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對中越貿易有什麼啟示

『壹』 急求文獻綜述（關於「中印服務貿易競爭力比較」的），下午用，在線等，高分懸賞

相關範文：

中印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比較研究(上)

摘要：隨著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斷加強，服務貿易的競爭力越來越成為影響一國或一地區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本文通過國際市場佔有率和RCA兩個指標對中印服務貿易整體和行業的國際競爭力進行了比較，並藉助模型對影響中印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因素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對如何提升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影響因素

一、引言

在國際分工繼續深化和全球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升級的背景下，服務貿易發展非常迅速，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不斷上升，並且競爭日趨激烈，而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也越來越成為衡量一國或地區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指標。面對這種形勢，如何促進服務貿易的發展，提升其競爭力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早在18世紀，亞當·斯密提出的「絕對優勢理論」和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實質上就是有關國際競爭力的分析，因為絕對優勢或比較優勢往往是一國或地區貿易競爭力形成和發展的基礎。20世紀以來，國外一些著名學者提出了許多理論來探討國際競爭力，其中被公認為競爭優勢理論集大成者的是邁克爾.波特。他認為，國家競爭優勢的問題實際上是行業競爭優勢的問題，關鍵是理解一國經濟的大環境如何影響企業和行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地位。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鑽石模型」。然而波特所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國家和產業，並沒有專門涉及服務貿易的競爭力。而鄭吉昌、夏晴(2004)則以波特的觀點為競爭優勢理論的核心，結合服務貿易的特徵探討了影響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因素，但文中卻沒有對各因素的影響做具體分析。查貴勇(2006)利用「鑽石模型」分析影響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因素，並認為造成中印服務貿易競爭力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於高等生產要素和相關產業支持的差距。本文也選擇印度作為比較對象，因為中印兩國經濟發展狀況相似，但印度在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發展上卻極為迅速，對中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文中對中印兩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和國際競爭力水平進行了比較，並通過新模型對影響中印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各因素做了具體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提升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政策和建議。

二、中印服務貿易發展的現狀

從服務貿易總額來看，1990年中國的貿易總額為98.61億美元，印度為105.52億美元，兩者相差6.91億美元。但從1991年開始，中國的服務貿易總額開始超過印度，且兩者差額越來越大，2004年差距最大，達到563.28億美元。2005年差額有所減少，中國的貿易總額是1665億美元，比印度多出315億美元。從圖1可以看出，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和印度的服務貿易總額曲線都在穩定上升，並且曲線越來越陡峭，表明兩國服務貿易總額有快速增長的趨勢，這與兩國都大力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息息相關。1990年至2005年間，中國和印度服務貿易總額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21%和36%，遠遠超過同期8.1%的世界平均增長水平。

具體到服務出口貿易而言，2005年中國服務出口額為812億美元，是1990年的14.13倍，年平均增長率達82.04%。與中國相比，雖然印度服務出口的總額低於中國，但其出口增長速度卻較快。2005年印度出口總額為676億美元，是1990年的14.67倍，年平均增長率更是高達85.42%。同時從服務出口占本國總出口的比重來看，中印兩國差距較大。2005年中國服務出口的比重為9.63%，比1990年僅增加1.16%，平均比重也僅為10.56%。而印度的服務出口占該國總出口的比重達到41.55%，比1990年上升了21.14%，平均比重達24.81%，是中國的2.35倍，且比重還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如表1所示)。印度服務出口的迅速增長，得益於其服務業的大力支持。2000年印度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達到48%(而中國僅為33%)，比1980年提高了11個百分點，且其服務業增長速度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印度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推動了其服務貿易的發展。

三、中印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比較

(一)國際市場佔有率的比較

衡量一個國家服務貿易國際地位的一個重要指標是其國際市場佔有率，即該國服務出口佔世界服務總出口的比例，它反映了一國服務出口的整體競爭力。2005年中國服務出口佔世界服務總出口的3.36%，位居世界第八，比1990年增加了2.63%。而印度2005年服務出口的比重為2.80%，排名世界第10位，較1990年上升了2.21%。由表2可以看出，從1990年到2005年，中國服務出口在世界的比重均高於印度，但兩者的差額卻有減小的跡象，如2002年中國和印度所佔比重的差額為1.27%，而2005年則減少到0.56%。同時表中的數據還表明了兩國的比重都有上漲的趨勢，這與兩國都大力推行對外開放政策，擴大服務貿易有關。

(二)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的比較

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是能反映一國產品或服務的出口與世界產品或服務平均出口水平進行比較的一個指標。其公式為RCAij=(Xij/Xit)／(Xwj／Xwt)。其中，Xij表示i國當期服務的出口額，Xit表示i國當期商品和服務出口總額，而Xwj為當期世界市場服務的出口額，Xwt為當期世界市場全部商品和服務的出口額。如果RCA>1，說明該國的服務出口具有比較優勢，如果RCA<1，說明該國的服務出口不具有比較優勢，該值越大比較優勢就越大。

從服務貿易總體的RCA的比較來看，中國和印度的差距比較明顯。從表3可以看出，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的RCA指數為0.51，比1990年僅增加了0.05，並且從1995年至2005年，RCA指數一直徘徊在0.49-0.63之間，表明中國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很弱。與中國相比，印度服務貿易的RCA指數大部分年份都在1以上，2005年更是高達2.21，且RCA指數還處於穩定增長的趨勢之中，印度的服務貿易表現出很強的比較優勢。

從服務貿易RCA分項比較來看，中國在旅遊業方面比較優勢明顯，其RCA指數從1991年到2002年始終維持在1以上，且持續上升，2004年雖有所下降但仍達到1.43。在運輸業方面，RCA指數變化較大，由1990年的1.65持續下降到1998年的0.41；從2000年起運輸業的RCA指數開始不斷上漲，到2004年已達0.84，但仍不具有比較優勢。而在其他商業服務上，中國的比較優勢不顯著，RCA指數一直小於1。印度各部門卻有著不同的狀況。印度旅遊業的RCA指數近年來一直處於下降的趨勢中，1992年指數為1.36，但到了2004年卻只有0.48，比較劣勢越來越顯著。在運輸業方面，RCA指數的變化和旅遊業很相似，也在持續降低，2004年僅為0.50。然而近年來，印度其他商業服務的比較優勢則在逐漸增強，從1996年的0.80上升到2004年的1.56(見表4)。

綜合上述三個競爭力指標的比較來看，雖然中國服務貿易的國際市場份額比印度要大，但服務貿易的總體競爭力卻比印度低。中國在傳統的旅遊服務上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而印度則在其他商業服務方面顯示出了明顯的比較優勢，但兩國在運輸服務上都不具有比較優勢，國際競爭力較弱，並且印度的劣勢更為顯著。

四、影響中印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因囊分析

本文以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為核心，結合服務貿易的特性以及中印兩國具體的國情，通過修正後的模型來探討影響中印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因素。新模型(如圖2所示)保留了波特「鑽石」模型的基本內核，要素條件、需求條件、服務業及關聯產業和企業戰略、組織結構與競爭理念仍然作為一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決定因素。不同的是新模型突出了政府的作用，不僅將其由「鑽石」模型中輔助要素提升為決定要素，而且還把它置於「中心」位置。新模型還添加了兩個「環」，內環表示國內環境的影響，包括一國的文化環境、制度環境和商業環境等，而外環則代表著國際環境的影響，如經濟全球化、區域集團化等。由於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的形成不是階段性的，而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並且其對一國貿易競爭力的影響從短期來看錶現為對競爭力的強弱是有利還是不利，從長期來看則是後者如何受前者的影響，所以本文將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歸結為輔助因素。波特將機遇作為「六要素」模型中的另一輔助要素，但本文考慮到機遇不可求的特性，並且其作用的發揮往往要通過改變一定的國內或國際環境才能產生影響，所以並未將其作為一個基本因素獨立出來，而是化入「環境」這一輔助要素之中了。

接下來本文將結合中印兩國的具體國情來逐一論述模型中的各個要素對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影響：

(一)要素條件

服務貿易的生產必須依託一定的生產要素，如旅遊服務需要優美的自然環境和濃厚的人文環境，金融、保險、銀行離不開雄厚的資本等等，生產要素是服務型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生產服務的要素也可以分為基本要素和高級要素，其中基本要素是指一個國家先天擁有的自然資源、地理位置、氣候條件、普通工人等要素。而高級要素則是通過投資和發展而創造的要素，如充足的資金、先進的技術、高素質的人才等。各國應當把自己的服務貿易競爭策略建築在發揮本國高級要素的優勢之上。由於高級要素也是變化的，今天的高級要素明天可能變成一般要素，因此，各國在發展國家競爭優勢時，關鍵是創造一種有利於高級要素生成、發展、不斷提高、升級換代的環境。正如波特所認為的，隨著科技的進步，一國要在國際競爭中取得競爭優勢，其環境優勢要比基本要素更為重要。

中國和印度皆為世界文明古國，歷史悠久，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和旅遊資源，這為兩國旅遊業和旅遊貿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中國和印度人口數量眾多，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廉價的勞動力，但兩國勞動者在質上存在一定的差別，因而對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尹翔碩、申朴(2005)通過對中國和印度1980-1989年和1990-2000年這兩個時間段內勞動、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這三種要素的積累對服務貿易出口增長的影響做了時間序列分析，發現中國勞動力積累對服務貿易出口增長的貢獻度很大，而印度人力資本積累對其服務貿易出口增長貢獻度較大，說明兩國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來源不同：中國服務貿易比較優勢主要來源於其豐裕的勞動力，而印度更多地來源於人力資本。由於一國人力資本的快速積累能夠為其現代服務貿易部門比較優勢的增強提供有利條件，所以必須大力發展教育以此來迅速積累人力資本。

原文地址：
http://www.gjmy.com/Print.aspx?id=15195

其他相關：

http://hi..com/jean5060/blog/item/7c86ddc8677ac6167e3e6f2e.html

http://xmwb.news365.com.cn/cjzq/t20051018_687307.htm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貳』 中國和越南、印度開戰的利弊

劇我分析！中國和越南之間沒什麼大的問題！不可能打！因為中國的實力和越南不在一個層次上！中國不用武力就可以對越南施加壓力解決問題！中國和越南在南海上存在爭議！但主要是美國因素問題不大！
中國和印度，就比較復雜了！本來兩個國家就都互相不信任！中國和印度的雙邊關系是比較弱的，互相不信任！！而且還有領土爭端，邊境問題到現在沒解決，這些年中國一直用巴基斯坦在戰略上牽制印度，印度用西藏問題在中國背後挑事！而且最關鍵的是中國要發展，必須有治海權，所以印度洋中國一定要有在那裡說話的權利！現在中國海軍遠洋沒有權利，印度洋被印度海軍控制。在這個問題上也有爭端！因為中國要發展，印度洋是通道呀！不能永遠讓印度控制，所以中國要搞航母么！要說打的話 現在中國在海洋上沒有任何實力跟印度打，最大的可能是在邊界上有小規模沖突！！

『叄』 印度公司拓寬赴華之路，為什麼貿易戰後越來越多印度公司擁抱中國

貿易戰後，印度看到了美國的真實面目，美國選擇打壓其他國家，而中國選擇願意與其他國家合作。中國打開大門歡迎印度，歷史證明與中國合作會帶來經濟政治的騰飛;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讓印度看到了希望。

印度當然願意走進中國，印度的公司當然不會錯失機會，他們看到了走進中國是一個明智的選擇，是一個雙贏的選擇。

『肆』 如何正確處理中印經貿關系

中印貿易關系發展是個經濟問題，但政治和安全上的因素也對其產生間接影響。從總體上看，中印雙方的交往不多，相互了解不夠，除近年來少數互訪過的官員、商人、學者外，兩國廣大民眾對對方的國情和政策缺乏基本了解，互信程度較低。

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印度人擔心中國同巴基斯坦的合作會影響印度的安全，對中巴的密切關系依然懷有戒備心理，這使中印在政治上的互信度降低，影響兩國政治經濟合作的發展。其次，「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使印度對中國的快速發展產生畏懼心理，對中國商品產生抵制情緒，使得中國在印度的市場縮小，中印貿易發展受挫。另外，中印邊界和西藏問題也對邊境貿易的發展和貿易的便利運輸業產生很大的影響。
長期以來，中印貿易合作水平雖然不高，但基本保持平衡，中國盈餘有限。然而到2006年，印度對華貿易出現赤字由2005年的八億美元順差變為逆差41.2億美元。進入2007年，印度對華貿易赤字繼續上升，這一現象在印度引起了強烈反響。

印度媒體曾專門撰文建議印方採取措施，積極尋求並擴大對中國的出口產品種類，以縮減正在擴大的印方逆差。兩國貿易不平衡主要源於貿易結構的不合理。從進出口結構分析，印度對中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初級產品，其中礦產品和農產品占其對中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而印度從中國進口的產品主要是機械製品、化學製品、金屬製品、纖維及紡織製品。印度對中國出口的產品多為資源密集型或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對印度出口的產品主要為附加值較高的工業製成品，這種進出口結構使得印度產品在中國的市場有限，也容易產生貿易逆差。印度方面的媒體認為，如果不解決快速增長的中印貿易赤字問題，巨大的貿易失衡將會給兩國的經貿合作帶來障礙。

印度保守的市場准入政策也在客觀上阻止了中印經濟關系的進一步發展。首先，盡管印度已經推行了很多年經濟改革，但其內向型經濟特質十分明顯，整體的對外開放度並不高。其次，印度的貿易保護水平之高在全球的開放經濟體中位居前列，除了近30%的製成品平均關稅之外，印度還對進口維持著一系列的額外收費，各種非關稅措施紛繁復雜，貿易爭端立法不規范，解決程序也缺乏透明性。近年來印度關稅已陸續下調，但仍居較高水平。高關稅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中國商品的進入，阻礙了中印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另外，印度政府的行政干預較多，辦事程序繁瑣，效率低下等欠佳的國內投資環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中印經貿關系的進一步發展。

『伍』 中印貿易政策，中國對印度的政策和印度對中國的政策，分析下，謝謝！

印度從10年時間發展到發展中國家的行列都是靠美國和歐盟的關系才有現在，和中國沒有太大的經濟往來，中印只是表面而已而倆個最大國家人口都眾多。美國看好印度。印度要超越中國 所以沒有什麼好分析的 保持表面關系即可 重大投資牽扯不上

『陸』 印度作為人口大國如何發展，這對我國有什麼借鑒意義

印度今天已經是世界上人口最年輕的國家之一.由於出生率高,這一趨勢至少還能持續20年.到2025年,印度人的平均年齡還將只有30出頭一點；70％的印度人將處於工作年齡,到2050年時,印度將比中國多2億工作人口!
當然,問題是必須給那麼多的印度工作者以足夠多的工作崗位.印度並沒有很充裕的時間.印度流行一個詞,叫「機會之窗」.機會之窗打開了,就的你會不會利用了.印度財政部說：「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一旦國家發達了,人們就會拒絕生孩子,人口就會進入老化階段.
印度的未來有個關鍵前提：全國教育體制的發展.印度至今在這方面是失敗的.因此,印度主管部提出一個設 ：把學校私有化.原因是：市場經濟體制能夠更好地適應印度社會對學校教育不斷增長的需求.而目前的政府體制官僚主義之嚴重是眾所周知的.
美國高盛投資銀行估計,如果印度用好它的「機會之窗」,那麼它的有利的人口發展曲線完全可能使它在今後50年裡保持5％的經濟年增長率.這樣,印度將在30年後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中國和美國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2印度作為人口大國如何發展,這對我國有什麼借鑒意義?
從經濟方面來看：
中國最需要學習的是印度走出去的精神,依賴於長期的英語教育和海外關系,印度人總是能在歐美建立許多許多商業關系,印度發達的軟體業和制葯業都得益於此,而很多到了海外的中國人只會寫論文,也是由於英語和高等教育方面的底氣,使得印度人開拓海外市場的自信比中國人要強,中國人有世界工廠,但還未有成功的世界貿易,其實中印這方面可以互補,這樣說並不是掩蓋中國華僑的貢獻,東南沿海的例子已經很說明問題了,只不過由於高等教育體制等問題,中國的英語應用教育並不是開口講的英語!
印度最應該向中國學習的是基礎教育,印度有廣闊的市場發展前景和潛在的市場,發展的問題在於基礎勞動力素質!這造成了社會貧富的嚴重不均和產業發展不平衡,導致印度的中產階層的實際消費能力遠落後於中國大中城市的工薪階層.至於房地產,這是東亞國家的通病,印度可以通過發展基本建設而不是房地產來拉動經濟,房地產業只會加劇富裕階層對中下階層索取的慾望,如果印度能探索出自己的路就好了!其實中國在這方面並不是什麼很好的榜樣,只不過傳統上人民比較重視基礎教育而已,而印度傳統上只重視精英教育,其實只有大多數人的利益被認可了,印度社會才會有均衡發展的可能.

『柒』 印度尼西亞商務法律對中國的啟示

印度尼西亞的貿易投資相關法律法規較為健全，大陸法系國家基本的《貿易法（修訂）》、《海關法》、《外國投資法》、《外國投資法（修正）》、《公司法》等法規均有完備的立法。此外，其它還有《關於股份份額的政府法規》、《公共健康法》、《精神葯品法》、《麻醉葯品法》、《環境保護法》、《投資法（2007年新）》也具有代表性。《2007年關於有條件的封閉式和開放式投資行業的標准與條件的第76號總統決定》和《2007年關於有條件的封閉式和開放式行業名單的第77號總統決定》是重要的單性法規。
關稅管理制度1973年頒布的《海關法》是印尼關稅制度的基本法律。現行的進口關稅稅率由印尼財政部於1988年制定。自1988年起，財政部每年以部長令的方式發布一攬子「放鬆工業和經濟管制」計劃，其中包括對進口關稅稅率的調整。印尼進口產品的關稅分為一般關稅和優惠關稅兩種。印尼關稅制度的執行機構是財政部下屬的關稅總局。
為了實施東盟自貿區協定稅率，印尼政府修訂了關稅表，宣布自2007年9月14日起，將其中部分產品的約束關稅稅率下降到20%至45%之間。這些產品包括線材、鋼鏈、鋁箔以及汽車零部件。
根據《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自2007年起，印尼對自中國進口的產品關稅降至8%。中國與印尼雙方還相互承諾，在2010年前，將逐步削減進口關稅，對絕大多數進口產品實行零關稅。
2008年5月22日，為推動國內汽車組裝業發展，印尼財政部發布新的條例，即在2010年前，將整套汽車散件（CKD）的進口稅率從目前的5%～40%下調至5%～15%。2008年上半年，印尼政府根據市場行情調高了棕櫚油的出口關稅稅率，其他商品關稅稅率無重大調整。
進口管理制度印尼的進口管理主要靠《1934年貿易法》來規范。印尼貿易部（原印尼工業與貿易部）是印尼貿易主管部門，其職能包括制定外貿政策，參與外貿法規的制定，劃分進出口產品管理類別，進口許可證的申請管理，指定進口商和分派配額等事務。
印尼政府對某些產品實行進口許可管理制度，包括自動許可和非自動許可。實施進口許可管理時，主要採用配額和許可證兩種形式。
2008年1月21日，印尼財政部長簽署2008年第一號條令，宣布自1月21日起，正式取消10%的進口大豆關稅。而在此前，印尼政府已取消了進口大豆的增值稅。
2008年5月8日，印尼貿易部表示，印尼政府將重新調整數項紡織品進口條例與規定，並於2010年放寬紡織品進口。
2008年9月3日，印尼工業部長表示，因國內白糖供應過剩，政府將停止白糖進口，工業部已向政府提議停發粗糖和精製糖的進口許可。
2008年10月31日，印度尼西亞貿易部部長於10月31日簽署第44／M-DAG／PER／10／2008號條例，規定自2008年12月15日至2010年12月31日，出口到印度尼西亞的電器、鞋、兒童玩具、飲料、食品及服裝等六項消費產品須由已合法注冊的進口商進口，並在指定的雅加達丹絨普祿、三寶龍丹絨埃瑪斯、泗水丹絨北臘、棉蘭勿佬彎及錫江蘇加諾哈達等5個港口或者其境內的所有國際機場進口。
出口管理制度印尼工貿部1998年第558／MPP／Kep／12／1998號部長令和貿易部2007年第01／M-DAG／PER／1／2007號法令則是印尼出口管理的基本制度。上述法令將出口貨物分為4類，並規定企業及個人出口貨物必須持有商業企業注冊號（TDUP）／商業企業准字（SIUP）或由技術部根據有關法律簽發的商業許可，以及企業注冊證（TDP）。
2008年5月9日，印尼貿易部宣布，為打擊走私活動，提高礦產品出口監管力度以遏制非法貿易活動，同時提高印尼礦產品出口質量，便於國家掌握更精確的相關數據，印尼政府從2008年7月5日開始對礦產品出口實施更嚴格的審查程序。審查程序包括出口商向監管部門提供礦石產地、數量、質量、船運情況等一系列信息。審查對象則主要為煤、石墨、銅、鎳、釩土、鋅、金等具有戰略價值的金屬礦。
2009年1月開始對向中國出口的印尼產水產品實施注冊制度，有關質檢、檢疫問題由兩國的相關部門按照商定辦法實施。
投資管理制度2007年4月26日，印尼頒布第25號《投資法》，取代1967年《外國投資法》和1968年的《國內投資法》，成為一部統一規范國內外投資的法律。根據此法律，國內外投資者可自由投資任何營業部門，只有在交通、采礦、傳播和武器裝備等4個領域，因關系國家穩定和機密而有所保留，對外資設限。此外，外資只能在與交通有關的公司和項目中持有最高達45%的股權，在傳播領域方面則不能擁有超過20%的股權。
2007年7月4日，印尼頒布第25號《投資法》的衍生規定，即《2007年關於有條件的封閉式和開放式投資行業的標准與條件的第76號總統決定》和《2007年關於有條件的封閉式和開放式行業名單的第77號總統決定》。規定25個行業被宣布為禁止投資行業，僅能由政府從事經營，禁止外商投資的行業主要包括無線電廣播與電視廣播、公路設備安裝、經營機動車輛定期檢驗、含酒精飲料工業、糖精工業和黑錫金屬工業等。另外，有43個行業鼓勵中小型企業投資，36個行業為有條件開放的投資行業。
2007年8月，印尼中央與地方政府開始實行投資審批一站式服務。實行一站式服務之後，每個部門都會派代表到投資統籌機構辦事處，以便加快辦理審批手續。2008年，印尼首都雅加達專區實施簡化投資手續後，執照辦理過程由156天縮短為38天，申請許可證的程序也相應地由19項減為8項。
最近的貿易投資保護措施主要有第25號《投資法》及2008年28號總統令，有4項稅務激勵措施將於2009年正式生效。據此，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發展將有望得到印尼政府的重點扶植。

『捌』 印度崛起對中國發展的影響

印度經濟崛起的戰略影響
當全世界還在試圖理解冷戰結束對全球勢力均衡和不同國家在新的全球體系中的地位與關系會產生何等影響時，並且，在印度的經濟改善對全球和亞洲勢力均衡的影響尚未得到充分評價之前，哈佛大學一位最傑出的戰略思想家對後冷戰時代國際體系的性質做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預測，至今，這一預測還令印度的戰略政策分析家們感到「於我心有戚戚焉」。亨利·基辛格在其研究西方外交史的《大外交》（1994）一書的序言中，對「世界新秩序」進行了思考，提出了如下猜測：
「21世紀的國際體系表面上將充滿矛盾：一方面是分崩離析；另一方面是不斷增長的全球化趨勢。在國家關系層面，新秩序不同於僵硬的冷戰體系，而更像18世紀和19世紀的歐洲國家體系。新的體系至少包含六大主要力量——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或許還有印度——以及眾多的中等規模和更小的國家。」
不可否認，美國仍然在軍事力量上占據著絕對優勢，不過，它也要接受其他經濟大國崛起的現實。最近，基辛格不斷重復他早先的看法，在強調其經濟成就重要性的基礎上，再次談到印度作為一個強國的「潛力」（基辛格，2000）。1994年，當基辛格認為印度是一個正在邁向「大國」地位的國家時，人們還不能想像印度可能出現一個1992～1998年那樣的高經濟增長階段，另外，印度也還沒有宣布自己擁有核能力。難道他有先見之明，還是他希望我們在定義印度的「國際主要力量」的身份時，關注其歷史因素和潛在力量？作為一個研究國家實力和現實政治的專家，基辛格在那時就應該非常清楚，印度不但能夠維持從20世紀80年代業已開始並且不斷加快的經濟增長態勢，而且，其經濟政策將打上現實主義的深深烙印。事實上，那時印度的外交政策正是遵循著現實主義原則，對此基辛格當然是心領神會的。然而，和許多其他的分析家一樣，如果基辛格仍然只看到一個那時還不確定的印度大國的「潛力」，那麼，問題在於：印度需要採取什麼措施才能將潛在力量轉變為現實力量？
軍事分析家們認為，盡管印度已經宣布了其核大國地位，但是，印度要想成為一個被世界承認的、超過其近鄰的軍事和核大國，目前還存在巨大的信譽和能力缺口需要彌補。為了彌補這一「可能」和「現實」之間的缺口，最重要的莫過於印度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經濟發展和增長是印度作為一個「強國」重新崛起的根本所在。如果印度能夠成功地保持高增長率，獲得必需的財力用於國防和安全建設以及進行人力資本和社會福利的投資，以確保與鄰國之間的和平與安全，那麼，基辛格的預言才能最終成為事實。
新的印象
不管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在冷戰期間對印度的印象如何，20世紀末，有兩個決定性因素迫使西方國家重新認識印度。首先，20世紀最後十年印度的經濟成就，以及印度在經濟政策和思想方面的轉變；其次，印度宣布擁有核武器。對於這兩個內生於印度的經濟和政治發展因素，美國不得不做出反應。近年來，美國在重新形成對印度的認識時，還有另外兩個因素需要考慮進去，它們雖然是「外生」因素，但卻影響到印美關系，即恐怖主義活動的上升和中國在亞洲的崛起。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即印度經濟的強大、它的軍事和技術能力，以及它作為一個自由和世俗的民主國家在對抗教派主義和恐怖主義中所能夠發揮的作用，將決定著21世紀印度與美國及西方世界之間的雙邊關系，反過來，這又影響到美國對未來幾十年內印度在全球地位的看法。
印度面臨的挑戰在於，在可預見的未來能否處理好上述每一個因素——經濟增長與發展、國家安全、恐怖主義活動和中國日益增強的實力和影響，從而增進國家安全和確保國民福利。印度如何處理這些挑戰，將直接關繫到印度在21世紀的全球體系中國家能力的大小與性質及其國家安全。
經濟要求
在一本新近的傑作中，牛津大學歷史學家弗格森（Neil Ferguson，2001）在駁斥了最近有關國家能力經濟基礎的過於單純化的理論之後認為：
「托爾斯泰的問題是：『國家前進的力量是什麼？』如果用『動員』一詞來替代的話，這個問題可能更好回答。顯然，它不僅僅是購買力。盡管經濟財力很重要，但是它們並不是國家能力的唯一決定因素。一個國家的打擊力不僅僅包括其鋼鐵工業的產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個國家即便不具備進行足夠的軍事動員的能力，只要它有更好的戰略、運籌和戰術能力，它依然能夠擊敗一個經濟上的超級對手。同樣，我們需要把一個國家的財政體系完善程度——它從納稅人手中集中財力和向投資者籌款的能力——考慮進去。而且，在重大沖突中，一個國家還必須能夠最有效地動員其平民。不同經濟部門之間必須形成適當的平衡，以便在最大可能地形成作戰財力的同時無損於國內的社會福利。因此，國家和私人部門官僚組織的素養及軍事組織的素養是同樣重要的。」（P418）
弗格森關注的是他所謂的財政力量的四個重要機構支柱：稅收徵集機構、代議制議會、國債體系和中央銀行，它們構成了經濟「能力方陣」。顯然，弗格森避開了國家能力的經濟決定理論，他認為：
「不論稅收體系多麼有效率，不論議會多麼具有代表性，不論國債市場多麼具有流動性，也不論貨幣管理多麼完善，最終，一個國家的合法性與如下無形之物具有密切的關系：傳統（過去受益的回憶）、感召力（當今領導人的吸引力）、公眾信心（對未來收益的信念，包括物質收益和精神收益）以及宣傳（政府開動可用的媒體來鼓勵所有這些方面）。盡管卡萊爾（Carlyle）擔心現代性將把所有的人類關系都轉變為經濟關系，不過，真正的『純粹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即在每一次交易中永遠只考慮最大化自己效用的人，還是極其罕見的，對於社會中的大多數人而言，這樣的人好比是怪物。在日常生活中，男男女女會使自身的經濟利益屈從於一些其他的動機，像賭欲、惰欲、性慾和破壞欲。」（P422）
盡管不藉助於經濟手段，國家也可以追求權力和提高其戰略能力，但是，從長期看，可持續的能力必須建立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之上。
對於印度而言，毫無疑問，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挑戰便是如何加快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速度。經濟成就和經濟能力構成了國家安全和實力的基礎，對於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情況更是如此。經濟實力將決定軍事實力，並且改變印度與其鄰國，特別是她的兩個主要對手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關系。印度具備保衛其領土完整和安全的軍事實力，盡管如此，她仍然需要維持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從而能夠改變亞洲乃至全球戰略均衡，實現自身發展利益的目標。也正是如此，印度的對手才會努力讓印度保持經濟上的弱國地位，這正好強調了經濟要求的重要性以及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戰略意義。
在其對印度國家能力的「潛力與希望」的調查中，科恩（Stephen Cohen，2001）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未來若干年內，印度能否通過發展技術、後勤服務和軍事力量，成為一個影響力不僅僅局限於南亞的大國？」這個問題綜合考慮到了成為一個大國所必需的經濟與軍事力量。然而，科恩過於強調印度的軍事、外交和政治能力，而相對疏忽了經濟能力。他注意到印度精英階層的「世界觀」與「自我評價」和印度的實際能力之間存在斷層，這非常正確。但是，在給後者下定義時，他卻沒有充分考慮到經濟成就的中心地位。實際上，要充分實現印度的戰略潛力和國家安全，經濟領域的穩健表現將至關重要。
在蘭德公司（RAND）的一項研究中（Yeh和Zycher，2000），經濟因素被直接納入到了對亞洲不斷變化的戰略實力平衡的計算之中。研究認為，如果印度在2000～2015年間能夠持續1992～1998年間的經濟增長表現，那麼，亞洲的力量均勢就將發生一個大改寫。遵循這一觀點，特里斯（Ashleyr Tellis，2001）對印度經濟崛起的多方面戰略影響進行了分析，他說道：
「問題的本質在於，如果印度在未來二十年左右能夠維持大約5.5％的年均增長率，它將成為亞洲舞台上重要的角色。如果它能夠將增長率提高到5.5％以上的水平，那麼，它在亞洲地緣政治中的重要性會更進一步。」
「如果增長率能夠一直保持在7％甚至更高的話，這樣的經濟成就不但會不可阻擋地使印度成為一個強國，使它在亞洲地緣政治平衡中成為有影響的一極，而且，這也迫使全世界更加關注印度，把它作為一個具有地區影響力的戰略實體。」（p240）
在沙費爾（Teresita Schaffer）的《印度的崛起和美國在亞洲的政策選擇》一書中，這些思想也有所反映。該書把經濟增長的穩健性和治理視為決定印度國家能力性質的關鍵變數。沙費爾寫道：「印度崛起為經濟大國和國際事務參與者的程度將主要決定於國內的因素。在我們看來，兩個因素的驅動至關重要。第一是經濟轉型，它將對政治氣候、領導人競爭和印度的國際行為產生深刻的影響……第二個驅動力……是政治領導人的素質……」
經濟表現與經濟實力是政治與外交影響力和軍事實力的必要，盡管並非充分基礎，這樣的觀點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承認，特別是當人們看到蘇聯由於經濟上的失敗而崩潰，而在中國作為一個強國崛起的過程中，經濟的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總之，我們認為，決定印度的國際形象和能力、戰略地位和重要性以及國家安全的並不是經濟增長本身，而是增長過程的本質特徵和印度解決當前所面臨挑戰的方式。所謂「本質特徵」，在這里指的是增長成果的分配方式、增長對印度的全球競爭力和融入全球經濟的影響，還有增長的部門構成，即工業化的程度及其財政可持續能力。這些之所以意義重大，是因為在印度邁向強國地位的過程中，它所面臨的更大的安全挑戰主要來自內部的經濟和政治問題。恰恰是社會和經濟的落後狀態，由此產生的不公平和政治動盪，以及經濟發展的質量威脅著近來備受關注的「本土安全」。
印度國家安全的最大外部挑戰來自和巴基斯坦接壤的西北地區的跨國恐怖主義活動。但是，如果不能處理好由於少數人群的社會和經濟落後，以及教派和種姓之間的緊張關系所引致的國內安全問題，那麼，也就無法解決這一外部挑戰。不平等的經濟增長只會給國家安全帶來隱患。同樣，經濟落後狀況導致印度經濟缺乏國際競爭力，從而限制了印度融人全球經濟的程度。總之，穩定而持續的經濟增長是印度國家能力和安全的基石。
印度過去的經濟成就和當前的國家能力
如果說加快經濟增長是實現印度戰略潛力的關鍵所在，那麼，問題是，印度現有的表現如何？以及，准確地說，經濟成就與發展潛力之間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有必要承認的是，促使印度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強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她的文明史、她對宗教和哲學所做的貢獻、她在知識方面尤其是在科學和數學上的成就、她的人口規模和構成、她的地理空間和位置以及她的軍事實力——而不僅僅是經濟增長。正如加維（John Garver，2001）在討論印度和中國的競爭時所提到的那樣，「人類創造的兩個最為璀璨的文明：中國和印度，毗鄰在亞洲大陸之上。創造了這兩個文明的民族不但有理由為她們的歷史與成就而自豪，而且，可以肯定，她們在當今世界還將發揮重大作用。」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最近的一項統計工作通過清晰的經濟數據反映出這種歷史潛力。麥迪遜（Angus Maddison，1998）在對中國經濟成就的研究中構造了一組有關1700～1995年間世界總收入的數據，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在前工業化和前殖民時代印度和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所佔據的突出地位，以及近年來她們對這一失去地位的不斷收復。1700年，中國和印度佔到了全世界國民收入的45.7％（表1.1）。到19世紀末，這一比重滑落到24.2％，而到20世紀中葉時已經只有不到9％。隨著這兩個亞洲巨人在世界總收入中的比重下降，相應的，首先是美國所佔份額的急劇上升，緊隨著是日本。歐洲的比重在19世紀末上升到超過40％的最高點，隨後也開始下降，目前大約和前殖民時代的水平相當。這些數據助長了印度的戰略和經濟決策界的信心，他們堅信，印度一定會重新恢復她在世界舞台上的強國地位。同樣，他們也注意到，經濟成就在塑造一個國家的戰略實力的過程中起著核心作用。
不可否認，盡管學術界對這些統計數據的可信度還存有懷疑，但是，20世紀後半期最驚人的故事莫過於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在印度之前，中國就開始了她的高增長路徑，在二十五年左右的時間里便成功地使自己世界總收入中的份額翻了一番，從1978年的5.2％上升到1995年的10.9％。隨著其經濟上的成功，中國也成為奉行重商主義的貿易大國，其佔全世界貿易額的比重從20世紀70年代末的大約1％上升到2000年的4.5％。相比之下，印度的起步要更慢。不過，在整個20世紀，印度的經濟增長一直在不斷加速（表1.2）。
准確地說，最近一段時期印度到底取得了什麼樣的增長成就？在她的成就與潛力之間到底存在多大程度的距離？盡管印度起步較慢，但是，如果用一個更長的視角來看待其增長過程，那麼，我們的確可以看到增長速度在穩步加快。20世紀前半期，統計顯示印度實際上幾乎沒有增長，此後，在1950～1980年間，其GDP年均增長率為3.5％，在1980～1990年間為5.4％，在1990～2000年間為6.2％。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1992～1998年間，經濟增長率超過了7％，盡管隨後在1998～2002年間有所下降——主要是由於工業部門增長放緩所致。這就引起了一些有關中期增長潛力的問題。如果全美工商業圓桌聯合會與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所（NBAR—CSIS）的觀點可以被接受，那麼，5.8％的年均增長率，即1980～2002年間所得到的長期增長率，不但無法使印度這個貧窮的人口大國解決發展問題，而且也無法使印度獲得一個強國所需要的外交和軍事地位。印度的決策者很清楚，只有在下一個十年內保持至少7％～8％的經濟增長率，才能夠完全解決印度的大規模減貧和應對人類發展的挑戰。戰略分析家們也認為，政府要想籌集足夠的財力來對傳統裝備的軍隊進行現代化改造和形成一個可靠的核威懾命令控制系統，這樣的一個國民收入增長率是必須要保證的。
盡管還有這些需要警惕的不足之處，印度過去二十多年不斷加快的經濟增長已經產生了戰略性影響。如果中期的增長速度能夠提高到年均7％的水平，那麼，各種戰略性影響也將隨之增加，我們下面來討論這些問題。
業已取得的戰略性影響
印度不斷加快的經濟增長以及更重要的貿易投資自由化政策已經影響到她與各國（或政治實體）的政治外交關系，這些政治實體遠的有美國和歐盟，近的有東盟和中國台灣地區。不過，從戰略角度來看，受影響最深的還是莫過於她與兩個既是鄰邦又是戰略競爭者的國家的關系。

『玖』 中國重新成為印度最大貿易夥伴，這對兩國有何好處

在現在這個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國家特色以及宗教信仰，不同的國家也有著自己獨特的外交方式。兩個國家可能會因為之間的利益發生沖突，也有可能會因為某個雙贏的項目而變成合作夥伴，所以並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要雙方的利益達到了，不管之前的關系有多惡劣，都會變得像親兄弟一樣，只有利益才能使國家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和諧，經濟共同發展才是所有國家的追求。

中國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這對於兩個國家都有著重大意義，不僅帶動了印度貧瘠地區的經濟發展，同時拓寬了我國的經濟交流道路，使更多國家看到我國經濟實力強橫的一面，得到更多的合作資源。

『拾』 結合自己對越南的了解,談談自己能為中越關系的發展發揮什麼作用,3000字論文

這個個人角度不同，不是高分能解決的，要高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