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越南怎樣對待援越犧牲的中國軍人的陵墓
沒人管轉載
20世紀60年代末，中國為了幫助越南抗擊美國的入侵，纖衫頌先後出動了32萬軍隊改穿越南軍服進入越南北方，幾乎承擔了越南戰爭系統所有工程的運輸、供給和保障工作，包括胡志明小道的拓寬和運輸，並在中國雲南和廣西擴建了後勤機構；八年內，中國軍人傷4200人，死1100人，由於種種原因，死者的骸骨都未能運回中國的家鄉安葬，全部埋葬在越南的土地上，中國以巨大的犧牲幫助越南共產黨在1975年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但是四年後的1979年2月，中越間又發生了著名的「邊界反擊戰」，當年的生死戰友兵戎相見，不少當年援越的中國軍人再次進入越南，戰場從邊界一直越過了曾經犧牲並埋葬著那些中國軍人的地方；中國軍隊撤走後，飽受了戰爭痛苦的越南人又回到了那些土地上生活，那麼，他們會怎樣對待那些中國軍人的墳墓呢？30多年後的今天，我艱難地去毀鄭到了越南萊州省封土縣境內。
每天，清新的山風不斷拂過險峻、高聳的山崖，在越南這片秀美的河谷中穿梭，沐浴著峽谷里所有的生靈。一條公路彎彎曲曲地從河谷中穿過，兩岸無數的野芭蕉樹永遠伸著翠綠的手臂，加上更高處保護完好的原始森林，總讓人覺得這是一個用不著誇張的世外桃源。
站在河谷中的一堆水泥墳墓旁，看著上面熟悉的文字和陌生的名字，我心裡忽然有了一種揮不去的憂傷。
「30多年了，你是第一個專程來看他們的中國人。」2000年8月3日，一位越南老人話語幽幽地對我說。「不過，他們以後不會再孤獨了。」「他們」是指長眠在越南國土上的中國人，犧牲於20世紀60年代末的中國軍人。
30多年了，他們一直孤獨地躺在這里，因為他們可能已經被自己祖國的親人們遺忘。於是我相信，在讀完這篇文章之前，從中國雲南省金平縣金水河口岸進入越南萊州省封土縣30餘公里的路途中，有一個綠樹環繞，名字叫做「王窩」（音譯），僅有60多戶人家的傣族村莊不會引人注意。
公路旁的烈士陵園
鋤去墓旁的雜草，洗凈墓碑上的名字，這是王塌隱窩村裡的人們每年都要做好幾次的事，這樣的工作在每年的7月27日更是不可缺少，因為它是越南的「國家英雄紀念日」。
「因為他們是我們最好的朋友。」村民們簡單地告訴我他們的理由。「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門前的這條公路。」
汽車輪下30多年沒有任何改變的崎嶇公路是越南當地人熟悉的「10號公路」，它從王窩村前橫穿而過，連接著老街、沙巴、封土、萊州和奠邊府。總是激烈顛簸的汽車和它身後濃密的黃灰證明這樣的土路面在中國許多地方已不多見，但它在越南仍然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省際通道。
10號公路的建成曾經是一段段故事和歷史：關於中國支援部隊、關於越南抗美……關於公路邊那個中國烈士陵園。
這樣的烈士陵園在越南有許多座，分別位於從雲南省到廣西自治區與越南接壤的地方，在他們的幕碑上都刻著：「中國後勤部隊……」
「你們中國的軍隊是1965年來我們這里的，盡管他們全部都穿著我們越南人民軍的服裝或者藍色工作裝，但我們都知道他們是'中國後勤部隊』，是來幫助我們修路的，總共要修12條，我們門前的這一條是第10號公路。」王窩村的李阿林回憶說。
在翻譯的解釋下，這位74歲的老人還說：「這輩子我先後見過法國兵、日本兵、美國兵和中國的解放軍，但解放軍是最好的了！」
從1965年6月起，不斷有身著沒有軍銜的越南軍裝的中國軍人來到王窩村附近，依山伴水住了下來。他們剛來時是住帳篷，後來砍了一些木頭蓋了木板房。他們要在崇山峻嶺中，沿流入北部灣的巴索河修出一條公路來。
「中國後勤部隊太辛苦太偉大了，當時他們沒有什麼大型機械，他們幾乎只有一些鋤頭、錘子、鏟子和手推車，所以都是用雙手、用肩膀、用身體在與大山搏鬥。」村民們回憶說。「他們這樣進行施工是我們想都不敢想的，我們曾經懷疑在這樣的大山中他們能不能修出公路來。」
「平時在路上相遇，士兵們總是很友好地向我們打招呼，好象他們都會說幾句不標準的越南話。」63歲的王阿滿老人說。「有時看見我們挑水、抬東西等等事情時，他們總會上來幫一把，而從來都不要我們的什麼東西，就連水都很少喝一口呢。」
在修公路的同時，士兵們還不斷不請自來幫助村民做一些事：比如挖水溝、種田地等等。開始村民們很高興，但後來看到士兵們實在太辛苦，不好意思再勞累他們，所以大家都約好盡量「抵制」他們的幫助。
盡管雙方語言不通，但士兵們的友好和勤勞贏得了當地老百姓的愛戴，尤其一些年輕的越南姑娘們。
在相當的一段時間里，許多部隊的戰士們都成為了當地姑娘們關注的對象。於是每逢節假日，許多越南姑娘都會成群結隊送些水果、棕子之類的禮品到解放軍的軍營里，借機會與戰士們接觸。
針對這樣的情況，當時部隊作出了許多嚴格規定，不許幹部戰士與姑娘們接觸。王窩村的許多村民至今還記得這樣一件事：當時軍隊中有三名與他們說同類語言的傣族戰士，而且家就在中越邊境的金平縣金水河鄉的傣族村，但那三名戰士從來不能說自己的民族話，而必須說漢族話，為的是避免他們與當地越南傣族姑娘說些「大家都聽不懂的話」。
當時三名傣族戰士中的童生如今已經55歲了，他當時是「中國後勤部隊六支隊三十三大隊三十一分隊」的戰士，1971年退伍後他一直在家務農。坐在金水河村他家的竹樓上，他告訴我：「在越南修了兩三年公路，我只說過一次傣族話，而且還是在向部隊首長請示之後。」
1968年的一天，一名傣族婦女突然發病，其家人慌亂中找到了軍隊的營地，請衛生員搶救，由於雙方語言不通，老說不清楚是哪不舒服，一時無法診斷、治療，情急之下，想到了士兵童生可以當「翻譯」，經過領導特殊批准後，他唯一一次說了傣族話，使越南婦女得到了及時、准確的治療。
「你們中國軍隊不但修通了公路，還讓我們永遠記住了他們。」王窩村的村民最記得一位名字叫做王祥海的女兵，她是來自中國浙江省的一名醫務兵，對大家可好了，許多人都願意去找她看病，有時即使沒病也要找借口去看看她，送點自己家的水果呀什麼的。但由於當地氣候又熱又潮濕非常惡劣，軍隊在野地里宿營條件很差，後來她病了，而且竟然很快就去世了，時間是1968年8月31日。當時村裡許多人都傷心極了，尤其一些老人，村民至今也忘記不了她那美麗的笑容和溫柔的態度。
我相信這位女戰士的故事一定是真的，因為故事講完的時候，不但是我，而且講故事的越南老人都傷感起來。
50歲的刁阿利老人回憶說：「中國士兵經常幫助我們做事，逢年過節會邀請我們去開聯歡會，還經常放電影給我們看，當然是和他們一起看。每次他們都整齊地坐著，而我們就隨便了，只要高興，坐在銀幕前面後面看都行。」
村民說不清楚當時都看了些什麼電影，因為他們聽不懂中國的普通話，只能聽一些雲南省金平縣的漢族話，不過他們知道電影放的都是中國人打日本人的。聽不懂當然也很難看懂，與其說村民們是看電影，不如說他們在看新鮮、看熱鬧。46歲的龍阿仔說：「我們當時看電影，如果看見上面的人的帽子上有三個紐扣，就知道是八路軍是好人，如果帽子兩邊有兩塊布飄來飄去，就知道是日本兵是壞人。」
關於烈士陵園，由於當時中國軍隊的軍營管理很嚴，不讓越南老百姓隨便靠近，也不找他們幫什麼忙，而且當時它的四周都有軍隊嚴嚴實實地住著，所以村民們都不知道這些水泥墳墓是怎麼一個個修建起來的。
中國後勤部隊修公路的時候，不斷有人死掉。村民們也經常看見有受傷的士兵被從勞動工地上抬下來，後來有些人就永遠見不到了。有人清楚記得在1966年的9月24日，分別來自黑龍江省的王義明和安徽省的蔣家堂同時在施工中悲慘犧牲。
「他們死得很慘，都是被山上滾下來的石頭砸死的。」有一位老人還記得當時他親眼目睹的慘狀。
在艱苦施工的同時，偶爾還有美國飛機到來，投下串串炸彈，也在給士兵們不斷造成傷亡。總之，到1968年底10號公路徹底修通，中國後勤部隊決定撤走時，就留下了這座烈士陵園——一座高大的分別用中、越文字刻著「援越抗美烈士永垂不朽」紀念碑和15座烈士墳墓。在紀念碑的左側還醒目地刻著中國人曾經是那樣熟悉的語話：「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它的右側也用越文刻著同樣的內容。
六支隊犧牲的人當然遠不止這些，而其他還有許多人都被埋到萊州去了，與在萊州和奠邊府犧牲的人埋在一起——那裡埋葬著的中國軍人烈士更多，據說有幾百人，可惜目前中國人還不能隨便去那些地方。
1968年的移交工作是悲壯的。沒有人記得住那是幾月幾日了，但許多上點年紀的村民都還記得那天的哭聲和眼淚，在河谷中久久不絕。密密麻麻依然身穿越南人民軍軍服，排列整齊的中國士兵庄嚴地向留在這里的戰友們告別：他們要走了，也許永遠不再回來。而他們的15位戰友將永遠長眠在這里。
15座水泥墳墓整齊地排列著，前面是他們用鮮血和生命修成的10號公路，他們將永遠陪伴著它的改變。今後，永遠與他們為鄰的將是他們曾經幫助、並為此而獻身的越南人民。那天，越南方面來了許多領導幹部，表示將永遠守護這座烈士陵園——猶如保護自己的烈士，愛護自己的家園。後來，政府把這項工作交給了萊州省封土縣里，交給了勐梭鄉里，交給了王窩村。
第16位烈士是楊醫生
「楊醫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是為了讓我們許多人醫好病才死的。」烈士中最後一位犧牲的是醫生，在15位中國戰士之後，這裡面唯一隻有他不是軍人。在越南采訪的日子，無數位上了年紀的人都這樣告訴我。
楊醫生在越南和許多中國醫療專家一起，沒日沒夜地為越南人民看病、治療，由於條件艱苦，很多葯配不齊，很多病治不了。為了能夠解除病人們的痛苦，大家決定實驗製造一些葯品，而楊醫生每次都要搶先自己品嘗葯效，用自己的身體作實驗。
在1969年11月17日那一天，楊醫生因為冒險嘗試一種新製造的葯品，卻不幸中毒，在異國他鄉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那一年，他52歲。
2000年8月14日，經過整整10天的越南采訪之後，我來到了雲南省省會昆明市。
在昆明市民政局工作人員的熱情幫助下，我查找到了這位醫生以前的單位和住址，當時我也有種隱隱的猶豫，因為我不知道他原來的單位和子女會怎麼樣看待我的這次采訪。幾經周折，我找到了「昆明市官渡區南壩制葯廠」，它現在已經改名為「昆明市中葯廠」。
我首先找到的一位廠領導說：「楊潤是我們廠以前的黨支部書記，他是應國家的號召參加醫療專家組去支援越南犧牲的。」
楊潤醫生的三女兒楊惠英也在廠里工作。看見我的時候她有些詫異，當我默默的遞給她楊醫生在越南墳墓的照片，一看見上面的名字這位人到中年的婦女眼圈就紅了：「30多年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自己父親的墳墓是什麼樣子的。昨天晚上我還燒了許多紙錢給他老人家……」
楊惠英說：「沒有想到今天會在這樣的情況下'看見』父親，我們曾經多少次想到越南去上上墳，但每次去與政府有關部門聯系，他們都表示這樣手續太復雜，反正每次都沒有去成，很多正常的事情在我們國家辦起來都很難。而1979年兩國又打起了仗，一打就是好些年，最後我們也死心了，絕望了，只好每年到'7月半』的時候多給他燒些紙錢，寄託我們的哀思。」
我還得知楊醫生的老伴許鳳英依然健在，由於不喜歡住在城裡，84歲高齡的她獨自住在官渡區六甲鄉小河咀辦事處（村）老家。8月15日下午，我在離昆明市區10多公里的村裡看到了步履蹣跚的老人，老人很奇怪陌生的我為什麼會專程去看她。我對她說：「我剛從越南回來，我見到楊醫生的墳了。」
老人怔了一下，突然哭了，站在飄著小雨的風中。我突然有些後悔：自己為什麼要去把塵封了30多年的悲傷再次揭開呢？也許我自己的確崇拜英雄，但我卻無法抹去他們死去後給親人留下的種種悲傷。
於是我只能無奈地看著老人不停抹去臉上的淚水。當時我甚至暗暗發誓以後不再來看這位老人，畢竟，我沒有太多的理由，也沒有很好的安慰話語，而且，我再也不敢去喚醒老人那些永遠痛苦的回憶。
老人告訴我：她的丈夫是1967年應國家號召去越南的，第一次去了一個多月就回來了，當時他說是先去了解情況，而沒有多久後就正式出去了，永遠沒有再回來。
去越南後，楊醫生偶爾才寫封信回家來，每次都是簡單幾句話，都說自己在10號公路的工地、在萊州省封土縣的工作一切很好，一切都很愉快，不用家人掛念。一直到後來有人回國了，家裡人才知道其實那裡的生活條件是那麼差，環境是那麼艱苦，美國的飛機轟炸是那麼危險，經常有人犧牲……
大約在1969年10月，家裡人收到了楊醫生的最後一封來信，讓家人不要再寫信到越南了，他很快要回國了。但他後來就沒有了消息，直到不久後有關部門來通知他犧牲了。
在越南采訪的日子裡，我聽到了太多的人提起楊醫生。一天傍晚走在村旁的10號公路上，我總在想：30多年後的今天，那時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也許令現在的人有些難以理解，但我卻願意努力地去了解和思考，因為它與整整一代中國人的生命都有關，是中國人歷史的一個部分。以楊醫生這樣的經歷和歷史為代表，我才真正理解為什麼30多年來越南人一直尊重、愛護他們的墳墓的原因，為什麼越南人一直把楊醫生說成是「中國的白求恩」。
從楊醫生女兒的手中，我看到了一封1970年2月3日寄自越南的信：
「……我於（1969年）12月18日由昆明起程，23日過境到（越南）萊州（省）封土衛生廳原工作住地，想起我親密的戰友楊潤同志的友愛、互助、和藹形象，使我感到無法控制內心的悲慟。24日中午乘車到烈士陵園，將你們交給（工作）組長帶來的蘋果敬獻在他的墓前……我悲痛的淚水奪眶而出，組長勸我人總是要死的，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他的死是為實行國際主義光榮犧牲的，他的死比泰山還重。（越南的）扎同志介紹楊（潤）同志犧牲後，（越南）萊州省委、衛生廳以及工作組許多同志、河內大使館、專家局的領導都派員到萊州敬獻花圈、輓詞……遵照越南民主共和國外賓的葬禮儀式於11月20日舉行。早晨8時，封土全縣各機關、萊州省委、大使館都來人參加，追悼會儀式非常隆重，送殯的各族各界機關人數六百多人，小車七部，救護靈車兩部……墓是四方形的，全部用水泥砌成，墓碑也是用水泥做成的，一切都處理得很好……
萊州葯材組王仁康70年2月3日夜」
當我仔細閱讀30年前楊醫生的同事寫的信，發黃的信箋令我思絮萬千……從此，我也永遠不會忘記這位中國白求恩的故事了。其實，在每一個人的生活道路上，總有一些難忘的選擇，有時是幸福的選擇，有時卻是災難的選擇，也有人因為這樣的選擇而名留千古。有人說過：「生活與歷史的神秘性，總是通過某些個體和群體的特異遭遇，得到不可思議的凸現和表述，無論幸運還是災難，都要選中一些人，都要由這些被選擇者代表人類去接受、去承受。」想必，作為中國人的援外史，楊潤醫生正是這樣的承受者中的一員。
楊醫生的二兒子楊光葆現在是昆明市某國營公司的一位副總經理，他告訴我：「父親在越南萊州省犧牲後不久的1970年4月，我的大兒子就出世了，為了紀念我的父親，我將他取名為'楊萊州』……」
如今，只要看到身穿白大褂的醫生，我心裡就會有一種莫名的的無邊無際的觸動。自從對楊醫生為代表的那一代人的生存與死亡，喜怒與哀樂有了一些了解，接觸到他們已經衰老的親人對他們的思念，這種感覺已經不是從我所處的生活環境中呈現出來，而是穿過一種歷史的空間，從我的內心滲透出來。
去看看他們吧
曾經，那些如同楊醫生一樣的烈士、前輩們居住過、奮斗過，奉獻過血汗、青春和生命的地方，無論今天是離離衰草，還是綠樹成蔭，都不該讓人們忘記那些日子，忘記那些善良、無私的面容。
有許多次，總要去站在那些烈士面前，等待山風沐浴在我的臉上，然後在心裡讀一讀他們陌生的名字。看著他們身後寂靜的森林和面前蜿蜒的公路，我總有些悲傷的心情：森林作證，公路作證，他們曾經是那麼勤勞、那麼勇敢、那麼善良……那麼青春如花。為什麼就沒有再記得他們，或者來看看他們呢？這不是平凡的歷史，不該讓它往事如煙。中國人可以不停紀念那些在自己國土上被敵人殺死的人，卻似乎很難想起在異國他鄉捐軀的正義英雄。
由於弄不清楚越南人對1979年中越戰爭的看法，所以在采訪中我總是有意迴避這段歷史，但越南人卻不迴避，幾乎每一個人都會向我提起它，因為它與烈士陵園產生了一些關系。
王窩村的村長名叫羅阿金，今年40歲的他在5年前接到縣政府的通知：今後他必須帶領全村群眾一起照顧好烈士陵園。
1969年中國軍隊完全離開王窩村後，烈士陵園就成了全村人心目中的一塊聖地，隨時有人主動義務去打掃、看護，尤其每年的7月27日更是十分認真。盡管當地氣候炎熱，雜草長得飛快，但陵園總是乾乾凈凈的。後來一些人家搬到了烈士陵園四周住了下來，把它緊緊圍在了村中間。
「但1979年2月你們中國軍隊再次打到我們這里，就讓我們既害怕又奇怪，當時我們全村人都跑光了，等我們後來回家時，發現不少房子都被炮打爛了，烈士陵園的圍牆也炸倒了一些……中國軍隊當時沒有從10號公路上走，因為上面埋了許多地雷，他們是從對面的山上過去的，但我們相信他們在山上一定能看見、知道這個烈士陵園。」
1979年的戰爭曾經成為越南政府對烈士陵園態度轉變的分水嶺，以前一直十分關心，而後很少過問，只是提醒村民們不許去破壞。這樣的情況一直保持到1991年，因為這一年越南政府與中國政府實現了關系正常化。
「我們村裡一直都在保護著烈士陵園，盡管政府有好些年不管了，但我們自己要管，因為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家門前的公路，這樣的恩情誰也不會忘記。」村長說。「對比1979年打仗打到我們這里來的中國軍隊，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行為。無論如何，這些事情都過去了。」
於是，盡管1979年後越南政府曾經不再管烈士陵園，但王窩的村民們明裡暗裡卻在管理著，他們不但修好了圍牆，還不斷地修補著每一年風雨侵蝕過的痕跡。
關於維護的經費來源，村長說：「以前政府幾乎沒有什麼錢給我們，我們只好通過讓村裡的民兵出去外面勞動等等辦法籌些錢，實在沒有錢時就在村裡號召讓大家湊。」
在烈士陵園前面，有一間異常破爛的茅草房，我看見裡面有幾張破舊的課桌和一塊黑板，村長說那是村裡的學校，由於越南國家太窮，沒有錢也沒有能力將它蓋好一些。
「這幾年，村裡有點錢都用在烈士陵園上了。」一位退休老師告訴我。當然，村裡人的善良是不用再多講了，而每天粗糙的飯菜和簡陋的衣服更證明著他們的貧窮。
2000年8月5日，因為我的到來和采訪，村長和村裡的男女老少都十分高興，他們全村人聽說我要給烈士陵園照相，並且要帶回中國去給烈士們的家屬看，所以他們都一大早就起來集中到了陵園里打掃衛生，割草的割草，清洗的清洗，盡管裡面並不是很臟很亂。
當我在村裡經過潮濕、悶熱的一夜煎熬起床後，上百人在粉紅色的朝陽中已經開始的辛勤勞動立刻感動了我。
「村長讓我們再打掃干凈點，不然照片上不好看，讓他們在中國的親人不放心，那樣我們也不安心。」一位村民對我說。
每次都是她為烈士們清洗碑上的污垢，讓烈士們名字清楚地表現出來，這樣的事她已經堅持了好些年，據說現年21歲的刀提遠是村裡最漂亮的女人。我看見戴著越南圓形草帽的刀提遠先用水從上至下淋濕墓碑，然後蹲著用刷子刷去上面的青苔和泥塵，再用清水沖洗干凈，一個接一個墳墓地洗著，後來28歲的李提多和22歲的刀提海也來幫助她。
我相信這些照片如果能拿到中國，刊登在報刊上，主人公無怨無悔的行為會令許多人感動，也會令許多人慚愧。
村裡有許多孩子，在我剛到達的時候，他們都成天圍著我十分頑皮，和我在中國見到的孩子沒有什麼區別。而今天在烈士陵園里，當父母兄姐在打掃衛生時，他們都不再頑皮，或者幫助著干一些輕松的事，或者在一旁安靜地看著——父母們或多或少一定都會告訴他們烈士陵園的故事和來歷。我看到一名安靜的越南小女孩在觀看父母勞動的時候，眼睛裡閃爍著一種善良而且激動的東西，那樣的眼神令我久久難忘。小孩子的眼神能夠具有如此大的震撼力，是我以前沒有感受過的，於是我的心在猛然間激烈跳動。我知道在她長大一些之後，一定會毫無怨言地繼承父母們今天的工作，為這些中國軍人守墳掃墓。
端著照相機穿梭在忙碌勞動的越南村民中間，我漸漸覺出一種特別神聖的感受，那是什麼樣的感受呢？我覺得我無法描述，也許只有身臨其境，而且要有一點性格的人才能體會到。每個洗干凈的墓碑上都有一個名字，我知道每一個名字都會埋藏著一段故事，或者說是一段歷史，比如中越友誼、比如援越抗美，比如10號公路、比如世界和平。
「你回中國後，如果見到這些烈士的父母和家人，告訴他們請他們放心，我們會像對待10號公路一樣好好對待他們的兒女，都30多年了，也希望他們有空的時候像你一樣專程來越南看看。」一位越南老人特意請我的翻譯告訴我。
2000年8月12日，在采訪結束後，心情萬分矛盾的我回到與封土縣接壤的雲南省金平縣金水河口岸，看見中國和越南的許多人在這里自由地來往和貿易，我開始有了一種舒心的感覺。我當然永遠不會忘記那座烈士陵園，不會忘記10號公路，特別是王窩村那越南小女孩的目光。
附一：10號公路烈士陵園烈士名錄
（1）中國後勤部隊六支隊三十三大隊戰士郭惠文江西省大余縣人1967年9月20日犧牲
（2）中國後勤部隊六支隊四十大隊戰士陳書榮雲南省瀘西縣人1966年4月犧牲
（3）中國後勤部隊六支隊三中隊何顯榮四川省重慶市沙坪壩區人1968年6月23日犧牲
（4）中國後勤部隊三十五大隊鄧修全安徽省南俊縣人1966年8月8日犧牲
（5）中國後勤部隊六支隊三中隊楊茂松浙江省長六縣人1967年4月10日犧牲
（6）中國後勤部隊六支隊三十三大隊戰士游賢庭福建省人1967年犧牲
（7）中國後勤部隊六支隊三中隊副班長李傳志山東省濟寧縣人1966年1月9日犧牲
（8）中國後勤部隊六支隊四十四中隊邱世昭四川省內江縣人1967年5月5日犧牲
（9）中國後勤部隊六支隊三十三大隊楊昌國貴州省麻江縣人1966年9月24日犧牲
（10）中國後勤部隊六支隊一中隊副班長毛生文湖南省來順縣人1967年5月1日犧牲
（11）中國後勤部隊六支隊三十三大隊王義明黑龍江省尤江縣人1966年9月24日犧牲
（12）中國後勤部隊六支隊三十五大隊蔣家堂安徽省巢縣人1966年9月24日犧牲
（13）中國後勤部隊六支隊三十三大隊汪明龍安徽省當塗縣人1967年3月21日犧牲
（14）中國後勤部隊六支隊四十大隊趙保會雲南省建水縣人1966年8月8日犧牲
（15）中國後勤部隊六支隊三十三大隊衛生員王祥海1968年8月31日病故犧牲
（16）中國援越醫生楊潤雲南省昆明市人1969年11月17日犧牲
2. 我想在越南開一家衛生紙加工廠,不知道怎麼樣
先考慮 人力成本 物流成本 目標市場區域 安全問題
再考慮 當地政府給你的保障，優惠政策。
貌似很多人開工廠到越南去，那邊勞工比中國便宜。當地政府也比較好解決（污染，優惠政策）
自己好好考慮，考察下吧。
3. 中國古代造紙術最先流傳到哪個國家
我國在發明造紙以後，起先是把紙本書攜往國外，然後造紙術也逐漸外傳。
紙和造紙術首先是傳向與我國山水相連並早有交往的朝鮮。 公元384年，東晉熟悉造紙的和尚摩羅難陀從山東乘船渡海至百濟國，帶去各種書籍獻給百濟國王，並在朝鮮傳播造紙。唐、宋之後，朝鮮高麗紙質量甚至一度曾超過我國。
公元610年，朝鮮和尚曇征渡海到日本，把造紙術獻給日本攝政王聖德太子，聖德太子下令推廣全國，後來日本人民稱他為紙神。
造紙術傳人阿拉伯是在公元751年。 那一年唐將高仙芝在與阿拉伯大食國在中亞西亞坦羅斯城（原蘇聯南部哈薩克地區）的戰爭中失敗，被俘去一批造紙工匠出身的士兵。當地人組織這些俘虜傳授造紙方法，並在撒馬爾康辦起用棉花造紙的廠子。
公元751年之後，造紙術就逐漸傳向阿拉伯與歐洲各國。 從文獻資料匯集的各地開始造紙年代的順序大體是： 伊拉克的巴格達（793年），敘利亞的大馬士革（795年），埃及（900年），西班牙（950年或1150年）摩洛哥（1100年），法國（1180或1189年），義大利（1276年），比利時（1320或1405年），德國（1320或1336年），荷蘭（1323或1580年），奧地利（1356或1498年），瑞士（1411年），英國（1488或1494年），波蘭（1491年），瑞典（1532年），丹麥（1540年），匈牙利（1546年），芬蘭（1560或1660年），莫斯科（1567或1576年），挪威（1654年）。
1575年西班牙人到墨西哥建紙廠，把造紙術傳到美洲。1690年荷蘭人把造紙術傳到美國費城，從美國傳到加拿大已是1803年了。造紙術傳到印度尼西亞和澳大利亞，則是清朝晚期才發生的事。
參考資料： http://www.sdbjzxxx.net/paper/ziliao/htm/n3/2.htm
4. 東南亞的主要環境問題
【題目】東南亞農業發展與環境問題
【類詞】2002;亞洲;農業經濟;環境
【正文】
農業在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中一直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東南亞國家糧食、工業原料、就業機會、出口創匯的重要來源。然而，東南亞國家的農業開發中使用的擴大種植面積、移民墾荒、增施化肥農葯、開發森林以及刀耕火種等生產方式，雖然使農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卻帶來了森林面積減少、水土流失嚴重、土地退化以及生物多樣性減少等環境問題。
一、東南亞農業發展引起的環境問題
東南亞國家之所以重視農業發展，與其經濟依附性、人口壓力等因素有著密切的聯系。
經濟的依附性。東南亞國家除泰國外，在二戰以前均淪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長期成為帝國主義的原料供應地和商品傾銷市場。這不僅造成東南亞資源不斷減少，而且使該地區的經濟畸形發展，工業落後，農業種植單一。東南亞國家取得獨立後，這種單一的、畸形的依附型經濟結構仍然存在。一是原料出口國的地位尚未根本改變，出口的初級產品中很大一部分是不可再生資源，而一些可再生資源如農產品和木材，也是以大量消耗國家的土地資源、森林資源為代價的。二是東南亞國家在金融方面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仍未改變。20世紀80年代初，發達國家實行緊縮政策，連續提高利率，使包括東南亞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猛增。由於債台高築，東南亞國家不得不出賣寶貴的自然資源來還債。三是長期以來，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糧食不能自給，靠出口經濟作物和資源來換取糧食。
人口的壓力。二戰以來，東南亞各國的人口增長很快，從1960年的1.95億增加到目前的5.11億。從1960年至1998年，東南亞絕大多數國家的人口都增長了1倍以上。寮國1998年的人口是1960年的2.77倍，菲律賓是2.74倍，馬來西亞是2.7倍，越南是2.54倍，柬埔寨是2.32倍，泰國是2.31倍，印尼是2.17倍，新加坡是1.93倍。由於人口增長過快，對食物、住房、教育、衛生保健、交通運輸、自然資源佔用等形成持續不斷的高需求。
為了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對物質的不斷需求，發展民族經濟，增強國力，東南亞國家大力發展農業，大規模開發土地，種植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開采森林資源，擴大出口創匯，並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是，由於農業開發措施使用不當，導致了一系列的環境問題。
（一）毀林開荒嚴重
為了擴大經濟作物和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東南亞國家均採取了毀林開荒的措施。二戰以來，東南亞各國的耕地面積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盡管各國人口在不斷增長，但人均可耕地面積並沒有下降多少，有的國家反而增加了。在1980－1996年期間，柬埔寨人口從640萬增加到1027萬，與此同時，人均可耕地面積從0.30公頃增加到0.37公頃；馬來西亞人口從1376萬增加到2117萬，而人均可耕地從0.07公頃增加到0.09公頃。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但是，東南亞各國耕地面積的擴大是以森林、濕地面積減少為代價的。
菲律賓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主要用擴大耕地面積來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在50年代上半期耕地面積年均增加3.45％，60年代年均增加1.3％。由於當時菲律賓農業生產率極其低下，以擴大耕地來增加農業生產，其效果並不十分顯著，60至70年代糧食作物的年均增長率只有0.7％，出口作物也只有2.5％。因此，在70年代以前，菲律賓的糧食未能達到自給。
長期以來，泰國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是通過大量開發土地來實現的，是以森林面積銳減為代價的。耕地逐年增加，從1950－1952年的4140萬萊增至1982年的9324.5萬萊，1990年更擴大到14732萬萊；耕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比例也從1950－1952年的12.3％，增至1982年的29％，1990年達47.4％，其中水稻種植面積約佔全部耕地面積的60％。單季稻佔了全部水稻的90％以上。與此同時，泰國的森林面積則逐年減少，從1975年的21800萬公頃減至1992年的14574萬公頃。森林面積占國土面積的比例則從1951年的60％減至1971年的40.7％，1986年的30％，1995年更減至22.8％。除了森林商業砍伐以外，森林面積減少無不與耕地面積的擴大有著密切的關系。
（二）移民安置失當
二戰後，東南亞國家的人口和土地的矛盾突出。一是土地分配不均，大地主和庄園主控制了絕大多數的土地，而大量的小農生產者只擁有少量的土地，佃農普遍存在。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國曾進行了土地改革，但收效甚微。
這種毀林開荒，移民墾殖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東南亞國家人口與土地的矛盾，對安置過剩人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新開拓的耕地多為荒地，如越南新開墾的荒地只有30％可以投入生產，產量相當低。從長遠來看，對荒地和森林的過度墾植，會造成森林面積減少，水土流失嚴重等一系列環境問題。在80年代，越南的許多地區，100％的土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失，屬於流失嚴重的竟達80％－90％。如越南北部的山地由於植被遭毀，年均損失1至2厘米的沃土層，流失100噸至200噸泥土。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寮國、印尼等國家的移民開荒也引起了嚴重的水土流失問題。
（三）耕作方式原始
獨立時的東南亞國家都是農業國家，技術水平低下，當時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業已經進入現代化時代，而東南亞國家仍處於犁耕時代，以畜力耕作為主，人力耕作為輔，甚至一些國家的山區農民仍採用落後的刀耕火種和移耕的耕作方法。移耕，又稱游耕，是一種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是指砍伐並燒毀一片森林，種上糧食或其他經濟作物，收成二三季或在地力減退後便棄地遷居他處。再砍伐森林，種上農作物。如此輪番砍伐和耕種，通常在10年到20年輪種一回。
在印尼爪哇島以外的一些島嶼上，部族農民大都採用移耕從事農業生產，一些山區有90％的土地用於移耕，胡椒、煙草、咖啡、橡膠、椰子等大部分經濟作物都是由移耕小農生產的。在80年代以前，印尼的移耕農業平均每年毀林20萬至30萬公頃。根據1979年的統計數字，由於移耕而毀壞的森林面積達4300萬公頃。越南、寮國、柬埔寨、緬甸、泰國等中南半島國家，山區的農民和少數民族也大都採用刀耕火種的耕作方法從事農業生產。寮國人口中約有35％至40％是少數民族，他們居住在山區，其傳統的耕作方式就是刀耕火種。在80年代以前，寮國每年因山民盲目毀林開荒而燒毀的森林達10萬公頃之多。寮國政府曾動員山民移居到平原地區，但並沒有得到山民的響應。泰國山民的刀耕火種也造成了大量的森林和水源被破壞，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泰國北部的森林每年被山民毀掉10萬至20萬萊。泰國林業廳和聯合國糧農組織合作於1956年至1957年通過空中拍攝的調查顯示，喃奔和清邁府海拔1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和松林有67％被毀壞，昌萊府的原始森林有65％被毀壞。從衛星拍回的照片中發現，1973年至1977年間，泰國北部的森林面積從95842平方公里減到68588平方公里，減少了27254平方公里，即每年減少5.69％。這主要是山區農民刀耕火種的結果。由於人口的不斷增多，移耕農民人數也隨之增長，移耕輪回的周期則日益縮短，對森林和土壤的破壞也日益嚴重。1987年印尼外島從事移耕的農民將近200萬戶，移耕的土地面積約為2800萬公頃。目前，刀耕火種的耕作方式在東南亞的一些地區仍在進行。
（四）森林開發過度
由於經濟的依附性，為了籌集外匯，克服國內經濟危機和資金短缺的困難，還清外債，更快地發展民族工業，東南亞國家不得不出口本國豐富的資源，以換取外匯，進口糧食、工業品和先進的技術與設備。但由於當時東南亞國家的加工技術落後，資源均以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出口，附加值低，這使東南亞的原材料大批大批地出口。世界上有25％的熱帶雨林分布在東南亞。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木材需求量的日益增加和價格的不斷上升，東南亞國家大規模地開發森林資源，出口原木、珍稀木材及其它木材產品，以換取大量的外匯。印尼從1967年開始大規模地把森林成片租給伐木公司開采，幾十年來，其森林經營許可證發得太濫。在馬來西亞，州政府有土地利用權和木材砍伐特許授予權，地方政府發放木材砍伐許可證和木材加工證以增加財政收入。泰國從1968年開始把全國將近一半的森林分割成500多塊租借地供人採伐。東南亞國家每年砍伐森林的比例較高，年均森林面積減少量逐年增大，印尼從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60萬公頃增加到1990－1995年間的108.4萬公頃。與此同時，泰國從24.4萬公頃增加到32.9萬公頃，馬來西亞從25.5萬公頃增加到40萬公頃，菲律賓從9.1萬公頃增加到26.2萬公頃，緬甸從10.2萬公頃增加到38.7萬公頃。可見，與90年代以前相比，90年代上半期這些國家的年均砍伐量大多都增加了1倍，有些國家甚至增加了2倍。近年來，世界上6個森林減少最多的國家中就有4個是東南亞國家，它們的年均砍伐率是：泰國515300英畝、緬甸400500英畝、馬來西亞396000英畝、菲律賓316100英畝。（參見表2）
森林雖屬可再生資源，但其生長周期卻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長期以來，在東南亞國家，追逐利潤的跨國木材商和造紙公司、急於還清外債的政府以及想盡快脫貧的農民，在大量砍伐著森林，但森林的恢復和植樹造林工作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森林的恢復速度遠遠趕不上砍伐森林的速度。由於各國政府對森林資源管理不善．使森林砍伐過度，從而導致森林面積逐年減少。印尼人口事務與生活環境國務部長埃米爾·薩林在1979年接見記者時說，「坦率地說，我們當時就是為了籌集外匯，顧不上植樹育林問題。印尼開發中的錯誤，是從政府1967年頒布的森林基本法就開始存在了」。
移民墾荒、毀林造地、擴大耕地面積、耕作方式落後和大規模的商業性森林開發使東南亞森林面積逐漸減少，森林覆蓋率日益降低，林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也逐年下降。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印尼、柬埔寨、寮國和汶萊的森林覆蓋率高達70％，緬甸、馬來西亞為66％，只有越南、菲律賓、泰國不到50％。到1995年，這些國家的森林覆蓋率已大大下降，柬埔寨降至55.7％，緬甸是41.3％，馬來西亞是47.1％，印尼是60.6％，泰國是22.8％，菲律賓是22.7％。由於木材資源的日漸減少，林業在這些國家經濟中的地位也日益下降。泰國到90年代已從一個木材出口國轉變為木材進口國，林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1951年的5.1％，下降至1985年的1.3％，1990年更降至0.3％。菲律賓林業產品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從70年代開始一直呈下降趨勢，1993年降至0.3％。
森林減少的影響是深遠的，包括生態、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一是森林減少使東南亞水上流失嚴重，河流泥沙沉積量增多，降雨量減少，進而影響農作物的產量和質量，造成經濟損失。以馬來西亞的沙巴為例，該地區曾有60％的森林覆蓋率。但是由於大量砍伐森林，水土流失嚴重，河流下游泥沙沉積量大，沙巴5條主要河流的沉積物每條河每年每平方公里超過200噸。沙巴最大的保水區——Kinabatangan流域，每年有800萬噸沉澱物流到下游，這相當於每年每平方公里700噸的土地侵蝕速度，超過馬來半島吉蘭丹河沉澱物的6倍。沙巴地區淤泥的大量沉積，對沙巴水電、運輸、經濟的發展造成了不良影響。在菲律賓，由於高地森林砍伐後引起土壤侵蝕所造成的巨型水庫的泥沙沉積，使用作水力發電的水庫的使用壽命縮短了一半或一半以上，菲律賓供電不足、經常停電無不與這些情況有關。
二是森林減少，使蓄水能力下降，洪水、於旱、森林大火等自然災害頻繁發生，這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近年來，東南亞的毀林地區的洪水和泥石流已奪去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數以萬計的人無家可歸。由於循公河流域的森林和山地被不斷地開墾和破壞，水土流失使沿河地區洪水和泥石流經常發生。處於湄公河下游三角洲的柬埔寨，一遇中上游氣候反常，雨量增多，極易決堤，引發大面積洪災，有「十年九澇」之稱，洪水每年都給柬埔寨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如2000年底發生了該國40年來最嚴重的洪水，造成400人死亡，經濟損失超過1億美元。2001年柬埔寨西旱東澇，有14個省、直轄市和84個縣、區受災，造成57.2萬公頃農作物受損，62人喪生．212.19萬人受災，32.5萬人等待救濟。森林的破壞和水土流失也使越南經常發生洪澇乾旱。1996年洪水造成越南大約6億5500萬美元的損失，包括1000人死亡，84萬公頃的田地被淹。2001年八九月間，越南南部的紅河三角洲的洪澇至少造成108人死亡，6萬多人無家可歸，24萬多人因水災而面臨糧食短缺，44.3萬人需要不同程度的物資救援。
而處於南部群島的國家，熱帶雨林遭嚴重破壞後，水土流失也相當嚴重，經常發生如中南半島的洪水、乾旱和泥石流。菲律賓就是典型的例子。由於森林被大量砍伐，高地不斷地被開墾，使國家的水文系統遭受嚴重損害，洪澇與河流淤泥沉積影響到低地平原大部分地區。1983年，菲律賓遭受了30年中影響范圍最廣、持續時間最長的乾旱，5600平方英里的農田缺水，糧食收成比常年減少1/10。1991年的水災使菲律賓2000人死亡（某些觀察家說實際死亡人數3倍於此），50萬人無家可歸，主要原因就是高地的森林砍伐引起了巨大的泥石流。
開荒種地和刀耕火種如果管理不善，還容易引起森林大火。1997年和1998年發生在印尼東加里曼丹的嚴重森林大火，就毀滅了500多萬公頃的森林。大火還引起了跨邊界煙霧污染，客觀上已影響到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汶萊等國的空氣質量，給這些國家帶來了環境和健康問題。據聯合國發展計劃委員會統計，1997年印尼森林大火產生的煙霧使東南亞國家損失了14億美元，大多是用於短期治療的費用。4萬多人因呼吸系統疾病與煙霧相關的疾病而住院，而對兒童和老人所造成的長期危害尚難確定。這場大火對全球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也造成了巨大損害。
三是森林資源減少也會使土地肥力下降，土壤鹽鹼化或沙漠化。在自然條件下，植物和腐爛植物形成了一個保護層，可固定土壤並減緩土壤的侵蝕和退化。但當森林被砍伐、土地被開墾後，保護層遭到破壞，礦物循環就會減少。尤其是熱帶雨林遭破壞後，由於沒有樹的遮掩和固定，滂論大雨會很快沖走土壤的養分，使得農業生產和森林恢復周期漫長而艱難。紅樹林和白千層林、珊瑚等一樣，具有保護海堤、防洪、減緩土地鹽鹼化、減緩海岸侵蝕和防止風暴破壞的功能。1950年至1983年間，越南全國的紅樹林大約消失了37％。南部的明海省1983年大概摧毀了紅樹林面積的一半。越南的濕地多分布在湄公河三角洲，以硫酸鹽土或富含黃銅礦的「潛在酸性土」為基礎，由於紅樹林遭到破壞，加大了因黃銅礦氧化引起的土壤酸性化，不僅影響了本地區的農業生產，而且酸性化的土壤隨著雨水流入下游地區和河流，也侵蝕了下游地區的土壤和水源。養蝦場被酸性物質侵蝕了3至4年後，蝦場和深層土壤中的酸性過重，結果造成土地既不能養蝦，也不能種植紅樹林。築堤養蝦固然在短期內給越南的沿海居民帶來了利潤，但是對紅樹林的破壞卻導致更大的經濟損失。1984－1993年，越南團紅樹林減少而造成的經濟損失達2.79億美元。泰國，在90年代初，由於森林的大面積減少，水土流失，已使東北部的1800萬萊士地鹽鹼化，這佔了東北部地區面積的17％；南部地區已有260萬萊土地鹽鹼化或呈現出酸性，50萬萊土地受到侵蝕。其它東南亞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
四是破壞了生物多樣性。東南亞是亞洲乃至世界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是世界上擁有上百萬種物種的國家，印尼的植物和鳥類比整個非洲大陸還多。東南亞的熱帶雨林、紅樹林、濕地面積的銳減，動物棲息地的喪失，導致生物多樣性遭到嚴重的破壞，許多物種面臨滅絕或已經滅絕。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1997年，印尼哺乳類和鳥類有1955種，而瀕危的種類有232種，佔11％。而菲律賓鳥類和哺乳類種類中的瀕危數量佔了該國總數的24％，越南的比例是10％，馬來西亞是9％，泰國約為9％。而在高等植物種類中的瀕危種類占國內總數的比例，菲律賓是4％，泰國是3.3％，馬來西亞是3.16％，越南是3.2％，印尼是0.8％。由此可見，東南亞幾個具有豐富動植物物種的國家，近年來，瀕危種類數量的比例還是相當高的。（參見表3）
（五）化肥農葯濫用
由於技術落後，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的物質需求，除擴大耕地面積外，東南亞國家還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葯，以提高單位產量。原東盟國家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推行的「綠色革命」，除了增加對農業基礎設施和灌溉設施的投資外，還把增施化學肥料、殺蟲劑和除草劑作為提高產量的重要舉措，這曾使東盟國家的農業產量和農業生產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卻帶來了環境問題。在七八十年代，菲律賓大力鼓勵農業增加化肥和殺蟲劑的使用量，1972年，菲律賓政府制訂了全國規劃，由國家按補貼價格將化肥供給農民，其中用於糧食作物的肥料，定價標准比用於出口作物的肥料低45％。80年代中期，印尼政府的農葯補貼占農用化學品費用總額的50％以上，而最大的農業補貼是用在化肥上面，從1978年到1987年，化肥施用面積每年增長12％，TSP施用面積每年增長17.7％。從1985年開始，實際化肥補貼比農業和灌溉開發支出的部分還要多。1980年政府對化肥的補貼預算總額超過1250億盾（6800萬美元），而到1988年實際財政補貼超過1萬億盾（5.5.億美元）。印尼能從一個主要的大米輸入國到1984年成為大米自給國，這主要歸功於政府實行增加化肥和農葯的使用量等措施的農業綠色革命。泰國的農業之所以發展較快，除了擴大耕地面積、提高技術水平和機械化程度外，提高化肥和殺蟲劑的使用率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每公頃耕地施用化肥量由1980年的18公斤增加到1990年的42公斤，整個20世紀80年代化肥施用量年均增長15％，年進口量為220萬噸，1990－1991年化肥使用量達104萬噸。越南也大量施用化肥和農葯，以增加農業產量，每年需用農葯量從1959年的100噸增加到1978年的2.2萬噸。80年代以來，越南加大了化肥和農葯的使用量，從1986年前每公頃使用尿素27.9公斤增加到1991年的84.4公斤。合作社對農葯的保管和使用很隨便，農葯濃度往往超標兩三倍甚至十倍。
殺蟲劑、除草劑、化肥的大量使用，雖可以在短期內提高農業產量，但從長遠來看，這些化學物質使用於農業生產，造成環境污染。一是使土地肥力下降。在全球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在最近45年，全球耕地面積的17％已有某種程度上的退化，其中11％嚴重退化，這些土地面積相當於中國和印度面積之和。土地退化面積有28％是由於有害的農業操作，如過度施肥、欠缺排灌、忽視休耕等。二是病蟲害增多。殺蟲劑在使用一段時期後，由於昆蟲繁殖、變異極快，不久就具有了抗葯性，於是就需要更多的不同的化學殺蟲劑。這些化學葯品還因殺死鳥類而增加了害蟲的數量。印尼在80年代早期，由於殺蟲劑的大量使用，結果褐色蝗蟲因天敵滅絕而數量大增，導致印尼1986年蟲害成災，水稻嚴重減產。印尼前總統蘇哈托在1985年3月下令禁止使用57種殺蟲劑中的56種，以幫助水稻產量恢復到大量使用殺蟲劑之前的水平，1988年取消了每年耗資2000億盾（約1.1億美元）的農葯補貼。三是對人類的健康造成損害。殺蟲劑和除草劑的殘余，化肥使用後殘留的高濃度硝酸鹽和磷酸鹽，以及因灌溉在土壤中積累的鹽，不僅滲透到土壤和水中，而且還會殘留在糧食和蔬菜上，有損人類的身體健康。有毒化學製品的主要健康風險是癌症，而惡性淋巴腫瘤的形成可能要20年。如染色體的主要物質——脫氧核糖核酸受損，將會給下一代帶來先天殘損。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每年有50萬至100萬人因殺蟲劑中毒，其中有5000到2.6萬人死亡，至少有一半中毒者和75％的死亡者是從事農耕者，大多數發生在欠發達國家。1993年，菲律賓國際大米研究所（IRI）——一個幫助東南亞傳播綠色革命的農業研究組織的研究也發現，殺蟲劑和除草劑的使用不再增加大米產量，且在那些操作的農民中產生了健康問題。
二、採取的應對措施
東南亞國家農業發展所引起的環境問題，已引起國際社會和這些國家的政府及社會的普遍關注。東南亞國家已採取有關應對措施，以減少對環境的破壞。措施主要有：
一是減少和停止原始的耕作、無周密考證的移民墾荒。泰國、緬甸、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等國的政府重視山民經濟的改造，指導山民掌握農業知識，建立永久性農田發展替代種植，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寮國政府於2001年確定的2001－2005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和2020年奮斗目標，已明確了在今後幾年內要消滅刀耕火種的耕作方式。停止沒有經過周密考證的移民墾荒。如越南近年來實施定居定耕的移民政策，移民點均要經過認真考證，將經常發生洪水、泥石流地區及貧困山區的居民移遷到新經濟區。
二是禁止非法砍伐，鼓勵植樹造林護林。面對森林面積的不斷減少以及所帶來的嚴重環境後果，加上國際社會的壓力，東南亞國家尤其是老東盟國家自70年代中期以來，逐步限制砍伐森林和木材出口，實施造林計劃，建立森林保護區。印尼政府自70年代中期即實行限制原木出口、鼓勵發展木材加工業和植樹造林的政策。印尼政府以課稅的方式來限制原木的出口，規定每出口1立方米原木課以25.5美元的出口稅、13美元的出口許可費，加上各地區制定的重新綠化費等，每出口1立方米的原本所支付的費用約為50美元。菲律賓1974年開始實施《森林改革法》，鼓勵發展國內木材加工業，規定進行選擇性伐木和造林，1986年禁止原木出口，1989年又禁止出口鋸木。1978年馬來西亞政府也制定了保護森林政策，限制原木的產量和出口量。此時，泰國政府也開始實行了造林計劃，政府和公司合資有計劃地進行伐木和造林，1990年森林採伐受到禁止。越南1991年禁止原木出口，1992年又宣布禁止所有木材出口，但這一禁令不適用於農業部和林業部，這兩個部門仍可以繼續出口和轉運木材。越南近年來十分重視植樹造林工作從1999年開始實施「500萬公頃造林計劃」，造林護林已取得成效，到2000年底，森林覆蓋率達33.2％。
三是發展生態農業和生物科技研究。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加坡、菲律賓、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國開始了生態農業的理論研究和試驗。1982年成立了一個地區性的協作研究機構——東南亞大學農業生態研究網。新加坡是典型的城郊農業，注重農業科技的研究與開發，用生物科技來發展農業。菲律賓在70年代就開始實行生態農業的實踐，建立生態農場，以馬雅農場較為典型。在生產過程中採用變廢為寶的封閉循環和應用生物之間的生產、消費、分解關系，禁止或減少外來能量（化肥、農葯、生長劑）的投入，通過「清潔生產」來生產「健康產品」。設在菲律賓的國際水稻研究所30年前就培育出了點燃綠色革命火種的「神奇水稻」品種。該研究所目前正在考慮將生物技術和基因工程應用於食物的生產，既可提供健康食品，又可節省土地和水資源，減少耕地退化。馬來西亞目前也開始重視生物科技農業的研究與開發，強調高增值產品的發展，如知識密集型食物加工產品和與健康有關的、具有安全性和環保性的生物科技產品。現在，利用生物科技發展農業已經成為馬來西亞的一個新興產業，該國已經建立了對胡姬花和香蕉進行組織培養的生物工業、油棕的組織培養業。
四是控制人口的增長。為了緩解快速的人口增長對經濟、就業、社會和環境帶來的壓力，東南亞國家從20世紀60年代便開始實施家庭計劃，有計劃地控制人口的增長，並取得一定的成效。東南亞國家的生育率已有所下降，到1998年，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孩子的數量，新加坡是1.5個，馬來西亞是3.1個，印尼是2.7個，菲律賓是3.6個，越南是2.3個，柬埔寨是4.5個，寮國是5.5個，緬甸是3.1個，泰國是1.9個。雖然一些國家的人口出生率已下降，但是菲律賓、柬埔寨、寮國和緬甸等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仍保持較高的生育率。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減少對經濟和環境的壓力仍是東南亞國家面臨的課題。
5. 簡要說明中國的造紙術傳到了世界哪些地方.
造紙術首先傳入朝鮮和越南，隨後傳到了日本。在蔡倫改進造紙術不久後，朝鮮和越南就有了紙張。朝鮮半島各國先後都學會了造紙的技術。大約公元四世紀末，百濟在中國人的幫助下學會了造紙，隨後高麗、新羅也掌握了造紙技術。高麗造紙的技術不斷提高，到了唐宋時，高麗的皮紙反向中國出口。
西晉時，越南人也掌握了造紙技術。公元610年，朝鮮和尚曇征渡海到日本，把造紙術獻給日本攝政王聖德太子，聖德太子下令推廣全國，後來日本人民稱他為紙神。中國的造紙技術也傳播到了中亞的一些國家，並從此通過貿易傳播到達了印度。
造紙術傳入阿拉伯是在公元751年。那一年唐安西節度使高仙芝率部與阿拉伯軍隊交戰，唐軍大敗，被俘士兵中有從軍的造紙工人。阿拉伯最早的造紙工場，是由中國人幫助建造起來的，造紙技術也是由中國工人親自傳授的。10世紀造紙技術傳到了敘利亞的大馬士革、開羅、埃及與摩洛哥。
歐洲人是通過阿拉伯人了解造紙技術的，最早接觸紙和造紙技術的歐洲國家是一度為阿拉伯人統治的西班牙。公元1150年，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薩狄瓦，建立了歐洲第一個造紙場。公元1276年義大利的第一家造紙場在蒙地法羅建成，生產麻紙。法國於公元1348年，在巴黎東南的特魯瓦附近建立造紙場。此後又建立幾家造紙場，這樣法國不僅國內紙張供應充分，而且還向德國出口。
德國是14世紀才有自己的造紙場。英國因為與歐洲大陸有一海之隔，造紙技術傳入比較晚，15世紀才有了自己的造紙廠。瑞典1573年建立了最早的造紙廠，丹麥於1635年開始造紙，1690年建於奧斯陸的造紙廠是瑞典最早的紙廠。到了17世紀歐洲個主要國家都有了自己的造紙業。
西班牙人移居墨西哥後，最先在美洲大陸建立了造紙廠，墨西哥造紙始於1575年。美國在獨立之前，於1690年在費城附近建立了第一家造紙廠。到19世紀中國的造紙術已傳遍五洲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