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真正標准普通話發源地
普通話的發源地是北京。普通話，即標准漢語，是中國不同民族間進行溝通交流的通用語言，以北京語音為基礎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普通話主要通行於中國大陸長江以北地區，長江以南則一般不說普通話，因為各地都有漢語方言，不依賴於普通話。中國香港、中國澳門通行廣東話，中國台灣地區在官方場合也使用普通話，但是口音與大陸的普通話略有差別。
普通話的英文「Mandarin」來自葡萄牙語。現今普通話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官方用語，也是聯合國六種官方工作語言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9條規定：「國家推廣使用普通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立了普通話是「國家通用語言」的法定地位。
普通話在中國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稱謂：大陸官方（包括港澳）：普通話；台灣：國語；新加坡：華語；學術界：現代通用漢語。
普通話是針對規范化來說的。普通話同時又是中國法定的全國通用語言。它在全國范圍內使用，包括民族自治地區和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19條規定：「國家推廣使用普通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立了普通話和規范漢字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普通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方言為基礎音的語言。之所以這樣，主要由以下原因：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主要是考慮到新中國定都北京，而北京地區的人都說普通話，況且其作為官話有一定的推廣歷史和基礎，北方的漢族人雖然有自己方言，但是也能說少許普通話，因此為了穩定大局，新中國順勢就沿用普通話作為官方用語。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的國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語言文字，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美蘇對抗，為了避免國外敵對勢力的聯合絞殺，新中國迫切需要一種共同語來實現不同地區的新中國國民的溝通與交流，以扮枝弊舉全國之力對抗外敵，而普通話有清代滿族人兩百多年的推廣歷史和基礎，因此繼續沿用普通話作為官方用語。
歷史沿革：商代，據記載當時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之所需，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們都已經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願。隋代，最早能夠找到的官方推廣共同語政策在隋代。隋朝統一中國，定都長安。由於當時中國北方地區長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統治之下，漢族習俗文化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一心想恢復漢族禮樂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復漢族文化的舉措，其中包括命陸法言等編著《切韻》，審定比較經典、純正的漢語。唐代，唐代在《切韻》的基礎上，制定《唐韻》作為唐朝標准音，規定官員和科舉考試必須使用唐韻。事實上，根據中古音韻所擬的唐詩讀音，便與今日的粵語極為相近，指粵語為唐代正音並不為過。宋代，宋代在《唐韻》的基礎上，制定《廣韻》。而在北宋亡國後，南宋時代的劉淵又基於《廣韻》著《平水韻》。元代，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元代朝廷規定學校教學要使用以大都語音為標準的天下通語。元代盛行雜劇和散曲，這是兩種接近口頭語言的新的文學形式。著名的雜劇作家關漢卿、馬致遠、王實甫都是大都人，他們的作品《竇娥冤》、《漢宮秋》、《西廂記》等反映出當時大都話的面貌。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是根據元雜劇的用韻編寫的，書中歸納的語音（聲母、韻母、聲調）系統已經相當接近今天的北京話，因此，大都話成為近代普通話開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礎。明代，元代將近百年的統治使得傳統的漢人的禮樂風俗、語言文化發生巨大變化。明代以後，由於語音演變的原因使中國北方漢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元代所編的《蒙古字韻》僅存十五韻，失去了傳統漢語的特點；所以當時的語音距離唐宋的二百零六音韻體系甚遠，而更接近現在的北方話和普通話。明太祖朱元璋即位第八年，命樂韶鳳、宋濂參考典籍中的《中原音韻》和中原雅音，編著《洪武正韻》作為官方韻書。《明史·樂韶鳳傳》記載：「八年，帝以舊韻出江左，多失正，命與廷臣參考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洪武正韻》」。《洪武正韻》所平、去、入分部與《中原音韻》相類似，不過它對入聲的處理則有所不同。對於此書這種保留入聲韻和全濁聲母，音韻學家有不同的看法：張世錄、王力等認為，這種現象的產生，一是因為此書的編者不敢完全推翻歷來極為通行的舊韻書。二是因為編者絕大多數是南方人，若不是精通音韻且熟習中原之音，就難免受方言影響。同時元代的《中原音韻》是否有入聲和全濁聲母存在爭議。清代，清朝入主中原，漢人仍說漢語，部分漢官操明代官話，所以清朝官場上的官方語言，實際上是滿漢雙語制。清代北京話分文讀、白讀兩種，文讀是舊的標准音，接近《洪武正韻》，讀書人多用，但到了清後期，基本失傳，只剩下了白讀。清中期，隨著對漢臣的倚重，且為提高辦公效率，清宮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話。1728年，雍正皇帝確定北京官話為官方用語，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由政府主導的推廣標准音。到清中後期，北方的大多數地區（包括四川、貴州、雲南等）都和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新官話靠攏，其影響已經超過基於《洪武正韻》的南京話，成為在全國范圍內最流通最廣的語言。到了19世紀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國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受到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特別受到日本的影響。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後大力推廣日本語的共同語，日本人把日本語的民族共同語叫做國語。國語這個詞本來是中國古代一本書的名字，日本人把國語當做民族共同語的名稱。19世紀末中國的文化生活發生很大變化，國語這個名詞得到傳播。1909年清政府把官話稱為國語。1911年清朝學部通過《統一國語辦法案》，以京音為準的官話為國語，取代原來明代官話（《洪武正韻》）的地位，並且加大力度推廣。
民國，辛亥革命之後，國語這個詞得到當時北洋政府的承認，成為民族共同語的稱呼。但是，清王朝的覆滅使北京官話的標准音地位受到了廣泛的質疑。因此，民國初期出現兩場關於國語的爭論。1912年12月由蔡元培任總長的教育部成立讀音統一會籌備處，由吳敬恆（稚暉）任主任，並制定讀音統一會章程8條。規定讀音統一會的職責是為審定每一個字的標准讀音，稱為「國音」。每個字的音素定下來之後，還要制定相應的字母來代表每一個音素。當時來自北方直隸省的著名語言學家王照（「官話合聲字母」的發明人）對於會員構成非常不滿，指出江浙人佔25人之多，其中來自無錫的就有5人。經過激烈爭論，最後決定會議實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個會員一票。當時對於一省一票制度爭論也很激烈，來自江蘇的汪榮寶聲稱，「若每省一表決權，從此中國古書都廢了。」王照反問：「此語做何解釋？」汪不語，王照接著質問：「是否蘇浙以外更無讀書人？」北方會員堅決要求每省一票，威脅說如果通不過就自行解散退出會議。最後在教育部代部長董鴻煒推動下，終於通過了一省一票制度。這個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讀會議結果的關鍵。 該會從清代李光地的《音韻闡微》中選出一批比較常用的漢字，對每個字都用每省一個表決權、多數票決定的辦法，在1913年審定了6500多個漢字的讀音，又對」俚俗通行」的漢字和化學新字、度量衡譯音字等600多個，同樣審定了讀音。這樣審定的漢字讀音用當時新制定的注音字母注音，稱為「國音」。國音統一會議終於在5月22日閉幕，由於會議期間爭吵激烈，會議的議長吳敬恆在4月22日辭職，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後請了病假，臨時由直隸的王璞主持會議。當時對於濁音和入聲尤為激烈，江蘇代表汪榮寶誇張地說：「南人若無濁音及入聲，便過不得日子。」同樣是江蘇的代表、會議議長吳敬恆也語出驚人：「濁音字甚雄壯，乃中國之元氣。德文濁音字多，故其國強；我國官話不用濁音，故弱」。會議過程中，對有爭議的字音，以一省一票原則的多數票決定「國音」。整體來說，最後的結果還是以北京語音為「基礎」，同時吸收其他方言的語音特點（主要參考南京語音），如區分尖團音和保留入聲。這次會議
『貳』 普通話是以哪個地方為標準的
普通話是以北京地方語言為基礎的。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文化傳承多樣，尤其是南北地區的語言差異顯著。為了實現語言的統一，國家規定以北京地方語言作為普通話的標准。因此，
普通話在語音、詞彙和語法上都深受北京話的影響。例如，普通話的聲調系統和許多詞彙都借鑒了北京話的特點。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其語言的規范性得到了廣泛認可。此外，北京話的流利度和清晰度也使得它成為普通話的標准發音。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普通話以北京話為標准，但它並非完全等同於北京話。普通話在推廣過程中，吸收了全國各地的方言元素，使之更加易於被全國范圍內的人們接受和使用。例如，某些詞彙和表達方式在普通話中可能有所調整，以適應更廣泛的使用群體。
普通話的推廣不僅促進了國內的交流，還加強了國家的統一。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普通話已成為中國乃至全球華人社群的通用語言。因此，
無論你身處中國的哪個角落，掌握普通話都是打開機會之門的關鍵。普通話的學習和推廣，對於提升個人的社會競爭力，以及促進跨區域的溝通和合作具有重要意義。此外，
隨著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提升，普通話也成為國際交流中的重要語言之一。因此，
掌握普通話不僅有助於國內的發展，還能為個人的國際交流提供便利。普通話的學習和使用，無疑是現代中國人必備的一項技能。
『叄』 普通話發源地是灤平還是哈爾濱
普通話的起源與東北地區有著密切的關系。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普遍認為普通話是以東北為基礎，以北京為標准形成的語言規范。因此，有人認為普通話的發源地應該是哈爾濱。
實際上，普通話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東北地區在清朝末年和民國時期，由於大量人口遷徙，文化多樣性顯著增加，東北方言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然而，作為國家語言規范的普通話，其標准語基點並不是單一的某一個城市或地區。
北京作為中國政治文化中心，其語言規范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地位。自195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開始著手制定普通話標准。在這個過程中，北京的語言規范起到了關鍵作用，因此，北京成為了普通話的標准語基點。
盡管哈爾濱在東北地區有著重要的地位，但在普通話的形成和發展中，其影響力並不足以成為普通話的發源地。普通話的形成是一個多地域、多文化融合的過程，其標准語基點是經過長期的演變和發展才形成的。
綜上所述，普通話的發源地不應僅僅局限於哈爾濱，而應該是一個多地域、多文化融合的結果。普通話作為中國的標准語言，其形成和發展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不應簡單地歸結為某個城市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