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建国初为什么要苏联帮助印人民币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却曾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中三种面额最大的纸币。而当时的“老大哥”也不负重托，按时将数十亿元印制精美的人民币钞票交付给了中国。 为什么要印制新人民币？1952年9月22日，张闻天对兹维列夫曾作过这样的说明：“由于中国近年来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及今后有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不久将实行货币改革。由于新的人民币的比值，一元将值旧人民币一万元，故提高新币质量，防止造假，极为重要。” 张大使还强调：“特别由于我东南边疆，台湾的蒋匪及美帝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防假要求更为重要。苏联技术及印制条件都比我们高明，我们要求将使用于卢布上的奇异技术用于我国新币上。……要像卢布五元十元上的花纹那样好。” 新中国成立后，短短3年间，战争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已迅速消除。但是，由于解放前连续多年恶性通货膨胀遗留的影响，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较大(最大为50000元)，单位价值较低。而且，这套人民币是在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条件下印制的，纸张质量较差，券别种类繁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文字说明单一，票面破损较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健全货币制度，我国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但受当时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只好请“老大哥”帮忙。 我方人员在与苏方的一次次商谈中，一直对新币的防伪处理提出很高要求。苏方最早的印样送来时，张闻天大使从用纸、币面底纹、变点花纹到暗花等各个方面，都要求苏方“还要精致复杂”。 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请求，“老大哥”的态度是热情、积极的。参与商谈此事的所有苏方人员，没有任何推辞或讲条件的表示，有关谈话全部集中在解决具体技术问题上。对各种票面的数量、印制要求、交货期限等问题，双方往往很快就达成一致。 最初，我国政府向苏方提出的印制票面额为100元、50元、10元、5元四种，总金额40亿元；但7个月后，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电报，通知苏方改变印制方案，提出“采用不超过三元和五元的票面”。对此，兹维列夫表示，过去订货票额大，总金额小，现在票面额改小，总金额反而加大到45亿，因此增加的印钞工作相当于原计划的三倍，而交货时间反而缩短，按要求时间完成很困难。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对此解释说：“我们也知道改是不大好，但这是不得已的，政府曾再三考虑过……现在改变的计划势在必行，仍望苏方多多帮忙。”他说，增加三元券的理由之一，是可以少印一元券；40亿改成45亿，是因为过去计划少了。 叶季壮还与苏方商量：“原做好的五元券版不动，新做三元券版；或原拾元券版改成五元券版，原五元券版改成三元券版。”兹维列夫回答，“过去做的版全已无用，都须重新做版。(可)将原拾元券的图案和尺寸改为五元券的，五元的图案和尺寸改为三元的。”他还提出，印刷时用一种纸即可，不必用两种纸。 国内为这套人民币的印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档案详细记载了国内送去的物品清单，包括国徽、行长图章和深线花纹钢版，套花画样，各民族大团结、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装饰及文字铅版、票样本、规格尺寸，等等。 1年半后，印制方案又有变动。1954年4月12日，张大使向苏方提出了“新印十元券20亿元，计2亿张”的口头请求，并初步商定于1956年内全部交齐。兹维列夫要求，为保证交货时间，“这个新增的十元稿样送来越早越好。”中方答应，当年第三季度送交苏方。 1954年10月，张闻天大使正式照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除与苏方再次确认新印十元券外，还解释：“近因此项设计稿样经审查后尚须重新设计，因而该设计稿样，需延至今年12月间始可转交苏方，交货期限是否因此亦须相应顺延，亦请考虑。”这个照会还增加了五元券的印数“20亿元，计4亿张”。 对于印制计划的再次改动，当我方问是否给苏方带来了什么困难时，苏联财政部副部长兹洛比曾回答：“困难当然有，你们有，我们也有，不过是可以克服的，算不得什么。” 最终，十元券的版样1955年2月1日才交付苏方。我使馆向已几次催促的苏方解释说：“中经数次修改”，“因图案由原来的工农兵图改设计为工农图案，重新设计、审批、绘制、正式定稿，故拖延到现在。”当时的立意很明确：战争过去了，要和平建设，要维护世界和平。 苏方代印的人民币全部如期完成，其中有1.6亿张三元券还应中方要求提前了4个月。自1953年9月底起，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一次次从莫斯科开出，前往满洲里。货物品名被写成“技术装备”，发货者是苏联木材公司，收货方为满洲里入口公司。“全部车辆严加警卫，护送至我站台。”中苏双方的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 每批次人民币启运前，苏方都详细提供装箱数、总重量、箱子规格体积等，让中国国内作好接运准备。1953年9月底，当首批三元券即将启运时，苏方特别提醒：“希望中方多准备诚实可靠的接受人员及警卫人员以及搬运工人。但对(他们)应严守秘密，不能讲出箱中所递为何物。” 为慎重起见，交货俱在白天进行，以免意外。“接运”车辆应选最好者，不能有裂缝及漏水口，车厢两端应有小平台，供警卫人员站立之用。“在中国境内运送时，切勿泄露苏联财政部或国家银行字样。”对于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经验还不足的“小兄弟”，苏方确实展现了“老大哥”的风度。 到1957年十元券全部交清，中苏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人民币9批次。南汉宸行长曾就交接工作亲笔给张大使去绝密函，将交接工作的所有细节一一列出。如“争取一天交货完毕；10人同时开启10个车厢，上午10个，下午10个；箱外编号必须衔接”，等等。 人民币的交接中出现过一个小插曲。1954年7月5日，苏联木材公司经理在五元券即将启运时，向我使馆诚实告白：“承印之三元券时已完成所规定之任务，但因有一工厂超额印就九十五万张，因此数巨大，故建议仍运交你方。对于这批擅自印制的三元券，南汉宸行长很快答复同意“运交我方”。 在中苏双方商谈人民币印制的一次次谈话记录中，苏方官员常常提醒中方一些货币印制发行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时隔半个多世纪，外交档案记载下的文字，仍让记者感受到当年“苏联老大哥”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和友好。 1952年11月21日晚10：00至11：20，在苏联财政部长的办公室里，有过以下一段对话： 兹维列夫 (苏财政部长，以下简称兹)：100、50元都不要，改变发行票额小的纸币，是否会影响物价水平？此问题曾否考虑过？ 叶季壮 (中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以下简称叶)：政府考虑过，但票额大，也是危险大。主要是防假，就不能不把票额改小，宁愿携带困难，就是造假也会使敌人比造大额的要麻烦些。 兹：是不是原计划发行100元，现改成5元，同时再压低物价？或者原计划以百元券一张票去买的东西，现改成要五元券20张票才买得回呢？ 库梅金(苏外贸部部长)：这样对使用票子的人是否会便利？买点贵重东西，要拿很多票子才成。在这里印的纸币，不管如何保密，将来中国人民是会知道的。因此，将来人民感到不便利时，会批评中国政府，也会批评苏联的。 叶：考虑过。对买货人、卖货人都不便利。 库：新旧币的兑换率是否已经肯定？等于旧的一万或五千？ 叶：那是一个初步考虑。 兹：一元等于一万或五千既没有肯定，那么你们怎样做印刷计划呢？ 叶：根据国内计算的结果，一元等于一万接近些。 兹：这问题应该解决，才能确定印多少票子，币改要有充分的准备工作，否则将来新币发行，会影响印刷和其他方面的。 叶：当报告国内。兹：另外还应注意的：1、旧票轮换率多大；2.流通额是逐渐增大的，特别在中国。计划过没有？(还包括从这一段到币改前增加的发行额)；3.各地库存量多少，考虑过没有？ 叶：流通额和库存量已考虑过，计划在内的，至于轮换率，可否供给我们一些材料，因我们的轮换率虽有，但(现在的)纸币质量差，不能做根据的。 兹：材料可以给你们找到。轮换率还要看人民币纸币的爱护和保存法。 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新中国有了第一套采用胶凹套印，版纹深、墨层厚、有较好的反假防伪功能的精致货币。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人民币三元、五元券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1957年12月1日又发行了十元券。后来，受中苏关系交恶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纸币，一个月后停止收兑和流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