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重工業模式如何融入中國

① 好萊塢電影對中國電影發展的影響

從中國開始放映電影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50多年時間中，美國電影迅速取代了歐洲電影在中國市場的壟斷地位，好萊塢影片佔中國年放映影片總量的80%以上，每年平均獲得經濟利潤大約為600萬美元。好萊塢電影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風尚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政府、中國電影業和知識分子與好萊塢電影之間形成了復雜的沖突和依存關系。好萊塢在中國電影市場上的壟斷地位直到1950年代以後才告一段落。而1990年代以後好萊塢在中國的重新進入，必將成為我們不能迴避的政治、經濟、文化現象。

（具體的再聯系，這個有字數限制）

② 中國電影工業化之路在什麼地方

近年來，電影工業化作為中國電影發展的一大趨勢被屢屢提及，然而何為電影的工業化，業界並沒有達成明確的共識。6月17日下午，第21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第二天，多位電影業界名人齊聚金爵電影論壇，圍繞「中國電影工業化之路」進行了豐富而精彩的交流。

李捷認為，電影工業化最大的挑戰在於人才的專業化上，「製片和導演的專業化，在未來整個中國的工業化之路會成為非常大的話題。」身為導演的韓延則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電影人正是在電影製作的種種細節中體會到工業化的重要性，並受益於此的。說到這里，韓延舉了一個拍戲中演員站位的例子：「我剛畢業的時候帶著同學拍電影，經常拿一塊磚或者樹枝樹葉來標記站位。有時風一吹樹葉沒了，這條就作廢了。後來我發現，香港人都是拿馬克筆和大力膠標記站位的，我學到了這一招。這就是一個工業化的體現。」韓延感慨說，他這一代電影人一直都在享受前輩電影工作者留下的財富，而作為中國電影的新生代，他也需要多做探索，為新新生代鋪路。

前輩在電影製作上積累的經驗，要如何分享和傳遞給新生代，也是一大難題。對此，阿里巴巴影業副總裁吳倩提出，信息的溝通分享和沉澱，是一種工作機制的傳承，這也是工業化的重點所在。而在現今社會，互聯網為這種傳承提供了優越的條件。吳倩認為，工業化最重要的關鍵詞是協同和分工，以及信息分享和經驗傳承，因此她希望韓延等導演能夠利用互聯網技術等方式，幫助到更多的劇組，將他們探索出來的新的方式方法，傳承給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談及中國電影工業化的障礙，郭帆主張，文化上的差異和隔閡是中國電影人學習西方先進經驗的最大阻礙。他認為，美國的電影工業流程無法直接拿到中國使用，因為中國是人情社會，而美國是契約社會，所以很多好萊塢的工業流程，中國人無法在心理上接受；同時作為一名拍攝科幻片的導演，郭帆指出，科幻等類型電影的拍攝核心在於管理，而不是創作。所以他提出，中國電影業的當務之急是要找到符合中國的管理方式。

來源：澎湃新聞網

③ 急！~~！美國電影對中國人有什麼影響和聯系！！

1896年電影首次在中國放映，距離盧米埃爾兄弟在巴黎首次公開放映電影還不到一年。從那以後的50年裡，大量美國電影被販運來中國分銷到各地。在這50 年中，中國各地影院上映的片目中，美國片佔到了80～85％。作為20世紀中國的一道重要的文化景觀，好萊塢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早在30年代就有人說過，好萊塢已經「取代了傳教士、教育家、炮艦、商人和英語文學，成為中國學習西方工業社會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最為重要途徑」 。的確，好萊塢的意義從來都不限於文化消費領域，它不僅通過票房收入和電影膠片、拍攝/放映設備的出口對中國經濟產生了直接的沖擊，同時，它還是促銷美國產品的重要手段。美國商務部的一位官員曾明白指出，電影的影響使一些國家對美國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好萊塢稱雄世界與美國經濟利益在全球擴張之間的正比關系已經被許多學者的研究所證明。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對好萊塢在20世紀中國所起的作用做過深入系統的研究。本文在大量原始資料的基礎上，試圖對中美兩國在二十世紀前半期的電影姻緣做一個初步描述。它對基本史實的側重和量化的研究方法可能會進一步激發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興趣，同時也為將來的深入研究奠定實證基礎。
好萊塢電影藉助美國自由經濟的領先力量，在勢不可當地覆蓋著全球電影市場的同時必然會對中國產生深刻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的意義遠遠不僅僅是 對於電影的，而且也是對於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傳統的。正如不少人指出過的那樣，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產品，「除了在物質屬性的價值外，它們藉由聲音、影像、圖畫、文字等元素交織而現的象徵符號與意理信念，則與文化領域有著關聯，同時這也與主導社會集體價值與國族文化內涵的政治領域形成一種張力」，顯然，好萊塢的全球化在沖擊著中國民族電影工業的同時也通過色彩繽紛的電影形象推銷著美國商業、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價值理想，影響民族社群的文化認同和文化延續，製造美國式的「全球趣味」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現實和將來。也正因為這樣，面對好萊塢電影日益緊迫的威脅，與全球此起彼伏的反好萊塢聲音相呼應，「好萊塢與中國電影」的話題在中國便具有了一種更宏大的政治經濟學意義－－我們正是試圖在這樣的背景下，考察好萊塢電影對於美國全球化戰略的政治經濟文化意義，分析中國在好萊塢全球戰略中所處的位置，研究好萊塢電影進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策略，從而探討中國電影發展所面對的挑戰和生機，尋找中國電影發展的出路，最終獲得面對文化全球化的一種政治立場和態度。「面對好萊塢」因而可以被看作全球化背景中最具理論和實際挑戰性的話題之一。
好萊塢電影藉助美國自由經濟的領先力量，在勢不可當地覆蓋著全球電影市場的同時必然會對中國產生深刻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的意義遠遠不僅僅是 對於電影的，而且也是對於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傳統的。正如不少人指出過的那樣，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產品，「除了在物質屬性的價值外，它們藉由聲音、影像、圖畫、文字等元素交織而現的象徵符號與意理信念，則與文化領域有著關聯，同時這也與主導社會集體價值與國族文化內涵的政治領域形成一種張力」，顯然，好萊塢的全球化在沖擊著中國民族電影工業的同時也通過色彩繽紛的電影形象推銷著美國商業、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價值理想，影響民族社群的文化認同和文化延續，製造美國式的「全球趣味」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現實和將來。也正因為這樣，面對好萊塢電影日益緊迫的威脅，與全球此起彼伏的反好萊塢聲音相呼應，「好萊塢與中國電影」的話題在中國便具有了一種更宏大的政治經濟學意義－－我們正是試圖在這樣的背景下，考察好萊塢電影對於美國全球化戰略的政治經濟文化意義，分析中國在好萊塢全球戰略中所處的位置，研究好萊塢電影進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策略，從而探討中國電影發展所面對的挑戰和生機，尋找中國電影發展的出路，最終獲得面對文化全球化的一種政治立場和態度。「面對好萊塢」因而可以被看作全球化背景中最具理論和實際挑戰性的話題之一。
好萊塢電影藉助美國自由經濟的領先力量，在勢不可當地覆蓋著全球電影市場的同時必然會對中國產生深刻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的意義遠遠不僅僅是 對於電影的，而且也是對於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傳統的。正如不少人指出過的那樣，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產品，「除了在物質屬性的價值外，它們藉由聲音、影像、圖畫、文字等元素交織而現的象徵符號與意理信念，則與文化領域有著關聯，同時這也與主導社會集體價值與國族文化內涵的政治領域形成一種張力」，顯然，好萊塢的全球化在沖擊著中國民族電影工業的同時也通過色彩繽紛的電影形象推銷著美國商業、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價值理想，影響民族社群的文化認同和文化延續，製造美國式的「全球趣味」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現實和將來。也正因為這樣，面對好萊塢電影日益緊迫的威脅，與全球此起彼伏的反好萊塢聲音相呼應，「好萊塢與中國電影」的話題在中國便具有了一種更宏大的政治經濟學意義－－我們正是試圖在這樣的背景下，考察好萊塢電影對於美國全球化戰略的政治經濟文化意義，分析中國在好萊塢全球戰略中所處的位置，研究好萊塢電影進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策略，從而探討中國電影發展所面對的挑戰和生機，尋找中國電影發展的出路，最終獲得面對文化全球化的一種政治立場和態度。「面對好萊塢」因而可以被看作全球化背景中最具理論和實際挑戰性的話題之一。 中國由於人口眾多、經濟潛力巨大，在當今的全球化格局中，國際地位舉足輕重。因而，在美國的「單極化」戰略中，中國具有重要戰略地位。據國際問題專家分析，世界上三個人口大國－－中國、俄羅斯和印度，都極力保持本國獨特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與美國保持著某種抗衡關系，同時，三國的經濟也正呈現復興和發展趨勢，在新世紀同美國的差距將會縮短。因而，即使美國有能力迫使這三個國家實行美式民主自由制度，但如果中、俄、印堅持走不同於美國主導的西方政經發展道路，分別或聯合反對美國，都會使美國「單極化」全球戰略難以成功。基於這樣的分析，21世紀以後，美國的全球戰略可能將有所調整，戰略重心可能從歐洲轉向中東和亞洲，特別是轉向中、俄、印三大國。事實上，美國已經在「將亞太逐年高成長所孕育的數以億計的中產階級，國民所得持續增加所帶來的兆億美元的消費能力，還有未來大規模現代建設所需的資金與技術等等經濟因素，予以數據化的精算，並將亞太這個 「他者」設定為西方國家長期景氣低迷所累積的資本與科技進行再生產的「新疆域」。美國未來學家奈斯比特也在預計未來趨勢時指出，「西方企業如果不能參與大亞洲的經濟騰飛，不但會喪失商機，更可能被削弱競爭力。毋庸諱言，已經臻於成熟的西方經濟需要外來的新刺激，西方技術和精密產品必須能更廣泛地應用於開拓新的市場，而亞洲就是最具潛力的開發對象。」

④ 好萊塢成功背後的秘密

位於美國西海岸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郊外的好萊塢，這是依山傍水，景色宜人的地方。以下是我整理的好萊塢成功背後的秘密，歡迎大家閱讀。

世界電影百年之後，如今什麼是「好萊塢」?怎樣才算作商業 文化 的「成功」?好萊塢的「秘密」可以指它成功背後鮮為人知的失敗，也可以指它令人信服的全球性擴張、壟斷的歷史，這個歷史包括它龐大的文化工業體制的建立、調整與創新，尤其是它領先其他國家和民族電影的全球化策略。自從20世紀末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全球化」已經成為學界與媒體經常談論的題目。這個演講的目的之一，就是為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信息，以便知己知彼，更全面地了解國際文化格局。

經濟學難以解釋的成功

昂貴的製作成本，尤其是明星的片酬，加上同樣昂貴的影片宣傳費用，與票房的實際收入往往不成比例。如果單單以票房計算，好萊塢相當部分影片的投資都應該算作失敗。

好萊塢在全球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我們可以以20世紀90年代為例，看看這些驚人的數字。1990年，歐洲共同體國家電影票房90%的收入為美國影片佔有。1992年，歐洲進口的影視產品價值達到37億美元，而歐洲自己只出口2億8千8百萬美元的影視產品。1993年，全世界100部暢銷影片中，美國片共佔88部，穩穩占據壟斷地位。1994年，在美國影視娛樂產品高達180億美元的年收入中，80億美元(44.4%)來自出口，同年，美國電影票房在海外市場的收入第一次超過本土市場。1995年，美國電影佔全球票房的60%。毫無疑問，洛杉磯的影視文化(地理位置上的「好萊塢」)和以紐約市為中心的國際金融業聯手，壟斷了全球的娛樂產業，包括電影、電視、音樂、 廣告 、衛星、網路、出版甚至體育。然而，好萊塢的成功是傳統經濟學難以解釋的一個現象，因為美國每年生產的影片中，票房虧本的數字經常超出盈利的數字。昂貴的製作成本，尤其是明星的片酬，加上同樣昂貴的影片宣傳費用，這些巨額的預支與影院票房的實際收入往往不成比例，製片廠和電影院的供求關系與電影產品的定價(票價)也不可能平衡。換言之，如果單單以票房計算，好萊塢相當部分影片的投資都應該算作失敗。

那麼，好萊塢是如何解決票房的拮據，而最終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功呢?對這個「秘密」當然有種種不同的解釋。第一是好萊塢文化產業的規模與財力，只有大財團支撐的集團公司才能在每年幾部大片虧損的情況下依靠其他影片和產品扭虧為盈;第二是好萊塢靈活的管理文化，不時創新金融系統，不斷調整營銷策略，使它能適應社會經濟的變化。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可以用來解釋好萊塢的成功。比如語言因素：20世紀英語逐漸成為國際通用語言，這為好萊塢從默片到有聲片的過渡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再如文化因素：作為一個由眾多民族組成的移民國家，美國多元文化的特性要求好萊塢採用相對應的文本策略，大批生產能讓不同階級、種族、文化背景的觀眾都喜聞樂見的影片，這樣的長期實踐，形成了一整套比其他國族電影更具世界性的敘事和影像模式。還有藝術因素：「經典好萊塢」風格的創立，既為觀眾提供令人滿意的視覺消費與重復觀賞的慾望，又為廠家設定有規律可循的技術生產流程。

顯然，純經濟貿易或純文化藝術角度的解釋都不能完全解釋好萊塢成功背後的秘密。從電影研究中的「政治經濟學」 方法 來看，另一種解釋來自資本與國家的共謀。也就是說，對好萊塢而言，與產業運作和觀眾喜好同樣重要的是美國政府的支持。這一點常常被人忽略，所以我們不妨回顧一下。

好萊塢走向成功的歷史

美國政府在支持好萊塢爭取海外文化霸權的同時，曾經明文立法禁止類似這種「托拉斯」聯營方法在美國國內的形成，國內的經濟保護主義(對中、小企業而言)和國外的「文化帝國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

很多人忘記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並非強國，而美國電影也不曾佔世界優勢地位。直到1914年，大部分美國上演的影片與使用的電影技術都還是進口的。法國當時每周向美國出口12部片子，每年約600部;拉丁美洲的電影市場也由法國和義大利壟斷。第一次世界大戰使這一狀況發生根本性扭轉。1915年到1916年，美國影片出口從3千6百萬英尺增加到1億5千9百萬英尺，兩年內增長近5倍;而美國影片進口則從一戰前的1千6百萬英尺下降到20年代中期的7百萬英尺。一戰後，美片進入亞洲和拉丁美洲，美商大量收購巴西電影發行業，控制巴西本土的電影放映，幾乎摧毀巴西電影的生產。此外，美片的主要出口地還包括英國、澳洲和阿根廷。

時至20世紀30年代，美國電影產業三分之一的收入來自海外。有聲片時代初期，美國的音樂類型片吸引了非英語國家的觀眾，好萊塢也開始嘗試同步生產外語版的暢銷音樂片。音樂的流行促進電影產業的「平行整合」，即電影與非電影產業之間的整合。音樂片的流行歌曲既可以授權由電台播放，又可以生產單張唱片在商店銷售，電影開始嘗到靠周邊副產品增加盈利的甜頭。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經典好萊塢電影在海外極受歡迎。迷人的影星、動人的 故事 、撩人的音樂、驚人的外景地———好萊塢塑造的現代銀幕形象，向全世界推銷美貌、青春、財富和快樂。1939年，美國商業部估計，美國占據了全球約65%的電影製片產量。此後，歷史再次垂 愛好 萊塢。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電影工業元氣大傷，德國和義大利的國營電影企業要麼破產，要麼暫停，美國影片乘虛而入。1945年-1949年，義大利進口美片2000部，平均每年400-500部，與此相類似的是抗戰勝利後好萊塢電影傾銷中國的情況。資本與國家的共謀在冷戰初期尤其突出。好萊塢在意識形態上推廣美國政府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政策，在文化上向世界出口美國的生活方式。這種共謀如此合拍，以致好萊塢的一個影片出口公司當時自稱是美國的「小國務院」。與此同時，在經濟政策上，美國政府也及時支持好萊塢，為其減低稅收，優惠外幣兌換率，訂購影片，甚至充當其海外商業談判的代表。到了60年代，好萊塢已經在英國及拉美國家占據壟斷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府在支持好萊塢爭取海外文化霸權的同時，曾經明文立法禁止類似這種「托拉斯」聯營方法在美國國內的形成，國內的經濟保護主義(對中、小企業而言)和國外的「文化帝國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

70年代初的全球石油危機和通貨膨脹一度造成美片海外市場的不景氣，但是好萊塢將注意力轉向國內市場，及時發展黑人觀眾群，開發新的動作類型片。非洲市場的開發形成好萊塢另一個長期稱霸的領域。如今，不但非洲市場一半以上放映美片，而且非洲生產的影片往往不能在本土放映，而只在歐美市場流通。80年代墨西哥和阿根廷兩國經濟蕭條，貨幣貶值，美國政府藉助強勢經濟援助理所當然地又讓好萊塢打入這兩個非英語語系的電影大國。到了80年代中期，作為傳統電影大國的日本也成為好萊塢主要的海外利潤來源之一。隨後的歷史發展仍然有利於好萊塢：原蘇東國家的開放，歐洲共同體市場的建立，錄像與數碼技術的普及，一切似乎都為好萊塢的全球壟斷大開綠燈。

好萊塢與文化帝國主義

早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商界就驚喜地發現，美國影片的放映常常引起對美國商品需求的增加。據當時的估計，出口1英尺美片即可以促銷1美元的美國產品，出口12萬個電影拷貝就等於派出12萬個「美國大使」。

德國著名導演文德森承認：「美國人已經殖民了我們的下意識。」這里的殖民指的是影像的殖民，而影像的殖民提出了文化帝國主義的問題。「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原先指美國文化(「北方」)對拉美國家(「南方」)的影響，這一點有別於我們熟悉的「東方」與「西方」。早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政治與好萊塢文化的共謀就使美國商界驚喜地發現，美國影片的放映常常引起對美國商品需求的增加。據當時的估計，出口1英尺美片即可以促銷1美元的美國產品，出口12萬個電影拷貝就等於派出12萬個「美國大使」。

歷史上幾個事件充分說明好萊塢影像的文化帝國主義威力。其一，早年美片出現新型縫紉機的圖像，這曾使美國出產的縫紉機在海外一度脫銷。其二，美片營造現代的工作條件，又曾引起巴黎工人罷工，抗議法國工廠的不良環境。其三，美國明星在一部影片中手把手地教當地男孩做漢堡包，曾誘發對地中海飲食文化即將瀕臨消亡的爭論。其四，阿根廷觀眾發現一部美片中影星不穿內夾衣，又一度造成該產品在市場上的滯銷。

好萊塢對美片的影像感染力早有發現，在1927年就列出「不能及不宜拍攝」的敏感內容的條款，這屬於美國文化產業的自律。與自律相反，30年代好萊塢為了逼迫日本開放電影市場，就曾以大量拍攝日本黑幫片來要挾日本，電影作為「文化形象代言人」的功能不言而喻。到了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帝國主義的滲透力更是無所不在。從影像的角度說，所謂的「斯皮爾伯格現象」也可以視為好萊塢文化帝國主義的表現，因為以《侏羅紀公園》(1993)和《泰坦尼克號》(1997)為代表的好萊塢高科技、高質量的影音標準是其他國族電影在缺乏巨額投資的情況下所難以達到的。從消費的角度說，電影周邊商品的發展往往使消費者忽視產品的文化來源，典型的例子是迪斯尼。從動畫片和游樂園到有線電視與禮品商店，迪斯尼標榜的是全球性、重復性的消費。從迪斯尼到麥當勞再到可口可樂，今日消費者面臨的是全球文化的「類同化」壓力，雖然還不完全是「同一化」。

在電影界，拉美國家一度興起「第三電影」以抵制好萊塢的影響。遺憾的是，這些在意識形態和審美概念上「反好萊塢」的作品沒有商業基礎，只為理論界提供文本，影響甚微。而且近年理論界的研究證明，電影觀眾對影視產品的接受並非一律是消極的認同，而經常是積極的協商，甚至是主動的抵抗。在大眾媒體研究領域，「文化帝國主義」的課題也漸漸讓位於「全球化」的理論探索。

好萊塢與全球化生產格局

好萊塢成功背後的秘密之一就是：在電影本身從膠片走向數碼的所謂「電影死亡」的時代，「好萊塢」已徒有虛名，它指涉的是業主不定的多國娛樂文化產業及其資本靈活積累的全球化策略。

迪斯尼的當家艾斯納認為，「美國的娛樂產業不是世界的美國化，而是娛樂的全球化。」這個觀點強調，至少在娛樂界，「全球化」不等同於「美國化」。如果說早年的「美國化」是文化帝國主義及其侵略、擴張的一種表現，那麼近年的「全球化」則是70年代後全球相連的金融和管理效應所造成的一種新的格局。資本超越國界的全球性迅速流動造成出口型的跨國、多國公司特別是服務業的興旺，同時也造成傳統工業尤其是製造業的衰落。新的國際型經濟正逐步完善，高速的資本流動打破了傳統的時空概念，速度和效率就意味著利潤和優勢。雖然在世界的格局裡，「中心」與「邊緣」的不平等繼續存在，但是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力已經大大減弱，跨國資本在國際舞台上正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反映在影視界，平面整合與垂直整合愈演愈烈。如今幾個大財團擁有全球大量的影視、娛樂產業。迪斯尼由動畫片進入故事片，進而出版圖書、畫冊，營造游樂園、旅館、觀光游輪，發展錄像產品和播放平台，甚至購買美國三大媒體之一的美國廣播公司(ABC)，顯示出驚人的實力。電影周邊產品的利潤開始超過票房。1990年，美國本土的錄像收入已經高於票房收入，證明觀眾更多地在家裡甚至汽車內看電影。而票房的收入只不過是周邊產品收入的十分之一，所以票房已經不再是決定一部電影成敗的主要指標。到2003年，電子游戲的收入也已超過票房收入，難怪像最新的《星球大戰前傳3》這樣的大片也要同步或迅速發行電子游戲產品。娛樂產業在全球化時代的新變化要求在考慮投資一部電影之前，不僅要關心預計的票房，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關注這部電影能否產生、如何延伸有利可圖的周邊產品。

毫無疑問，新的好萊塢，不論是作為產業還是作為概念，早已出現;新的全球化生產格局也已經形成。新格局的特點之一是娛樂產業的多國投資與跨國產權。如今好萊塢資產的業主包括由法國、加拿大、日本(如索尼公司)、澳大利亞(如默多克集團)等國的機構。新格局的特點之二是資本的「靈活積累」，不僅限於國內，更分散在海外。著名導演約翰·福特說，如今「你無法在地理上確定好萊塢：我們根本不知道好萊塢在哪裡」。當然，不知道並不意味著好萊塢不存在，而意味著它「無所不在」的全球化生產格局。中國的盜版影碟也說明了好萊塢在中國的影響;無疑，盜版已經在中國造就一批業余的好萊塢影片「專家」。回到資本的靈活積累，多國投資合拍如今成為正常運作。其實，由於美國政府一度反對國內大財團的經濟壟斷，好萊塢從20世紀40年代起就開始主動向海外發展。從1950年到1973年，只有60%的美片完全在美國國內生產。海外勞工低廉是早期海外策略的決定因素之一。1949年，在海外生產的美國電影僅19部，1969年則增至183部，多數在歐洲拍攝。今日的全球化格局更要求以全球預售權的經費來預支基於洛杉磯的拍攝工作。為此，好萊塢早就開始購買或合營海外的發行公司和電影院線，以達到共擔投資、票房風險的目的。到了90年代，作為全球發行公司的華納已在世界各大都市經營多廳的「華納影城」，在中國也不例外。

類似「華納中國」這樣的子公司表明，全球化的新格局要求各個生產層面的重新分工、組合。與以往好萊塢片廠一統天下的經營不同，如今創意、投資、製作、道具、服裝、音樂、宣傳等程序可以在世界不同地方靈活多樣地分期進行，在藝術(編劇、對話、導演、明星、音樂、歌曲)、金融(集資、預售)、法律(版權)等各方面分別處理。製片商與發行商訂合同，分賬預支籌款。製片商再與眾多的專業中小公司(演員代理、攝影器材、特技製作)聯系，產生配套流水作業。簽約的投資、發行公司往往擁有連鎖錄像店、有線電視等娛樂平台，所以萬一票房不佳，周邊產品還可以保證扭虧為盈。

與過去文化帝國主義的策略不同，全球化的文化產業允許權力的不連貫性、多邊性和多方向性，由此產生市場的靈活性和消費的多樣性。參照美國福特汽車公司的國際市場 口號 ：「要成為多國集團，就必須在各地都成為本土的。」類似的營銷概念還有如20世紀80年代在日本產生的一個新詞：「土著化」;在英語世界產生的另一個詞：glocal，即將「全球」(global)和「本土」(local)兩詞合二為一。全球與本土因此相輔相成。跨國資本需要世界各地的本土市場，本土的發展也需要跨國資本的投入。哥倫比亞(亞洲)電影公司以北美發行權為交換投資馮小剛的賀歲片《大腕》(2001)，索尼公司以同樣方式加盟張藝謀的武俠片《英雄》(2002)，其中的道理就是全球資本與本土文化的互動。資本獲取最佳利潤的邏輯要求全球化不能、也不可能是全球的同一化，因為不同的本土市場需要不同的產品，李安的《卧虎藏龍》(1999)在歐美和中國迥然不同的票房證明了這個邏輯。

作為好萊塢傳統的多元文化策略，在全球化時代又產生新的影響。頗具反諷意味的是，好萊塢文化產業的巨大成功反過來也讓美國政府的部分官員擔憂。90年代，某些國會議員提問：「如果德國購買了福克斯電影公司，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片又將做什麼樣的修改?」不單政府如此，美國電影協會也為全球性的多元化策略擔心：「如果海外市場的比例不斷加大，那麼美國故事又將變成什麼樣的呢?」美國政界和文化界的這類擔憂，再次說明「全球化」不等於「美國化」，而「好萊塢」也不再代表狹義上的美國「電影」，因為它同時生產電視、音樂、體育等娛樂產品;不再象徵純粹的「美國」文化，因為美國不再是它的價值核心。產業改型後的新好萊塢不再基於洛杉磯市北邊如今相當破落的「好萊塢」城：全球化的好萊塢已經無所不在。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好萊塢成功背後的秘密之一就是：在電影本身從膠片走向數碼的所謂「電影死亡」的時代，「好萊塢」已徒有虛名，它指涉的是業主不定的多國娛樂文化產業及其資本靈活積累的全球化策略。

⑤ 電影《長城》中好萊塢演員的加盟帶來了什麼影響

在我個人看來，這是中國電影導演被好萊塢資本綁架。

所以，當電影導演被好萊塢資本綁架，當導演主題先行試圖藉助電影輸出中國文化符號時，便產下了這樣一顆好萊塢類型片與中國文化符號夾雜的不倫不類的怪胎。

怎麼樣？如果你喜歡我的回答歡迎給我留言點贊哦~

⑥ 好萊塢的電影在中國總能大賣，這是為什麼

其實這個道理非常簡單，用中國的一句俗語來說就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用專業一點的話來說，那就是在中國電影工業化成熟度正在發展的今天，好萊塢電影生產線的高水準，高投入和高產出是它們在中國締造賣座奇跡的一大優勢，也許這就是所謂的「總覺得別人碗里的飯菜香」。

中國現在約有1.2萬塊銀幕，電影票房在迅速增長，根據金融信息咨詢及研究機構IHS Markit及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平均預測，中國的影票銷售額有望在明年增長22%至104億美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最大票倉。對於中國電影市場與電影人來說，這是最好的時間風口，隨著中國資本深入滲透好萊塢電影產業，也是學習好萊塢的項目開發方法和先進的製作經驗與科技的好時機，但現時國產電影市場卻交出了越來越多的爛片，電影工業化水準依然堪憂，這對於好萊塢來說自然是一大利好。因為對比之下，好萊塢在中國資本的助推下，優質大片自然能在中國票房大賣，但即便是爛片，也將迎來圈錢的黃金時代。

⑦ 好萊塢和中國電影公司一般都是怎麼合作的

就拿觀眾方面來說，好萊塢通過熟悉的本土明星和文化元素有助於外國電影打入本地市場。盡管引進片的平均產值遠高於國產片，但內地觀眾的觀影首選仍舊是華語電影。

2017年票房前五名中除了《速度與激情8》外，其他四部影片均是國產片。這說明中國觀眾習慣於觀看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電影。

中國電影產業的成長一方面源自市場機制激活產業，促進電影市場轉型，另一方面又歸因於國家強有力的政策保護，在市場機制缺陷的情況下糾正市場失靈。自2003 年開始，廣電總局出台一系列產業保護措施，在降低電影的准入門檻，並從劇本、製片，發行，放映、資金和人才培養等諸方面扶持國產電影的發展。

⑧ 你認為美國好萊塢電影輸入中國是文化侵略還是文化交流原因

文化全球化從根本的意義上說，應該是在尊重和保
持文化個性基礎L對人類文化共性的發揚和推廣，是在
保持差異性前提下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是文化多樣性和
統一性的雙向互動。世界上每個成熟的民族都有屬於自
己的特有文化形態和文化個性，這種特有的文化已經成
為民族親和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如何在保持傳統民
族文化的同時接納現代性，吸收全人類所創造的優秀文
化成果，形成一種既適應現代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文
化，是我們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亟待解決之難題。
「一個民族要認識自己，就要走出自己的牆，從外
面看。一個民族要認識別個民族，就要走進別人的牆，
從裡面看。其實，認識自己和認識別人是同時的。」口1文
化的民族性並不是封閉的、保守的，而是開放的、發展
的動態概念，它在自己的歷史行程中總要吸納外民族文
化的精髓，融於自己的血肉之中。中華文化的走向遠不
只是一個繼承並發揚傳統的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本
全球化背靠下中國傳統文化境遇
理論研討
身是建築在傳統的農耕社會基礎之上的，近來，隨著國
家經濟建設的發展，中國經濟和從前的經濟結構以及經
濟模式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國民眾也正一步步邁向一
個現代化的社會巾去。眼下，進入公眾視野的文化產品
和文化門類眾多，能夠沖擊人的感官並且改變人的觀念
的東西也很多。網路、傳統媒體甚至公共場所部可以對
人的行為和觀念產生影響。在這種前提下，仍然要求今
天的人們去完全按照昨天的行為方式來生活，是不明智
的，也是不現實的。正像安東尼·吉登斯認為的： 「全
球化並不是我們今天生活的附屬物，它是我們生活環境
的轉變，它是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1因此，中國傳
統文化唯有積極地進行文化整合，捨去消極的不合理的
因素，讓健康的、符合今天民眾行為習慣和理念的因素
積極加入進來，中國傳統文化才能更好地得到繼承和發
揚， 「保衛傳統文化」的呼聲也才能平息下來。
與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相比，文化是一種軟實力和
軟環境，文化行為和文化生態的大規模變化在短時期內
是不會產生巨變的，但是長遠的看，唯其不容易徹底改
變，其改變之後的慣性爿『會更深遠。韓國的「江漢奇
跡」，向所有人展示了儒家文化在現代化浪潮沖擊下的
另一種結果。韓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並不矛盾，把傳統文化中的有益因素與現代化變革中的
需求結合起來，應是一個民族實現現代化的最好選擇。
文化走向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不斷演進以
至變革的過程，永無止境，中國文化和世界文明發展的
歷史經驗都說明，異質文化的交流，碰撞與融合是文化
更新發展的重要契機，文化封閉則只能導致僵化、停滯
和落後。
總之，文化全球化是當今世界文化發展中的一種客
觀趨勢，文化全球化不等同於「文化殖民化」或「文化
霸權上義」。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無論任何民族只有
積極地融入全球化文化，才能在文化全球化過程中創造
出自己民族文化的新特色，才能同世界各民族文化一起
共同構建全球文化新體系。

⑨ 《長城》作為我國首次嘗試和好萊塢合作的影片，它在電影史上有什麼意義呢

電影《長城》是好萊塢首次與中國深度合作，完全按照按好萊塢工業水準打造的超級大片，也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第一部工業模式下的電影。資料得知，這個故事並不是張藝謀帶給好萊塢的，而是好萊塢拿著寫了七年的劇本，找到了張藝謀。編劇則是曾經編劇過《諜影重重》系列電影的托尼·吉爾羅伊。最開始傳奇影業創始人托馬斯·圖爾有一個概念性的想法：長城之所以建造的如此宏偉，一定不單單是為了抵禦「人類」。2012年，羅異擔任傳奇影業聯合華誼兄弟在中國創辦的公司傳奇東方的CEO，他來到中國20年，見證了中國電影市場從「零」到全球第二大市場的井噴階段，這一切彷彿都是為了《長城》蓄力，無論是從電影內容還是市場培養方面。在這個合作的最佳時段，他找到了張藝謀，這位中國當代最具「掌控力」的導演。那時《長城》已經籌備了七年，中途還找過《燃情歲月》的導演愛德華·茲威克，但因為種種原因「夭折」了，遞到張藝謀面前的，是一稿「特種部隊」打怪獸的典型好萊塢式劇本。

所以在這部電影創作過程中，好萊塢保證資金，投入技術，同時也規定了劇本走向，電影節奏，而張藝謀在其中做的是「帶著腳鐐跳舞」。同時「借水行船，輸出中國文化」又是張藝謀拍攝這部影片的一個動機和理念：「我一直主張我們要有這樣的合作，我們借用好萊塢這樣的力量和他們喜歡的東西，哪怕是拍一個爆米花的電影，但是我們可以慢慢的，潛移默化的，把中國的一些文化符號傳遞出去。」所以，當電影導演被好萊塢資本綁架，當導演主題先行試圖藉助電影輸出中國文化符號時，便產下了這樣一顆好萊塢類型片與中國文化符號夾雜的不倫不類的怪胎。

錢鍾書曾說：「理之在詩，如水中鹽，花中蜜，無痕有味。」電影作為一門藝術，其深刻的主題、導演的藝術理想、人文精神理應通過鮮活可感的人物形象、邏輯縝密的故事、氣韻靈動的畫面自然而然的滲透出來，而非如此這般迫不及待、急功近利的呈現出來。我們對這部影片的吐槽，不僅僅是因為影片的糟糕，而更多是出自對於一個曾經有思想、有個性、有才華，被稱之為「鬼才」「奇才」的藝術家的失望。坐擁如此充裕的資本、豪華的明星、頂尖的技術，竟然整合出如此平庸的流水線作品，這是絕大部分對張藝謀還懷有期待的觀眾所不能接受的。《長城》再一次證明任何一個暢銷作品，都不可能僅僅是商業算計的分泌物。沒有解決更高級的，讓全球觀眾看到「一種活躍的、靈性的、充滿幻想和好奇的生活」，那輸出文化，就是一句空話。

⑩ 為什麼中國打造不了好萊塢

那麼中國商業電影發展如何走向世界呢？

要依賴互聯網技術，改變產業模式，資本模式，工業製作模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與美國電影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

BAT三家進軍影視行業，不見得是壞事反而可能是新的生機。中國要建立的不是「好萊塢」，而是自己的電影生產體系。

就像韓國，沒有「韓萊塢」卻有忠武路，中國電影要做的不是跟在別人屁股後面跑，而是找一條新的路，跑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