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唐代到现在一共有多少条船

⑴ 唐代航海的问题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它经历了初年唐太宗（公元626—649年在位）的励精图治，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安定局面，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到了唐玄宗（公元712—756年在位）时，出现了“开元盛世”。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国家富强，科学技术文化发展，对海外亚非各国的贸易及其他各种性质的海外交往也加强了，促进了造船和航海业的进一步发展。

唐朝有很多造船基地。如宣（今安徽宣城）、润（今江苏镇江）、常（今江苏常州）、苏（今江苏苏州）、湖（今浙江湖州）、杭（今浙江杭州）、越（今浙江绍兴）、台（今浙江临海）、婺〔wù务〕（今浙江金华）、江（今江西九江）、洪（今江西南昌）、扬（今江苏扬州）等地。南方沿海的福州、泉州、广州，东方沿海的登州（今山东烟台）。这些造船基地设有造船工厂，能造各种大小船只、海船、战舰等。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以高丽不听勿攻新罗谕告，决意兴兵击高丽。命洪、饶（今江西波阳）、江三州造船400艘以运军粮。命张亮率兵四万，战舰500艘自莱州泛海取平壤。唐代肃宗、代宗时，理财家刘晏为诸道盐铁转运使时，在扬子（江苏仪征）设10个造船工场，置专知官督办造千石大船，说明唐时有极强的造船能力。每年建造的船只越来越多，仅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南）、温州两地就每年可造各类船只600艘，不但造船数量日益增多，而且造船的工艺水平日益先进。大历贞元年间（公元766—805年）富商俞大娘有大船，这种船称“俞大娘”。江湖语曰：“水不载万”，意思是说大船不过载八九千石。然而“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溥〔pǔ普，广大之意〕，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之水居颇多，与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不啻载万”，就是说差不多达到一万石的载重量了。“开巷为圃”是说船上可以种花果、蔬菜。驾驶船只的工人就有数百人之多，我们可以想象“俞大娘”航船规模之大，真像水上居民之乡了。

唐昭宗（公元889—904年）时，久居广州的刘恂〔xún循〕在其所着《岭表录异》中说，岭南制造的“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桄〔guāng光〕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制造商船，不用铁钉，只用桄榔须制的绳索缚系船板，再用橄榄糖涂抹，糖干后，船板很坚固光滑。什么是“桄榔须”？刘恂自注云：“桄榔树枝叶并蕃茂，与枣槟榔等小异，然叶有须，如粗马尾，……其须尤宜咸水浸渍，即粗胀而韧。故人以此缚舶，不用钉线。”什么是“橄榄糖”？刘恂自注云：“橄榄树枝叶上生脂膏，如桃膏，南人采之，和其皮叶煎之，谓如墨锡，谓之橄榄糖，用泥船舶，干后，坚如胶漆，着水盖干耳。”这种不用铁钉的造船法确有创造性。在缺乏铁钉和桐油的地方更有实际意义。这种情况一说是阿拉伯船只的造船法，一说是两广船只的造船法。也可能外国中国都有这种造船法或类似的造船法。所造船只能航行于南海、印度洋海域中。

唐朝的造船技术在当时可称得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最突出的是在造船工艺上已广泛使用了榫接钉合（又称钉接榫合）的木工艺和水密隔舱等先进技术。

榫接钉合的木工艺比不用铁钉的造船法要优越、坚固得多。1960年3月，在江苏省扬州市施桥镇出土了一条唐代木船。1973年在江苏省如皋县又出土了一条唐代木船，这两条唐代木船都采用了榫接钉合技术，而扬州出土的船更采用了斜穿铁钉的平接技术，比如皋出土的木船采用的垂穿铁钉的搭接技术更先进。唐代大海船还建有水密隔舱，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就有九个水密隔舱。这就增强了船的抗沉力。水密隔舱是由底部和两舷肋骨以及甲板下的横梁环围而构成的水密舱壁。船中部以前的舱壁都安装在肋骨之前，中部以后的舱壁就装在肋骨之后，这种安排方法可防止舱壁移动，使船舷与舱壁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牢固地支撑着两舷，这就加固了船体的横向强度。由于船的坚固性加强了，就有可能多设船桅、船帆，更适合远洋航行。近代钢船水密舱壁周围角钢的铆焊方法从功用到铆焊部位都与我国古船极为一致，可以认为是从中国古代造船结构形式继承下来的。

我国古代航海木帆船种类很多，沙船、福船、广船在唐代都已成形。其中沙船是我国最古老的船型中的一种。它的历史可追溯到遥远的年代，早在出土的独木舟及甲骨文■（舟）字就可以看到它的平底、方头、方艄的特征。在山东日照等地有许多沙船，相传是越王勾践由会稽迁都琅邪时遗留下来的船型。这都可说是沙船的前身了。据康熙《崇明县志》载，“崇明县乃唐（高祖李渊）武德间（公元618—626年）涌沙而成”。又载“沙船以出崇明沙而得名。太仓松江通州海门皆有……”，可知沙船产生于唐代。沙船的特点是宜于行沙防沙，可安然“坐”在滩上。“江南沙船之往山东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搁无碍”（《日知录集释》），所以又称“防沙平底船”，至明中叶后嘉靖初始通称沙船。它又有宽、大、扁、浅的特点，具有稳定性。为了提高航速，大中型沙船都采用多桅多帆。帆大多是密杆硬篷的长方形平衡纵帆。沙船多行于北洋航线，太湖一带渔民称沙船为“北洋船”，但在南方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地也有使用。江南的稻米、丝绸等多用沙船北运。

福船和广船以产地而得名，是适应我国南方海阔水深多岛屿地理环境的两种船型。利于破浪，多走南洋深水航线。

福船船型首尖尾宽两头翘，尾封结构呈马蹄型，两舷边向外拱，有宽平的甲板，有连续的舱口，舷侧用对开原木厚板加固，强度较大。造船用材主要是就地取福建盛产的松、杉、樟、楠木。有些船的首或尾尖，舱是活水舱也叫浮力舱或防摇舱，随着船首或尾的上升或下降，活水舱中的水可流入或流出，减少船的摇摆，狭长的舵向前斜插，大桅上悬挂着用布制加筋的疏杆硬篷，帆型略呈三角形。

广船船型首尖体长，吃水较深，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有较好的适航性能和较大的续航力。船体结构横向是以密距肋骨与隔舱板构成；纵强度依靠龙骨和大�。造船材料多采用荔枝木、樟木，还有一种产于广东的乌婪木。舵板上开有成排的菱形小孔，操纵省力，上悬布质硬帆。

福船、广船历史悠久，它是我国圆底或尖底首部尖削的独木舟发展而来，它们在唐代已发展成形并在运输、贸易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系，全国的航运事业也空前发展起来。当时人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旧唐书·崔融传》）

唐承隋制，在水陆交通要道上约30里置一驿站，全国有水驿260所。水陆相兼驿86所，水驿备有船以供官吏往还和政府文书的传递。

唐代航海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舟师以航海技术高超闻名于世。亚洲东南方的信风季风规律已被我国舟师充分利用。人们对航海天文知识也较以往有了更多的了解。唐代王维《送秘书鼎监还日本国》诗中有“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句，唐代沈佺期在《度全海入龙编》诗中说，“北斗崇山挂，南风涨海牵”。都说明了航行中观察天体，利用信风和季风的情况。

由于唐代航海业发达，对海洋潮汐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约在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前后，浙江人窦叔蒙着《海涛志》（又名海峤志》）六章，这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潮汐专着。他经过长期观察发现了潮汐变化与月球运动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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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中国有多少船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统计年鉴，
2009年全国民用运输船舶拥有量176932 艘，其中机动船149367艘， 驳船27565 艘。
2010年以后的数据并未公布。

⑶ 截至2019-12.31中国一共有多少艘船

中国的船只没法统计，私家船，渔船更是不计其数

⑷ 中国目前有多少条船

大小船只454783 36738 和3587

⑸ 郑和下西洋时有多少条船多少人去了多少国家

人数：
郑和下西洋的人数,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有4次.
第一次:27800人
第二次:27000人
第四次:27670人
第七次:27550人

船只数量：
每次出使都在200多艘.大船“宝船”数量都在40以上——60多之间，所以七次下来就要有1500艘以上

出行所到国家：
郑和下西洋,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刘家港集结,沿海南下,在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等候太平洋西北季风,11—12月,季风来了,便穿过台湾海峡和南海,第一站到达占城,再到东南亚各国,进入印度洋.前三次主要在印度以东,最远到达古里.它是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第四次开始到达西亚、东非地区.有学者对航线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郑和重要航线有56条,航线总长15000英里.

⑹ 中国有多少条运河

运河

中国古代的人工水道。

先秦

运河的开凿始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发展和外界的交往，在所控制的区域内开凿运河，沟通自然水系。

江汉运河，又称扬水、子胥渎，楚庄王（前613～前591）时，激沮水作渠，引江水循入古汉水支流扬水，东北流至今湖北潜江西北注入汉水，沟通江汉。楚灵王（前540～前529）时，又自章华台（今湖北监利北）开渎北通扬水以利漕运。楚昭王（前515～前489）时，伍子胥率吴师伐楚，疏浚此运道以入，故称“子胥渎”。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运河。

古江南河，吴国在阖闾、夫差时期（前514～前473）在太湖地区陆续开凿的运河之一。水出吴都平门（今江苏苏州北门），西北行，穿巢湖（今漕湖）、过梅亭（今江苏无锡东南梅村）、入杨湖（今江苏常州、无锡之间）、出渔浦（今江苏江阴利港）、入长江而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蜀岗）。吴都以南，于今海宁境内开“百尺渎”会古钱塘江，以运送粮秣。古江南河和百尺渎，系江南运河的前身。

邗沟，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吴王夫差筑邗城（古广陵），并于侧近开沟，引江水北出武广（今邵伯湖）、陆阳（今江苏高邮南）两湖之间，下注樊梁湖（今高邮湖），东北流至博芝、射阳两湖（今江苏宝应东），再西北至今淮安北古末口入淮，以通粮道。这条运河利用当时江、淮之间的泻湖加以联缀而成，运道曲远，是今里运河的前身。

菏水，又名深沟。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于今山东定陶东北开深沟引菏泽水东南流，入于泗水，因其水源来自菏泽，故称菏水。其故道相当今山东西南成武、金乡北之万福河。菏水的开凿使原来互不相通的江、淮、河、济四渎得以贯通，成为中原地区东西往来的主要航道。

鸿沟，魏惠王九年（前361），自今河南原阳县北开大沟引黄河水南流入圃田泽（今河南郑州、中牟之间），又自圃田泽引水至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城北，绕城趋南，经通许、太康，注入沙水，再南至陈（今河南淮阳）东南入淮河支流颖水。鸿沟的开凿联结了河、济、濮、泗、菏、瞧、颍、汝、涡等数条河道，形成黄淮平原以人工运河为干流，以自然河流为分支的水运交通网。鸿沟水系的形成是先秦运河草创时期的总结。

先秦的运河大多借助当时平原地区自然河流、湖泊分布较密，便于人工开凿连通的有利条件，其工程虽未臻完善，却对后世运河的发展影响深远。

秦汉

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重新整治、改造先秦留下的运河，并开凿灵渠，将运河水系推展到岭南地区。

丹徒水道，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遣刑徒三千人自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顺应丘陵地势，开凿一条弯曲的河道，东南通吴王夫差所开之古江南河，而至会稽郡（今江苏苏州）。又自今浙江崇德向西南开凿新水道抵钱塘（今浙江杭州）。经过改造整治的人工水道奠定了隋代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

灵渠，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在今广西兴安境湘水上游开凿灵渠，分湘水一支西流，经今兴安溶江注入大溶江，沟通湘、漓二水，今称兴安运河。灵渠使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接通，从此黄、淮、江、珠四大水系皆有运河相连，黄河流域的船只可以由水路直航岭南地区，这是中国水运史的一大发展。

西汉建都长安，“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但是渭水流浅沙多，河多曲折，船行不便。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发卒数十万开关中漕渠。自长安城西北（今陕西西安市郊鱼王村附近）引渭水东流，截灞、沋诸水，经今西安、临潼、渭南、华县以北，至华阴县东北之三河口以西注入渭河。全长三百余里，岁运四百万石以上。

蒗荡、浚仪渠，西汉重整鸿沟水系，自河南郡荥阳（今河南郑州西北）引黄河水东流分为两支，南支为蒗荡渠，东南入颍水而注淮；东南支自陈留南分流至阳夏（今河南太康）入涡水。又疏汳水为汴渠。在黄、淮之间组成扇形漕运水系。因同受黄河水补给，屡遭河患侵害。东汉汉明帝刘庄永平十二年（公元69）遣王景治河以后，又修汴渠，自浚仪（今河南开封）分蒗荡水东流至徐州入泗水，时称浚仪渠。积石为堰，垒石门作渠口，使浚仪渠逐渐变成维系黄淮间漕运的骨干水道。

阳渠，东汉为解决雒阳供水及联系黄河、洛水的水成，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雒阳城西开渠引雒水一支绕城而东，纳谷、瀍二水，至偃师复注雒水以通漕，时称阳渠。使山东漕船由黄入济，经阳渠直抵都下。

邗沟东支，西汉初年，吴王濞开通沿海一带航运，自今扬州茱萸湾向东至如皋幡溪开凿一条新运河，亦称邗沟，系今通（南通）扬（扬州）运河的前身，为当时重要的盐运水道。

魏晋南北朝 建安七年（202）起，曹操陆续在华北平原上开凿了六条运河。

①睢阳渠，七年正月曹操治睢阳渠。渠自浚仪西至官渡，东下睢阳（今河南商丘），官渡以上利用鸿沟水源，浚仪以下疏拓睢水河床，唯官渡至浚仪段为新开渠。睢阳渠修成，漕粮有济，曹军遂于官渡之战大败袁绍。

②白沟，又名宿胥渎。九年，曹操欲攻袁绍据点邺（今河北临漳邺镇），下枋木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粮道。

③平虏渠，十一年，曹操东征乌桓，为解决漳河、滹沱河与泒河、潞河之间的水运联系而开平虏渠。自平虏城（今河北青县西南木门店），南接滹沱水，北通泒水而入潞河。

④泉州渠，同年，曹操为解决泒、潞河与东北方泃河之间的水运联系，又开泉州渠。自今天津市区以东海河下游北穿洼泽而接泃河、鲍丘水。因渠近古泉州县（今天津武清上村）而得名。

⑤新河，同年，曹操为解决泉州渠以东至滦河间的水运联系，再开新河。自泉州渠北会鲍丘水东侧的盐关口（今天津宝坻林亭口一带）引水东绝庚水（今州河）、巨梁水（今还乡河）、封大水（今陡河）、缓虚水（今沙河）、素河（今溯河）、清水（今清河），会于濡水（今滦河）。此运河横截数条自然河流，必筑堰闸方得通过，开凿工程比较复杂。

⑥利漕渠，十八年，曹操为解决邺都的漕粮和交通，开利漕渠引漳水入白沟，自今河北曲周县南至馆陶县西南。此渠开通，白沟水量增加，漕船可溯漳水直驶邺城城下。

曹操主持开凿的六条运河有利于北方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河北平原海河水系的形成，并为后世隋炀帝杨广开凿永济渠和通济渠奠定部分河段的基础。

曹魏代汉，迁都洛阳，又以许昌、谯、邺、长安为陪都。为便利交通，陆续改造旧水道，开凿新运河。魏文帝曹丕在黄初年间开凿沟通汝、颍二水的讨虏渠，以及沟通洧（今颍水支流）、汝水系的贾侯渠。景初二年（238）开沟通漳水、滹沱水和泒水（今大沙河）的鲁口、白马二渠。正始四年（243）开沟通颍水和汝水的广淮阳、百尺二渠。

此外，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北伐前燕，率水军溯泗水至金乡，值大旱，菏、济水断流，命毛穆之开渠三百余里，南接菏水（今山东鱼台附近），北通巨野泽，引汶水入渠，使泗、汶、济三水相连，史称桓公沟。江淮流域船只借助桓公沟可自济水（又称清水）入河，西去陕洛。故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北伐姚秦、元嘉七年（430）宋将到彦之率水军攻魏皆取此水道。淮南和江南地区在魏晋六朝时期也陆续开凿整治了一些运河。

破岗渎，三国时，孙吴迁都建业（东晋改称建康），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加强首都与主要经济区太湖流域的联系，于赤乌八年（245）发屯田将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以通吴（今江苏苏州）、会（今浙江绍兴）舰船，号破岗渎。这条运河起自句容小其（今江苏句容西南），横越高阜，东通云阳西城（今江苏丹阳延陵），与原丹徒水道衔接；西连淮水（今秦淮河），直抵建业城下，沿途修建十四埭用以蓄水。南梁时，因破岗渎每值冬春，行船不便，又在其南另开一条“上容渎”，采取“顶上分流”，沿途筑二十一埭，以改善通航条件。至陈朝，上容渎亦堙，转而更修破岗渎。隋灭陈以后，二渎皆废。破岗、上容渎的开凿，使太湖地区船只一度不需经京口入长江而直至建业。

丹徒水道，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间的运河。秦朝始凿，初无闸坝设施，地势高仰，河水易于走泄，航行不便。孙吴末年修治丹徒至云阳水道，因杜野（今江苏镇江东）和小辛（今江苏丹阳北）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而罢。西晋惠帝时，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溪之水蓄为练湖；东晋元帝时，张闿又建新丰湖，皆为调剂运河水量。晋元帝司马睿子司马裒镇广陵，为运江东粮出京口，建丁卯埭于今镇江东南，使丹徒水道通航条件得到改善，为隋代修治江南运河北段打下了基础。

浙东运河，古代钱塘江和姚江之间几段运河的总称。绍兴地区河道纵横，越王勾践时即“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西晋惠帝时，贺循至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主持开凿水道，疏浚旧河使其连接，自绍兴城下东连曹娥江，西通萧山县钱塘江。南朝于西陵（今浙江萧山西兴镇）建牛埭，挽舟过堰以入江，浙东运河已初具规模。

扬口运河，西晋初，杜预镇襄阳，在先秦运河基础上，利用江汉多湖荡的便利条件，开扬口（今湖北潜江境内），穿渠西至荆州（今湖北江陵）城下，连通江、汉二水，使零、桂（今湖南广西一带）地区物资北运免去绕行汉水下游的迂远和风险。

江都新河，东晋永和年间（345～356）长江主河道南移，江都（今扬州西南）水断，向西开渠六十里置欧阳埭，引江水至广陵城下，与中渎水相联，此渠为今征（仪征）扬（扬州）运河前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运河多为分裂时期的产物，它促进了交往，使割据不致成为闭锁的地方系统，也为统一创造了条件。

隋唐

隋唐时称运河为漕渠或漕河、运渠。包括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江南河、永济渠，至宋代始称运河。

隋朝建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关中虽号称沃野，但地狭人众，所产不足以供京师，要依靠东方诸州（郡）的赋税。隋文帝杨坚以渭水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常阻塞漕运，故于开皇四年（584）命宇文恺率领水工另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三百余里，名广通渠。自此漕运通利，关中赖之，故又称富民渠。仁寿四年（604）改名永通渠。

开皇七年，隋为平陈作准备，开山阳渎，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东南经射阳湖与邗沟相接。从而沟通了山阳、江都（今江苏扬州）之间自淮河入长江的运道。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杨广营建东京（今河南洛阳），又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通济渠西段自东京西苑引谷水、洛水，循东汉阳渠故道东流，至偃师东南入洛，由洛入河；东段从板渚（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牛口峪附近）引黄河水东流，循汴水故道至浚仪（今河南开封）东，折而东南流经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至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东南入蕲水故道，经谷熟（今河南虞城西南）、酂县（今河南夏邑南）、永城（今河南永城北）、蕲县（今安徽宿州东南）、夏丘（今安徽泗县）至徐城（今江苏洪泽湖西鲍集附近）东南今盱眙对岸处入淮。同年，又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疏浚，并改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所凿沟通江淮的邗沟，取代山阳渎。通济渠、邗沟是隋所开运河中最重要的两段，渠广四十步，炀帝多次乘坐高大龙舟，率领着庞大船队由此往返于东都洛阳和扬州江都宫之间。

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又在沁水下游东岸凿渠引沁水下接清、淇水，略循白沟、清河故道东北至今德州（自内黄至武城，渠在卫河之西；武城至德州，渠在卫河之东），沿今南运河抵今天津市，然后利用沽水上接桑干水（即今天津至武清的白河与武清至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故道）至涿郡（今北京），全长两千余里。大业七年，炀帝准备亲征高丽，自江都坐船取道邗沟、通济渠渡黄河入永济渠，直达涿郡；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大业六年，炀帝在江都欲东巡会稽，又开凿了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沟通长江与浙江间航运的江南河。大致利用六朝以来旧运渠而加以疏导，略同今大运河江南段，唯崇德以南一段在今运河之南。全长八百余里，宽十多丈，使可通龙舟。但“东巡会稽”的打算并未实行。

在运河两岸，筑有宽阔的御道，种植成行的柳树。从长安至江都，修建离宫四十余所。此外，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其中着名的有黎阳的黎阳仓（今河南浚县东南大伾山麓），洛阳的兴洛仓（后改名洛口仓，今河南巩县东北，周围二十余里，有窖三千，每窖可容粮八千石）、回洛仓（回一作回，隋唐洛阳城北七里，周围十里，有窖三百）、含嘉仓（隋唐洛阳城北部，仓城总面积约四十三万平方米，有窖四百以上），河阳的河阳仓（今河南孟县南、黄河北岸），陕县的常平仓（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华阴的广通仓（后改名永丰仓，今渭河入黄河处），京师大兴城的太仓和山阳的山阳仓（今江苏淮安西北运河东岸，贮粮达百余万石）。隋末，到处闹饥荒，百姓饿死无数，而这些仓库里却堆满了粮食。

隋代开凿的这一系列运河，西自京师大兴城，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四五千里。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京师、东都、涿郡（幽州）、浚仪（汴州）、梁郡（宋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缀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它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都起了促进作用。

隋各段运河至唐代通称为漕渠或漕河，通济渠东段则称汴渠、汴河或汴水，邗沟、江南河被称为官河。永济渠名称依旧，但已与沁水隔绝，专以清、淇二水为源。各段中仍以连接长安、洛阳与江、淮地区间的漕渠、汴河和淮南漕渠最为重要，构成了唐朝的生命线。高祖、太宗之时，每年从江淮地区漕运到长安的粮食约二十万石。自高宗以后，国用日增，至天宝中，每年运米达二百五十万石。肃宗以后，中原残破，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区。因而这条运河的通阻，直接关系到皇朝的存亡。永济渠仍为河北地区运输要道，沿渠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开元时在城西建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在天宝时被称为“天下北库”。

隋唐运河并不能长期全线顺利通航，除有时因战乱被阻断外，自然因素也给航运造成许多困难。例如关中的漕渠，至唐初就淤塞而废弃了。漕运改由渭水达长安。自洛口西赴关中以黄河为运道，中间有三门砥柱之险，经常会发生沉船翻船事故。因此从洛阳到陕州这一段路有时不能不改用极为劳费的陆运。汴渠、淮南漕渠则常因淤积而影响漕运。同时，运河路程既远，沿线各地气候又不一致，或雨或旱，漕运常因运河水浅和黄河水大浪高而停留。

为了解决长安粮食和国用的危机，玄宗时，裴耀卿提出变东都至陕州的陆运为水运，在黄河三门山北岸开一条长十余里的山道，来进行短途车运以绕过砥柱险道。于汴河入黄河口处置一仓，江淮漕米纳入此仓后，即放船归江淮。由此仓入黄河、洛水，由政府雇船载运。于三门山东、西各置一仓，漕舟输米至东仓，然后陆运至西仓，再用船转运到关中各仓。水通即运，水细便止，以免浪费时间和减少损失。开元二十二年（734）八月，玄宗采纳他的意见，下令于汴河口置河阴仓（今河南荥阳东北，河阴故城西三里），三门山东置集津仓，三门山西置盐仓；在三门山北开十八里山道，进行陆运。漕粮从江淮运来的都纳入河阴仓；自河阴仓送东都的纳入含嘉仓，送关中的先纳太原仓（即隋常平仓），然后运至永丰仓（即隋广通仓）、渭南仓、太仓。耀卿被任为江淮、河南都转运使，三年共运米七百万石，节省陆运费四十万贯。但中间三门峡北十八里仍需以车代舟，峡两头都要起卸转搬，还是很艰苦。二十九年至天宝元年（742），陕郡太守李齐物在三门峡的人门以东岩石中开凿了一条人工渠道，史称三门运渠或“开元新河”、“天宝河”。又在山顶上凿成纤路，候河水涨，使纤夫挽舟通过渠道，从而开创了从江淮至关中全程水运之局。但这条渠道不久还是因山石崩塞而罢废。天宝元年，韦坚为水陆运使，开浚关中漕渠，自苑西筑堰（今咸阳西南）引渭水，拦截灞水、浐水，循隋漕渠故道而东，至永丰仓与渭水合。又于长安城东凿广运潭（在隋唐长安城东北九里），以为漕船停泊之所。于是江淮漕船直抵长安，运米达四百万石及其他钱货，创唐代最高纪录。

安史之乱时，黄河南北地区和长安附近遭到严重破坏，唐政府更加依赖江淮的赋税，而当时运河被切断，江淮地区的租米与庸调钱货改自长江、汉水而上，经汉中转运入凤翔。这条路线迂回险阻而且劳费。等到乱事平定，欲从运河漕运，而汴渠因为年久失修，所在淤塞，千里无水，无法通航。代宗即位时，长安斗米千钱，宫中无隔夜之粮，京郊农民搓谷穗来输官。广德二年（764），以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晏请疏浚汴渠，并改革法制：造船二千艘，每船载米千石，十船为一队，每队三百人，篙工五十人；用盐利的一部分雇用船夫，不征用民工。沿途派属吏监督，自扬州至河阴遣军队护送。河阴以上，组织专人用竹、麻绳拉船。又根据江、汴、河、渭各段水情的特点和船夫对各段航道熟悉的不同，实行分段转运。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这既保证了行船安全和提高了运输效率，也大大减少了运费和损耗。其时江淮漕渠每年北运百一十万石，四十万石贮河阴仓，三十万石贮陕州太原仓，四十万石运抵长安。刘晏之后，包佶、元琇等继任，皆遵其法。

德宗时东南漕运屡因藩镇叛乱而被阻断，关中仓廪为之窘竭，引起朝野的极度恐慌。贞元二年（786），在经过历时四年才平定的李希烈之乱后，江南漕米又运到陕州时，德宗高兴地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六军军士得知这一情况，“皆呼万岁”。于此可见运河对维持唐朝统一政权所起的重大作用。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运河的存在和通航，唐朝中央政府才能够对广大东南地区进行竭尽脂膏的搜刮，所以李方敬在《汴河直进船》一诗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唐末，由于农民战争和藩镇割据，汴渠失于维护，自埇桥（一作甬桥，今安徽宿州城南古汴渠上）东南尽成污泽；埇桥以上至汴口也相继淤浅。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四代未予浚治。至后周显德二年（955）由于准备用兵南唐，才因故堤而疏导汴渠，自埇桥一直抵泗州城。五年、六年又继续予以浚治，东京与江淮间才通行无阻，从而奠定了北宋运河和东京繁荣的基?＃ǔ驴晌罚?

宋金

北宋定都开封，改变长期以陕、洛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格局，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地位日渐提高，宋辽、宋夏对峙局面形成和北宋政权“守内虚外”政策的实行，南北水运意义重大。京师开封平畴万里，四方辐辏，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础上，形成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向四围辐射的人工水运系统。

汴河，“漕运四河”之一，即通济渠，线路基本未变。开封以西，自河阴县汴口（今河南荥阳刘沟村北黄河滩）引黄河水东流，入开封府外郭汴河上水门（今河南开封郑门口村北），穿内城，由外郭汴河下水门（今扬门村北）出城。开封以东河段大体沿今惠济河大势，至泗州城南入淮（今江苏盱眙东北，已沉于洪泽湖）。北宋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汴路而进，故汴河乃建国之本。但汴河因与黄河相接，受其涨落不宁和泥沙的影响，需不时维修。北宋一百七十余年间进行的汴河建设包括：

①水源建设。汴口因黄河向背不常，每岁变易，北宋改永久性闸门为人工控制汴口深浅宽狭以节制流量：汴河水涨，则垫高塞狭汴口，以减黄河进水量；汴河水落，则挖深浚阔汴口，以增加进水量。设主监官、役卒岁常兴作。此工程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因此不得不再寻找新水源。太祖建隆二年（961）疏导索、须诸水注汴河。神宗元丰二年（1079）又始导洛清汴工程，自巩县任村沙谷口至河阴汴口开河五十里引洛水入汴，断闭引黄水源，十余年间，由于洛水含沙量小，对改善汴河通航起到一定作用。汴河沿线还陆续建造陂塘（“水柜”）以济运。

②河道工程。汴河因长期引黄济运，泥沙淤积，河床渐高。浚河清淤工程频繁。其中包括：人工清挖，几乎每岁一次，河床底置石板石人，以记其地里深度准则。狭河工程，开封城东南汴河下水门至应天府段汴河岸阔浅漫，水涩而淤，嘉佑元年（1056）始沿岸置木束狭河身，加速水流，减缓淤积。固护汴堤，北宋遣军士日夜巡护汴堤定为常制，工程要求“沙尽至士为限”，以大锥试堤之虚实，临河岸筑短墙为限隔，以防人马跌落，沿堤植柳以固护堤脚。汴河沿线开减水河置闸控制以备泄减涨水，所有工程尽归提举汴河排岸司管理。

北宋汴河的年运额随朝廷靡费与日俱增。从宋初的数十万石猛增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1008）的七百万石，以后大体维持在六百万石上下，宋朝采用每十至三十只漕船为一纲的“纲运”法组织运输。每年汴河成千上万艘公私船只往还，帆樯如林，不仅沟通全国政治中心同经济重心的联系，促进物资交流和沿岸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扩大中外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后期，汴河淤浅抬高日益加重，开封东水门下至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多，自汴堤下瞰，居民如在深谷。金灭北宋以后，汴河失去漕运价值，任其淤塞。灵璧以东尚能行水，宿州以上河床成陆行大道，维持五百多年的中原水运动脉终于堙没。

惠民河，北宋开封西南闵水、蔡河诸运河的统称。“漕运四河”之一。宋初，用兵东南，方隅夫一，京师仓储需取财于京西诸州县。建隆二年（961）始凿闵河。起自今河南新郑县，导洧水（今双洎河）东北流，经宋楼（今河南尉氏洧川镇南）、朱曲（今尉氏朱曲乡）二镇，至开封城西十里注琵琶沟（即蔡河上源），由东京开封府外郭南垣普济水门入城，复由广利水门出城南流。以下河段利用蔡河，即古蒗荡渠、鸿沟。蔡河南流贯穿洧、潩二水，至蔡口镇（今河南淮阳豆门集至项城一带）入颍水。乾德二年（964）又自长社（今河南许昌）北开渠引潩水（今清潩河）分流入闵，以广水源，闵水的开凿不仅增加了蔡河的水源，而且将许、汝州的物资输往京师。开宝六年（973）改闵水为惠民河，其后又作为闵、蔡二水的统称。

北宋为开通西南襄、汉漕路，两次开凿方城运河，欲壅白河回入沙、颍，接合惠民河，终因地形高仰复杂而失败。转而三次开修沟通汝、颍水与蔡河中游的运河，自合流镇（今河南西华逍遥镇）引汝水支流商水（今名沙河）北入颍水，复东流经西华县长平镇注蔡河，使豫西南地区与开封间水运不再绕行蔡口，省迂路五百里，此运河亦属惠民河系统。

惠民河是北宋维系京师与西南地区的重要运河，岁输陈、颍、许、蔡、光、寿诸州漕粮六十万石，兼钱帛盐茶杂物，尤以京师薪炭多取此路。金灭北宋以后，汴河淤塞不通，惠民河却继续作为金朝通淮右的重要航道。元明以降，在黄河不断夺蔡入淮的影响下才渐次堙没。

广济河，一名五丈河，北宋“漕运四河”之一。五代时，为加强京师开封与山东北部滨海地区的物资运输，后周世宗柴荣疏汴水北入白沟（南济水故道），东流入济水，以通齐鲁之漕。河床被展拓至五丈，俗称“五丈河”。北宋立国，东南未平，继续规度齐鲁水道，西引京、索诸水横绝于汴，入开封城东汇于五丈河，以增水量。岁调夫役疏浚河道，沿流置坝牐以助运。开宝六年（973）改名为广济河。

广济河西起汴京外郭东北咸通门，东流至济州合蔡镇（今山东郓城西南）入梁山泊，下接济水。北宋立国之初，广济河漕运曾发挥重要作用，岁漕运量由十几万石增至六七十万石，东京十七州粟帛皆自广济河运至京师，东南既定，广济河所运只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北宋中期以后，黄河多次南泛，广济河水道浅涩，运力大减，金代堙废。

金水河，北宋开封城西人工引水渠。建隆二年（961）开渠导荥阳黄堆山京、索二水东过中牟，凡百余里，抵京城西，架槽横绝汴渠，入城东汇于五丈河，名金水河。此渠水清，一则入宫苑，济京师饮水；二则补五丈河水量，漕运意义不大。史称：汴、惠民、金水、广济河为漕运四渠，或以汴、惠民、广济、黄河合称漕运四河，从而形成以京师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

北宋运河除以京师为中心的“漕运四渠”之外，黄河以北还有御河。

御河，北宋时隋唐永济渠之别称。河道走向基本未变，北段因宋辽对峙，自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塘泊、界河。御河主要负担宋朝河北边防军粮之送达，江南漕粮由汴入黄，运至黎阳（今河南浚县）转入御河，至大名府东、西济胜仓下卸存储分配，再自大名顺御河转入胡卢、滹沱河及新开凿的深州新河、定州嘉山新渠、保州漕河诸运河分别送至沿边州军。岁运近百万斛，乃备边之命脉。庆历八年（1048）以后，黄河北流多次侵夺御河，致河床淤积，不堪承运。

北宋“国家根本，仰给江南”，为集运江南漕粮，重点整治江南运河同天然河流相交的结合部及补给运河水源。

①淮南运河（即邗沟、山阳渎）北端，雍熙年间（984～987）自楚州（今江苏淮安）末口至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甘罗城）磨盘口之间，开凿四十里沙河；又自淮阴西至洪泽镇开四十九里洪泽渠。元丰元年（1083）再自洪泽镇傍淮水开渠五十里，西南至龟山镇（今江苏盱眙东北），称龟山运河。这三段运河使汴河与淮南运河的联系可免遭楚州山阳湾和长淮风涛之险。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诸路租籴悉由淮南运河沿岸真（今

⑺ 四条船跨越百年的传承，这四条船分别是什么

从红船、渡江第一船到春雷造船厂，再到“奋斗者”号深海载人潜水器。四条船、四代人、从湖到江、由河入海。四条船和百年党史息息相关，也都镌刻着无锡印记。庆祝中国共产党100周年，来看献礼大片《“船”承》。这是一段追寻“初心”的旅程，这是一段跨越百年的红色记忆，这是一段历史转折点上的时空对话。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腾飞的历史，串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大潮行舟图。

四条船跨越百年的传承，这四条船分别是红船、渡江第一船到春雷造船厂，再到“奋斗者”号深海载人潜水器。

⑻ 中国古代四大船分为哪四类

中国古代四大船分：黄海的平底“沙船”、福建的尖底“福船”、广东的“广船”和浙、闽、广快速“鸟船”。

1、沙船

沙船是中国古代用于航海的一种防沙平底木船。出现于唐代。首先在今江苏崇明一带使用。宋代称“防沙平底船”。元代称“平底船”。明代通称为“沙船”。

10世纪初，中国沙船远航到爪哇。15世纪郑和七次下西洋，有大队的沙船随航。沙船载重量，小的250—400吨，中等500—800吨，元代海运大沙船达1200吨以上。清道光 (1821—1850)时上海沙船约3000艘，估计当时全国共有10000艘以上。

2、福船

福船，又称福建船、白艚，是中国古帆船的一种。

福船是一种尖底海船，以行驶于南洋和远海着称。明代一种巨型战船。明代水师以福船为主要战船。古代福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首尾高昂，两侧有护板。

全船分四层，下层装土石压舱，二层住兵士，三层是主要操作场所，上层是作战场所，居高临下，弓箭火炮向下发，往往能克敌制胜。福船首部高昂，带有坚强的冲击装置，乘风下压能犁沉敌船，多用船力取胜。福船吃水四米，是深海优良战舰。

郑和下西洋船队的主要船舶叫宝船，它采用的就 明代福船是福船这种适于远航航行的优秀船型.

3、广船

广船，又称广东船、乌艚，是中式帆船的一类，大小相当于福船，广船以铁力木所造，其坚固程度高于由松杉所造的福船，若广船与福船在海中相撞，福船会被撞碎。

然而广船造价为福船的两倍，修理也只能用铁力木，但耐用程度亦较好，也比较耐虫蛀。广船形制下窄上宽状若两翼，在里海则稳，在外洋则动摇。于浪漕中起伏荡漾导致火器未必能中。

4、鸟船

鸟船是浙江沿海一带的海船，其特点是船首形似鸟嘴，故称鸟船，古代浙江人认为是鸟衔来稻谷种子，才造就了浙江的鱼米之乡，所以把船头做成鸟嘴状。由于鸟船船头眼上方有条绿色眉，故它又得名绿眉毛。

(8)中国从唐代到现在一共有多少条船扩展阅读：

中国古代帆船首初于文献出现是在汉朝的《南州异物志》。根据该书描述，汉朝中国帆船船当时设计四个风帆，并不直接迎风，而是横向且稍倾斜地面对迎风面。

这样能够使船只即使在逆风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高速前行，无需像西方帆船一般降帆。在帆的材质方面，则是使用竹竿加强的“硬篷”。当时最大的船长达20米，宽10即可容纳700人左右或260吨以上货物。

经过宋朝与元朝改进后，中国帆船于15世纪－17世纪中，大量于中国近海出现。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特使郑和船队改良此类船只遍游东亚与南亚，甚至远达非洲。另外有证据显示，当时的中国帆船，长约一百多米，宽度约五十多米，并称为宝船。

18世纪后，作为民间运输的中国帆船仍为平底船，舵位于尾部的正中间。中国帆船两端用木板封死，船底为矩形的中空盒子，船内有多道防水措施。大小则为长约12米，宽约4米，高约1米半。这种船甚至应用到1920年代。

⑼ 按照船舶发展的历史,说出各种船的名称

船的发展

说起航海，不能不提及船。最早期的船是独木舟（即把一块大木头的中间挖空）和皮筏（用动物皮缝制），加上橹或桨。慢慢地，人们发现在木制桅杆上加上一张动物的皮做帆，船借助风力跑起来更快，但当时只懂得顺风走。渐渐地，人们又通过调整帆的角度，船也可以逆风行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的进步，造船工艺也随之改进，船也就越造越大，先是有木头的，后来发展成有钢铁的、水泥的、玻璃钢的等等。海运业的发展，推动了港口和码头的建设。蒸汽机的发明，给航海带来了一场彻底的革命，包括后来内燃机及核动力在船上的应用，使海船能够造得越来越大。海船也由过去靠人工或借助风力来推动，改为动力推动。

船有了动力，还得配上一个有效的推进器，才能使船动起来。最早的推进器是装在船两边的叶轮，这种船跑得很慢。后来才使用螺旋桨。关于螺旋桨的来历，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早在1752年，有个瑞士科学家就设想过螺丝一样的螺旋桨，但一直没能付诸试验。70年后，才有人按这种设想去设计船用螺旋桨，但航速最快也只能达到七节半（一节即一海里=1.85公里），可惜这条创记录的船在一次试航中机器发生爆炸，试验就此中断。到了1838年，一个名叫佩蒂特·史密斯(Francis Pettit Smith)的英国人，在试验他的一条船时，把船开到最高时速4节，突然，船底下传来一声巨响，史密斯赶紧关掉机器下去查看，原来是用来作为螺旋桨的那根长长的螺丝绞到了一个玻璃瓶，被弄断了一大截。史密斯想，无论如何，船还是得开回去。所以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重新发动了机器，没想到船飞快地跑了起来，时航竟然达到了13节。史密斯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短的螺旋桨要比长长的螺丝状的螺旋桨更有效，更能产生推力。

在茫茫大海中航行，认准东西南北至关重要。以前林彪讲过一句话，叫作“大海航行靠舵手”。其实这是外行话，大海航行不是靠舵手，因为开大船不象开汽车，舵手是听命于驾驶员的舵令而操作的。如果真要说出靠什么的话，我认为是靠罗经。罗经可以说是大海航行中最重要的设备。罗经有两种，一种叫磁罗经，一种叫陀螺罗经或叫电罗经。磁罗经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一事实中国人最清楚。电罗经是德国人于1908年发明的。磁罗经利用地球磁极相吸和相斥的原理，而电罗经则是利用地球本身的引力场和旋转以及陀罗仪自身的特性而工作的。

船在大海上，有动力可以前进，有罗经可辨别方向，但这样还不够。当肉眼观测不到周围物体的情况下（如夜间或雾天），驾驶员又是怎样避开障碍物的呢？雷达的发明为我们解决了这一难题。据说发明雷达的灵感来自于蝙蝠的启示。雷达是利用无线电脉冲波对目标进行探测和测距的设备。其测定的方法是将参考信号与所测目标的反射信号相比较，从而得出距离和方位。应该说，雷达也是航海中最重要的设备之一。船上有了雷达比人有了眼睛更管用，可以全天候地时刻注视周围的一切。

一条船有了机器、螺旋桨、罗经和雷达，再配上船员，似乎可以出海了。看过《泰坦尼克号》的人应该不会忘记SOS这一求救信号吧。为确保船与人命的安全，船上还需要配备通信工具。船与岸上的联系以及船与船之间联络靠的就是电报。电报是由意大利科学家发明的。船上的电报主要采用莫尔斯信号（Morse Code），即按约定的规则给每个字符赋予固定的编码，用长短无线电声号来发送。
http://ajxx.xhe.sh.cn/cms/data/html/doc/2005-06/28/25679/

中国舟船发展史

筏子与独木舟 我国不仅陆疆广大，而且河流众多，海域辽阔，因此中华民族不仅有一部光辉的陆上进化史，而且也有一部壮丽的水上开发史。而一部水上开发史必然也是一部舟船发展史。中国舟船发展史绵延数千年，最早还得从远古说起。在原始社会初期，先民们尚以渔猎和采集为生，他们的活动范围被局限于靠水很近的地域。但由于没有一定的工具，他们无法捕捞深水中的鱼群，无法狩猎河对岸的野兽，不仅如此，如遇洪水泛滥，他们甚至连生命都不能保全。恶劣的环境与求生的本能迫使人类去思考，人们开始寻求一种可以浮于水上的工具，以期猎取更多的食物和战胜洪水的危害。然而究竟什么东西能够浮于水面而不沉？长期与自然界的抗争不断增添着人们的智慧，自然现象的反复出现也给人以一定的启迪。“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世本》）“古人见窾木浮而知为舟”（《淮南子·说山训》），古人终于认识到某些物体具有浮性，自然漂浮物成为人们创造舟船工具的最早诱因。经过长期实践，古人创制了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筏子，这是一种用树干或竹子并排扎在一起的扁平状物体。原始人在实践中认识到单根竹木虽具浮力，但因其为圆形，浮在水中易滚动且面积窄小，运载力有限，如将数根并扎，则在水中可平稳漂浮且运载量增加，既可载物又可载人。筏子，古时也称为“桴”、“泭”，或“箅”。继编木为筏之后，又有“刳木为舟”（《周易·系辞》）。“刳”是割开、挖空的意思，“舟”是指古代船舶的直系祖先——独木舟。它是一种用独根树干挖成的小舟，其制做过程是：先选用一棵粗大挺直的树干，将不准备挖掉的部位涂上湿泥，然后用火烧烤未涂湿泥的部位，待其呈焦炭状后，再用石斧等工具砍凿，这样疏松的焦炭层很快就被“刳”尽，如此反复多次，独木终被“刳”成带槽的舟。有了舟，人们尚不能在水中随意行驶，还必须有推动独木舟行进的工具。“剡木为楫”（《周易·系辞》），即是指古人制桨的方法，“剡”的意思是削。“楫，捷也，拨水使舟捷疾也”（《释名·释船》）。削木头做成桨，以推进舟的行驶。在舵未出现以前，桨还有控制方向的作用。独木舟与桨相配合，人们才可较随意地在水面上活动。“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周易注疏》卷4）独木舟具体出现的时代尚不能断定。但1977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一柄用整木“剡”成的木桨，(25)这表明至迟在大约七千年前，我国已开始使用独木舟，同时也说明，我国发明和使用舟船的历史较之车马出现的时代要早数千年之久。新石器时代的独木舟目前尚未见有实物出土，但晚于原始社会的独木舟，解放后却多有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已达二十余只。这些古独木舟已成为研究早期独木舟形制的重要依据。从后世的独木舟看，我国古代独木舟的形制，大致有三种：一种头尾均呈方形，不起翘，接近平底；一种呈头尖尾方形，舟头起翘；（图14）一种头尾均呈尖形，两头起翘。从舟体外形变化来看，第一种应属时代较早的一种，随着行驶经验的积累，人们认识到舟头部尖形比方形省力，且速度快，于是出现第二种形制，继而产生了第三种。独木舟的优点就在于一个“独”字，舟身浑然一体，严整无缝，不易漏水，不会松散，而且制作工艺简单，所以沿用的历史很长，直至今日，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独木舟还被用作渡河工具。 筏子与独木舟的相继出现，是人类开拓水域交通迈出的第一步。有了它们，人类的活动范围便从陆地扩大到水上，人类从此可以跨江渡河，使地域上的阻隔失去了原有的威力。 二、木板船的诞生 筏子与独木舟都还不是理想的水上交通工具。筏子的干舷(26)非常低，装载量一大，筏子便浸没在水中。而独木舟的大小则受到木材的限制，且要想通过改进舟形来提高行舟速度也很困难。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水上运输活动日渐频繁，而且载重量也日渐增加，筏子与独木舟的“短处”便更为明显地暴露出来。在独木舟的基础上，人们创制出新型的船——木板船。木板船的问世，在我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商代。商代甲骨文中的舟字，写作：■、■、■，均是象形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代船的结构：它已不是独木刳成的舟，而是用数块木板组装的木板船。这表明，至迟在三千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已完成了由独木舟到木板船的变革，且此时的木板船已具有成熟的形制。当然，这一变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奴隶们长期实践，不断改进，逐渐创新的结果。雏型的木板船是非常简陋的，它无非是在独木舟的基础上加装木板，以扩大独木舟的装载量。这种改进的独木舟在考古资料中曾有发现。1975年江苏武进出土了一条汉代木船，(27)船体是用三块木料拼接而成的，它已脱离原始独木舟的形制。以后，人们干脆抛开独木舟，直接用木板造船。早期的木板船是由一块底板和两块弦板组成的最简单的“三板船”。至今在我国广西一些河窄滩多，水道曲折的地方还能见到这种原始木板船的踪影。全船仅由三块板构成，底板两端经火烘烤向上翘起，两侧舷板合入底板，然后用铁钉连接，板缝用刨出的竹纤维堵塞，最后涂以油漆。商代尚未有铁钉和油漆，因此想必当时制造这种三板船时或靠榫卯连接，或用藤蔓、兽皮条等缚扎。板缝则用草秆、麻丝、竹茹之类的纤维物质塞堵。另外从甲骨文“■”字的结构上看，在船的首尾部位还各加有一、二根横木，使船体联接得更加牢固。这种三板船是后世各类舢板船的祖先。1974—1978年在河北平山战国时期中山国一号墓的南侧发现一大型葬船坑，出土三条大船、两条小船和若干支木桨。(28)这五条船是目前我国所见时代最早的木板船实物。从独木舟到木板船是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至此，人类不再受自然界所提供的木材形状和体积大小的限制，而能够根据人的意愿，对材料进行加工了。在这一基础上，此后的各种弘舸巨舰、楼船方舟也陆续产生，从而给古代漕运、海上交通、水战带来了众多辉煌壮观的场面。舟船的出现原本是人类为了满足载货、运输和生产的需要，但在奴隶制社会的夏、商、周时期，舟船和马车一样，也成为战争的工具。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水战发生在公元前549年。《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杜注：“舟师，水军。”可见春秋时期大规模的船战已登上战争舞台。当时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太湖流域的吴国、钱塘江流域的越国和济水流域的齐国都非常重视发展战舰，建设舟师，因而水军力量以这四国最为强大，船战也常常在这四个国家之间发生。战舰是从民用船只发展起来的，但由于战舰既要装备进攻武器，又要防御敌舰攻击，所以其结构和性能均比民用船只要优越得多。因此可以说，战舰是当时造船技术水平的最高体现。从文献记载看，当时各国水军的战舰种类繁多，有“艅艎”、“三翼”、“突冒”、“楼船”、“戈船”、“桥舡”等等。艅艎 又称余皇。船头装饰“鹢首”，专供国君乘坐，因此又称“王舟”。战时则作为指挥旗舰。三翼指大翼、中翼、小翼，即三种同类型轻捷战舰的合称。突冒 一种冲突敌阵的小型战船。戈船 一种船上安有戈矛的战船。 这些战舰仿照陆军的车战形式而编制：艅艎相当于陆军的旄车（指挥车），大翼舰有如重车（革车），中翼舰有如冲陷车，小翼舰有如轻车，突冒船相当于陆军的冲车，楼船相当于陆军的行楼车，桥舡船相当于陆军的轻骑兵。(29)这些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的战舰组成强大的舟师，有如现在由各种舰艇组成的混合舰队。由单纯的泛舟渡河，到大规模的水战；从简陋的三板船到各类战舰的建造，表明当时的造船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有的诸侯国还建立了专门造船的工场——船宫。(30)先秦时期的战舰实物，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但是从战国青铜器上的“水陆攻战”纹饰中，（图15）(31)可以窥知当时战舰的大致结构：船体窄长，船分上下两层，下层有三、四个佩带短剑的划桨手，身体前弓，正奋力操桨划船。为减少伤亡，保证战舰攻守自如，桨手藏于船舱之内。上层则站立有四、五个击鼓、射箭、挥戈剑的武士，正与对方格斗。从每只战舰仅有七或九人来看，这种双层战舰属于一种轻型小舰，适于近战，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三翼舰中的一种。

古老中国

秦汉造船的高峰 一部中国舟船发展史，上下数千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发展时期——秦汉、宋元和明。秦汉是我国造船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船只类型多，规模大，行船动力、系泊设施基本完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武力灭关东六国，统一了中国，在造船业上，继承和发展了原来六国中一些国家发达的造船技术，建造了许多轻舟巨舸，使当时的船舶航行已经能够通江达海。秦代的船实物，目前尚未发现，但在广州却发现一处规模巨大的秦汉造船工场。(32)该船场中心部分平行排列着三个造船台，滑道长度都在88米以上。其中1号、2号两个船台都是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的水平式船台。2号船台宽5.6—8.4米，以此长度和宽度计算，该船台可建造宽6—8米，长20—30米，载重50—60吨的大型木船。若1、2号两船台并台造船，则可以造出载容量更大的船只。据专家考证，这个造船场是秦代统一岭南时建造的，汉代继续沿用。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汉时期造船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汉承秦制，造船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局面。船只因用途不同，在制造形式上也划分成许多种类：艑 是一种内河运输船。《正字通》：“形扁，故呼为扁子。”《通雅》释为浅船。艇 是一种形狭而长的小船。《释名·释船》：“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径挺，一二人所乘行者也。”■ 是一种体型短宽的运输船。《释名·释船》：“三百斛曰斛。■，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广安，不倾危者也。”可见■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 是一种航海大船。《说文·舟部》和《广韵》中，均称■为汉代海中的大船。 舲 是一种内河小船。《广韵》称：舲为上有小屋而设窗的船。舫 又称“方”或双帮船。晋郭璞说：“舫，并两舟也”，即两船并联一体的船。《史记·张仪传》记载：“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斗舰 是一种有防御装置的战舰。《释名·释船》：“上下重床（板），曰槛（同舰）。四方施板以御矢石，其内如牢槛也。”先登用于运送士兵登陆攻击的前驱快艇。即“军行在前曰先登，登之以向敌阵也”（《释名·释船》）。斥候 一种用于观察敌阵的小船。“五百斛以下，还有小屋，曰斥候，以视敌进退也”（《释名·释船》）。赤马舟轻巧速疾的小船。艨艟 一种进攻型的轻捷小战船。“外狭而长曰蒙冲。以冲突敌船也”（《释名·释船》）。外部用生牛皮蒙覆，两舷开有划桨孔，左右设有“弩窗矛穴”，敌船难以接近，又不怕矢石攻击，便于快速攻敌。楼船是汉代最富盛名的一种船，也是最能反映汉代造船技术水平的一种船。楼船，顾名思义，就是在船上建楼，一般是根据船只的大小在甲板上建楼数层，最高可达三层。每一层都有专门名称：“船上屋曰庐，象舍也。其上重室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又在其上曰雀室，于中候望，若鸟雀之惊视也。”（《释名·释船》）广州东汉墓曾出土过一件木制船模，其舱房是双层的，(33)可称之为“飞庐”楼船。楼船的种类很多，用途也很广。在军事上，它是水军作战的主力战舰，因此汉代水军统帅也有“楼船将军”之称。以上所述汉代各类舟船，均见于文献记载，至今还没有发现遗存的实物。但汉代的舟船模型在江陵、长沙、广州等地却时有发现，这为人们了解汉代舟船的结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如1956年广州西郊西汉墓中出土一具木质船模，(34)此船模当为内河航行之舲船模型。（图16）1955年广州东汉墓也出土一件陶制船模。(35)据估计，这种船长约20米左右，是一种中型内河客货船。 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不仅舟船的种类日益增多，而且各种行船设施也日趋完善。人类建造舟船，其目的不仅能浮于水面，顺流漂泊，而且要能按照人们的意愿在水中航行。然而无论是逆水行舟，还是停船靠岸，都需要有驾驭船只的推进工具。汉船的推进工具有：篙 一种撑船工具。用篙支撑河底使船前进。因为篙与筏子同期出现，所以说篙是时代最早、形制最简单的推进工具。为了便于用篙撑船，一般船的船舷或船尾部都修建有撑篙用的走廊，这是我国船舶结构的独有特征。后世，按篙钻形状和用途不同，篙又有挽篙、独钻、叉篙、钩篙和桡板篙之分。桨 一种用人力推进舟船的木质工具。其出现时期几乎与篙相同或稍晚。人手握桨柄，用桨板向后划水，通过水的反作用力推动船只前进。桨在汉代又叫楫、札、棹。《释名·释船》：“在旁拨水曰棹。棹，濯也，濯于水中也，且言使舟棹进也。又谓之札，形似札也。又谓之楫，楫捷也，拨水使舟捷疾也。”最初多为短桨，随着船体的增大，干舷的增高，又出现了长桨。桨越多，船行速度也越快。从出土的汉船模型看，当时已有用五桨、十桨划的木船，最多还有用十六桨的。橹 古代又称“樐”、“橹”，是一种效率较高，兼能控制航向的人力推进工具。《释名·释船》：“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它是在舵桨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其特点是“摇”。舵桨的操作方式从“划”变为鱼尾式的摇动，就形成了从桨到橹的质变。只要在橹手处施加不大的力，就能产生较大的推力，所以效率大大高于桨。橹是中国在人力推进工具上独具一格的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造船业的贡献之一。帆 又称篷。张挂在桅杆上的驶风装置。利用风对帆面的压力推船前进。帆的出现大约在商代。至汉代，帆已普遍使用。桅 又称桅杆、椳、樯。有帆必有桅。桅是竖立在船上用以挂帆驶风的粗木杆。汉代已有此名称。《释名·释船》：“前立柱曰桅。桅，巍也。巍，高貌也。”在航行中，避浅滩、绕礁石，准确地掌握和控制航行方向，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小船上的篙或桨既是行船的动力，又可兼作定向工具。至汉代，船体逐渐增大，推进工具与定向工具的分工也日益明确，出现了一种专司方向的舵桨。1951年在湖南长沙西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和1974年在湖北江陵西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36)其尾部的舷边上均置有一长木桨，显然它已不是作为划水之用，而是用于控制方向。在舵桨的基础上，继而又产生了通过自身转动控制航向的工具——舵。广州东汉墓出土的那只陶制船模，其船尾就有一支舵，这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古舵形象。舵不但见诸出土文物，文献中也有记载。《释名·释船》：“其尾曰柁（即舵）。柁，拕也，在后见拕曳也，且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为了使船能停泊于水中，人们又发明了靠泊工具——矴和锚。一般来讲，先有矴、后有锚。矴，又写作碇，“系石为碇”（《三国志·吴书·董袭传》），就是说用绳索缚石，沉于水底或掷于岸边，利用其重量以定船身。所以停船也叫“下碇”，开船可称“启碇”。广州出土的东汉陶船模，其首部系有一物，正视呈“十”字形，侧视为“■”形，已有后世多齿锚的特点。所以专家称之为“石锚”。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锚。 四、造船技术的缓慢发展 自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在这漫长的七百多年里，我国船舶事业的发展虽然进入一个低潮期，但并未停滞不前，而是在缓慢地前进、发展，在为我国造船史上第二个高峰的到来积聚着物质与技术的力量。这一时期的船舶制造有两个方面值得提出来。1.沙船的出现沙船是我国古代四大航海船型之一（另三种是福船、广船、鸟船）。如前所述，中国古船种类繁多，但如果仅从船体型制来看，它们大致又可归为两大类：方头平底船型和尖首尖底船型。沙船就是前一类船型的代表。它是在古代平底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船型。据专家考证，沙船始造于唐代的崇明岛，“以出崇明沙而得名”。(37)其船型特征是：平底，方首方尾，尾部出方艄，身长体宽而且扁。正由于沙船具有宽、大、扁、浅的特征，所以它具有以下这些优点：其一，船形宽大，横摇角度小。首尾俱方，又增强了抗纵摇的阻力。船身扁浅，使重心降低；上层舱房少，使受风面积减小，因而不易倾覆。再加上船舷两侧装有披水板、梗水木、太平篮等安全设备，所以沙船的稳定性居诸船型之首。在七级大风下，其它船型的船均要进港避风，唯有沙船可以与狂风巨浪搏击，仍旧航行无阻。所以后世有人赞道：“诸船唯此（沙船）最稳”（明《兵录》）。其二，因是平底，吃水浅，不易搁浅，尤适宜在浅滩上行驶，“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搁无碍”（清《日知录集释》）。因此我国沿海的浅海水域广为使用沙船，特别是在江浙一带最为流行。其三，吃水浅弥补了方头增加阻力这一缺陷，所以沙船航速较快，驾驶起来轻便灵活。其四，船体宽大，可多置桅帆，充分利用风力。其适航性强，不但顺风逆风可航行，甚至逆风顶水也能航行。正因为沙船具有这些优点，所以产生以后，便很快为官方和民间广泛采用，不仅用作各式客、货民用船，而且也充当各类军用战船，成为唐宋元明清各代内河、近海、远洋船舶中的主要船型之一。沙船在唐代定型，宋朝称“防沙平底船”，元代名“平底船”，明嘉靖初年已通称“沙船”。元明时期是它发展的鼎盛时期。（图17） 2.设置水密舱将船舱用隔舱板隔成数间，并予以密封，这种被隔开的舱称为水密舱。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水密隔舱的建造始于宋代”。但江苏扬州(38)和如皋(39)唐船的出土则纠正了这一说法。扬州唐船的船体用木板隔成了五个大舱和若干小舱。如皋唐船则分九个舱。船舱和船底用铁钉钉牢，缝间用石灰、桐油填塞。设置水密舱具有许多优越性：其一，在发生触礁的意外事故中，即便有一、二个船舱破裂漏水，其他船舱也不致进水。这样船仍有浮力，不会沉没，从而提高了船舶的抗沉性能，大大增加了船舶航行的安全保险系数。其二，隔舱板和船体紧密钉合，从横向支撑船体，增强了船体的抗压能力。另外船上分舱，也便于货物的装卸和保管。正因为水密舱具有这些优点，所以同时期的外国船只在触礁船体破裂的意外事故中，很快葬身海底。而同样情况下，中国的海船却能够继续航行，安全返港维修。所以说，水密舱的出现也是中国对世界造船技术的一大贡献。世界其他国家直到18世纪末，才吸收了我国这一先进技术，开始在船上设置水密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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