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印尼盾怎麼貶值那麼嚴重

Ⅰ 東南亞經濟風暴具體情況

1997年6月，一場金融危機在亞洲爆發，這場危機的發展過程十分復雜。到1998年年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階段：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 211.47點；28日，下跌1 621.80點，跌破9 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恆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接著，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 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 737.60∶1。韓元危機也沖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於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開出的葯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 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與之關系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匯率從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兌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兌1美元；5、6月間，日元匯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兌1美元的關口。隨著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1998年8月初，乘美國股市動盪、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恆生指數一直跌至6 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經過近一個月的苦鬥，使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月17日宣布年內將盧布兌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券交易。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如果說在此之前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區域性的，那麼，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則說明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超出了區域性范圍，具有了全球性的意義。到1998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1999年，金融危機結束。

1997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可以分為直接觸發因素、內在基礎因素和世界經濟因素等幾個方面。

直接觸發因素包括：(1)國際金融市場上游資的沖擊。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大約有7萬億美元的流動國際資本。國際炒家一旦發現在哪個國家或地區有利可圖，馬上會通過炒作沖擊該國或地區的貨幣，以在短期內獲取暴利。(2)亞洲一些國家的外匯政策不當。它們為了吸引外資，一方面保持固定匯率，一方面又擴大金融自由化，給國際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機。如泰國就在本國金融體系沒有理順之前，於1992年取消了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使短期資金的流動暢通無阻，為外國炒家炒作泰銖提供了條件。(3)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制，這些國家長期動用外匯儲備來彌補逆差，導致外債的增加。(4)這些國家的外債結構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債務較多的情況下，一旦外資流出超過外資流入，而本國的外匯儲備又不足以彌補其不足，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內在基礎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經濟高增長和不良資產的膨脹。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願望。當高速增長的條件變得不夠充足時，為了繼續保持速度，這些國家轉向靠借外債來維護經濟增長。但由於經濟發展的不順利，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亞洲有些國家已不具備還債能力。在東南亞國家，房地產吹起的泡沫換來的只是銀行貸款的壞賬和呆賬；至於韓國，由於大企業從銀行獲得資金過於容易，造成一旦企業狀況不佳，不良資產立即膨脹的狀況。不良資產的大量存在，又反過來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2)市場體制發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干預過度，特別是干預金融系統的貸款投向和項目；另一個是金融體制特別是監管體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亞洲不少國家經濟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這種模式也存在著三方面的不足：一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生產成本會提高，出口會受到抑制，引起這些國家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二是當這一出口導向戰略成為眾多國家的發展戰略時，會形成它們之間的相互擠壓；三是產品的階梯性進步是繼續實行出口替代的必備條件，僅靠資源的廉價優勢是無法保持競爭力的。亞洲這些國家在實現了高速增長之後，沒有解決上述問題。

世界經濟因素主要包括：(1)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經濟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但由此而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如民族國家間利益沖撞加劇，資本流動能力增強，防範危機的難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國際分工、貿易和貨幣體制，對第三世界國家不利。在生產領域，仍然是發達國家生產高技術產品和高新技術本身，產品的技術含量逐級向欠發達、不發達國家下降，最不發達國家只能做裝配工作和生產初級產品。在交換領域，發達國家能用低價購買初級產品和壟斷高價推銷自己的產品。在國際金融和貨幣領域，整個全球金融體系和制度也有利於金融大國。

這次金融危機影響極其深遠，它暴露了一些亞洲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後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僅是壞事，也是好事，這為推動亞洲發展中國家深化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健全宏觀管理提供了一個契機。由於改革與調整的任務十分艱巨，這些國家的經濟全面復甦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經過克服內外困難，亞洲經濟形勢的好轉和進一步發展是大有希望的。

發生在1997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繼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之後，對世界經濟有深遠影響的又一重大事件。這次金融危機反映了世界和各國的金融體系存在著嚴重缺陷，包括許多被人們認為是經過歷史發展選擇的比較成熟的金融體制和經濟運行方式，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都暴露出許許多多的問題，需要進行反思。這次金融危機給我們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則和組織形式的問題。本書試圖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本書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如何解脫本世紀初貨幣制度改革以後在不兌現的紙幣本位制條件下各國形成的貨幣供應體制和企業之間在新形勢下形成的債務衍生機制帶來的幾個世紀性的經濟難題，包括 ：（1）企業債務重負，銀行壞賬叢生，金融和債務危機頻繁；（2）社會貨幣供應過多，銀行業務過重，宏觀調控難度加大；（3）政府稅收困難，財政危機與金融危機相拌；（4）通貨膨脹纏繞著社會經濟，泡沫經濟時有發生，經濟波動頻繁，經濟增長經常受阻；（5）企業資金不足帶來經營困難，提高了破產和倒閉率，企業兼並活動頻繁，降低了企業的穩定性，增加了失業，不利於經濟增長和社會的穩定。（6）不平等的國際貨幣關系給世界大多數國家帶來重負並造成許許多多國際經濟問題。以上問題最深層的原因，是貨幣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企業之間交易活動產生的新機制未被人們充分認識。本書的思路是，建立一種權威性的企業交易結算的中介系統——國家企業交易中介結算系統，解脫企業之間的債務鏈，消除企業和銀行壞賬產生的基礎，以避免債務和金融危機的發生，並減少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的危害，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在這個創新過程中，還會產生國家稅收和財政支出方式的創新，減少財政赤字的發生。同時，還會產生企業制度的創新，減少企業的破產倒閉和兼並現象，增強企業的穩定性。並且，還將對國際結算方式進行創新，對國際貨幣的使用進行改革。這個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的治理，而是對紙幣制度所存在的嚴重缺陷的修正，是對貨幣供應和流通體制的創新，是金融體制的重大變革，並且，這種變革帶來經濟運行機制的諸多方面的調整。

亞洲金融風暴對經濟的直接影響
1.股市價值下滑2成至5成
由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間，亞洲各國及地區，除了中國外，都面對股市的大幅下跌。日本及台灣下跌約2成，餘下的地方都超過4成；馬來西亞更下跌超過5成。在短短期間，各國及地方都損失四成多的資產，情況實在令人驚心。
2.匯市價值亦出現貶值
經過金融風暴，各國及地方的幣值都相繼下調。四小龍，除香港維持聯系匯率免去貶值可能性外，其餘亞洲國家及地區的貨幣〔中國除外〕有30%至80%的貶值。印尼的貶值更高達340%。這些都對整體資產價值做成龐大的打擊。
3.貶值後出入口不升反跌
有些政策人士，特別是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認為貶值會有助於出入口的競爭力，刺激經濟復甦。但事實卻剛巧相反，1998年的預測，除了印度外，其餘各國和地區都出現負增長。出口下跌的估計達5%至10%。而入口更出現大幅減少。除了台灣和香港只下跌6%至10%，其餘下跌超過12%以上；泰國和印尼更大幅減少3成。顯示貶值不一定可以增加出口，減少入口也只能延緩而已。
4.經濟前景都出現相當負增長
結果，亞洲各國和地區的經濟由高速增長突然轉為負增長。除中、印、台外，余無一倖免。韓、馬、泰估計負增長6%-8%；印尼則出現可能18%的大幅負增長。
5.失業情況急趨惡劣
當整體經濟呈現負增長時，失業問題肯定急趨惡劣；所有受金融風暴影響的國家及地區，失業率都較前一年增加一倍以上。表5顯示除台灣及新加坡能維持低於4%以外，餘下都超過5%；韓國、菲律賓及印尼等地被估計其失業率急升10%以上。
6.工資下降、樓價下跌
由於失業人員大增，造成勞工市場供大於求。企業僱主乘機調低工資，減少成本。例如香港的工資普遍下調1-2成。同時，因消費力減弱，銷售市場欠佳，用者無法負擔高昂樓價或租金。造成樓價及租金也下跌。香港的情況尤為厲害，樓價下跌達3成。
亞洲金融風暴對社會保障的直接影響
1.社會保障基金投資回報遭受大損
退休保障，特別是個人帳戶形式的公積金制度，積累龐大的社保基金；有關當局必須想法投資以保值增值。但投資往往帶有極大風險，特別是投資於股票及匯率市場，價值漲落波幅很大。這次亞洲金融風暴的出現，導致股市匯市相繼大幅下調，將令很多社保基金損失慘重。這里嘗試看看香港情況。
由於香港已決意發展強制私營公積金，這里將分析對其可能影響。首先，我們發現全球性的金融風暴差不多每十年發生一次。投資回報須以周期性來分析，不能斷章由某高峰期來估算。例如上一次股災是1987年，便不適宜用1983年來估算，應從股災後起投資至另一次大股災如97年為一周期，才能較准確估算投資的真正確實的回報。
就現時強積金草案縱容高風險投資策略，容許以百分之百資產投資於股票市場，即使以最後一年才以百分之百資產投入股票市場，並只以現時香港的金融風暴的影響來計算（若用東南亞情況計算，災害更大），一旦出現問題，非同小可。
在過去十年投資周期，香港私營的整體退休基金的周期年均回報率，粗估只有6%（假設股票損失3成）。這估算低於年均通脹率8.8%。換言之，強積金草案的高風險投資策略易受金融風暴摧殘。
強積金辦事處回應1997年投資回報只損失7%；但參考香港上市公司10大家族的資產變化，即可見1997年大多損失30%至50%不等，可見筆者的估計准確可信。換言之，私營強積金的高風險的投資策略不能抵受金融風暴的打擊，導致市民極大損失。
若以土地基金的穩重投資策略（即30%股票40%債股和30%銀行現金），即使遇到相同金融風暴的負面影響，1988至1997的周期年均回報率粗估有9.5%（假設股票損失30%）。換言之，對比年均通脹8.8%，仍能保值及些少增值。但據最新1998年6月底結算，土地基金的投資也難以保值。可見亞洲金融風暴的殺傷力。相信現時亞洲大多數採用公積金制度的國家，其基金的損失會是慘重的，將嚴重削弱回饋能力。
2.失業人數增加，供款繳費雇員減少
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導致失業率急劇趨升，大部分國家的失業率達10%。這表示有1/10的雇員不能供款繳費，而其僱主供費繳費部分，亦相應損失。那麼供款繳費總金額肯定損失了那年度的1/10基金。假若這些情況延續3年，情況將更為惡劣。因為大部分國家的估算很少預測失業率達10%以上的，這將造成整個社會保障基金的精算測算出現偏差，甚至影響其財政穩健性。
3.工資下降，供款繳費金額減少
避過失業的雇員很可能會遭僱主減壓工資。因經濟不景，失業大軍增長，僱主會趁機減工資，以降成本，增利潤。當工資下降，自然在供款繳費率不變情況下，雇員僱主雙方的繳費金額數目相應減少，導致社會保險總金額也會下降。當然這會影響其財政穩健性。
4.企業困難增多，撇帳和不繳費上升
由於經濟不景，很多企業會出現倒閉、裁員、減薪或遷離。結果企業負責供款繳費部分減少。另有些企業勉強維持運作，但難以兼顧雇員福利，於是剝減員工福利。首當其沖當然是社會保障利益：志願性質的企業退休金，醫療保險等會取消或削減；國家立法規定的社會保障計劃，也不一定能應付；不能供款繳費比率會相應增加，直接影響社保基金的財政穩健性。
5.失業人數增加，失業保險及社會援助財政負擔加重
由於失業人數增加，自然領取失業保險金人數增多，直接加重失業保險金的支出，導致財政負擔加大。另由於失業保險金一般只提供6個月至1年的保障，領取完畢後仍在失業的只能轉向領取社會援助金。西方國家例子可見一斑；如英國和荷蘭，失業人士領取社會援助金占其總數的4成至6成。現時香港失業人士領取社會援助占社會援助個案總數超過10%，正在走向西方情況。這造成政府財政重擔。
亞洲金融風暴對社會保障發展的啟示
1.社保基金不宜投資股市
從上表1至表6的分析結果，投資股市的風險是極高的。即使依國際慣例限制少於30%投資於股市，其後果一如香港土地基金，難以抵禦金融風暴，要蒙受損失。故社保基金不宜投資股市。近期美國秘密式的對沖基金的違規做法，亦暴露其缺點及風險，損失過千億美元，產生國際銀行體系的連鎖影響，導致美國政府也介入干預及挽救。相信，若沒有其他更好的監管方法，這類隱蔽式的危險投機團體，還會是無日無之，在背後操縱金融市場。對於以社會保障為目標的社保基金，實不宜冒這些風險，以免傷及受保人士的福利。
2.社保基金宜投入社會服務及基本建設，可保值及創造就業機會
社保基金不投資股市，可轉移投入社會服務及基本建設。不但穩健，而且有很大的界外經濟效益。現時很多亞洲國家，尚未依政策規劃，提供足夠的服務，滿足不同對象的需要。因此，可以藉此機會，增加發展社會服務速度，滿足社會需要，從而可即時創造就業機會，聘請人手，提供服務。
投資發展社會服務來增加就業機會的最大好處是它能為很多低技術的中年人士，提供就業機會。在一般情況下，低技術的中年人士，不論男女，都是較難與年青有技能的人士，競爭就業機會。同時，這些上年紀的人士亦較難接受技術培訓，較難提升技能。但社區服務，如個人照顧、家務助理、家居維修等便民服務，是頗適合中年非技術人士來但任的。因此，這些社會服務的設立是很有必要的。
在較高層面來看，社會服務的發展如公共房屋、教育及醫療等將更大規模創造就業機會，解決失業，減少貧困。下面以香港情況來說明論點。
現時輪候公屋人士超過15萬份申請表。假若香港特區政府能堅持每年興建5萬個公屋單位，將大大減少輪候人數，縮短輪候時間；且能滿足未來香港人口的增長，達至800萬人。除了較快地滿足住屋需要外，其創造就業機會及功能效果是顯著的。建造公屋可為建造業帶來生意，聘請建造業工人；入伙時，住客需要裝修設計，增設家用電器、家什雜物等，產生連鎖性的經濟效益，使整個銷售業、百貨業興旺，自然增加就業機會。在公屋戶區內的大型商場會增加零售業的發展。
同樣，為了改善教育質素，有必要修建和加建現時的中小學。現時的教職員辦公室是非常擠迫，難以發揮老師輔導學生的能力。現時師生比例太大，有減少每班學生人數的需要，以增加老師對學生的關顧。
同樣，改善醫療設施也發揮相同的效果。現時報章常有報導醫院病床不足，常要加設帆布床；醫院人手不足，特別是護士及護理人員等。這些都有必要增加分區醫院，招聘更多醫護人員，以維持及改善服務質量。加建醫院，增設醫學科技設備，加聘人手等，將有助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因此，發展整體社會服務，不但能改善社會工作服務、教育、房屋和醫療的設施和服務，更好地滿足市民的需要，也會帶來更多就業機會。
也許政策制訂者會問：究竟投資入社會服務建設可帶來什麼經濟效益？且以北京的「經濟適用住房」建設為例來分析。「經濟適用住房」的供應對象是城市的中低收入家庭，希望他們靠自己的經濟收入，用10到20年時間，拿出20%到30%的家庭收入，買下這樣的一套房。且以北京近郊區縣近北京地段：每平方米2000元到4000元可買商品房。若以1997年北京市政府規定的購房成本價，城近郊區為每建築平方米1450元左右。以一間50平方米小房計算，造價是72500元。若分25年期付款，每月平均要供240元，這供款如同交租，占現時三人家庭平均入息1200元的20%。若訂在25%，中下層人士每月供300元，那麼有60元或20%的利潤。可見投資社會服務基本建設是可保值增值的，還可帶來相關社會經濟效益。
3.應以基本保障為主，維持低水平的社保金額
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導致股市市值下調，相信不少社保基金損失兩成以上。甚者，更會影響基金財務健全性。因此，社會保障金額水平應維持於低水平和保障基本需要為主；不宜過分擴展，來保障社會中產階層人士。這樣會使社保基金保持穩健，即使受金融風暴打擊，亦能保證融資充裕，有足夠基金提供社保金給予基本需要人士。換言之，在世界金融體系未完成改革之前，甚或改革之後，仍恐怕會有很多隱蔽組織如長期資本管理對沖基金等趁機炒賣，應把「維持低水平社保金額以保障基本需要為主」的政策訂為長期國策，不宜修改。即使國家經濟蓬勃發展，也不宜提高保障金額水平。一則可避免如金融風暴的突如其來的破壞，同時可採用豐富資源用在社會服務式的社會保障，三則更可維持市民工作動力，不因社保金額水平過高而挫傷勞動積極性。
4.不應設立失業保險，造成財政負擔
應否設立失業保險常常成為改策的爭議。但經亞洲金融風暴一役，其後遺症顯然導致大量失業。除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台灣仍可維持失業率在5%以下外，其他國家和地區大都接近10%或以上。試問要為這么龐大的失業大軍提供基本的失業保險金，所花費的財政將會是天文數字。一下子要拿出這筆金額，將會對已備受沖擊的經濟不景下的政府財政造成沉重負擔。因此，制訂穩健的社會保障政策適宜避免設立失業保險。保障失業者，可改由社會援助來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保證不會跌穿社會安全網。對應付諸如金融風暴的危機，這種社保安排會較為妥善。
事實上，一般西方國家的失業保險安排，都是為失業者提供失業保險金半年至一年後，屆時若還未能找到工作，只能轉移申請資產入息審查的社會援助救濟來解決基本生活問題。因此若以基本生活保障為主，根本無須為有一定資產儲蓄的失業者提供過渡性質的失業保險金。
即使以沒有受金融風暴沖擊的中國來說，為所有非自願性失業者包括那些有一定資產儲蓄的中產失業者提供失業保險金，將造成很多後遺症。
(1)失業保險財政易出赤字。自1986年建立失業保險以來，1992年失業保險支出，因失業人數增加，便達到前來年總和；1994年的失業保險支出，又是前7年總和的1.2倍；有些地區已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所余的基金只能維持200萬人一年的基本生活，但據預測，從1995年到2000年，由於企業破產解僱，減產裁員的職工將達1800萬人，年均300萬人。加大10倍失業保險基金也不一定足夠應付（《中國再就業工程實施指南》，1998年）。
(2)失業保險制度名下出現各種開支，包括醫療費、喪葬補助費、親屬撫恤費、生產自救費和管理費等，難以監管審計。故有提出建立由用人單位、勞動者、工會和公眾團體的代表組成的社會監督機構，其實效有待證實。
(3)現時適用范圍限於國有企業，若推廣至各種企業制和打破城鄉界限，承擔的責任將超越數億人，包括1.2億的鄉鎮企業工人。是否可以承擔，實成疑問。
較可行的辦法是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來為失業者提供「安全網」保證基本生活需要。而有關資源則可用作再就業服務資金，提供職訓津貼，以鼓勵改進本身技能、轉業准備、尋找職業和生產自救。這比設立失業保險金為佳。事實上，現時中國國策也是把失業保險的救濟功能放在首位。因此，精簡正名，倒不如選用最低生活保障和職訓津貼補助來得更直接有效（詳盡分析日後可見莫泰基等編，《香港勞資關系與社會保障》，2000，中國勞動出版社）。
5.制定貧窮線，作為社會援助金的安全綱水平
不設立失業保險，則必須有一個妥善社會援助制度。但很多社會援助制度都是因隨政治爭執而改變，未能有效地提供一適當保障水平，照顧最不能自助者的需要。較有依據的做法是選擇適當的方法，制定官方貧困線，以此為社會援助制度的基本保障金，以社會安全網形式，成為社會最後防線，保障市民。這樣會有效率地照顧最有需要的人士，並保證社會安定，維持良好治安法紀。

【參考文獻】
1 李羅力主編，1998，《第二沖擊波——從東南亞金融風暴到全球經濟大變局》，貴州人民出版社。
2 姜建青主編，1998，《海外金融風潮評析》，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Ⅱ 印尼盾與印度盧比是哪個國家的貨幣有什麼區別

印尼盾（Rupiah）是印尼的法定貨幣，其編碼為IDR。
Rupiah這名稱來自單位「盧比」。印尼在1610年至1817年間曾使用荷蘭盾作為貨幣，在二戰的日佔時期開始出現Rupiah，至二戰結束由Java Rupiah取代。
印尼盾於1949年11月2日首度發行，當時的Riau Islands和新畿內亞仍使用非標準的貨幣，它們分別於1964年和1971年轉用印尼盾。至1965年12月13日為應付物偠通脹，當局發行新的印尼盾，每新盾兌1000舊盾。
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印尼盾貶值了35%，成為了蘇哈托被推翻的主要因素之一。當時每一美元相等於2000-3000盾，至1998年6月更跌至每美元對16800盾。

印度盧比是印度的法定貨幣，通常會使用Rs作為簡寫，ISO 4217的編碼則為INR。幣值為：5、10、20、25、50派士和1、2、5、10、20、50、100、500和1000盧比。
在當地，盧比在不同地區有不少別名，有Taka、Tanka、Ru、Rupaye等。

Ⅲ 誰能幫我解釋下東南亞金融危機

1. 當時東南亞經濟的狀況，就是泡沫過高，因此，通過戳破泡沫造成崩潰賺錢，比繼續在極高的水平推高股價，要容易的多，也賺的更多。

所以，當時索羅斯為首的國際對沖基金，選擇的是通過打垮這些經濟體來賺錢。

2. 有一次郎咸平在電視上說：「國際機構採用的手法，是目前(中國人)根本想像不到的，非常復雜。」

他說的雖然有點故弄玄虛，但是有道理的。

索羅斯為了這場戰役，是提前准備了很久的；而且，他所做的並不只是賣掉股票而已。

他們之前就會通過一些資金流動的方式，在市場上造成恐慌和混亂情緒；經濟的動盪導致政府不能維持當前的金融系統，從而造成股市崩潰和外匯體系的倒塌。

這個時候，索羅斯們在半年、甚至一年前前就預備好的各類股票、外匯市場的期權開始生效，這也是他們收割果實的時候。

由於他們之前持有的都是看跌股市和匯率的期權，因此則友寬，他們所做的事情，就是想盡辦法打擊股市和匯率。

這些國家現在還有可能再遭受金融危機嗎？

呵呵，套用現在比較流行的一句話，也算支持一下國有品牌——「一切皆有可能」。

對沖基金的目的，就是在全世界各個角落尋找可以告液攻孫亮擊和賺錢的目標；只要一個經濟體有機可趁，他們就會瘋狂進攻。

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堅持持有看似過剩的巨額外匯儲備；並對所謂的「熱錢」異常謹慎的原因之一。

Ⅳ 亞洲金融風暴的後人警示

金融的開放和全球化，並不必然帶來1997年那樣的深重危機，導致金融滅頂之災的恰恰是缺乏開放的制度設計，並在資本市場國際化的道路上裹足不前。 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可以看出，金融全球化確實加大了市場風險：
其一，東南亞金融危機使亞洲人民資產大為縮水。1997年3月2日索羅斯攻擊泰國外匯市場，引起泰國擠兌風潮，擠垮銀行56家，泰銖貶值60%，股票市場狂瀉70%。由泰國引起的金融動盪一直蔓延到亞洲的北部乃至俄羅斯，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台灣、日本、香港、韓國均受重創，這些國家和地區人民的資產大為縮水，亞洲人民多年來創造的財富紛紛貶值，歐美國家利用亞洲貨幣貶值、股市狂瀉的時機，紛紛兼並亞洲企業，購買不動產，以其1%的代價輕易獲取了百分之幾百的財產。
其二，東南亞金融危機使亞洲國家的社會秩序陷入混亂。由於銀行倒閉，金融業崩潰，導致經濟癱瘓。經濟衰退，激化了國內的矛盾。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社會動盪，人心渙散，秩序混亂。
其三，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國家政權不再穩定。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由於社會動盪，經濟蕭條，導致人們對政府信任度下降。在野黨、反對黨紛紛指責執政黨，於是，泰國的政府被推翻了，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政府被推翻了，日本橋本龍太郎下台了，俄羅斯一年之內換了六屆總理。政治不穩定，破壞了亞洲經濟增長的良好環境。此前，亞洲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就在於政治經濟環境穩定，後來由於金融危機破壞了這種穩定，引發社會波動，差點危及到各國的國家安全。
1997年，亞洲各國採取了很多措施，來補救導致金融危機的缺陷以及危機所造成的破壞。銀行沖銷了壞賬，重組了資本結構，強化了審慎控制。企業對資產負債狀況進行了重新整理，金融危機前的過度投資被逐一清理。更為審慎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占據了主導地位，外匯儲備日益上升，取代了以往嚴重依賴海外短期資金流入的局面。但是，我們不能把金融開放視之為「洪水猛獸」，不能據此而鎖國；恰恰相反，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是因為開放而衰退，只有因為封閉而落後的例子，這已為人類的歷史所證明。
那麼，為何開放體系的整體風險低於封閉的體系呢？因為，開放體系中有一整套健全的市場經濟制度，有利於促進經濟主體間資源的有效配置，使宏觀和微觀主體具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亞洲四小龍成功的經驗表明，對外開放是這些國家和地區成功的一個主要因素；亞洲金融危機出現的原因並不在東南亞經濟開放上，而是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國內資本市場不合理、金融產品結構不合理造成的，為國際金融危機商業炒作提供了可乘之機。 人們看到：一方面許多東亞國家的信貸市場畸形發展，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國內信貸額與GDP之比均高達115%—200%；另一方面，其資本市場又不成熟或發育不全，致使企業過度依賴商業銀行的間接融資，而銀行又過於依恃政府的「主導」與擔保，導致銀行信貸過度擴張，銀行不良債權或壞賬過大。如韓國、泰國的銀行不良資產佔到其GDP的34%—40%。與此同時，東亞銀行制度的不成熟性還表現在金融監管不力、法規不健全上。許多東盟國家的中央銀行並沒有隨著不良債權增大而增加貸款損失准備金，菲律賓在金融危機爆發前三年間銀行貸款增大了38%，而貸款損失准備金在貸款總額中的比重卻從 3．5%減到1．5%，比重最高的馬來西亞也只有2%。這么孱弱的金融體系，一旦風吹草動，如國際收支銳減，便造成人心浮動，國內資金外送和外資迅速撤離，金融風暴隨之即來。
從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發展史來看，它們從商品市場、貨幣市場、債券市場、證券市場、期貨市場到衍生品市場，大約經歷了200年的歷程。如：紐約證券交易所，是200年前由24名商人在曼哈頓南段一棵梧桐樹下簽訂一份定期交換各州政府發行的債券協議開始的，過了25年才成立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理事會，1863年成立紐約證券交易所，之後又發展起了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及期貨市場，戰後又發展了衍生品市場。證券制度還未發育成熟甚至有關運行規則還未確定時又出台了期貨和衍生品市場—— 這一切導致各種市場、機制、制度工具不能不帶有不同程度的夾生性。正是由於這些制度性弱點，構成了「趕超型」經濟所固有的先天性不足。同時，後天又過度利用境外短期資金，而不是先貿易、後投資；先實業後金融；先關稅，後非關稅；先經常項目，後資本項目。過度、過濫、妄用金融手段，勢必招致風險。如：泰國在本地銀行累積巨額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連年逆差的情況下，過早放開資本項目，結果給國際短期游資大開方便之門，因此，自身的脆弱風險最大。
由此看來，金融危機不在開放本身上，正如防範危機的根本措施，不再貨幣之內而在貨幣之外一樣。新加坡是小型開放型經濟國家，極易受到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因此亞洲金融風暴所產生的巨大沖擊，極有可能對其經濟產生災難性的打擊。然而，在整個東亞經濟一片蕭條時，新加坡相對而言未受太大的影響，雖然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也遭受了沖擊，但整個經濟發展狀況良好。1998年，經濟增長率為正值，但不高；到1999年就上升到了5．4%。那麼，為何新加坡能經受住席捲亞洲的金融風暴呢？這是因為新加坡有強大的經濟基礎，特別是一個良好的銀行系統和監管體系。新加坡銀行的資本狀況達到了國際水平。盡管多年來提取了大量的准備金，但它們的資金充足率仍從1996年的16%上升到1998年的18．3%，1998年新加坡銀行甚至獲得了14．5億新加坡元的利潤，盡管這比1997年的水平下降了40%。因為銀行在當地的資產僅占其全球資產的不到20%，因此新加坡沒有發生銀行系統危機的可能。銀行的貸款大部分面向國內，國內的貸款企業由於具有良好的資產負債情況，因此能很好地抵禦金融風暴造成的資產價格和國內需求的負面沖擊。 新加坡的經驗表明，東南亞金融危機並不是改革開放的結果，而是經濟環境、經濟政策、經濟手段的夾生性所致，只要處理好開放進程中政策之間、體制之間的協調問題，進一步經濟開放並不會導致金融危機。
因此，不能因為東南亞地區發生了金融危機，就認為我們因金融開放放慢而得到了好處，因此進一步放慢，這種傾向是不對的。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資本項目總是不放開，對整個經濟發展是十分不利的。中國之所以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基本上沒有受到明顯的沖擊，主要的原因不是中國的金融體制放慢開放所致，而是1994年以來中國的外債結構比較合理。中國在穩定貨幣和規範金融市場等宏觀經濟管理方面取得了進步，通過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和外匯體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增強了抗風險能力。所以，在亞洲金融危機十年後，應通過推進經濟開放，特別是金融領域的開放促進國內的經濟發展。
再從開放的實踐看，中國的金融開放也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截至2004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近370億美元。從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到2005年底，中國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資630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對GDP的貢獻率超過40%。資本的流動，增加了就業，擴大了稅收，更重要的是促進了中國市場化進程，制度化改革步伐。因此，我們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對金融全球化懷有恐懼心理。更何況，入世5年過渡期後，金融業還有5年左右的保護期。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金融業是幼稚產業，它可以有一個保護期。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5年時間，加快金融業改革，迅速培育起金融市場，增強我國金融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能力。我們完全可以在5年後與全球金融機構在同一個平台上展開競爭。
由此看來，汲取東南亞金融危機教訓，在完全融入經濟全球化之前，建立健全的微觀金融競爭體制、完善市場性宏觀金融調控機制就顯得刻不容緩。從國內金融體制改革的現狀看，很難說我們已經做好准備，更不用說作好資本市場開放的准備。金融全球化要求商業銀行向「流程銀行」轉變，垂直的報告路線和矩陣式的管理，對中資銀行經營體制將帶來重大沖擊和挑戰。中資銀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於國家政策的保護，市場競爭的觀念並沒有多大改觀，與外資銀行競爭的優勢並沒有形成。我國銀行業的現狀是壟斷特徵仍明顯，四大國有銀行仍未商業化，仍未擺脫經濟體制轉型所擔負的沉重歷史包袱，仍未形成有效的內外部激勵約束機制。
金融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留給我們調整和改革的時間也越來越少。我們應該有緊迫感。入世5年後在改革國有金融機構的法人治理機制上取得突破，同時對民營資本開放金融領域，在外資大舉進入前形成包括民營、國有等多種所有制相互競爭的市場格局，以強健的國內金融機構去迎接入世5年後的競爭。同時，應當加速金融市場改革，允許人民幣穩步升值。應當肯定，人民幣具備穩定的國際國內條件。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並不是說不動，人民幣匯率仍將在一定范圍內波動，這才是正常的。
從經濟學來說，價格信號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如果強行將人民幣保持在一個數值上不變，它就不能反映外匯市場的變化，不能反映國內要素市場的變化，可以說喪失了反映市場信號的功能，失去了資本配置的功能，在開放的國際社會中等於放棄了一種強有力的宏觀調節手段。因此，人民幣作為價格信號，它的走勢取決於國際收支狀況和國內經濟發展狀況。變是絕對的，有漲有落才是自然法則，才是正常的。
特別是在中國經濟走向一個新的制度平台時，還原它的宏觀經濟調節的杠桿作用非常重要。這是因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5年後，外貿和外資的總量、流向和結構都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對市場外匯的供求基礎產生深刻影響。如果靈活性不夠，不能通過人民幣調節外匯市場，那將是不利的。由此看來，入世5年後，人民幣具備穩定的條件，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不是一成不變的，要利用人民幣反映外匯市場和國際收支的狀況，逐步回歸它的價格信號功能，從而發揮人民幣調節宏觀經濟的杠桿作用。 必須指出，高儲蓄率、高投資率，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但不能靠無限度地犧牲當前消費而獲得經濟增長。中國的儲蓄率高達46%，投資率高達40%左右。政府擁有的財富比家庭的財富更多，而政府持有資產所得到的收入，變成了投資而不是消費。從經濟學角度說，這種高投資率下的經濟增長速度已是極限。為維持GDP的增長，就必須不斷提高投資率。但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種經濟可以承受如此之高的投資率。
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反映了中國資金配置體系的粗糙以及貨幣政策的低效。一旦中國經濟陷入低迷，可能會再度產生龐大的銀行壞賬，使中國缺乏強勁資本市場的脆弱金融體系，面臨巨大壓力。
因此，汲取東南亞金融危機教訓，如何解決過度儲蓄和過度投資的問題呢？
首先，轉變政府職能，政府退出要素市場。政府應通過提供公共品提高經濟效率，通過向弱勢群體實行傾斜的收入再分配，從而增進公平。
其次，利用財政和分紅政策，壓縮企業的利潤，限制它們在產能過剩領域的再投資。
再次，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中國社會科學院2006年中國社會發展年度報告對7140個居民家庭進行了調查，其結論是：2006年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96。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系數為0．33，美國為0．41，巴西為0．54。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合法收入，應該鼓勵創富；但問題是部分高收入的獲得，是由分配體制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藉助於權力和壟斷、違法違規和不平等競爭手段而獲得的。這種收入差距，既不體現效率原則，又嚴重損害社會公平。從經濟學上說，它直接導致社會福利的凈損失，增加了交易費用，降低了社會邊際消費傾向，不利於擴大內需，影響了社會穩定——長此以往，社會的產出會從生產可能性邊界上移至邊界之內，最後整個國家處於低效率。
最後，必須解決與醫療保健、教育和住房相關的支出過度不確定的問題。日益上升的醫療成本已成為中國人一大擔憂，醫療支出已經佔到居民家庭消費總額的11．8%，高於交通或教育支出所佔的比例。同時，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剛建立不久，資金可持續性仍然面臨挑戰。對社保體系信心不足，是家庭儲蓄高企、不願消費的原因之一。信心不足，消費何來？
汲取東南亞金融危機教訓，關鍵之關鍵，是一定要符合國際規范。國際規范是金融業的生命，是必由之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 東南亞金融市場經過7、8月的震盪後，進入9月，金融形勢開始回穩。9月中旬，世行會議在香港召開，與會者就全球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金融風險以及防範措施，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整個形勢似乎走向好轉。甚至向來謹嚴的菲律賓總統拉莫斯也說，他相信菲律賓的貨幣金融風暴將會很快「煙消雲散」，而且這一天的到來將比人們所預想的還來得快。
但到了9月下旬，情況又開始發生異變。先是國際信貸評級機構將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的金融級別向下調低。人們開始質疑東南亞的經濟狀況，感到情況並不妙，貨幣仍然疲弱。1997年9月26日，印尼盾與美元的比價達到了歷史最低點：3125兌1美元。1997年9月27日印尼盾一度再創新低。早盤時曾跌至1美元兌3.2015林吉特的歷來最低水平，過後稍微回穩，東南亞市場閉市時1美元可換3.1950林吉特。接著，東南亞各市場驚慌地拋售他們本國的貨幣，購買美元以作美元補倉。1997年9月30日，林吉特、印尼盾及菲律賓比索跌至新低，其中林吉特跌幅最大，林吉特在亞洲交易結束之前，曾跌至紀錄低位的3.25，是日收市報3.245。1997年10月1日，東南亞貨幣市場經歷了悲慘的一天。印尼盾、菲律賓比索及馬來西亞元跌至紀錄低位。通常不易波動的新加坡元也跌至39個月來的低位。泰銖收市時，兌美元比7月2日時下跌約40%，林吉特在交易早段引人注目地下跌，不足兩小時已跌超過4%, 後來林吉特跌至3.4080，後市報3.3550，這是自1973年林吉特浮動以來，兌美元的最低價位。林吉特下跌再次對地區其它貨幣造成沖擊，紛紛下跌，印尼盾跌至歷史低位3.445左右。到10月3日，也就是泰國金融危機爆發後的三個月，印尼盾跌了53%，是世界貨幣歷史上貶值第二嚴重的貨幣，僅次於當年貶值63%的土耳其里拉。在這一天，世界貶值最利害的五種貨幣還有泰銖跌32.69%、林吉特跌25.01%和菲比索5.27%。亞洲貨幣中，
三個月的跌幅為：港幣0.12%，印度盧比0.73%，韓元2.71%，台幣2.8%，日元4.86%，新加坡元6.71%。
此後，在亞洲及全球捲起了新一輪的金融颶風。

Ⅳ 最新的美元對印尼盾匯率

截至 2006.12.24 12:31:17 UTC 的實時平均市場匯率。

1.00 IDR印度尼西亞盾 = 0.000109903 USD美國美元

截至 2006.12.24 12:33:17 UTC 的實時平均市場匯率。

1.00 USD美國美元 = 9,098.90 IDR印度尼西亞盾

http://www.xe.com/ucc/zh/full.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