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關注伊朗的什麼問題

⑽ 評價伊朗問題(政治方面)

伊朗核問題的實質是伊朗的國家地位問題。
簡介：
自美國總統柯林頓1997年5月為懲罰伊朗核計劃而簽署單方面制裁的行政命令以來，「伊朗核問題」已經存在了13年。13年以來，伊朗在發展核技術上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聯合國安理會從2006年起已相繼通過了關於伊朗核問題的1個警告決議和3個制裁決議，新的決議也在醞釀之中。但在安理會的壓力面前，伊朗不僅沒有屈服，反而爭取到了4年的發展時間，伊朗核技術水平已經在制裁年代裡有了明顯的提高，有關伊朗「研製核彈頭」的傳聞和「軍事解決」的推測也出現於各國媒體，「核問題」在逐漸向「核危機」演變。

伊朗的核計劃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伊朗核危機到底會如何收場，需要從多方面展開探討，而探討的結果只能是更多的擔憂。

核武器的持有者與核不擴散體系的無奈

一般來講，在國際事務中，大小國家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在核武器問題上，各國的地位是不相等的，存在著「雙重標准」，甚至「多重標准」。自《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在聯合國大會獲得通過並於1970年3月生效後，這種不平等就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已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可以保留核武器，但不得輸出核武器及其製造技術，而其他國家則不可以發展和擁有核武器。中國是1992年3月正式遞交條約加入書的，因此中國對該條約也承擔相應義務。

需要指出的是，合法擁有核武器的5個國家，恰好是聯合國安理會的5個常任理事國，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5個主要戰勝國和當今國際體系的締造國，對世界和平負有特殊的責任，在核武器問題上與其他國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他們擁有的核武器屬於「大國核武器」。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不僅是「大國一致」的宣言，也大體表達了188個簽約國的共同願望。但在條約生效後，印度和巴基斯坦不顧國際壓力，於1998年5月以11次核爆炸的競賽方式同時擠進了核武器擁有國的行列。世界在震驚之餘意識到，這兩個多次交戰的宿敵同時擁有核武器，或許會避免新的戰爭，於是就採取了默認態度，一些制裁也只是程序性的，無礙大局。他們擁有的核武器屬於「定向核武器」，盡管違法，但被容忍。

不過，如果伊朗也擁有核武器，局面就不一樣了。如同印度和巴基斯坦這對宿敵在南亞的核競賽，伊朗和伊拉克這對宿敵在中東的核競賽也曾經緊鑼密鼓。兩個國家的核計劃都始於20世紀50年代後期，伊拉克核計劃的哺育者是蘇聯，伊朗核計劃的哺育者是美國；伊拉克的首座應用性核反應堆的提供者是法國，伊朗的首座應用型核反應堆的提供者是德國。20世紀70年代的競賽高峰期，伊拉克領袖薩達姆說：「你要問這世界上的任何人是否想擁有核武器，他都會告訴你說，他想擁有」；伊朗國王巴列維說:伊朗「毫無疑問會以世人想不到的速度擁有核武器」。

但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扭轉了兩伊核競賽暨阿拉伯人與波斯人核競賽的進程。革命後的伊朗以西方為敵，自然失去了西方的支持。在1980年爆發的兩伊戰爭中，薩達姆空軍的8次轟炸嚴重毀壞了伊朗未完工的德國反應堆，以色列的空軍則徹底摧毀了伊拉克即將投入運行的法國反應堆，兩國間的核競賽不得不中場停歇。

戰後，薩達姆錯誤地入侵科威特，引發了聯合國授權、美國主導、有40多個國家參加的解放科威特的戰爭，薩達姆不僅「被打回了老家」，還接連承受了13年的制裁，莫要說恢復核計劃，最後連政權都丟掉了。薩達姆的錯誤導致伊拉克核計劃的徹底破滅，意味著阿拉伯人輸掉了同波斯人的核競賽，同時也意味著伊朗的核計劃從此成為西方國家和阿拉伯世界的眼中釘，不可能不受到嚴控和高壓。恰似印度和巴基斯坦中的任何一方棄核，另一方也必須棄核。《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在這里被認真地派上了用場。

簡而言之，無論是根據《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還是根據國際社會對伊朗核計劃的基本認識，國際社會對伊朗核計劃都會「嚴防死守」。也就是說，當今的國際環境不允許伊朗擁有核武裝。

伊朗堅持不懈的努力與難以補償的高昂代價

早在1957年，美國就同伊朗簽訂了和平利用核能協議，那時候的伊朗是美國在海灣地區的堅定盟友。兩年後，美國幫助伊朗在德黑蘭大學建立了核研究中心，向伊朗提供了實驗型核反應堆。1974年3月，巴列維公布了他的宏遠規劃:在1994年建成總能量為2300萬千瓦的核電站（相當於23個目前俄羅斯幫助伊朗建設的布希爾核電站）。

一個石油輸出國竟然制定了如此龐大的核計劃，不能不引起世界關注。剛剛以盛大的波斯帝國2500周年慶典讓世界刮目相看的巴列維國王，絲毫不掩飾伊朗核計劃的真實目標，於1974年6月在巴黎對媒體公開表示伊朗的目的就是要製造核武器。當年年底，伊朗同西德聯合電力公司簽署了在布希爾建設兩座總價值為50億美元的核反應堆協議，伊朗核項目年度預算也從3000萬美元增加到10億美元。1977年5月，法國也同意為伊朗建設兩座90萬千瓦的核反應堆。

1979年4月伊朗新體制建立之時，布希爾的兩座核反應堆已完成過半，其中一座完成了85%。1980年9月，兩伊戰爭爆發，布希爾工程被迫中斷，但伊朗的努力從未停止。盡管伊朗總理曾在1981年2月表示「核電站在經濟上是不合算的，核開發應該限制在研究領域」。但從1984年起，伊朗核計劃的恢復步伐加快，大量留學生被派出學習，並在伊斯法罕建立了新的核設施。由於德國堅持在兩伊戰爭結束後方能繼續執行協議，有關伊朗開始向中國、巴基斯坦、阿根廷和瑞士等國尋求技術援助的報道隨之頻繁出現。據西方媒體最新披露的消息，早在兩伊戰爭最艱苦的鏖戰階段，即1986年，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的專機就從巴基斯坦秘密運來了用於鈾濃縮的離心機樣機與製造核彈頭和運載導彈的設計圖紙。顯而易見，戰爭使得伊朗更深層次地意識到了建立核威懾的必要。

1992年9月，伊朗同中國簽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中國領導人表示：如果伊朗能夠「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有關核查和監督的規定，接受中方有關原則，中國願意考慮向伊朗提供核電站設備」。次年2月，雙方達成了建設兩座30萬千瓦核電站的意向合同。孰料來自中國的核技術顯然不能滿足伊朗的全部需求，未及中國同伊朗的核電站建設商業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伊朗便於1995年1月同俄羅斯簽署了100萬千瓦核電站的建設合同，緊接著又在同年4月同俄羅斯簽署了開發鈾礦資源和建造鈾濃縮設施的協議。

處於戰後經濟恢復期的伊朗在發展核能力方面如此投入，引起了美國的警覺。1995年5月1日 ，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發表聲明說：「我們知道，自80年代中期以來，伊朗已建立了組織機構，負責獲取和發展核武器」，「從其組織、計劃、采購和隱蔽活動來看，伊朗正按照目前正在謀求核能力的幾乎所有國家所採取的典型路線發展核武器」。一周後，柯林頓總統正式簽署了斷絕美伊貿易和投資的行政命令，嚴禁美國石油公司同伊朗進行任何石油貿易，以迫使伊朗放棄擁核嘗試。

新形勢下，俄羅斯取消了為伊朗建設鈾濃縮設施的計劃，中國則停止了同伊朗的核技術合作。而伊朗在得到俄羅斯繼續建設核電站承諾的同時，抓緊自行發展鈾濃縮技術，秘密建造相關的核燃料循環設施，並取得了顯著進展。

美國認為伊朗開發鈾濃縮技術是伊朗核武器計劃的組成部分，因為伊朗一旦建成了鈾濃縮設施，就能在任何時間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並迅速生產出武器級濃縮鈾，而伊朗在巨大的壓力和一連串制裁決議面前，絲毫沒有表現出放棄既定核計劃的意圖，對抗在所難免。

對於自己的核計劃，伊朗政府一貫否認有製造核武器的意圖，再三重申是為了發電和滿足醫療與農業所需。但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報告並不支持伊朗的表白，2009年11月伊朗秘密建立新的鈾濃縮設施的消息傳出後，伊朗的處境進一步孤立。2010年2月19日，西方媒體廣泛報道了國際原子能機構在即將提交的一份報告中指責伊朗正在秘密研發核彈頭的消息。該機構新任總幹事明白相告，「我們獲取的情報顯示，伊朗過去或眼下都在秘密研發用於導彈的核爆炸裝置」，他還證實了關於伊朗生產純度為20%濃縮鈾的說法。

從伊朗的角度來看，放棄和退縮意味著徹底失敗。因為以往半個世紀，這個國家為成為核大國而付出的代價太大了。除了受到周邊國家和西方的高度警覺這一巨大的政治代價，為開發核技術與建立核設施所投入的巨額費用嚴重拖累了石油工業的復甦。由於戰爭摧殘和設備老化，伊朗石油工業日漸萎縮，原油日產量從革命前的600萬桶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80萬桶，而國內一半以上的汽油和柴油竟然需要進口。據西方專家判斷，如不及時扭轉這樣的局面，不出10年，伊朗將不再是一個石油輸出國。考慮到伊朗的石油出口收入占伊朗外匯總收入的80%，政府預算的60%也來自石油收入，這樣的前景是不堪設想的。

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伊朗能退縮么？即便退縮，已經付出的高昂代價能都得到補償么？即便退縮可以換來美國對伊朗體制的認同，體制安全可以得到保證，但誰能補償數千億美元的巨額損失和20年的發展機遇期？

根據安理會以往的3個制裁決議（第1737、1747和1803號決議），伊朗的核技術與中遠程導彈開發及生產部門、相關負責人和革命衛隊將領都在制裁名單之上，相關材料進口渠道和資金往來都被凍結，甚至重型常規武器的進口也被禁止，接下來的制裁又會是什麼？新的制裁能保證伊朗民眾的日常生活不受到影響么？

從中東的宗教和民族關系看伊朗核危機的發展前景

對於伊朗核問題的實質，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堅持維護核不擴散體系的問題，一旦伊朗擁有核威懾力，核不擴散體系勢必會進一步被打破，核安全勢必難保；

也有人說是伊朗同西方國家關系問題，特別是美國和伊朗的關系問題，只要美國承認伊朗現行體制，雙邊關系正常化，伊朗不再為國家安全擔憂，自然就沒有堅持發展核威懾力的必要了；而伊朗的公開言論則認為，他們是在合法行使本國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外界無權干涉伊朗的這一合法權利。實際上，對於伊朗核問題的思考，不僅要避免單一視角，也要避免冷戰思維，更多的思考似乎應該集中在現行國際行為准則和中東的宗教與民族關繫上。

現行國際行為准則在這一問題的體現就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必須得到尊重，同時盡量避免軍事解決。可以說，這兩項的前者是解決伊朗核危機應該堅持的底線，後者則在一定程度是願望的表達。歷史告訴我們，國際爭端的政治解決和軍事解決的選擇是難以確定的。僅就冷戰結束後海灣地區發生的三次戰爭而言，無論是1990年薩達姆入侵科威特、1991年聯合國授權的多國部隊解放科威特，還是2003年美國主導的聯軍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事先都存在政治解決的可能，但最終都是訴諸武力。因此，伊朗核危機也存在著最終以武力解決的可能。

從中東的宗教和民族關系來看，問題似乎更加沉重。中東的歷史一向是各種文明交融和沖突的歷史，中東的土地一向是各種宗教和民族沖突的舞台。中東主要民族關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新的沖突就會席捲整個地區，直至形成新的平衡。

冷戰期間，在美國和蘇聯的干預下，阿拉伯、波斯、突厥和猶太這中東四大主體民族各有各的後台，盡管沖突不斷，但基本維持了該地區的勢力平衡。

美蘇冷戰在中東地區最早決出勝負。1979年埃及同以色列在美國主導下實現了和平，標志著蘇聯的失敗和美國的勝利。但與此同時，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將不僅將伊朗轉變為美國的敵人，還通過什葉派的革命輸出將遜尼派的阿拉伯國家趕到了自己的對立面，引發了薩達姆領導的伊拉克在阿拉伯國家和西方支持下發動對伊朗的戰爭。這場戰爭是中東勢力平衡被打破的必然結果，也是遜尼派的阿拉伯人和什葉派的波斯人之間的一場新的血腥較量。

兩伊戰爭基本上打了個平手，後果是兩敗俱傷。戰後薩達姆的錯誤政策不僅導致自己亡黨亡國，還給伊朗的崛起製造了絕好的機會。歷史上的伊朗曾經是世界上第一個超級大國，今天的希臘、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印度西部地區都在2500年前波斯帝國的疆域之內。伊朗的崛起，特別是擁有核威懾力的伊朗的崛起，勢必會對中東新的勢力均衡帶來巨大的變數，引發難以遏制的核競爭。

以色列是目前中東唯一擁有核威懾力的國家，也是被伊朗視為死敵的國家。對於伊朗的「核崛起」，以色列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在同整個阿拉伯世界實現和解之前，以色列棄核與中東無核化進程是難以啟動的。

對於伊朗的「核崛起」，阿拉伯國家也絕對不會接受。只有土耳其靜觀事態發展，因為伊朗的核突破不僅意味著波斯帝國有了復甦的希望，也意味著曾經統治了整個阿拉伯世界4個世紀之久的突厥人合理啟動核突破的可能。

但今天的伊朗畢竟同2500年前的波斯帝國有著本質的不同。自從波斯帝國在1300多年前臣服於阿拉伯人並皈依了伊斯蘭教之後，波斯人同阿拉伯人的沖突不僅是中東主體民族之間的生存空間沖突，也具備了伊斯蘭教教派沖突的鮮明特徵，阿拉伯人是絕對不會面對可能擁有核威懾力的伊朗而無動於衷的。

顯然，除了國際行為准則以外，伊朗面臨的壓力是多方面的。國際行為准則未能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時擁核，但在猶太國家和阿拉伯世界的共同壓力面前，伊朗和平擁有核威懾力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如果伊朗在多重壓力面前拒不妥協，勢必給外部勢力的軍事介入製造口實，而外部勢力的軍事介入完全有可能打斷伊朗崛起的進程。

這就是核問題的症結所在。

從這個角度看，伊朗核問題的實質是伊朗如何確定自己的國家地位問題，解決問題的鑰匙在伊朗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