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為什麼去義大利

A. 高爾基的簡介,大約100字。

瑪克西姆·高爾基（Maxim Gorky，1868年3月28日—1936年6月18日），原名阿列克賽·馬克西姆維奇·別什可夫，前蘇聯作家、詩人、評論家、政論家、學者。

1921年10月，由於疾病，也由於與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分歧，高爾基出國療養。1928年，高爾基回到蘇聯，在斯大林的安排下，他在俄羅斯作了兩次長途旅行觀光後決定回國定居。

1934年當選為作協主席。回國後的高爾基作為蘇聯文化界的一面旗幟，為蘇維埃的文化建設做了大量工作。但20世紀30年代蘇聯出現的種種問題又使他與斯大林及現實政治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

1936年6月18日，68歲的高爾基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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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基的創作特點：

作品主題

高爾基早期創作的現實主義作品多取材於他的底層生活的見聞和感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流浪漢題材的小說《切爾卡什》，描寫了老流浪漢切爾卡什勇敢、獨立不羈、不屈從於金錢和保持人的尊嚴的高貴品質，說明盡管這些人的精神包袱還很沉重，但比起自私、庸俗的小私有者卻高尚得多。

藝術特色

在塑造藝術形象方面，高爾基強調通過典型化的手法塑造生動的形象揭示生活的本質，同時展示社會發展的未來前景，其現實主義創作又融入了積極浪漫主義的樂觀、自信的特點，給人以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高爾基

B. 高爾基和他的兒子中高爾基為什麼來義大利休養

高爾基，曾經熱情呼喚過1905年革命風暴的「海燕」，竟在十月革命前後連續發表了80餘篇文字，表達了自己的「不合時宜的思想」，隨之而來的，就是這位被稱為「無產階級藝術的最傑出的代表」的作家，被剝奪了就當時的蘇聯文學發表意見的權利。

羅曼·羅蘭：親愛的高爾基非常孤獨

1933年5月9日，高爾基乘坐的「讓－若列斯」號蘇聯貿易輪汽笛長鳴，駛離義大利那不勒斯港，取道伊斯坦布爾，於5月17日抵達敖德薩，再改乘火車，途經基輔，5月19日回到莫斯科。

回國後的高爾基對待所謂「反對派」的態度，也遠不是斯大林所希望的。例如，在看過卡岡諾維奇寄來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之後，高爾基曾於1933年9月9日寫信給他，表達了以下意見：「第57頁上稱托洛茨基為『最可惡的孟什維克』。這很好，但是不是過早了？實際上不是過早，但是讀者可能會提出問題：『最可惡的』怎麼就不僅進入了黨內，而且還占據了黨的領導崗位呢？……我擔心，書中所提供的對於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及其他某些人的評價，同樣也會在讀者那裡產生類似於關涉托洛茨基的問題。姑且不論，依我看來，這些評價其實是對以上諸人永遠關閉了黨的大門。」這封信的內容顯然使斯大林清楚地看到了高爾基從根本上就不贊同他對「反對派」的斗爭。

1934年12月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黨委第一書記基洛夫被害後，高爾基進一步意識到：斯大林和包括基洛夫、布哈林等人在內的所謂「反對派」之間的矛盾，不是他高爾基做一些調節工作就可以淡化、能夠解決的。緊接著基洛夫遭暗殺之後出現的大逮捕，破除了高爾基的許多善良而脆弱的希望，改變了他對很多問題的看法。他開始越來越經常地被憂郁的沉思所壓倒，也並不隱瞞自己的思想情緒與斯大林的嚴重對立。他抗議對加米涅夫的逮捕和審訊，堅決反對並試圖阻止迅速蔓延全國的大逮捕、大處決，稱之為「國家恐怖」。

高爾基的立場和態度開始使某些人惱怒。1935年初，《真理報》發表了扎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批判高爾基的凶惡文章，盛怒之下的高爾基要求辦理重去義大利的護照，但是遭到拒絕。高爾基又「接二連三地向斯大林提出抗議」，「他已忍無可忍」，可是這一切仍屬徒勞。
同年6月23日至7月21日，羅曼·羅蘭和他的夫人到莫斯科訪問，其間羅蘭記下的「莫斯科日記」《我和夫人在蘇聯的旅行》，記載了作者和高爾基多次面對面的懇切交流，揭示了後者不為人知的心靈面貌。羅蘭發現：高爾基曾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發表講話，反對盛行的浮誇風；當羅蘭夫人因接到一個富農子弟抱怨所有大學和工廠都不接受他的來信，激烈批評蘇聯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唯出身論」時，高爾基陷入了一種十分為難的窘迫和尷尬之中。羅蘭回國後於8月25對日記作最後校定時補記的內容，曾這樣勾畫高爾基的內心世界：「我感到在他心底，有著一種隱藏著的深深的憂郁。這不僅僅是因為不久前他痛失愛子，憂郁構成他幾乎所有作品的一種底色。……這頭不幸的老熊，雖然被纏上桂冠，備受禮遇，但在靈魂深處他對所有這些功名利祿都極為冷漠。他寧願舍棄這些，換回往日流浪漢的獨立自由。」

失去了就當時的蘇聯文學發表意見的可能性

一回到蘇聯，高爾基就明顯地感覺到極左文藝思潮已經漸漸地被政策化、制度化。當時文學生活中的普遍現象是：「階級斗爭」觀念被引入文學領域，文學工作幾乎完全被納入政治軌道，文學變成了政治的附庸。對於這一切，高爾基十分反感。他一方面堅決抵制極左政治和行政力量對文學的干涉和控制，一如既往地努力保護遭到不公正對待的作家，另一方面又嚴厲批評文學中粗製濫造的現象，反復呼籲要提高文學的質量，千方百計地制止文學的滑坡。

高爾基對極左文學思潮和政策的堅決抵制，不可避免地引起文學界極左勢力的乘機反撲。1935年1月20日，《真理報》發表了達·扎斯拉夫斯基的《讀者短論：文學的腐敗物》，文章指責加米涅夫（他剛剛被作為「新反對派」主要成員之一而受到政治審判）任社長的科學院出版社決定印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群魔》，具有某種政治目的，稱這部作品為「旨在反對革命的污穢的謗書」。大力支持加米涅夫的高爾基，則被扎斯拉夫斯基叫做「文學的腐敗物」。

作為一種答復，高爾基隨即寫反駁文章。然而，他的文章被《真理報》扣壓，一直未能發表。敢於拒絕發表高爾基文章的《真理報》主編梅赫里斯，早先曾擔任過斯大林的私人秘書。這一切絕非偶然。顯而易見，高爾基對極左文學政策的抵制已經引起了克里姆林宮領導人的強烈不滿，他事實上已經失去了就當時的蘇聯文學發表自己意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