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
自我超越
有形有相的東西終歸於毀滅,要實現真正的不朽,就要超越自我這個有限的存在。中國先哲將「道」作為超越一切有形有相的東西的永恆存在。但這個「道」又不是不可捉摸、高高在上的上帝,它「有情有信」,就在萬事萬物之中。理想人格的獲得就在於與「道」自覺、自然而然地合和。
道雖「有情有信」,它又超言絕象。要與「道」冥合,就需要超越一切形體和自己的生命。只有這樣才能在有限中達到無限,在現實中實現永恆。中國知識分子習慣於自我剋制和自我提升,不在軀殼上起念,追求某種精神境界,正是這種思維方式在現實中的體現與應用。
自我實現
中國先哲的目的是在實踐中實現自己的道德人性,從中得到真正的精神享受,即所謂的「心中樂地」。這種實現完全是現世主義的,它主張在現世人生中實現最高理想,並不需要彼岸的永恆和幸福。因為永恆和幸福本來就在你的心中,隨時可以實現和受用。中國人把「立德、立功、立言」定為人生「三不朽」,正體現了中國文化在價值取向上的現世特徵。
然而,也同樣由於這種現世的自我實現導致了中國人的功利主義、家族主義和個人主義。同追求永恆的精神境界正好形成明顯的反差。這說明,任何事物都是把「雙刃劍」。這種著眼於現世的自我實現既解釋了中國人易於滿足不思進取、長期安於小農生活的弊病,也成就了中華民族勤勞忍耐的美德。
中庸之道
中庸作為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1)執兩用中,不走極端,如對聖人的描寫,「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2)無過無不及,避免偏執,不偏激,追求平和。最明顯體現在中醫對身體陰陽二氣的調節上。(3)得時勿失,時不我待,追求時中。至今仍有關於種小麥的農諺,「白露早,寒露遲,秋分種麥正當時」。(4)允執其中,保持平衡。(5)有原則地折衷。
中庸的思維方式在古代中國農業、醫學、政治和人際關系之中都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它穩固了古代社會政治生活,緩和了階級對立和貧富差距,協調了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至今對世界仍有重大意義。
直覺思維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並不怎麼重視邏輯思維,而習慣於進行直覺體驗。但這種直覺思維並不排斥理性思維,而是與理性思維交互為用,相輔相成,具有典型的混合思維(整體思維、系統思維)的特徵。它目的在於把握對象的整體表象特徵,其基本形式常常通過「頓悟」來表現。道家的「悟道」、儒家的「豁然貫通」、佛教的「立地成佛」,都是這種思維的具體運用。
就思維的精確性來看,直覺思維是一種模糊的思維方式。這是因為,自然界或宇宙的本質,不可能通過推理或分析來把握,只能通過直覺來領悟。中國人的許多概念、命題歧義叢生,正是這種思維造成的。所謂的「天人合一」,所謂的心通萬物,都是這種思維的必然結果。
整體思維
整體思維又稱系統思維,它認為整體是由各個局部按照一定的秩序組織起來的,要求以整體和全面的視角把握對象的特徵。中國古人的整體思維主要有以下特點,(1)它形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五行生剋等整體結構模式,這些模式反映了自然界乃至人類社會的一切事物的共同性。(2)宇宙整體和作為整體的具體事物具有統一的結構,遵從相同的演化法則,並由此導出天地一理、萬物一馬、宇宙全息的結論。
整體思維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生活的影響是巨大的。中國人素有的「大一統」思想,中醫的「頭痛醫腳,腳痛醫頭」的整體療法,以及中國文化偏重綜合、弱於分析、概念的模糊性等都體現了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
意象思維
意象思維方式亦稱為象徵,是用某種具體的形象的東西來說明某種抽象的觀念或原則,是一種由具體到抽象的飛躍。中國傳統的意象思維方式可分為三類:(1)符號意象思維,用某種符號來象徵一些神秘的自然法則,如《易經》中的「---」「-」,各種道教、佛教的靈符。(2)玄想意象思維,用選擇出的意象符號來象徵事物本質或某種「形而上」的東西,如老子、莊子的「道」、玄學中的「無」「自然」,朱熹的「太極」「天理」等。(3)審美意象思維,通過塑造審美意象來達到某種帶有文學藝術情趣的思想境界,如王維的詩、蘇軾的詞、中國的山水畫等都是這種思維方式的具體體現。
中國傳統意象思維的優點是富於靈感,帶有跳躍性和創造性,但它的缺點是不夠嚴密、精確,缺乏科學性。從這種思維可以明白為什麼中國古人長於文學藝術的創造,而乏於科學技術的創新(很多人這樣來解釋這一問題;但是我仍然對此持懷疑態度,因為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一直是領先於世界的,這一點大約也沒有人可以否認。所以,這一問題的答案或許並不在此)。
物極必反
中國人普遍認為,事物的運動變化,總是向相反的方向轉變。如《易經》:「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老子》:「正復為奇,善復為妖。」那麼,事物在什麼地步才發生這種轉變呢?那就是,無論任何事物,到了盈滿或頂點時,便會向相反的方向轉化。自漢代《淮南子》明確提出「物極必反」的命題後,它便成了中國人的一個傳統思維模式。這里的「極」,實際上是一種極限、頂點。之所以發生物極必反,是因為任何事物都包含有陰陽兩個對立面,當一方勢力上升,達到頂點時,便轉而消退;另一方則相反,由消而長,這時就發生物極必反。
循環變易
中國古人認為,「物極必反」只是事物運動變化的一半路程。如果從事物的整個運動變化過程來說,則是一反一復、周而復始地循環運動的。老子一方面講「道」生天地萬物,同時又講萬物復歸於「道」,整個宇宙都處在這個大循環之中。《易經》同樣也倡導終則有始、反復其道的變化觀。中國古人不但用這種循環往復的變化觀解釋萬物,還用它來解釋社會運動和朝代的興替。鄒衍的「五德終始」說,董仲舒的「三正三統」說,把中國的歷史納入一個永遠的循環往復之中。以至於今天人們還常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皇帝輪流坐,今朝到我家」。
萬物一體
中國先哲,無論儒家還是道家,他們追求的最高境界皆是「萬物與我為一」。這個「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在儒家則表現為對萬物的仁愛上,認為萬物中的一草一木皆與我息息相關。在這種境界中,「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甚至認為蟲魚鳥獸皆有其存在的理由。在這里,已無主客之分,物我之別。人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人。自然界之所以「鳶飛魚躍,一片生機,乃是因為在其中投射了人的仁愛胸懷,是主體體驗的結果」。在道家則表現為「渾沌」,人與鳥獸同處,與萬物並育,不知君子小人之分,亦不知牛馬之別。一切皆按各自的本性發展,共同組成自然的整體。自然界之所以自由自在,一片生機,乃是人把自己那超越一切藩籬的精神體驗投射到萬物之中的結果。
天人合一
這是中國人最基本的思維方式,它具體表現在天與人的關繫上。它認為人與天不是一種主體與對象的關系,而是處在一種部分與整體、扭曲與原貌或為學之初與最高境界的關系之中。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儒家、佛教、道家三家思想都主張「天人合一」。
在儒家看來,「天」是道德觀念和原則的本原,人心中「天」賦「地」具有道德原則,這種「天人合一」乃是一種自然的但不自覺的合一。但由於人類後天受到各種名利、慾望的蒙蔽,不能發現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則。人類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慾望的蒙蔽,「求其放心」,達到一種自覺地履行道德原則的境界,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在禪宗看來,人性本身就是佛性,只緣迷於世俗的觀念、慾望而不自覺,一旦覺悟到這些觀念、慾望都不是真實的,真如本性自然顯現,也就達到最後成佛的境界,因此,他們提出「煩惱即菩提,凡夫即佛」。真正達到覺悟後的境界是什麼呢?從某種意義上說,仍有點像道家的一切順應自然之意。故禪宗語錄有言:「悟得來,擔柴挑水,皆是妙道。」「禪便如這老牛,渴來喝水,飢來吃草。」
在道家看來,「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莊子說:「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於人制定了各種典章制度、道德規范,使人喪失了原來的自然本性,變得與自然不協調。人類修行的目的,便是「絕聖棄智」,打碎這些加於人身的藩籬,將人性解放出來,重新復歸於自然,達到一種「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境界。
窮理盡性
中國古代哲人幾乎都講窮理和盡性,但他們所窮的「理」卻是人心中天賦的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所盡的「性」是具有人類社會涵義的「性」或行為准則。其實「理」和「性」應該是合二而一的。「理」是從外在或天的角度說,而「性」是從內在或人的角度講。二者的結合則通過「命」,故《中庸》有言:「天命之謂性。」其實,這里的「命」就是個體的人的生命——人生的具體經驗(經歷),而非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命運」「命數」。
其實,「理」在本質上就是「禮」,是社會政治、倫理原則的總稱和一切上下尊卑的等級秩序關系。這種原則本來是人類社會長時期形成的。但先古哲人將之上升為宇宙自然的總原則,再通過「天命」的手段,把它內在於萬物中成為萬物個體的「性」。窮理盡性就是認識這種「天然的秩序」,並切身踐履,達到與自身化而為一的境界。
因此,中國人講窮理,雖然於《荀子》、《墨子》、《公孫龍子》、《易經》等典籍中也表現出一些外向思維的傾向,體現出一些探求物理的特徵,但由於先哲將人生的意義定位於「自身精神境界」的成就,因此,這些人的窮理最終仍然歸於「盡性以至於命」。雖有惠施(與公孫龍子同為「名」家人物)對外物的探求,卻被莊子批評為「迷於萬物而不反」。由此可以看出,中國人科學思維薄弱的原因(關於這一問題,我仍然堅持邏輯思維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有些事物之間有因果的邏輯聯系,但並非一定就是決定性的關系,即有些事物有其因未必有其果。所以,完全根據了中國古人的這些特徵或表現,就斷定「中國古人科學思維薄弱」是沒有說服力的)。
情感體驗
中國人很注重情感體驗層次上的意象思維,個人的情感需要、評價和態度在思維和處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使用。由於過分重視情感因素和心靈體驗,導致中國人在思維上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和確定性,沒有形成形式化和公理化的思維傳統。
在個人心靈體驗中直接把握事物的意義,或從具體感受中抽象出一般原則,使中國人很自然地將主觀情感投射到自然萬物之中,使自然萬物皆具有人的特點。它不但表現在哲學家認識外物的態度上,如曾點之樂,莊子的魚之樂,還體現在文學家的創作主題上,如杜甫的「感時花濺淚」,關漢卿的「六月飛雪」,以及曹雪芹的「木石姻緣」。
此外,中國人認為山川樹木皆有靈氣,封禪、祭河也都是這種思維方式的體現。
明心見性
這是禪宗的思維或成佛方式。自南北朝時竺道生首倡「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之說,佛性便被從神聖的彼岸拉回到每個人的心裡。因此,慧能說「佛向心頭做,莫向心外求」。
所謂「明心見性」,就是明白自家的「本心」,見到自家的「本性」。這個心就是菩提心,這個「性」就是佛性。能否成佛,關鍵在於能否悟「本心」「本性」的真面目,悟到這個真面目,即使普通人也能成佛,悟不到這個道理,即使佛也變成了普通人。佛與凡夫本無差別,只在「迷」、「悟」之間。
漸悟思維
漸悟思維貫穿於中國古代各家思想之中。它的特點在於主體從思維的對象和內容方面作好必要的准備,經過某種契機的引發,突然認識到事物的全體和真相。認識到事物的真相或全體,在道家稱為「悟道」;在儒家稱為「豁然貫通」;在佛教稱為「成佛。」
在儒家,最明顯地體現在程頤的「脫然貫通」和朱熹的「豁然貫通」說。他們認為,只有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在「用力之久」的工夫中達到「豁然貫通」。故荀子對漸悟總結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靈也,思之極也。」
在佛教,漸悟又名「因緣見性」。認為人們只有通過積德修道的助緣,才能見性成佛。最著名的是神秀的漸悟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混沌思維
混沌思維最明顯的表現是,認為世界作為一個整體是不可說、也無法說的。為此,儒、釋、道三家皆將對世界的最終認識當作個人的直覺體驗。這是一種「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的境界。為此,莊子曾舉出了有趣的「渾沌鑿竅」的故事。
「南海的帝王叫倏,北海的帝王叫忽;中央之國的帝王叫渾沌,倏、忽經常到渾沌那裡遊玩,渾沌對他們很好。倏、忽想報答渾沌的友善。商量說:「人都有七竅用來視聽,用來呼息、吃飯,渾沌卻沒有,咱們給他鑿個吧!」兩人於是每天鑿了一竅,鑿了七天,七竅全俱,而渾沌卻死了。
混沌思維的結果就是認識到「萬物一體」。這不但是一種認識的結果,還是人格提升的一種精神境界。無論儒、釋、道觀點上如何相異,但他們的最終境界都是一致的。如莊子的「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程顥的「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僧肇的「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等等。
躬身踐履
中國人學習的目的在於成就高尚的人格,而高尚的人格不是通過知識積累所能達到的。因此,伴隨成德的學問,自然形成一種切身踐履聖人之言的思維。它具體表現在如何通過將聖人之教與自己的言行結合起來,最終成聖成賢。故《大學》在列了三綱領、八條目之後,直接道出「一是皆以身為本」。只有個體通過躬身實踐,才能成為聖賢,受人尊敬。否則,便會被人斥為趙括馬謖之流,不悟「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
當然,無論儒家、佛教和道家,所強調的躬身踐履都與西方的科學實驗是兩回事。中國古人的躬身踐履是對聖人之言的信仰和執行,在這里不存在懷疑,只存在印證。如果你印證不了,那說明你自身有問題,決不能在聖人之言上找毛病。其目的便是達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格物致知
中國宋明理學的認識方法,最早見於《大學》,是八條目中兩條目。有理學派和心學派兩種解釋。理學派以程頤、朱熹的觀點為代表,他們認為「格物」就是窮盡事物的道理,包括事物的自然規律和道德原則;而「致知」則是利用類推的方法,將已得之理推廣到萬事萬物之上。其具體方法在於讀書討論,應接事物和到具體事物中去發現。等到積累到一定程度,便會豁然貫通,達到萬物之理為一的境界。
心學派以陸九淵、王陽明的觀點為代表。他們認為「心即理」,「格物」就是正心,認識本心,使心始終不離正道。至於外物如何,則不是他們所關心的。「致知」則是將內心中的道德原則即良知推廣於萬事萬物之上,使萬物皆具有吾心之良知。
但是,無論程朱,還是陸王,最終都歸於明了心中的本性,即道德本然,以達到儒家的「聖賢境界。」
反求諸己
中國人認為學問的目的不在於認識外物,而在於成就自身,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因此,「反求諸己」,觀察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最高人生價值的標准,便成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之一。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說:「反躬自問,正義不在我,縱是卑賤之人,我也不去恐嚇他;反躬自問,正義在我,雖千軍萬馬,我也不畏懼。」荀子也說:「君子每天要做三次反思,便可達到聰睿智達,行為無過。」
那麼,所謂的反思、反躬自問是思什麼、問什麼呢?簡言之,就是反問自己的良心。一個人在做一件事時,問問自己的良心,如果心安則為之,如果心不安而為之,則失去了反思的意義。
反思的目的就是要成就自身,成就自身的德行,而不僅僅是知識的積累。通過自我反思,覺悟到道德原則乃我本然所有,自覺地依照道德原則而行,就叫「悟」。相反,不悟自己的本性,單純追求知識的積累,則被批評為「迷於萬物而不反」。
頓悟思維
禪宗六祖慧能提出的獨特的悟道之方。它反對一切知識積累、只憑一介清明之心,單刀直入,直探至理真源,達到成佛的境界。但禪宗的頓悟亦不是完全無可捉摸的,它也有引導入悟的方法。
一是疑念法,即通過提出問題,喚起疑念,久思不通,突然有得,求得覺悟。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窗前柏樹子。」
二是暗示法,即通過暗示而不直接給出答案,啟發人去盡心求解。如:禪宗中的「斷指悟道。」
三是遮掩法,即烘雲托月,如慧能點悟神會(據《壇經·行由品第一》,我以為或應為「惠明」)時曾說:「不思善,不思惡,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言下神會恍然大悟。
超佛越祖
禪宗思維方式,它否定了彼岸的神聖偶像,靠自身的信念和覺悟,就能在現實生活中,在自己的心中,實現精神超越。這種境界既不脫離現實卻又超越了現實,既不脫離自我卻又超越了自我,是一種不同於其他宗教的超越。正如禪宗語錄所言,「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種境界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和享受到。這種思維方式排除了彼岸與此岸的差別,取消了彼岸的偶像,在自己有限的存在中實現了無限和永恆。
察己知人
《呂氏春秋·察今》:「察己可以知人,察今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也。」因此,人應該體認內在的自然本性,而不在於辨別外在的事物之理。因為吾性即人性,要認識外物和別人,只需認識自己就夠了。
所謂內在於人的自然本性主要指共同的愛好、欲求以及理想。這些愛好、慾望和理想等,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解釋。《呂氏春秋》認為人皆崇尚相同的秩序,有相似的慾望或理想;道家認為人皆有相似的崇尚自然的本性;儒家則以為人皆有相同的道德本心,皆喜歡合於理義的事情,皆希望實現「大同仁愛」的社會。所有這些相同或相似,一言以蔽之,皆因為各學派都認為人心中有一個「共識」,在這種共識下,可以推己及人、察己知人。
已經流行於全世界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出自《論語》)的思想也源於此。
辯證思維
中國先哲善於從事物的有機聯系、對立統一中認識和把握事物,具體表現在陰陽剛柔的對立、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的對立統一、「和實生物」、「執兩用中」的處事方法,以及「物極必反」的發展變化觀。特別地,「執兩用中」的處事法則形成了中國人寬厚仁和的民族特性;而「物極必反」的世界觀則幫著中國人在困苦危難之中,始終對未來充滿著憧憬和希望,使我們的民族從不消沉,永遠處於活力和奮斗之中。
安身樂命
人生在世,有許多東西是超出個人的能力和欲求之外的。明知在人的能力之外而又要拚命追求,則不免陷入煩惱之中。故中國先哲從心靈上解除人的煩惱。孔子說:「盡人事,聽天命。」孟子也說:「不知道它怎麼來的,但它卻來了的,都是命定的。」人在這些東西面前只有坦然處之,盡心盡力,至於那人力不能及處,只好任其自然了。莊子則提出,不但要承認天命,而且還要高高興興地接受它,順應它,這樣便能使心靈常常處在自由逍遙之中。所以他說:「通達生命的真實狀況的,不去追求與生命無關之物;通達命運實情的,不去探討人的理智無可奈何的東西。」這樣才能安時處順,無往而不樂。
⑵ 作為新時代的大學生,你認為如何更好的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讀懂中國
1、就要不斷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把握大勢、區分對象、精準施策,主動宣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主動講好中國故事,既要講好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宏偉事業,也要講好中國人民奮斗圓夢的點滴瞬間,還要講好中國堅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理念。
2、展形象,就要把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提煉出來、展示出來,把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展示出來。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其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不僅是我們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內核,對解決人類問題也有重要價值。傳播好中國聲音,既要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也要傳播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
(2)怎麼用中國人的思維來講故事擴展閱讀:
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思想,更加響亮地提出中國主張。
加強對外話語體系建設,解釋當代中國、闡釋中國思想,促進更多國家和人民認同中國、支持中國;加強對內話語體系建設,解釋基本方略、闡釋基本路線,聚焦新時代、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提高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我們要有開放包容的姿態、互學互鑒的心態、積極進取的狀態,貼近科學技術的發展規律和信息傳播的規律,貼近受眾的思維習慣和語言習慣,實踐上不斷豐富我們的新概念新范疇,不斷完善創新我們的新理念新表述,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展現出新的時代魅力和思想偉力。
⑶ 怎樣講好中國故事
如何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必須建構與中國故事相聯系的話語體系,實現政治話語、學術話語和大眾話語的有機統一,把握當代中國實際,選取中國典型案例,增強傳播效果。
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綜合國力日益增強,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國際影響力持續擴大,這塊古老的東方大地正在創造出一個個精彩而神奇的中國故事。當代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國際社會也迫切需要了解東方巨龍的滄桑巨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建構與中國故事相聯系的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故事,首先需要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話語體系。任何一種新的話語體系之所以能夠建構起來,是因為支撐這一話語體系的基本概念和范疇具有與眾不同的嶄新內涵。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就需要對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的基本框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概念和范疇的內涵作出准確而規范的科學解讀。這是客觀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得以成功建構的基本要求。講好故事,需要講清楚故事背後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完整地講好中國新故事,也需要先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世今生和理論邏輯。唯有如此,才能樹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面而清晰認識,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故事的種種誤讀。
實現政治話語、學術話語和大眾話語的有機統一。構建對外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故事,需要實現政治話語、學術話語和大眾話語的充分結合和有機統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話語是對外話語體系的指南針和方向盤,要充分體現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幾代領導集體一以貫之的接力探索,尤其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像「中國夢」「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概念,體現了黨和國家的政治話語創新,已經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和普遍認同。學術話語側重於從學理層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研究,解析相關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為對外話語體系的建構提供堅實的學理支撐。學術研究要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切忌生搬硬造、玩弄概念,對西方的學術成果也要給予批判的吸收和借鑒。大眾話語是廣大民眾的日常用語,蘊含了豐富的民間智慧,是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集中反映。採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話語元素和表達方式,做到「聽得懂,記得住」,達到「隨風入夜」「潤物無聲」的積極效果。
科學把握當代中國實際。構建對外話語體系,要了解和研究中國具體國情,科學把握當代中國實際。一是要聯系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講清楚當代中國發展變化的制度原因。在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前蘇聯、東歐國家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剖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文化的優勢所在,著力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經驗進行總結、提煉和加工,將其上升至話語體系。二是要聯系中國歷史,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歷程。三是聯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根基。
選取當代中國的典型案例,加強個案研究。講好中國故事的重點和難點在於,如何讓國外受眾能擺脫西方媒體長期以來的話語霸權和陷阱,聽懂中國人所講述的內容並產生興趣。以往對外傳播中的大而化之的工作總結或一般匯報式的宣傳手段,難免會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困惑與誤解。實際上,國外社會在關注當代中國發展時,其興趣點是以問題意識為導向,從局部的微觀視角切入,逐步進行針對性的總體剖析。講好中國故事也要契合國外社會能夠接受的方式方法,力求小中見大、生動活潑,與國外話語實現有機對接,並藉助新媒體的包裝宣傳等多種形式,將令人信服的具體發展經驗和成果介紹給世界,呈現改革開放偉大歷史進程的真實面貌。
加強對外交流機制,切實加強「走出去」人才隊伍建設。中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為國內外學術交流與文化傳播「走出去」創造了難得的機遇,因而要抓住機遇,主動出擊,提高「走出去」的層次、深度與廣度,在鼓勵國外各界人士到中國實地見證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也要走出去,積極廣泛地參與國際社會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現狀是,具有較高專業素養的專家,外語能力遠遠達不到國際交流的要求;而外語水平較高的人才,對於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又知之甚少,因此在國際交流中難免出現國內有價值的觀點無法傳遞給世界、別國有益的研究成果不能被國內消化吸收,甚至出現有理說不清的狀況。這就要求培養大批既通曉中國實際、又了解世界大勢,同時還熟練掌握外語的專業人才隊伍,為其講好中國故事提供充分施展才能的舞台,使一系列具有當代中國風范的精髓性思想觀點產生較大的國際影響力,贏得世界各國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文化的認同。
⑷ 如何講述中國故事
既要「重邏輯」更要「有情感」,不斷提高中國故事的說服力。講好中國故事,離不開對中國故事深層邏輯的准確凝練與清晰表達。中國故事要「讓人聽得懂」。最起碼的要求,外語要足夠好。然後從別人容易理解的敘事方式和思維習慣入手。
清晰講述中國社會的發展歷程和中國故事的起承轉合,翻越「文化鴻溝」。中國故事要「讓人能動心」。唯有邏輯通達,故事才能動人心弦。注重對中國故事、中國發展道路本身所蘊涵的深刻邏輯,進行有效挖掘和准確表達。
以深刻哲理和內在邏輯,打破「文化壁壘」。中國故事要「讓人悟到理」。突顯中國人思考做事的基本經驗和思維方式,注重以理服人,深層講述中國人的生命、生存、生產、生活和生態的人生道理。要承認情感比邏輯更有說服力。
媒體面向大眾,不是面對一兩個哲學家。要創新對外話語表達方式,研究國外不同受眾的習慣和特點,採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疇、表述,把我們想講的和國外受眾想聽的結合起來,把「陳情」和「說理」結合起來。
要繼承善於講故事的優良傳統,多講《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以及坦贊鐵路等那樣的故事,講述有情感、有溫度的中國故事,拉近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人民之間的距離,增強情感認同。
⑸ 中國人運用歸納思維的例子
中國人運用歸納思維的例子如下:
1、司馬光警枕勵志:司馬光做事很用心,為了搶時間,不浪費每一分每一秒,他創造了一種枕頭警枕。 這個枕頭是用圓木做成的,躺上去頭一偏,床就會微微傾斜,一旦感到枕頭滑落而驚醒,便立刻下床工作。司馬光用這個方法來保持頭腦的清醒。
2、知識積累:歸納思維可以幫助人們從個別事物中發現一般規律,從而積累知識。例如,古代中國的科學家通過觀察天象、地理、生物等各個方面,歸納出許多有關自然規律的知識。
3、解決問題:通過歸納思維,人們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例如,在教育領域中,教師通過歸納學生普遍存在的問題,制定相應的教學方案,從而提高學生成績。
4、決策支持:在決策過程中,歸納思維可以幫助人們從經驗中總結出有益的規律,為決策提供支持。例如,企業家通過歸納市場趨勢和客戶需求,制定相應的經營策略,從而獲得成功。
5、創新發展:歸納思維還可以幫助人們從已知的事物中發現新的可能性,推動創新發展。例如,在科技領域中,科學家通過歸納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理論和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