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國應該如何應對當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
充分發揮首腦外交的統領作用,加速走向世界舞台的顯著位置,積極參與和引導國際體系變革。
胡錦濤主席出席了全球核安全峰會、「金磚四國」領導人第2次正式會議、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10次會議、20國集團領導人第4和第5次峰會、亞太經合組織第18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等重要國際會議,中國主張的發展問題首次成為20國集團峰會主題並獲得共識,中國成功阻擊美國在匯率、經常帳目不平衡量化指標等問題上的涉華企圖。
在亞太經合橫濱會議上,中國提出的世界經濟應「平衡、包容、創新、可持續和安全地復甦」的原則寫進了會議最後文件。中國在坎昆氣候變化大會上旗幟鮮明地維護「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引起全球關注。
胡錦濤主席還先後出訪巴西、俄羅斯、烏茲別克、哈薩克、加拿大、法國、葡萄牙等國,闡述了中國在事關和平、發展、穩定、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政策主張,達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識,推動了中國同上述國家間的友好合作關系,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彰顯了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溫家寶總理先後出席第3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高級別會議和第65屆聯大一般性辯論等重要國際會議,先後出訪韓國、日本、蒙古、緬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取得一系列重要外交成果。
世博外交和亞運外交取得成功,使中國全方位外交布局進一步完善,外交工作的方式與方法得以豐富。
上海世博會是首屆世博會舉辦一百多年來首次在發展中國家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共有24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展,101批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代表團為本國館日揭幕並參觀其它展館。上海世博會為中國創建了一個宏大的外交舞台,首腦外交、經濟外交、公共外交、人文外交、地方外事在這個舞台上協調並進,豐富多彩,並實現了各國遊客與中國百姓的直接交流,讓全世界看到了一個充滿活力、改革開放和真實的中國。
上海世博會同時也印證了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並構成世界大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需要中國的發展和繁榮。廣州亞運會同樣在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取得成功,既促進了亞洲體育事業的發展,也增進了亞洲各國運動員與中國人民的友誼。
平穩推進了與主要大國之間關系的全面發展。
在中美關系方面,2010年初,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見達賴,批准美國防部啟動總額近64億美元的新一輪對台軍售,包括「黑鷹」攻擊直升機和「愛國者—3」反導系統等,對中美關系造成嚴重負面影響。
繼而,美國又針對所謂中國把「南海納入核心利益范圍」的相關報道作出無理反應,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華施壓,在20國集團首爾峰會上拋出針對中國的「經常賬戶不平衡量化指標」,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對於美方上述干擾兩國關系大局的行徑,中國政府均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中美關系在美國重申中美關系基本政治原則的基礎上得以轉圜。
2010年,胡錦濤主席同奧巴馬總統3次會晤,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取得積極成果,各領域交流合作繼續推進。中美還就朝鮮半島局勢、伊朗核計劃、全球經濟治理、氣候變化等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保持了溝通與協調。中美關系的轉圜為胡主席2011年新年伊始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鋪平了道路。
B. 面對嚴峻的環境問題,我國應如何應對
對世界各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反思
自二十世紀末以來,人類面臨嚴重的資源危機、環境危機,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產生的對資源與環境的需求超出了地球生態系統資源與環境的供給能力。資源枯竭,尤其是石油、天然氣的枯竭,將使人類的生存、發展面臨著極其嚴重的挑戰。1968年,羅馬俱樂部的科學家們發表了《增長的極限》,在全球學術界和政界引起了強烈反響。自此,國際機構、各國政府和學者就資源環境危機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就可持續發展戰略達成了很多共識。
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和各國政府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和發展戰略,主要具有下述內容:第一,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公平性原則,包括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持續性原則,強調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共同性原則,強調實現可持續發展,是人類共同的道義和責任。第二,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是資源的持續利用。為實現這種持續利用,提出了最低安全標准,即社會使用可再生資源的速度,不得超過可再生資源的更新速度;社會使用不可再生資源的速度,不得超過作為其替代品的資源的開發速度;社會排放污染物的速度,不得超過環境對污染物的吸收能力。第三,可持續發展戰略方面,除芬蘭、瑞典、挪威、德國等少數發達國家外,各國都把環境保護放在可持續戰略的優先地位,強調運用環境稅、產權界定等經濟手段及行政手段、法制手段來保護森林、淡水、耕地、海洋、大氣免受各種有毒物質的污染。第四,相信市場激勵與科技進步能自動解決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環境問題、資源替換問題。認為市場機制可通過資源價格的變動反映資源的稀缺狀況,一旦資源面臨枯竭,資源價格上漲會促使人們尋找替代資源,而科技進步為資源替換提供了技術手段。第五,在工業領域推廣清潔生產戰略。所謂清潔生產,就是工業生產中通過產品設計、原料選擇、工藝改革、技術管理、生產過程內部循環利用等環節的科學化、合理化,最大限度地減少生產廢棄物。循環利用生產中排放的廢棄物,變廢為寶,減少污染。第六,建立了可持續發展核算體系,用以評價各國可持續發展的狀況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上述對世界可持續發展思想、戰略的內容概括可能不全面,但並不妨礙我們就它的主要方面作出評價。由於對全球資源、環境危機的性質和根源缺乏正確認識,以西方為代表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存在著以下缺陷:第一,看不到造成非持續發展的主要根源在於,私人資本利益主導下的大工業生產方式,使經濟增長建立在對資源的掠奪性開采和索取上,經濟發展採取高增長、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發展模式,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失衡和環境破壞。各國雖然對高投入、高消耗的生產模式和浪費型的高消費模式進行了批判,但沒有意願和能力改造這種生產模式和消費模式。相反,各國政府仍舊以追求經濟增長為中心,竭力不損及目前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第二,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建立發展的可持續資源和環境基礎。各國很重視環境問題,卻低估了資源危機的可能性和嚴重性,沒有建立可信的資源替換戰略或者資源代際分配計劃,對資源可持續利用缺乏具體的對策。美國政府的資源戰略,僅僅是全力發展強大的高技術軍事力量來保障自己的資源和能源安全。最近,布希政府不顧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目的就在於控制世界石油資源,以達到稱霸世界和保障自己能源供應的目的。歐盟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帶有資源色彩,但只限於降低不可更新能源(石油、天然氣等)的消耗,發展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只強調對生物多樣性和其他重要資源的保護,而沒有應對資源危機的全面的資源替代戰略。這說明西方忽視了一定階段和一定的技術水平下,爆發資源危機的可能性和現實性。第三,盲目相信自發的科技進步能解決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資源問題、環境問題,忽視了現實中科學技術對資源與環境的影響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是最終解決資源與與環境問題的手段。另一方面,在科技進步完全服從資本利益時,它在推動生產力向前發展和社會財富增長的同時,由於其巨大的杠桿作用,會迅速消耗大量寶貴的資源,對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認識上的片面性導致實踐上的盲目樂觀,各國政府都缺乏應戰資源與環境危機的科技發展戰略和發展規劃。第四,發達國家的可持續戰略忽視了世界人口的增長對全球生態系統所構成的壓力,尤其是忽視了發展中國家龐大的貧困人口——佔世界人口1/3——靠種植、採集或捕捉食物過活,直接破壞了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生態環境,成為生態危機的重要原因。發達國家和它們主導的國際機構,對發展中國家的扶貧和發展援助不夠,對世界人口增長的控制重視不夠。不僅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甚至推行生態(環境)標准,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設立種種貿易壁壘,損害這些國家的發展,削弱了這些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我國有學者認為知識經濟就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顯然,不論是教育、科研、咨詢、策劃等知識產業還是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和航空航天技術所孕育的大量高科技知識密集型產業,將大大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是,知識經濟不能取代物質經濟使人類進入虛擬經濟時代,二者是相互依存又相互獨立的部分。隨著人口規模擴大和人類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隨著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推進工業化的進程,世界農業、工業等物質生產部門的規模還會繼續擴張,對資源與環境的消耗還會繼續增長。知識與技術只能節約資源的使用和消耗,延緩危機的到來。也就是說,知識經濟只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僅僅依靠知識經濟的發展,是不能全面應對人類面臨的資源和環境危機的。
總之,以西方為代表的、現有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是短視的、消極的、片面的。僅僅用發展知識經濟的辦法作為可持續戰略的根本途徑,也同樣是消極的、危險的。人類需要制定更積極的、富有遠見的、全面的戰略,才能有效地渡過難關。
二.制定可持續的科技發展戰略,是最終化解危機的手段
科學技術在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中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它是最終解決資源、環境危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手段和途徑。面對即將到來的能源危機,必須制定可持續的科技發展戰略,為化解危機作好充分的准備。
首先,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科技進步會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擴大生產的可能性邊界。如節能技術、節材技術、節水技術、科學的種養技術,會節約各種資源、能源,減少廢棄物的排放。而資源、能源的低消耗又會延緩資源危機的到來,減輕廢棄物的排放對自然環境的污染。科技進步還會導致一大批高新技術產業的誕生和教育、科研等知識產業的發展,拓展產業發展的空間。如信息技術的發展帶動微電子產業、通信產品、計算機等電子產品的製造和發展,帶動軟體、信息傳播、信息咨詢與信息服務業的發展,成為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主導產業。生物技術將分離出生物農業、生物化工、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生物制葯、生物食品、生物信息等十餘個門類的技術,並孕育出眾多的生物產業。21世紀類似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的高新技術還有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航空航天技術等。這些高技術產業和知識產業的發展,不僅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成為21世紀最有前途的主導產業,而且會促使資源消耗型 的經濟體系轉換為資源節約型經濟體系。
其次,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是資源的可持續。當經濟發展所依賴的資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資源枯竭時,必須及時找到替代資源,尤其是用可再生資源替代不可再生資源。從長遠看,非再生資源終究要枯竭,物質生產所依賴的資源、能源終究要向可再生資源和能源轉換。而科技進步是尋找替代資源、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終手段。
最後,保護生態環境、治理環境污染,要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如環境化學、分析化學、生態學的發展,為人類認識環境問題提供了科學依據。而生態技術、清潔生產的工藝技術,各種有毒物質的分離技術、節能節材技術,則大大減少了生產過程中排放的各種廢棄物和有毒物質,或者直接為環境的治理提供了技術手段。此外,地球科學和空間遙感技術在探測自然資源、監測自然災害和環境惡化方面,有著巨大的應用前景。
可持續的科技發展戰略,必須把新能源技術和生物技術的開發放在首位。因為,在二十一世紀,最緊迫、對人類生存影響至為重要的資源危機是生化能源危機。石油、天然氣、煤炭等生化能源的可開采時間不太長久。一旦枯竭,目前技術條件下替代石化能源的可再生能源——水電、風力發電、地熱能發電、潮汐能反電及生物質能,遠遠不能滿足現代工業、農業、交通運輸、城鄉居民生活對能源的需求。而太陽能、氫能、核聚變能等潛力巨大的新能源,其利用技術還遠不成熟,離商業用途還十分遙遠。如作為地球最後、也最有潛力的可再生能源——太陽能,其大規模利用技術、尤其是儲備技術,短期內還無法開發出來。因此,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化解能源危機,必須大力開發新能源技術。此外,礦物燃料(石化能源)是地球氣候變暖、災害頻繁發生、臭氧層被破壞的主要原因。如果人類能開發出包括太陽能、氫能、核聚變能和生物質能等無害環境的新能源利用技術,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地球環境狀況將得到根本改觀。
石油、天然氣、煤炭還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目前,全球大約1/3的生化資源被用作化工原料,而非動力原料或燃料。各種工業原料,比如重要化學纖維、化學材料,及農業生產大量使用的化肥、農葯、農膜,都依賴於石油、天然氣、煤炭等化工原料。生化資源的枯竭,不僅打擊能源供應和化學工業的發展,而且導致化肥、農葯供應中斷,農業大規模減產,形成全球性食品危機和飢荒。而生物技術的發展,既可從生物質中提取各種生物質原料,以替代石化原料,滿足工業原料的需要;又可通過開發各種生物肥料、生物農葯,如種植固氮作物、開發固氮微生物、用生物技術抑制農作物的病蟲害,來滿足農業發展的需要。因此,防止農業危機、尤其是糧食危機,必須緊緊依靠生物技術的發展。生物技術的發展還將使人類擺脫以大型農業機械為代表的石油農業的道路,使農業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總之,生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最終離不開科學技術。我們應根據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需要,制定可持續的科技發展戰略,重點發展新能源技術、生物技術及清潔生產的工藝技術、資源循環利用技術、生態環境技術,以保證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三、突破資本利益的限制,建立可持續發展的調節機制
可持續發展的調節機制,是計劃調節機制。
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市場調節機制,能有效地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保證生產要素配置到最需要它的部門、地區和最有競爭力的企業,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和資源的高效利用。同時,以私有產權制度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制度能鼓勵人們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工作,最大限度地激發人的創造性,激勵企業的創新和發展,從而推動生產力向前發展。因此,市場調節機制是到目前為止最有效的促進經濟繁榮與進步的機制。
但是,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市場調節機制,在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有著嚴重的局限性:它能有效地激勵私人企業提高生產效率,卻不能有效解決私人企業經濟活動帶來的外部性及其對環境的影響。私人資本通常急功近利,不僅不會關心可持續發展這樣長期性、全局性的問題,反而以掠奪資源、犧牲環境為代價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壟斷大資本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常常阻撓國際社會保護環境的努力,使人類在應對全球性資源、環境危機時處於滯後、被動的狀態。
從長遠來看,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伴隨著新的替代資源的開發利用及對環境破壞很少的生產方式的出現,地球對人口的承載能力,資源環境對經濟活動的負荷能力會不斷擴大。但是,技術進步的速度並不是總能趕上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的耗竭速度。因為技術的進步受到人類認識能力的限制。有些技術的發明、創造只需要數月或數年的時間,而有些重大的技術突破可能需要數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因此,科技進步的自發發展不一定能及時實現資源替換、保證危機的解決。相反,在一定的時期和一定的技術水平下,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存在著無法突破的極限。此時,為保證人類免受危機的打擊,必須由政府實施計劃調節。
第一,為保證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有必要利用計劃手段對可使用的資源總量在各年度間實施計劃分配。計劃調節的目的在於防止再生資源的過度損耗或非再生資源的過快耗竭,以保證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首先,對具有戰略意義的不可再生資源,根據其替代速度在一定時期內實施計劃配置,限量開采,以保證這些資源可滿足一定時期內經濟發展的需要。每年開采、投入的資源總量都是根據計劃確定的。對資源的開采實行許可證制度,以利於政府的監督與控制。同時,政府幹預生產過程,對大量消耗這些寶貴資源的產業發展實施嚴格的限制,以保證資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比如,當石油、天然氣資源日益枯竭時,一方面政府應按時間對石化資源進行代際配置,逐年限量開采;另一方面,石油、天然氣是最重要的能源,且是生產化肥農葯最重要的原料。應該優先供應工業必需品生產、交通運輸和糧食生產的需要,而限制耗能大、屬於高消費性質的產業對能源的消耗。其次,對可再生資源,比如森林資源、水資源、漁業資源,則根據其更新的規模和速度,實施計劃調節和限量開采,以保證這些資源的消耗速度不超出它們的更新、恢復速度。例如,根據林木的成長速度計劃每年最大的採伐量,對漁業資源在繁殖季節實施停止捕撈和休養生息的制度,對水資源實施節約用水,同時在各地區之間統一調度、公平分配。
但是,計劃調節主要是總量調節,它並不否定市場調節的作用。當資源逐年限量投放使用後,這些資源在各部門、企業或居民消費者間的配置,一般由市場來調節。計劃調節是為了實現資源的代際配置,體現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市場調節可以保證資源在代內的合理分配,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先有計劃調節,後有市場調節;先有代際之間的資源配置,後有代內分配。市場調節首先要服從計劃調節。
第二,森林、草原等植被是生態系統的核心。為保證生態系統的平衡與穩定,恢復生態平衡,有必要利用計劃手段,由政府提供各種優惠措施,鼓勵植被遭到破壞的地區,退耕還林、還草,蓄洪區退耕還湖;發展生態林和經濟林,進行生態建設。改革資源的產權制度,明確資源產權,促進資源的保護、恢復、建設和合理開發、利用。
第三,利用計劃手段調節生產,實施清潔生產戰略,減少各種廢料的排放,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調整產業結構,限制大量消耗資源與能源的汽車、空調產品和產業的發展。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人口只佔世界的1/4,而能源消耗佔世界的3/4,原因在於這些國家擁有大量的小汽車,需要消耗大量的石油產品。如果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也都普及家用小汽車,世界能源還能開采多久?
調節生產,大力發展資源消耗低的高新技術產業、知識產業和服務業,建立資源節約型經濟體系。這些產業賴以依靠的知識和人力資本是可再生資源,同時又具有收益遞增的效應。它們的發展,,不僅使經濟發展建立在知識、勞動力資源等可再生資源的基礎上,降低了自然資源的消耗,而且拓展了產業發展的空間,提高了就業水平,有利於公平分配收入。
調節生產必須大力發展水電、風力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產業,降低非再生能源的比重。同時,大力發展農業生物技術和生態農業。通過生物技術代替化肥、農葯,即利用生物固氮或生物肥料供給作物肥料,用生物技術控制、防治作物病蟲害。發展生態農業,使農業生產充分利用土地、水、光、熱資源,實現農業資源的多層次綜合利用和農業剩餘物的再循環利用。生物農業和生態農業不僅為人類提供無毒無害的綠色產品,而且能為工業提供生物質能源(酒精、甲醇等)和生物質原料,滿足部分工業對能源、原材料的需要。生物農業、生態農業將因為它的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和綠色產品,成為21世紀最有希望的新興產業、主導產業。糧食危機也將化解,農民的收入水平也將大幅提高。農村、農業將從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的衰敗頹勢中扭轉過來。為農產品的生產、加工、貿易提供各種技術服務和人才培訓的新型城市——農商城市,將成為城市化過程中最具活力的聚集經濟體之一。發展中國家有可能消除二元經濟結構,在新的產業基礎上實現城鄉一體化。
第三,利用計劃手段調節收入分配和消費。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中,各國對財富的佔有和分配是不平等的。而地球資源總量是有限的。如果人類對資源和財富佔有不平等,現有的資源永遠不能滿足人類的需要,尤其是貧困人口的需要。通過計劃手段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和社會保障制度,既能滿足全人類基本的物質生活需要,又能抑制人們對財富的無止境的追求,抑制人們對資源、環境的掠奪和貪婪。
資本利益主導下的消費模式,是浪費資源的高消費模式。在這里,人們拚命地追求享受,追求物質財富。消費不僅僅是為了保障勞動力的再生產,也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個人發展的需要。在這里,消費是為資本的擴張、市場的開拓服務的。特別是當社會需求不足時,各國政府會用凱思斯主義的政策,來刺激消費、啟動需求,而不管消費的對象是否必要,是否浪費資源。消費充分體現著資本的利益。利用計劃手段調節消費,首先要轉變以物質財富為中心的消費觀念,用經濟手段抑制汽車等高耗能、高耗材產品進入私人消費領域,使人們滿足基本的衣、食、住、用消費後,高層次消費轉向資源消耗少、節能型的服務消費,發展能增加人力資本積累、提高個人能力和素質的教育培訓消費、醫療保健消費、體育消費、文化娛樂消費,將個人的消費與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培育結合起來。
四.實施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扶貧開發
造成全球資源、環境危機的根源之一,就是工業革命以來人口的爆炸性增長。隨著產業革命的擴散,物質財富的增加,食物、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近二百多年來,世界人口,尤其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人口快速增長,對全球生態系統形成日益巨大的壓力。
據統計,世界人口在20世紀的100年裡,人口翻了兩翻,達60億,現在每年仍以8000萬至9000萬的速度增長。至2025年,世界人口將超過80億;到2100年,可能超過149億。人口的急劇增長,必然超越自然生態的承載能力,加快資源環境危機、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的到來。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資本、技術缺乏,傳統農業在經濟中所佔比重大,貧困人口多,只能依靠簡單勞動、傳統技術和小片土地生存,直接依賴自然界提供食物和燃料。結果,毀林造田、濫砍濫伐、過度放牧、過度捕撈,對森林、草場進行掠奪式開發,破壞了自然生態環境,導致森林消失、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草場退化,物種銳減,水產資源枯竭,形成人口增長、貧困和生態退化之間的惡性循環。
因此,必須通過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使人口規模控制在資源與環境可以承受的極限之內。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大力發展教育、醫療保健,增加人力資本積累,提高人口的質量;通過扶貧開發,消除貧困與生態的惡性循環,為可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條件。
總之,世界經濟和人類生存面臨的危機表明,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們必須制定積極的、全
面的、有遠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不僅要有有遠見的科技發展戰略,還應有政府的計劃調節、對人口增長的控制等。顯然,西方世界即使可以通過政策手段和法律手段消除市場運行的外部性,減少環境污染,卻不能擺脫資本利益的束縛,限制生產、限制不合理的高消費,實現資源總量的計劃調節和代際公平配置;而盲目相信市場機制和科技進步能自動解決資源代換,證明它們是何等的消極、短視:一旦技術進步不能解決資源替換、能源替換的問題,危機就會爆發。美國政府在對待全球可持續發展和環境問題上的立場,說明它只服從於大資本的眼前利益,沒有長遠的眼光,也證明西方世界無力解決工業文明的危機。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不否定市場調節配置資源的優點的同時,堅持對經濟發展實施計劃調節。面對21世紀的危機,我堅信,中國政府,也只有中國政府,能夠超越私人資本利益的束縛,有能力擔當起可持續發展的重任。
C. 中國應該怎樣應對復雜的國際形勢
國際方面
當今國際形勢復雜多變,對我國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突飛猛進的科技發展有利於我們集中精力加強經濟發展,這是機遇。但我國與發達國家在科技、經濟上的差距以及激烈的國際競爭給我國帶來了挑戰。另外霸權主義也不願意看到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的崛起,我們還面臨著霸權主義在政治,經濟, 軍事上的壓力,為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加快發展,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爭取主動。落後就要挨打,發展才是硬道理。我們必須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聚精會神謀發展,增強以經濟和科技為基礎的綜合國力,提高我國維護世界和平的能力。
個人方面
青少年要關心國家大事,認真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積極支持並投身改革實踐,要認真學好科學文化知識,掌握過硬的本領,長大後為國家做出自己的貢獻,要不斷培養和提高自己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使自己成為「四有新人」。
D. 我國如何應對當今復雜的國際戰略環境和戰略格局
1、把堅持獨立自主原則,適應新的形勢更好地維護國家的利益、主權和安全,作為我們新世紀國際戰略的根本基點。
2、把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推動建立國際經濟、政治和文明三種新秩序,作為我們新世紀國際戰略的基本主張。
3、把積極發展同世界不同類型國家的友好關系,特別是改善和發展大國關系,建立均衡、穩定的世界戰略格局,作為我們新世紀國際戰略的基本布局。
4、把全方位擴大對外開放,趨利避害,積極參與經濟和科技全球化進程,拓展經濟發展的空間,作為我們新世紀國際戰略的重點。
5.利用外部環境機遇 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我國一方面要認真研究國際經貿規則的變化,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健全有利於合作共贏並同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相適應的體制機制」,「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提高新環境下的競爭能力;另一方面要積極推動多邊貿易談判進程和自貿區談判進程,推動創新合作機制的建設。
6. 提高全球治理能力 促進優化發展環境。全球問題凸顯是戰略機遇期內涵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其中,氣候變化關系人類命運全局,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從轉變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上進行深刻變革。這不僅涉及發展的諸多問題,而且涉及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應該承擔的國際責任。加大環境治理的力度刻不容緩。
世界經濟的深刻調整和全球問題的日益凸顯,都需要加強並改善全球治理。為此,一方面需要推動現有國際機制的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新的治理機制,制定新的國際貿易、投資、金融等規則。這既為我國參與國際經濟體系提出了新的挑戰,又為我國發揮積極作用參與新國際規則的制定提供了機遇。
7. 積極主動應對挑戰 有效維護戰略機遇。維護一個長期和平的環境符合我國根本利益。但是,和平環境不是自然生成的,它需要積極主動地應對各種挑戰。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尤其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正是中國主動營造和平環境的重要舉措。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核心內涵是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此外,創建和平發展環境涉及的領域還很多,比如,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維和,擴大參與的規模,加強海外利益攸關區國際安全合作,維護海外利益安全。我國已成為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主要出兵國和出資國,將繼續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做出積極貢獻。
當前國際戰略環境和戰略格局的主要表現
1、以持續惡化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和廣泛的社會及區域動盪為標志,全球化進程在釋放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紅利的同時,也累積和深化了各種時代矛盾和巨大危機,在全球大變動的時刻和世界性危機中,全球化的消極傾向正在吞噬它的積極成果,人類社會處在前進抑或倒退的十字路口。
2、中國的國際地位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個變化是中華民族在復興道路上所取得歷史性進步,同時也帶來了世界對中國崛起的期待、疑慮和防範。
3、國際力量和格局舊的平衡被打破,世界各主要戰略力量為修復和建立新的平衡進行著激烈的博弈,而這種再平衡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瞄準的是平衡中國。
4、世界地緣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這個重心轉移所產生的眾多發展機遇和安全挑戰,呈現出向中國周邊區域聚攏的態勢。
5、我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經濟面臨結構調整,社會面臨發展轉型,國家面臨「中等收入陷阱」,而以往相對寬松和比較有利的外部環境卻開始出現收緊的趨勢,中國在國際社會日益被居中、被當成矛盾的焦點。
E. 中國如何應對當今復雜的國際環境和戰略格局
我們中國在面對當今復雜的國際環境和戰略格局,我國應看清現狀並抓住機遇,積極主動應對挑戰,有效維護戰略機遇。
1、利用外部環境機遇 加快轉變發展方式
世界經濟的中低速增長新常態並不是一種靜態,而是一種動態。
危機是「創造性破壞」,它會消除落後產能,推動新產能發展。蓄勢待發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包括以信息技術發展為先導的「互聯網+」經濟。
以創新技術研發為驅動的新能源變革,以構建國內和跨國互聯互通網路為基礎的綜合發展,以綠色理念推動的新生活方式,以及分享經濟、3D列印、智能製造等。
這些產業將改變以往經濟增長的方式,逐步生成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即將出現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為我們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了難得的重大機遇。
以變革與創新為驅動,以積極主動的姿態應對新環境,是利用好新發展戰略機遇期的重要途徑。
2、提高全球治理能力 促進優化發展環境
全球問題凸顯是戰略機遇期內涵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世界經濟的深刻調整和全球問題的日益凸顯,都需要加強並改善全球治理。
為此,一方面需要推動現有國際機制的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新的治理機制,制定新的國際貿易、投資、金融等規則。
這既為我國參與國際經濟體系提出了新的挑戰,又為我國發揮積極作用參與新國際規則的制定,「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積極引導全球經濟議程,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提供了機遇。
3、積極主動應對挑戰 有效維護戰略機遇
從國際安全環境看,盡管和平仍然是時代主題之一,但在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深刻調整的背景下,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相互交織,維護地區和世界局勢和平穩定的任務仍面臨諸多挑戰。
維護一個長期和平的環境符合我國根本利益。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尤其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正是中國主動營造和平環境的重要舉措。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核心內涵是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這是打破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對抗沖突陳舊邏輯的重要方式。
(5)中國該如何應對外部環境復雜化擴展閱讀:
國際間戰略利益的矛盾及其發展;政治、軍事、經濟力量在世界范圍內的分布與配置;主要國家之間的戰略關系及其斗爭、制約、合作的態勢;戰爭的進程和結局,以及戰爭威脅的性質和程度等。
國際戰略環境是國家安全和發展的國際條件,對實現國家的戰略目標和戰略利益有重大的影響,並決定或制約著一個國家政治、軍事、經濟斗爭的對象和敵友關系以及採取的方針、政策和策略。
任何一種戰略,都是依據一定的環境條件而提出來的,在實施過程中都要受到這種環境條件的制約,因此,對國際戰略環境的分析和判斷,是制定戰略決策和戰略實施過程中必須特別加以重視的一個至關緊要的問題。
站在時代的高度,從各主要國家或政治集團的戰略利益關系入手,較系統地考察一個較時期內國際戰略格局的狀況和國際戰略形勢的發展趨勢,綜合分析影響國家安全和發展的各種國際化條件,判明本國遭受威懾的可能、方向、性質和程度,才能提出正確的戰略對策。
F. 中國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應該堅持什麼的對外政策
我國的外交政策已經定型了,就是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發展道路。
對世界提出中國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本著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
G. 中國當前面臨的復雜國際形勢
一)、國際局勢保持總體和平、緩和與穩定態勢,但局部性的戰爭、動盪與緊張有所加劇。
當前,大國關系繼續以合作為主調並保持相對穩定。美歐、美俄之間因伊拉克戰爭出現的矛盾有所緩和,雖然雙方之間深層次的矛盾和分歧並未消除;中美關系在台灣問題、經貿問題等方面面臨新的考驗,但雙方的合作領域與共同利益仍在擴大,雙邊關系中的相互依存性進一步加強;中俄、中歐戰略夥伴關系進一步鞏固,合作關系繼續加深;中日政治關系雖因日政界對二戰態度、雙方領土爭端等問題而受到較大幹擾,但雙方經貿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間往來仍然高潮迭起,足見中日友好與合作基礎深厚,日趨成熟;中印政治與經濟關系均保持積極態勢。相對穩定的大國關系,反映和平與發展作為當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轉。
然而,當前國際形勢亦有相當嚴峻的一面。地區性的戰爭和暴力沖突此起彼伏,局部性的戰亂、動盪與緊張已從三個方面對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帶來嚴重沖擊。其一,不同程度地破壞甚至摧毀了有關地區的和平與發展環境。其二,間接影響了整個世界的發展環境。其三,增添了大國關系中的隱患,從而威脅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二)、霸權主義仍是當今世界動盪不安的主要根源。
美霸權主義在伊拉克雖遭受挫折,但元氣未傷,其謀求單極世界霸權的勢頭仍將延續相當一段時期;當今世界多數熱點問題,如伊拉克戰爭的各種後遺症、巴以沖突的持續和升級、朝鮮半島形勢的緊張,雖涉及各種復雜因素,但從根本上說都與霸權主義干預密切相關
(三)、國際恐怖主義反彈強烈,國際反恐斗爭形勢嚴峻。
冷戰結束後,恐怖主義活動愈演愈烈,已成為國際社會一大公害。近年以來,國際反恐形勢出現若干新動向。首先,恐怖主義活動出現新的反彈,打擊恐怖主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義襲擊頻率增加,活動范圍、襲擊規模擴大。西班牙、俄羅斯等地先後遭受嚴重恐怖主義襲擊,舉世震驚。
(四)、全球性軍事戰略深入調整。
當前,世界上一些軍事大國正在進行二戰以來最廣泛、最深刻的軍事戰略調整。其主要目的就是增強軍事實力,強化軍事力量在維護和擴展國家利益中的職能作用,謀求在世界多極化進程中占據優勢地位,爭奪在二十一世紀國際社會中的戰略主動權。
總體來看,國際環境還是比較好的,對於中國的發展還是利大於弊的。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1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世界目光,2008北京奧運會、2010上海世博會,都為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地位的提高加分。中國經濟的發展,使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與中國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使得國與國之間既存在摩擦、更存在依靠。美國、日本的重要貿易夥伴中,中國就排在前列。
對我國來說,對當前國際形勢進行評估,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認識國際環境對我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所面臨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影響。這既涉及對當前形勢的判斷,也涉及到對當今世界長遠變化大勢中一些深層問題的認識。
H. 受疫情影響,在國際格局演變進程加速的大背景之下,中國如何以創造性的方式來應對外部環境帶來的挑戰
第一,應時勢變化選擇並實施契合本土情境的治理範式。通過梳理疫情期國際治理範式,我們發現,成功的社會治理模式是契合當地實際的治理模式。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就對治理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後疫情」時期,如何基於社會治理新要求,設計「平戰結合」的治理模式,以有效應對今後可能出現的類似公共衛生事件,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社會治理實踐議題。防控實踐表明,現代化的社會治理實踐既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亦需要社會組織和市場力量的廣泛參與。
第二,社會主要矛盾演變的現實,社會治理實踐的演化趨勢以及疫情防控的成功經驗表明,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既需承擔居於中心的「元治理」(Bell and Hindmoor, 2009)角色,也需積極吸納社會力量,尤其是鼓勵專業組織與專業人士參與疫情防控與社會治理。因此,在有關疫情防控等事務的社會治理路徑選擇之框架設計層面,需要打造「強政府」與「強社會」有機結合的治理框架。毋庸諱言,社會治理中的「強政府」角色容易實現,但時下「強社會」角色亟待加強。這一點可以在疫情防控中專業組織和人員力量嚴重匱乏等問題中得到充分印證。可以說,積極培育專業化社會組織,不斷提升社會力量參與治理水平,是「後疫情」時期有效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等類似公共衛生事件,深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亟待落實的工作之一。
第三,依據當前疫情發展實際,中國可以適當借鑒「國家中心關系型」治理模式。該模式下,國家由於其「元治理」角色,能夠通過資源配置和政策偏好影響其他治理參與者,而自然成為社會治理的核心,這在疫情防控中得到充分體現。該模式同時強調,社會、市場等非政府型治理主體也要在社會治理中扮演積極角色。在此次疫情中,大量志願者和社區網格員的參與,充分彰顯了社會力量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諸多治理主體中,政府要與社會組織、市場參與者建立互動反饋的「關系型」合作機制,使後者在治理中扮演必要的角色。綜上,「國家中心關系型」的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國國情,有助於國家、市場和社會形成一種「多元協作」的關系型治理模式,從而有效提高政府公信力,提高疫情防護水平和社會治理水平。
第四,為保障「後疫情」時期「國家中心關系型」治理模式的有效運行,有力應對後續可能出現的類似公共衛生事件,有效提升社會治理水平,需要建立必要的多元化制度保障。一方面,可以通過立法等手段,在制度上保障社會、市場等力量積極有效地參與社會治理;另一方面,應轉變行政管理思維,強化多元主體參與社會治理理念,營造多方力量參與社會建設的良好氛圍,從非制度層面為社會組織和市場力量參與社會治理提供必要的氛圍支持和平台支撐
I. 我國如何應對復雜的周邊環境
中國周邊安全環境更趨復雜 九一一事件後,中國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固然中美關系因反恐而增加了新的合作基礎與合作領域,合作氣氛漸濃;固然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形象日益凸顯,或者有可能成為全球資本的避風港。但無庸置疑的是,九一一事件後,中國面臨的國際尤其是周邊安全環境更趨復雜。 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包圍態勢得以迅速推進與強化。過去人們一直也在說,美國在構築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圈,但總覺得這個包圍圈還不完整,還遠沒到位。 九一一事件後的今天,再檢索美國近幾個月的戰略部署, 們會發現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圈已經赫然成型。環太平洋的對華遏制鏈條是既有的基礎,而在過去美國難以立足的南亞、中亞地區,也就是中國的西部、西北和西南部邊界外,美國已經在事實上完成了投棋布子。北約東擴已直抵中國西陲,美國在中亞的軍事存在已是事實,與印度的軍事合作已然進行。這一切都表明,美國在反恐戰爭的旗號下,已經在事實上推進和強化了對華戰略遏制圈。 日本借雞下蛋,力圖沖破重重限制,繼續推進軍事大國戰略。 近來,以支援美軍在阿富汗展開戰爭為由,日本緊鑼密鼓地在法律程序上實現了海外派兵的新突破。短短十多天,日本眾參兩院先後通過了政府提出的《反恐怖特別措施法案》、《自衛隊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特別是第一項法案擴大了自衛隊的活動范圍,開辟了戰時派遣自衛隊的先例,放寬了自衛隊的武器使用標准。這是二戰後允許日本自衛隊在戰爭時期開赴外國領土的第一個法律。與此同時,日本政壇要求修改和平憲法的呼聲也有所高漲。而和平憲法一直是日本走向軍事大國的最後也是最大的瓶頸,不能向海外派兵一直是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有力防線。如果日本趁亂局而掙脫束縛,那將是未來東亞與世界和平的真正隱患。 美國展開反恐戰爭後,中國周邊許多地區隨之陷入變局。阿富汗是中國的西部鄰國,盡管中阿之間有高山阻隔,但阿富汗戰局發展及戰後安排也直接關乎中國西部邊疆的安全,而這些目前還都是未知數。從南面看,美國在阿富汗的戰事給南亞戰略格局,特別是印巴關系投下了不小的變數,印巴都是中國的鄰國,印巴關系的演變,印巴兩國外交政策的演變都會對中國的周邊安全產生重要影響。 此外,中國的周邊有不少穆斯林國家,也有不少國家的國民信仰伊斯蘭教,隨著美國在阿富汗戰事的推延,這些國家的國內政局和社會穩定都面臨一系列問題。而在當今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的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加強,國際事務往往影響國內的社會穩定,國內事務也往往成為地區動盪的淵藪。所以,中國當前面臨的周邊安全形勢是異常復雜、多變而嚴峻的。重大對外投資決策應信息公開充分論證嚴格監督人大審批 必須立即改變目前對外投資暗箱操作掩蓋內外勾結的嚴重狀況,重大對外投資(尤其金融投資)決策應信息公開,充分論證,嚴格監督,人大審批。 實行積極自救的經濟措施 1.安全穩妥管理現存外匯,建立價值資源(保值的戰略資源)儲備。在當前美國金融危機繼續發展,美元必加速貶值,從而使 巨額外匯儲備套牢虧損程度不斷增大的險惡形勢下,保持住所剩最後三千億美元財力儲備對穩定經濟極為重要. 2.央行將 最寶貴的600噸黃金儲備全部運到美國存放,這是 金融安全的重大隱患。當此 金融風險空前嚴重之際,應盡早運回這600噸黃金,穩定金融! 3.盤活套牢在美國長期債券上的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資產對 具有巨大的戰略意義。在當前美國金融風險空前巨大的情況下,首先應設法減少 美債風險,應抓住美國政府接管兩房使其暫穩後的一段時機盡早全身而退。也爭取在無大損失的情況下將 所持美國非政府債券盡早都置換成安全資產。4.積極救自己的股市,重新嚴格外匯管制。 股市僅半年多暴跌超過七成,為國際資本廉價控制 經濟命脈創造了極好的機會。為防止西方國家趁機實現以其金融泡沫置換 實業,政府不僅應立即救市,而且應嚴厲懲處內外勾結,以各種手段(包括政策手段)蓄意製造股災洗劫人民的犯罪行為。沒收一切違法所得並處以大倍數罰款。以實際行動為股市立法立規。經濟結構調整最該優先解決的問題是將出口減少後那部分「過剩」生產能力和就業者轉變為為國內生產。並消除因 巨額財富外流損失所產生(並將延至今後惡性發作)的通脹危脅。 這在技術上應該沒有問題,須作出如下重大政策調整。 1.減輕企業稅負2.擴大對瓶頸產業和部門的基本建設投資3.消除國內商品流通障礙 降低流通成本擴大市場規模4.建立主權信貸 出口以人民幣結算5.盡快糾正過度開放,以保持自主宏觀調控能力,形成寬松貨幣環境並抑制通脹。6.嚴肅法紀加強監管 建立公平高效的資本市場。 =======【希望可以幫助你】
J. 試述我國如何應對當今復雜的國際戰略環境和戰略格局急急急,在線等。
1、把堅持獨立自主原則,適應新的形勢更好地維護國家的利益、主權和安全,作為我們新世紀國際戰略的根本基點。
2、把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推動建立國際經濟、政治和文明三種新秩序,作為我們新世紀國際戰略的基本主張。
3、把積極發展同世界不同類型國家的友好關系,特別是改善和發展大國關系,建立均衡、穩定的世界戰略格局,作為我們新世紀國際戰略的基本布局。
4、把全方位擴大對外開放,趨利避害,積極參與經濟和科技全球化進程,拓展經濟發展的空間,作為我們新世紀國際戰略的重點。
(10)中國該如何應對外部環境復雜化擴展閱讀:
國際戰略環境的影響因素
國際間戰略利益的矛盾及其發展;政治、軍事、經濟力量在世界范圍內的分布與配置;主要國家之間的戰略關系及其斗爭、制約、合作的態勢;戰爭的進程和結局,以及戰爭威脅的性質和程度等。
國際戰略環境是國家安全和發展的國際條件,對實現國家的戰略目標和戰略利益有重大的影響,並決定或制約著一個國家政治、軍事、經濟斗爭的對象和敵友關系以及採取的方針、政策和策略。
任何一種戰略,都是依據一定的環境條件而提出來的,在實施過程中都要受到這種環境條件的制約,因此,對國際戰略環境的分析和判斷,是制定戰略決策和戰略實施過程中必須特別加以重視的一個至關緊要的問題。
只有站在時代的高度,從各主要國家或政治集團的戰略利益關系入手,較系統地考察一個較時期內國際戰略格局的狀況和國際戰略形勢的發展趨勢,綜合分析影響國家安全和發展的各種國際化條件,判明本國遭受威懾的可能、方向、性質和程度,才能提出正確的戰略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