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通在伊朗開展什麼業務

實際上，匯豐假稱不清楚華為與香港星通的關系，這是公然撒謊。香港星通是華為在伊朗地區的合作夥伴，二者關系脈絡清晰。

華為曾持有香港星通的股份，孟晚舟也短暫擔任過該公司的董事。但是，2007年，華為就出售了所持有的香港星通股份，2009年4月，孟晚舟辭去該公司董事會職位。此後，雙方保持正常業務往來。

匯豐始終知道華為的伊朗業務。2010年，涉及三方往來郵件證明，匯豐完全知曉華為與香港星通的關系。從華為發給匯豐的香港星通2009/2010財報可知，匯豐完全了解香港星通在伊朗的業務情況。

H. 孟晚舟為何會被捕

孟晚舟被捕是因為美國指控她對匯豐和其他銀行進行欺詐，使匯豐面臨「經濟和聲譽」的雙重風險。

2013年8月22日，孟晚舟在香港一間餐廳會見了時任匯豐亞太區全球銀行業務副主管阿蘭·托馬斯。在那次會面中，孟晚舟用PPT介紹了華為通過一家名為星通的公司在伊朗的業務聯系，以及華為在遵守美國制裁方面的努力。

大約5年後，這份陳述成為美國對她進行引渡的關鍵證據，指控她對匯豐和其他銀行進行欺詐，使匯豐面臨「經濟和聲譽」的雙重風險。孟晚舟通過翻譯和托馬斯會面的細節鮮為人知。據路透社報道，多年後匯豐的內部調查發現這次會面是「應華為的要求」。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據其了解，2013年這個會面是匯豐邀請華為，要見孟晚舟。所以關於那次會面是匯豐應華為之邀的陳述內容應該是存在偏差的。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法教授朱文奇表示，在盎格魯撒克遜法律體系下，有個術語叫「辯訴交易」，就是說匯豐意識到，自己做錯了事，但為了逃避責任，它倒向了美國，和美國檢方做了一次交易。這是很有可能的。

美國檢方指控孟晚舟涉嫌欺詐，為了從該銀行獲得金融服務，華為提供的新證據顯示，匯豐包括其高層一直知道華為通過星通公司在伊朗的商業活動。華為認為，這表明匯豐已經知道為星通公司提供服務的相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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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公司對孟晚舟事件的態度：

2018年12月6日，據華為回應稱，華為CFO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轉機時，被加拿大當局代表美國政府暫時扣留，美國正在尋求對孟晚舟女士的引渡，面臨紐約東區未指明的指控。華為並不知曉孟女士有任何不當行為。目前，美加雙方均未對拘押理由做出澄清。

2019年2月18日晚（當地時間），英國廣播公司（BBC）網站播出了對華為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任正非的采訪。采訪中，任正非明確反對美國的指控，並表示孟晚舟事件「對華為的生意沒有影響，事實上我們發展的更快了」。

他說：「所以他們抓了孟晚舟，可能是抓錯人了。他們可能是想抓了她，華為就會衰落，但我們沒有衰落，仍然在繼續前進。我們公司已經建立程序規章，再也不用依靠某個人。就算我自己哪天不在了，公司也不會改變前進軌道。」

2019年3月2日，華為發布律師聲明稱，美國的指控是出於政治動機，在這種情況下，加拿大司法部長仍然決定簽發授權推進令，華為對此感到失望。孟女士沒有任何不當行為，美國對她的起訴與引渡是對司法程序的濫用。希望孟女士的合法權利在引渡過程中的司法階段能得到保護。

2019年6月24日，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的四位主要律師簽署一項聲明，要求加拿大政府放棄孟晚舟引渡案。聲明指出，歷史上，在與美國外交政策不一致的情況下，加拿大政府都是維護本國的價值觀和司法原則。

2020年5月28日，華為發表如下聲明：我們對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的判決表示失望。我們一直相信孟女士是清白的，我們也將繼續支持孟女士尋求公正判決和自由。我們希望加拿大的司法體系最終能還孟女士清白。孟女士的律師團隊將不懈努力，確保正義得到伸張。

I. 孟晚舟案到底是什麼原因

對於孟晚舟案件的起因和經過，自己上網做了一個詳細的調查，發現孟晚舟案件非常復雜，在這里自己用簡單的語言，把孟晚舟案件做一個簡單敘述，讓大家簡單了解孟晚舟案件的前因後果。

早在2018年12月身在加拿大的孟晚舟被加拿大警方逮捕，理由是違反了加拿大國家的相關法律，因此逮捕了孟晚舟。從這一刻孟晚舟開始了長達1030天的上訴和申辯過程。

孟晚舟案件經歷了1030天後終於圓滿結束，孟晚舟乘坐專機將於9月25日晚上回到祖國懷抱與家人團聚。至此，我認為孟晚舟事件會告一段落，也宣示著美國打壓華為公司扣押孟晚舟的陰謀全面破滅。

J. 匯豐銀行在中國現狀

成立於1865年3月3日的匯豐銀行（HSBC），正面臨其成立以來在和平時期的重大風險之一。它因為涉及美國政府打壓華為，而成為中美地緣政治博弈中一個難以迴避的棋子。

匯豐銀行與中國的淵源頗深，其英文名稱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顯示了與香港和上海的緊密關系。匯豐最初的中文名稱是「香港上海匯理銀行」，1881年改為「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據稱，「匯豐」二字是由華人買辦古應春在測算過筆劃吉凶之後建議的，取其「匯款充裕」之意。20世紀初，匯豐已成為遠東地區第一大銀行，由匯豐經手買賣的外匯經常占上海外匯市場成交量的60%-70%。從晚清至民國，匯豐上海是中國政府償還外債和賠款的主要經收機關、代總稅務司收存保管中國內債基金、收存中國關稅的主要銀行。1915年上海所有中外金融業的庫存金銀合計8099萬兩，其中華商銀行和錢庄佔17.3%，其他9家外國銀行佔44.3%，匯豐一家即佔38.4%。從成立到抗日戰爭，上海一直是匯豐在全球最為重要的市場。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匯豐在中國大陸的分行相繼關閉，只有在上海分行繼續運作，是少數在中國大陸未中斷業務的外資銀行。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於2007年4月2日正式開業，總行設於中國上海。至2014年，匯豐中國共有135個網點，29家分行設於北京、上海、廣州等29個城市。目前，匯豐近170家網點覆蓋57個城市，其中約三分之一位於廣東，是唯一一家在廣東全部地級市設有網點的外資銀行。目前，匯豐是內地規模最大、網點最多的外資銀行。

不過，與中國市場淵源極深的匯豐銀行，現在卻深陷與中美地緣政治博弈之中，其配合美國打壓華為就是一個焦點。

今年5月28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裁定孟晚舟案的本質是「欺詐罪」。7月24日上午，該法院公開了孟晚舟引渡案下一階段庭審的證據材料。從公開證據看，匯豐銀行有參與構陷、「做局」的嫌疑，它提供了關於華為在伊朗業務的材料作為證據，換取了美國對匯豐違規的赦免。
在美國向加拿大法院提交的《案件起訴記錄》中，一個關鍵證據是華為CFO孟晚舟對匯豐「隱瞞」了華為與香港星通技術有限公司（「香港星通」，即Skycom）的關系，「誤導」匯豐繼續向華為提供銀行服務，導致匯豐違反了美國對伊朗制裁法案。這意味著，孟晚舟對匯豐構成了「欺詐」。此案的「唯一關鍵證據」是孟晚舟交給匯豐的一份PPT文件，包括PPT全文以及匯豐與華為的業務郵件記錄。不過，在自稱不清楚華為與Skycom的關系這個關鍵點上，匯豐撒了謊。從華為發給匯豐的香港星通2009/2010財報可知，匯豐完全了解Skycom在伊朗的業務情況。匯豐聲稱，只有「初級」員工清楚華為與香港星通的關系，但這些「初級」員工沒有將相關信息傳遞給「高級」管理者，導致匯豐高管只能依賴孟晚舟提供的PPT判斷風險。

這一說法顯然站不住腳。2012年12月，匯豐因違反美國對伊朗制裁規定，與美國司法部簽署《延期起訴協議》。匯豐向美國司法部保證，針對全集團客戶開展審視和清理工作。在這一過程中，匯豐仍然未能識別華為和香港星通的關系，顯然不合邏輯。2013年2月，香港星通關閉了匯豐賬戶，華為與匯豐關於伊朗業務的合作到此結束。但在此之後，匯豐仍要求與華為進行「溝通」。2013年8月，孟晚舟應邀與匯豐高管會面，陳述了華為在伊朗的業務情況，所提供的PPT被匯豐轉交給美國方面，成為美國打擊華為的關鍵證據。

匯豐配合美國打擊華為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利益——通過舉證孟晚舟來換取美國對匯豐的赦免。2012年，美國政府就嚴重洗錢和資助國際恐怖主義行為指控匯豐，匯豐為此支付了19.2億美元罰金，並與美國司法部達成為期5年（2012-2017）的《延期起訴協議》。匯豐同意「在任何調查中配合美國司法部」，如果未能履行相關要求，美國司法部有權撤回該協議，並向匯豐提出刑事指控。

2016年9月，美國司法部就是否撤回《延期起訴協議》以及是否以刑事罪名起訴匯豐進行討論。同年底，匯豐開始秘密對華為賬戶進行調查。據路透社當時的報道，匯豐「配合」向美國提交對華為的調查結果，「湊巧」就在匯豐與美國司法部協議到期前。路透社的報道明確指出：匯豐在2016年底到2017年開始「配合」美國司法部對華為發起的調查，是為了換取美國司法部對匯豐銀行的寬恕，因為匯豐本身還涉及其他違反美國制裁禁令的案件。

公開資料顯示，2017年2月到7月，匯豐積極配合美國對華為的調查，主動向美國司法部至少做了4次陳述，內部上千人被美國司法部約談。2017年12月，盡管美國司法部合規監管員認為「匯豐的合規仍有很大缺陷」，但美國檢方卻「出人意料」地撤銷了對匯豐的全部刑事指控，並結束了對匯豐的監管。從時間線和事件線來看，自2013年約見孟晚舟，到2016年內部啟動對華為的調查，直到2017年8月終止與華為合作……匯豐通過一系列操作，在保留華為這個大客戶的同時，通過向美國提供華為的證據，換取了美國撤回對其的指控。

從一般的商業邏輯來看，一家追逐利益的全球性金融機構在主觀上不應該去「構陷」自己的大客戶。但匯豐的現實情況是，它因為一系列違規事件被美國政府拿住了「把柄」，不得不配合美國司法部對華為進行調查，來換取美國政府「放匯豐一馬」。站在美國立場上，需要匯豐銀行扮演「污點證人」。眾所周知，美國政府在全球調查和打壓華為，早已不是商業利益或違背制裁禁令，而是美國調整對華戰略並對中國進行長期遏制的一場特殊「戰斗」。換句話說，打壓華為是美國針對中國地緣政治行動的一部分，而匯豐銀行已經深深捲入其中。
面對中國媒體指責其「構陷」華為，匯豐在該行（中國）的微信賬戶上發布聲明稱，它沒有參與美國司法部調查華為的決定，「華為事件發展的背景清楚地表明，美國對華為的調查並非是由匯豐銀行觸發的」，「匯豐銀行對華為沒有惡意，也沒有『陷害』華為」。聲明還稱，「為響應美國司法部的信息要求，匯豐僅提供了事實信息。匯豐銀行沒有『捏造』證據或『隱瞞』事實，也不會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而歪曲事實或損害任何客戶。」

不過，匯豐的聲明迴避了重點。美國司法部發起對華為的調查，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用不著匯豐解釋。匯豐在此事中的角色、動機和利益交換才是重點，匯豐的積極配合對於美國司法部實施打擊華為的行動，並以此為理由借加拿大之手逮捕孟晚舟，無疑起到了關鍵的支撐作用。

在這個敏感時點，深圳銀保監局於7月24日公布了一份批復——同意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關閉深圳龍崗支行（巧合的是，華為公司總部正好也在龍崗）。市場高度關注的是，匯豐銀行的未來命運將會如何？它在中國市場會受到什麼影響？對此，安邦智庫的研究人員有如下個人判斷：

第一，匯豐銀行難以離開中國市場。與其他西方金融機構不同，匯豐控股的注冊地雖在倫敦，但其「歷史和文化注冊地」卻在中國香港，其市場深深根植於中國市場（包括香港和內地）。據匯豐年報，2019年匯豐銀行經調整的收入為554億美元，經調整的稅前利潤為222億美元。在亞洲市場，經調整的收入為305億美元（佔全球收入55%）；稅前調整後利潤達186億美元（總利潤佔比83.8%）。其中，香港市場調整後的稅前利潤為121億美元（總利潤佔比54.5%）。匯豐2020年一季報顯示，一季度集團106.6億美元的總營收中，香港地區貢獻了46.1億美元，佔40%；在32.3億美元稅前利潤中，香港佔28.5億美元，佔比高達88.2%。

第二，匯豐銀行將難以擺脫中美博弈「磨心」的地位。香港已經成為美國與中國博弈的「磨心」，是地緣政治博弈的「前哨」陣地。以香港為根的匯豐銀行難以擺脫這種處境。同時，由於市場利益所在，匯豐銀行很難做出撤出中國市場的決定。在安邦智庫（ANBOUND）對撤離中國外資的分類中，匯豐銀行屬於「撤離就倒」的一類。匯豐銀行難以擺脫中美地緣政治博弈，尤其是在中國《港區國安法》和美國《香港自治法案》實施後，兩國將基於法律層面進行地緣政治博弈，匯豐在金融業是「巨無霸」，但在國際政治中則如一葉扁舟，其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如果不能撤離中國市場，今後匯豐需要更多在中美之間尋求平衡，而不能只考慮美國單方面的霸權和利益。

第三，匯豐在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處境將有微妙變化。加拿大法院公布的最新證據，揭示了匯豐銀行參與「構陷」孟晚舟、配合美國打壓華為的事實。這迅速在中國國內輿論中激起了對匯豐的憤怒情緒，今後針對匯豐的攻擊性言論肯定會增多。此外，匯豐協助美國充當「污點證人」的行為，將會影響其商業信譽和市場形象。今後一些與中國有重要關系的企業和個人客戶，在選擇銀行時有可能會避開匯豐，避免成為匯豐向美國奉獻的「祭品」。這對匯豐在內地和香港的市場將會負面影響。

第四，中國政府可能不會刻意打壓匯豐銀行。雖然匯豐銀行在背後「捅」了華為一刀，但從更大的格局來考慮，安邦智庫的研究人員估計，中國政府不會因此而刻意打壓匯豐銀行。理由是：（1）匯豐銀行對香港來說十分重要。未來香港需要維持繁榮，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香港誕生、與香港居民和企業有重大關系的匯豐銀行是一個重要象徵，也是一個重要的商業存在。（2）中國的對外開放需要有外資，不僅需要引進外資，也需要有外資的持續經營。匯豐銀行是在中國網點最多的外資銀行，在外資金融機構中具有代表性。（3）中國「制裁」外資銀行需要基於法律，目前的立法現狀難以溯及以往。中國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於2018年出台，《港區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出台，這兩項法律可能不會追溯匯豐過往的行為，但會對匯豐今後的行為形成法律約束。

匯豐銀行參與美國打壓華為一案，在中國將引發復雜的反響。從大局出發，中國政府應該不會刻意打擊匯豐，法律上可能也不會溯及過往。不過，匯豐今後在中國市場的發展可能會受到一定影響，匯豐未來的行為將受到中國法律的約束。說白了，協助「構陷」中國公司僅此一次，下不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