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新冠的源頭到底在哪兒
一、從傳播的人群來看，不會局限於武漢。病毒是一種特殊的生物體，它必須依附於動物的體細胞才能生存繁殖，若離開這些依附體，會在短期里死亡滅絕。實驗室保存的病毒都需要特殊的儀器設備，作為美國的軍人運動員不可能通過某種載體將病毒帶到中國，這在入境時就有嚴格的檢查，可能性幾乎為零。
至於說他們身體攜帶病毒，那也沒有這種可能。因為若身體帶毒，那麼與他們同機的服務員，軍運會上的800多名運動員，運動場上的工作人員，他們居住的旅社，甚至包括10萬名觀眾都有可能是近距離接觸著。那麼軍運會散後，病毒就有可能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不可能局限於武漢。
二、從傳播的時間點來看，應該更早爆發。武漢軍運會於去年10月27日結束，按病毒潛伏期最長14天計算，最遲應該 在11月10日出現病例，在11月中、下旬就大面積爆發了。但我國武漢出現首例病例為12月8日，相隔時間40多天，病例的潛伏期不可能這么久。
再者，若美國軍人攜帶病毒，那麼他們自身就應該配有解葯，否則他們作為第一代傳播者就必死無疑。假設他們真正具備這種解葯，那麼該病毒絕不能再次在美國大流行，從現在美國的疫情大流行情況看，那種可能幾乎沒有。
三、美國的價值觀不允許人為播毒。美國是個利益至上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會盡一切努力，想盡一切辦法來打壓與他們有政治、經濟、軍事競爭力的國際對手，以達到長期稱霸世界的目的，這一點是不容否定的。不管是軍事手段打擊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還是用無人機定點清除伊朗最高指揮官等，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但他們的做法也是有原則的，就是打擊對方的軍事目標和清除政治人物時，盡量避免傷及平民百姓。至於戰爭造成人道主義災難那又另當別論。西方國家對於希特勒式的大量屠殺平民的反人類罪行，自上而下都是切齒痛恨的，這也是他們的價值觀所在。對於這一點，我們要有客觀上的認同，不能因為帶有政治偏見而妄加指責他們。
建立在這種價值觀之上的美國，上至總統、政黨負責人，下至普通的軍人、百姓都不可能做出大量投毒，傷及無辜的滅絕人性的舉動來。
四、美國的政治制度也不允許這種卑劣的行徑存在。美國是個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一個老牌的民主國家。美國的政治制度，簡言之就是「三權分立，多黨執政」。這個「三權」就是指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美國的立法權在國會，國會由眾議院和參議院組成。眾議院400多個席位，將名額按照人口的多少分配各州。
㈡ 有哪些幾乎是中國人特有的生理疾病
這些生理疾病幾乎是我們中國人特有的？你真得知道？今天相關專家帶我們一起了解一下。如果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上面來講，從歷史到現在，我們中國最突出的傳染性疾病，其實並不是SARS、不是艾滋，而是乙肝。
曾經由於我們國家的公共衛生系統不完善，因為輸血的不規范以及不安全的注射等相關的原因，那些出生在60-80年代的人，有著非常高的乙肝感染率。
在以往的研究之中顯示，乙肝在1957-1989年這一段時間之中，我們中國的乙肝感染幾率達到了史無前例的14%；即使是在乙肝疫苗普及的今天。
我國的乙肝患者也依舊有將近1億左右，由於乙肝目前尚無辦法進行根治，演變出來的慢性肝炎或許就會極大的提升肝癌的這一發病幾率，嚴重的影響我國人民的整體健康，這也是我們中國幾十年來一直面臨的陰霾。
我們的國家投入了無數的金錢與人力試圖進行挽救，但是那些已經感染了乙肝的患者，我們也真的是無能為力。
但是在經過這么多年的努力，已經從紅色（>8%）下降到了6%左右，然而我們國家仍然是有著世界上面最多的乙肝患者。
以至於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提及「大三陽」和「小三陽」都惶恐不已，人們對於疾病的相關認知，總是更多的傾向於「治療」。
但是「上醫治未病」，爛凳在醫學的領域，預防永遠是性價比最高的一個辦法，希望所有的人永遠都記住我們中國的這個「乙肝大國」的帽子。
時刻的提醒自己對於疾病預防的重要性，那些叫囂著不打疫苗的人，或者是因為疫苗事件而不去打疫苗的人，這不是蠢就是壞。
當然還有葯源性的肝損傷（ Drug-inced liver injury, DILI），其實葯源性的肝損傷在世界范圍之內並不是一個比較罕見的疾病。其本身本來就是西葯導致的主要副作用之一，同時也是大部分現代葯物臨床試驗失敗的一個原因。
但是中葯所導致的肝損傷也算得上是我們中國獨有的疾病了。最為重要的是，它的危害被人們遠遠的低估了。
而且直到近幾年左右，我們中國的學者才開始重視這一塊研究，近幾年來發表在Science子刊《Science Translation Medicine》對馬兜鈴酸導致肝癌的報道，只是揭開中葯肝毒性的一個開始。
該文章稱我國台灣78%以及大陸47%的肝癌都與馬兜鈴酸以及其衍生物有一定的關系，雖然具體的數字的依然存在一定的爭議，而且馬兜鈴酸在肝癌形成之中到底起多大的作用依然還是未知的。
但是馬兜鈴酸及其衍生物對肝細胞的損傷真的是實打實的。如果說長期服用一些中葯可能導致肝癌已經引飢碧旅起人們以及監管部門的重視，中葯導致的葯源性肝損傷更加急性，而且定性也會更加的困難。
在2019年初的時候，一項上海交通大學發表在Gastroenterology的論文才開始大規模系統性評估中葯導致的葯源性肝損傷。
文章之中統計了2012-2014年之間在308家醫療機構接近26000起的葯源性肝損傷，發現中葯或者是保健品從而導致的葯源性肝損傷占所有DILI病例的26.81%, 高於抗結核葯的21.99%。
如果對於肝損傷我們再做一個疾病的區分，或許就會發現皮膚病與老年病患者的DILI有40.3%是由中葯從而導致。
實際上這也不算完全是我們中國特有的一種疾病，整個受中國文化輻射的亞洲地區，其中包括韓國，日本，新加坡，都是中葯、草葯葯源性肝損傷的重災區。但是我們想要強調的是中葯葯源性的肝損傷在我國被遠遠低估了。
中醫支持者在2019年的文章發表後聲稱「只有」 26.8%的DILI是中葯和保健品導致，其他70%多都是西葯，所以中葯要比西葯更加的安全。
但是西葯的肝慧芹毒性是被廣泛研究過的，而且可以預期。中葯，其中包括三七、雷公藤、黃姚子、艾葉、銀杏葉，何首烏、補骨脂、延胡索、大黃、決明子、附子等比較常用的中葯肝毒性雖然被報道，
但是其毒理研究相對比較的匱乏，加上其復雜的成分以及中西的結合。使得很多可以避免的中葯葯源性肝損傷每天都在發生。除此之外，中葯葯源性的腎損傷或許也是我們中國的特有的疾病之一。
㈢ 世衛組織稱零號病人不一定來自武漢，這是怎麼回事
因為世衛組織的項目負責人根據以往的經驗，疫情的零號病人一般並不是出現在首次聚集性疫情的發生地，因此零號病人不一定來自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