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塔在中国的哪里

❶ 余秋雨的《道士塔》的鉴赏

第一篇的名字是“道士塔”。

从余先生的文章中读到了沉重和无奈……

道士塔的主人是一个姓王的道士，他是莫高窟的罪人(历史上有记载)，原本是个农民的他辗转逃荒到了甘肃，作了道士，最后这个道士竟然当了佛教圣地的莫高窟的家。他的形象想必看过相关资料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土布的棉衣，手缩在袖子里，目光呆滞，见到银元的时候只剩下了贪婪的目光……

莫高窟既然是王道士的“家”，那也只能任有自己的主人对自己进行不经意的修饰和改变：道士雇人将洞窟用白灰粉刷一新，那股认真劲也许会让现代的人也自叹不如了，可是我们都知道对于文物粉刷一新意味着什么！传统美德中的审美与和谐在这里也具有了强烈的讽刺意味：道士用锤子打碎了原有的雕塑修建了天师和灵官以便使整个环境与自己道士的身份“相符”。其余的洞窟之所以没有被粉刷，是因为道士考虑到了成本，花费太多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1900年5月26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也是个伟大的日子，道士在这一天无意中开启了莫高窟这一宝藏，可是这一宝藏是在那个时代开启的，是由王道士开启的，所以就注定了它的命运……

当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探险家，汉学家，学者不远万里向中国赶来的时候，王道士正随手拿出几件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当时也有人意识到了这些文物的重要性，可是考虑到运费的问题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众多的外国人到达莫高窟的时候，没有遇到想象中森严的守卫，只有洞外加砌的一道砖，门上一把锁，一个道士还有道士腰中的钥匙……他们仅仅用了一点点自己的银元或者随身携带的物品就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成车成箱的莫高窟中的物品……王道士竟然暗自窃喜自己所得的比化缘所得要多了很多！难怪那些外国人说是他们拯救了敦煌的文化！

那些达官贵人在觥筹交错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仅仅因为运费的问题，几千年的文化遗产迅速的远离了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祖国……

王道士还是孤单的站在洞窟旁，看着绝尘而去的车轮，脸上应该有困惑吧……他没有、也不会意识到我们的民族正在滴血……

王道士是有名有姓的莫高窟的罪人，我们可以唾弃他，可是那些无名无姓的罪人呢？他们比这个农民出身的道士有学问、有财力和能力，可是他们却无动于衷，他们才是我们民族的罪人，那个道士最多也只是一个小丑而已……

“道士塔”诉说了那个时代的悲哀，诉说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

没想到余先生的《文化苦旅》就这样让我深深的体会着一个苦字……

❷ 关于余秋雨的《道士塔》

自己写

❸ 道士塔的建筑结构及其相关信息

莫高窟是我国最着名的佛教石窟。在甘肃省敦煌县境内东南25公里处，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文化艺术的一大宝库。
光绪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内藏写经、文书等文物4万多件。1907年英国的斯坦因掠走写本、文书24箱，绘、绣佛画5箱。1914年斯坦因再次从敦煌掠走5箱写本，两次共掠走遗书、写本1万余件。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精品，掠走5000件。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又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莫高窟壁画26块。这些盗窃和破坏，使敦煌文物受到极大的损失。
而所有这些损失，大部分都与当时莫高窟的主持王道士有关。王道士，即王圆箓，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
当时的情形是，王道士对于敦煌的一切毫不珍惜。庚子年(1900)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清晨，他发现了藏经洞!但他对于藏经洞中宝物的价值一无所知。随意拣来送人。后来，外国人知道了，用了很少的钱就从王道士手中盗买走了其中的大量宝物。
作者对于这些宝物的损失深感痛心！从中深省酿成那场不堪回首的民族文化悲剧的社会根源。作者即是根据这一思路行文的。 有关资料
一 关于敦煌学
1.庚子年(1900)农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五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折本(包括褶叶装、旋风装、蝴蝶装)、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和突厥文等其他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敦煌文献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文献的出土都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
但是，这些后来引起世界学术界震惊的珍贵文物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我国学术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我国学者和日、法、英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的学术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现在，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始终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郝春文《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2.敦煌学是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一是敦煌石窟，窟内陈列着自十六国到元代一千年间的彩塑和壁画，为宏伟瑰丽、举世无双的艺术博物馆；二是藏经洞出土的缮本图书四五万件。就艺术而言，有绘画、建筑、雕塑、装饰图案、书法、文学等大量文物，是我国美术史、建筑史、文学史、书法史、音乐舞蹈史的珍贵史料。就历史而言，涉及政治、军事、哲学、宗教、民族、语言、科技、民俗、中西文化交流等广泛领域。所以敦煌学研究总体可划为两大部分:一是敦煌石窟研究，一是敦煌遗书研究。(朱政惠《敦煌学发展的三大态势──当代中国史学趋势研究之三》）
3.敦煌学研究的对象，概括讲包括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敦煌史地(实即丝路史地)三大领域。
敦煌石窟包括以莫高窟为主体的古敦煌境内所有石窟，共计550多个，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时代上起十六国，下迄元明清，绵延1600多年，规模之大，举世无双。单以壁画内容而言，描绘了我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方面的活动。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约有四五万件，时间上起三国两晋，下迄北宋，历经千余年;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等，英国人称之为“中国文献遗存的大宝库”。总而言之，敦煌学研究所涉，上下两千年，纵横三万里，所称“敦煌学”，实际就是“中国学”。(段文杰《敦煌学回归故里》)
4.据统计，目前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有中国的北京图书馆，藏有遗书1万余号，已整理编目的有9803号;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1297号，其中已编目9172号；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6千号，汉文卷子4038号已编目，藏文卷子约2千余号未编目;前苏联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藏11050号，已编目2954号;日本人橘瑞超收藏429号。另外，中国的旅顺博物馆189卷;甘肃省图书馆100余卷;甘肃省博物馆137件;敦煌研究院367件;敦煌县博物馆汉文78件、藏文226卷;西北师院历史系文物室22件;上海博物馆182件;天津艺术博物馆300余件;台湾中央图书馆153件;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20余件。国外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也藏有部分遗书，如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765件藏文文书;日本大合大学38卷;龙谷大学7卷;日本私人收藏者中村不折163件;其他人共有28卷;丹麦皇家图书馆东方部14卷;法国吉美博物馆还藏有绢画220幅。还有一些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数目不详，如中国甘肃河西地区博物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的一些私家收藏者也有数十卷，英国牛津大学金德利图书馆、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图书馆以及西德柏林科学院所藏的6千余件汉文文书，韩国汉城博物馆藏有的2千余件原朝鲜总督文书、日本约3千件大谷文书中都有数目不详的敦煌文书。印度德里博物馆还藏有一些藏文文书。瑞典、奥地利、原东德等国也都各有所藏。(卢秀文《敦煌遗书知多少》，《文史知识》）
二 余秋雨散文评价
1.余秋雨在类似《道士塔》《阳关雪》《上海人》《一个王朝的背影》等散文中，所表现的诚然是一种“感性体验”，同时又包容着他的理性思辨。他的“感性体验”发自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典章经籍、山川风物、世俗人情的领略、体悟，他以双重文化人格对它们予以谛视与观照，既是深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积淀文化传统基因的大学教授，又是受西方文化思潮碰撞、为当今改革大潮与商品大潮所拥抱的现代人。于是他以继承文化传统、又批判文化传统的悖论，导入他的审美观照，因而生成某一种文化的与哲学的焦虑，一种浸濡历史沧桑感的困扰，以及走出困扰的使命意识，即他自己所称谓的“文化苦旅”。其实这正是余秋雨既与历史“撞击”、又与现实“撞击”，既欲走出历史、又欲走出现实的思想的“苦旅”。(吴周文《90年代:中国散文现在时》）
2.余秋雨散文对当代散文的超越，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境界上，还表现在强烈的主体意识方面。余秋雨的散文之所以有很强的感召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把自己鲜活的文化生命融入了笔端，而这个具体的文化生命又是由深厚而沉重的现实历史积淀而成的。现实历史的重压，使作家的文化生命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于是，一处处人文景观便成了历史的浓缩，再由历史显现出文化，最终由文化而透显出民族的存在状态。就这样，余秋雨的散文终于摆脱了以往40年散文的樊篱，从“小体会”“小摆设”“小哲理”等小家子气的审美规范中走出来，树立起了一座真正高大独立的主体形象。……余秋雨散文中鲜明的主体意识固然来自作家渊博的文史知识和良好的文学天赋，但如果只靠这些，也只能写出掉书袋式的怀古悼亡之作，决不会将一座“精神道场”弥漫于天地之间。因此，真正纯净的主体意识，需要对历史的洞察，对现实的忧患，对未来的执着，对人生的定力以及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感悟，借用先贤的话说，就是要摆脱“小人儒”而达到“君子儒”的境界。余秋雨的散文对俗常生活乃至社会政治层面上的东西已无所关注，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对现实历史进行着极其深切的眷顾，其中的欢愉、忧思、欣慰、苦恼都与历史、现实和未来紧密契合，与当前处境中的高尚与卑微、深刻与虚浮息息相关，由此而构成了散文的多维结构立体化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以其丰富、高大和纯净的特质把当代散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冷成金《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3.如果说余秋雨从人生的角度给出了文化以丰富生动形象的涵限，是从微观角度出发的话，那么立于民族、国邦角度的关切，则是宏观上对文化的构架。
这种关切体现于作者把祖国山水、民族感情、华夏文化三者交融浑然为一体。他视文化为民族的魂灵，把对民族的情感又付之于山水之上。《道士塔》中作者由莫高窟的文物遗藏联想到外夷入侵、民族劫难，“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何止是几箱文物被运走了，作者分明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精灵──文化，在列强刺刀下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一个高大的文化巨人在时代面前痛苦着、呻吟着。
透过余秋雨散文把祖国河山、民族情感与华夏文化融为一体的形式，我们会看到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那就是华夏文化的精髓和内核──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们仿佛看到作者那颗拳拳赤子之心，充满了对民族文化的珍视和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他那凄切的乞求和呼唤，不仅仅要保存莫高窟的文化遗产，而且更深刻地蕴藏着爱国的内涵。
……余秋雨的苦旅“文化”，不仅有着强烈的人生感、民族感，而且更富有历史感。余秋雨散文的精邃的思辩、丰富宏魄的内涵，都导源于他的渊博精湛的史家修养。他的“文化”所富有的历史感，并不是对过去僵死的白描，而是把历史作为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用文化把过去和现在紧密相连。在他那里，文化如同充满着旺盛生命力的滚滚浪涛，推动着中华民族勇往直前。
作者站在人类历史的高阔视角之上来看待文化，文化成了历史的积淀，文化和历史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的“山水”是“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悠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在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自序》）。《莫高窟》一文中的描述更具典型，“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历史的韵味可谓浓矣!《莫高窟》一文哪里是对文物古迹的欣赏，实在是对中华几千年沧桑历史的活生生的再现。他从画像的色流中，竟将几千年文明看了个玲珑剔透。历史在他那里与文化相结合，便没有了冷漠和严峻，历史的生气驱除了“文化苦旅”的单调和干枯，呈现给我们的则是活泼与洒脱，或许这也正是“文化苦旅”津津有味的原因之一吧！（张昭君等《血凝·精灵·积淀──〈文化苦旅〉的文化观》，《社会科学探索》）
4.余秋雨走出了书斋，走出了都市繁华，一个人，悄悄地，从秋风塞北到春雨江南，一任唐朝的风沙宋朝的烟尘的扑打，又黑又瘦，一路探寻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苏生力量和文化更新的鲜活血脉，而对自然山水、风物，面对一堆堆文化的断壁残垣，余秋雨发出了苍凉的人生浩叹。这是真正的大忧患大悲怆，说是历史的泼墨一点都没夸张。你看整个“文化苦旅”，从大西北的敦煌起步，转到大西南的武侯祠、都江堰，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的落脚点竟是南洋的垒垒丛冢。起初，你还会拥有一份自豪，一丝安慰，因为我们毕竟拥有过一个大唐盛世以及大唐盛世所创造下的辉煌的敦煌文明，尽管后世不肖子孙是如何地把她糟踏了。接着你便感到了寒冷，因为文人的孤魂野鬼出现了，慢慢地你会沉默，你会忧伤，你会呜咽，最后面对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华裔却不再操华语的异乡故人，你能不悲鸣?中国的文化啊，难道你真的就断送于此吗?难道你真的最终也像古埃及、古希腊一样文明沉沦了吗?不，不会的！
《道士塔》《莫高窟》应是劫后的苏醒。《阳关雪》则早已跳出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圈子。《上海人》是在祭奠古上海文明的同时对今上海文明又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小市民”“大市民”的概念。
余秋雨是那种乐意把笔浸润在历史沧桑之中，眼睛却时时关注着今天，也眺望着明天的文人，经历着山一程、水一程的坎坷，领纳着风一更雪一更的寒冷，这里面怎能没有沧桑?一座破旧斑驳的牌坊，一堵朱红剥落的庙宇的断壁残垣，一条海岸边被风霜侵蚀的废船，那是岁月的层层结痂的痕迹，那是岁月无声却残酷的铁蹄，人类所无法承受的无奈。在这里，沧桑成了一种人文景观，该需要多么高品位的审美心境啊！(田崇雪《大中华的散文气派──余秋雨散文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印象》)
5.《道士塔》中，当我们随着作者愤懑冲激，也意欲随作者横立沙漠中，喝阻那些西方的文化强盗浩劫敦煌文物典籍的车队时，忽然又被作者“拦下了车队，又怎么办”的提问所震慑，情感的痛苦转瞬间转为思想的痛苦。
《道士塔》写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一个早晨“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开始他的粉刷”。我们甚至完全可以在这里读出黑色幽默，因为王道士粉刷的是千年流传的敦煌壁画!──这种生动又时时转换感情内涵的描述，充满在全部的余氏散文中，且经常是写得更精彩。
(偌大的中国句)如此忧愤之语，道出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爱以及对文化命运的无奈，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道士塔》正好印证了鲁迅的一段话:“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
“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显然是一条有效的流水生产线。
(以上各段文字均摘录自萧朴编《感觉余秋雨》）

❹ 中国是否真有道士塔

有 敦煌莫高窟 王道士有一个圆寂塔在那里

❺ 请问什么是道士塔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 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 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 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 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 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不幸由 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 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 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 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 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 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 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二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 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 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 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家投来羡慕的眼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 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 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 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 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 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 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雕塑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 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柔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 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雕塑委曲 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 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 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 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他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象 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 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 道士转过脸来，满眼迷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 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三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 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 穴打开，呵，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 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 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扒在洞窟里随手翻检。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是觉得 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 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 专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 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 费。中国官员也不是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 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付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 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王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 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 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 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 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 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了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 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 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 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 述这笔交换账，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 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 因用一叠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 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 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 银元换去5大箱、600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 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 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 现编的童话。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 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 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很难 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 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 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 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 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 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 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❻ 有关《道士塔》的问题

因为敦煌的古塔遗址 是由 清朝的一个叫 王元禄的道士看守的。
本来是个佛塔，里面吐纳着中国佛教文化深邃的底蕴和文史资料。
但是自从王道士看守佛塔之后，轻易地将塔中的经卷贱卖给外国的探险家，让文物大量流失。 致使现在研究敦煌学的中国学者还要从国外博物馆购买文物胶片。 实是可悲。
王道士对于文化的玷污 。
让 余秋雨心痛。
所以 本来是佛塔， 命名为《道士塔》
更加有讽刺与痛惜的意味。

❼ 余秋雨的作品《道士塔》为什么取名为道士塔其中的王道士有什么作用

赏析一：余秋雨的<道士塔>写莫高窟敦煌文书所遭受的历史厄运以及作者对此的感悟沉思.但文章涉及的一些问题却引起了我的疑问和思考. 作品首先写王道士,说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尽管作者也意识到"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并且也提到了一些官员的无知和腐败,但还是把相当多的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了.什么"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什么"小丑""肮脏"等等,作品详细描述了王道士发现敦煌文书并将其卖给斯坦因等人的过程.文章名为<道士塔>就很说明问题,而且应该说,全文是紧扣"道士塔"这个题目的.这就给人一个印象,似乎真如作者所说:"不幸由王道士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而如果换另一个有文化的人来当家,似乎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赏析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道士塔>揭示了一个文化悲剧,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但除了愤怒与悲哀,作者也未能告诉我们出现这样的悲剧的根源所在.人的被"错置"的命运是导致历史荒谬的本源所在,而"家天下"的制度则是民族悲剧的必然发生的现实因素,文化认知意识的落后则是这一悲剧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根源性动因.
赏析三：道士王圆箓长眠于敦煌莫高窟已经70多年了.他是一个道士,最终却沉睡在了佛的怀抱,受到佛的永久庇荫,不能不说是非常罕见的例外.更有意思的是,从古至今,王圆箓大约还是道教史上惟一一位在死后得以建塔的道士,而且在莫高窟,而且安葬他的那座塔,比别的塔高而且大.这两点例外,已是难得的殊荣,足以表明他的不同寻常.

赏析四：余秋雨的王道士 ――评《道士塔》中的王道士形象

湖南娄底蓝圃学校 刘玛林

说余秋雨先生是当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人一点也不过分．且不说过去的辉煌，单是近来的批评就够了．

作者看重《道士塔》，是《文化苦旅》开篇之作；批评者也看重《道士塔》．特意弄了一个《道士塔》的评注版．（附文后）

要说《道士塔》，王道士是个关键人物．看重与批评，分歧就出在王道士身上．

在《道士塔》中，作者既写出了王道士作为文物破坏者与文物出卖者的身份，破坏了敦煌的壁画，破坏了敦煌的雕塑．是敦煌的罪人．又写出了王道士的无奈．出身农民，生活所迫，当了道士．改善居住环境，粉刷房子，塑造天师灵官．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至于出卖文物，更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要王道士去识破外国掠夺者的阴谋不现实；把文物保护的重任都压在王道士身上更没道理．所以作者有文中写道：”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所以作者最后把王道士定位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

作者对”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并不是要一味地贬低，揭发他的”罪恶”，而只是用艺术手法去还原历史上的真实的人物．这就是余秋雨先生散文的”枯骨生肉”的特点．或者说”煽情”．

”枯骨”指的历史事实，”生肉”指的是借历史事实而创造的鲜活的”人”，生动的”事”，深切的”情”．下面我们来看一段国学网站有关王道士的介绍：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 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 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 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 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雇敦煌贫士杨某 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 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光绪二十六年（一说二十五年） 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 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 与破壁探察，果见复室，积 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 等，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 高窟藏经洞。乃取部分写 卷、佛画等分赠肃州兵备 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 是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二十八年，甘肃学政叶 昌炽闻讯，次年十一月及 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后 得敦煌县令汪宗翰所赠经 卷、画像，叶氏建议藩台将 此宝物运省妥藏，以运费 银五六千两无着而罢，三十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汪 宗翰就地封存。汪氏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 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 莫高窟，以四块马蹄银（共重二百两）骗买写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 踵至，以白银五百两骗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 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宣统二年（1910） 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 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后，于数十洞窟凿通道，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修“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 塔”？之，有廷栋撰文并书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记 其事。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写经四百余卷。1914年，斯坦因 又来莫高窟，用银五百两骗买经卷五百七十余件。王道士 在外人诱引下，监守自盗、非法出卖国家文物，计大宗者四 起得银一千五百五十两，更加历年募化所得，遂成敦煌巨 富。曾拟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事未竟。殁后即葬于 莫高窟庙前大泉河东岸，同年七月卅日，其往赳玉明、徒孙 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着撰人，木质、阴刻，今仍 嵌于原塔南侧龛内。

对王道士只是停留在事件的叙述上，没有对王道士的精神深处的刻画．可以说，只见其事而不见其人．在课文中是这样的：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王道士农民的文化层次，道士的思想意识，中国平民憨厚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目的，不是讽刺中国的农民、道士、平民。而是要突出“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让一个完全没有犯罪意识的人犯下了滔天大罪。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呢。

为了写活王道士这个人物，作者还尽可能通过想象来还原历史事件，比如写到斯坦因来取经：

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敦煌文物的流失，是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深刻性还在于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判断来表明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王道士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他不是在敦煌，可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们不能对他过于追究。可想到敦煌那么多的文物都经他的手而流失，我们又不能不置之不理。爱也爱不起来，恨也恨不起来。剩下的就只有“痛”――“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这种深切的“痛”不光表现在王道士这人物身上，还表现在文物的去向的态度上。作为中国人，自然希望留在中国。可想到那些留在中国的反而遭破坏，还不如给别人保存。在这样的悲剧的社会中，“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这种激愤的感情是作者创作的动力，也是打动读者的鼓点。批评者说是“煽情”，好的散文哪篇不“煽情”？我倒认为如果余先生的文章中真的去掉这些内容，那就真的成了“浅薄”的论文，或者是“掉书袋”的散文。

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节严重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面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创伤，在极其悲痛的感情支配下，读者读到此处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共鸣，而不去计较作者参与到叙事中去是否合理。

在历史长河中，王道士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守教规的道士，愚昧而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他给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道士塔》中，王道士是一个上错了舞台，扮错了角色，说错了台词的演员。从他身上我们读到了无奈的悲哀

❽ 求《文化苦旅》——《道士塔》内容简介

让绝大数中国人知道敦煌藏经洞的就是余秋雨的这篇带着幽怨的散文，作者通过对敦煌文献的散失，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沉重回顾，作者通过对王道士的渲染，给出了一个愚昧无知的王道士的形象。

这个曾经给了绝大多数中国人以内心极大痛苦的愚昧的中国人，其实却有着另外的具有血肉的模样和人格，和余秋雨本人描述的相差很大。这也是余秋雨在此篇文章中的一个硬伤，把众多的历史积怨，以文人特有的方式，发泄到一个脆弱的个体身上，这是具有理性思考的绝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

王道士曾经数次为了保护这些文物做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包括涉险送这些古籍到地方政府，最后冒死写奏章给慈禧太后，这些都是余秋雨没有向此文的读者所袒露的，也就是这样一个冒死保护古籍，却连连失败的人凭借着自我坚定的宗教信仰，为了清理当时的洞窟，出卖了珍贵的敦煌文献。

余秋雨并没有仔细的描述那段坎坷的历史，却以文人的特殊喜好，置王道士以死地——这也有“余”的优势，因为王道士不会和他争论，即便从道士塔里面走出来，也争辩不过这样一个所谓的为了文学痛苦并思考着的，以有知做盾牌的文人。

(8)道士塔在中国的哪里扩展阅读

背景

莫高窟是我国最着名的佛教石窟。在甘肃省敦煌县境内东南25公里处，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文化艺术的一大宝库。

发现藏经洞

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

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同样有功，而不能视为过错。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那纯粹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

贱卖国宝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作者思路

作者对于这些宝物的损失深感痛心！从中深省酿成那场不堪回首的民族文化悲剧的社会根源。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道士塔

❾ 《道士塔》的主要内容及中心思想

主要内容：

《道士塔》全文四个部分。作者融记叙、议论、抒情于一体，展示了近代中国由于愚昧和落后而带来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

第一部分：引出了敦煌石窟的罪人王圆箓，并记叙了外国冒险家疯狂掠夺文物的事实。

第二部分：点出敦煌文物被毁被盗的原因之一：愚昧无知。

第三部分：提出造成国宝大量流失的更本原因：旧中国的落后与腐败。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作者的悲愤、无奈之情。告诉人们：我们必须正视这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浩劫和悲剧，唯有正视历史，才能反思。

第四部分：写这场悲剧的终结。

中心思想：作者通过这篇文章表现出对于宝物损失深感痛心，并从中深省酿成那场不堪回首的民族文化悲剧的社会根源。

(9)道士塔在中国的哪里扩展阅读

余秋雨在类似《道士塔》《阳关雪》《上海人》《一个王朝的背影》等散文中，所表现的诚然是一种“感性体验”，同时又包容着他的理性思辨。

他的“感性体验”发自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典章经籍、山川风物、世俗人情的领略、体悟，他以双重文化人格对它们予以谛视与观照，既是深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积淀文化传统基因的大学教授，又是受西方文化思潮碰撞、为当今改革大潮与商品大潮所拥抱的现代人。

于是他以继承文化传统、又批判文化传统的悖论，导入他的审美观照，因而生成某一种文化的与哲学的焦虑，一种浸濡历史沧桑感的困扰，以及走出困扰的使命意识，即他自己所称谓的“文化苦旅”。

其实这正是余秋雨既与历史“撞击”、又与现实“撞击”，既欲走出历史、又欲走出现实的思想的“苦旅”。

❿ 道士塔的作者

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
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同样有功，而不能视为过错。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那纯粹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1.庚子年(1900)农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五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折本(包括褶叶装、旋风装、蝴蝶装)、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和突厥文等其他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敦煌文献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文献的出土都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
但是，这些后来引起世界学术界震惊的珍贵文物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我国学术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我国学者和日、法、英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的学术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21世纪，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始终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郝春文《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3.敦煌学研究的对象，概括讲包括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敦煌史地(实即丝路史地)三大领域。
敦煌石窟包括以莫高窟为主体的古敦煌境内所有石窟，共计550多个，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时代上起十六国，下迄元明清，绵延1600多年，规模之大，举世无双。单以壁画内容而言，描绘了我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方面的活动。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约有四五万件，时间上起三国两晋，下迄北宋，历经千余年;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等，英国人称之为“中国文献遗存的大宝库”。总而言之，敦煌学研究所涉，上下两千年，纵横三万里，所称“敦煌学”，实际就是“中国学”。(段文杰《敦煌学回归故里》) 3.如果说余秋雨从人生的角度给出了文化以丰富生动形象的涵限，是从微观角度出发的话，那么立于民族、国邦角度的关切，则是宏观上对文化的构架。
这种关切体现于作者把祖国山水、民族感情、华夏文化三者交融浑然为一体。他视文化为民族的魂灵，把对民族的情感又付之于山水之上。《道士塔》中作者由莫高窟的文物遗藏联想到外夷入侵、民族劫难。何止是几箱文物被运走了，作者分明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精灵──文化，在列强刺刀下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一个高大的文化巨人在时代面前痛苦着、呻吟着。
透过余秋雨散文把祖国河山、民族情感与华夏文化融为一体的形式，我们会看到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那就是华夏文化的精髓和内核──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们仿佛看到作者那颗拳拳赤子之心，充满了对民族文化的珍视和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他那凄切的乞求和呼唤，不仅仅要保存莫高窟的文化遗产，而且更深刻地蕴藏着爱国的内涵。
……余秋雨的苦旅“文化”，不仅有着强烈的人生感、民族感，而且更富有历史感。余秋雨散文的精邃的思辩、丰富宏魄的内涵，都导源于他的渊博精湛的史家修养。他的“文化”所富有的历史感，并不是对过去僵死的白描，而是把历史作为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用文化把19世纪和21世纪紧密相连。在他那里，文化如同充满着旺盛生命力的滚滚浪涛，推动着中华民族勇往直前。
作者站在人类历史的高阔视角之上来看待文化，文化成了历史的积淀，文化和历史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的“山水”是“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悠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在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自序》）。《莫高窟》一文中的描述更具典型，“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历史的韵味可谓浓矣!《莫高窟》一文哪里是对文物古迹的欣赏，实在是对中华几千年沧桑历史的活生生的再现。他从画像的色流中，竟将几千年文明看了个玲珑剔透。历史在他那里与文化相结合，便没有了冷漠和严峻，历史的生气驱除了“文化苦旅”的单调和干枯，呈现给我们的则是活泼与洒脱，或许这也正是“文化苦旅”津津有味的原因之一吧！（张昭君等《血凝·精灵·积淀──〈文化苦旅〉的文化观》，《社会科学探索》） 4.余秋雨走出了书斋，走出了都市繁华，一个人，悄悄地，从秋风塞北到春雨江南，一任唐朝的风沙宋朝的烟尘的扑打，又黑又瘦，一路探寻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苏生力量和文化更新的鲜活血脉，而对自然山水、风物，面对一堆堆文化的断壁残垣，余秋雨发出了苍凉的人生浩叹。这是真正的大忧患大悲怆，说是历史的泼墨一点都没夸张。你看整个“文化苦旅”，从大西北的敦煌起步，转到大西南的武侯祠、都江堰，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的落脚点竟是南洋的垒垒丛冢。起初，你还会拥有一份自豪，一丝安慰，因为我们毕竟拥有过一个大唐盛世以及大唐盛世所创造下的辉煌的敦煌文明，尽管后世不肖子孙是如何地把她糟踏了。接着你便感到了寒冷，因为文人的孤魂野鬼出现了，慢慢地你会沉默，你会忧伤，你会呜咽，最后面对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华裔却不再操华语的异乡故人，你能不悲鸣?中国的文化啊，难道你真的就断送于此吗?难道你真的最终也像古埃及、古希腊一样文明沉沦了吗?不，不会的！
余秋雨是那种乐意把笔浸润在历史沧桑之中，眼睛却时时关注着今天，也眺望着明天的文人，经历着山一程、水一程的坎坷，领纳着风一更雪一更的寒冷，这里面怎能没有沧桑?一座破旧斑驳的牌坊，一堵朱红剥落的庙宇的断壁残垣，一条海岸边被风霜侵蚀的废船，那是岁月的层层结痂的痕迹，那是岁月无声却残酷的铁蹄，人类所无法承受的无奈。在这里，沧桑成了一种人文景观，该需要多么高品位的审美心境啊！(田崇雪《大中华的散文气派──余秋雨散文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印象》) 5.《道士塔》中，当我们随着作者愤懑冲激，也意欲随作者横立沙漠中，喝阻那些西方的文化强盗浩劫敦煌文物典籍的车队时，忽然又被作者“拦下了车队，又怎么办”的提问所震慑，情感的痛苦转瞬间转为思想的痛苦。
《道士塔》写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一个早晨“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开始他的粉刷”。我们甚至完全可以在这里读出黑色幽默，因为王道士粉刷的是千年流传的敦煌壁画!──这种生动又时时转换感情内涵的描述，充满在全部的余氏散文中，且经常是写得更精彩。
(偌大的中国句)如此忧愤之语，道出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爱以及对文化命运的无奈，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道士塔》正好印证了鲁迅的一段话:“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
“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显然是一条有效的流水生产线。
(以上各段文字均摘录自萧朴编《感觉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