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药进入中国了多久

① 西药是哪国人发明的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西药，相对于祖国传统中药而言，指现代医学用的药物，一般用化学合成方法制成或从天然产物提制而成；
西医药传入中国的时间,当在清初康熙年间

② 西药是从什么时期进入中国的

西医是如何进入中国的，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取代中医显赫地位的
现如今西医成为人们日常行医看病的主要方式，早已取代了往日中医的显赫地位，然而在它出场之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人们更多的是对它的好奇，西学是以古希腊罗马医学为基础，并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医作为一门科学，16世纪以后就大规模进入了中国。
进入中国的初期，西医并不是以医道的传播，而是以介绍西医基础生理学知识为主。明朝末期，关于这些方面的知识首先零散地出现在一些传教士的着作中。1569年，主教加内罗在澳门设立的医院，可谓是近代西医传入中国的鼻祖，康熙年间，康熙帝因为身体欠佳，中医又一直没有效果，因此对西医产生了兴趣，他对传教士白晋等人讲述的西医中的病因知识和相关的心理学很是好奇，特别是17世纪法国解剖学家福尔纳的着作更加感兴趣。于是下令一个最好的画家专画人体解剖图像，并将中医中的铜人模型做对比，发现铜人模型也有静脉，但无动脉和血管。
1698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参加最先进的西医理论，用了近5年的时间将白净的人体讲稿整理存放，还编程了《人体解剖学》康熙帝对此也很关注，但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并没有花太多精力去研究，此书在丹麦的皇家图书馆被发现。

西医进入我国以后，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些学者对西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尝试着对照西医采取治疗，王宏翰便是第一位接受西医的医学家。他集中反映了自己所受西医的影响，并创作了一些书籍。干隆时期的王清任也是相信西医的学者，常常因为没有看到人体脏腑而感到遗憾。后来瘟疫流行，小孩死的很多，王清仁趁机查看了小孩死者的脏腑，多达30几人，才弄清楚中国古代医学所绘制的脏腑与实际的不符，后来就写了一本《医林改错》记述脑髓说。
排斥西医的人也很多，西医学在人体结构和身体功能认识及医疗体制上比中医更有所长，就引起了人们对猎的关注，但未对中医引起冲击和震荡，直到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在数日内去世，顽固的太医院开始反省，太医院作为旧时代传统中医的象征，从此就消失了，在清末至辛亥革命建立新政权时期，西医被纳入到国家行政部门，这就表明西医已经正式进入中国，占据中国一滩的首要地位。而西药也是在西医传入中国后才有的概念，是伴随着西医的传入而相应传入的，西医所用的药物被称之为西药，中国的传统药物则称之为中药。

③ 西药什么时候走进中国

1. 西药的传入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那时传教士不仅带来了基督教，还有西方的科学和医药知识。
2. 最初，由于西医的临床治疗技术并不比中医出色，因此影响有限，当时传播的主要是基础的解剖和生理知识。
3. 直到19世纪初，西医才开始对中国医学产生影响。牛痘接种法以及外科和眼科技术的引入，为西医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4. 1835年，广州建立了第一所由传教士运营的眼科医院，标志着西医在中国医疗实践中的初步发展。
5. 1838年，“中国医学传教协会”在广州成立，这进一步推动了西医以及相关医疗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④ 西医什么时间传入中国

西医是在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

明末清初的时候，来到中国的一些传教士在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把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一起带到了中国。

由于当时主要传人的只是很浅薄的一些生理解剖只是，而且西方医学在当时的临床治疗技术方便并没有领先于中医，所以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很大。

西方医学真正开始影响中医发展是在十九世纪初期，当时牛痘接种的方法和西医外科还是对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随着西医的传入不断扩大，从而为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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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3年夏季的一天，酷热难耐。京城百姓挥汗如雨，而紫禁城里的康熙正有气无力地躺在龙床上，身上盖着两层厚厚的棉被。就是这样，康熙还不停打着冷战。他脸色刷白，嘴唇发紫，眼窝凹陷，时而浑身抽搐，时而全身抖动。

白天盖棉被，晚上突然又高烧流汗，全身滚烫，汗如雨下的康熙犹如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这一天，康熙忽冷忽热，一会儿下冰窖，一会儿上烤炉，就像冰火两重天。一代伟大君主正被肆虐的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生不如死。

皇上得了怪病，宫中乱作一团，甚至还伴随着某种恐惧。虽然重病在身，仍然没有忘记国家大事。他下旨朕因违和，于国家政事久未办理，奏章照常送进，令皇太子办理，付批办处批发。想来康熙一是怕引起国家上下恐慌，不利稳定。

二来可能也是对外显示一种战胜病魔的信心和态度。当时的中国百姓与御医对中医都很自信，果然，有人在一本中医名着《金匮要略》中找到了方子。此为验方，需将蜀漆、疟母、鳖甲、柴胡、桂枝等多味中药制成鳖甲煎丸。

药丸很快做好，但还不能给皇上吃，所以必须先拿别人做实验。找来一个同样病症的人，让其吃了药丸，以观察效果，结果不管事。御医又反复调整，连青蒿也用上了，仍然没有效果，御医们都泄气了，康熙那边连气带病也快咽气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俩洋和尚求见。洋和尚献上一种西药，说这是一种神奇的药物，对此病有奇效。二人正是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因为受好客中国的感染，慕名来中国传教。因为法国人也曾有人常患此病，便携带备用。

此药正是奎宁，也叫金鸡纳霜。当时朝廷内外对西洋玩意根本不相信，什么金鸡、银鸡的，还纳霜，等着纳鞋底子吧。康熙也不相信，但中医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康熙便下旨，尽快找人实验，死马当活马医。

御医们此时怎么拦也拦不住了，只好硬着头皮让病人吃西药。说来也巧，广东的传教士正好收到法国快递来的金鸡纳霜，整整500克，立刻火速送到北京实验。结果，奄奄一息的病人，吃药后第二天便转危为安。

三个病人，一个发作前服药、一个发作中服药、一个发作后服药，均先后痊愈。就连四个大臣都果断吃了，也没有任何副作用。饱受疟疾折磨的康熙服药后，身体很快好转，只三五天便痊愈。

康熙大喜，不但传教士允许在北京传教，还奖励给传教士们一座大豪宅。同时，责令刑部对几位昏庸的御医进行严惩。

⑤ 西药是从什么时期进入中国的

我国早期着名实业家、出色的西药经营者和生产者——顾松泉先生是我国最早在西药生产经营中使用商标的人。顾先生在一百多年前不仅大胆放弃在洋人医院的优越工作．改为从事西药销售、西药生产，还在西药生产领域第一次使用由中国人设计的西药产品商标——“中西”牌。而“中西”商标。在经历了一百多年后。至今仍然为上海中西制药厂(前身为顾松泉创立的中西大药房)使用。
一、清末我国西药行业经营与领松泉先攮创业概况，
19世纪80年代，上海这座对外贸易口岸．外国商人大量涌入。随着洋人居住的增多，而清一色由洋人开设的主要为洋人提供服务的西式医院、西式药房，也由此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起来。据近代医药工商史料介绍：从1843至1887年间，即巾西大药房创立前夕．在上海一地经营西药批发、零售的各国药商，就有20多户。这些药房，营业兴旺，获利丰厚，并逐渐引起国人经营西药的兴趣。但由于当时国人如想从事西药经营活动．必须具有外语、西药知识、调配药剂技能以及新的一套西药经营管理方式。因此，当时国人几乎无法染指。
1877年，20岁的顾松泉由于英文基础较好，英语笔译、口语俱佳，这使他很顺利地考入由英商创办的上海大英医院，并在该医院药房从事药品配方工作。由于顾松泉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一段时间后．他便迅速掌握了西药的调配技能、日常剂量和经营方式等有关知识。
由于西药见效较快．病情能迅速缓解，使得早期国人原先对西药所持的怀疑态度，逐渐有了较大转变，并了解到它的科学作用。但由于当时一般国人普遍缺乏相应的西药知识．经营西药商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成为外商的一种特殊“专利”。这使已经具有相当西药知识的顾松泉决心要在中国人的土地上，自己经营西药商品，并以此为国人服务。

⑥ 西医到中国多少年了

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李文斯敦等在广州、澳门一带向华人行医，将西医传入中国。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此后，教会医疗事业不断拓展。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达到166所和241所。同时，传教士还翻译出版西医书籍，创办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人也开始兴办近代医疗事业，但起步晚、进展慢。晚清时期，也有少数中国人因出国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或因接触通商口岸的外国私人医生而认识和接受了西医。相比之下，教会医疗事业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医事业，它与其他因素一同影响了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

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过程

关于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指出：中国人接受西医经历了“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五个环节。这无疑是对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总体态势的精辟概括，但就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首先是不同阶层在接受西医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在接触西医之初，下层社会往往走在前列。由于西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下层社会生活贫穷，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进入教会医院时顾忌较少，较早接受了西医治疗。伯驾在第一季度的医院报告中就说，“除极少数之外，病人都表达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层人士则不同，他们一般都有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可以聘请名中医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优越感，促使他们对“夷人”的医学嗤之以鼻，有些人则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医。但是，下层社会求西医治疗的灵验，久而久之对中上层社会也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中医治疗同种疾病无效时，西医治疗就成为可能。1840年前后，在大量下层群众求伯驾治病的影响下，不少官绅也常请伯驾治病。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教会医疗事业在向其他地方推进时，并没有发生因中国人疑忌西医而发生的教案，这表明中国人一开始并不反对西医。1860年以后，教会医疗事业向内地拓展时，开始与频繁发生的教案发生联系。虽然西医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国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恶意宣传往往是引发教案的主因。不过经过一段时间，西医很快为当地一般民众接受，接着中上层开始接受。可见，内地和沿海在接受西医时均表现出“下层社会在先，中上阶层在后”的情形。如在19世纪末的苏州，“中户以上不乐西医”。就个人而言，李鸿章可谓典型。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接触到西医；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医均束手无策，后经传教士马根济和郝维德治愈，至此他才接受西医。

其次是不同地区在接受西医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很明显，最早接受西医的地方是最先举办教会医院的通商口岸。接着，由于西医的灵验得到体现，加上人员往来、信息流通，周边地方一些对西医素无所知的人也主动前往接触西医。如雒魏林在上海行医之初，苏州、松江等周边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后，教会医疗事业开始向内地渗透，影响不断增强。中国社会流动性也日趋增强，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超过以前。在此背景下，西医信息传播到了许多地方。在以排外着称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据郭嵩焘日记载，当年长沙中医夏洛林向他索要西医书，他将《内科新说》、《西药略释》等四本医书送给夏氏。在封闭的四川，19世纪80年代成都的罗定昌就很想获得上海出版的西医书，1886年终于购得《全体新论》、《妇婴新说》，后据此撰着了《中西医粹》。可见，19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中国人通过信息传播对西医已有所认识和接受。

在内地已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时，西医在沿海地区并未被普遍接受。据《教会新报》载：19世纪70年代初，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等地的西医院，有病接受治疗的人“实多佩服，惟不敢就医者亦很多”。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仁济医院、格致书院都很难找到合适的中国人学西医，《格致汇编》答复杭州读者说：华人开设公病院还太早，因为中国人不明医理，“西医之法众人不信”。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医，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区对西医的认识和接受还处在起步阶段。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西医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开放，通商口岸华人对西医的认识在实用和学理上均有很大的进步，这时西医也开始为当地人普遍接受。进入20世纪，西医逐渐为内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认西医，西医在中国才算真正立足。

晚清中国人对西医认识的变化

接受西医并不等于说完全认识了西医，晚清中国人在长期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正确地认识了西医。

起初，大多数中国人对西医缺乏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他们信奉西医的一个原因就是“喜西医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在没有科学地认识西医之前，很多中国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张。一些人根本不遵医嘱，有人经常把开的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转后就不再继续治疗，很多人不敢接受西医麻醉手术。

在学理上，中国人起初对于西医的理解是相当片面的。较早从学理上对西医进行评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体新论·弁语》中说：《全体新论》有所创见，但与《灵枢》、《素问》有不同之处，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对西方的解剖学也存有怀疑，认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实情况。开始时，中国人往往从表象出发，认为西医长于外科，内科不精，对一些外科手术也感到奇异。至于西药，很多人认为它比中药“猛烈”。随着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医学着作的流传、医学教育的开展，中国人对于西医的认识逐渐加深。1884年《全体通考》出版时，中国人对西方解剖学的认识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当时为之作序的有广寿、荣禄、陈兰彬、张斯桂等人。广寿评曰：“中国学医者，由此悟入，将见施针用药不爽毫厘。此书之功岂不大哉。”同时，中国人对西医内、外科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俞樾在《中西内症玄机·序》指出：“吾华之争羡西医也，莫不称其精于外科，而不知其内科尤精”；西医之所以精于内科就是因为它对生理解剖有准确的了解。中国人对西药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不仅认识到中、西药的不同，还认识到西医用药的内在差别。

可见，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浅到全面精到的过程。

晚清中国人的中西医观

在接受和认识西医的过程中，晚清中国人产生了四种不同的中西医观。

（一）信奉西医而排斥中医。晚清出身教会医学教育的西医大都持这种观点，转而信奉西医的人中也有持此观点者。如吴汝纶在信奉西医后对中医即大加排斥，说《灵枢》、《素问》、《本草纲目》等医书都不足据；西医解剖学相当准确，药品又多由化学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认为中医远不如西医，宋以后的一些医书“尽可付之一炬”。吴氏的看法过分夸大西医，完全否定中医，是一种极端的看法。

（二）主张中西医会通。一些信奉西医的人比较中西医，认为西医可补中医之不足，形成以下两种中西医会通主张。一是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主张二者会通。李鸿章在《万国药方·序》中说：中国医学和医药均有不足之处，西医的长处在于医学教育、医药、解剖学上。他还认为西医解剖学在某些方面同中国传统医书有相合之处。郑观应认为中西医各有短长，“弃短取长，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此外，李经邦、陈炽、钟天纬、许克勤等人均持此种观点。朱沛文等近代名中医也持这种主张。另外，教会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医生也有人持这种主张，苏州医学传教士柏乐文的学生顾福如就是例证。二是认为中西医可以互补，但西医有许多不足，会通应以中医为主。这以唐宗海为代表，他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提出“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又说，西医在药物、用药、解剖学、外科治疗等方面远不及中医。

（三）有限地肯定西医，实际上反对或不接受西医。这以朱一新和陈虬等人为代表。朱氏在《无邪堂答问》中说：“医学则中国针石之技，久而失传，西医擅长在此。其内科之学，远不如中国。”同时，他还从体质差异和医理不同来反对西医。陈虬虽承认西医的疫病来源于病菌之说，却又说“其实中国古籍皆已引而不发”，事实上他并没有接受西医。这种观点反映了对待西学上的“西学中源”。

（四）坚持中医排斥西医。在反对西医的中国人中，有的是从保存国粹出发来反对西医的，有的是出于利益考虑而反对西医。如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浙江的一些中医和官绅为了自身利益，制造谣言煽动群众来反对西医。叶德辉在《西医论》一文中则说基督教在利用医学传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备，并从生理解剖、华夷之辨、医理和医药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对西医的五个理由，最后提出要振兴中医。

综上所述，晚清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西医的冲击之下，中医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从而造成了近代中国人医药观的多元化格局。这对近代中国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