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引进伊朗钢铁技术

Ⅶ 伊朗凭什么强硬，和被侵犯的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

伊朗凭什么强硬，既可以从伊朗与其它被侵略国家做对比分析，也可以从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全球格局加以分析。
一、伊朗的大国地位：伊朗是全球大国。伊朗国土面积约1648195平方公里，世界排名第十八名，是伊拉克国土面积的近4倍。伊朗人口达7000万，是伊拉克的3倍多，也是中东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
二、经济实力：伊朗是亚洲主要经济体之一，经济实力较强。伊朗经济以石油开采业为主，为世界石油天然气大国，地处世界石油天然气最丰富的中东地区，石油生产能力和石油出口量分别位于世界第四位和第二位，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同时，伊朗的石油化工、钢铁、汽车制造业发达。
三、军事实力：伊朗革命以来，为了克服外国禁运，伊朗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形成了独立的军工体系，可以独立制造坦克、装甲运兵车、导弹、潜艇、军舰、导弹驱逐舰、雷达系统、直升机和战斗机。伊朗还主要从俄罗斯、朝鲜、印度、巴西等国进口武器，同时还通过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土耳其、韩国等国的中间商购买西方武器。武器来源的多样化，使伊朗掌握了先进的国防技术。此外，相对伊拉克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主要城市基本上位于无险可守的平原，伊朗大部分政治军事中心位于易守难攻的山地和高原。
四、宗教支持：除了经济盾牌和军事盾牌外，握在伊朗手中的王牌还很多。伊朗在伊拉克什叶派中具有影响力，也有能力利用这一影响力。海湾富国虽然都拥有美军基地，但是其毕竟也都在伊朗的远程导弹和战斗机的打击范围以内，其国内的什叶派也会表示出自己的政治态度。而哈马斯也曾宣布，一旦以色列攻打伊朗，哈马斯将对以发动进攻。
五、外交影响：由于种种原因，俄罗斯与中东的伊朗和叙利亚两国在很多问题上存在某种“准结盟”关系。一旦伊朗被侵略，俄罗斯不会坐视不管，这也是西方国家想对伊朗动武时所投鼠忌器的。

Ⅷ 为什么16世纪后中国的冶铁技术衰落

中国史学家说，我们落后于欧洲是最近三百年的事。之前包括冶金在内的几乎一切都一直“遥遥领先”，当然只要稍懂些世界历史就知道这是一种阿Q说法。冶金学上也是如此。
从宋朝煤炼铁开始，中国冶铁已经陷入绝境。到了明朝，随着人口的增长开始明显超过社会财富的增长，中国包括冶铁在内的科技开始向下衰落，开始出现逆淘汰的现象。明显的例子是坩埚炼铁法和擦生法的普及。坩埚炼铁成品的质量，前面已经作了说明。到清末，这种垃圾铁在全中国传统炼钢法中占据了30％以上的份额。足见中国冶铁业已经堕落到了什么程度。如果说坩埚炼铁法可能跟古代关系不大的话，那么擦生可是百分之百的古代发明。最早介绍擦生法的同样是宋应星《天工开物》卷十《锤锻》：“凡治地生物，用锄、镈之属，熟铁煅成，熔化生铁淋口，入水淬健，即成刚劲。每锹、锄重一斤者，淋生铁三钱为率。少则不坚，多则过刚而折。”根据共和国初期检测，北京昌平农具厂名牌产品——“双枣花”牌锄板刃部金相组织如下：外层为白口生铁熔覆层，厚0．14毫米、向内为高碳钢层，厚0．11毫米、再其次是过共析层，厚0．23毫米、再其次是亚共析层，厚0．15毫米，以下均为熟铁。
够了！难道我们就是靠这些碳份不均匀、含硫含磷都超标、缺少锻炼、不经回火、到最后连钢都算不上，不锻不焊的东西去领先世界？也未免欺民太甚了吧？
那么是不是牺牲了质量就可以换来数量呢？否。明初实行冶铁专营，每年炼铁不过九千余吨，尚且用不完，到了1385年已经积压达一万五千吨，因此停炼8年，直到1393年才恢复冶炼。两年之后积压增加到一万九千吨，于是朱元璋诏令停止国营炼铁，开放人民自由冶炼，只是国家征收十五分之一的产品。此后直到朱瞻基统治的第九年，国家铁收入不过27万7千公斤出头，折合全国记账铁产量不过是4160吨。这些数字，明朝历代皇帝的实录都有，（以上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二四二；《明宣宗实录》卷一一五）即使按朱瞻基统治头九年数字逐年上涨（虽然从朱棣统治的第十五年开始中国铁产量上升就十分缓慢了，之后16年间不过上涨了300吨），到1500年，中国不过年产铁一万吨左右。即使未列入收入的民间小炼铁产量跟入账铁产量相当（虽然这种可能性极小），全中国铁产量也不过二万吨。而同期欧洲统计铁产量是多少呢？德意志地区三万吨、英法各一万吨。中国人口土地相当德意志六倍（德意志人口按《世界人口历史图集》，中国人口按《中国人口史》估计），而铁产量还不如后者，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欧洲这个时代的铸铁基本上只用于铸炮，并不用煤铸铁，绝大多数钢铁都是用块炼铁法炼出。那时的欧洲军队已经普及钢甲、钢臂弩、传统的剑和矛并未衰落。而民用农工具普遍按铁包钢原则锻造。加上回火的普及，性能远超过中国钢铁。可以说此时中国冶金业已经全面落后于欧洲冶金业。至于冶金理论，对比一下G·阿格里柯拉的《金属论》和上述各明末有关技术的着作，就可以明白中欧之间的巨大差距（阿格里柯拉还只是文艺复兴时代众多冶金技术作者之一）。
其实中国人自己也早已知道自己的冶铁业不行，从唐朝开始，与汉族政权敌对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冶铁业就不再居于劣势，反而居于优势。辽的宾铁刀、西夏的冷锻甲，都是宋朝难以企及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外乎汉族的锻造和焊接工艺长期没有大的进步，而且还愚蠢的用煤炼铁，造成原有的冶铁优势缩小乃至消失。唐以后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斗争长期处于下风，跟冶金的落后有很大关系。从元朝开始，以重物杠杆式投石机的引进为标志，中国开始大量从西方进口先进武器，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今天。元朝大量从伊朗进口武器，以至于到明朝中国军人的盔甲俨然是西亚的翻版；明初居然要仿制越南火枪，之后又引入土耳其火枪、欧洲火绳枪，最后在清朝用仿制的火绳枪取代了中国早期单兵火器；又从葡萄牙引进了子母炮、从英国引进了加农炮（红夷大炮被认为是威力无敌，其实不过是英国巡洋舰上寻常的加农炮而已，不知道中国人遇到真正的欧洲火药兵器体系会如何）。即使是寻常刀矛，都要从日本大量进口。戚继光苦口婆心的说：“（腰刀）铁要多炼，刃用纯钢。”到公元16世纪中叶，还要由一个不是冶金出身的人提醒造刀工匠铁要加热锻打多次，要用含碳量均匀的钢。可见这样的国家冶铁技术落后到了什么程度。到清初，两千多中国军队，多是强悍的满族人，带足大炮和火枪，面对八百二十六名驻守小而简陋的土木要塞的俄军，居然数月不能攻克。俄国还只是欧洲的落后国家。。。

总的说来，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并不是落后，而是走上了一条歧途。中国人总是害怕锻造，而情愿选择非锻造的技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中国青铜时代就走的是一条重铸轻锻的路。但青铜时代中国跟其它大文明的联系还没有打通，落后于世界情有可原，但到了铁器时代，中国跟其它大文明的联系已经畅通，竟然还猛走弯路，这就让人难以原谅了。可以用日本作为中国的最好对比。日本长期是个又小又穷的国家，论闭塞也比中国更加闭塞，但日本人硬是无师自通，走上了一条重视锻造的路，得到了现代冶金史学家的赞美，他们确实是有理由藐视中国冶铁业的。
那么中国为什么冶铁业走上了如此歧途呢？原因不外乎如下几点：
一、 是青铜时代缺乏锻造经验的后遗症；
二、 缺乏与其它大文明的交流，基本上这要怪中国的地理环境；
三、 占长期统治地位的儒家不重视，反而鄙视技术，造成国家对技术开发重视不够；
四、 儒家歧视工人和商人，由于儒家占据统治地位，国家采取了种种歧视工人和商人的政策，造成他们缺乏积极性；
五、 始终没有建立公民社会，人民缺乏主动性和创造力；
六、 由于国内长期和平，以及儒家打压军人，军事需求无法转化为国家政策，制约了武器发展，也就进一步造成冶金学发展受到制约（军事是科技发展的最大动力）；
七、 一味追求人口增殖，宋以后，尤其是明朝以后，人民越来越贫困，无法购买先进复杂的——也就是昂贵的铁器。坩埚铁和擦生技术的出现跟这条有直接关系。
欧洲则不然，依靠地中海方便的交通，欧洲人长期跟西亚保持密切的往来。青铜时代积了丰富的锻造经验，进入铁器时代以后，始终坚持走表面渗碳＋锻打的道路，虽然因为基督教的影响，在中世纪走了一条很长的弯路，但由于统治阶级始终重视军事，军事技术带动民用技术，使锻造技术不至于衰落得太厉害；在阿拉伯的影响下，终于摆脱愚昧的统治。这时长期的锻造经验已经使欧洲拥有大量技术熟练的锻工，而市民社会的兴起，使工人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由于一夫一妻制、晚婚晚育和农牧结合的农业结构，人口增殖始终在合理范围内，14世纪以后人民富裕，对先进复杂的技术产品有高的购买力；始终跟西亚保持交流，并且不耻向其它文明学习先进冶金技术，比如炼银的场院法就是从极其落后的墨西哥引进的；合理的人口和农牧结合的农业结构使植被保持完好，可以在17世纪以前始终以木炭炼铁；希腊的科学萌芽，在文艺复兴的土壤上发芽，使技术的发展有科学的强有力支持。
中国古代冶金的重大成就如下：冶炼白铜、冶炼金属锌、铸铁、水力鼓风机、炒铁、苏钢、用焦炭炼铁。其中最重要，对世界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我认为应该是铸铁和炒铁。前者使欧洲人可以很快发展出真正强大的大炮；后者是非常经济有效的冶炼熟铁的方法。如果中国人不是坚持利用铸铁，恐怕世界也很难那么早的出现大炮。

Ⅸ 被制裁40年的伊朗，为何还建立了中东最强的工业体系

因为本身伊朗的工业水平就比较高，即使被美国制裁40年，但是并不影响伊朗自己慢慢发育，慢慢进步。在重压之下，不是死亡就是爆发，所以伊朗没有被美国的政策压垮，而是勇往直前，反而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工业体系。

所以，即使被美国制裁，但是伊朗还是有属于自己的工业体系。它可以慢慢的发展，这当然也归功于伊朗人民的不懈努力，以及其他国家的帮助。由此可见，外来入侵大国压制并不能阻止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发展，在这里还是觉得伊朗人民，伊朗国家相当给力了。

Ⅹ 谁知道锻造宝刀的秘方

“镔铁”和张骞西行的动机

王子今

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编导人员定位为“历史正剧”，又称据《史记》《汉书》“改编”。于是人们在热心关注汉武帝时代的历史的同时，也自然会思考剧中的情节是否真的符合历史真实。

比如，剧中第34集有张骞和工匠在匈奴铁匠铺中的对白。张骞问：您往这里头加的是什么呀？工匠回答：这是锻造精钢宝刀
的密料，从大月氏国来的宝贝，必须用它才能打造出宝刀。第44集又有张骞对月氏女王说：这是我从匈奴拿到的炼制精钢所用的添加料，我想请女王……

观众因此产生了对于所谓匈奴“精钢宝刀”的疑问。有记者就剧中若干问题访问了《汉武大帝》历史顾问求实先生，于是有这样的对话：

“精钢”是从西域传来的吗？

《汉武大帝》中，刘彻看见大行令王恢出使匈奴前敬献的削铁如泥的匈奴宝刀“径路”很震惊，派张骞出使月氏国，带回炼精钢技术。历史上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真的是与汉武帝想引入精钢技术有关吗？但是，既然铁在中国出现可溯源到春秋以至商周，有观众疑惑落后的游牧民族匈奴的制刀技术怎么会比汉朝还高？

据求实介绍，中国的“剑”本来就是从游牧民族传入的。“径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宝刀的称呼，其合音就是“剑”。这个词据考证可能来自伊朗语系或突厥语系。中国铁器时代发生较晚，战国兵器仍以青铜为主，秦陵兵马俑的武器可证。制铁技术真正重大的突破是在西汉。

求实先生接着又谈到，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竟然导致了西汉“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就世界冶金史看，西亚、印度、北非和欧洲大约在纪元前十世纪即进入铁器时代，制作优质钢铁兵器的技术早于中国。西汉时期中国方进入大规模应用铁器时代，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应是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曰“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这种钢质镔铁，中世纪也传入欧洲，西方人称之为“印度钢”。

法国学者Canbul指出：“阿富汗（即大月氏／贵霜）产西方人所说至珍贵之‘印度钢’。至良之剑，则铸自波斯、叙利亚。古代印度钢，驰名四海，人争求之。”求实引用着名科技史学家冯家升的着作指出：“汉晋以来，中国所说之镔铁即精钢，亦即来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钢。”这些史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那种黑色添加料，叫“金丝梵”，以它打制钢刀，可出耀目寒光。当然汉武大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并非只为引进精钢技术。派张骞出使西域，根本原因是汉武帝要为攻打匈奴寻求盟友的战略规划。

求实先生所说张骞出使西域的主要动机，是“要为攻打匈奴寻求盟友”，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而“获取精钢炼制技术”，按照求实先生所说，似是另外的收获。

对于《汉武大帝》历史顾问的说明，人们还是心存疑惑。看来，就所谓“镔铁”及其传入中土的时间进行讨论，是必要的。

其实，“战国兵器仍以青铜为主”的说法，还需要证明。因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体现的是特殊的军队构成，秦俑的性质现在还未能确知，有一种意见就认为秦俑军阵有仪仗的意义。因此“秦陵兵马俑的武器”，不足以证明当时军队使用武器的总体状况。正如尽管英国皇家卫队的骑兵表演举世闻名，不能据此误以为现今英国军队以骑兵为主一样。

历史事实是：西汉时期，中原在冶铁技术方面是超过匈奴的。匈奴史研究者指出，匈奴“手工业中最重要的当推冶铁业”，“当时匈奴人的冶铁业可能已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不过，“从许多刀剑的形式酷似汉式的情形看来，不仅反映匈奴人的铁器文化受到汉族文化的很大影响，而且可以推断当时的铁匠大多也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匠人。”（林干：《匈奴史》修订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又，《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至于西域诸国，据《汉书•西域传上》记载，有的国家有铁器制作业，如婼羌国“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又难兜国“有银铜铁，作兵与诸国同”。然而通过这些文字，显然难以得出“引进精钢技术”是“汉武大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之一的推想。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有的西域国家是从汉王朝传入铁器制作技术的：“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这里所说的“钱器”，裴 《集解》引徐广说，也写作“铁器”。《汉书•西域传上》正是这样记录的：“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

《史记•汲郑列传》说，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物资交往，有严格的关禁制度：“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汲黯说：“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裴 《集解》有这样的解释：“应劭曰：‘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对于汉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的条文，《汉书•汲黯传》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又明确指出禁止出关的物资包括“铁”，即“兵器及铁”：“《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可见，匈奴在制铁技术方面未必比汉王朝先进，真实的情形可能恰恰相反。

作为《汉武大帝》历史顾问的求实先生说，“西汉时期中国方进入大规模应用铁器时代，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应是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曰‘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认为西汉“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并无实据。

“镔铁”一语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见于《魏书•西域传》关于“波斯国”的记载：“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户十余万，河经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银、 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绫、锦、叠、毼、氍毹……等物。”此时距离汉武帝时代，已经相当遥远。值得注意的还有，《魏书》关于波斯国物产的记述中，“金刚”和“镔铁”并列，与求实“‘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的说法有异。唐人元稹诗“金刚锥透玉，镔铁剑吹毛”（《全唐诗》卷四二三），也表露了同样的认识。

据《金太祖实录》，“辽以镔铁为国号，镔铁虽坚，终有销坏。”《金史•太祖纪》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今按：“宾铁”，四库全书本《金史》作“镔铁”）可见往来草原大漠的契丹人当时掌握着这种特种钢的冶炼技术。这种技术的真正的“引进”，可能应当以《元史•选举志三》所见“置镔铁局”的记载为标志。求实先生说“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曰‘镔铁’”中所谓“这时”，认定汉武帝时代已经“引进”“镔铁”，如果没有确凿的考论，则不免会被认为对历史研究基本年代学准则的背离。

杨宽先生曾经指出：“波斯萨珊朝的‘镔铁’，是使用熟铁配合定量的渗碳剂和催化剂，密封加热而炼成的优质钢。这种镔铁制品，在北魏时期已传入我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212页）美国学者谢弗着《唐代的外来文明》中也说到“镔铁”和“印度钢”：“在中世纪时，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大马士革钢’，但是我们还无法确定这种钢是否输入了唐朝。根据六世纪的记载，说这种钢产于波斯。但是七世纪时又说它是罽宾的产品。据认为，这种金属‘坚利可切金玉’。中世纪时印度出产的高碳‘印度钢’也具有与大马士革钢相同的波形条纹。在中国，将这种金属称为‘镔铁’。‘镔’字很可能来自印度帕拉克语中的一个类似于‘pina’的伊朗方言。如果唐朝人得到了大马士革刀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是以印度或者是印度化的民族为中介的。”（《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574页）应当注意到，按照谢弗先生的意见，关于“镔铁”或“印度钢”，中国人是中世纪才知道的，唐朝是否传入，还需要考论。杨宽先生则认为在北魏时期传入。即使如此，距离汉武帝时代也有五六百年之久。

顺便还应当指出，与镔铁刀剑制作加工有关的所谓“金丝梵”，应是“金丝矾”的误写。“金丝矾”，见于明人曹昭《格古要论》卷中及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不过，“金丝矾”并不是“精钢炼制技术”所用的“那种黑色添加料”。据古文献记载，“金丝矾”并不具有“以它打制钢刀，可出耀目寒光”的作用，而是用来辨识是否镔铁的。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打假”的用物。《格古要论》说：“镔铁出西蕃，面上自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剑器打磨光净，用金丝矾矾之，其花则见。价直过于银。古云‘识铁强如识金’。假造者是黑花，宜仔细看验。”《物理小识》写道：“《哈密卫志》云：砺石谓之吃铁石，剖之得镔铁。今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剑砻明，以金丝矾矾之，其花即见，伪者则是黑花。”《格致镜原》卷五○“矾”条引《事物绀珠》说：“黄矾，一名金丝矾。烧铁焠之，可以引之如金线。”可见“金丝矾”应是黄色，并非“黑色”。剧中“那种黑色添加料”，如果解释为杨宽所说的“定量的渗碳剂和催化剂”，或许更为合理。

就现在掌握的历史资料看来，“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不仅并没有“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的动机，而且当时西汉王朝冶铁业的进步（求实所谓“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似乎也与张骞西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有的学者曾经认为，中原的“剑”，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这种看法的酿成，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发现春秋以前的剑。”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陕西长安张家坡和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至春秋初年剑的出土，林寿晋先生《论周代青铜剑的渊源》（《考古》1963年11期）于是指出，中国周围古代文化的剑，或与中国剑形制无关，或年代晚于中国剑，都不能作为中国青铜剑的起源。杨泓先生在《剑和刀》（《中国古兵器论丛》）一文中分析，山西保德林遮峪发现的青铜剑，可能制作于殷代晚期，其风格“散发着北方草原民族的气息”，而张家坡剑，则“具有西南地方的特征”。李学勤先生认为，四川成都地方商代遗址已经出土柳叶形剑，张家坡剑可能源自蜀国。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后期墓中也出土两件剑，也与来自西南的剑有一定关系。杨泓先生和李学勤先生都指出，商代和西周的青铜短剑，有效使用的锋刃部分其实可以说是和匕首差不多，只有当双方战士扭打在一起时，这种短武器才会起作用。林遮峪一类其风格“散发着北方草原民族的气息”的短剑，甚至可能仅是狩猎或进食时用的切割工具。李学勤先生又指出，浙江长兴雉城的云雷纹剑，长度已经达到35．8厘米。他推测，“严格意义上的剑，恐有可能始于东南，即吴越地区。”“剑的渊源多在南方，而标准的长剑更可能自东南兴起”，《考工记》说，“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这不只表示吴越造剑工艺的发达，也说明剑在当地历史的悠久。”（《青铜剑的渊源》，《缀古集》）看来，现在还不能简单地论定“中国的‘剑’本来就是从游牧民族传入的”。至于所谓“‘径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宝刀的称呼，其合音就是‘剑’”，也还可以讨论。《逸周书•克殷解》说，周武王对纣的尸身“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有人说，“轻吕”和“径路”都是“剑”对音。不过，“轻吕”，在《史记•周本纪》中，司马迁写作“轻剑”。可见，“轻吕”和“径路”为“剑”的对音或者“其合音就是‘剑’”的说法还不能十分确定。《汉书•匈奴传下》：“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犂挠酒。”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也。留犂，饭匕也。挠，和也。”“径路刀”与“饭匕”共用调酒，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李学勤先生提出的这种“径路”可能“仅是狩猎或进食时用的切割工具”的说法。

据考古发现，单纯的匈奴文物遗存中，兵器除箭镞外，以刀为主。对于所发现的所谓“剑”，可能以冯恩学先生着《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一书第五章《匈奴考古》中“短剑（匕首）”的表述较为合理。

关于求实先生答记者问的报道中说，“求实引用着名科技史学家冯家升的着作指出：‘汉晋以来，中国所说之镔铁即精钢，亦即来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钢。’这些史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冯家升论着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版）所收第一篇《契丹名号考释》中第三章《契丹字义之解释》的第二节《金太祖所语镔铁指契丹说》，专有题为《镔铁解》的一段论证，分列“中国方面之解释”和“西人方面之解释”，这应当是冯家升先生讨论“镔铁”问题的主要论着，但是其中并没有看到“汉晋以来”字样。冯文反而明确说，“镔”字，“以余所知，最早载见梁顾野王之《玉篇》，及魏收《魏书•西域传》。”求实先生的“引用”，却以“汉晋以来”的说法模糊时代断限，并且说，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这样的解释，不仅难以说服提出诘问的观众，也使得编导者“历史正剧”的自我评价，不免打了一些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