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书院学记多少钱

❶ 古代四大书院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一般也称北宋四大书院，宋代四大书院。是后人对宋代历史悠久、影响广大，或官方褒扬、朝廷赏赐，或名人主讲，人才辈出，或规模较大，世人称道的书院的例举。“四大书院”的说法最早出现于南宋，起初是对北宋时期四大着名书院的称谓。另外也有宋初四大书院和南宋四大书院的说法。对“四大书院”的说法历来不一，除了四大书院，还有六大，八大之说。唯一受到各种说法公认的是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
最受公认的说法四大书院的说法是：
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
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河南商丘城南的应天书院（睢阳书院）；
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或河南嵩山南麓的嵩阳书院。
其他被列入的书院还有徂徕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茅山书院（又名金山书院），龙门书院。
天下四大书院（北宋四大书院，或宋代四大书院）说：
石鼓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另一说，嵩阳书院取代石鼓书院。
1）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吴澄之推举。
2）宋末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职官考》推举。但在同一本书《学校考》中则用石鼓书院取代嵩阳书院。
3）1998年中国邮政发行邮票《中国古代书院》推举。目前这是最受到公认的说法。
宋初四大书院说：
石鼓书院，金山书院，岳麓书院，徂徕书院。此说法没有争议。
范成大《骖鸾录》
南宋四大书院说：
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此说法没有争议。
清代全祖望《鲒琦亭集外编》卷四十五。
天下六大书院说：
嵩阳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附列石鼓书院，茅山书院。
1）南宋王应麟《玉海》推举
2）清代全祖望赞同
北宋六大书院说：
石鼓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
中华民国时期盛朗西、陈登原《中国书院制度》
北宋八大书院说：
石鼓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徂徕书院
南宋诗人范成大推举
民国陈登原《国史旧闻》
北宋时期，皇帝对书院的钦赐匾额是书院地位非常重要的象征。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8年），宋太宗赐石鼓书院匾额和学田；至道三年（997年）五月，宋太宗颁书赐额太室书院（即嵩阳书院）；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颁书赐额应天书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颁书赐额岳麓书院；北宋景佑三年（1035年），宋仁宗钦赐匾额石鼓书院。
另外，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赐给白鹿洞书院国子监印制的儒家九经。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等也数次获得了皇帝的赐书。
以上各家所说，唯岳麓书院为各说所共取。今天，上述各说中的其它书院都不再办学，甚至有些遗址都已荡然无存，独独岳麓书院仍然担任着培养人才的重任。

❷ 中国古代书院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它始于唐朝中期，最初书院是作为官方学术机构而被使用，主要是帮助皇帝了解经史典籍，举荐贤才和提出某些建议。经唐末五代至宋朝真正形成制度，此后直至明清，逐步发展成以私人创建为主、聚书研修、讲学授徒的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书院时兴时废，时盛时衰，但它作为一种制度，一种文化组织，在长期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对传统的教育模式的继承和发展，对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还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一、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
1.从其性质看，书院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继承了官学和私学的优良传统，但又不完全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
首先，书院是一种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文化教育机构，因此书院是面向下层社会开放的，其生徒不受身份和地域的限制，具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官学，是以官家子弟作为教育对象，主要是面向上层社会的。所以，从书院的创办、招收对象来看来，两者是根本不同的。 其次，私学最早产生于春秋时代，为孔子所创办。它和书院都是由民间集资创办的，向下层社会开放。但另一方面，私学一般都处于一种自发性的状态，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教育体制，而书院则是一种有组织的，结构比较完备的教育体制。
因此，书院不是官学，但有一些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借鉴了私学的某些做法。书院通过对两者的扬弃，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并贯穿于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
2.从教育体系看，书院是一种多层次的综合性的教育体系，包含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得到较好的衔接。
教育层次单一是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存在的一个明显缺陷，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严重脱节。历代王朝对两者的态度截然不同，为了发展高等教育而压制基础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基础教育多是由民间自发创办的，其作用和影响极其有限。 然而，基础教育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书院也正是顺应潮流而出现的。它打破了高等教育与基础脱节的局面，形成了包括两者在内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合理的发展，尤其是对基础教育的重视，对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观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3.从教育职能来看，书院将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相连，二者相得益彰。教学注重发展学生个性，提倡教学相长
书院一开始是图书的收藏之所，后来由于官方的学术机构向私立学术机构的转变，教学职能明显增长。随着理学的广泛传播，书院成为了专门的学术研究中心，以后各朝代便一直保留此传统，以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中心。
书院教学的特色主要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教师的教授为辅，名师们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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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许多读书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学生要做读书日记，记录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并且要善于质疑，鼓励争辩。
同时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自由听讲，讲论结合。在明代，形成了讲学制度。在讲会中强调平等论学，由此提高学问修养，到达互相学习提升的目的，这种师生之间互动的教学方法非常有助于学生个性的张扬与修炼，另一方面，讲会制度也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机会，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融各家之长，所以，胡适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1]
4.从管理上，书院采取的是一种民主性的管理模式，彰显了一种“人性化”的精神 首先，作为书院组织管理者的山长，通常也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教学经验的专家或主讲教师，脱离教学的管理人员比较少，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学术之间的交流。其次，从宋代书院开始，就实行学生自理自治并参与书院的管理和教学工作。
5.从师生关系上来看，书院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相处融洽，相互促进
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古代书院教育成绩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书院的名师宿儒，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能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学生树立一种良好的学习榜样。书院之所以能形成如此融洽的师生关系，根本原因在于古代书院大多采用的是同吃同住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书院教师言传身教，对学生关怀备至，师生间情深意笃。这种良好的氛围，既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又能够发展学生的个性。朱熹就十分重视培养师生感情，他和学生相处融洽，生前深受学生的尊敬，谢世后，学生仍对他长久追念不忘，为了继承师业，他的弟子们自建书院或执教于书院，广招学生，以此继承先生。 二、古代书院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1.开展多元化主体的办学模式
教育的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社会、企业、团体和个人等多方面的支持。民办教育是完善的教育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在大力发展公办教育的同时，我们应该积极扶持民办教育的发展，繁荣教育文化事业，为公办教育注入新的活力，提高整体的教育质量。
2.整合多层次的教育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注重的是升学率，而高等教育关心的是优秀人才的选拔，从而使整个教育系统脱节。古代的书院制度对我国传统教育体系中官学和私学，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分家格局的变革，给了当代高等教育一面明镜。[2]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整合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做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与平衡发展是新时期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提。一是确立两大教育系统统一的人才培养目标，二是衔接两者的办学理念育人观念，把育人教育放在首位，三是科学地安排教育教学内容，高等教育要体现现代教育的发展规律，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关注学生的个体选择和个性彰显。 3.明确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高等学校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教学和科研是现代大学的两个基本职能。但是目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重科研而轻教学”[3]教学成为高等学校活动的附庸，教学作为一种很难实证和测量的隐性的东西，往往被忽视，但教学永远是学校工作的主旋律。正如纽曼所言：“假如大学的宗旨是科学上的发明和哲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不明白，大学要学生做什么。”[4]因此，我们应从书院的模式中有所启发，明确两者的关系。（1）必须把教学作为高校的中心活动，同时把科研置于重要地位。（2）高校应根据教师个性、年龄、学科的不同，对教师在教学与科研方面提出不同的要求，不搞一刀切。（3）应建立科学的教学与科研的评价机制，以此来影响学校的办学与教师的行为。 4.实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
书院的教学是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学习的难点和疑点进行
讲解。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谁也不能再希望在自己的青年时代就形成足够其一生享用的原始知识宝库因为社会的迅速发展要求不断地更新知识。[5]一个有创造性的教师应能帮助学生在自学的道路上迅速前进，教会怎样迅速对付大量的信息，他更多地是一名向导和顾问，而不是机械传递知识的简单工具。[6]书院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与我们今天高校的学生自身能力培养的改革是一致的，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5.发扬自由、民主、开放式精神
书院的讲会制度蕴涵看一种“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要保持自身的活力与朝气，就必须对外开放，包括高等教育之间的开放，向社会开放，向国际开放，同时还应当对教育对象开放，使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讲会制度中的自由民主气氛，对教授的教学过程也有借鉴意义。 6.努力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近年来，高校中的师生关系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学生不够尊敬老师，有的老师业缺乏对学生的关爱，甚至出现了“你教你的书，我上我的课”然而，教师在一所高校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高校应该努力建立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师生协调一致，团体合作。（2）师生平等民主，教学相长。（3）尊师爱生，关系融洽。但是由于时间上的问题，在日常的课程教学中，师生之间互相交流的机会甚少，更谈不上对每位学生的特点有所了解，发展学生的个性了。因此，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像古代书院一样多安排师生共处的机会，培养师生之间的感情。
7.采取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方法
现行高校家长式的管理方法，严重地压抑了学生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作为高级人才的培养场所，高校的管理工作应该以学生自我管理为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实行民主管理，通过选举推荐一小部分学生作为学生代表参与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同时参与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老师也不能脱离教学实际，多融入实际的教学环节中去，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

❸ 用史料来说明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成功经验

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般为着名学者私人创建或主持的高等学府。从唐中叶至清末，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最初是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场所，如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 (723)，书院主管人员的职责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兼作皇帝的侍读，“以质史籍疑义”。此外，唐代有些私人读书讲学之所，也称为书院，如：皇书院，在江西吉水县，唐通判刘庆霖建以讲学；松州书院，在福建漳州府，唐陈与士民讲学处；义门书院，在江西德安县，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梧桐书院,在江西奉新县, 唐罗静、罗简讲学之处。 书院盛于宋初。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官学废弛，教育事业多赖私人讲学维持，宋初的统治者仍在忙于军事征讨，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于是私人讲学的书院遂得以进一步发展，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组织。宋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着，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宋初最着名的书院,除公认的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之外，还有茅山、石鼓等。这些书院一般是由私人隐居读书发展为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活动；设置地点多在山林僻静处，后世认为这是受了佛教禅林精舍的影响。 [岳麓书院——宋代四大书院之一] 北宋时期书院曾一度衰落，这是由于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控制教育，一方面大力兴办官学，一方面推重科举。读书士子就学门路增多，而且非经科举，难得入仕之途,因而不愿长守山林,对书院失去了兴趣，以至“书院至崇宁末乃尽废”。然而北宋的官学很快变成科举的附庸,日渐腐败,因此,南宋时期兴办书院之风再起南宋书院发达同理学的盛行有密切关系。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朱熹对南宋书院的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对后世书院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淳熙六年(1179)守南康军时,在庐山发现白鹿洞书院故址,申请兴复，于次年告成。朱熹为书院确定了条规，对书院的宗旨，为学之序以及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名曰《白鹿洞书院学规》，后世书院大都仿此办理，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白鹿洞书院——宋代四大书院之一] 元朝的书院，据称“几遍天下”，但受官方控制甚严，缺乏论辩争鸣的气氛。书院虽多，却无书院讲学的特点,几乎与官学无大区别,这是书院官学化的开端。延至明初,依然如此。直到正德(1506～1521) 嘉靖(1522～1566)之际,书院讲学论辩之风才又兴盛起来。王守仁、湛若水和他们的弟子对明朝书院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王守仁讲学，“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湛若水是着名学者陈献章（白沙）的学生，他所到之处必建书院讲学授徒40多年。这时的书院把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不同学派各标其宗旨，各讲其主张，往往超出书院讲坛的范围，发展成为规模相当大的地区性的学术活动，形成独具特色的书院“讲会”制度。 东林书院是明末影响最大特点最为突出的书院据《无锡金匮县志》载：“东林书院亦名龟山书院，在城东南隅,宋杨文靖(时)讲学于此,后即其地为书院”“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及弟允成始构成之。宪成殁，高攀龙、叶茂才相继主其事，榜其门曰东林书院”，“当宪成、攀龙讲学时，……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可知东林书院名声之大。东林书院的重要特点是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致力于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为此，它的名声大振；但它也由此而遭到统治者的禁毁《明史·顾宪成传》说: “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着，而忌者亦多”。明末曾四毁书院：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上疏,指斥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吏部尚书许赞以“官学不修，别起书院，耗财扰民”为借口,“申毁天下书院”第三次是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为了整顿吏治、整顿教育,遂以书院多无实学,且“科敛民财”为理由，封闭全国书院。第四次就是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拆毁天下书院，首及东林”。四毁书院的根本原因都是封建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的一项政治措施.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非常特殊的教育机构和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出现于唐末至五代时期，发展兴盛于宋、元，延续到明、清，合官学和私学于一身，集讲学、研究、藏书、议政为一体，在长期的教学实践过程中，书院形成了许多具有科学内涵的教育思想，值得当代教育借鉴。首先肯定，教育是相当的重要，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当然是人才，人才怎么来，靠教育，没教育，我们的国家面临的又将是以前的东亚病夫。。所以教育是相当重要的。这是书院教育对我国的影响，希望对你也有帮助。

❹ 中世纪大学与中国同时期的书院在组织管理上有何异同

我国书院制度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与官学平行交叉发展的一种教育制度，它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改制于清末，是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它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私学长处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自书院出现以后，我国古代教育便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即出现了官学、私学和书院相平行发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势，直到清朝末年，它们之间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渗透与融合，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一）中国古代书院发展之轨迹
1、书院制度的起源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分官私两类，但都不是聚徒讲学的教育组织。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由强盛走向衰落，政治腐败，民生凋敝，文教事业也受到严重冲击，官学废驰，礼义衰亡。于是一些宿学鸿儒受佛教禅林的启发，纷纷到一些清静、优美的名胜之地读书治学。此后，归隐山林、论道修身，聚徒讲学之风逐渐兴起。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至五代末期也基本形成，北宋初年才发展成为较完备的书院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2、书院制度的确立
到了宋代，国家重归统一，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相对稳定，士心开始向学，由于统治者忙于拓疆守土，无暇顾及兴学建校之事，只重科举对现有人才的选拔和吸收，以满足立国之初的一时之需。因此在建国近百年的时间里，官学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在此背景下，书院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获得较大的发展，并确立了自己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的地位。宋代书院的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
1）宋初的勃兴 宋立国后，暂时无力顾及振兴官学，因而对着名私学采取“赎买”政策，始为官私联营的学校模式出现。宋初的六大着名书院即为代表。
2）中期的消沉 北宋三次兴学期间，官学空前兴盛；且重在改革的实践理性成为主流，纯学术的研究日渐消沉，因而书院不彰，连着名的六大书院也破败停办或改为官学。
3）南宋的大盛 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倾轧和科举的腐败，致使南宋的官学形同虚设。更由于朱熹等人对书院卓有成效的复办和理学的流行，书院又日渐昌炽。
宋代书院普遍订立了比较完备的条规，这是书院制度化的重要标志，其中朱熹亲自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书院学规的典范。
3、书院制度的官学化
到了元代，统治者为缓和蒙汉民族的矛盾，笼络汉族士心，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的政策，同时也逐渐加以控制，使元代书院日益呈官学化趋势。元政府还对书院的招生、考试、毕业后的出路等方面严格控制。元政府采取这些措施，逐渐使书院失去了其自由讲学的特质，最后与官学无异。它赖以生存，饮誉于世的学术特色逐渐由淡化到消失，最后沦为科举的附庸。
4、书院制度的勃兴与毁禁
明代书院的发展“经历了沉寂——勃兴——禁毁的曲折道路”。
1）明初的沉寂
明初因政府重视发展官学，提倡科举取士，使官学兴极一时，书院备受冷落，近百年不兴。
2）中期的复兴
明中叶以后，因官学空疏，科举腐化，书院教育由此复苏，嘉靖以后，发展到极盛。
3）后期的沉沦
由于书院研究学术特质的复归，书院讲学的政治色彩愈来愈浓，“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统治者深感“摇撼朝廷”。明代后期，当权者先后四次禁毁书院，严重地戕害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尤其是，“洞学科举”的创设，使书院、官学、科举逐渐融为一体。
5、书院特质的消失与改制
清初，统治者为压制舆论，消除南明的复国情绪，对书院严加限制，但禁而不绝，不过这时的书院已经同官学没有什么区别，从元代开始的书院官学化倾向，到清代达到极致。清代书院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制艺，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完全丧失了书院原有的教学风格与学术研究的性质，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已所剩无几。
鸦片战争之后，闭关锁国百余年的“天朝大国”的大门终于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破。在“师夷制夷”的洋务运动中，洋务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改革旧式书院就成为大势所趋。在此情形下，清政府终于采纳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下诏将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至此书院制度走完了近千年的曲折历程之后，最终汇入了近代学校教育的洪流之中。

（二）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之评价
1、办学特质
书院是介于私学与官学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它具有“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征。具体而论，其办学特质可以归纳为：
1）官方的认可、扶助
2）注重藏书、读书
3）自由讲学，研讨学术
书院是“三教”鼎立和兼容的产物之一，书院大多选址于名山大川、风景优美之地，与佛、道的影响不无联系。
2、教学方式
1）讲演辩论
中国书院十分重视学术讲演，其形式有“升堂讲说”、“学术会讲”等。书院大师除了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外，还十分重视不同学术观点的论辩交流。明代后期的顾宪成、高攀龙就特别制订了书院会讲制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并订有“会约”、“会规”，以道义相磋磨，学术相珍重。
2）自修问难
除学术讲演外，书院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学生自修研究和质疑问难。书院藏书丰富，这为学生自由读书和独立钻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认为，除集体讲演外，书院的老师的职责就是指导学生自修读书，强调读书须有疑，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当请教大师，这就叫做“质疑问难”。朱熹创造的读书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3）研究探讨
书院以学术探究和理智训练为根本。无论是大师讲演，还是学生自修，都十分明显地体现了注重学术探讨的研究精神。书院作为知识分子求知问学的精神家园，努力将学术研究与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通过学术研究深化学理探讨，促进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教学和学术研究培养人才，扩大学派影响。正是这样交互递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和学术的发展。
4、组织管理
在组织管理上、书院也与普遍学校有所不同：
1）管理机构精简化
与私学一样，书院只有一位明确的主持人。其名称有洞主、山长、堂长、院长等，主持人往往是学派宗师，讲学释难为主要职责，而管理实为兼领。有些规模较大的书院，虽增设副讲、管干等职，但专职人员极为有限，往往由书院学生轮流分任，相较于官学，书院冗员极少，且有吸收学生参与管理的特点，或称“高足弟子代管制”。
2）管理原则民主化
与普通私学一样，书院师生均可来去自由，较少专制性的处罚。书院主持人的产生，多为公推，而非官委。有些书院曾明文规定。主持者“不称职则更易”，还有“按季更易”的条例，不搞终身制。
3）管理方式学规化
由于书院的管理人员少，而师生又朝夕相处，所以制订一套共同遵守的学规来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教育实属必要。书院的学规大体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指出为学的方向；二是为学、修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方法；三是规定犯过的惩治。
最负盛名的学规有：朱熹所订《白鹿洞书院教条》和吕祖谦所订《丽泽书院学规》。
(三)书院与官、私学之比较分析
由于书院具有“非官非私”和“既官既私”的特点，因而书院与官学相比，多有不同；与私学相较，也有所别。
1、与官学之比较
与官学相比，书院从以下几个方面与官学多有不同：
1)从教师来看 官学的教师都是由朝廷任命，属封建王朝的官吏；书院的教师则由地方聘请推荐，多为德才兼备的学者、士大夫，有的虽是朝廷命官，但作书院教师仅为兼职。
2)从学生来看 官学学生来源多为官宦子弟，等级性强，且需严格考试方能入学；书院的学生则来去自由，没有等级尊卑之别，入学也无须什么考试。
3)从教育内容来看 官学教授的内容多为朝廷核定的教材，内容较为固定、单一；书院教学内容取决于该书院的特点及山长，主讲教师的所长，一般山长或主讲教师的讲授内容，决定于书院传授知识及学术的主流，因而教学内容较为灵活、宽泛。
4)从教学组织形式来看 官学的教学比较呆板、单调；书院教学比较灵活、多种多样。特别是书院的“讲会”制度，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形式，这也是书院区别于官学的重要标志。
2、与私学之比较
书院自产生之日起，便与私学有天然的联系，其共通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它同私学一样，是由民间集资创办的，不属官方之列，具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性；其二，同私学一样，书院是向下层社会开放，面向乡间的；其三，同私学一样，书院是以平民子弟为培养和教育对象；其四，与私学一样，书院主要是一种素质教育，不以科举仕进为办学目的。
在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书院与私学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书院是从私学脱胎而来，但书院又不是一般的私学，这已不是对私学经验的直接搬用，而是对私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是一种独立于官学和私学两大教育系统之外的另一种新的教育系统。
诚如前述，作为一般的私学，基本上都处于一种自发性的状态，它还未形成一套长期稳定的完备的教育规则，具体表现为：其一，没有固定的校舍和教育设施；其二，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其三，没有专门的图书藏所，更不具备印刷图书、讲义的条件；其四，没有相应的教学计划和规章制度；其五，是一种手工业式的办学方式，因此不可能像官学那样进行分班教学；其六，没有任何形式的考核体系，缺乏强有力的教育管理制度，学校处于一种无组织的松散状态等等。而书院则不同，它站在当时历史的高度上，对官学和私学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并进而对这两种教育制度进行了综合与改造，从而形成了一种既非私学又非官学的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
书院与一般私学不大相同的是：
1)书院既有固定的校舍和教学设施，又有专门的图书藏所，不仅校舍宏伟，而且藏书极为丰富，这是一般私学所难以达到的。
2)书院有固定的教育经费作保障，建立了类似于官学的以学田为中心的教育经费体系。书院获取学田的渠道有二：一是民间捐献，二是政府拔赐。这是书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这也是一般私学所不具备的。
3)书院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建立了类似于官学人员编制和岗位。每人根据自己的岗位职责，分别负责学生的授课、考核，生活和书院的经费、祭祀、保卫安全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书院的学生也参与管理，如直接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堂长、管干、学长、斋长等，都由学生担任。
除此之外，书院还制定了一系列独有的颇具特色的教条、学规、学训等，把得之于管理实践的一系列经验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这是书院走上了制度化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书院虽与私学有着天然联系，但又与私学有别；它既与官学有质的区别，但又吸取了官学中的许多积极成分，与官学有一定联系，书院正是在广泛吸取了私学和官学的有益经验基础上进行成功的改造之后，才形成的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教育制度，它是中国生活发展紧密古代社会近千年来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它在教育中所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始终是官学和一般私学所不能达到，也是它们所不能取代的。
(四)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就在东方古国中国书院制度日趋成熟，空前兴盛之时，在遥远的西方世界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机构—近代大学，就其产生的特点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与中国古代书院不无相同之处，但却与书院有着明显有别的历史命运，为此，笔者将从文化的层面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文化在最普遍意义上是指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状态的全部事物，通常可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次。就文化与书院和大学的关系而言，两者主要受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1、制度文化
从制度文化层面来说，中国古代与欧洲中世纪相比，在政治体制和宗教势力两个方面大有差异。
1)政治体制
中国古代自秦以来建立的中央统治政权，其政治体制始终是高度集权。与中央封建集权保持一致就成为书院延续的必要条件，当书院的自由研究、论辨讲学没有触犯统治阶段利益和动摇其政治秩序时，或者中央政权无力顾及书院的越轨行为时，书院方显自己本色；一旦书院的自由化程度超越了封建王朝的容忍的上限，等待书院的只能是或被禁毁或者屈从权势而走上官学化的道路。中世纪的欧洲与中国同一时期的政治状况不同，当时的欧洲可能更近似于我国春秋战国诸侯分立的时代，许多民族国家和世俗政权并立，这才使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办学的自主成为可能；从历史上看，欧洲中世纪大学较小受到世俗政权的干涉和干扰，中国书院却很少有那么幸运。
2)宗教势力
中国文化素以非宗教化为荣，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演化而来的道教充其量仅是一种准宗教，外来的佛教也没能发展到与王权抗衡的程度，世俗权威始终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书院的存在和发展既有利又有弊。前者表现为书院教学与研究与社会政治联系，对于消除社会弊端，促进社会进步有益。后者主要表现在由于缺乏宗教文化的天职观念，使书院难以抗拒世俗的功利诱惑，从而走上学而优则仕的老路，这必然影响到书院学术的范围、质量和深度。
中世纪的欧洲宗教势力强大，宗教对大学的影响远远大于世俗政权。这种影响也是利弊兼有，使中世纪大学的教学内容带有浓厚蒙昧色彩，但宗教为论证教义的合理性而主张广涉博览各个学科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同时也陶冶了人们的敬业钻研的职业情趣，锻炼了人们的思维的严密性，从而为科学文化的发展积累了深厚的智力资源。
2、观念文化
从观念文化的角度看，中西文化差异更为巨大。笔者再从文化取向和学术自主这两个方面，对书院和大学进行比较分析。
1)文化取向
文化取向问题在中西教学思想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在西方，主智主义可以说是贯穿西方教学价值观思想历史的一条主线，源远流长，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在中国，伦理本位和极端实用主义备受尊崇，自然科学知识长期被正统教育所排斥，单纯为政治服务，视学问为晋身之阶，求仕成为求学的唯一目的。综观中国书院制度将近1000年的历史中作为封建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注重人伦纲常之道的教育，把伦理道德当作人类生活决定性因素的价值取向，从而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儒家主张自省，而不主张向外探索宇宙的奥秘，反映在教育内容上就是教育与自然科学知识分离，教育内容排斥科学知识。中国书院虽然注重相互争鸣的学术研究，但书院大师们在维护宗法封建社会这个根本问题上则是一致的。虽然它存在了近千年，但只有形式上数量上的变化，而无实质性的变革。中近代的落后与重德轻智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是西欧社会开始走向繁荣昌盛在文化上的初步表现，中国世纪大学不仅为当时各领域的学者提供了活动的舞台，而且成为培育新一代学者的园地，学者们不仅担负起保存文化，传递文化的责任，而且担负起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天职，虽然他们没有冲破封建教会的控制，但在时代需要的推动下，他们注重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科技文化知识的传递，这是对传统基督教神学教育独霸讲坛的一大突破，客观上为促进西方近代科技革命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学术自主
学术自主意味着学术要从政治怀抱中自由出来，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外界的压力。
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教育必须受政治权力的摆布，中国古代书院也如此，它始终未形成独立的教育体制，学术无自主性，由于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利禄的引诱，丧失了书院淡泊名利，专志于学术研究，志在治学修身而不事科举的初衷，最后逐渐官学化，成为科举的附庸。当近代革命在欧洲发生时各国都从科技成果中获得巨大的利益时，而中国的童生士子却长年累月地蠕动在应试赶考的黄土路上，在考场上比试如何写好八股文，如何代圣人立言。正因为书院缺乏学术自主性，在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时兴时衰，时浮时沉，随着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没落，书院制度及其优秀传统又被封建社会所埋没。
中世纪大学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大学可以拒绝来自外部的各类干预，并为独立生存和自由研究争取了一定的“特权”，这对科学研究和学术繁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学术自主，使中世纪大学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对西方文化进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大学不仅成为民族的灵魂，而且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文化渊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由于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才使西方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积累、冶炼、更新和升华，构筑起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大厦和开放性的知识系统。也正是在这个进程中，西方的大学制度也不断地完善，因而能够从容自由地应付新的文化挑战，历久而不衰。
由此可见，相同的时间，相同的机构，却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造成不同的历史命运，很是值得深思体味的。
古代中西方教育体制之比较

西方中世纪教育体制结构是多元化的，主要以教会、王权与世俗多元为主要特色。中国中世纪教育体制是一元化结构，以国家官府办学为主导，私学作为附庸。在课程内容、思想价值、教育成果诸方面，都存在差异，最后西方突破教会的控制，转向人文主义，大学逐渐成为当时自由思想的根据地，培养出一大批有独立个性的文化人，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而中国的教育体制始终徘徊在专制的阴影之下，主要培养了一批御用文人，无法走出传统的怪圈。中世纪中西方教育体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比较考察之中，给人耐人寻味的启示，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从中找出许多历史的教训。

一、教育结构系统的考察
中世纪初期，基督教几乎垄断了当时的教育。6世纪起，基督教教育逐渐超出家庭的范围而走向学校。主要有两类：一是修道院附设的学校，二是由教会和政府主办的学校。789年，查理大帝发布公告，要求各地教会设立学校，删订有关书籍，使教区内儿童学习。该公告被称为“中世纪教育的第一个总纲”。之后，教会在各地办起各类学校。
7-8世纪，西欧世俗教育逐渐兴起，尤其在爱尔兰和英格兰较为发达。随着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发展市民教育的城市学校应运而生。城市学校分二种：一是为上层市民即工商业经营者设立的学校，如文法学校之类，服务于自由市民的生活情趣和读写需要。二是为下层市民主要是手工业者子弟而设立的学校，如行会学校之类，以培养技术工人。世俗化的市民教育是中世纪后半期教育的重要方面，它为教育近代化打下了基础。
文艺复兴开始后，市民阶级重新发现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和古罗马的法律科学为了与教会学校相抗衡，市民阶级仿照古希腊的“学园”创办了许多学院，讲授和研习哲学、神学、医学和法学，这种兼具教学和科研职能的机构后来发展成近代意义上的大学。11世纪后期，第1所大学是意大利的萨勒诺大学，其最初是一所医科学校。其后意大利的波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等着名大学创办。13世纪，各大城市纷纷创办大学，教会也或参与创设。
大学最初是作为一种行会组织而被特许的，“大学”这个词的原义是“融合为一”、“会社”、“协会”，最初的全名为“教师与学生的联合”，即教师与学生组织的一种社会团体。其最初不过是私人间的一种结合，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自由团体，后来才渐渐成为正式的教育机关。也是一个为学习服务的联合体，如书贩、信差、药商、抄写人，甚至旅店老板，都可算是大学的成员。他们象其他行会一样，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许多大学成为一个自治的组织，对地方当局和教会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也有一些大学为教会创设，如巴黎大学由巴黎圣母院的神学院发展而来。其管理模式也可分两类：波尼亚大学的学生主体模式，由学生组成委员会，选出校长，制定章程，雇佣和监督教师，安排教学计划。巴黎大学的教师主体模式，由教师组成行会，选出校长，制定章程，安排教学工作。14世纪后，学生与教师的组织开始联合。
大学独立自治的特权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赢来的，欧洲所有古老的大学，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相关的卓绝斗争。如巴黎大学处在教会和世俗势力双重的夹击下，其争取自治的道路艰苦而漫长，甚至付出流血的代价。1231年，教皇格利哥里九世出面调停，这位法学家出身的教皇发布了有大学“独立宪章”之称的教谕令《知识之父》，确认了大学的法权自治，肯定了巴黎大学有教学、罢课、结社、授予学位等的自决权。这份由教皇亲自授予的独立宪章，使巴黎大学最终摆脱主教的控制而取得自治团体的法律地位，这一地位也得到国王的认可。此后，有关斗争还时有发生，而独立自治的传统延续至今，巴黎大学成为法国的生命之树，它吸收着欧洲各国最优秀的教师和最好的学生。
各大学在这几个世纪中，虽然道路都颇为坎坷，它们既反抗教会，又要反对国王，但最终都摆脱教权与王权的控制，其在中世纪或可看成是与宗教、世俗权力并驾齐驱的文化力量，成为独立自治、自由思想的根据地，作为西方文艺复兴的摇蓝，是西方教育现代化的先声。
综上所述，西方中世纪教育形成的是多元化结构，其中以教会、王权与世俗多元对立为主要特色。前期以教会办学为主导，后期以城市世俗办学为主导。大学在欧洲成为与教会和王权并驾齐驱的三大势力。关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权力格局，人们常以“上帝的事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的名句来描述。其实还可加上一句：“亚里士多德的事归亚里士多德”。体现出其民间自主教育模式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于战国、秦代开始设置博士制度（中央官学体制）。汉代太学的建立，以公元前124年汉武帝置博士弟子员为标志，从数十人增加到成帝时的三千人。隋在中央设国子监，总管国家各级各类官学。唐初大力发展官学体系，国子监下辖六学二馆（弘文馆、崇文馆），并在太医署下设医学、礼部的祠部下设崇玄学、秘书外省下设小学。北宋经庆历兴学、熙丰兴学、崇宁兴学，官学体制进一步完备，太学扩建规模，更增加了武学、画学等专科教育。明代建立相对独立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中央官学系统有两京国子监、宗学，及武学、阴阳学、医学等。清代因袭明代的中央官学体制，国子监有六堂二厅，并隶设算学、旗学、俄罗斯学、琉球学。宗人府隶设宗学、觉罗学。内务府隶设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回缅官学。此外，理藩院有唐古忒学，钦天监有天文学，太医院有医学，乐都有教坊司。中央官学教育体系已非常庞杂。
地方官府办学，汉代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王莽执政时，要求按地方行政系统设置学校：郡设“学”，县、道、邑设“校”，乡设“庠”，聚设“序”，各配备经师1人。东汉前期地方教育相当昌盛。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制定出第一个地方郡国学制模式，规定了学校的规模与学官设置，教师与学生的录用标准等，标志着中国古代地方官学教育制度规范的建立。隋唐地方官学有府学、州学、县学。宋代设置诸路学官，以加强地方教育管理，经历次兴学运动，形成遍布全国各地的官学网络，其规模与数量超过汉、唐。明、清代地方官学更是遍布各地，重点突出。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虽一度兴旺，但战国后期法家改革开始取缔。秦、汉至明、清，民间私学一般只相对官学起一些辅助性补充作用，以历代私塾的蒙学教育最为典型。而汉代的私家学术传授，主要补充当时官府地方教育的薄弱。魏晋南北朝时私学的消长与官学的盛衰对应，乃出于世道的动荡，而非私学真正的发展成长。唐代允许民间基层设立私学，也为补地方官学的不足。私人书院在北宋初期的兴起与南宋的恢复，也是地方官学薄弱所致。宋末，书院开始受制于政府而开始官学化，元代官府进一步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一些书院演变为地方官学，官府更新建许多书院，都成为国家科举考试的附庸。明中叶至清初，私学书院再次勃兴，原因是原有的官学体制不能有效地完成培养经世致用人材的任务，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因而需要借助私学书院这种形式。至乾嘉时期，其学风转向训诂考证方面。同时，我们从书院教育的主体内容、教育思想诸方面，可知道其并不能形成独立的私学文化教育体系。
所以，中国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元化结构，以国家官府办学为主导，私学书院为辅助的教育体系，为专制政治的强化服务。其特点是，表面上看也存在官学与私学的二元体制，然而实质上，私学始终是官学的附庸，民间办学没有产生突破的思想，更没有与官学对抗的力量，私学并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从上述特点而言，中国的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种封闭式的一元化结构系统，且在千年的运作中没有质的改变。

❺ 我国古代有什么着名学校

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东林书院，休宁学府，黟县学府，婺源县学府，歙县学府，徽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莲池书院。

1、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是当时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后废。

明朝万历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由东林学者顾宪成等人重兴修复并在此聚众讲学，他们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引起全国学者普遍响应，一时声名大着。东林书院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区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

2、徽州书院

徽州书院源远流长。据廖腾煃《海阳纪略·瞻云书院序》记载，“郡邑之有书院，自南唐始也”。宋元以来，徽州的书院出现非常发达的局面，成为全国书院最多的一个地区。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御史张讷奏言：“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

道光《徽州府志》卷三《营建志·学校》记载：“歙在山谷间，垦田盖寡，处者以学，行者以商。学之地自府县学外，多聚于书院。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

婺源《董氏宗谱·凤游山书屋记》记载说：“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由来尚矣。我郡邑曾建紫阳书院，以甄别取士。四乡或间立书院，以讲学、会文。”

3、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Shigu Academy），位于湖南省中南重要城市衡阳市石鼓区石鼓山，是湖湘文化发源地和湖南第一胜地，始建于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迄今已有1200余年历史。

唐代处士李宽步李泌后尘奔南岳而来，见石鼓山林木葱郁，湘江、蒸水、耒水三江环绕，遂结庐读书其上，创建中国古代最早的书院，是谓石鼓书院之始建。

宋太宗赵光义赐名“石鼓书院”。

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衡州人李士真拓展其院，作为衡州学者讲学之所。

宋景祜二年（公元1035年），朝廷赐额“石鼓书院”，与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称全国四大书院。

石鼓书院主要建筑有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七贤祠、敬业堂、合江亭。

1944年7月，石鼓书院在衡阳保卫战中毁于日军炮火。2006年，衡阳市人民政府恢复清代格局，重建石鼓书院。

4、应天府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称应天书院、睢阳书院、南京书院、南都书院、南京国子监，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是中国古代着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史载“州郡置学始于此”。

应天府书院前身为睢阳书院，是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所创办。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改升应天书院为府学，称为“应天府书院”，并正式赐额“应天府书院”。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升格为南京，成为宋朝的陪都，应天书院又称为“南京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应天府书院改升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座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

5、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五老峰南麓，是世界文化景观，享有“海内第一书院”之誉，被评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

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公元940年），是中国首间完备的书院；南唐时建成“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由中央政府于京城之外设立的国学。

宋代理学家朱熹出任知南康军（今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时，重建书院，亲自讲学，确定了书院的办学规条和宗旨，并奏请赐额及御书，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数百年中国一个重要文化摇篮，是中国教育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❻ 书院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

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

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备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宋时，以讲学为主的书院日渐增多。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宋代最着名的有四大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

(6)中国历代书院学记多少钱扩展阅读：

对外交流

书院走向世界起始于明代。正统四年(1439)也即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朝鲜李氏王朝君臣借鉴中国宋代的书院制度发展其教育事业，实为书院输出的重要标志。

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唐宋以来，它为中国的教育、学术、藏书、出版、建筑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及伦常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过重大贡献。

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明，并促进这一文明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进而推进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❼ 中国古代有哪些着名的书院进入书院的要求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才算毕业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分官私两类。
唐代书院：张九宗书院、丽正修书院、集贤殿书院
宋代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睢阳（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象山书院
元代书院：大都书院
明代书院：徐阶书院、陈献章书院、王守仁书院、京都书院、苏州书院、崇祯书院
清代书院：北平书院、天津书院、南京书院、荆州书院、福州书院、广州书院
进入书院没有什么太严苛的要求。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
先生认为学生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了，就算毕业。

❽ 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是怎么样的

古代书院的“一把手”不叫“院长”，多称“山长”、“洞主”。这是因为古代书院多建在环境优美、景色宜人的山上，喜欢与道观、寺庙为邻。宋代以后，书院成了古代中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学术圣地。而成就书院这一崇高地位的，是其办学理念。

书院与官学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完全不同，不设门户，完全开放，讲学自由。学生的培养目标不是政治精英，而是学术精英。书院刻意与官学保持一定的距离，教授保持独立的学术品德，学生尊崇独立的自学精神。

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山长相当于如今的大学校长，虽然没有行政级别，但山长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既是书院最高行政领导，也是首席教学主管和“学术带头人”。

山长始终把教学放在第一位，参与一线教学工作。如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朱熹、张栻等名儒大师，在主持书院日常教学时都是亲自进课堂给学生授课。

日常教学中，山长授课一般放在每月的一、三、六、八日。书院一般每月有三次课试，从出题到评阅，均由山长负责。兴办于南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的建康（今南京）明道书院即规定：“每旬山长入堂，会集职事生员授讲、签讲、覆讲如规，三、八讲经，一、六讲史，并书于讲簿。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

北宋教育家范仲淹当年在应天书院执教时就曾“勤劳恭谨，以身先之”，据《范文正公集·言行拾遗事录》记载，范仲淹“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

给学生出试题作文，自己先做一篇，这样能不受学生欢迎吗？范仲淹由此名气远播，“四方从学者辐辏”。

书院招生不设门槛无户籍限制

明代文昌书院学子“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业”
古代书院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其平民教育情怀，即便如元明清时期好多书院改为“官办”，这种情怀也没有改变。

书院从诞生那天起，便向社会下层和民间士子开放。书院招生不设门槛，入学无户籍限制，只要有志于学业的，不分贫富，不论地域，均可入学，即孔子所提倡的“有教无类”。如四川文昌书院的“招生简章”（文昌书院记）中便有这样的说法：“凡越隽生童，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业，按月观课。捐廉奖赏，作育人材，大公无类。”

“大公无类”一直是书院的办学准则，也是“有教无类”办学理念的升华。虽然招生不设门槛，但入学要求还是有的，名气较大的书院，因为报名的人多，“招生标准”也很严格，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都相对较高。考核包括学业在内的综合素质测试，光学习好还不行。如白鹿洞书院，一度要求入学者是举人，朱熹的《招举人入书院状》可以为证。

古代书院的招生指标由各书院依办学实力自定，人数从几十到上百不等。除了招取测试成绩优异的“正课生”，还会录取稍次一些的“附课生”。附课生也写作“副课生”。如清道光年间安徽阜阳的聚星书院，每年招生名额（学额）为生员正课20名，副课20名。

在招生上，老师说了算。如白鹿洞《洞学榜》择生徒上即有这样的规定，“自今凡奉公移来者，慎于所选，从游之后，洞师验与可拒者则拒之，上司不必挠其权。其四方有志之士，听其肄业。”

从中可见，如今天的官方推荐生、拿着领导人介绍信的照顾生是不受书院欢迎的。即便入学了，如果主管老师（洞师）测试后觉得不行，仍会将其辞退，领导（上司）不能干涉。

书院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田”

元代明道书院每名学生每月给5贯“膏火钱”

古代办书院的办学经费除了“官助”之外，主要靠民间集资、捐献和书院创收、自筹，其中“学田”收入是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每个书院都会尽可能地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很多时候，学生在书院读书，不仅不要学费，而且“食宿费全包”。如文昌书院，学生便“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业”。另外该书院“更欲立书舍，给膏火，招徕来学，以广栽培”。

所谓“膏火”，就是学生学习期间的花费，古人俗称“养士费”。“膏火”原本为资助困难学生的，实际使用时已普遍散发，生徒都有份。或给钱两，或给粮谷，或钱粮兼给。

“膏火钱”补助的高低历代不一，不同书院之间也不同。以建康（今南京）明道书院为例，在元代至正年间，此时已改为官办的书院，每名学生每月给零花钱5贯钱。5贯即5000文，当时书院的勤杂工每月工资才300文，做学生比打工还来钱呢。另外，每名学生每天还有口粮“米2升半”。

清道光年间，安徽阜阳聚星书院的正课生每名每月膏火钱1200文，副课生500文；童生正课1000文，副课500文。正副课生住院肄业者，每名每月另给小麦3斗。

有的书院因办学经费有限，学生食宿费无法全包下来，也尽可能给学生提供免费伙食。一般来说，古代书院是没有“考试费”、“材料费”等现代学校常见的学杂费的。

成绩优秀可获“奖赏钱”、“花红钱”

清代蕲州书院考试前4名每人奖“膏火制钱二串文”

古代书院大多希望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才，所以对学生的要求极严。以作息时间来说，不分冬夏，每天早上五时头鼓，五时半二鼓，六时三鼓上课。

为了使学生都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书院还设有奖励制度。奖励的形式很多，既有精神鼓励，更有物质刺激，如月课奖赏，积分升级。还有相当于现代奖学金的所谓“奖赏钱”、“花红钱”。

月课奖赏是依据每次考试的成绩来定的，于考试之后兑现。如南宋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延平知府陈宓在南平城南九峰山麓，仿白鹿洞书院模式建造的延平书院，便设“奖赏钱”，书院规定每月三课，上中下旬分课本经、论、策不同内容，“课册待索上看，佳者供赏”。

对学生予以奖赏，在清代的书院中似乎规定得最清楚，标准也较高，可能与清代书院“官学化”有直接关系，书院将膏火钱改成“奖金”发放，凭“奖票”领取。

清《蕲州志·学校》记载，同治年间湖北蕲州书院的奖励标准是这样的：生员参加相当于今教育局或考试院组织的考试（官课），每次取超等4名，每名膏火制钱二串文；特等12名，每名膏火制钱一串二百文。文童则每课取上卷8名，膏火制钱一串四百文；中卷20名，每名膏火制钱一串文。

除了书院应给膏火、花红外，教育主管部门也会“酌给花红”，以示鼓励。

清代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在湖北武昌所设的经心书院将考试时的优秀作文结集刊出，先后出版了《经心书院集》和《经心书院续集》。这种“荣誉奖励”，比奖金带给学生的刺激还大，还管用。

岳麓书院内朱熹

书写的“忠孝廉节”

奖惩分明试卷凭“浮票”领取

清代丹阳书院“抄写雷同”“罚停膏火一月”

奖惩分明，是古代书院的基本学规之一。学生在书院不认真学习，不约束言行，也会受到严厉的惩处。清代湖北归州丹阳书院规定：“学长稽查在院肄业生童，有不勤学励行者，正言规劝；如其不从，禀明山长，加以惩罚”。

清代蕲州书院的学规中也明确要求：如果在山长课期生员超等旷课一次，扣钱六百文；特等旷课一次，扣钱四百文；文童上卷旷课一次，扣钱四百文，中卷旷课一次扣钱三百文，再旷遂加录成文或雷同全数扣除。

学生在书院学习时的学业等级是动态的，实行“积分制”，有“升降级”。即使录取时的优秀学生，即所谓“正课生”，如果旷课，平时考试成绩不能保持在前列，也有可能被降为“附课生”。

清代均州南阳书院规定，以缺考的次数和考试的等级来确定升降，内课生如有一次不应课者，停止发放一月膏火；两次不应课者，降作附课。正课一连三次不考，超特等者降作附课以内，附课连考三次超等者，可以升补为正课。降级的同时，其膏火钱也会降低标准发放，甚至不发。

古代书院考试纪律很严格，试卷凭“浮票”领取，并设编号。学生考试时出现作弊、抄袭等不诚信行为，都会受到惩罚。清代归州丹阳书院规定：“抄写雷同及不在院作文，并次日交卷者不列榜 ，初次不列榜，罚停膏火一月；再次不列榜，降作附课,冒名顶替者逐出住院。”

与现代教育理念一脉相承的是，古代书院同样“德育”先于“智育”，当然，由于封建社会的局限，古代的“德育”大多是“忠、孝、廉、节”等内容。如果“缺德”，后果很严重，轻者重罚，重者开除。

❾ 古代书院教育的利弊

书院发展轨迹与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
樊克政在《书院史话》一书中提到：“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教育组织形式。其别具一格的教学与组织管理等制度，萌芽于唐，形成于宋，废改于清末，有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史。”
作者认为，书院制度之所以萌芽、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唐、宋时期的主要原因有：
从教育史的角度看，“促使书院产生并能得到发展的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则在于：自隋、唐以后，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官学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一些真心求学的土子势必要在官学以外去寻找就学的场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正适应了这一客观需要。”“书院的发展及其一整套制度的形成，又是同理学的兴起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理学对于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的作用，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并不为封建统治者所认识，于是理学家们便只好以书院作为从事研究与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而这就势必促进书院的发展及其制度的臻于成熟。”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书院对中华文明史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书院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书院也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书院促进了中国图书事业史的发展。”“书院对促进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宋、元、明、清时的着名书院，一般都是当时各地的教育中心，对推进所在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书院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教学与组织管理等方面还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形成了不少与官学迥然有别的特点，如把从事教学工作与进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不同学派可以在同一书院中讲学，注重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师生感情甚驾以及管理人员较少等。所有这些，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教育遗产，而且也为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总之，宋代以后出现的书院教育的组织形式，它与官学、私学形成鼎足之势，相互渗透，融合，有力地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书院在古代文化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一书归结为五个方面：
第一，……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教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最早的书院是由官方藏书；校书和私人读书治学发展为讲书或讲学的。……私人读书治学，待学有所得，闻名遐迩，就有人前来问难求教，逐步发展为聚徒讲学，……后来的书院差不多都是沿着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相结合的道路发展的。历史上有名的书院，大多数都既是当时一方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着名学者探讨学术的胜地。……书院的创建者或主持人，大多是当时一方有名的学者，他们又多为书院的主讲，这是书院的传统……。
第二，书院允许不伺学派相互进行讲学，建立了“讲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尽管这种“争鸣”还受到种种限制，但较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一般学校教育却自由得多。这是书院区别于一般学校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听讲者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一个书院有有名的学者在讲学，其他书院的师生或远地慕名而来的学子，都可以听讲、求教，而且受到热情欢迎，并给予周到的安排照顾，打破了一般学校关门教学的风气，有利于学术交流。
第四，书院的教学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自学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比一般学校只是先生讲，学生听，呆板、生硬的注入式教学优越得多。
书院教学一般是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重视对学生读书的指导。许多名师都把指导学生自己读书作为教学的重要任务，他们并将自己的洽学经验概括为读书的原则或程序，指导学生应读什么书，哪些先读，哪些后读，以及如何提高学习的效果等。……
学生读书重在自己理解，教师针对学生的难点或疑点进行讲解，所以书院教学中十分强调学生读书要善于提出疑难，鼓励学生问难论辩。早在唐代朱弼在任庐山国学主讲时，就提倡学生质疑问难，然后再详加剖析。朱熹特别重视学生提出的疑难。他认为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他在白鹿洞书院时，常常亲自与学生质疑问难。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时，提出求学贵创造，要自己独立研究，各辟门径；超出习俗的见解而有新的发明。他说：“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之，皆不出于窑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
书院特别强调学生要作读书：日记。……
第五，书院内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师生之间的感情相当深厚。中国数育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这是在长期的私人教学中形成的。书院制度始于私人教学，以后也多属私人教学的性质，主讲书院的名师热心教席，慕名来学的生徒能虚心求教，所以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中也就体现得更为充分。
从事书院教学的名师，由于学识渊博，品德过人，所以能赢得学生的尊敬，此外他们能够献身教席，热心育人，更使其受到学生的爱戴。当然，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学生还必须能够虚心求教，立志成人。但是主导方面还在教师。这是书院教学的名师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的启示。
我以为，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第四、五两点。
赖功敏在《书院教育的“对话”精神及其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一文中提出：
“中国书院教育有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精神即‘对话’。这种对话具有自然特性，对人格形成实为一种重要的力量；它的实质在于通过对话达到一种真正的人性的觉悟。它充分体现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理想与知识独立的追求。正是通过对话这种生动而有活力的形式和过程，教育的陶冶力量才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并渗透到心灵的深处，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潜在特质，使完善人格的形成成为可能。”

❿ 中国古代书院各有哪些特色传承下来了吗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岳麓书院

岳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间，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就是北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的岳麓书院。

这块令湖南人骄傲了几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会觉得太过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会默然承认，这座静静的庭院实在是有这样的资本。单就清季以来，书院便培养出17000余名学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那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白鹿洞书院

唐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也就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

白鹿洞书院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今尚存礼圣殿、御书阁、朱子祠等。书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这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

·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着名高等学府，在历史上以理学着称于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晦等也曾在此讲学。嵩阳书院一直是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大至而言，除今天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l009年，宋真宗正式将该书院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后该书院在应天知府、着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支持下，得到很大扩展。着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显盛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