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为什么反教皇

A. 罗马教皇在退居梵蒂冈之后几百年内，为何意大利始终没有征服梵蒂冈

因为这是关乎信仰的问题，意大利是不敢去触这个霉头的。梵蒂冈在基督教中的地位就比不多描述了，所以意大利只能干看着罗马教皇躲在里面。

梵蒂冈虽然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国家了，但是它所蕴含的能量无比巨大。它可能人口只有几千人，国土面积只有我国一个镇这个大，但是它是基督教的圣城。就算意大利再牛，它也不可能把梵蒂冈给打下来的。在后来的二战中，法西斯国家也没有动它，可想而知它的地位是很高的。

B. 皇帝与教皇斗争的原因

欧洲中世纪长期处于教会和国家、王权与神权的二元统治制下，政教之争是中古西欧政治史上极重要的内容。王室与教会作为并存的两大政治力量，二者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并存。中世纪前期，王权与教会的关系错综复杂，两者既相互为援，又不乏激烈的权益纷争，处于对立、统一状态；中世纪中期，教会的实力不断增强，“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之间展开了长期的以争夺最高统治权为核心的政治斗争；进入中世纪后期，王权在与教权的合作与斗争的制度化进程中走向强大，而教权则日渐没落。

从奥托一世起，萨克森王朝诸王依靠教会的支持，打击部落公爵势力，加强王权。那时，皇帝直接任命主教甚至教皇，教会成了帝国政权的一个支柱。法兰克尼亚王朝（1024—1125年，又称萨利克王朝）兴起，仍然奉行这种政策。亨利三世（1039—1056年）先后废黜3位不听命的教皇，任命班堡主教和他的亲戚图尔主教为教皇，即克莱门特二世和利奥九世。然而，从10世纪起，逐渐兴起振兴教会运动。910年，法国人伯尔诺在勃艮第的克吕尼兴建纪律森严的修道院，标榜清贫、独身，反对圣职买卖和世俗政权任命神职人员，反对教会的世俗化。11世纪，克吕尼运动在西欧各地广泛传播。1059年，教皇尼古拉二世召开宗教会议，宣布教皇只能由红衣主教选举产生，世俗君主无权干涉。1073年，意大利人喜尔德布兰，乘德国内部叛乱之机，未经德皇同意登上教皇宝座，称格雷戈利七世（1073—1085年）。他积极支持克吕尼运动，并于1074年召开宗教会议，谴责圣职买卖，并以买卖圣职罪革除5名德国主教的教籍。1075年又发布敕令，宣称教皇的地位高于一切世俗政权，有权策封和罢免教职人员，甚至皇帝，还说教会从未犯过错误，也将永远不犯错误。同年12月26日，教皇致书德皇亨利四世，希望他心回意转，痛改前非。教皇之所以如此气粗，在于已和托斯卡纳伯爵与南意大利的诺曼王国结成同盟，有了强大的后盾。格雷戈利的所做所为直接触犯了德国皇帝的利益，双方终于爆发公开的冲突。这场冲突又叫策封权的斗争，实质是争夺教会领地和对教会的控制权。策封权又译授职权或叙任权，原指领主授给附庸象征领地的权力，如剑、矛、旗和权标。教会仿效它授予主教和修道院长象征宗教的权力，如指环和牧杖，而世俗政权则授予权标，象征拥有封地的世俗权力。

亨利四世6岁即位，由母后摄政。1065年，亨利满15岁，开始亲政。1073年，科隆大主教伙同美因茨大主教、沃姆斯主教等举行叛乱，捣毁城堡和建筑，把亨利弄得焦头烂额。值此危难之际，莱茵市民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亨利在沃姆斯和科隆市民的支持下迅速平定叛乱。亨利四世与市民结盟的政策是正确的。如能长期坚持，德国有可能克服分裂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不幸的是，没完没了的侵略意大利战争，特别是继起的霍亨斯陶芬王朝把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侵略意大利上，在国内纵容诸侯，改变同城市结盟的政策，从而使德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又一次破坏了统一事业。

1076年1月，即平定叛乱后不久，亨利在沃姆斯召开主教会议，与教皇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支持亨利的除部分教士外，还有骑士和莱茵城市。1月24日，亨利写信给教皇，开头称他是“伪僧”喜尔德布兰，要他从使徒的座位上滚下来，接受万古的咒骂。同一天，众主教也宣布不承认其教皇地位。2月23日，教皇下令开除亨利的教籍，解除他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统治权。这个教皇令成了不满皇权的德国封建主重新闹事的信号。士瓦本和巴伐利亚公爵等在乌尔姆集会，酝酿选举一位新国王。10月16日，不满的诸侯和主教在特里布尔（沃姆斯附近）集会，限期亨利在一年内与教皇谈判恢复教籍，否则不承认他是国王。1077年1月，亨利不得不亲往意大利的卡诺沙（托斯卡纳伯爵夫人的城堡），赤足披毡，在风雪中等候三天三夜，到第四天才受到教皇的接见，获得赦免。卡诺沙事件是教皇的胜利，但亨利四世也有收获，它使反叛的诸侯另立国王的企图失去借口，也争取到时间以便重新聚集力量。3月，反对派在福尔希海姆集会，另立士瓦本公爵鲁道夫为王。亨利在沃姆斯、伍兹堡市民的支持下，平定叛乱，鲁道夫逃往萨克森。1081年，亨利带兵击毙鲁道夫，乘胜攻入意大利。1084年占领罗马，另立拉文那的维伯尔特为教皇，即克莱门特三世。格雷戈利七世南逃萨莱诺，第二年去世。新教皇为亨利加冕，亨利则封出兵意大利有功的捷克诸侯为捷克国王。

1088年，教皇乌尔班二世上台，勾结亨利之子和南德意志诸侯发动叛乱（1104—1106年）。亨利又在莱茵市民和骑士的支持下敉平叛乱。亨利四世死，由次子继位，称亨利五世（1106—1125年）。经过反复斗争，亨利五世终于与教皇达成协议，双方于1122年签订沃姆斯宗教和约，策封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和约规定：在德意志，皇帝有权干预主教和修道院长选举，并对当选者首先授予象征世俗权力的权杖，然后由教会授予象征宗教权力的指环与牧杖；在意大利和勃艮第，皇帝无权干预主教和修道院长的选举，由教会先授给当选者宗教权力，6个月后皇帝再授予世俗权力。和约是双方妥协的产物：皇帝对教会的影响削弱了，但并没有屈服于教权；皇帝享有对德国教会的一定权力，但在意大利和勃艮第的策封权纯属形式，更没有达到对整个教会的控制。皇帝与教皇的长期斗争耗尽德国国力，使封建主的独立性增长，皇权衰落，法兰克尼亚王朝很快垮台。

霍亨斯陶芬王朝（1138—1254年）的弗里德里希一世统治时期（1152—1190年），与教皇的矛盾又趋尖锐。他无意遵守1122年的沃姆斯宗教和约，照样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长、截获教会收入。他乘教皇处境困难（1143年罗马市民起义，成立阿诺德为首的共和国，教皇出逃后向德国求援；诺曼人在南意大利建立强大的两西西里王国）之机，重新侵略意大利。为换取大封建主的出兵支持，他让强大的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放手侵略西斯拉夫人，授予策封权（1150年）。两年后又把类似权利授予奥地利侯爵，并晋升为公爵。1154年，他首次带兵侵入意大利，逮捕阿诺德交给教皇，恢复教皇统治。1155年，教皇为他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此在罗马帝国之前正式冠以“神圣”二字。弗里德里希远征意大利的目的同样是掠夺财富。1154年底，他在隆卡利亚平原召开会议，重申德皇有权在意大利占有财产、征收捐税和任命官员。据说他每年从意大利掠夺的财富值3万镑以上，远远超过他在德国的收入。这种掠夺政策理所当然地遭到意大利人民的反对。1158年，弗里德里希第二次带兵侵入意大利，攻陷米兰，重申享有以前的特权。1160年，他第三次侵入意大利，迫使米兰投降，加以彻底破坏（迁走居民、毁坏房屋、种上庄稼），镇压了北意大利的反抗。1167年，威尼斯、维罗纳、帕多亚、克雷莫纳等城组成伦巴德同盟共同支持米兰，反对弗里德里希。同年，弗里德里希第四次出兵，攻陷罗马。1176年，伦巴德同盟的军队终于在莱尼亚诺击败弗里德里希，击伤其座骑，本人仅以身免。弗里德里希一世6次侵略意大利，意大利人民的鲜血染红了这位侵略者的胡子，遂被称为“红胡子”（Barbarossa）。

1177年，即卡诺沙事件一百周年，弗里德里希被迫与教皇签订威尼斯和约，答应归还教产，不再反对教皇和不折不扣地执行沃姆斯和约，并屈辱地吻了教皇的脚。1183年，他与伦巴德同盟签订康斯坦茨和约，承认同盟合法，放弃原来的种种特权，仅保留形式上的最高策封权（无权否决），皇帝出巡意大利时同盟应提供粮秣，维修道路桥梁和热情招待等。这次斗争实际上以皇帝的惨败告终，但教皇也不是胜利者，最大的受益者是意大利北部的城市，赢得完全的独立。

1190年，弗里德里希一世参与第三次十字军东侵，在小亚细亚溺水丧命。原来，弗里德里希不甘心在意大利的失败，让其子亨利六世（1190—1197年）娶西西里女王位继承人康斯坦丝为妻，与两西西里王国结好，孤立教皇。然而，小弗里德里希自幼随母在西西里长大，不懂德语，即位后又长期不回德国，仍把政策的重点放在意大利。为取得德国诸侯支持他的意大利政策，他改奉打击城市讨好诸侯的政策。1237年，弗里德里希二世一度在科特努瓦击败伦巴德同盟，但教皇立刻宣布革除他的教籍。他死后不久，霍亨斯陶芬王朝终结，德国出现选不出国王的“大空位时代”，诸侯对皇帝、地方割据对王权的胜利已成定局。

C. 文艺复兴不是反封建反教的吗为什么能得到教皇，国王，富商的庇护

14—16世纪，西欧各国先后发生过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肇源于意大利。意大利文艺复兴可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早期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和中心在佛罗伦萨。从15世纪起，罗马教廷也逐渐被文艺复兴精神感染。中世纪天主教会的首脑机关所在地，“永恒之都”罗马，成了后期文艺复兴的中心之一和最大中心——其它几个中心是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

罗马在意大利及欧洲的特殊地位，使它成为文艺复兴的大本营。这一时期的罗马教皇，不但没有置身于当时文化潮流之外，反而成为文艺复兴的积极参加者和领导者。从15世纪中叶以迄16世纪初，折文艺复兴进入盛期的同时，罗马教廷出现了一系列人文主义教皇，或称文艺复兴教皇。他们慷慨解囊襄助人文主义者，从佛罗伦萨和其它地方招揽学者和艺人、搜求古代典籍、美化罗马城市。有的教皇自身就是鸿儒硕士，和人文主义者一样，提倡安逸与快乐，追求完人的生活而不是圣人的苦行。对异教的古典学问和各种学说，教皇们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

教皇是当时有教养的人们的一部分，他们有着对文化的鉴赏能力。这一时期的教皇，同基督教刚刚取得国教地位后的宗教领袖不同，他们不是疯狂摧毁异教文化、焚烧异教书籍，而是保护珍贵图书，鼓励学者们抄写、阅读、研究。这与他们自身文化修养有关。文艺复兴史家布克哈特这样评论列奥十世;“只有这位教皇能够在批准印行新发现的塔西院的着作时有资格说:伟大的作品是生活的尺度和不幸中的慰藉。” 文艺复兴推崇人性，发现人的价值，是通过阅读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文学而实现的。因为正是古代作家对这个世界上人的问题比对神的问题及中世纪对于实体的性质的讨论更为关切。

D. 教皇国是如何灭亡的罗马教廷和教皇国有联系吗

1861年，教皇国的绝大部分领土被并入撒丁王国，即后来的意大利王国。1870年罗马城也被并入意大利，教皇国领土退缩至梵蒂冈。教皇庇护十一世时期，墨索里尼在1929年与教廷枢机主教加斯佩里签订拉特兰条约，罗马教廷正式承认教皇国灭亡。教皇国是由罗马教皇统治的世俗领地。罗马教廷是天主教会的中央行政机构，协助教皇处理整个教会的事务。教皇国一词在拉丁语中解释为隶属于教会的诸邦国。教皇国并不是一个单一制国家，而是由许多昔日的独立或半独立 城邦 、小国和 贵族 领地构成的共同体。

E. 意大利人民反抗教皇统治成功后为什么没有把教皇赶出罗马，反而送给了他梵蒂冈

西方很多国家信奉天主教,教皇是天主教庭的最高领袖,在其他国家的信徒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教皇被驱逐,那么意大利将会遇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强大压力.其实意大利刚统一时实力在强国林立的欧洲并不算强,如果予人借口,那么将有不少强国干涉,意大利将无法抵挡,最后说不定落得国破家亡,教皇在外国军队支持下重返罗马的下场,所以当时的意大利统治者权衡利弊后没有驱逐教皇,这是由他自身实力不够强,而外部实力过于强大决定的.

F. 中世纪时期，教皇是怎么跌落“神坛”的

鄙人学浅封建教皇，之所以跌落神坛的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改革，甩开教皇

众所周知，欧洲在中世纪的末尾，人文主义再次复兴，文艺复兴逐渐让人变得理性。，富裕起来的资产阶级不再甘心，接受教会说一不二的摆布，于是在尖锐的对立之后。宗教改革提上了日程，很快马丁.路德等一批宗教改革家诞生。

像为上位不择手段的，女扮男装的教皇，论理不过就将人火刑，说人是巫婆的宗教裁判，还有私生子的红衣主教等等，可以说他们不过是一群穿着僧袍的小人。所以改革和战争后，僧俗一家的封建教会和封建教皇，跌落神坛。

G. 教皇的统治是意大利衰败的根源，这说明了什么

邪恶宗教教义血腥统治，人欲为患，迷信邪恶恐怖横行，是过去14-15世纪哪个时代欧洲人民空前的大劫难。

H. 为什么宗教统治在意大利消散

应该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新旧更替。
当时在罗马的梵蒂冈，教皇是人们的信仰，尤其是因为当年的教皇格里哥利一世还曾经帮助帝国抵御外敌，那么自然就有很多的信徒愿意追随他的信仰，信奉天主教。自然宗教的力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而且当时东罗马的军事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教廷的军事人手也不可小觑。不过到了后来，随着法国的崛起，罗马的衰弱，当时的九世避居梵蒂冈，最后被逼的没办法，就出来签了条约，正式承认这个国家不存在了，那当然宗教的统治也不复存了。

不过现在梵蒂冈依然是宗教圣地，每年数以万计的教徒会聚至梵蒂冈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大教堂去朝拜。它依然吸引着世界上六分之一，信仰着天主教的人口前往。

I. 中世纪德皇亨利四世为什么敢反抗教皇

在欧洲中世纪，教权和皇权之争在亨利四世时期达到了高峰 。教皇一贯认为，教权高于皇权而不是反过来。亨利四世对教皇的态度自然是很不满意，加上教皇是出自意大利的家族。早先，几位德皇曾经任命过本国人，或者是自己的兄弟，叔伯和侄子为教皇的 。
在“卡洛莎”的事件，亨利只能屈服，后来一有机会就反抗。
教皇与皇帝的矛盾在中世纪是很有影响力的。

J.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里批评教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就当时而言，路德及其支持者对于上帝和上帝之子耶稣的极端热诚，激发了他们对教皇和教会权威的挑战。这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不得已之举，因为兜售“赎罪券”是教皇允准的，反对“赎罪券”就是违逆了教皇的命令。那么，教皇是否一直就应该享有如此权威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研究教会的发展史。如此，路德和支持者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里等人批评教皇的目的和手段取得了一致。他们都不满教皇的专横跋扈，又都诉诸历史，希图通过研究和解读历史来揭示和说明自己的观点。路德在阐说历史的功用时，引用了罗马学者瓦罗的话，这便能帮助我们认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内在关联。

如果说人文主义者是为了恢复古典文化，那么路德等新教徒则想恢复古典基督教。不过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天主教徒参与恢复古典基督教历史的工作，尼德兰人伊拉斯谟（Erasmus，1466—1536），就是一个显例。伊拉斯谟并不支持路德，宗教改革发生以后，他仍然没有脱离天主教会。但他用人文主义的手段，考订了拉丁文和希腊文《新约圣经》等教会历史文献，让教徒们重新认识了基督教的历史渊源和传统。伊拉斯谟因此获得“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美誉。

但他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称颂和赞扬早期基督徒的牺牲、贤德和高尚，以求与之后教皇权力的上升和随之而来的腐败相对照。有必要一提的是，同为路德的亲密盟友，弗拉奇乌斯与梅兰希顿后来在阐说新教教义时产生纠纷，双方各持己见，损害了彼此间的友情。但在新教徒中，这种分歧和分裂十分常见。因为新教提倡“唯独信心”，反对权威和正统，其内部往往教派林立，不像天主教那样等级有序，律令森严。

新教徒之间虽有争执和纠纷，但他们与天主教会之间的斗争更为势不两立。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此处开始改称教会为天主教会，以示区别），自然引起天主教徒的不满和仇恨。弗拉奇乌斯的《马格德堡世纪史》认定教皇是反耶稣的，因此首当其冲，成为天主教人士攻击的主要对象。

意大利红衣主教、天主教的博学之士切萨尔·博洛尼斯（Caesar Baronius，1538—1607）在16世纪末开始写作《教会编年史》（Annales Ecclesiastici），条分缕析地反驳《马格德堡世纪书》所述的教会史。博洛尼斯的立场十分明确，那就是用历史来证明教会的存在和发展，更好地阐释、解说和实践基督教教义。

他延用传统的编年史体裁来写作此书，已经说明了他的守旧立场。但有趣的是，博洛尼斯为了批驳《马格德堡世纪史》，必须具列可信的历史事实，因此也就需要依赖人文主义的手段，以经过核实考订的可靠史料为依据。

《教会编年史》出版以后，新教人士又质疑博洛尼斯所叙历史的真实性；为了反驳的需要，他们还须从考订、核实史料出发。于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史家虽然立场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人文主义、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写作历史，使得考订和研究史料成为历史着述的出发点。

不过，尽管两派的研究手段相近，但提倡宗教改革的新教人士在历史观上仍显现出明确的不同。更确切地说，路德等人对历史的态度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认识论，那就是看到了时间之变和历史之异。路德及其信徒大致接受早期基督教教父的学说，但前面已经提到，他们与奥古斯丁等人又有明显的不同。奥古斯丁综合异教和基督教、尘世与天国，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证明基督教会的永恒性和超时性。中世纪时代出现的多部世界编年史基本都遵循这一思路。

而新教人士则大力强调早期基督教和以后教会传统的不同，认为后者是添加的、人为的，由此引入了一种历史断裂、时代不同的观念和态度。在这点上，他们与彼得拉克等人文主义者纠正“古今不分”的观念，异曲同工。他们都指出，过去和现在有本质的不同；现代人考察、研究过去，写成史书，是为了重构过去，而不是视过去为永恒、过去与现在为一体。这一新的历史认识论后来成为近代史学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