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為什麼出現在義大利

『壹』 經濟學最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為什麼古人會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這句話出自《資治通鑒》，大意是說：我們的生活習慣從節儉變成奢侈很容易，但是從奢侈變成節儉卻很難。

這句話流傳至今，也成為了教育大家遵守勤儉持家優良傳統的箴言，同時這句話也反映了人們的一個消費特點，就是當人們養成一種消費習慣之後就很難改變和逆轉，當人們收入提高能夠增加消費投入的時候便會很容易變得奢侈，但是當人們收入減少需要降低消費標準的時候卻很難適應。從經濟學角度考慮，這種消費習慣，被稱之為「棘輪效應」。

「棘輪效應」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杜森貝利提出的，他的主要觀點是「人的消費習慣養成之後具有不可逆轉性，易於向上調整，而難以向下調整，在短時期內表現最為明顯，消費的習慣效應較大，養成奢侈的消費習慣後，很難隨著收入水平的降低而立即做出適合的消費習慣調整」。例如，當有的人住慣了豪華奢侈的大房子後，再讓其搬到小房子里蝸居，他就會很難適應；有人過慣了大魚大肉的生活，若是再讓他回到那種粗茶淡飯的日子，他就很難接受。

「棘輪效應」也是一種人性的表現，人生而有欲，適當的慾望有利於促進人奮發向上，但是凡事要有度，過度奢侈就會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是不可取的。

『貳』 為什麼會產生經濟學

因為這個世界本身存在相應運行規律，而被人們所發現並加以總結。經濟學也是一樣，從最開始的研究經濟如何發展到研究整個人類社會的運行規律，所以經濟學是本身存在的。

經濟學研究人類經濟活動的規律即價值的創造、轉化、實現的規律——經濟發展規律的理論，分為政治經濟學與科學經濟學兩大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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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核心是經濟規律；在對稱經濟學看來，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只是經濟規律的展開和具體表現，經濟學的對象應該是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後面的經濟規律與經濟本質，而不是停留在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層面。停留在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層面的，是政治經濟學而不是科學的經濟學。

要研究經濟發展的規律就必須從整體上統一研究經濟現象，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是統一的經濟體中對稱的兩個方面，所以在科學的對稱經濟學範式框架中，有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之分，沒有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之別；而政治經濟學總是把經濟學分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

『叄』 政治經濟學為什麼叫經濟學而不是政治學

有權就有錢，有錢不一定有權 經濟學前面為什麼要冠上「政治」二字，叫「政治經濟學」？從學說史和經濟史的有關材料看，有這樣兩點感覺： 第一，政治經濟學的稱謂出自重商主義的著作。商人和代表商人利益的經濟理論家認為，商業的發展和商人利益的擴增需要得到國王和政府的支持，冠上「政治」二字，就突出了經濟在國家生活中也包括國王、政府活動中的重要意義，以取悅國王和政府，求得資助。商人在封建社會是沒有地位的，在法國屬第三階級，屈居僧侶和士兵之後。就是在封建社會末期，商業的發展也還受到封建割據或地方主義的限制，關卡林立，幣值紊亂，國與國之間的壁壘就更嚴重了。而商人需要「大規模的銷售，而不是面向個別顧客的銷售……他不是為滿足他個人需要而購買，而是把許多人的購買行為集中到他的購買行為上」。這就需要盡可能統一的國內市場和世界市場。義大利銀行家斯卡魯非在1582年曾建議，由教皇或皇帝領導召開一次歐洲大會，建立統一的全歐貨幣制度，以利流通，解決結算和匯款困難。商人需要國王和政府，國王和政府也需要商人———需要商人的錢來建立中央集權。所以，法國重商主義經濟學家蒙克萊田對國王真是揣摩透了，加上「政治」二字給國王呈上《獻給國王和王太後的政治經濟學》一書。大家心領神會地接受了，並沿用下來、約定俗成，成了理論經濟學的通稱或專稱。 第二，經濟學家懂得，即使再好的理論，也要得到最高決策者認可才能轉化為政策付諸實踐，達到目的。所以，重商主義之後的經濟學家也懂得加上「政治」二字的積極意義，繼承了「政治經濟學」這個精心設計的天才名稱。按照我國學者王亞南的說法，亞當·斯密寫《國富論》和我國嚴復譯《原富》，都是為了獻給國王（皇帝）的。他說：「十九世紀末年，中國維新派人物嚴復，就曾將這部書以效法亞當·斯密把他的『富其君又富其民』當作國策，獻給英王的精神，來獻策於光緒皇帝的，冀有助於清末的維新『大業』。」這就是經濟學叫政治經濟學的緣由。「政治經濟學」既然已成為經濟學的專稱或通稱，為社會所接受，以後也就一般化、符號化了，不論經濟學家的政治追求如何，都用同一的學科名稱。19世紀中葉，又有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和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野。 不論重商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還是古典學派的政治經濟學等，都是代表一定階級或階層利益的經濟學家希圖把自己的理論貢獻給國王、政府和社會，作為政治的依據，轉化為政策。所以，亞當·斯密直言政治經濟學是「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其目的在於富國裕民」。實際上，直到今天，任何國家的政治領導者所採取的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是以一定的經濟理論為依據的。所以，名為政治經濟學，實為經濟政治學。從經濟理論到經濟政策，體現和反映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關系。雖然經濟理論不直接是經濟基礎，但它揭示經濟關系，是經濟關系的科學表述。因此，經濟理論工作者應當具有高度的科學精神，實事求是地揭示經濟關系的真諦和發展趨勢，為掃除經濟增長中的障礙，為國家、為社會提供最有價值的理論。 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性已為幾百年的實踐所證明。亞當·斯密的一個自由放任的經濟學主張就影響了全世界。但是，不是所有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都是正確的，別說各家各派，就是一棵樹上結的果子也不可能每個都是甜的。因此，作為學術，可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決策者應謹慎明智地作出選擇。對究竟採用和不採用哪家哪派的經濟理論作為經濟政策的依據，決策者負有責任。一旦在實踐中出了差錯甚至出現敗績，責任主要應由選擇者來承擔，經濟理論家則只能在理論上修正錯誤或放棄根本錯誤的理論。經濟理論轉化為經濟政策有兩方面的困難，一是要在良莠蕪雜的百家理論中選擇好理論，二是選中了要操作正確、規范到位。

『肆』 西方經濟歷史

1. 奴隸社會時期的經濟思想萌芽

一般公認，世界上現存第一本經濟學著作是古希臘色諾芬（Xenophon，約前430-約前355或354）的《經濟論》，英語單詞 「Economy」、「Economics」即源於此。該書採用蘇格拉底與別人對話的形式，討論如何管理奴隸主家庭農場，堪稱「古代微觀經濟學」。他還著有《雅典的收入》，論述如何增加雅典國家收入，堪稱「古代宏觀經濟學」。此外，柏拉圖（Platon，前427-前347）所著《理想國》，從社會分工的角度論述奴隸經濟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鞏固和完善奴隸經濟制度，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主張限制商業、高利貸和私有財產。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著《政治論》主要論述奴隸經濟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鞏固奴隸經濟制度，《倫理學》分析商品等價交換現象，認為貨幣使不同的商品等價。

2.歐洲中世紀時期的經濟思想

歐洲封建社會始於公元476年，終於1640年，其間戰亂、災荒和瘟疫連綿不斷，經濟、文化黯然失色，人稱黑暗的「中世紀」（Middle ages）。義大利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著有《神學大全》，根據上帝意志論證封建農奴制度的合理性，認為上帝創造萬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應當受「上等人」統治。同時，提出公平價格理論、貨幣理論、商業理論和利息論，為商品經濟的發展作了折衷和辯護，有一定歷史進步意義。

1492年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約1451-1506）「發現」美洲大陸之後，國際貿易成為當時西歐主要經濟增長點，催生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萌芽。認為：只有金銀才是財富，主張促進商業發展，開展國際貿易，實行貿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業和商品經濟，堪稱「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義主張「貨幣差額論」，即只出口不進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於英國匿名發表的《對我國同胞某些控訴的評述》。晚期重商主義主張「貿易差額論」，即少進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的孟克列欽（Antoine de Montchrétien，1575-1622，又譯「蒙克萊田」，1615年發表《獻給國王和王後的政治經濟學》，首次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柯爾培爾（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英國的托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又譯托馬斯·曼，1621年發表《論英國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

3.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Bourgeois classical economics）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雛形，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國經濟學家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主要著作《賦稅論》、《獻給英明人士》、《政治算術》、《貨幣略論》等）、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主要著作是1776年版《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主要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基於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展的實際，提出了不同於重商主義的觀點：（1）財富是物質產品，勞動是財富的源泉；（2）市場自動調節比人為地調節更能符合社會整體利益，即「看不見的手原理」（Principle of invisible hand），據此主張自由放任政策。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另一分支是法國的「重農學派」（Physiocrats），主要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758年發表《經濟表》，反對重商主義，主張自由貿易。但由於法國小農經濟比重較大，工業發展相對落後，因此認為只有農業才是社會財富的源泉，貨幣只是流通手段；工業只是對農產品進行加工，是農業的附屬物；對外貿易只是一種等價交換，都不能增加社會財富。

4. 新古典經濟學

1830年代以後，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分化為兩支，即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1890年出版《經濟學原理》）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school），馬克思主義者一般稱之為「庸俗經濟學」（Vulgar economics）。

「新古典經濟學」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辯護」，認為：市場完美有效，能夠自動實現資源最佳配置，奠定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理論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廠商理論、分配理論等。該學派沒有明確研究宏觀經濟現象，一般認為其宏觀經濟學觀點是：市場經濟能夠自動實現充分就業，不需要政府幹預。

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除馬歇爾外，早期還有英國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法國的薩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等，晚期則有英國劍橋學派的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羅伯遜（Dennis Holme Robertson，1890-1963）、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1879-1975）等；屬於洛桑學派的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義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Vilfrado Pareto，1848-1923）；屬於奧國學派的奧地利經濟學家門格爾（Carl Menger，1840-1921）、維塞爾（Freidrich von Wieser，1851-1926）、龐巴維克（Eugen von B?hm-Bawerk，1851-1914）等；屬於瑞典學派的威克塞爾（Knut Wicksell，1851-1926）、卡塞爾（Gustav Cassel，1866-1945）等；屬於美國學派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費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柯布（Charles W. Cobb）、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1892-1976）等。

5. 現代西方經濟學主要流派

1929年10月24日，以紐約股市暴跌為起點，爆發了持續7年之久席捲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為了擺脫危機，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882-1945）在1933年3月4日就職後，立刻大規模干預經濟，史稱「羅斯福新政」（Roosevelt New Deal）。在此背景下，1936年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一書，嚴厲批判新古典經濟學，提出「有效需求決定國民收入」原理，主張由政府幹預來拯救資本主義，人稱「凱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標志著現代宏觀經濟學誕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薩繆爾森為主要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試圖彌合凱恩斯理論與新古典經濟學之間的分歧，遂形成所謂「新古典綜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認為新古典經濟學適用於經濟繁榮狀態，屬於微觀經濟學；凱恩斯理論適用於經濟蕭條狀態，屬於宏觀經濟學。1948年薩繆爾森出版《經濟學》（第1版）是這一學派形成的標志，1961年《經濟學》第5版開始使用「新古典綜合」一詞。至於「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這兩個名詞則最早出現在波爾丁1948年版《經濟分析》一書第2版中。

新古典綜合派認為：市場經濟不能自動實現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因此政府應根據「逆經濟風向行事」原則，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實施干預，以促進充分就業和國民收入增長。該學派的理論核心是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1937年在《凱恩斯先生與古典學派經濟學家》一文中最早提出，後來為美國經濟學家漢森1953年在《凱恩斯學說指南》中推廣的IS-LM模型，又稱「希克斯-漢森模型」（Hicks-Hansen model）。

直到1980年代以前，新古典綜合派一直占據西方經濟學主流地位。但由於不能解釋1960年代通貨膨脹和1970年代「滯脹」（Stagflation），受到了許多非凱恩斯主義流派的激烈指責，催生了「新凱恩斯主義」（New Keynesian school）。非凱恩斯主義流派基本情況如下：

（1） 貨幣主義學派（Monetarism）又稱「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反對凱恩斯主義的急先鋒，其創始人及主要代表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50年代就開始反對凱恩斯主義。認為長期內存在「自然失業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即在沒有貨幣因素干擾的情況下，當勞動市場在競爭中達到均衡時，由技術水平、風俗習慣、資源數量等實際因素決定的固有的失業率，包括自願失業（Voluntary unemployment）、摩擦性失業（frictional unemployment）和結構性失業（Structural unemployment）等。自然失業率是保持零通貨膨脹率的最低失業率，當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時，短期內由於貨幣幻覺，實際工資（Real wages）暫時下降，廠商擴大生產，增加就業，但長期內，由於「適應性預期」（Adaptive expectation），工人會要求提高名義工資（Nominal wage），引起實際工資和失業率回升，結果僅僅是通貨膨脹（Inflation）。

弗里德曼還提出「恆常收入假說」（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of consumption），認為消費者不是根據現期收入而是根據「恆常收入」來安排消費，因此短期內擴張性政策不可能刺激消費，再次否定了干預政策的有效性。

弗里德曼認為「唯有貨幣最要緊」，主張「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Single-rule policy of money），即每年根據實際國民收入的增長按某一固定比例增加貨幣供給，以穩定貨幣，穩定經濟，根除滯脹。而要穩定貨幣，就必須放棄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實行經濟自由主義。1968年美國經濟學家布朗納（K. Brunner）在《貨幣和貨幣政策的作用》一文中首次袋子使用「貨幣主義」一詞。

（2） 理性預期學派（Rational-expectations school） 又稱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穆思（John F. Muth）1961年發表《理性預期與價格變動理論》（Rational Expectation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一文提出「理性預期」概念，1970-1973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盧卡斯（Robert Lucas，1937-2001）進一步闡述，受到薩金特（Thomas J. Sargent，1943-）、華萊士（Neil Wallace）、巴羅（Robert J. Barro，1944-）等人重視。認為：人是有理性的，能夠根據相關信息對經濟發展作出正確預測，即所謂「理性預期」。在存在理性預期並且工資與價格具有彈性的前提下，人們將會預料到政府的經濟政策並採取相應對策，使之無法影響實際國民收入和失業，即所謂「政策無效性定理」（Policy ineffectiveness theorem）。主張政府放棄干預經濟，或實行公開的永久不變的政策。

該學派還提出自然率假說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自然率假說（Natural rate hypothesis）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一種內在的動態平衡，外力可以暫時打破這一平衡，但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平衡。「實際經濟周期理論」（Real business cycles theory）由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朗恩（John Long）、普洛塞爾（Charles Plosser）等人提出，認為經濟周期是一種隨機波動現象，由技術、戰爭、人口、自然等實際因素對供給發生沖擊引發，市場能夠自動調整適應，無需政府幹預。

（3） 供給學派（Supply-side school）又稱「里根經濟學」，認為：凱恩斯主義擴張性財政政策，一方面刺激總需求，使人們過度依賴政府，另一方面導致高稅收，抑制企業家的積極性，影響供給，結果導致經濟滯脹。該學派重新肯定薩伊定律（Say's law），主張減稅節支，減少干預，實行自由放任政策，刺激企業家精神，促進供給。但實際執行時，「減稅容易節支難」，造成高赤字、高利率、高匯率、高外債等一系列惡果。

供給學派又分「極端供給學派」和「溫和供給學派」，前者以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商學院教授拉弗（Arthur. B. Laffer，1940-，又譯「拉弗爾」、「拉菲爾」等）為主要代表，用「拉弗曲線」（Laffer curve）描述稅收與稅率之間的關系，為減稅提供理論依據。後者以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爾德斯坦（Martin Stuart Feldstein，1939- ）為代表，提出「費爾德斯坦曲線」（Feldstein curve），認為：在通貨膨脹率不變的條件下，財政赤字的增加會引起資本形成率下降，即財政赤字與資本形成存在替換關系；在保證資本形成率不變的前提下，財政赤字的增加將導致通貨膨脹，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率呈正相關關系。強調要靠資本積累和市場刺激而不是利用政府幹預來減輕社會弊病，代表作《美國稅收刺激、國民儲蓄與資本積累》。

（4）新自由主義學派（Neo-liberalism）廣義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包括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供給學派等，狹義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僅指以英籍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學派，主要陣地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美國芝加哥大學、德國弗萊堡大學等，故又稱「新奧國學派」、「新維也納學派」、「倫敦-芝加哥學派」和「弗萊堡學派」等。

該學派崇尚個人自由，認為自由是創造一切價值的源泉。強調個人無需服從任何人，只需服從法律，法治的關鍵在於保證個人自由。反對人治，認為人治導致權力被濫用，即使權力被思想高尚的人掌握，也會給社會帶來禍患。主張思想自由，認為思想國家化是「真理的末日」。主張經濟自由和私有制。對於1930年代的大蕭條，認為是由於貨幣供給不足或投資過度造成的，市場能夠自行調節，無需國家干預。對於1960-1970年代發生的失業和通貨膨脹，認為是由於國家壟斷貨幣發行權，使市場機制受到干擾，以及政府擴大財政赤字造成的。因此，主張「貨幣非國家化」，由私營銀行提供競爭性貨幣。

（5） 新劍橋凱恩斯學派（Neo-Cambridge school） 又稱「凱恩斯左派」、「李嘉圖學派」，代表人物是英國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Joan Robinson，1903-1983）。從收入分配角度著手，認為經濟增長率取決於投資率，而投資率取決於儲蓄率，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國民收入分為工資和利潤兩部分，儲蓄率也分解為工資收入者的儲蓄率與利潤收入者的儲蓄率兩部分，當利潤占的比重提高時，整個儲蓄率上升，促進經濟增長，因此經濟增長必然伴隨收入不平等的加劇。既反對新古典綜合派的財政干預政策，也反對自由放任政策，認為前者只強調充分就業，不問就業的具體內容，導致「繁榮中的貧困」；至於後者，則認為市場機制是個效率極差的調節器，1930年代的大危機就證明了它的失敗。對於貨幣主義者推崇備至的貨幣嗤之以鼻，認為貨幣與產量之間僅存在微弱的聯系。最後，該學派主張通過稅收和補助來消除社會收入不均等和階級差別等改良主義措施。

（6） 市場非均衡學派（Unequilibrium school） 以法國經濟學家貝納西（Jean-Pascal Benassy）等人為代表，認為均衡是偶然的，非均衡才是經常的。在非均衡條件下，經濟運行遵循「短邊法則」，即由最短缺的一邊來決定經濟變數的取值。現代宏觀經濟既可能由於總供給不足，導致「新古典失業」，也可能由於總需求不足，導致「凱恩斯失業」，新古典政策和凱恩斯政策都有用。

（7） 新制度學派（Neo-system school）該學派主張研究整個社會制度，實際上囊括了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法學等，沒有明確的研究對象，也未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該派主要有兩個分支，一支以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 ）和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1898-1987）為代表，主張政府幹預；另一支以美籍英國經濟學家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10- ）為代表，主張自由放任。

加爾布雷斯1973年出版《經濟學和公共目標》一書提出「二元體系理論」（Dual economy system theory），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是由少數大企業組成的計劃體系（Planning system）和大量小企業組成的市場體系（Marketing system）組成，計劃體系實力雄厚，能支配環境，市場體系則只能受制於環境，政府通常偏袒計劃體系，導致市場原則讓位於計劃原則，企業不再追求最大利潤，而代之以穩定和增長。因此，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統統失靈。主張扶持小企業，抑制大企業，實現收入均等化。希望科技教育界培養一批有新觀念的人進入國會，通過立法施行改革。

繆爾達爾1944年發表《美國的困境：黑人問題與現代民主》一文提出「循環累積因果原理」（Theory of circular and accumulative causation），認為：社會經濟諸要素之間不是均衡關系，也並非趨於均衡，而是一種循環累積運動，「富者越富，窮者越窮」。據此解釋美國白人對黑人的歧視和黑人的生活水平低下，認為二者互為因果，累積循環。後又用來解釋發展中國家貧困落後的原因，提出改良主義政策主張，包括權力結構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教育的改革等。

科斯1937年發表《企業的性質》一文解釋企業形成的原因，1960年發表《社會成本問題》，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認為一旦假定交易成本為零，則只要產權明晰，無論產權歸誰，都可以通過市場自由交易來消除外在性現象，實現資源最佳配置。

（8） 公共選擇學派（Public choice school）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1919-），1962年他與圖洛克（Gordon Tullock，1922- ）合著《同意的計算》一書，從經濟學角度研究政府行為，認為：政治家是理性經濟人，旨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政治活動就是許多不同利益集團出於自利動機進行的交易。政治交易通常通過一定的投票規則進行決策，在民主前提下，政府的決策會反映「中間投票人」（Median voter）的利益，但現實生活中，由於人與人之間不平等，政府的決策往往傾向於某些特殊利益集團，而特殊利益集團則會有意識地影響政府決策，從中謀取好處，即所謂「尋租」（Rent seeking）。政府的職責本來是代表公共利益，彌補市場機制不足，提供公共物品，但由於種種原因，常常導致「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或「公共失靈」（Public failure）。因此，對現行民主制度表示懷疑，主張按市場機制思路，完善政府規則，防止濫用權力。經濟方面，主張有規則的經濟政策，反對凱恩斯主義相機抉擇的政策干預。

6.現代西方經濟學發展新動向

1990年代以後，西方經濟學進入新發展階段，帕金（M. Parkin）稱之為「新凱恩斯主義」（Neo-keynesian school），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斯蒂格利茨，哈佛大學的曼昆和薩墨斯，麻省理工學院的布蘭查德和羅泰姆伯格，哥倫比亞大學的費爾普斯（Edmund S. Phelps，1933），伯克利加州大學的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1940-）和耶倫，威斯康辛大學的格特勒，以及普林斯頓大學的伯南克等。主要特點：（1）強調政府有用；（2）強調用微觀經濟學原理解釋宏觀經濟現象；（3）加強了對市場壟斷勢力、價格歧視、信息不對稱、外在經濟、博弈論、委託-代理關系、公共物品等現象的研究；（4）用總需求-總供給模型（AD-AS模型）取代IS-LM模型；（5）各流派融合發展。

『伍』 生活中的經濟學

1、經濟學：啤酒效應」原理

「啤酒效應」是流通領域中一種常見的經濟現象，並非啤酒行業獨有。它是指由於供應鏈中各節點企業之間信息的不對稱以及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造成了需求信息在供應鏈內部的傳遞過程中失真的經濟現象。

在一條供應鏈上，由於信息傳遞的失控，零售商對需求樂觀，於是追加訂貨；零售商的提高需求又大大刺激了生產商，生產商的行為又更大地刺激了原料供給商。

也就是說信號在逆向傳遞的過程中被不斷放大了，消費者的需求可能只需要10瓶，但零售商的訂單使得生產商對需求盲目樂觀，造成了好象需要100瓶的印象，而生產商向上游供給商的大量訂貨又給原料商造成好象需要1000瓶的印象。反之，當需求縮減的時候也是一樣。

現在的房地產市場，就經常能看到「啤酒效應」的影子。由於房地產市場信息的失真，使開發商對房地產市場的預期充滿信心，瘋狂拍地，致使地價一路飆升，房價也隨之大幅上漲。在消費者「買漲不買跌」心理的影響下，房地產銷售面積連年提升。

投資者見房地產市場一片紅火，又會加大投資，給房地產市場注入新的資金，使房地產開發商對未來的房地產發展更加充滿信心，於是再度瘋狂競拍土地，就這樣在「啤酒效應」中形成惡性循環，將房地產行業的泡沫越吹越大。

房價與房子的真實價值嚴重背離，最終泡沫如果破滅，必然會引起房價下跌，房地產市場的投資者及開發商都將在這場「啤酒效應」引發的循環中嘗到惡果。

「啤酒效應」原理告訴我們，企業在進入市場時不能太過於盲目，要先做好市場需求量的調查，以免因為盲目樂觀而造成資源浪費和不必要的損失。

2、「蛛網理論」原理

「蛛網理論」又叫「豐收悖論」，是市場經濟中一種比較奇怪的現象，是指某些商品的價格與產量變動相互影響，引起規律性的循環變動的理論。

1930年由美國的舒爾茨、荷蘭的J.丁伯根和義大利的里奇各自獨立提出。由於價格和產量的連續變動用圖形表示猶如蛛網，1934年英國的卡爾多將這種理論命名為蛛網理論。

和古典經濟學理論相反，蛛網理論證明了在一定的假設下，市場均衡被打破後，經濟系統不一定能夠自動恢復均衡的經濟現象。

該假設是，第一，完全競爭，每個生產者都認為當前的市場價格會繼續下去，自己改變生產計劃不會影響市場；第二，價格由供給量決定，供給量由上期的市場價格決定；第三，生產的商品不是耐用商品。這些假設表明，蛛網理論主要用於分析農產品。因此，對於蛛網理論帶來的豐產不豐收現象。

我們也可以這么理解：在完全競爭且價格由供給量決定的農產品市場，當某年某種農產品價格上漲給農民帶來很大利潤時，第二年就會有大量的農民選擇種植這種作物，於是一時間，市場上該種農產品供大於求，價格急劇下跌。

農民辛苦一年雖然在產量上獲得了大豐收，但是並沒有使收入增加。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許多農民離開土地走向城市打工的主要原因。

總之，農民沒有準確預測市場的能力，種植農作物很容易受歷史經驗及他人影響而盲目跟風，最終白白辛苦卻得不到預期的收入。

為了消除或減輕農產品市場出現的蛛網型波動的現象，一方面需要政府運用支持價格或限制價格之類的經濟政策對市場進行干預，另一方面利用市場本身的調節作用機制進行調節，如發展特色農業和運用期貨市場進行調節。

3、「帕金森定律」原理

「帕金森定律」就是官僚主義現象在經濟學中的稱呼，也可稱之為「官場病」、「組織麻痹病」或者「大企業病」，源於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諾斯古德·帕金森1958年出版的《帕金森定律》。

帕金森在書中闡述了機構人員膨脹的原因及後果：一個不稱職的官員，可能有三條出路，第一是申請退職，把位子讓給能乾的人；第二是讓一位能乾的人來協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兩個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當助手。

這第一條路是萬萬走不得的，因為那樣會喪失許多權利；第二條路也不能走，因為那個能乾的人會成為自己的對手；看來只有第三條路最適宜。於是，兩個平庸的助手分擔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則高高在上發號施令，他們不會對自己的權利構成威脅。

兩個助手既然無能，他們就上行下效，再為自己找兩個更加無能的助手。這樣一來，本應一個人做的工作量就會分攤給7個人。如此類推，就形成了一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領導體系。

帕金森還發現，在一個組織中，機構和人員的增加並不完全來自現實工作的需要，而是有它自身的需要，有它自身的法則。管理活動本身會製造工作，增加人手會製造出功能重疊、互相扯皮的管理體系，從而使工作目標不明確、不緊湊、進而導致工作效率低下。

帕金森得出結論：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機構會像金字塔一樣不斷增多，行政人員會不斷膨脹，每個人都很忙，但組織效率越來越低下。因此，這條定律又被稱為「金字塔上升」現象。

在現實生活中，「帕金森定律」十分常見，無論是哪個國家，只要存在機構，存在不稱職的管理者，存在自我完善的需要，就一定會存在「帕金森定律」。

「帕金森定律」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流傳，深刻揭示出了人們對於這種權力擴張引發的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等「官場傳染病」的深惡痛絕。官僚主義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一個時間段的產物，它像被熱火烤化了的牛皮糖一樣緊緊地粘上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

「帕金森定律」給組織帶來的種種惡果不容小覷，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帕金森定律」的症結，就必須建立一套合理的用人制度。

招聘員工要公開和透明，以防別有用心的人為了保住自己的領導崗位而招聘庸才；同時要對已經入職的員工就勞動分配率和人事費用率兩項指標進行考核，時刻關注「帕金森定律」是否已經偷偷地在組織中起作用。

(5)經濟學為什麼出現在義大利擴展閱讀：

政治經濟學根據所代表的階級的利益為了突出某個階級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發從某個側面研究價值規律或經濟規律，科學經濟學自覺從整體上研究價值規律或經濟規律。

對稱經濟學就是科學經濟學。經濟學的核心是經濟規律；在對稱經濟學看來，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只是經濟規律的展開和具體表現，經濟學的對象應該是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後面的經濟規律與經濟本質，而不是停留在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