭露才為世人所知，實際上遠比這一事件更為凄慘的事又有多少！在沙皇專制農奴制「黑暗王國」的歷代沙皇統治之下，俄國千千萬萬的農奴更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葉卡特林娜二世曾先後把約80萬農民賞賜給她的寵臣作農奴。農奴主可以任意對這些農奴加以虐待、買賣。在當時俄國的兩家報紙《莫斯科新聞》和《聖彼得堡新聞》上經常登載著把農奴和跑馬、獵犬一起出售的廣告。⑵在這些暴君的嚴密控制之下，人們在公開場合，只能聽到對「太陽王」和「仁慈沙皇」的歌功頌德，但實際上，受壓迫的千萬人民，卻對殘害人民的獨夫、民賊懷著刻骨仇恨。拉季舍夫在1990年出版的書中揭露，在俄國，農民過的是「帶枷的罪犯的命運，被囚於地牢的囚徒的命運；是軛下牛馬的命運。」他認為沙皇是「一切兇手中最兇殘的兇手；一切罪犯中最嚴重的罪犯。」一死還不足以償其辜，他應該「死一百次」。⑶
和上述這些國家比較起來，英國在近代時期，具有較大的政治民主、言論自由，和寬松的社會環境。19世紀革命時，擺脫了專制桎梏的人民，意氣風發，發揮出巨大的創造性。彌爾頓形容當時人民熱情蓬勃的精神說：「我好像看到一個高傲強大的民族，像是從沉睡中醒來的巨人，搖撼著他那沉重的枷鎖，奮然站立了起來！」⑷在言論自由的環境下，人們的創造性充分發揮了出來，紛紛著書立說，發表自己的各種見解。各種出版物和小冊子象雨後春筍般的大量涌現；僅1645年一年，英國就出版了722種出版物。⑸後來，在復辟王朝被推翻了之後，1695年，英國正式廢除了書報檢查制度。學術界和文學藝術界人士，得以充分發揮其聰明才智。一批批自然科學家、哲學社會科學家和文學家，象璀璨的群星一般，出現在知識領域，光耀奪目。
英國在政治上的相對民主、自由，不但為本國人民發揮其創造性，提供了條件，而且也為在專制暴政迫害下的進步人士提供了避難所。當法國掀起宗教迫害的浪潮時，數萬名胡格諾教徒逃亡到英國。後來，在流亡到英國的大批人中，包括馬克思、赫爾岑、奧加遼夫等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他重要著作，都是在英國出版的，赫爾岑在英國創辦了「自由俄羅斯印刷所」，出版了「北極星」、「鍾聲」雜志，發表革命民主主義的文章，揭露和批判俄國的專制、農奴制。1864年，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也是在倫敦成立的。
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和議會制，成了封建專制國家先進人士嚮往的榜樣，18世紀法國的啟蒙學者孟德斯鳩等人，對英國的政治制度倍加稱道；19世紀末，中國的維新運動興起的時候，維新派人士把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和議會製作為效法的榜樣。
英國歷史發展中的另一個特點是，從中世紀以來，它的軍事官僚國家機器就比較薄弱。19世紀初，英國全國領薪金的專職官員不過二三萬人；其中還有許多是國王的家僕。也沒有專職的警察，只有臨時的民警；他們由普通農民和手工業者組成，任期一年；地方長官則由士紳輪流擔任。內戰前，英國沒有常備軍，甚至國王本人都沒有固定的衛隊；遇到緊急狀況時，國王臨時能夠召集起來的武裝人員，不過幾十個人；反對外國入侵和鎮壓國內叛亂的任務，主要由民兵擔任；他們由本地的士紳召集和領導。直到19世紀中葉，英國仍是世界上軍事官僚國家機器最薄弱的國家之一。馬克思曾根據這一點，認為英國有可能通過普選權，以和平的方式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
英國的社會階級結構不嚴格，階級之間沒有嚴格固定的界限，階級之間的流動性較大，這也是不同於其他國家的一個特點。近代早期，人們在講到英國社會分為哪些階級的時候，都沒有一個清楚的界定；而且人各異詞，說法不同。16世紀末，威廉·哈里遜把英國社會的人分為四等，但上等人之間的界限卻不清楚。例如關於「紳士」，他說「紳士」是那些「因其出身和血統，或至少因其美德而變得高貴知名的人。」⑼這樣，就讓人覺得，紳士的地位可因其出身和美德而獲得。另外，托馬斯·威爾遜在1600年左右的著作中，又將英國的社會等級劃分為五等。但五等之間的界限也含混不清，他說：「許多騎士和最好的男爵一樣富有，而且並不比許多伯爵差多少，」⑽這樣的劃分標准更是模糊不清。其所以如此，是因為英國社會現實中，階級本來就是沒有嚴格的界限的。由於階級界限不嚴，階級之間的流動性就較大；從一個階級改變為另一個階級並不困難。一個人只要經過一定努力，就可以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
上述這些特點，使英國的社會、政治生活具有相對的彈性、靈活性；在英國近代歷史上，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往往通過小的變動即可調整，不致蓄積起來，爆發為大規模的暴力沖突。除了17世紀革命時期的內戰之外，在近代英國，從來沒有發生過大規模暴力斗爭事件。同時，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思想界和政黨政治中，主張和平漸進，反對暴力革命的理論各政治綱領、政治勢力，也特別強大。
長期安定的社會環境、穩定的政治局勢；階級關系的流動性、靈活性較大；學術思想的自由；對科學技術發明的鼓勵，加上其他自然條件等因素，使英國在世界上首先發生了工業革命。當英國工業革命開始進行的時候，在歐洲大陸上，法國大革命正在轟轟烈烈的進行；人們的注意力都被法國大革命血與火的暴力場面所吸引，沒有太注意在英國發生的不大喧囂的經濟技術變革進程。但一個世紀以後，工業革命的深遠後果卻日益顯現了出來。它不但在經濟上和生產技術上引起了巨大變革，而且導致了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在生產技術上，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勞動，生產是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增長。生產率也一日千里。1812年，一個使用機器的紡紗工所生產的棉紗，相當於工業革命前200各紡紗工在同一時間里生產的棉紗，⑾工業革命也大大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工業革命前的千萬年時間里，由於生產力低下，在無法克服的自然界威力面前，人只能以依賴和屈從的態度去取得與自然的協調。雖然終生辛勞，竭盡全力，仍然無法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經常陷入飢寒交迫之中。直到中世紀，在歐洲的農村中，仍有40－60％的人，經常難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即使在城市裡，勞動者也常常是食不裹腹，衣不蔽體。工業革命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也逐漸得到改善。英國在19世紀的100年中，人口增加了3倍，但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實際收入仍增加了4倍。有人說，英國工業革命是一個成功的例證，因為它的結果是：「在人口增加的同時，生產出了更多的產品，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品在增長。」⑿工業革命在交通運輸方面所造成的技術發展，在人際關系和國際關系方面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工業革命前，各地區之間交通不便，山川阻隔，往往成為不可克服的障礙。19世紀中葉，世界上最快的帆船是英國的「短衫號」（Cutty Sark），從中國航行到英國需時4個多月。⒀各地區、各國人民之間分離隔絕，互不來往，是造成彼此隔閡、猜忌以致互相爭戰的客觀因素。工業革命後，交通工具日新月異，全世界各地區都由統一的經濟鏈條聯系在一起，世界各地人民交往便利而頻繁，各國『各地區人民互相了解和對利害一致性的認識也日益增強。
不過，我們說，近代英國的政治比較民主、自由，只是與歐洲大陸及東方各君主專制國家相對而言。實際上，在英國，主權在民的民主進程始終未能貫徹到底。英國的書報檢查制度雖然在19世紀末即已廢除，並且在以後也未再恢復，但是揭露和批判現實政治的作家，仍不斷遭到迫害。18世紀末，英國國內激進民主主義興起時，英國政府頒布法令，暫停「人身保護法」生效，同時還制定了「判逆行為法」和「叛亂集會法」，限制人民的言論、集會自由，違者將嚴懲，直至判處死刑。法庭以「散播不滿和叛亂種子」的罪名，將激進民主人士托馬斯·繆爾和帕爾瑪流放到澳大利亞。⒁
當英國作為國外先進人士避難所的同時，它的統治者卻在對外關繫上執行著鎮壓革命和殖民侵略政策。法國革命開始後，英國統治者成了反對法國革命的主要倡導者和組織者。英國殖民主義者也在世界各地進行瘋狂的殖民掠奪。早在17世紀英軍征討愛爾蘭時，在特羅伊達等城市，大肆燒殺，連老弱婦孺都不能倖免。結果，愛爾蘭的1/3人口在戰爭中死亡；瘟疫和飢餓遍及整個愛爾蘭，有些地方，「人們走過二三里方圓的地方，都看不到一個活的生物；無論是人、牲畜和禽鳥。」一個英國軍官在說到英國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島的血腥掠奪時也說：「我們將使我們的形象變成一群殘忍、血腥和喪失人性的民族。」⒂我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就是由英國殖民主義者挾其堅船利炮，用學與火的手段，通過鴉片戰爭強加到我國人民頭上的。
英國的工業革命，雖然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但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它也帶來了一些嚴重的消極影響。工業革命後，資產階級的財富飛速增長，但勞動群眾反而日益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對工人階級來說，新建起來的工廠，不過是「昏暗、骯臟的牢房」⒃。它們並不是「文明的庇護所，而不過是工業的兵營」。⒄工業革命後迅速興建起來的大城市中，秩序混亂，環境污穢，工人們麇集在嘈聲震耳的廠房中，無日無夜的辛苦勞動。這些大城市成了「荒涼不毛之地，沒有色彩、歌聲和笑聲，只有男、女、老、幼在裡面勞動、吃飯和睡覺……新式的紡織廠或煉鐵廠就好像金字塔一樣，把它長長的陰影投射在這個以它們為自豪的社會之上」⒅。在社會上，「邁達斯的禍害」到處彌漫，就好像古希臘寓言中的國王邁達斯一樣，人們貪婪的企圖把一切都變成黃金；在閃閃發光的金錢面前，花朵、詩歌、友誼、愛情，一切都黯然失色了。金錢至上，物慾橫流。湯因比指出，「工業革命證明了，自由競爭可以創造財富，但不能創造幸福。」
我國對英國歷史的研究，開始於19世紀中葉。在此之前，中、英相隔萬水千山，互不相知。蘇伊士運河開辟前，中、英交往，須繞道非洲好望角，經過漫長的海上顛簸。鴉片戰爭時，英國殖民主義者，用炮艦轟開了中國鎖國閉關的大門。中國的先進人士，在民族存亡危如累卵的環境下，深知知己知彼才能有備無患，於是著手研究英國等西方列強及其歷史。他們發現，中國之所以落後於西方，不但是由於武器裝備不如人，而且在政治上也落後了。曾經到過英國的王韜就指出，英國之所以富強，主要原因並不在於它的「火器之精良，鐵甲戰艦之所向無敵」，而是在於它的政治上的「君民共治」的立憲君主制和「巴力門」即議會制；國家大事都要經過議會兩院討論，「必眾論僉同，然後實行。」⒇從19世紀末維新運動，經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介紹英國及西方各國的書籍越來越多。1919年到1949年間，出版了以英國歷史為主要內容的書籍約有五、六十種。(21)
1949年後，英國史的研究也象其他學術部門一樣，取得巨大成績，有很大發展，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嚴重缺陷。主要表現在，左傾教條主義一度很嚴重，在歷史著作中，一味歌頌暴力和斗爭，對英國和其他國家歷史上一切和平漸進的歷史現象和主張和平、改良的人物、政黨和理論，盲目加以批判和否定。同時，個人崇拜之風甚熾，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不是以歷史事實為基礎，而是只能憑摘引經典作家或個別政治領導人的片言只語作為標准。對外學術交流，幾乎完全斷絕。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極左的恐怖路線得到糾正。科學文化從備受摧殘中漸漸復甦，並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勢頭。對英國近代歷史的研究也開始走上健康道路。百多年來，特別是近幾十年來，我國人民在社會實踐上取得了豐富的經驗，也遭遇過慘痛的教訓，我們以這樣的實踐為基礎，再去觀察英國近代歷史，就得到了一些新的、更深一層的認識，特別是深切感到，過去極左路線時的許多錯誤觀念必須糾正。英國在近代歷史中，積累了豐富的文化成果，在政治生活和經濟建設中，也取得了不少成功經驗和犯過不少錯誤，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客觀地加以研究、總結，以供我們建設我國美好未來之用。
『叄』 19世紀英國
當然有貧民了 而且是很多，在工業化過程中,工業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從過去的利益關聯體逐漸演變為對立的階級。工業革命中,機械大工業逐漸代替了手工業生產,工人卻由生產的主體淪為機器的附屬品。資本家為謀取最大利潤,總是千方百計增加工時,提高勞動強度,降低工資,甚至僱傭婦女兒童而且給予較低的工資。但是,資本家卻不能給予工人必要的勞動安全保障,勞動環境惡劣,工傷事故不斷,嚴重危害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調查煤礦工業的皇家委員會提出的報告,使得整個英國感到震驚。報告揭露出煤礦里種種野蠻景象:僱傭婦女和兒童,工時之長達到殘酷的程度,沒有安全設施,衛生條件和道德狀況普遍很差,令人惡心。關於這個報告的討論以及其他工業揭露出來的類似狀況,幾乎立即在英國文學里反映出來,它們分別從道德和美學的觀點出發,不斷地掀起批評工業主義的浪潮。」[5]工業革命以及自由放任主義所帶來的這些負面效應必然要激化勞資矛盾,並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對此,政府本應通過勞動立法進行干預。但是,在工業時代之初的英國,自由放任主義大興其道,認為勞資雙方的契約關系是雙方自願簽訂的、法律不應干涉的關系,在履行契約的過程中如果出現了問題也應該自負其責。因此,在當時的英國,盡管出現了很多問題,但是政府的勞動立法進展遲緩,這引起了工人階級的極大不滿。
市場競爭的加劇,還造成了大批窮人,社會出現了不平等和貧窮現象。到19世紀晚期,英國國內有近百萬人失業,急需政府出面予以救濟。在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資產階級藐視人權,不把失業工人和窮人當做人來看待,認為貧困是由於「個人懶惰」所致,因而應由「個人負責」[6]。以這樣的思想觀念為指導, 1834年,在工業資產階級的推動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濟貧法》。這部法律規定,在各地建立濟貧院,凡無生活來源、需要社會救濟者必須進入濟貧院。但是被救濟者在濟貧院內被迫從事繁重體力勞動,裡面的生活條件又極為惡劣。「如果接受救濟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樣好,那麼這種救濟制度就會從根本上使所有人喪失勤奮努力、刻苦自勵的精神,如果真的實施這種制度,那麼作為其補充,就需要一種有組織的強迫勞動制度,來迫使那些沒有自立動機的人像牛馬那樣幹活兒。」[7]可見,這部濟貧法實際上把「救濟窮人」變成了一種「懲治窮人」的手段[8] ,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擺脫濟貧稅負擔和為資本主義生產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來源。大量工人失業和貧困對政府和資產階級構成了強大壓力。這一事實迫使政府開始認識到,貧困問題是社會原因造成的,政府理應承擔起救濟貧困的責任。
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在經濟領域里出現了無序、惡性競爭,生產與資本高度集中壟斷及其他不利於經濟發展的行為。這在當時奉行經濟自由主義哲學的人看來是很正常的。他們認為,個體的自由競爭和自由放任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一切經濟事務由市場主體去自我管理和調節;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張政府應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但是自由放任主義已經不適應新的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總體上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利於政府宏觀目標的實現。工業社會中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迫使政府改變統治策略,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對政治、經濟、社會事務實行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進行政治和社會變革,否則將危害社會穩定和國家統治。正如德國比較法學家茨威格特指出的那樣,「19世紀的英國其國際地位因為拿破崙的戰敗而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但是國內卻陷入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時期。工商業已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擁入城市的工人不斷增加,但議會兩院仍由極其保守的世襲貴族、主教和土地貴族把持著。這時,由於拿破崙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歐洲大陸對英國工業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場十分有限,因而英國的失業人口猛增,工資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卻實行穀物的關稅制,以抑制糧食的廉價進口,這進一步加深了民眾的苦難。飢餓、罷工使英國的進步力量開始認識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須進行政治和社會的改革。」[9]整個19世紀英國的政治、社會和司法改革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
城市：
倫敦 那裡的貧民區骯臟、擁擠
伯明翰(Birmingham)－英格蘭工業重鎮
利茲
曼徹斯特
設菲爾德
18世紀下半葉,英國長期以來的技術革新出現飛躍,掀起了工業革命,從生產技術到生產方式,都開始發生質的變化。伴隨著生產方式與生產能力的巨大進步,人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增長。英國全國人口1801年有l 574萬人,1831年有2 415萬人,1851年有2 739萬人。從1801年到1851年間,全國人口每10年的增長率依次為14.0%、18.1%、15.8%、14.3%和12.6%。而同期城市/城鎮增長率分別達到23.7%、29.1%、28.0%、25.O%和25.9%。城鎮人口增長率大大高於全國人口增長率平均數,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大量人口向城鎮/市集中,無疑給城鎮/市的住房產生了巨大的壓力。英格蘭西北部的一些城市增長特別神速。1820—1830年,利茲、曼徹斯特、設菲爾德以及伯明翰的人口增長率達40%以上。外來移民也增添新的壓力,僅僅1848年的愛爾蘭飢饉,就給倫敦輸送了lO萬個無立錐之地的窮人。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長導致城市地價的急劇上漲,城市人口開始向郊區遷移,隨之,郊區按既存的階級結構重組:中上層階級遷移到西區。而工人階級集中在東區,居住在過於擁擠和惡劣的環境中。這樣在城市裡,從中世紀以來形成的居住模式逐漸被打破,形成了許多新興的富人區,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貧民聚居區。
19世紀英國城市裡存在工人住宅區、或稱貧民窟,應該是有目共睹的現象。所謂貧民區,有一個通用的稱呼叫貧民窟——,在19世紀中葉為當時人稱為「烏鴉窩」(rookeries)。這樣的貧民窟在幾乎每一個城市都以不同的模式表現出來,無論是像倫敦這樣的古老首都,還是像曼徹斯特這樣的新興工業城市。在倫敦的聖·吉爾斯(st Giles)、塞夫頓山(Saffmn Hill)、蘭特克立夫路(RatcliffeHighway)、雅克布島(Jaeob's Island)、伯立克街(Berwick Street)和派爾街(Pye Street,威斯敏斯特)、「直布羅陀」(Gibraltar);在曼徹斯特的牛津路(Oxford Road)、小愛爾蘭(Little Ireland)、議會街(Parliament Street);在利茲的靴鞋場(Boot-and-ShoeYard);在諾丁漢的長屋(Long Row)背後的陋街(shambles);在德蘭(1Xldlam)、紐卡斯爾(Neweas,tle)、蓋茨海德(Gateshead)和伯納德斯爾(BamardCastle),每個城市幾乎都有形形色色的貧民窟聚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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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十九世紀的英國是處於什麼狀態的
個人認為十九世紀的英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實在1837年以前，國王喬治三世和喬治四世分別統治英國，在此期間，由於拿破崙的影響，英國長期處於對外戰爭狀態，國內正處於工業革命時代，社會變革正在發生，民眾的生活有很大改善。在農村，農業革命已經初步完成，農業商品化程度高。在城市中，中產階層興起，工人階級也孕育而生。1837年，喬治四世死，他的女兒亞利山德拉·維多利亞繼位英國國王、漢諾威選帝侯，是為維多利亞女王，她在位63年（1837-1901）。在此期間，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向海外拓展殖民地，建立了龐大的英帝國，號稱「日不落」帝國。維多利亞時代被認為是英國工業革命的頂點時期，也是大英帝國經濟文化的全盛時期。
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皆飛速變化，它的工業生產能力比全世界的總和還要大，它的對外貿易額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英國的富庶已經使新老世界為之矚目。隨著中產階層和工人階級的興起，英國人要求逐漸改變自「光榮革命」以來形成的「舊制度」，通過1832年和1867年議會改革，英國確立了現代的政府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議會選舉制度等。
維多利亞時期以崇尚道德修養和謙虛禮貌而著稱，也是一個科學、文化和工業都得到很大發展的繁榮昌盛的太平盛世。印刷術的發展促進了文學藝術的空前繁榮，這一時期還形成了男女平等和種族平等的進步觀念，美國的廢奴運動正是這一進步思想的體現。
那個時代對於飲食非常講究，維多利亞時代有了歷史上最早的烹調學校，名廚編寫的烹調書籍風行英國，在這個時代人們最早將具體烹調方法如調料用量等詳細寫入書中。一些廚房小廚具也流行起來，如開罐器等，維多利亞時代還形成了許多進餐禮儀。
維多利亞時代科學發明浪潮洶涌澎湃，維多利亞人信仰科學進步，對於工業革命充滿了樂觀和信心。汽船的出現使得運輸和貿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興旺，四通八達的鐵路交通貫穿東西南北。
維多利亞時代的文藝運動流派包括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印象派藝術，以及後印象派等。藝術界呈現出群星奪目的盛景。
維多利亞時代還涌現出了許多偉大的作家、詩人和他們的傳世之作，如英國女作家夏洛特·勃朗特（《簡·愛》）以及著名現實主義小說家查爾斯·狄更斯（《霧都孤兒》）等。
可以說，19世紀的英國是經濟、社會、科學、文化全面繁榮的世紀，以至於後人說19世紀是英國的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