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越南那邊有中國設的海外倉嗎價格如何，給個網站。
越南應該比較少吧，要看下是什麼模式，一般跨境電商的B2C的海外倉主要在歐美，我沒聽過越南的。直發郵政和快遞肯定可以去，好像聽說很多大批量去越南很多都是非正規途徑。直發快遞和郵政倒是可以看看 出口易的，出口易在英美澳德加俄都有海外倉，在越南就沒有。
⑵ 請問跨境電商的物流該怎麼解決呢
現在跨境電商外貿賣家越來越多，每當開始做業務開始有定單時，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就是怎麼選擇快遞物流把貨發到國外去。一般來講，只要是小賣家可以通過平台發貨，可以選擇國際小包等渠道。但是現在大賣家或者獨立平台的賣家，他們需要優化物流成本，需要考慮客戶體驗，需要整合物流資源並探索新的物流形式，所以我們先要了解一個跨境電商國際物流模式有哪幾種？
郵政包裹模式
郵政網路基本覆蓋全球，比其他任何物流渠道都要廣。這主要得益於萬國郵政聯盟和卡哈拉郵政組織（KPG）。萬國郵政聯盟是聯合國下設的一個關於國際郵政事務的專門機構，通過一些公約法規來改善國際郵政業務，發展郵政方面的國際合作。萬國郵政聯盟由於會員眾多，而且會員國之間的郵政系統發展很不平衡，因此很難促成會員國之間的深度郵政合作。於是在2002年，郵政系統相對發達的6個國家和地區（中、美、日、澳、韓以及香港）的郵政部門在美國召開了郵政CEO峰會，並成立了卡哈拉郵政組織，後來西班牙和英國也加入了該組織。卡哈拉組織要求所有成員國的投遞時限要達到98%的質量標准。如果貨物沒能在指定日期投遞給收件人，那麼負責投遞的運營商要按貨物價格的100%賠付客戶。這些嚴格的要求都促使成員國之間深化合作，努力提升服務水平。例如，從中國發往美國的郵政包裹，一般15天以內可以到達。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出口跨境電商70%的包裹都是通過郵政系統投遞，其中中國郵政占據50%左右。中國賣家使用的其他郵政包括香港郵政、新加坡郵政等。互聯易專注於跨境電商物流供應鏈服務，是唯一一家集全球郵政渠道於一身的企業。
國際快遞模式
指四大商業快遞巨頭，即DHL、TNT、FEDEX和UPS。這些國際快遞商通過自建的全球網路，利用強大的IT系統和遍布世界各地的本地化服務，為網購中國產品的海外用戶帶來極好的物流體驗。例如通過UPS寄送到美國的包裹，最快可在48小時內到達。然而，優質的服務伴隨著昂貴的價格。一般中國商戶只有在客戶時效性要求很強的情況下，才使用國際商業快遞來派送商品。以下是四大巨頭的比較：
國內快遞模式
國內快遞主要指EMS、順豐和「四通一達」。在跨境物流方面，「四通一達」中申通圓通布局較早，但也是近期才發力拓展，比如美國申通2014年3月才上線，圓通也是2014年4月才與CJ大韓通運展開合作，而中通、匯通、韻達則是剛剛開始啟動跨境物流業務。順豐的國際化業務則要成熟些，目前已經開通到美國、澳大利亞、韓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等國家的快遞服務，發往亞洲國家的快件一般2-3天可以送達。在國內快遞中，EMS的國際化業務是最完善的。依託郵政渠道，EMS可以直達全球60多個國家，費用相對四大快遞巨頭要低，中國境內的出關能力很強，到達亞洲國家2-3天，到歐美則5-7天左右。
專線物流模式
跨境專線物流一般是通過航空包艙方式運輸到國外，再通過合作公司進行目的國的派送。專線物流的優勢在於其能夠集中大批量到某一特定國家或地區的貨物，通過規模效應降低成本。因此，其價格一般比商業快遞低。在時效上，專線物流稍慢於商業快遞，但比郵政包裹快很多。市面上最普遍的專線物流產品是美國專線、歐洲專線、澳洲專線、俄羅斯專線等，也有不少物流公司推出了中東專線、南美專線、南非專線等。
海外倉儲模式
海外倉儲服務指為賣家在銷售目的地進行貨物倉儲、分揀、包裝和派送的一站式控制與管理服務。確切來說，海外倉儲應該包括頭程運輸、倉儲管理和本地配送三個部分。
頭程運輸：中國商家通過海運、空運、陸運或者聯運將商品運送至海外倉庫。
倉儲管理：中國商家通過物流信息系統，遠程操作海外倉儲貨物，實時管理庫存。
本地配送：海外倉儲中心根據訂單信息，通過當地郵政或快遞將商品配送給客戶。
以上五大模式別基本涵蓋了當前跨境電商的物流模式和特徵，但也有一些「另類」。例如，比利時郵政雖然屬於郵政包裹模式，但其定位於高質量賣家，提供的產品服務遠比其他郵政產品優質。
對於跨境電商的賣家來說，首先應該根據所售產品的特點（尺寸、安全性、通關便利性等）來選擇合適物流模式，比如大件產品（例如傢具）就不適合走郵政包裹渠道，而更適合海外倉模式；其次，在淡旺季要靈活使用不同物流方式，例如在淡季時使用中郵小包降低物流成本，在旺季或者大型促銷活動時期採用香港郵政或者新加坡郵政甚至比利時郵政來保證時效；最後，售前要明確向買家列明不同物流方式的特點，為買家提供多樣化的物流選擇，讓買家根據實際需求來選擇物流方式。
⑶ 韓這個姓氏的起源
韓氏來源主要有四：
一、是出自姬姓
以邑為氏或以國為氏，為唐叔虞之後裔，韓侯為其得姓始祖。西周初年，周公滅唐後，封叔虞於唐，史稱晉國，因建都在唐，故叔虞又稱唐叔虞。春秋時期晉昭侯分封叔父成師於曲沃，造成分裂局面，後為曲沃武公統一。曲沃武公奪得晉國君位以後，滅掉了周成王之弟所建立的韓國，封其叔父姬萬於韓，稱為韓武子，武子的曾孫韓厥以封邑為氏，稱韓氏。當時的韓地，在今陝西省韓城縣以南。韓氏一直在晉國位列公卿。至戰國初，韓厥的七世孫韓虔同趙氏、魏氏一起瓜分晉國，建立韓、趙、魏三國。起初，韓國建都於平陽，到公元前403年被周威烈王承認為諸侯，建都陽翟。公元前375年韓哀侯滅鄭國，遷都於新鄭，歷經八代，至韓襄王倉於公元前230年被秦所滅。於是其宗室子孫以國為氏，稱韓姓，並大多聚居在古時的潁川郡。到西漢末年，河南尹韓騫因躲避王莽之亂，移居古時的南陽郡，是為河南、陝西韓氏。
二、少數民族復姓改為韓姓
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鮮卑復姓為單音漢姓。北鮮卑族有三字姓「出大汗」氏，北魏孝文帝進行漢化改革時，因「汗」與「韓」音相近，而把「出大汗」改為單姓「韓」氏。同時把鮮卑族的三字姓「破六韓」也改為單姓「韓」了。
明代甘肅臨夏土司改「可汗」氏為韓姓。明代賜元人實哈塔為韓姓。
清朝滿州八旗的「罕札氏」取「罕」與「韓」之諧音，改為韓姓。
清朝甘肅循化廳土司，是撒拉回人，也取韓為其族姓。
錫伯族哈斯胡里氏、韓吉利氏、韓亞喇氏，均改為漢姓的韓氏。
黑龍江省的富裕柯欠克孜族嘎普韓部落也取漢姓的韓為姓。
彝族安韓氏省掉「安」改為單姓韓。
回族、保安、土家、達斡爾、苗族、蒙古、壯族、白族、黎族中也有韓姓。
三、異國韓姓
漢武帝時獲直侯韓陶，朝鮮人。唐憲宗飛龍衛士韓志和系倭國人。
四、源於韓王信
韓王信，是故韓襄王的庶孫，劉邦立為漢王後，立信為韓王，因破項羽有功，漢王即王帝位後，便剖符給他，正式封他為韓王。以潁川為王都。後又下詔把他的封邑改在太原以北的地方，以防禦胡人，並以晉陽為王都。信請求將王都改設在馬邑。後叛漢降胡，並出兵攻打太原，兵敗。韓王信遂與太子亡走匈奴。
這是韓姓比較晚起的一個源頭。韓王信亡走匈奴，生頹當，以後頹當率眾內附，與韓嬰都被封侯。又因軍功，子孫累登顯仕。後遭王莽之亂，分昌黎、三原（漢池陽縣地，在今陝西省中部）、潁川、陽夏（秦代縣名，治所在今河南太康縣）之系，異地而居，但都是弓高侯的後裔。
▲韓姓三祖：
一、遠古始祖：韓浞
韓浞（亦作寒浞），夏代伯明氏之子，今山東濰坊東北人。曾殺羿代夏，立為帝。因為在姬周之前，所以是韓姓的遠古始祖。他是現存所有先秦古籍中記載最早的韓姓人。
二、血緣祖先：唐叔虞
周武王有個幼子叫叔虞，是周代晉國的始祖，周成王的弟弟。他就是韓姓的血緣祖先。武王死後，成王年幼，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攝政。周公滅唐（今山西省翼城西部）後，把唐封給了叔虞。
三、受姓始祖：韓武子萬
叔虞的兒子名燮（Xiè
音謝），燮自唐徙居晉水旁，就改稱晉侯。燮生武侯，名寧旅，為三世。武侯生成侯，名服人，為四世。成侯生厲侯，名福，為五世。厲侯生靖後，名宜臼，為六世。靖侯生厘侯，名司徒，為七世。厘侯生獻侯，名籍，為八世。獻侯生穆侯，名費王，為九世。穆侯生成師，封於曲沃，是為桓叔，為十世。成師之子萬，即韓武子，為韓氏受姓始祖。
⑷ 本人對古蜀國的文明很有興趣，有哪位高人可以指點一下：古蜀國文明的發源和魚鳧鱉靈的來歷期待中~~
自三星堆考古發現及成都平原一系列古城址的發現以來，學術界對於古蜀文明的討論已成為熱點，其中有不少論及古蜀文明的起源與其形態特徵者。我在拜讀了大家的文章後，深受啟發，但仍感到有一些問題交待的不是那麼清楚，尚有待繼續深入探討：到底古蜀文明起源的時間可以上溯到什麼時候？古蜀先民是如何或在什麼環境條件下來到成都平原從事開發並創造出燦爛的古蜀文明的？古蜀文明的性質如何，即它到底是一種原生態的文明，還是一種次生的、由傳播而來的文明？這種性質的文明到底可歸結為幾個根本性的特徵？竊以為，這些問題之所以解答欠清，一個重要的原因，殆與學者未嘗將以上問題聯系起來作為一個系統性的大問題，並將它納入中國古代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的大背景加以看待有關。本文即打算從整個人類文明起源的角度，將上述問題聯系起來，通過同其它地區，特別是同古代中原夏文明的比較，對古蜀文明的起源及其特徵提出一些新的認識。一家之言，謬誤難免，請各位學者不吝批評指教。
一
古蜀文明是在一個自成單元的特殊地理環境中獨自產生的，它的產生要從古蜀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談起。
所謂「古蜀地區」，我以為首先應當指今川西的成都平原，因為無論是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的核心部分，還是三星堆文化的前驅寶墩文化，其所分布的地區都限制在這一帶。這不是否認四川盆地其它地區也有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的分布，而是強調成都平原是古蜀文明，包括三星堆文化及十二橋的發祥地而已。
今天成都平原的面積約為1.68萬平方公里，海拔高度約為450-750m，由岷江和沱江兩條河流（包括它們的一些支流）的沖積扇組成，地勢平坦，河渠縱橫，土地肥美，氣候濕潤，自是人們從事農業生產與定居生活的理想環境〔1〕。但是，這種人地關系，只能說是古蜀文明發生以後的情景。在這之前的遠古時期，廣袤的成都平原卻並不是那麼適宜於人類居住的，因為那時的氣候較今日更加濕熱，成都平原也尚未最終完成向內陸平原的轉化（它的前身是遠古的內陸湖），到處是池沼湖澤，河網密布，林木茂密，作為平原構成要素的一些河流沖積扇尚未發育成功，河流兩岸的階地亦未最後成型，總之尚是一派莽荒的景象。加之其時人類的生產力水平低下，開發與戰勝自然環境的能力有限，難於抵禦那裡經常發生的洪澇災害，未敢涉足平原的腹地中央。其時四川盆地的先民們只能選擇在平原周圍一些低山地帶或丘陵地區棲息繁衍，平原內部是無人居住的。目前考古發現四川盆地稍早一些時候的文化遺址都分布在成都平原以北、以東乃至以西的低山丘陵及其與平原交接的邊緣地帶，平原上最早的文化遺址只能上推到新石器時代的晚期〔2〕，此即是遠古時代成都平原未嘗有人類居住的證明。目前考古工作者發現的成都平原上最早的考古文化即寶墩文化，其年代距今約5000-3700年左右〔3〕，大致與中原龍山文化的時代相當。過去人們或稱之為「三星堆一期文化」，表明三星堆最下層也是這種文化，三星堆文化是直接繼承寶墩文化發展而來的。由於目前成都平原尚未發現比寶墩文化更早或與之同時的其它考古文化，我們有理由認為它是最早居住在成都平原的古代先民們留下來的文化遺存。是否今後有更早於寶墩文化的人類文化遺存在平原地區發現，我個人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令今後有這樣的發現，其時代也不會比寶墩文化早多少。
這里需要澄清一個問題。據說1950年代，成都市北郊羊子山土台基址下面曾發現過5件打制石器，屬於舊石器時代末期之物〔4〕，有學者認為，這或可作為成都平原更早時期有人居住的證據。然而這種推測是不能成立的。一則，在整個平原地區，我們並沒有發現依次疊壓在寶墩文化之下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前期及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層，僅憑成都市北郊偶然出現的這幾件打制石器，就作出如上判斷，未免輕率；二則，據原報告稱，這幾件打制石器出土時所在的地層不早於全新世，與這幾件打制石器所應處在的年代並不一致，說明它們並不是本地的產物，或是由其它原因致其遷移至此的。考古學者葉茂林便認為，這幾件石器系從外地搬運至此的，因其所在地層屬於全新世早期的黃沙土沖積層，「它們之出現在成都平原地區，當是由於搬運作用的結果」〔5〕。也就是說，它們是從其它地區由洪水沖積帶到此處的。
總之，就目前考古發掘的實際情況而言，古蜀文明的起源最早只能追溯到四川盆地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只是在這個時期，人們才始從四川盆地周圍的山丘或山前較高地勢地區走向成都平原腹地，才始對平原內肥沃而低窪的沖積土壤進行開發墾辟，在那裡構築居民點並漸次發展成城邑，才從而有了古蜀地區最初的文明的曙光。
為什麼只有到了這個時期人們才始對成都平原內地進行開發和墾植呢？這主要是由以下兩個原因決定的。一是此期人們的技術手段，也就是生產力水平已經發展到可以對低地農業進行開發的程度。人們可以在低濕地方構築房屋，可以通過築造城牆或堤防防止洪水的威脅，可以開挖溝洫排水抗澇，甚至引水灌溉，等等。眾所周知，這些技術在龍山時代其它一些地區已是司空慣見的了，對於四川盆地先民們想亦必然。
另一個古蜀先民能在這個時期進入平原腹地的原因，或者說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期氣候環境的變遷。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在古蜀先民進到成都平原以前，那裡到處是池沼湖澤，河網密布，林木茂密，自不適宜人類居住。那樣一種地理環境，乃是與當時尚處於全新世大暖期的氣候背景有關，因為濕熱的氣候與過多的水分不利於湖泊沼澤的消失及陸地地貌的形成。殆至距今5000年前後，地球上的氣候突然起了變化，由暖濕而趨於干涼，從而使得一些平原低窪地區的環境出現了改觀的契機：湖泊沼澤大面積萎縮，河床下切，河流階地與平原沖積扇迅速發育，整個地面變得日漸乾爽。如此，就使得人們可以從原來的低山丘陵地區下到這些平原低窪地區的河流階地上居住了〔6〕。毫無疑問，四川盆地的情況也應是這樣，因為這次氣候變遷是全球性的，四川盆地地氣候變遷不應有所例外。限於資料，我這里只查閱到《四川林業科技》上刊登的劉和林等人對於川西南地區古氣候變遷的兩篇文章，文章分別選取川西南雷波與布拖兩個地方的植物孢粉進行分析，得出這兩個地方分別自距今5000（或5300）年和距今4000年氣候由暖濕轉向干涼的結論〔7〕。我曾經研究過古代中原夏族的起源與夏代國家形成的問題。夏族的發祥地應在古河濟之間，也就是古代的兗州〔8〕。那裡也是一片平原低窪的地勢，有多條河流縱橫其間。在早，這片廣平低窪的地方也是很少有人煙的，因為那裡也是湖泊沼澤遍布，河網密布，時有汗漫的洪水發生，除個別地勢較高的崗丘之外，多數地區是不適宜人類居住的。以是緣故，在仰韶—大汶口文化時代及其以前，這一帶考古發現的人們的聚落遺址十分稀少。只是到了龍山時期，隨著氣候的變干變涼，這里的地貌環境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里離海不遠，由海平面的下降，引起河流侵蝕基準面的相應下降，從而導致河流下切。新的河流階地、沖積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堆積的迅速發育，更促使這里湖泊沼澤大面積地減少。而這一切，都意味著這里提供給人類居住的空間大面積地增加，可耕種土地面積迅速擴大。加上其時其它一些地區出現的資源與能源的緊張，從而使得這些地方的居民，尤其是古河濟地區以西和以東兩個高地的居民紛紛向這一地區轉移，形成古河濟地區人口與聚落的空前迅速地增長。結合有關文獻記載，我認為這應當便是古代夏族及夏王朝在這一帶興起的歷史地理背景。
可以比較得出，古蜀地區文明產生的道路與中原夏文明產生的道路是非常相似的：它們都起源於龍山時期，都發祥於平原低窪的兩河之間的地區（古蜀地區的兩條重要河流是岷江與沱江），都是由於氣候變遷導致本地區出現地理環境的改觀，從而促使四周較高地勢的人們前往此處從事開發並從而發展出本地最初的文明。只是中原夏族的文明發展得稍快一些，更早一些時候進入文明和國家狀態，如此而已。
其實，從整個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像中國的夏文明、古蜀文明這樣的文明生成的道路，應是具有十分普遍的意義的。至少我們所知道的古代兩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等最早的文明，都是生長在平原低窪的地理環境或河谷地區，靠了那裡河流沖積而成的肥沃土地迅速發展起來的。學者稱這種環境下的農業為低地農業。比較起過去人們在山丘或山前地帶所從事的所謂山地農業，低地農業一般出現較晚，但卻效率更高，積累糧食與剩餘財富的時間來得也快，因此，這些地方都能夠較早地進入文明社會。另外，由於低地農業出現的時間較晚，到這里從事開發的居民多來自其它地區，伴隨著他們的到來，這里無異成了多種文化匯萃的地區。我想，這也是這些平原低地能夠快速走向文明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
古蜀文明從根本上說，應屬於原生性質的文明。它是在一個相對獨立的特殊的地理環境中孕育出來的，是一種自然生長的文明。在它之前，這里沒有其他人類涉足，沒有比它更早的任何人類創造的文化或文明遺址。
古蜀文明也不是由傳播而產生的文明，它不是個別外來文明遷移至此而產生的。盡管它包含有許多外來的文明或文化因素，但從總體上看，古蜀文明屬於古蜀居民自己的創造，它是古蜀居民立足於自己本土的基礎上，將各種外來文化熔鑄於一爐，從而形成具有自己鮮明特色的文明。任何一種外來文化在這里都只構成古蜀文明的一些個別的因素，都未曾占據古蜀文明的主流。
根據古蜀文明的這種性質，聯繫到它的起源，可以歸納出古蜀文明如下幾個方面的基本特徵。
第一，是它的亞熱帶低地農業的生產與生活方式。
作為亞熱帶低地地區的居民，古蜀先民所從事的是稻作農業，並且早在寶墩文化時期就已如此。這已為都江堰芒城遺址的灰坑中所發現的水稻硅酸體的遺存所證實〔9〕。應當說，古蜀地區這種平原低濕氣地理環境，總體上是有利於農作物的生長和適應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的。由岷江和沱江兩條河流與其支流造成的多個沖積扇上的土壤肥美而且疏鬆，人們在這樣的土地上僅僅使用竹木工具就可以有效地進行耕作。據稱，寶墩至三星堆時期成都平原一帶很少發現大型的石制農具，便與古蜀先民使用竹木工具為主的耕作方式有關。加上這里充沛的降水量及豐富水系帶來的灌溉之利，獲取農業生產的較好收成是不成問題的。可以認為，古蜀地區的富庶並不是待李冰之後，而是自有人群在此從事墾植就已開始了的。
然而凡事都有兩面性，濕熱氣候條件下的平原低地既有有利於農作物生長的一面，也有給人們的安居樂業帶來嚴重威脅的不利的一面，那就是這里時常發生的水澇災害。於是，防禦和治理水害亦成了古蜀先民生產與生活方式的一個重要內容。在這方面，考古發掘亦提供給了我們不少信息。首先是人們的居處。那時人們多選擇在兩河之間的較高階地或台地上居住，以避免洪水的沖擊。建築形式則多採取在地面上構築木（或竹）骨泥牆的住屋，或干欄式建築，以對付低濕而又多雨的自然環境。特別是人們發明了築城，並將城址選擇在上述較高的台地上，以防止平原上汗漫的洪水的淹沒。目前僅寶墩文化時期，考古工作者就已發現了新津寶墩、都江堰芒城、溫江魚鳧、崇州雙河、崇州紫竹、郫縣三道堰、大邑鹽店、大邑高山、廣漢三星堆（月亮灣地點）等9座古城。這些古城當然也可以作為防止敵對人群侵襲的堡壘，但從其建築特點看，防禦水害顯然是它們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功能〔10〕。我曾經指出同樣處於平原低地環境的古河濟之間龍山時代居民築造的眾多古城具有防禦洪水的功能，並指出這與文獻記載的「鯀作城郭」、「鯀禹治水」傳說可以相互印證。現在看來，古蜀地區大批古城址的涌現實與之具有相同的性質。就目前考古發掘的情況而言，這兩個地方發現的古城址的密度與國內其它地方相比要高出一大截，這顯然不是偶然的。
為了維護低地農業生產的正常運行，古蜀先民很早就懂得了開挖溝洫、引導水流的重要性。傳說中有大禹導江為沱的故事，雖未必證明大禹一定在這里治理過洪水，但反映了蜀地治水傳統的悠遠。進入歷史時代，則又有「鱉靈治水」的傳說，其事載於《華陽國志》，稱杜宇末世，「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以除水害」。杜宇之世當西周至春秋中葉，學者多以為可信以為實。就考古情況而言，屬於成都十二橋文化的金沙遺址據稱就曾發現有密布的農田灌溉溝洫遺跡〔11〕。屬於春秋晚期的成都方池街考古發掘中，亦發現有數條用卵石修築的石埂，考古工作者亦認為與治水有關〔12〕。到了戰國，蜀守李冰在這里主持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學者咸以為其是在總結此前蜀人治水經驗的基礎上得以完成的。凡以上史實，均可說明古蜀地區低地農業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性質。
第二，是它吸納眾多外來文化因素，並將它們熔鑄為一爐的文化氣質。
前言古蜀文明是在一個特殊的地理環境中產生的，其產生的時間並不十分久遠，因為這里太古時期的氣候、環境並不適合人類居住，只是到了新石器時代的晚期，隨著氣候環境的變遷，人們才始從四周較高地勢的地區陸續來到這片平原低地從事開發，從而給古蜀地區帶來文明的曙光。這種文明產生的方式，決定了古蜀先民來源地的復雜性與其文化構成的多樣性。如今日學者屢屢提到的，早在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時期，這里通過岷江上游及嘉陵江上游的通道，就接納了許多來自黃河上游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寺窪文化的因素；通過長江三峽走廊，又吸納了來自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的因素。以上這些文化因素，是人們比較說得清楚的，還有一些文化因素，由於來自更遠的地方甚至域外，人們對之還說不太清楚，只是從某些出土文物所具有的一些文化特徵，來大致推測它們出自某個地域。如根據三星堆出土大量象牙和海貝，推測它們大致來自南方，包括南海與南亞地區；根據三星堆出土青銅人像、青銅神樹及金杖等物，推測其與古代西域、甚至西亞地區的古代文明具有一定關聯。由於這類出土物佔了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不小部分，人們對三星堆文化有著某種神秘的感覺。要之，古蜀文明所具有的多種文化因素的物質，是同時期其它地區的文明所不曾具有的。當然，這所有不同的文化在古蜀先民那裡已被熔鑄為一爐，我們看那些具有不同文化因素的文物都出自同一個祭祀坑，即表現了這些不同文化都被古蜀國家的統治者所接納，它們在古蜀國最高統治者眼中是已融為一體的。第三，是它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及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
多神崇拜是與多元文化相聯系的。既然古蜀地區的居民非來自同一個地方，那麼他們將各自保有的不同宗教信仰帶進新的生活環境中來，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學者根據三星堆出土的各種器物，包括上面的各種圖案、符號、雕塑，指出器物主人各自具有的對於天神、日神、山神、神樹、魚鳧、縱目神等各類神祗的崇拜，盡管這些說法有的還有待進一步落實，但均顯示了三星堆人多靈崇拜的事實。只是這眾多神祗中應當還是有一種占據主導地位的神祗，我認為它就是當時占據統治地位的族群所奉祀的祖先神，或者就是人們所說的魚鳧，它是魚鳧族的象徵。
作為三星堆神權政體或政教合一政體的證據，也有不少學者指出了，就是三星堆祭祀坑所出青銅立人塑像及那枚金質的權杖。一般認為，這尊大型的青銅立人像，乃是一位王者兼大巫師的形象，既握有世俗王權，更是最高神權的代表。而所謂權杖，更是王權與神權合二為一的象徵。這枚繪有某種宗教意義的圖案的細長、金質的權杖，與古代西亞、埃及神權政體最高統治者所使用的權杖性質相同，充分顯示了古蜀國家政教合一的性質。這種政治體制，顯然是古蜀地區不同於古代中原或其它地區國家形式的又一個特徵。
還有一些學者總結出來一些古蜀文明的特徵，但我以為，以上三點，應是古蜀文明最基本的特徵，是可以與古蜀文明的產生相互聯系起來加以說明的最重要的特徵。
【參考文獻】
〔1〕宋豫秦等.中國文明起源的人地關系簡論〔M〕.科學出版社，2002.121.
〔2〕〔3〕趙殿增,李明斌.長江上游的巴蜀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90-91,165.
〔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成都羊子山土台遺址清理報告〔R〕.考古學報,1657,(4).
〔5〕葉茂林.羊子山土台遺址打制石器的性質與年代淺析〔J〕.四川文物,1988,(5).
〔6〕曹兵武.從仰韶到龍山：史前中國文化演變的社會生態學考察〔A〕.環境與考古研究:第二輯〔C〕.科學出版社，2000.22-30.
〔7〕劉和林等.川西南布拖縣火烈湖孢粉組合特徵與距今4000年以來古氣候分析〔J〕.四川林業科技,2003,(2);川西南雷波縣小海子孢粉組合特徵與距今1.6萬年以來古氣候分析〔J〕.四川林業科技,2004,(2).
〔8〕沈長雲.夏後氏居於古河濟之間考〔J〕.中國史研究,1994,(3)；夏族興起於古河濟之間的考古學考察〔J〕.歷史研究,2007,(6).
〔9〕中日聯合考古調查隊.都江堰芒城遺址1998年度發掘工作簡報〔R〕.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1999）〔C〕.科學出版社，2001；中日聯合考古調查隊.都江堰芒城遺址1999年度發掘簡報〔R〕.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1999）〔C〕.科學出版社，2001.
〔10〕趙殿增,李明斌.長江上游的巴蜀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67.
〔11〕張耀輝.長江上游文明進程略論〔J〕.中華文化論壇,2006,(1).
〔12〕宋治民.蜀文化與巴文化〔M〕.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126.
〔作者簡介〕沈長雲，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河北石家莊0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