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如何提高中國軟實力
軟實力的運行主要受其內部諸要素的制約，必須把重點放在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事業的發展方面。
（一）以人為本，構建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要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滿足人民群眾的多方面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繼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加大對社會保障的資金投入，逐步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要進一步完善各項法律法規，充分實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社會成員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
（二）加快文化體制改革，大力發展文化產業
目前，文化體制改革是提升中國軟實力的重要方略。要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合理配置各種文化資源，促進文化與經濟、政治、社會協調發展。要把文化產業放到與工商產業同等重要的位置來看待，加大對文化產業的資金投入，重點扶持一批具有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的創新型民族文化企業，把五千年文明與現代信息傳播技術相結合，做強做大文化產業。加大對外文化交流力度，盡快改變文化「入超」的局面，通過文化產品的輸出讓世界了解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文化，進一步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
（三）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提高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要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按照漸進和符合中國國情的原則，冷靜、理智和慎重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要進一步健全基層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從各個層次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使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更加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要進一步完善決策機制和權力監督機制，實現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逐步減少並消除政治腐敗現象，確保政治穩定。
（四）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提升全民族的精神狀態和道德情操
要高度重視思想道德建設，牢固樹立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形成符合傳統美德和時代精神的道德規范和行為規范，廣泛開展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加強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在全社會倡導知榮辱、創文明、樹新風、講正氣的良好社會風尚，進一步提升全民族的精神狀態和道德情操，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影響力。
（五）豐富和發展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進一步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
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要主持正義，切實維護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要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重視在跨國家、超國家機構機制中發揮影響。要切實解決雙邊經貿關系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不斷擴大友好關系。要繼續利用現有的國際機制來維護自身的利益，盡量參與制定國際規則，增強在國際規則制定方面的影響力。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提出關於全球治理的新理念，為人類的和平與發展作出新貢獻。
（六）大膽吸收、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
必須承認，世界上的軟實力大國在制度創新、社會治理、文化傳播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我們要以開放的心態和寬廣的胸懷，博採眾家之長，促進中國的軟實力建設。
⑵ 許少民：海外學者如何看待中國特色的軟實力
20世紀80年代末，以保羅·肯尼迪為代表的學者宣傳「美國衰落論」。在「美國衰落論」的濫觴之下，這些學者建議美國應該削減居高不下的防務支出並且推卸不合時宜的國際義務，這樣美國才能避免重蹈歷史上各個強國的覆轍。然而，奈的看法卻與「唱衰派」的觀點截然不同，他認為觀察家熱議的美國衰落只是「二戰效應」（World WarⅡeffect）的消失以及戰後相互依賴的發展導致權力的性質發生重要變化的結果。在這個背景下，奈首次提出了「軟實力」概念。奈認為與其它大國相比，美國依舊在軍事實力、經濟實力和諸多觀察家忽略的軟實力上占據優勢地位。進入新世紀，「美國衰落論」偃旗息鼓，但「美國必勝論」卻甚囂塵上，於是奈頻頻針對軟實力著書立說。如今，「軟實力」已成為各國學界與政界的常用術語。在奈看來，「軟實力即吸引力」。具體來說，軟實力就是通過吸引而非強制（大棒）或者利誘（胡蘿卜）的方式讓他人去做你意欲其所做的事情的能力。其與「硬實力」相輔相成，但並不依賴於硬實力。此外，在奈看來，軟實力的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即「文化（在能對他國產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價值觀（當它在海內外都能真正實踐這些價值時）以及外交政策（當政策被視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時）」。然而，中國語境下的軟實力卻與奈闡述的軟實力有所不同。在美籍華人學者王紅纓看來，「奈有關美國軟實力的討論強調『當代』美國大眾流行文化而中國學者有關中國軟實力的討論則聚焦於『傳統』中國文化。奈探討美國『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吸引力而中國的分析家卻強調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吸引力。再者，有關政策的建議，中國的分析家賦予軟實力的『國內』基礎以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從國內凝聚力和政策合法性等角度予以軟實力寬泛的定義。與此相對，奈的關注點在於通過提升美國『外交』政策的內容和實質使美國更具吸引力」。那麼，海外觀察家如何看待這種「中國特色的軟實力」？縱觀海外觀察家有關論述，粗略而言，認可與批判的觀點兼而有之，但後者明顯多於前者。事實上，當海內外觀察家使用軟實力這一概念分析中國的軟實力時，他們自然需要面對「美國中心論」這一價值判斷標准。這種美國中心論，簡言之就是「美國意識形態優越論」。縱觀奈的軟實力學說，其字里行間無不流露出美國意識形態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體現為奈對民主、自由、人權以及法治等普世價值觀推崇備至。據此，論者對美國中心論的否定或肯定直接決定了他們對中國軟實力前景的判斷。與中國學者傾向於直接批判或否定奈在軟實力學說中設定的這一價值判斷標准不同，海外觀察家對美國中心論的搖擺立場導致他們在對中國特色的軟實力進行評價時顯得模稜兩可，但總體而言，海外觀察家對中國特色軟實力的發展前景並不樂觀。一方面，諸多觀察家認可或贊許中國特色的軟實力理論和實踐，這是因為在這些觀察家看來，美國式的軟實力學說未必能夠完全適用於當下的中國。對此，中國特色的軟實力或許是一種有益的嘗試。盡管我們對當下的軟實力外交成效進行評價還為時尚早，但有一點確切無疑的是，中國的軟實力實踐體現出「中國在自身傳統文化遺產和正在演進的全球規范之融合當中遵循自身的發展模式和現代化路徑」。諸如鄧勇認為，「奈直言不諱指出他關注的是霸權國如何有效地利用文化傳播、意識形態的影響、國際機制的主導權以及主流規范和原則的控制權來鞏固自身的優勢地位」。在這個意義上，鄧勇認為「這種軟實力路徑對於中國來說是一種『錯置』」。那是因為一者，中美的國際地位迥然不同；二者，兩者在資源、手段以及發展軟實力的目標上存在差異。隨後，通過對中國軟實力的利弊得失進行分析之後，鄧勇總結出中國語境下的軟實力要素其實是中國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在改進中國國內治理的同時改善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因此，「『中國特色的軟實力』不應該被看成是獲取短期利益的工具，而毋寧說它已經深深嵌入中國的國內轉型與國際轉型之中」。另外，科蘭茲克（Joshua Kurlantzick）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國特色的軟實力論述為前提剖析中國在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魅力攻勢。在他看來，「在中國的語境下，與奈相比，中國政府以及深受中國影響的許多國家都不約而同地闡述一個更加寬泛的軟實力概念。對於中國人來說，軟實力意味著軍事和安全領域之外的一切，其不僅包括流行文化以及公共外交，而且囊括更具強制性的經濟和外交杠桿，諸如援助、對外投資以及參與多邊組織——這些即奈所說的『大棒和胡蘿卜』」。再者，丁盛認為，「奈的軟實力概念是為美國如何維護以及重振霸權『量身定做』。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以及冷戰後世界格局中相對邊緣化的一個『玩家』，中國有一系列不同的顧慮而且中國必須發展不同的軟實力資源。因此，中國對自身軟實力的運用必須置於中國語境下而非奈的軟實力概念下進行理解」。與此同時，丁盛在其研究專著中毫不隱晦地批評那些學者和媒體編輯言必稱中國軟實力但卻沒有認真思考能否將奈的軟實力概念完全運用到中國的個案研究中。易言之，「對於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他們沒有提供足夠的以及令人信服的經驗論證」。隨後，丁盛通過詳細論證後指出，奈的軟實力概念的確可以運用到中國的個案研究中，但在當代中國，「中國政治精英所說的『軟實力』不同於奈的『軟實力』，他們認為中國軟實力有其中國特色而且『軟實力』理念已經嵌入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之中」。這種中國特色的軟實力，在葛來儀（Bonnie S. Glaser）和梅麗莎·墨菲瑪（Melissa E. Murphy）看來有以下兩個主要特徵：第一，中國特色軟實力的核心是文化吸引力。雖然一些政治派認為軟實力的核心在於政治權力，亦即強調政治對文化資源的實現功能，但中國領導人顯然擁護文化派的觀點即「文化軟實力」。第二，中國學者普遍認為，奈主要將軟實力看作為提升美國國際聲譽的一種手段，而中國卻在內政與外交有機結合的整體觀下發展軟實力。具體而言，絕大多數中國學者認為在國際層面上，中國需要通過對外文化傳播、公共外交以及和平發展的路徑發展軟實力；而在國內層面上，中國同樣需要提升中國文化、經濟和政治價值觀對國民和國際受眾的吸引力，以此推進中國的軟實力建設。然而另一方面，一些觀察家卻質疑或批判中國特色的軟實力理論或實踐。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許多觀察家傾向於接受約奈軟實力學說中的美國中心論預設。他們認為中國的文化、意識形態或價值觀的吸引力和外交政策的合法性並沒有得到許多國家特別是自由民主國家的認可。歸根結底，中國軟實力的軟肋在於中國的政治價值觀、政治文化乃至政治經濟制度與現行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有所區別。據此，有學者質疑「為什麼中國以外有關中國軟實力的論述必須採用中國政府認同的軟實力概念或理念？」，在他看來，中國學者將經濟利誘（胡蘿卜）和外交強制（大棒）等同於中國軟實力的闡述與奈的軟實力論述截然不同。因此，他認為「如果按照奈的衡量標准，中國的軟實力資源寥寥無幾」。雖然諸多學者並沒有對中國的軟實力持如此悲觀的論調，但他們也強調中國軟實力的發展前景的確不容樂觀，那是因為中國軟實力存在明顯的缺陷與不足。例如，盡管科蘭茲克認為中國的軟實力外交已經取得了某些成效，但中國的魅力攻勢並非水到渠成。在他看來，美國的政治和社會模式乃至一系列價值觀依舊是世界普羅大眾眼中的榜樣，而中國不幹涉他國內政的價值觀和以國家為主導的漸進經濟發展模式雖然具有吸引力，但這僅限於某些特定群體。簡言之，「中國依舊不能向普羅大眾提供一個鼓舞人心的和令人嚮往的前景，即如何建立一個自由的並以權利為導向的政治經濟體系」。再者，在論述中國軟實力輸出所面臨的障礙時，科蘭茲克指出，隨著外界對中國有更深入的了解，中國的缺點也將越容易暴露在許多國家面前。「中國的勞工出口、環境以及治理問題促使亞洲、拉美以及非洲的許多普通大眾疏遠中國，而中國對諸如辛巴威以及蘇丹獨裁者的支持激怒了公民社會的領導人及其反對派領袖。」科蘭茲克甚至認為，在東南亞地區，中國軟實力崛起的最大危險在於中國通過支持威權體制的方式阻礙美國在這些地區推行民主。「盡管中國有暢通無阻的高速公路，富麗堂皇的購物商場以及無處不在的星巴克，但中國依舊是一個威權國家，如果不再是馬克思式的體制，那就是列寧式的體制」。毋庸置疑，科蘭茲克對中國軟實力前景的判斷是以美國中心論為唯一標尺。同樣，盡管丁盛在某種程度上贊同中國特色的軟實力理論和實踐，但另一方面也對此有所保留。在丁盛看來，在西方文化和價值觀仍將長期主宰這個世界的背景下，「北京在崛起的過程中發展與運用軟實力的最大挑戰在於其必須奉獻出真正有吸引力的治理模式以及與自身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政治與社會問題做斗爭」。換言之，如果「不具備真正有吸引力的政治價值觀和令人信服的治理成效，中國文化持續獲得全球吸引力的日子將遙遙無期」。與此同時，「它的軟實力外交政策將僅僅成為陳詞濫調的宣傳以至於被其他國家誤解，最終釀成沖突」。誠然，這種富有吸引力的政治價值觀應與當前主流的西方價值觀相契合。在這里，丁盛也認同奈在軟實力學說當中設定的美國中心論這一價值判斷標准。此外，趙穗生指出，未來中國軟實力的發展受制於以下事實：首先，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背後的實用政治價值觀只是對大多數威權體制的精英來說具有吸引力。其次，「以中國為中心的等級秩序觀」或「絕對國家主權」的現實主義傳統而衍生出的世界秩序觀難以與不斷演進的跨國規范相協調。盡管首戰告捷，但中國當前的軟實力實踐缺乏一種當代的道德吸引力。因此，「與美國的軟實力喚起人們建立一個自由繁榮世界的想像相比，中國難以在這場競爭中堅持到最後」。與此同時，他也認為，「如同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遠遠落後美國一樣，中國的軟實力，特別是其政治價值觀和道德吸引力，更難與美國相抗衡」。據此，「美國在改善自身形象上更勝一籌，因為改變一個國家的政策比改變自身的政治體制更容易」。顯然，在論及中國軟實力的發展前景時，趙穗生同樣以美國中心論為其判斷標准。在這個論述的過程中，美國軟實力自然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比較對象。不可否認，上述論述隱約表明中國的軟實力建設不單純是中國外交需要努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它取決於中國內政的發展前景。換言之，在中國軟實力這一倡議上，中國的內政與外交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織。據此，中國學者認為中國應該在內政與外交有機結合的整體觀下發展軟實力。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恰恰說明了中國在內政和外交上的不佳表現將給中國軟實力發展的前景投下陰影。其一，在內政層面，海外學者認為中國的政治文化、價值觀和政治體制是中國軟實力發展的主要障礙。不可否認，中國經濟已經順利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然而在政治上，許多國家仍對中國敬而遠之。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中國與眾不同的政治體制致使西方在看待中國時有所猜疑甚至忐忑不安」。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認為「中國軟實力建設的挑戰主要在國內政治層面」。對此，諸多學者有所論述。譬如戴維·蘭普頓雖然承認中國軟實力在領導層的素質、人力資源、漸進式創新和模組式創新、傳統文化、民族主義、國家形象等層面具有某些優勢，但與此同時，他直言中國的威權政治文化也是中國軟實力的軟肋之一。另外，黎安友和陸伯彬認為在國際層面上，中國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依舊很微弱。他們同樣指出，「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能夠制約它的外交政策」，而他們認為這可能仍然是中國外交的一個結構性缺陷。與此類似，雅克·戴傑（Jacques deLise）指出，構成中國軟實力的主要資源依舊很匱乏，這是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官方價值觀在海外沒有吸引力，而且其在社會公平、環境保護以及其它事務上的表現也乏善可陳。沈大偉的看法也並無二致，在他看來，中國對軟實力外交興致勃勃，其不遺餘力地在亞洲地區推廣文化，同時通過倡導諸如「新安全觀」和「戰略夥伴關系」等外交理念以及吸引海外學生來華留學的方式擴大中國軟實力在亞洲的影響，然而中國的流行文化和意識形態在亞洲並沒有多少吸引力。在黃嚴忠看來，中國遠大自信的外交政策和封閉僵化的政治體制之間存在的錯位直接導致中國軟實力三個核心資源之間的失衡。此外，高英麗（Ingrid d』Hooghe）指出中國公共外交與中國軟實力之間存在密切聯系。雖然中國過去十年的公共外交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時改善了自身的國際形象，但中國仍在完美的國家形象訴求同缺乏開放的社會和無法放棄的政治控制之間進退兩難。同樣，高英麗在談及中國軟實力外交在歐洲面臨的障礙時指出，「中國軟實力在歐洲的最大負債是這個國家的政治原則、價值觀和人權現狀」。具體來說，「歐洲民眾強烈反對中國的威權體制以及將社會和經濟權利置於政治和公民權利之上」。其二，在外交層面，由於中國與某些威權國家保持密切關系，所以其直接導致中國在自由民主國家的軟實力外交事倍功半。例如，季北慈（Bates Gill）和黃嚴忠指出，「缺乏有意義的政治改革，加上北京與發展中國家一些名聲不佳的政治領袖建立友好密切的關系致使北京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岌岌可危」。由於軟實力建立在對外政策的合法性之上，所以中國與這些專制國家的政治經濟交易不可避免會影響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對中國軟實力的評價。因此，就算在美國軟實力全面下降的時期，中國在這些國家的軟實力外交也並沒有取得成效。另外，李淑鍾同樣認為，「『北京共識』的另外一個問題在於中國無條件援助這些威權國家，這導致西方民主國家疾首蹙額，因此其削弱了中國在這些民主國家的軟實力」。「只要中國代表『另外』一種群體身份，而且這種身份不能與它們的身份——諸如擁有自由市場經濟、民主政治以及多元社會等——相吻合，那麼發達國家便傾向於漠視中國的軟實力」。雖然中國的魅力攻勢已經在亞非拉地區取得成效，但與此同時這也阻礙了中國對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軟實力外交。為此，為了讓西方自由民主國家接受中國的魅力攻勢，有學者指出中國可能需要在「政治中立」原則和「無條件對外援助」之外做出新的表態。事實上，中國學者也意識到中國內政和外交面臨許多嚴峻的挑戰意味著中國軟實力發展前景不明。李明江對此指出，「中國學界有關軟實力的論述似乎缺乏一種信心和強力」，而造成這樣現象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的社會-政治體制與在全球政治語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政治開放和多元主義規范不相協調」。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的官方文件和官方聲明特別強調文化同時忽略政治價值觀在軟實力建設中所扮演的角色。綜上所述，海外觀察家對中國軟實力的批判與贊同兼而有之。然而通過對相關論述的爬梳與分析之後，筆者發現海外觀察家總體而言對中國軟實力的發展前景持悲觀態度。歸根結底，這是因為中國的意識形態、政治價值觀和政治經濟體制與現存國際社會主流的價值觀或政治實踐不相協調。顯然，他者對中國軟實力的評價未必客觀准確，但筆者認為，以他人眼光加深自知之明對中國的軟實力建設應是有所助益的。
⑶ 中國文化軟實力存在哪些問題，如何提高我國的文化軟實力
如何提高我國的文化軟實力？
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經濟、政治所決定。要加強我國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提高「硬實力」，為增強文化「軟實力」夯實基礎；
②把文化建設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戰略任務，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
③繼承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在繼承的基礎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推陳出新、革故鼎新」。為傳統文化注入時代精神，進行文化創新；
④吸收借鑒其他民族優秀文化成果，「面向世界、博採眾長」、「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在文化交流、借鑒的基礎上，推出融會多種文化特質的新文化；
⑤立足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著眼於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⑥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凝聚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⑦發展教育、科學、文化事業。扶持公益性文化事業、發展文化產業、鼓勵文化創新；
⑧藉助大眾傳媒及其他各種途徑，更加主動地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⑷ 如何加強中國的軟實力
政治上：
一要加強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長，這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加強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應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認真實施文化精品戰略，大力發展繁榮哲學社會科學，善於吸收世界優秀文化成果，營造積極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圍；加快文化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進一步理順文化管理體制，按照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統一的原則，建立促進文化公益事業繁榮、加快文化產業發展的文化管理體制，形成多種所有制參與文化產業發展的新格局，進一步增強我國文化的總體實力和競爭力；大力開展群眾文化活動，保障人民群眾的文化權益，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眾文化生活質量，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二要加強意識形態建設。軟實力的核心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作為一種政治價值觀念，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歷史和現實一再昭示我們，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並用以引領和整合多樣化的社會思想，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奮斗目標來凝聚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才能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三要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應以理想信念為核心，大力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進行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倡導真、善、美，反對假、惡、丑，鞭撻和批評不道德行為，在全社會形成誠信為本、操守為重的濃厚風氣；形成平等友善、團結互助的濃厚風氣；形成遵守公德、文明禮貌的濃厚風氣；堅持以人為本，深入開展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道德規范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
四要加強制度建設。應不斷推進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繼續深化改革，進一步完善立法、加強執法、規范公共權力行使，創造良好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同時，進一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完善權力運行和監督制度、科學決策制度，不斷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進一步增強我們黨執政的活力和創造力，為全面提升我國的軟實力提供堅強保障。
經濟上：
（一）提升中國金融的「軟實力」，首先要明確中國金融發展的戰略目標，這個戰略目標就是建立可持續的、具有綜合競爭力的金融發展模式，實現從「金融大國」向「金融強國」的歷史性轉變。在確立這個目標的前提下，國家須對提升金融「軟實力」進行統籌規劃。按照這個目標設計中國金融「軟實力」指標體系，可以考慮包括三大部分，一是由體制效率、市場深度、創新能力等構成的競爭力指標；二是由法制健全度、社會誠信度等構成的金融環境指標；三是由文化力指數、理論創新指數、人才結構指數等構成的人文指標。各類指標及其權重設置還需要深入研究，非本文所能涵蓋。
（二）將「軟實力」納入行業監管和社會評價范圍。現有中國金融監管和評價體系多注重「硬實力」，不能反映金融「軟實力」狀況。有時恰恰是那些「硬實力」較強（例如資本充足率很高）的金融機構在危機中倒下，問題就出在它的文化（如長治久安還是急功近利）、機制（如決策能力和執行能力）、理念（如風險偏好與社會責任）等「軟實力」方面。必須把「軟實力」納入行業監管和社會評價范圍。
（三）堅持中外結合、循序漸進，實現中國金融「軟實力」立體提升。金融「軟實力」建設是一項具有綜合性、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的社會系統工程，它的實現應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因此，在中國金融「軟實力」提升過程中要立足中國國情並努力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為我所用；在提升方式上要堅持以實助虛，以虛帶實，虛實結合的原則，不能脫離金融「硬實力」的進步來建設「軟實力」，更不能把金融「硬實力」與「軟實力」分割、對立起來；在具體把握上，要堅持既大力推動又循序漸進的原則，把大戰略化為若干小目標，分階段扎實推進。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實現中國金融「軟實力」的立體提升和金融增長方式的全面轉變，為建設金融強國和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奠定基礎。
⑸ 分析一下我國文化軟實力不強的原因，以及如何有針對性的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
如何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
十七屆五中全會指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是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強大力量。要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推進文化創新，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增強文化發展活力，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充分發揮文化引導社會、教育人民、推動發展的功能，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
我們黨和國家已經把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的戰略著眼點，文化軟實力作為現代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一個民族的復興，必須有文化的復興作支撐。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伴隨中華文化的繁榮興盛。而繁榮興盛中華文化，必然以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為根本途徑。
為此，就要樹立「文化軟實力是重要國力」的觀念，把文化產業列入國家戰略，大力推動和扶植文化產業。要詳細制定文化發展戰略目標、戰略措施和文化發展政策，加快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完善文化產業政策，推動其發展成為國家戰略性產業，做到「國家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中國擁有豐富的文化軟資源，幾千年的文明史及其歷史積淀，造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中國的歷史遺跡、詩詞歌賦、民俗風情都極具特色，令人神往。改革開放使中國文化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影響力日益加強。但是，我國文化軟實力發展仍存在很多問題。
1．文化發展不平衡
這種不平衡表現在三個方面：城鄉文化發展不平衡、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文化發展不平衡、民族地區與其他地區文化發展不平衡。其中最突出的是城鄉文化發展不平衡。在文化支出方面，2005年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文化教育娛樂支出的相差達37倍，農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娛樂消費支出約為城市居民的27%。在公共文化服務投入和設施方面，城鄉二元機制使我國公共文化投入長期向城市傾斜，優質教育資源、公共圖書館、公共博物館、體育設施集中在城市，廣大鄉村地區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嚴重稀缺，文化、教育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城市地區。城鄉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導致我國56%的農村人口的文化、教育、娛樂消費水平長期處於低水平的狀態，極大地制約了國家文化創造力的全面提高。
2.政府定位不明確,文化管理體制、機制制約文化發展
在我國文化的發展中，政府長期處於管理者的角色，對文化發展干預過多，使文化企業缺乏創造力和競爭力，不能依據市場進行集團化的改制和整合，缺乏文化產品創新效應和品牌效應。從計劃經濟時期就實行的文化管理體制部門條例、規定較多，普遍性法律較少，政策變動頻繁，不利於文化市場長期穩定發展，也使文化企業的跨媒體、跨區域整合受到束縛。
3.文化市場發育不成熟，文化產業集約化程度低
我國的文化市場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興起的，市場發育還很不完善。法制化、規范化的市場監管長效機制還沒有建立，知識產權保護不夠；盜版、侵權現象嚴重，誠信自律、交易規范、公平競爭等內生性市場機制發育不足；文化行業市場鑒定、交易、代理和市場運作人才缺乏等問題還十分嚴重。此外，我國的文化產業經營單位眾多，但基本上處於「割據的狀態」，資源分散、集約化程度很低，難以產生規模效應和形成整體的品牌優勢,文化產業鏈條的延伸也受到限制。原因在於：第一，受計劃經濟下行政隸屬關系的影響，文化產業的「拳頭」優勢難以發揮。條塊、門類、部門的分割，使文化產業發展的種種要素分散在各個領域，難以形成有機的統一體。第二，我國文化市場發育不完善，文化要素市場、文化藝術設施市場、文化產權市場、文化人才市場發展滯後，阻礙了文化產品與服務的流通，因而限制了文化的產業化和市場化。
4.文化出口能力弱，文化貿易逆差嚴重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文化新產品出口能力較弱。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核心文化產品貿易領域存在較大逆差。以2003年為例，當年我國圖書、報刊、音像等領域的版權出口為1427種，而版權進口15555種，出口數量不及進口數量的1/10。近年來，這一比例雖有降低，但核心版權貿易逆差嚴重的格局並未改變。二是文化產品出口總量少，佔全部出口額的比例低。2006年，我國實現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479億美元，僅占當年全國出口總額9601億美元的0.49%。我國文化產品出口額與我國文化大國地位極不相符。
文化與經濟相互滲透、相互促進已成為潮流與趨勢。在以市場化手段提供主要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文化產業成為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基本途徑。而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發展，也與其高度的文化產業化密切相關。中國應當借鑒國外經驗，通過文化產業集群以及文化產業鏈條的延伸發展文化產業，提升文化「軟實力」。
結合我國文化軟實力的現狀分析，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的相關途徑有一下四點：
1.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文化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國民的精神狀態、意志品格和內在的凝聚力，而這一切主要來自於人們對社會核心價值的認同。所以我們要把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提高我國國家軟實力的首要任務，堅持不懈的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鼓舞鬥志，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風尚，最終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成為全體社會成員普遍理解和接受、自覺遵守奉行的價值理念，成為全民族奮發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團結和睦的精神紐帶。
2.加快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不斷提高我國文化的總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我們要樹立強烈的機遇意識、發展意識，開拓發展思路，拓寬發展途徑，充分發揮我國文化企業的骨幹作用，壯大文化產業規模，打造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文化產品和文化品牌，推動我國文化事業全面繁榮和文化產業快速發展。
3.提高文化傳播力，不斷擴大我國文化的影響力。
在當今信息高速發展的社會，文化的傳播力已經成為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決定性因素。我們一方面要不斷豐富和創新文化內容形式，另一方面必須花大力氣提高文化傳播力。要把提升主流媒體影響力作為提高文化傳播力的戰略重點，進一步加大投入，完善扶持政策，壯大總體實力，提高核心競爭力。
4.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參與支持文化建設，激發全社會的文化創造力。
提高國家的文化軟實力，是一個宏大的系統工程，需要全黨全社會共同努力，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調動廣大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營造寬松和諧的發展環境，讓一切文化創造的活力竟相迸發，讓一切文化創造的源泉充分流涌，讓一切有志於文化創造的建設者的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
總結：
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努力提高國民綜合素質，是增強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方面。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著眼於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方面、多層次、多樣性的精神文化需求，著眼於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著眼於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努力提高國民的精神狀態、意志品格和內在凝聚力，構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實的文化根基。
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首要資源和重要基礎。要充分發掘中華傳統文化的優勢，全面認識祖國的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其與時代特徵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與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行為相聯系，自覺實現民族文化現代化的轉換。要大力推進民族文化創新工作，加大制度創新力度，加快構建文化傳播體系，使我國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通過各種媒體傳遞到世界各地。
⑹ 如何增強中國文化軟實力
上海交通大學在美國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雖然有40.6%的人認為「中國有非常豐富的文化遺產」，但也有多達72.5%的美國人不認為「中國有非常吸引人的流行文化」。筆者也曾對孔子學院在美國的影響進行調查，發現那些肯定孔子學院的人，主要看重的是由此帶來的與中國進行經濟交流和商務合作的機會，而不是欣賞其中的文化內涵，其中相當一部分人還對我國傳統文化頗有微詞。可見，有文化並不一定等於有文化軟實力，要把老祖宗遺留下來的文化變成世界普遍認知和欣賞的文化軟實力，實現從「內生」到「外溢」，當前中國的文化建設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一、從文化到文化軟實力之路挑戰重重 世界上的文化多種多樣，有的興起了，有的衰落了，有的只能孤芳自賞，有的卻能風靡全球，歸根到底，還是一種文化是否先進或落後的問題。在一個文化大眾化的時代，所謂文化的先進性不是指學理上的玄奧與高深，而在於是否能夠適應社會發展、引領時代潮流，最終為多數人所接受甚至認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延宕數千年，其中的優秀成分是勿庸置疑的。但以當代眼光觀之，如要使中華文化在全球范圍內再放光彩，還有許多難以迴避的挑戰。 中國歷史悠久，文化內涵豐富。然而，中華傳統文化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基本定型，此後雖不斷有新內容加入，但基本上脫離不了諸子百家特別是孔孟儒家所立下的基本框架，如「禮治」、「仁政」、「民本」等思想。自近代以來，個體意識的上升、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日漸成熟，與此相應的是民主、自由成為中國社會所共同倡導的基本價值。作為成形於數千年前的文化，中國的傳統思想未免出現一些與之不適應、不匹配的現象，因此出現了「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問題。從五四運動以來的實踐看，我們對傳統文化全盤拒絕的多，批判繼承的少（如從五四運動中「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舊」）。近些年來興起的國學熱，也僅停留在「蓋房修廟」的階段。顯然，如何在現代化的基礎之上恢復傳統文化，現在還沒有找到有效的路徑。中國傳統文化如何與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相結合的這一宏大使命，還遠遠沒有完成。 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一種精英文化，而非大眾文化。在古代社會中，上層士人以儒家思想為主體，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命。但下層民眾多不通文化，精神生活多以世俗化的佛教、道教為依歸。時至今日，許多期盼生子的夫婦仍去拜觀士音，一些虔誠的老人家遇事祈求「菩薩保佑」。 可見，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儒家思想多停留在精英層次，所謂「禮不下庶人」，就形象地反映出精英與平民之間的文化隔閡。在一個知識、文化壟斷在少數人手中的精英時代，儒家文化通過精英掌握一個社會的文化主流。但是進入近代大眾社會以後，一種文化要繼續占據主流地位，就必須跳出精英層次，與大眾生活結合起來。如果脫離或拒絕加入大眾這個文化主體，就難以避免被邊緣化或被淘汰的命運。 當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發掘呈現出了一定的活力。但如要走出國門在世界范圍內比較，就會發現它遠未完成大眾化這一過程。哪怕在國內，好萊塢大片的入侵，麥當勞遍布中國各地，也表明大眾層面已被西方文化攻城掠地，傳統文化全面失守。精英群體目前也沒有成為傳統文化的有效載體。龐大的官員階層在巨大的權力與利益誘惑面前，其道德水準已與傳統儒家要求相去甚遠。至於知識分子，在歷次政治運動後，整體上也早已失去對儒家思想的信仰，其中許多人甚至不再具備對儒學知識的基本掌握和修養。這樣，在既無精英載體也無大眾載體的情況下，目前中國傳統文化僅僅停留在舞台上（如京劇），或保存在櫥窗中（如博物館），遠未成為精英生活的一部分，更未成為大眾生活實踐的一部分。 二、中國文化軟實力要實現從「內生」到「外溢」 中國文化要征服他人，先要征服自己，要在別國為人所接受，就要先在國內為廣大人民群體所實踐、所接受。很難想像，當國內社會公德普遍缺失的時候，我們如何在國際上「以德服人」；當國內普遍缺乏誠信的時候，我們如何在國際上使人相信我們是「以誠相待」。一些國內道德事件，已經成為國際上損害中國形象、破壞中國軟實力的「最好武器」，前段時間小悅悅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一個兩歲女童被車反復碾壓，十餘名路人見死不救。該慘劇不但在國內被廣泛報道，甚至還引起了外國媒體的關注。結果，中國花了很大的精力與投入做好國家形象宣傳片，但當小悅悅事件的報道出現在紐約時報廣場的大屏幕上時，辛辛苦苦累積起來的一點成果被全毀了。這給我們帶來的教訓是：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必須先從內部開始建設，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必須先從內部開始累積。無論你在國際上包裝得再好，如果裡面一團糟，終究還是見不得人的。只有國內的道德水平、文化水平提高，它才會自然地「外溢」出去，成為對外輸出文化軟實力的不竭源泉。 人們常說，智慧的頂峰是道德，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這不但是從個體層次來說的，也是對國家、社會層次提出的要求。我們絕不能把文化軟實力的國內建設僅僅理解為多做好人好事，多讀點國學典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要提升自己的文化軟實力，不能僅靠個體層次的道德修為，更要從社會和制度的層面加以促進和保障，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要拋棄「潛規則」文化，讓公平、誠信回歸社會。當我們對外講與國際接軌、誠信待人的時候，國內卻盛行著一種與此嚴重不相協調的「潛規則」文化。所謂潛規則，簡單地說，就是說一套，做一套，對一部分人是一套，對另一部分人是另一套。不搞人人平等，不按公開的規則辦事，真正起作用的是基於利益交換的那套見不得人的「規則」。與之相應的是講關系，在許多外國人眼中，關系已成為一種中國文化特色，當然是一種很不好的特色。因為在關系邏輯之下，沒有公平，甚至也無所謂法律道德，唯一起作用的是當事人之間的親疏遠近。 不在國內拋棄這種潛規則文化、關系文化，讓公平、誠信回歸社會，中國的國際形象，中國人的國際形象很難好起來。 二是從制度層面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以內部的和諧現實創造外部的和平形象。當前社會中的各種矛盾很多，關鍵是缺少一種理性、和平、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所以貧富分化越來越大，仇官仇富情緒愈演愈烈，群體性事件也頻頻發生。傳統文化強調以德服人、齊之以禮。目前的現實卻是以力服人、以權服人。一些政府官員不講民主，甚至不顧程序，強行搞政績工程。一些老百姓在失去合法救濟途徑時，也逐漸把「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視為一種有效的對抗手段。結果，有的地方彌漫著一股戾氣甚至是邪氣，社會和諧和國家形象更是無從談起。從國外的角度看，當外國人看到國內拆遷動用強制手段，城管執法時動不動就出手打人時，對中國是很難有一個好印象的。 要改變這種狀況，就要從制度建設、法治建設等角度規范權力運行、規范社會運作。可以創造條件鼓勵，或是通過法律的手段對一些道德敗壞已達到違反法律程度的行為加以制裁。例如，嚴查那些制假售假行為，打擊那些坑蒙拐騙的行為等等。只有個人、社會、國家幾個層次共同作用，整個社會的道德、文化水準才能有一個大的提升。概而言之，國家形象與軟實力不是宣傳出來的，而是踏踏實實建設出來的。國內的形象與軟實力上去了，國際上的形象與軟實力才會成為有源之水而長流不絕。 三、非政府組織在對外文化傳播中的作用舉足輕重 當然，我們不能在等到國內的道德、文化建設完全搞好了之後才開始進行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在一個文化全球化的時代，我們應該把握一切機會、利用有效方式把中華文化中優秀的一面傳播出去。目前我國在這方面已做得很多了，如在其他國家舉辦中國文化年、在海外開辦孔子學院、派出各種文化交流代表團、推出國家形象宣傳片等。其中的成績無須贅言，但不足之處尤其值得我們重視。例如，在中西文化差異很大的情況下，如何把握外國人的心理，以一種他們能夠聽得懂也樂於接受的方式開展交流，就變得十分重要。 筆者認為，非政府組織在對外文化傳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在對外傳播文化軟實力的時候，應該要盡量淡化政府的作用。特別是面對西方開展文化交流的時候，政府主導的色彩如過於明顯反而會起到相反的效果。在海外孔子學院的發展問題上，這個現象表現得特別明顯。正如前述，我們曾對孔子學院在美國的發展情況進行過調查，發現美國媒體與民眾十分在意孔子學院的「政治化」問題。因為孔子學院總部與中國國家漢辦是「一體兩面」，而國家漢辦又是中國教育部的一個下屬機構。所以，一些西方人特別擔心，海外的孔子學院會受到中國政府的控制，中國可能會通過諸如孔子學院這樣的文化權力來影響其他國家的政治。反過來看西方的文化傳播，真正深入人心的文化符號、文化現象、文化載體，如好萊塢的大片、麥當勞里的漢堡包、牛仔褲和流行音樂，都不是政府出面推動和形成的，都是無數西方社會中的個人、企業和非政府組織自發努力打造的結果，並最終俘虜了許多國家的大眾階層。 在這個時候，有必要淡化孔子學院的官方色彩，推動其向非政府組織轉型。在其他文化交流載體與方式上，也有必要大力加強和突出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在中國人的習慣思維中，政府出面就意味著重視，意味著更多資源的投入，所以十分看重政府在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適當的政府作用當然是必要的，但必須有大量的非政府組織參與進來，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充當主渠道。這就要求我們要突破那種習慣於政府包辦一切的思路，特別是給予國內非政府組織，包括一些民間文化實體以充分的信任、扶持和發展空間，讓他們不斷發展壯大，成為國際舞台上中國文化的代表和中國軟實力的發言人。
⑺ 淺談如何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
要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首先必須知道什麼是文化軟實力。文化軟實力，是國家軟實力的核心因素，是指一國基於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創新力、傳播力和文化張力，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它通過國際文化互動對國際環境產生影響的大小強弱來衡量，因而它和國際文化互動的強度和參與的程度呈正相關。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既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任務，也是我國提高國際影響力、塑造良好國際形象、營造和平發展國際環境的必然要求。自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的文化事業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目前我國的文化軟實力仍不夠強大。根據社科文獻出版社發布的《文化軟實力藍皮書：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報告（2010）》，中國文化產業佔世界文化市場比重不足4％，而美國佔43% ，歐盟佔34% ，日本佔10% ，韓國佔5% ，這樣的現象令人震撼。另外，中國與世界文化交流和文化產品貿易的逆差有數倍之大。以文化傳播中最重要的載體圖書為例，經過我國許多部門的努力，版權貿易逆差已經從前幾年的1∶10縮小為現在的1∶7 ，但仍然是太大的數字。而且，圖書的出口對象主要是一些漢語文化圈的國家和我國的港澳台地區，中國和歐美的圖書版權貿易逆差甚至達到1∶100以上。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一直以來都令我們自豪，我們也一直沉浸在往日輝煌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硬實力發展很快，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但文化軟實力與硬實力相比，兩者之間的落差還比較大。文化是一個國家的靈魂，也是為國家發展智力的動力源，文化產業的落後，必將影響到中國的未來發展。因此，必須提高我國的文化軟實力。如何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是當前中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有很多思路和路徑，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1、大力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提升中國文化的吸引力。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漢文化作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精華，蘊含著極其豐富的物質成就與思想底蘊。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涌現出了一大批傑出的思想家，他們的思想對今天的人們仍然有巨大的影響力。世界7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曾經這樣評價孔子：「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00年前，從孔子那裡尋找智慧。」然而，現在已經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時代了，而是傳播力決定影響力的信息時代。在當今時代，誰的傳播手段先進、傳播能力強大，誰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念就能廣為流傳，誰就能掌握話語權。因此，我們應以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為根本，學習借鑒人類發展史上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不斷增強我國文化的吸引力。中國自2001年申奧成功的那一刻起，就把向世人展現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成果作為舉辦北京奧運會的目標之一，以中國傳統元素為創作源泉，誕生了一批承載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靈魂的精品，藉助奧運會這個大舞台，傳遞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將漢文化傳播到世界。2、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斷提高我國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觀的認同力，提升中國文化的凝聚力。 歷史證明，一個一盤散沙的民族和國家是沒有國際地位的，一個沒有文化凝聚力的民族和國家是沒有文化軟實力的，也不會被人尊敬的。這種文化凝聚力主要來自於人們對社會核心價值的認同。當前我國社會的核心價值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個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在整個文化建設中居於統攝和支配地位。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作為第一位的任務，努力在全社會形成統一的指導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強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規范。這樣才能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3、積極促進對外文化交流，促進中西文化的交融。 中國應積極參與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把中國文化的智慧和真理介紹到其他國家，讓更多的國家、更多的民族認識、認同、理解、欣賞中國文化。一種文化、一種價值觀要得到其他民族、其他文明、其他國家人民的認同理解與欣賞，必須具有一種寬廣的世界視野，整個中國文化具有這樣的視野，寬闊的視野有利於將文化資源轉化成現實的文化軟實力，從而促進世界的永久和平和共同繁榮。同時還要重視少數民族的文化，儒學不一定對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適用，應該兼顧道文化和佛文化，以便在世界上尋找更多的共同語言，沒有共同語言就沒有共同的價值觀，沒有共同的價值觀，溝通和交流起來就會存在多一些的障礙。向世界更廣泛深入地傳播中華文化，還要動員更多的人參與，讓更多的國人不計報酬地投入去做。傳播中華文化也應該具有一種傳教士的精神，應該成為許多公民的自覺行為，要盡可能充分地利用民間的積極性和民間的力量。4、進一步在實踐中豐富「中國模式」的內涵，增強中國模式的感召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特有的發展模式，是中國共產黨對現階段綱領的概括。自2004年雷默提出「北京共識」以來，「中國模式」就引起了全世界對發展道路的反思和關注。這必定會提升中國發展模式的感召力，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因此，中國要提升文化軟實力，應該不斷豐富「中國模式」的內涵。 文化凝結著歷史，文化連接著未來。中華民族歷來以悠久而豐富的文化著稱於世。李光耀曾經說過： 「歐洲人、美國人、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國人都能做到，而且可能做得更好。」美國最負盛名的漢學家費正清先生去世前也曾表示：「中國既然有獨一無二的過去，亦必將有獨一無二的未來。」在當今中國，以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潮中，中國文化必將放射出璀璨的光芒。相信我們會形成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地位相適應的文化優勢，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在新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