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
新中國電影事業發展
(1)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末
新中國成立後,模仿蘇聯電影的管理體制,建立起了一個從管理到生產、經營的完整配套的新中國電影事業體制。
1953年,在蘇聯專家幫助下,我國制訂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電影管理計劃。其中,對製片廠實行行政指令性管理,建立了攝制工作制度和製片主任制度及製片生產的各項規定。在發行方面,把中國影片經理公司改組為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將各大區公司建制為各省、市發行機構,並建立完善了發行放映經營管理的各種規章制度,在電影局設立了電影放映管理處,各省、市、自治區文化管理部門亦成立相應的各級機構,有一級政府就有一級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加強放映工作的統一管理。這一整套設施的建立,都是以行政化機制為依據和功能目標的,而市場效應和市場運轉則作為輔助的手段,因此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政企合一的電影發行體制。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逐步完善起來的電影產業結構體制,以它特有的規律運轉,除了1958年和1976年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發生過幾次動盪外,30年來,其基本架構和內部經濟關系未有任何本質上的變化。同其他行業一樣,電影業走的是計劃經濟體制,統一由國家預算撥款和專項撥款維持其建設、生產和流通。製片方面,製片廠根據上級對數量及題材的嚴格計劃接受影片拍攝任務。發行方面,作為全國發行放映總代理的中影公司負責收購影片,之後通過等級分明的各個發行放映公司以業務和行政相結合的手段從省、市、縣往放映單位發放拷貝。
(2)20世紀80年代
改革開放後,電影業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出現了幾次改革浪潮。1979年的《關於改革電影發行放映管理體制的請示報告》,調整了發行收入分成比例,增加了用於發行放映事業的生產基金。1980年,文化部又以1588號文件的形式規定,中影公司根據發行需要所印製的拷貝量按一定單價與製片廠結算,使製片廠產量增加,利潤上升。1984年5月,文化部正式提出成立中國電影總公司的體制改革方案。1985年1月,電影局在廣州召開電影體制改革座談會,提出簡政放權、政企分開和擴大製片業與發行業經營自主權的精神。同年,同意在一些地區對部分影片的票價實行浮動,以緩和電影收入的下降趨勢,電影的價格體制在經歷了35年之後(始終維持在50年代的0.20-0.35元之間),終於在市場競爭的沖擊下出現了初步的松動。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進展,錄像業、歌廳和綜合文化娛樂業開始興盛,電視日漸普及,使電影觀眾出現了明顯的分流。1984年僅一年時間,電影觀眾就減少了52億人次。迫於市場壓力,電影製片迅速走向娛樂化類型化。
1986年1月,電影局從文化部劃歸廣播電影電視部領導,加強影視統一領導和統籌規劃是合並的初衷,但電影局合並到廣電總局後,各地電影單位特別是省、市、縣級發行公司仍由地方文化部門領導和管理,以至形成「上合下不合」的現象,對電影全行業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難。1986年,全國電影市場進一步萎縮,全國三分之一左右的發行企業虧損,許多放映單位該營它業,反過來又影響到了電影製片企業的嚴重虧損。針對這種情形,1987年曾經提出了代理發行、一次性賣斷和按比例分成等五種結算方式發行影片,但1989年又很快倒退回來,頑強地按拷貝結算的方式。
(3)20世紀90年代後至今
20世紀90年代的電影改革以1993年元月以「廣電字(3)號文件」即《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及其《實施細則》(徵求意見稿)為標志。自此,40多年的計劃經濟下電影的統購統銷以及由此形成的製片、發行、放映三者之間經濟分配上的不合理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其中重要一條就是中影公司的全國壟斷經營被打破。但是問題緊接而來,各省級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區域內獨家經營、壟斷發行以及發行行業中間環節過多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經過發行影片直接面向地市級公司的「江蘇突破」、「山東突破」後,製片廠、中影公司與省級公司在發行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1994年8月1日,廣電部電影局下發了《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通知》(94年348號)。這個文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和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決定》精神,明確影片(著作權)發行權擁有單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11家老、少、邊、窮省、區除外)的各級發行、放映單位發行自己的影片。這一指導思想使得電影全行業所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得到認可,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市場多主體的形成。
1995年1月,隨著當時廣電部《關於改革故事影片攝制管理工作的規定》(廣發影字[1995]001號)的出台,昭示著製片行業幾十年一貫制的計劃管理模式的改革終於邁開了小小的、但卻極有意義的一步。根據文件規定,全國擁有故事片出品權的不再僅僅是原來的16家製片廠,一大批一直未得承認的省級電影製片廠終於贏得了自己的影片出品權。很快,一方面省辦廠的積極性很快調動起來。山東廠、浙江廠、山西廠等分別投拍了《孔繁森》、《信訪辦主任》、《劉胡蘭》等重點題材影片。但由於其他配套設施的缺乏,製片行業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復興。
由於市場上影片節目的嚴重缺乏,使得改革必須往前邁進一步。1997年,製片(出品權)進一步放開,無論「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團體」,甚至「個人以資助、投資的形式」都均可「參與攝制電影片」。1995年的改革還僅僅是打破原16家製片廠的壟斷,而1997年的改革則是完全取消了國有製片企業的壟斷保護權力。改革方案很快得到執行,北京紫禁城率先嘗到了改革所帶來的實惠。因《離開雷鋒的日子》一炮走紅的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得到了廣電部電影局果斷給予的極高獎賞——影片製作企業生產的出品權。
也是在1997年,單片發行權開始放開。《鴉片戰爭》以民間集資方式操作並以此成立四川《鴉片戰爭》影視製作有限公司,這一舉動在電影界引起強烈反響。發行上,電影局則對這家沒有單獨出品權的公司首次給予了影片單獨發行權,政策方面享有同峨影廠發行此片時一樣的權利。同年,地處深圳的南國影聯開始了從放映行業爭取單片發行權的第一步。這家以放映為主的股份公司,於1997年10月以委託代理方式購買了合拍影片《聯合出擊》的國內版權。
2002年開始,以新的《電影管理條例》頒發為總標志,中國電影業開始了新一輪的體制改革和產業化進程。其中重要一個環節是製片業的初步放開,一些民營機構也擁有了獨立拍攝電影的條件。這進一步促使民營資本注入到電影製片業中來,從而為電影製片業帶來新鮮血液。以往,民營機構拍攝電影是比較困難的,因為缺乏「資格」,所以必須與電影製片廠合作,使用廠標。近年來,廣東巨星、華誼兄弟、北大華億、中博時代、海潤等一些民營影視製作機構迅速成長,它們以其獨特的理念和手法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是,由於政策上的限制,他們只能以影視界「游擊隊」的身份存在。而此次改革意味著民營機構無需再買廠標,可以獨立投資拍攝電影。該措施適應社會主義文化市場規律要求——此次形成的製片格局打破了舊有的國有製作機構一統天下的格局,呈現出了多元化的特點(雖然現在這個多元懸殊還很大),將更具有競爭性,因為它們都將在市場規律下平等坐次,優勝劣汰。
發行放映業的機制改革同樣激烈,主要體現在「院線制」的推廣上。經過近半年時間的醞釀組建和緊鑼密鼓的運作,2002年6月1日,全國23個省(市)的30條院線正式掛牌營業。其中,11條為跨省院線,19條為省內院線。同時,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廣東、四川、江蘇、浙江等8省(市)已率先完成了兩條院線的組建工作,而江蘇和浙江則分別組建了3條院線。
院線制的生命力在短時間內顯示出來,7月中旬上映的分賬大片《星球大戰2:克隆人的進攻》僅10天,30條院線的票房就突破2000萬元,院線制的威力可見一斑。上海聯合院線成立伊始,一個接一個創造票房佳績,遠遠超過院線制之前的票房指數。北京新影聯院線成立以來也是捷報頻傳,市場走勢強勁。重慶萬和院線所屬6家影院在經歷了6月份市場嚴重下滑之後票房全面回升。院線制最大的直接受益者當屬廣大電影觀眾,電影公司引進分賬大片的速度明顯加快,《精靈鼠小弟2》幾乎與國外同步上映,加盟溫州雁盪院線的一家縣城影院,已能與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影院同時上映分賬大片,使小城鎮的觀眾也能在第一時間欣賞到分賬片,這在實行院線制之前是絕對不可能的。
應該說,院線制是電影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電影發行放映與時俱進的必然。其深刻意義在於徹底改變了電影市場環境,使中國電影市場打破行政分割與封閉狀態,在國內地域間形成一個整體,從而擴大電影市場規模,促進電影資源的流動性,從而建立起良性運轉的電影市場機制。不過,由於在院線制的推廣上行政措施太多,組建的市場化因素過於弱小,組建時間倉促,目前院線之間實力、規模及運行機制相差較大,有的還不太正規,因此當前所建立起來的院線制僅僅是一個雛形,只能說它為過去的四級發行劃了個句號,至於院線的發展壯大,尚任重道遠。同樣,院線制中影院所應該享受的自主權,諸如充分的選片權,以影院為主、發行公司指導為輔的票價定價策略,還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改制後的影院位置依舊停留在「一頭在市場,一頭在國營」的狀況中,還處於低級運行階段。
同時,引進片的發行壟斷陸續被打破。雖然引進片依然由國家統一進口,但是開始調整了進口影片的供片機制,實行影片進口與發行分離。中國電影集團在2002年5月宣布將美國影片《浩劫驚魂》的播映權出售給上海嘉禾——一家由香港嘉禾部分所有的公司。這是該集團公司首次將電影發行權出讓給帶有外資色彩的非大陸中國公司,這在中國電影發行業中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除中影集團原進口影片發行公司外的另一家股份制進口影片發行公司——華夏電影發行股份有限責任公司,經過兩年時間的醞釀和籌備,於2003年6月19日正式宣布成立。華夏電影發行公司屬於股份制企業,注冊資本6000萬元,有19家企事業單位共同投資,中國廣播影視集團作為最大股東持有20%的股份,中影集團和上海電影集團各持11%,長春電影集團持10%,剩下的是國內電影系統有影響的製片廠和院線公司。這對進口片發行市場的多元化主體建設將有重要的意義,同時公司內部的多元化產權結構,也有利於公司的效率和良好監督機制的形成。
在農村,發行放映問題隨著改革的深入日漸開放。最基層的農村放映單位或個人拿到了屬於自己的權力。首先,1993年3號文件明確了縣級公司購買農村16毫米拷貝的權力,並一再強調,縣級公司應該通過更新觀念,轉變機制來成為16毫米的經營主體,而不是通過行政手段賦予。此後,1995年8月,廣電部頒發了《關於改進和家農村16毫米影片發行放映工作的通知》(即474號文件),進一步放開農村16毫米拷貝經營權,強調任何一級公司和集體、個體的放映單位都可以自由購買,每個16毫米拷貝均含有全國放映權。這種新的運行機制,引入了社會主義市場競爭機制,調動了農村放映隊的積極性,讓所有的農村電影經營者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公平競爭,優勝劣汰,激活市場。同時,打破人為的市場阻隔,放開區域限制,讓16毫米拷貝自由流動,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其價值。文件還明確要求今後每年定期舉辦16毫米影片全國性的交易會。同年11月在鄭州舉行了一次全國性的16毫米影片交易會。4天的交易會成交16毫米影片節目近400個,現貨、期貨拷貝達3500多個,成交金額為400餘萬元。交易會深受基層單位的歡迎,但是在執行474號文件的過程中,由於利益的沖突,仍有一些地方阻止農村放映隊購買影片和限制放映隊活動區域。而後農村電影放映推行「2331」工程和「西新工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2. 影視業凜冬之下,中國影視業能夠得到質的飛躍
今年的影視行業卻進入了寒冬狀態,相比往年縮水了將近30%,而且看現在的態勢還會進一步的縮水下去。但是這種縮水卻是有益處的,可以讓影視行業更加的健康長久,也可以讓中國影視行業進一步的前進,最終實現質的飛躍。畢竟只有去除了雜質,影視行業的基礎才會打得更加結實,不然只是空中樓閣罷了。
同時最近幾年迅速崛起的影視公司,今年也關閉了上千家,這樣的狀態還會持續下去的。通過這一次的淘汰可以讓娛樂圈更加的干凈健康,使娛樂圈回到正常的軌跡上面。只有這樣娛樂圈才會做大做強,走的更長更遠,最終實現質的飛躍。
3. 運用市場經濟知識,說明如何推動中國電影產業進一步繁榮發展
要推動中國電影產業進一步繁榮發展
①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互為補充的。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劃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切實把市場和政府的優勢都充分發揮出來。
②要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完善市場機制,保障公平競爭,維護市場秩序,增強電影產業對電影市場需求變化的反應和調整能力。
③發揮政府作用要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用政策引導市場預期,用規劃明確電影投資方向,用法治規范市場行為,減少政府幹預,推行權力清單制度。
發揮財政促進資源合理配置的作用。加大財政對電影產業支持力度。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引導電影產業承擔社會責任,始終將社會效益擺在首位,將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統一起來。
4. 中國電視劇是怎麼發展的
中國電視劇的發展
1958年6月15日,北京電視台(中央電視台前身)以直播形式播出了電視劇《一口菜餅子》,這標志著中國電視劇的誕生。迄今中國電視劇已經走過了半個世紀的歷程。其間,在歷史發展的縱向緯度,按照電視劇藝術形式在社會系統中功能角色定位及其藝術自覺與生產規模,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一,宣傳工具階段(1958—1977)。二,審美自覺階段(1978—1989)。三,文化產業階段(1990至今)。在電視劇藝術系統的橫向緯度,按照電視劇藝術的類型發展實際,中國電視劇又可以分為革命歷史題材劇、古裝戲(歷史題材電視劇)、農村題材劇、軍事題材劇、城市社會生活劇(家庭倫理劇)、都市言情與青春浪漫劇、情境喜劇等類型。
從電視劇藝術誕生的1958年到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在文本意識形態層面的主導傾向來說,中國電視劇基本上是作為那個年代政治宣傳工具而存在的。雖然說在這個階段,包括文學、戲劇、電影、電視劇在內的藝術形式家族,都要受制於當時左傾政治文化形勢的強力影響和左右,但由於電視傳播的新興大眾傳媒屬性,相比前幾種藝術形式,電視劇這一文化形式的作用,在更加受到政府、把關人系統以及從業人員重視的同時,由於外有壓力以及內化而來的自我抑制,電視劇的審美屬性更為淡化。並且,由於文化形勢和電視技術的雙重製約,電視劇的生產數量和規模都比較弱小,因之電視劇對於整個社會文化系統的影響較之報紙、電台其他大眾傳播媒介和文學、戲劇、電影藝術形式,也要小得多。
1958年播出的中國第一部電視劇《一口菜餅子》,便是當時配合中央「憶苦思甜」、「節約糧食」宣傳精神的產物[1]。內容說的是兩姐妹中的妹妹用一塊棗絲糕喂狗,被姐姐發現給予了嚴肅批評。然後,姐妹倆共同回憶起舊社會的苦難生活,感受新社會新生活的來之不易,最後達成了要珍惜糧食的共識。這部電視劇採用了「直播戲劇」的形式,反映了萌芽時期中國電視劇藝術的技術特徵和民族審美傳統基因。
1958年9月4日,當時的北京電視台播出了電視劇《黨救活了他》。這是根據上海廣慈醫院搶救被燒傷的煉鋼工人丘財康的真實事跡而創作的紀實性電視劇。由此以後,這種「真人真事」類型的紀實電視劇,成為中國主旋律電視劇范圍內的一個重要類型。這年10月,新成立的上海電視台播出了第一部電視劇《紅色的火焰》。1962年1月13日,北京電視台播出電視劇《莫里生案件》,它是根據美國作品改編的,用來揭露非美活動委員會對美國進步人士的迫害性審判。1963年8月17日,北京電視台播出電視劇《火種》,它是一部反映美國種族和階級矛盾的電視劇。1965年,適應當時「抗美援越」形勢的需要,北京、上海、廣州陸續播出了根據越南民族英雄阮文追事跡改編的電視劇。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根據柯岩同名獨幕劇改編的電視劇《相親記》,是一部比較貼近生活的作品。由於廣受歡迎,《相親記》連續演播4次,並曾赴廣州演出—— 在直播時代,這意味著整個劇團搬遷式的巡迴演出。
1958年到1966年,是中國電視劇的草創時期,8年時間全國范圍內共播出200多部電視劇。其中,北京電視台90部,上海電視台35部,廣州電視台30多部[2]。由於當時電視接收機是稀缺產品,電視劇的社會影響力有限。
從1967年到1977年,其間多數時間處於文革時期。這一時期,電視劇「為政治服務」的色彩更為明顯,且創作成績極為寥落,幾成空白,乏善可陳。值得記入歷史的有這樣幾部作品:反修防修主題的《考場上的斗爭》(1967),學大寨主題的《架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主題的《公社黨委書記的女兒》(1975)、《神聖的職責》(1975)。其中,《考場上斗爭》,是中國電視史上唯一一部用黑白錄像設備製作的電視劇,它也標志著中國電視劇生產此後脫離直播時代,跨入錄像製作時代和彩色時代。
1978年,黨中央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標志著中國經濟、文化的全面轉型。1979年,鄧小平出席了中國作家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將黨的文藝方針由「文藝為政治服務」調整為「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文藝為人民服務」。這預示著對文學藝術功能認識的重新定位,也標志著對全社會對文學藝術自身獨特規律的尊重。
作為整個文化藝術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電視劇藝術在這一階段獲得了審美意識的自覺,開始了對中國特色電視劇藝術規律的探索和開拓。電視劇藝術在新時期獲得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年產量由1978年的10餘集發展到1979年的30餘集,再發展到1980年的80餘集。中國電視劇送中央電視台播出的年產量,由1981年的110集激增到1986年的1500集。
數量在激增,電視劇的藝術品種和類型也日趨多樣,質量在明顯提高。不僅出現了一批思想、藝術水平較高的製作精緻的短篇電視劇,而且產生了一批引起社會強烈反響的長篇連續劇,問世了一批樣式新穎的戲曲電視劇和專為少年兒童錄制的電視劇。特別是1984年以來榮獲「飛天獎」一批優秀電視劇,如《今夜有暴風雪》、《新聞啟示錄》、《走向遠方》、《巴桑和他的弟妹們》、《希波克拉底誓言》、《太陽從這里升起》和《尋找回來的世界》、《四世同堂》、《新星》、《紅樓夢》、《努爾哈赤》、《雪野》等,引起了社會和文藝評論界的廣泛矚目,使電視劇這種新興藝術形式在中國文藝領域里佔有了越來越重要的位置[3]。
自1987年起,鑒於前一階段電視劇生產中出現了不少平庸之作,有關管理部門制定實施了「提高質量、控制數量」的方針,取得明顯效果,使不能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的劣次產品由1986年的500集下降到1990年的24集[4]。特別是這一階段,出現了堪稱電視劇藝術精品的《秋白之死》和根據古典名著改編的長篇連續劇《西遊記》、根據現代文學名著改編的《圍城》。
伴隨著中國電視劇走向成熟的歷程,中國電視劇開始逐步走向世界。《紅樓夢》、《西遊記》、《武松》、《濟公》、《諸葛亮》、《甄三》、《努爾哈赤》、《末代皇帝》、《宋慶齡和她的姊妹們》、《圍城》等都先後在美國、日本及歐洲、東南亞國家播映。中國也開始選送電視劇參評國際電視節,《太陽有七種顏色》、《小木屋》、《小船》、《窮街》等作品都分別在參賽的國際電視節上獲獎。
需要說明的是,受制於上個世紀80年代整個中國文學藝術的整體狀況和氛圍,中國電視劇藝術在表現了濃郁審美意識自覺特徵的同時,也顯現出了某些脫離生活、脫離群眾、孤芳自賞的形式主義傾向。
1990年,中國第一部長篇室內電視連續劇《渴望》的播出,標志著中國電視劇藝術走向了「基地化」製作和作為文化產業的正式登場。此後,基地建設成為了中國電視劇事業發展的必然,陸續興建了上海「東海基地」、山東「齊魯基地」、湖北的「九真山基地」、四川「新都基地」和中央電視台的「無錫基地」、「涿州基地」、「橫店基地」等等[5]。同時,電視劇的投資方式和流通方式也越來越市場化。1990年以前,電視劇多是由政府部門提供拍攝資金, 1991年,北京電視藝術中心拍攝的電視系列劇《編輯部的故事》,採用了企業贊助的方式,並首次將廣告隨電視劇捆綁播出,同時還在電視劇中利用劇情為贊助企業做隱性廣告。1992年,北京文化藝術音像出版社投資200萬元製作了41集電視劇《愛你沒商量》,北京電視藝術中心貸款150萬美元赴美拍攝了《北京人在紐約》。這種方式意味著需要取得相應的商業回報,才能進行擴大再生產,僅僅「圖名」在央視播出遠遠不夠了,還要「圖利」贏取商業利潤。
這就迫使各家電視機構為爭奪有商業潛質的電視劇展開市場化競爭,而不能在僅僅利用電視機構的等級來獲取壟斷性購買了。於是,1992年央視及時調整思維,以350萬元價格購買了《愛你沒商量》的播映權,後來又用黃金時段的廣告時間換取了《北京人在紐約》的播映權。隨後,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以1000萬元購買了30集電視劇《武則天》的國內版權,隨劇徵集廣告,用電視台的廣告時間來交換電視播映權。這種「貼片廣告」的方式,在很長時期內都是中國電視劇市場化的重要途徑[6]。此後一直到2007年,中國電視劇藝術生產理念、體制在悄悄發生著越來越大的變化,市場化機制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位置,電視劇作為文化產品的商業特徵獲得了越來越多業內外人士的認同。這與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的大方針是密切相關的?/P>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電視電視劇生產進入了繁榮階段,規模急劇增長,精品佳作迭出。據國家廣電總局社會管理司統計,到1998年的時候,國產電視劇的生產數量為682部9780集。1999年全國上報的題材規劃劇目有989部15812集,當年批准發行播出371部6227集。2001年的電視劇規劃數量年初就達到了22000集[7]。近幾年來,中國電視劇每年製作、播出的數量都在萬集以上。
就電視劇意識形態層面的文化類型拓展來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最突出的現象,就是以《渴望》為發端的大眾文化類型電視劇的異軍突起以致蔚為大觀。這並不是說上個世紀80年代就沒有大眾文化類型的電視劇,只不過其時由於當時的總體文化氛圍制約,這一類型的電視劇沒有形成氣候。1980年2月5日央視開始播出的《敵營十八年》,既是中國第一部電視連續劇,也是一部採用情節劇模式製作的大眾文化類型的通俗電視劇。在90年代,這一類型的電視劇數量猛漲,獲得了不少電視收視份額。
在我國,包括電視在內的大眾傳媒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中國特色,也決定了我國的傳播體制不同於歐美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中國傳播系統和文藝系統的一個單元,電視劇藝術生產必須服從於主導意識形態的宣傳需要。國家廣電總局制定的《2001年—2010年廣播影視事業發展計劃綱要》指出,要「堅持『二為』方向,貫徹『雙百』方針,按照始終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要求,以繁榮廣播影視文藝,滿足小康社會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為中心,實施精品工程,全面提高廣播影視文藝作品的質量」。「切實加強電視劇、廣播劇生產,健全題材規劃管理,不斷推出精品力作。要優先抓好劇本創作,組建創作隊伍,建立創作中心,充分調動和挖掘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潛力。集中精力抓好重大題材、現實題材和優秀傳統文化題材電視劇的創作生產,爭取年產量達到國產電視劇的60%以上」。
總括說來,在文化意識形態層面,自上個世紀90年來以來大眾文化興起的背景下,我國社會的整體文化系統,主要由主導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三種力量構成,並且在三種力量博弈過程中,形成當代中國文化的動態流變。這種文化構成,必然也會折射於電視劇藝術文化生產中。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電視劇藝術批評界的許多爭論,實質在於如何理解電視劇藝術形式的本質和本性[8]。對電視劇藝術文化形式新聞媒介屬性、藝術屬性、商品屬性之間關系的不同理解和文化掌握,就產生了媒介本性論、藝術本性論、商品本性論幾種不同文化立場的看法。但是,就文化現實與發展前景來說,在黨和政府提倡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的前提下,在構建和諧文化的語境中,在當代中國電視劇藝術文化場域中,三種文化都不會也不必一統天下,而是在國家意識形態的合理調控過程中,形成新型的多元共生的21世紀中國和諧電視文化形態。
5. 中國電影今後應當朝怎樣的道路發展,才能在世界電影中佔主要地位
在全球化的形勢下,討論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問題不能脫離世界電影的發展水平(包括技術水平和藝術水平)。這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我們現在看得非常明顯的是,影視技術的傳播壁壘幾乎不存在。電影自誕生以來,在製作方式、存在方式與傳播方式三個方面都得到了非常迅速和相當充分的發展,這種發展既取決於電影新技術的發展水平,同時也取決於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是否具有較高的自覺性,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盲目性。電影從誕生之初就是科學技術的產物,一部電影發展史就是一個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走向完善、藝術創造趨於完美以及這兩者不斷地相互促進的過程。特別是近年來迅猛發展的數字化進程所造成的影視之間相互融合、相互滲透的發展趨勢,更是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正如胡錦濤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所指出的那樣,當今世界,文化賴以發展的物質基礎、社會環境、傳播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們要深入研究新形勢下我國文化建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善於在更加開放的環境中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這一精神完全適用於討論電影的產業發展問題。但問題在於,我們有必要從電影的概念問題入手。也就說,新的形勢之下,特別是從數字技術可能造成的媒介產業重組的前景展望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態勢和發展格局,必須建立在對於電影的新的理解和界定之上。
當然,討論概念對於不少的人來說的確是一件令人討厭的事情。特別是,對於那些習慣於舞文弄墨之士,或者樂於沉浸在聲音與光影世界中流連忘返的人們來說,就更是如此了。對於那些辦實事兒及樂於思考者,則另當別論。但是,現在的事情顯然已經發展到我們不得不咬文嚼字的地步了。也就是說,到了俗語所說的「老鼠鑽到了碗架櫃,口口咬瓷兒(詞兒)」的地步了。這件事情倒是從某一個角度驗證了先賢和「後賢」們的告誡和提示。
《論語•子路第十三》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海德格爾曾指出:「言詞和語言不是把事物包裝起來為寫作者和說話者的交流服務的包裝材料。事物只有在言詞和語言中,才首次進入了存在並存在起來。因此閑聊、口號和廢話中語言的誤用,破壞了我們和事物的本真的關系。」「語言大面積地迅速荒疏,這不僅在一切語言運用中掏空了美學的與道德的責任,而且,語言的荒疏是由於人的本質之被戕害。」
孔子的話和海德格爾的話是相通的。但是,他們的話卻並沒有引起後世人們的充分注意和重視。即使是《聖經》中的「聖訓」,也沒有引起人們的多少警覺。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聖經》中的這句名言看起來是很神的,主要是其中的「道」字,是一個中國的古詞兒,很難解釋清楚。但是,一看英譯,含義立刻就清楚了。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聖經》的英文直譯可謂泄露了天機。直譯的結果是:「一開始就是詞,詞與神同在,詞就是神。」
《聖經》中堅定明確而又語重心長的神諭並沒有讓多少人開悟。別是文藝界的人士,包括研究之士,恐怕要很久很久以後才有可能認識到這一點。
按照「先賢」和「後賢」的思考方式和辦事兒原則,我們要討論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態勢,就一定要首先為電影正名,即「必也正乎名」。此即所謂「一開始就是詞」,這個詞就是電影。
只要稍微想一想就會發現,人們對電影這個詞兒的認識確實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過程,直至現在仍然有些糊塗,但是現在不能再糊塗下去了。
電影的成一定規模的傳播必須有一個公共場所。1895年12月28日,路易•盧米埃爾與其兄長奧古斯都•盧米埃爾用一台被稱之為「活動電影機」的設備在巴黎卡布大街14號咖啡館的地下室里,第一次公開售票,公映了他們的第一批影片,其中包括《工廠大門》、《火車進站》、《水澆園丁》等。這一天後來被電影史家確定為電影的誕生日。這種放映活動被推廣的後果是,專門用來放映電影的場所產生了,這就是電影院。此後,盡管確實存在著電影的個人化播放,人們還是不假思索地把電影同它的大規模的播放場所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把在這個場所播放的電影稱之為電影。人們這樣做當然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電影的經濟回收和盈利主要靠電影院的銷售活動。但是現在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今後還會繼續發生變化。這里有一個情況值得特別注意,在電影院里播放的電影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大致有三大類、故事片、紀錄片和美術片。目前國內的電影院大體上只剩下了一類,即故事片。紀錄片和動畫片的播放只是一種零星的行為。今天,我們既可以說紀錄片已經淪落為電視節目了,也可以說紀錄片改變了它的存在形式和播放形式。但是似乎沒有人說紀錄片已經消亡了,卻有人在談論電影(即故事片)的死亡。
有了電視以後,人們從來都不認為在電視中播放的電視節目也是電影,哪怕播放的是電視劇。盡管看起來,真正的電視節目大概只有一種,這就是現場直播(中國的第一部電視劇《一口菜餅子》就是直播電視劇)節目。直到電影(無論是故事片還是紀錄片)變得可以在電視上播放了(或者通過無線遠程傳播或者通過錄像機、VCD機等),乃至直接為了在電視上播放的目的而拍攝所謂「電視電影」(無論是用膠片、磁帶,或數字化材料拍的)的時候,人們還是沒有產生這種認識。人們自然會找出種種理由認為電視電影不是電影,哪怕是在這些理由變得越來越少了的時候,變得越來越不成為理由的時候,除了少數人之外,人們幾乎是非常不情願地接受這種認識。主要的原因,除了面對種種新的情況熟視無睹以外,不是認真地思考電影的概念問題,而是把電影的歷史性存在方式、傳播途徑,同電影本身過於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嚴格地固守電影的「影院電影」的歷史界定:「只有在電影院中觀看電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觀看電影」這樣一種相當傳統的觀念。當然我們也注意到,有人甚至產生了這樣的疑問:「數碼加入進來以後,傳統的電影還叫電影么?」
現在的問題是,任何狹隘的電影觀念都會影響我們對於中國電影現狀及未來的客觀估計和展望了。
中國電影有七大「怪」現象。其中之四是大力進行電視電影的拍攝:「電視電影的發展導致大家傾向於低成本運作,難以製作出精品。觀眾習慣了看電視電影後,就不會再走進影院看電影。我們不能因為我們現在的電影法規和電影基礎設施達不到要求而退而求其次,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顯然沒有從如何調節電視電影和影院電影之間關系(諸如比例分配等等)的角度來看待問題。不是把中國電視電影的發展看成是中國電影發展的一個方面,看成是以一種新的方式滿足了中國廣大電影觀眾對於電影的需求的結果,而是看成了擠壓中國影院電影發展的一個應予糾正的失誤。盡管如此,我們仍然能夠看出一個意味深長的事實,這就是,電視電影確實具有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影院電影的功能。一定不會願意看到這樣一種情況的:「由於衛星傳播和有線頻道的發展,美國電影在歐洲電視播放的電影中也佔有了70%。」由此可見,在中國電影現有生產量的狀況下,保持一定規模的電視電影的創作和生產,不失為滿足廣大觀眾在電視中看到電影的需求的一種可行辦法。
結論是堅定不移的:「新科技的物質條件,不管電影人情不情願,都將徹底地將電影改頭換面。下個世紀的電影很可能沒有膠卷、沒有影棚、沒有布景、沒有放映機、沒有影院。電影將化身在有無線電視、私電視與公電視(機場、酒吧….)、網路電視、手機、電子書頁、個人資料簿(PDA)、網際網路、電玩與多媒體、甚至足球場上的超大屏幕或雷射投影……之中。從生產(數字生產、虛擬影像)到行銷(跨媒體整合行銷)、到消費或重組再消費(影像單位化、資料庫化與重拼貼化),電影都將走出舊世界。」
雖然某些方面並不完同,但對於中國電影產業的未來發展態勢與格局的展望必須不失時機地建立在對於電影的新的與時俱進的理解和界定之上。事態的發展在很大的程度上證實了在大約五六年以前對電影做出的界定:「可以配有聲音效果並具有畫面性質的活動影像。」進一步的證實還有待於對事態發展的繼續觀察(當然,這也需要一定的耐心和前瞻的眼光)。也就是說,電影不僅必須而且一定會成為一個具有包容性的概念。雖然現在還沒有發展到一定要把電視劇乃至電視節目也包括到電影之中的地步。眼下雖不急於收編,但是應該想到,將來一定會出現把這兩者當成同類產品的不同規格的品種來加以對待的局面。下述統計表述是意味深長的:「1998年美國的第一大出口行業既不是飛機製造業、也不是農業,而是影視和音像出版業,出口總收入達600億美元;美國視聽產業(影視和音像)在國民經濟中的排位已有1985年的第11位躍居到第6位;在錄像市場上,美國1997年金錄像租賃收入就達96億美元」。從中國電影發展態勢的角度來看,從現在開始,預算一部影片的投入和產出,不僅必須考慮到它在影院和「影廳」中的放映情況,而且還需要同時考慮到它在電視中的播放情況(包括排映和點播),以及光碟、像帶的銷售情況。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還要建立在確保上述種種考慮的有效性的保障體系的存在之上。既然「在美國,電影的海外市場、電視播映、音像製品和其他副產品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5%左右。」我們還有什麼理由稱這些收入為「後電影市場」開發呢?這些難道不是題中應有之意嗎?在我看來,有了這樣電影觀念,才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這一觀念對於全方位地同時又是布局合理地發展中國的電影事業是很有益處的,我們可能就不會杞人憂天地發出電影的「生存還是死亡」的無謂天問了。
從這樣的觀點和角度(即所謂行業混淆confusion或產業重組)來看中國電影產業的未來發展態勢與格局,2001年12月中國廣播電影電視集團的成立,就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特別是它統一考慮中國電影和電視發展戰略的眼光就變得更為重要了。雖然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撲朔迷離,其間充滿了太多的變數和難以把握的機會,但是卻讓我們可能看到更多的希望。在這情況下,高度的自覺性和清醒的意識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了。
我們能夠看到,在為中國電影的發展獻計獻策和「開葯方」的熱潮中,「全球化」和「產業化」可以說是兩個使用頻率最高的用語。應對全球化和實現產業化甚至被某些人當成拯救中國電影的前所未有的契機和良方。在這情況下,現代影視技術的革命性的力量以及所必然帶來的要求即「產業重組」和觀念更新的問題,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視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因為,盡管計算機、互聯網(包括無線、寬頻及數字化技術)的迅猛發展對人類社會生活所造成的影響,幾乎超出了任何人的想像。但是這一新興媒體技術及產業對傳統媒體產業及其觀念的(如報刊業、電視業和影院電影業)的沖擊才初見端倪。因此,從現在開始就轉變觀念,在全球化和產業化的基礎之上,認真地面對和貼近中國的現實,努力尋求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發展思路,仍然是來得及的。但有一點我覺得有必要及時加以改變。就像毛主席當年在延安曾經批評某些人「言必稱希臘」那樣,我們現在也到了對討論中國電影發展模式「言必稱好萊塢」的傾向給以一定質疑的時候了。經常被我們忽略的一點是,世界上發達國家不在少數,但電影產業發展到好萊塢的程度,在全世界可謂絕無僅有。其實,在產業重組的過程中,好萊塢也不是鐵板一塊。由此可見,好萊塢並不是世界發達國家發展電影的普遍道路。更不必說它應當受到批評和抵制(或者說需要檢討的)諸多方面了:「近年來的好萊塢電影越來越貪得無厭地追求視聽奇觀性,電影題材越來越變本加厲地脫離人們的現實體驗和現實生存,無論是故事或是視聽造型都越來越缺乏人文意蘊,越來越強調表像刺激,玩弄技術、玩弄奇觀的傾向正在將電影帶向一條遠離真實、遠離性情的道路……」由此看來,一個國家的某一文化行業的產業化及其國際化程度,肯定有一個由政治、經濟,乃至文化諸多方面因素共同形成的歷史性進程。絕非一朝一夕就能畢其功於一役。設想一個正在調動一切力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中國家去打造和發展國際化、跨行業的本國電影的「航母」,無異於天方夜譚。
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情況可能反而更加清楚,而且更加具有啟示意義:影院電影業大幅度滑坡、重振乏力,在這方面,即使實現了中國電影的所謂「產業化轉型」,似乎也看不到與好萊塢電影打拚的樂觀前景,至少在短期內是如此;倒是產業化程度不如電影的電視業的強勁發展勢頭未現明顯減弱的趨勢;電子圖書和數字圖書館雖在大力建設、不斷發展,目前還看不到印刷圖書業迅速萎縮的跡象(盡管這種情況根本無法同過去相比)。與此同時,電影在其各種製作方式、存在方式和傳播方式(特別是後兩個方面)的比例分配方面正在進行著的正是可能造成劇烈變動、重組的積累和醞釀。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電視系統的終端和網路系統的終端將要合一的傳播技術前景,雖然尚需時日,但肯定是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之中,發展到一定程度,肯定會對現行電視業和影院電影業包括運作方式在內的各個方面都造成巨大沖擊。數字化進程及其技術保障的進展,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力量。也就是說,決不能把這些重要的進展看成是與中國電影的發展前景毫無關系或關系不大的事情加以對待。據有關人士透露,到2002年底廣電總局已經建設完成國家光纜干線網3.9萬公里,省級光纜干線電視網超過11萬公里,市級以下光纜傳輸網超過了30多萬公里,可連通2000多個縣級網、1000多個企業網、3000多個社區,全國光纜總長超過300萬公里,並在東南沿海省份基本上實現了全部聯網。據說,廣電總局已決定全力推動有線網的商用,目前正在按計劃、分步驟進行,並將對有線傳輸網進行雙向改造,推出節目傳輸、帶寬出租、廣電在線門戶網站、數字電視、電視簡訊、可視電話、手機電視等業務。
無論形勢發展到何種地步,有一點可以肯定,不管是電影還是電視,每一種傳統傳播的方式都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戲劇上演了幾千年,至今仍然在繼續上演(哪怕是在文化政策保護之下)。影院電影只上演了一百年,決不會輕易就死掉。在整個電影的播放系統中「寥若晨星」也是一種存在方式。影院電影的確會越來越少,這一點幾乎毫無疑問。想一想電影的「黃金時代」正是電影的視聽質量都不怎麼令人滿意的時代,就會明白這一點。試圖通過保證電影視聽效果的高品質來振興或恢復「影院電影時代」的昔日輝煌(將近年300億人次的影院觀影量),看來是沒有什指望了。或許「廳電影」會越來越多,就像城市裡的超市一樣星羅棋布。但相當數量的電影拍完之後很快或立即就成為「電視節目」的情況將成為一種常規狀況。
特別是,當技術的發展到了能夠在電視中(或電影廳的一個終端中)真正點播電影(當然也會包括一切電視節目,在數字化的條件下這一點是不成問題的)的時候,將會發生什麼情況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想一想下述情況。目前國內的電視劇生產和創作形勢仍然未明顯減弱其繁榮景象。這種情況表明,對電視劇的觀看,已經成為相當多的人的日常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拿吃飯做比較的話,我們可以說觀賞電視劇已經成了人們的精神食量的「正餐」。在新的情況下把看電影(不論以何種方式看)當成人們日常精神生活中的正餐或主要零食並不是一種奢望。正在擬議中的收費電視頻道的啟動,電影難道不是被作為這些頻道資源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嗎?
中國電影未來發展態勢的這種設想,將會提出一系列迫切需要加以解決的問題,這些需要依次解決的既有關於技術方面的,也有關於制度法規方面的,更有理論研究與批評方面的。例如,建立不同級別的節目源站點,進行各種節目的大規模的收集、分類、整理和數字化。其中包括傳輸方面的建設,目的是便於檢索、搜索和點播。在這種情況下,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收費定量(實際上是計費)問題、電影界定的再確認及科學分類問題都會順理成章地提出來。充分發揮我們的智慧建立和完善適應我國實際情況的、有利於中國電影健康發展的電影、電視法律法規體系也會成為一件非常緊迫的事情。反對收費的觀點將會被證明是非常短視的,而採用收費就一定要研究科學的計費辦法。
按照設想,今後的電影(特別是電影在被數字化以後)可能會被分成三個大的類別,敘事片算一大類,資料片算一大類,還有一類就是論述片。把documentary由原來的紀錄片改譯成資料片,翻譯成文獻片也無妨,只是一定不要翻再譯成紀錄片了。認為,不管是誰,把documentary譯成紀錄片,都是一個已經造成了嚴重影響的歷史性錯誤(哪怕是有歷史原因的)。誤譯的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但造成如此嚴重影響的例子並不多見。在新的理解之下,電視劇和電視節目都只不過是電影的一種形態或一種類型而已。
電視劇和電影一樣,作品的形態和特徵都與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技術的現存條件密切相關。雖然這一觀念已基本上被國內外的學術界所認同,但真要具體地指出一部作品的哪些特點與政治相關,哪些特點與經濟相關,哪些特點與文化相關,哪些特點與技術相關,又並非易事。甚至應該說是一個難度較高的問題。因為,這些特點並不是現成地或明顯地擺在我們的面前,等待著我們去挑揀和拾取。所以,這種研究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相當缺乏的。我們知道,與理論相比,批評更側重於對具體作品的特徵描述、技巧分析和價值評估。但是,在准確的描述、分析和恰當的評估中,離開了對產生特徵、技巧和價值的那些條件的關注和考慮,是缺乏說服力的。
我們在觀看電影或電視劇的時候經常會感覺到,我們對片中人物的表現已經失去了耐心,但是我們仍然在關心著她或他的命運,是否繼續觀看,需要我們在「失去耐心」和「關心命運」這兩者之間進行一定的權衡。當前者超過了後者,就是放棄繼續觀賞,當後者超過了前者,就是繼續觀賞。但來瀏覽技術的條件下,這種權衡已經變得沒有什麼必要了。因為觀眾可隨意地放棄中間階段的觀賞,而只是看一下最後的結果,或有關的段落就可以了。
從此以後,藝術才有可能真正恢復它過去曾經有過但已幾乎喪失殆盡的尊嚴。黑格爾等人關於藝術的並不樂觀的設想也將變得根據不足了。影視作品的數字化保存技術,及在大范圍內可以流通和檢索的技術(包括作品的語言的語種可隨意選擇),將有可能使得人們對於「藝匠」作品的需求幾乎降至最低。相反,對於真正藝術作品的需求會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理論的貶值也將成為過去,恢復其崇高的威望。電影教育在整個國家的國民教育體系中(小學、中學乃至大學)也將會獲得其應有的位置。電影這種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礎之上、在二十世紀發展起來的新的文化形態,作為二十世紀人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應該在全民教育中獲得應有的和合理的位置。從而確保印刷文化與電子文化(影視文化是其主體)在全民教育的內容配置方面,保持一種均衡的發展態勢和合理的格局。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電影教育才剛剛處在起步階段,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讓電影成為「教科書」,既不是對中國電影的詛咒,也不是中國電影人的夢魘。而發展中國電影教育的雙重後果必然是,為中國電影培育出一大批高質量、高品位電影需求者,進而為中國電影培養出一代新的創作者打下堅實的基礎。
6. 中國電影應如何走向世界
一、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饒曙光:藉助國家戰略
目前世界電影產業的主要增量來自中國華語電影,中國電影發展的空間仍然很大。因為電影城鎮化還在不斷推進,城鎮化帶來的觀影人口將不斷增長,三四五線城市的增量仍然會帶來紅利,但是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電影的國際傳播力依然停滯不前。中國電影在對外傳播的過程中,應該藉助於國家戰略,為中國電影的可持續發展注入更多新的活力,最終在一定程度上打造世界電影的新秩序。」
二、好萊塢電影人馬丁·基斯特勒:打造全球化故事
在本屆北影節「好萊塢工匠·中美電影交流高峰論壇」上,IG創始人、CEO馬丁·基斯特勒認為電影要想走出去,就必須講述一個全球化故事。「講故事是以新的方式闡述故事,要不聚焦本地的故事,要不聚焦全球的故事,這個取決於你想捕捉什麼觀眾。」馬丁·基斯特勒認為50%中國電影像好萊塢電影,《戰狼》風格跟好萊塢的風格非常類似,但是可以打動中國觀眾。最重要是內容、故事的呈現和講述方式。故事的講述方式一定要捕捉全球的觀眾。」這位好萊塢電影人認為故事首先要好,然後才是營銷手段層面的問題。「最重要是你的故事原生態,看一下你這個故事是不是被全球的觀眾所認可或者能打動全球的觀眾。」我們現在做電影是讓全球的觀眾來看,我們會把中國好的電影帶給全球觀眾,我認為這個時代已經到來了。」
三、中美電影節、中美電視節主席蘇彥韜: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除了作品的輸出,各種文化交流活動也是中國電影走出去的一個有效途徑。在本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上,「中美雙節」主席蘇彥韜宣布第十四屆「中美雙節」將於10月27日至11月30日在美國好萊塢、洛杉磯、舊金山、達拉斯、拉斯維加斯等全美各地舉辦影視盛典、影視高峰論壇、「金天使獎」頒獎典禮以及電影合拍論壇、電視劇合拍論壇等數十場各具特色的大型電影專場、研討活動和200多場次的影片展映活動,為中美影視業界的合作搭建更廣闊的平台。近期的《戰狼》《紅海行動》都是非常了不起的電影,這些電影振奮了人心之餘,大家對於影片話題的熱愛造就了一個更好的主旋律電影的發展契機
7. 我國2021年電影總票房達472.58億,中國電影的未來發展前景如何
我認為中國電影在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好的發展的,因為我們國家普通老百姓對電影文化的需求已經越來越高了,會帶動這個產業的繼續發展的。
2021年電影總票房取得了超過450億元的收入,這已經成為了一個信號,要知道2021年我們國家的疫情依然是存在的,而且很多的電影院是在管控當中的。電影行業的發展能夠讓我們國家獲得更多的收入,能夠讓我們國家的就業變得更容易一些。
中國的電影市場基本上是從零開始發展的,因為我們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首先滿足的是普通老百姓的物質條件,中國的電影市場在未來將會得到更多普通老百姓的關注,只有滿足了大家的需求,才能夠獲得更多的票房。
電影市場在未來將會迎來更好的發展,這個行業在未來也會擁有更加激烈的競爭的。對於那些擁有了比較知名度的演員以及導演來說,拍攝作品能夠更好的滿足大眾的需求,也能夠獲得更多的利益。
8. 中國電影業如何發展起來的
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中國的電影導演是與時代同步的。 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中國電影導演,特別是第四代電影導演,對於電影市場化的不適應,面對眼花繚亂的市場一時不知所措,一些看起來挺不錯的作品卻受到了市場的冷淡,一些挺不起眼的東西卻受到了市場的青睞。市場說,電影雖然是藝術但它首先是商品,要求即時消費即時賺錢,你可以弘揚民族文化,但在市場上即時找到買主才能站得住腳,市場不承認文化功能,只注重商業價值。例如,廣大農村是中國電影最具發展力的市場,據文化部一項專門調查顯示,全國縣鄉鎮的電影院百分之七十以上都以停映或租借改作其他行當,幾年看不到一場電影。雖然政府努力想改變這個局面也出了不少資金拍攝給農民看的電影,但是這局面還是沒有根本改變。 一位朋友勸我拍拍武打片或者城市片吧,拍農村片觀眾少,同樣費力卻不討好。當時我不得其解,我認為不論什麼題材的電影,只要拍得好看就會有觀眾。轉而一想,朋友說的也不無道理,這大概是中國進入新時期以來,中產階層的迅猛崛起所帶來的強勁的中產階級文化氛圍所致吧,這個階層所面對的是一個物質化了的世界,他們講娛樂,講休閑,什麼「好看」看什麼,什麼「好吃」吃什麼,消遣成了他們看電影的主要目的。為此,一些影視快餐挺適合他們的口味,他們與「思想」 的節目無緣,大凡涉及到的所謂「思想」也是金錢的概念。也難怪,投資人是講回報的,製片人是講利潤的,他們認為投資農村片是無利可圖的。特別是前一個時期,整個社會都比較浮躁,一個基本的心態就是想發財想暴富,都想盡快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這不是說我們民族的心理出現了什麼問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還是社會的進步呢。我是說,我們當電影導演的,必須直面這個社會現實。我想,隨著市場經濟的秩序化,使得這樣一些投資人對農業農村農民會有新的、深刻的認識,會逐漸地對農村題材的作品感興趣,他們面對自己經營的艱難,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心態,因為他們在成功之前也是平民百姓。盡管強大的中產階層可以給平民百姓帶來利益,但實現中國的全面小康生活的關鍵,還是在農業農村農民,他們的事情解決不了,中國社會的全面繁榮就無從談起。 由於市場經濟,許多製片人和藝術家受到利益的驅動,紛紛去拍賺錢片,這無可非議,好萊塢的電影產業,目的就是賺錢。可我們是中國,中國有中國的國情,硬去效仿美國並不見得會給你帶來什麼益處。不要迎合「商業」而去拍「商業」,不要迎合觀眾而去拍「趣味」,那樣反而失去了商業和觀眾,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態,理順自己的思路,更多的關注現實題材,因為現實是觀眾最為關注的,可以這樣說,誰最關心平民百姓誰就擁有了觀眾,這是古今中外大量的名著名片所證明了的。當然,現實題材的創作不能浮躁,不論市場怎樣喧囂,我們不能為蠅頭微利所惑,不能丟掉我們對電影的熱愛之情,需要真情投入,需要一種崇高的責任感。現在一提責任感,許多影視人都呲之以鼻,好像這是過了時的話題。如今時興的說法是按著藝術規律和經濟規律辦事,這話沒錯。我所說的責任感是創作者內心深處的東西,真正的責任感是誕生優秀作品的基礎,特別是導演,一個導演連一點責任感都沒有,很難想像他能拍出有人生況味、有深度的作品。我在拍戲的時候,就要求大家心中都要有一種責任感,一個盲人過馬路,你去扶他一把,你就崇高,你去嘲笑他,你就淺薄,而我們攝制組要的就是這種崇高,把這種崇高作為拍好戲的目標,我相信會有好結果。我覺得,創新和審美品格,都是在劇中人物身上體現的,千萬不要從概念出發。誰都知道人有千面,人各成章的道理,做文章也是文無定法,可為什麼偏偏在創作電影作品的時候,一涉及現實題材的主人公便概念了呢?這當然有各方面的原因,就創作者來說,是一個想像力的問題,究其根本,是能不能真正的深入生活,在生活里發現令你眼睛一亮的東西。這也是一個藝術家的社會責任感的問題,藝術家的責任,就是揭示真理,說真話。 電影是20世紀受大眾喜愛的一門藝術,中國電影至今也快百年了,歷史己經證明,電影自身的發展在一個世紀中超出了任何人的想像。有人認真地研究和考查了中國電影,說從電影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發展的角度看,敘事電影將可能形成六種電影形態,即影院電影、電視電影、網路電影、電視劇、網路劇、電影劇。我們很快就會進入一個不用膠片的數字電影時代,21世紀的中國電影在製作上將完成一個由拍電影到書寫電影的轉換過程,用計算機繪圖技術可以設計出與演員一樣的數字演員,隨著計算機的不斷完善,數字演員的表情和姿態將會和真人一模一樣,日本已經有人寫文章,說應當考慮被拍攝對象從攝影機前面消失的問題了。到那個時候,電影美術師和攝影師的概念,電影劇作和電影導演的概念就難以確定了,那樣的電影很難說是拍出來的,因為它不是拍電影的概念。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也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隨著科技的發展,這種狀態的電影時代很快就要到來。我們電影導演應該有這方面的准備。 就我個人來講是非常不願意看到這樣的電影時代的到來,那種電影很難定義為電影,那是另一種東西,肯定不是電影。電影就應當是人拍出來的,而不是科技出來的,任何科技都應當是電影的輔助手段而不應當成為目的,數字人畢竟是科學而不是真的人,它的情感體驗是數字化了的,模擬得再逼真它也是虛擬的世界,就像電腦游戲機。如果作為電影的一個品種出現是可以的,如果完全替代電影則是不可以的。敘事電影是人的情感體驗,情感這東西科技怎麼能替代?就像人不可以克隆一樣。為此,不論電影變化多少媒介方式和藝術形式,我相信用真人扮演的電影是不會消失的,會長久地活躍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當中。 未來是預測,重要的還是現在。
9. 2022年主旋律電影漸入佳境,未來國產電影的前景如何
2022年主旋律電影漸入佳境,未來國產電影的前景如何?其實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國未來的電影行業會有更好的發展,不僅是電影行業,而且電視劇影視行業的發展也會越來越好。
10. 中國電影改如何發展
中國電影無論從演員還是導演及製片剪輯所有工作人員,都需加倍努力.重點是做好國內市場,多向成龍李連傑學習.至於華誼兄弟是否能出來抗的動旗就是公司級員工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