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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對中國有什麼作用

發布時間:2022-10-03 11:11:17

『壹』 印度對中國的優勢有哪些哪方面值得我們學習

印度雖然一般科技發展緩慢,但高科技領域卻發展迅速,在核能技術、空間技術、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和海洋技術等領域,印度具有很強的實力。印度為成為有聲有色的軍事大國,長期保持了較高的國防科技投入;印度空間技術發展很快,是位居世界前列的空間大國;印度是世界上軟體業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近年來其軟體業增長率一直保持在50%以上,而同期世界軟體業增長率是20%,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印度正在以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計算機軟體大國的地位躋身於世界信息技術大國之列。印度科技的發展得益於科技人才的全方位培養和開發。印度科技人員數量位居世界前列,科技人才質量在世界上享有盛譽。在2000~2001年度,印度擁有254所綜合性大學,2223所職業學院,7926所其他學院。印度信息技術業共有專業技術人員43萬人,在校大學生與人口比例高於我國,印度重點大學培養的學生質量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一、科技教育從小抓起 印度的計算機教育從小抓起。印度人的心算速度驚人就與他們從小受的教育有關。小學生必須記住的乘法口訣是1×1到22×22。小學生解扇形面積的題目不是計算題,而是證明題,因此他們解數學題的思維方式與電腦程序的方法十分相近。 印度教育部門制定了統一的中小學計算機教學大綱,全國2500多所中學開設了電腦課,400多所大學開設了計算機及電腦軟體專業,這使得印度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多媒體教育設施體系。為了有效地實施和落實信息技術教育,印度政府專門制定了《學校信息技術課程指南和大綱》,規定小學必須學會使用滑鼠、鍵盤、列印機和掌握光碟機、數據機等的使用方法。初中學生必須學會如何使用教育軟體、電子郵件和利用網路資源的方法。高中學生則要學會利用電腦收縮整理數據、圖形處理、基礎軟體製作等技能。印度現有的電腦培訓中心還為3~14歲的兒童設計了不同的課程,每家公司的項目針對不同的年齡組。這些培訓與學校的正常課程是相輔相成的。對於那些3~8歲的小娃娃們,只是輕松地學著玩。培訓人員認為,兒童應以他們自己的節奏與方式學習。通過電腦培訓程序使孩子既懂得了電腦,又能幫助他們學好學校的日常課程,決不會給孩子增加負擔。電腦的多媒體效果和動畫畫面,給孩子創造了一種輕鬆快樂的氣氛,他們在游戲中便學會了很多知識。印度的父母以前最希望孩子將來當醫生、律師,而現在,如果你問一位家長,希望孩子將來做什麼,答案毫無疑問是「軟體工程師」

『貳』 印度跟中國的國際地位相比,有什麼優勢

印度的國際地位是非常特殊的,第一,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並且在殖民地解放中,走出了一個讓西方列強十分滿意的道路,讓西方列強得到了道義的制高點;第二、印度走出了與西方列強同等意識形態的治國方針;第三、印度在幾百年的殖民歷史中,喪失了民族自決的志向;上述的原因,使得西方列強對印度得以「放心」,另外,印度的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迫使,印度稱為東西方相爭的「香餑餑」,這就是,最近印度總理所說的印度的崛起不會引起西方國家的擔憂。而中國則不一樣,中國有著十分強勁的發展潛力,一直保持著在全球巨大的經濟軍事份額,占據著世界頂端的地位,並且由於近代中國受到了西方列強的殘酷壓迫掠奪,這使得西方在面對中國的發展時,具有隱含的強烈負罪感,為了這種道義的劣勢,西方不得不壓制中國,留得一個長期的時間化解上百年來積累的怨恨。所以,在對待印度,對待中國上有著本質的區別。對於印度,西方有著及其強烈的優越感,印度為西方在殖民主要以全身而退做了一個很好的背書,印度可以得到從政治軍事到經濟的全面接納,而對待中國,則是西方有著不能自身解決的罪惡感,任何的對中國有利的政策都面臨著強烈的阻礙。

『叄』 印度對中國是積極作用更多還是消極作用多

印度對中國沒有任何作用。

『肆』 印度對中國的優勢有哪些

印度學生:「中國比印度差很遠!」

表面上看,中國比印度先進富裕,中國的GDP和人均GDP兩項指標都是印度的兩倍,人口比印度只多出約12%,按說中國要比印度富裕。但真實情況確相反,從我在中國生活的兩年半的所見所聞,真實的中國人比印度人生活艱難的多、苦的多。

印度農民沒有苛捐雜稅。印度農民占總人口的比例和中國差不多,但印度農民自給自足,國家根本不從農業上提取稅收,也不象中國地方有那麼多官員要養活,盡管印度的農業技術比中國落後,這主要是印度農民懶造成的,要是印度農民有中國農民這么能吃苦,印度農村肯定要比中國富裕,中國有世界上最能吃苦的農民,有最高的農業單產,但中國農民被壓迫的太深,稅賦太重,以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來說,印農民比中國農民輕松的多。

印度人享有充分的流動自由。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要暫住證,印度不需要,也沒有因為暫住證被關押被打死的情況。印度人可以在總統府的對面要飯,也可以在象中國長安街一樣繁華的地段搭棚生活,根本沒有人以影響市容而象趕鴨子一樣到處趕。印度也沒有象中國一樣到處打砸攤主的城管,也不會因為三輪車影響政府形象而被取締。在印度,只要你能在某個地方找到謀生的門路,沒有人管你,而在中國就嚴格的多,官員們關心對外形象重於關心百姓生活。

印度人的工資水平高於中國。中國有世界上最廉價的勞動力,勞動成本比印度低的多。以電視機為例,此次美國對中國實行反傾銷,就是以印度的電視機價格為參考的。印度的原材料及其它成本不會比中國高,唯一高的是勞動力成本,而中國電視機價格低就是因為勞動力工資低。在中國的很多工廠里工作的中國工人的收入比印度產業工人工資低的多。一些合資企業到中國開工廠並不是因為別的什麼,而是因為中國人最能吃苦、工資最低。這些外國工廠在印度根本開不起來,因為印度人要的工資這些老闆給不起,印度人也沒有中國人牛馬般能吃苦耐勞的精神。

中國相對高的GDP沒有讓人民得到實惠。中國的GDP是印度的兩倍,但中國人民難以從中得到實惠。以汽車為例,中國連鄉鎮村的官員都可以坐上進口高檔轎車,僅此一項每年就消耗了中國GDP總值很大的一部分。而印度這種情況是絕對沒有的。除國家用於外事活動外,印度政府官員都坐印度自產的「總理」牌轎車,印度象國防部這樣的強力機關連空調都沒有,而中國所有的政府衙門都是富麗堂煌,每年被政府官員公款吃掉的錢也是一個天文數字,這些印度很少。這些都是民眾的錢,所以中國雖然GDP是印度的兩倍,但人民肯定享受不到實惠。況且,中國的GDP在剔除水分後的真實數字是多少,大概沒人能說清楚。印度沒有那麼多大蓋帽。在中國大蓋帽滿天飛,「九項大蓋帽管一頂破草帽」是中國特色。這些大蓋帽都是沖著人民來的,每頂大蓋帽都是人民的負擔。印度沒有這么多大蓋帽,即使你戴著大蓋帽也不能向人民亂收費。中國人光養這些大蓋帽就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誰也不清楚中國人要花多少錢來養他們。一些大蓋帽領導貪了太多的錢以後卷輔蓋走人跑到國外去。據中國自己報道,近年來捲款外逃的官員有好幾百人,這些人帶走的財富估計可以供養幾千萬兒童上學。

印度沒有官員終身制。印度上至總統下至部門,在任是官員,享受國家的各種待遇,但下來後和平民一樣。但中國就不一樣了,中國只要進了官場,除非因腐敗被抓起來,否則國家要養一輩子,直到死為止。據中國媒體報道,中國的官員總數和法國總人口差不多,這還不包括鄉村及編外的官員。而中國的國民總值比法國還低,從這一點上看,中國人的負擔比印度大的多。

印度沒有中國普遍存在的爛尾樓。在中國城市隨處可見爛尾樓,這些爛尾樓少則幾百萬,多則幾十億,要統計中國的爛尾樓到底有多少、到底有多少資金存入爛尾樓里多登天還難。可以說每幢爛尾樓都是官商勾結的腐敗現象,每幢爛尾樓都是人民的血汗錢,在中國不知有多少人民的血汗投入了這個黑窟隆,這種現象在印度很少見,這也是中國特色。

總體上看,中國的GDP雖然是印度的兩倍,但中國被要養活比印度多數倍的官員隊伍、要養活無數的公車和公車司機和修理費、要喂飽中國官員龐大的將軍肚、要裝滿外逃官員的行李箱、要養活無數的大蓋帽,中國的那點GDP余錢肯定不多,用於人民福利的錢不會比印度多。

------------------摘自印度留學生感悟

『伍』 古代印度文化對中國產生了哪些影響

古代印度文化對中國產生了哪些影響:


梁啟超先生曾將印度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歸結為:音樂、建築、繪畫、雕刻、戲曲、詩歌和小說、天文歷算、醫學、字母、著述體裁、教育方法、團體組織等十二個方面。


1)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成為中國古代影響最大的宗教之一。

2)佛教的組織和教規啟發了道教建立更完善的組織和制度以及戒律。

3)佛教的哲學刺激了宋明理學豐富和完善儒家的哲學體系。

4)佛教的造像藝術影響了後來中國的雕塑藝術。

5)印度的神話故事、史詩以及佛本生經等啟發了中國的小說的產生和發展。

6)對佛經的翻譯使一批外來語進入了漢語的詞彙系統,甚至影響了漢語語法。

『陸』 印度對中國的優勢有哪些哪方面值得我們學習

印度在人口、耕地、科技、信仰等方面都比中國占優勢,印度有很多比中國好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四點:
第一,在科技軟體服務方面,印度顯然有更多優勢。因為印度人英文比較好,同西方國家的溝通比較通暢一點。特別是印度班加羅爾這個地方,它的軟體工業是非常發達的,全世界75家頂尖的軟體公司有30家落戶在班加羅爾。在印度,有4500家高科技企業,班加羅爾集中了印度軟體人才的35%,它創造的IT產值也佔了印度的三分之一,它已經形成了科技軟體服務中心。
第二,有數據表明,幾年後印度的人口會超過中國,變成世界人口第一大國。這倒不是主要的,主要在於印度年輕人的比重遠遠大於我們,每年的就業人數至少1000萬人,大多是18歲左右的年輕人。相較中國,印度人口的優勢恐怕在今後幾年會凸顯出來,而中國老齡化的趨勢在發展。
第三,印度的土地面積只等於中國的三分之一,但可耕地要比中國大一倍。也就是說,它的人口密度比中國還大,但可耕地比中國多,所以到現在為止,中國糧食需要進口,印度是再窮也不愁糧食。
第四,根據統計,印度人80%信印度教。所以印度人比較重視精神生活。印度這種信仰對於社會穩定有好處,所以印度盡管會出現大亂,但像甘地,他在反對英國殖民主義時都是提倡「不抵抗主義」。印度的歷屆政府都會出現一些問題,但不會亂得很厲害。中國的漢人是比較相信物質生活的,這一點與印度有所不同,在這方面印度還是有它的優勢。
其次,印度的「私營企業家文化」值得中國學習 。
在經濟方面,印度的優勢有兩個:第一個是服務業,他們的服務業早就超過了50%。同時莫迪還提出一個口號「Make in India」。意思是「請大家到印度來生產」,是個祈使句,就是說你們把資本拿到這里來開廠,讓大家都到他那兒去生產。可見印度認為光靠服務也不行,製造業也要趕。第二個是印度的外貿靠內需拉動的比例比較大,這個既是缺點,也是優點,是把雙刃劍。
還要提到一點,就是印度的「企業家精神」。尤其在私營企業家裡面,我覺得印度私營企業家的文化遠遠好於中國。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有「富二代」什麼的,經常是不能堅持下去。但印度幾個有名的家族企業,像塔塔集團,有一百多年了,已經有三代以上,但是依然長盛不衰。我參觀過他們的廠區,像工業園一樣,搞得非常好,而且福利非常好。他們開玩笑說,工人只要生一個孩子,我保你從幼兒園一直到大學,老闆出錢,但你超生了,就不管了。他們還分房子,工人都有房子,工程師住好一點,工人差一點,但都分房子。在印度,私人老闆搞這些真的不容易,這就是企業家精神,值得中國學習。
另外,印度的銀行業是比較成功的,監管也比較好。中國股票解放以後中斷了,到改革開放才重新啟動,但孟買的股票市場一百多年一直延續下來,沒中斷。他們的股票市場也出現過重大詐騙,但壞的例子好象沒有那麼多。另外,印度銀行的呆帳比我們少,這是印度使館的人說的。
在信息技術方面,比爾.蓋茨曾經說「下一個軟體超級大國就是印度」,這個評價應該說相當高了。班加羅爾有很多這方面的大公司,我也去參觀過,那裡的管理等方面確實很好。另外,他們的英語好,因此外包業務也很強。
評價印度的教育,同中國相比,可以說印度是「高等教育好,基礎教育差」。美國有個MIT,印度也有個理工學院,培養出的一些IT產業專家,軟體工程師,水平都相當不錯。在國際組織裡面,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等等,恐怕中國人還沒有印度人多,他們當中很多都是高技術人才,英文也好。
印度軟實力方面的優勢也是看得見的。寶萊塢的電影在國際上還是相當有影響的,它的產量甚至超過好萊塢了。在南亞國家、非洲等地,印度電影市場非常好。還有印度瑜珈,現在中國也很盛行。莫迪九月份參加聯大時還提出,要聯合國通過一項「國際瑜珈日」的決議,並獲得通過。
最後再說一句,經常有人問印度的社會治安怎麼樣。不能說印度社會治安比中國好,但你到富人居住的地方去看,沒有多少人裝防盜門的。富人區除了賣珠寶,賣黃金首飾的要裝鐵柵欄,老百姓,很有錢的資本家,都沒有裝防盜門的。

『柒』 印度與中國的關系,在一帶一路中的作用,及一帶一路給印度帶來什麼變革

印度反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已三年多了,南亞國家學術界對「一帶一路」已經有很深入的研究,同時也有很多爭論和誤解。對於「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學者有必要進行解疑釋惑。

首先,「一帶一路」具有雙重內涵,它既是一項戰略,也是一項倡議。

對內,它是中國國內經濟調整與區域發展戰略,「一帶一路」旨在改變中國產業發展不均衡、區域發展不均衡,中西部地區參與全球市場的程度不高,經濟發展相對滯後的狀況,通過促進中西部地區與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提高中西部地區的經濟開放水平,使之融入全球分工和價值鏈體系;

而對外,「一帶一路」倡議是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和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是中國針對世界和平發展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它是一項開放、包容、平等的國際合作倡議,希望得到沿線國家的支持和參與,也希望能夠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計劃和地區經濟一體化計劃對接。

『捌』 印度崛起對中國發展的影響

印度經濟崛起的戰略影響
當全世界還在試圖理解冷戰結束對全球勢力均衡和不同國家在新的全球體系中的地位與關系會產生何等影響時,並且,在印度的經濟改善對全球和亞洲勢力均衡的影響尚未得到充分評價之前,哈佛大學一位最傑出的戰略思想家對後冷戰時代國際體系的性質做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預測,至今,這一預測還令印度的戰略政策分析家們感到「於我心有戚戚焉」。亨利·基辛格在其研究西方外交史的《大外交》(1994)一書的序言中,對「世界新秩序」進行了思考,提出了如下猜測:
「21世紀的國際體系表面上將充滿矛盾:一方面是分崩離析;另一方面是不斷增長的全球化趨勢。在國家關系層面,新秩序不同於僵硬的冷戰體系,而更像18世紀和19世紀的歐洲國家體系。新的體系至少包含六大主要力量——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或許還有印度——以及眾多的中等規模和更小的國家。」
不可否認,美國仍然在軍事力量上占據著絕對優勢,不過,它也要接受其他經濟大國崛起的現實。最近,基辛格不斷重復他早先的看法,在強調其經濟成就重要性的基礎上,再次談到印度作為一個強國的「潛力」(基辛格,2000)。1994年,當基辛格認為印度是一個正在邁向「大國」地位的國家時,人們還不能想像印度可能出現一個1992~1998年那樣的高經濟增長階段,另外,印度也還沒有宣布自己擁有核能力。難道他有先見之明,還是他希望我們在定義印度的「國際主要力量」的身份時,關注其歷史因素和潛在力量?作為一個研究國家實力和現實政治的專家,基辛格在那時就應該非常清楚,印度不但能夠維持從20世紀80年代業已開始並且不斷加快的經濟增長態勢,而且,其經濟政策將打上現實主義的深深烙印。事實上,那時印度的外交政策正是遵循著現實主義原則,對此基辛格當然是心領神會的。然而,和許多其他的分析家一樣,如果基辛格仍然只看到一個那時還不確定的印度大國的「潛力」,那麼,問題在於:印度需要採取什麼措施才能將潛在力量轉變為現實力量?
軍事分析家們認為,盡管印度已經宣布了其核大國地位,但是,印度要想成為一個被世界承認的、超過其近鄰的軍事和核大國,目前還存在巨大的信譽和能力缺口需要彌補。為了彌補這一「可能」和「現實」之間的缺口,最重要的莫過於印度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經濟發展和增長是印度作為一個「強國」重新崛起的根本所在。如果印度能夠成功地保持高增長率,獲得必需的財力用於國防和安全建設以及進行人力資本和社會福利的投資,以確保與鄰國之間的和平與安全,那麼,基辛格的預言才能最終成為事實。
新的印象
不管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在冷戰期間對印度的印象如何,20世紀末,有兩個決定性因素迫使西方國家重新認識印度。首先,20世紀最後十年印度的經濟成就,以及印度在經濟政策和思想方面的轉變;其次,印度宣布擁有核武器。對於這兩個內生於印度的經濟和政治發展因素,美國不得不做出反應。近年來,美國在重新形成對印度的認識時,還有另外兩個因素需要考慮進去,它們雖然是「外生」因素,但卻影響到印美關系,即恐怖主義活動的上升和中國在亞洲的崛起。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即印度經濟的強大、它的軍事和技術能力,以及它作為一個自由和世俗的民主國家在對抗教派主義和恐怖主義中所能夠發揮的作用,將決定著21世紀印度與美國及西方世界之間的雙邊關系,反過來,這又影響到美國對未來幾十年內印度在全球地位的看法。
印度面臨的挑戰在於,在可預見的未來能否處理好上述每一個因素——經濟增長與發展、國家安全、恐怖主義活動和中國日益增強的實力和影響,從而增進國家安全和確保國民福利。印度如何處理這些挑戰,將直接關繫到印度在21世紀的全球體系中國家能力的大小與性質及其國家安全。
經濟要求
在一本新近的傑作中,牛津大學歷史學家弗格森(Neil Ferguson,2001)在駁斥了最近有關國家能力經濟基礎的過於單純化的理論之後認為:
「托爾斯泰的問題是:『國家前進的力量是什麼?』如果用『動員』一詞來替代的話,這個問題可能更好回答。顯然,它不僅僅是購買力。盡管經濟財力很重要,但是它們並不是國家能力的唯一決定因素。一個國家的打擊力不僅僅包括其鋼鐵工業的產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個國家即便不具備進行足夠的軍事動員的能力,只要它有更好的戰略、運籌和戰術能力,它依然能夠擊敗一個經濟上的超級對手。同樣,我們需要把一個國家的財政體系完善程度——它從納稅人手中集中財力和向投資者籌款的能力——考慮進去。而且,在重大沖突中,一個國家還必須能夠最有效地動員其平民。不同經濟部門之間必須形成適當的平衡,以便在最大可能地形成作戰財力的同時無損於國內的社會福利。因此,國家和私人部門官僚組織的素養及軍事組織的素養是同樣重要的。」(P418)
弗格森關注的是他所謂的財政力量的四個重要機構支柱:稅收徵集機構、代議制議會、國債體系和中央銀行,它們構成了經濟「能力方陣」。顯然,弗格森避開了國家能力的經濟決定理論,他認為:
「不論稅收體系多麼有效率,不論議會多麼具有代表性,不論國債市場多麼具有流動性,也不論貨幣管理多麼完善,最終,一個國家的合法性與如下無形之物具有密切的關系:傳統(過去受益的回憶)、感召力(當今領導人的吸引力)、公眾信心(對未來收益的信念,包括物質收益和精神收益)以及宣傳(政府開動可用的媒體來鼓勵所有這些方面)。盡管卡萊爾(Carlyle)擔心現代性將把所有的人類關系都轉變為經濟關系,不過,真正的『純粹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即在每一次交易中永遠只考慮最大化自己效用的人,還是極其罕見的,對於社會中的大多數人而言,這樣的人好比是怪物。在日常生活中,男男女女會使自身的經濟利益屈從於一些其他的動機,像賭欲、惰欲、性慾和破壞欲。」(P422)
盡管不藉助於經濟手段,國家也可以追求權力和提高其戰略能力,但是,從長期看,可持續的能力必須建立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之上。
對於印度而言,毫無疑問,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挑戰便是如何加快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速度。經濟成就和經濟能力構成了國家安全和實力的基礎,對於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情況更是如此。經濟實力將決定軍事實力,並且改變印度與其鄰國,特別是她的兩個主要對手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關系。印度具備保衛其領土完整和安全的軍事實力,盡管如此,她仍然需要維持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從而能夠改變亞洲乃至全球戰略均衡,實現自身發展利益的目標。也正是如此,印度的對手才會努力讓印度保持經濟上的弱國地位,這正好強調了經濟要求的重要性以及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戰略意義。
在其對印度國家能力的「潛力與希望」的調查中,科恩(Stephen Cohen,2001)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未來若干年內,印度能否通過發展技術、後勤服務和軍事力量,成為一個影響力不僅僅局限於南亞的大國?」這個問題綜合考慮到了成為一個大國所必需的經濟與軍事力量。然而,科恩過於強調印度的軍事、外交和政治能力,而相對疏忽了經濟能力。他注意到印度精英階層的「世界觀」與「自我評價」和印度的實際能力之間存在斷層,這非常正確。但是,在給後者下定義時,他卻沒有充分考慮到經濟成就的中心地位。實際上,要充分實現印度的戰略潛力和國家安全,經濟領域的穩健表現將至關重要。
在蘭德公司(RAND)的一項研究中(Yeh和Zycher,2000),經濟因素被直接納入到了對亞洲不斷變化的戰略實力平衡的計算之中。研究認為,如果印度在2000~2015年間能夠持續1992~1998年間的經濟增長表現,那麼,亞洲的力量均勢就將發生一個大改寫。遵循這一觀點,特里斯(Ashleyr Tellis,2001)對印度經濟崛起的多方面戰略影響進行了分析,他說道:
「問題的本質在於,如果印度在未來二十年左右能夠維持大約5.5%的年均增長率,它將成為亞洲舞台上重要的角色。如果它能夠將增長率提高到5.5%以上的水平,那麼,它在亞洲地緣政治中的重要性會更進一步。」
「如果增長率能夠一直保持在7%甚至更高的話,這樣的經濟成就不但會不可阻擋地使印度成為一個強國,使它在亞洲地緣政治平衡中成為有影響的一極,而且,這也迫使全世界更加關注印度,把它作為一個具有地區影響力的戰略實體。」(p240)
在沙費爾(Teresita Schaffer)的《印度的崛起和美國在亞洲的政策選擇》一書中,這些思想也有所反映。該書把經濟增長的穩健性和治理視為決定印度國家能力性質的關鍵變數。沙費爾寫道:「印度崛起為經濟大國和國際事務參與者的程度將主要決定於國內的因素。在我們看來,兩個因素的驅動至關重要。第一是經濟轉型,它將對政治氣候、領導人競爭和印度的國際行為產生深刻的影響……第二個驅動力……是政治領導人的素質……」
經濟表現與經濟實力是政治與外交影響力和軍事實力的必要,盡管並非充分基礎,這樣的觀點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承認,特別是當人們看到蘇聯由於經濟上的失敗而崩潰,而在中國作為一個強國崛起的過程中,經濟的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總之,我們認為,決定印度的國際形象和能力、戰略地位和重要性以及國家安全的並不是經濟增長本身,而是增長過程的本質特徵和印度解決當前所面臨挑戰的方式。所謂「本質特徵」,在這里指的是增長成果的分配方式、增長對印度的全球競爭力和融入全球經濟的影響,還有增長的部門構成,即工業化的程度及其財政可持續能力。這些之所以意義重大,是因為在印度邁向強國地位的過程中,它所面臨的更大的安全挑戰主要來自內部的經濟和政治問題。恰恰是社會和經濟的落後狀態,由此產生的不公平和政治動盪,以及經濟發展的質量威脅著近來備受關注的「本土安全」。
印度國家安全的最大外部挑戰來自和巴基斯坦接壤的西北地區的跨國恐怖主義活動。但是,如果不能處理好由於少數人群的社會和經濟落後,以及教派和種姓之間的緊張關系所引致的國內安全問題,那麼,也就無法解決這一外部挑戰。不平等的經濟增長只會給國家安全帶來隱患。同樣,經濟落後狀況導致印度經濟缺乏國際競爭力,從而限制了印度融人全球經濟的程度。總之,穩定而持續的經濟增長是印度國家能力和安全的基石。
印度過去的經濟成就和當前的國家能力
如果說加快經濟增長是實現印度戰略潛力的關鍵所在,那麼,問題是,印度現有的表現如何?以及,准確地說,經濟成就與發展潛力之間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有必要承認的是,促使印度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強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她的文明史、她對宗教和哲學所做的貢獻、她在知識方面尤其是在科學和數學上的成就、她的人口規模和構成、她的地理空間和位置以及她的軍事實力——而不僅僅是經濟增長。正如加維(John Garver,2001)在討論印度和中國的競爭時所提到的那樣,「人類創造的兩個最為璀璨的文明:中國和印度,毗鄰在亞洲大陸之上。創造了這兩個文明的民族不但有理由為她們的歷史與成就而自豪,而且,可以肯定,她們在當今世界還將發揮重大作用。」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最近的一項統計工作通過清晰的經濟數據反映出這種歷史潛力。麥迪遜(Angus Maddison,1998)在對中國經濟成就的研究中構造了一組有關1700~1995年間世界總收入的數據,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在前工業化和前殖民時代印度和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所佔據的突出地位,以及近年來她們對這一失去地位的不斷收復。1700年,中國和印度佔到了全世界國民收入的45.7%(表1.1)。到19世紀末,這一比重滑落到24.2%,而到20世紀中葉時已經只有不到9%。隨著這兩個亞洲巨人在世界總收入中的比重下降,相應的,首先是美國所佔份額的急劇上升,緊隨著是日本。歐洲的比重在19世紀末上升到超過40%的最高點,隨後也開始下降,目前大約和前殖民時代的水平相當。這些數據助長了印度的戰略和經濟決策界的信心,他們堅信,印度一定會重新恢復她在世界舞台上的強國地位。同樣,他們也注意到,經濟成就在塑造一個國家的戰略實力的過程中起著核心作用。
不可否認,盡管學術界對這些統計數據的可信度還存有懷疑,但是,20世紀後半期最驚人的故事莫過於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在印度之前,中國就開始了她的高增長路徑,在二十五年左右的時間里便成功地使自己世界總收入中的份額翻了一番,從1978年的5.2%上升到1995年的10.9%。隨著其經濟上的成功,中國也成為奉行重商主義的貿易大國,其佔全世界貿易額的比重從20世紀70年代末的大約1%上升到2000年的4.5%。相比之下,印度的起步要更慢。不過,在整個20世紀,印度的經濟增長一直在不斷加速(表1.2)。
准確地說,最近一段時期印度到底取得了什麼樣的增長成就?在她的成就與潛力之間到底存在多大程度的距離?盡管印度起步較慢,但是,如果用一個更長的視角來看待其增長過程,那麼,我們的確可以看到增長速度在穩步加快。20世紀前半期,統計顯示印度實際上幾乎沒有增長,此後,在1950~1980年間,其GDP年均增長率為3.5%,在1980~1990年間為5.4%,在1990~2000年間為6.2%。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1992~1998年間,經濟增長率超過了7%,盡管隨後在1998~2002年間有所下降——主要是由於工業部門增長放緩所致。這就引起了一些有關中期增長潛力的問題。如果全美工商業圓桌聯合會與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所(NBAR—CSIS)的觀點可以被接受,那麼,5.8%的年均增長率,即1980~2002年間所得到的長期增長率,不但無法使印度這個貧窮的人口大國解決發展問題,而且也無法使印度獲得一個強國所需要的外交和軍事地位。印度的決策者很清楚,只有在下一個十年內保持至少7%~8%的經濟增長率,才能夠完全解決印度的大規模減貧和應對人類發展的挑戰。戰略分析家們也認為,政府要想籌集足夠的財力來對傳統裝備的軍隊進行現代化改造和形成一個可靠的核威懾命令控制系統,這樣的一個國民收入增長率是必須要保證的。
盡管還有這些需要警惕的不足之處,印度過去二十多年不斷加快的經濟增長已經產生了戰略性影響。如果中期的增長速度能夠提高到年均7%的水平,那麼,各種戰略性影響也將隨之增加,我們下面來討論這些問題。
業已取得的戰略性影響
印度不斷加快的經濟增長以及更重要的貿易投資自由化政策已經影響到她與各國(或政治實體)的政治外交關系,這些政治實體遠的有美國和歐盟,近的有東盟和中國台灣地區。不過,從戰略角度來看,受影響最深的還是莫過於她與兩個既是鄰邦又是戰略競爭者的國家的關系。

『玖』 印度自中國進口額5年來增30%,這對兩國有何好處

印度自中國進口額5年來增30%,有利於中國產品向印度出售,增加兩國的交往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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