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如何看中國人

Ⅰ 歐洲人怎麼看中國人和日本人

歐美地區大多是發達國家，他們的國民很少主動了解本國以外的事情。除非對他們的生活造成了影響。而日本在二戰以後發展迅速，日本製造盛極一時，許多人購買了日本的汽車，攝像機。因此，他們對於日本的認識會更多一些。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要分成好幾個階段。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與歐美國家缺少交流，在歐美國家眼中一直是貧窮，落後，專制的。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讓世界矚目。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到國外購物，旅遊，留學。刷新了他們原有的觀念。這使得很多人意識到他們對中國的看法是陳舊的，過時的。例如，最近比較普遍的看法就是：中國人愛好奢侈品，許多人是暴發戶。而以前是不會這么認為的。

如果是談對中國人和日本人的看法，那就比較復雜了。有的人沒有與中國人和日本人打過交道，要讓他們進行描述，那肯定只會得出錯誤的答案。

個人看到過一個歐洲人對歐洲人，亞洲人，猶太人，非洲人的比較。他們認為亞洲人（主要指東亞人。）家庭觀念強，重視教育，非常勤勞，而且重視積蓄。這些人都很努力地積攢財富。所以，在國外名校中，可以看到很多東亞的面孔。「他們看起來像書獃子，不太擅長運動」這幾乎是固有的印象了。

Ⅱ 外國人眼中的古代中國怎麼樣

國外學者眼中偉大的宋朝
文章提交者：東方飛龍 加帖在 貓眼看人
德國經濟史學家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說：「宋代中國在重要技術、生產、商業發展方面和總的經濟發展方面尤為突出。麥克尼爾認為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紀和12世紀的宋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在工業化、商業化、貨幣化和城市化方面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方。」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在《南宋社會生活史》一書中說：「13世紀的中國在近代化方面進展顯著，比如其獨特的貨幣經濟、紙幣、流通證券，其高度發達的茶鹽企業。……在社會生活、藝術、娛樂、制度、工藝技術諸領域，中國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作蠻夷之邦。」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東亞研究及歷史學教授漢學家伊佩霞在《劍橋插圖中國史》一書中說：「11、12、13世紀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國家。」

曾擔任亞洲研究協會主席的美國學者羅茲•墨菲稱宋朝是中國的「黃金時代」，在《亞洲史》中這樣評價宋朝，「在許多方面，宋朝在中國都是個最令人激動的時代，它統轄著一個前所未見的發展、創新和文化繁盛期。從很多方面來看，宋朝算得上一個政治清明、繁榮和創新的黃金時代。宋確實是一個充滿自信和創造力的時代。」

美國學者L.S.斯塔夫里阿諾斯也認為宋朝為「黃金時代」，在《全球通史》中說：「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的意義。商業革命的根源在於中國經濟的生產率顯著提高。技術的穩步發展提高了傳統工業的產量。同樣，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使作物在過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達到一季兩熟，從而促進了農業。此外，宋朝興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擴大了水田灌溉面積。據估計，11至12世紀，水稻產量增加了一倍。生產率提高使人口的相應增長成為可能，而人口增長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生產。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

日本學者攄藪內清在《中國.科學.文明》中說：「北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儒學方面興起了後來被稱作宋學或朱子學的新儒學；文化方面，在古文復興的同時，口語文學也興盛起來；印刷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而且發行的書籍不僅僅是儒教經典，還有歷史書、詩文集等。在這里值得特別一提的是科學書籍的出版發行。可以說，自古以來沒有像北宋皇帝那樣重視醫學的。……總之，在這個文化發達的歷史潮流中，有許多驚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認為，北宋時代可以和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以至近代相比。」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中認為：「中國從漢到唐，人均產值均保持在這一水平上。宋代是一個發展的高峰，人均產值增長了1/3。從十四世紀到十一世紀，極有可能又降了下來。假定歐洲和中國公元一世紀時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到了宋朝時，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歐洲已大大落後於中國的水平了……一般認為宋朝是一個向縱深發展的時期，而在宋以後的五百年裡，主要特徵是橫向發展。」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的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在《中美新市場經濟（北京）論壇》發表《克服國富的障礙——經濟政策與經濟周期》的主題演講時說：「宋朝的時候中國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名譽所長英國科學院院士李約瑟博士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所說：「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顛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歐洲的水平。」

美國密歇根大學歷史系博士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說：「公元960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火葯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鍾，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不漏水艙壁等，都於宋代出現。」

美國耶魯大學中國現代史教授喬納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聞周刊》刊登文章，這樣評價宋朝：「上一個中國世紀是11世紀。當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國家。它的領導地位源於一系列的因素，從技術上的發明到工業企業的興起和管理良好的農業，從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試驗的傳統到對宗教和各種哲學思想的寬容。……上一個1000年的中國，是世界超級大國，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當時宋朝的首都在東京汴梁，就是現在的河南開封，人口達百萬，是世界最先進最繁榮最龐大的城市。」

美國學者尤金.安德森在《中國食物》中說：「宋朝時期，中國的農業和食物最後成形。食物生產更為合理化和科學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漢人統治的華北已在農業上成熟。此後直至20世紀中期，就很少再發生變化了。華南在此後歷朝中擴大了農耕，並增加了新的農作物，但那裡的模式還是在宋朝確立的，而且並未伴有多少技術上的基本變化。」

美國著名學者阿諾德.湯因比在《人類與大地母親》中說：「10世紀、11世紀、12世紀的後起蠻族，也強烈地為中國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採納中國文明，他們還在自己統治的領土上傳播了中國文明，而這些領土又從未納入過中華帝國的版圖。因而，中華帝國的收縮由於中國文明的擴張而得到了補償--不僅在中華帝國周邊興起的國家如此，在朝鮮和日本也是如此。」

美國歷史家麥克尼爾在《權力的追求》中說：「本書的假設是：中國在一千年前後轉向市場調節的行為顛覆了世界史的一個關鍵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國的例子啟動了人類的一個千年探索，去發現在協調大規模行為這一點上，從價格和私人或小團體（合夥或公司）對私利的看法出發，會有些什麼成果。」

北宋被20世紀末的美國人譽為人類第二個千年的「領頭羊」。日本文史家內藤湖南認為「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法國學者埃狄納稱宋朝為「現代的拂曉時辰」。法國學者、著名漢學家、國際宋史研究的開創者埃狄納.巴拉茲明確指出：「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徵，到宋代已發育成熟；而近代中國的新因素，到宋代已顯著呈現。因此，研究宋史，將有助於解決中國近代開端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對於宋朝中國人研究得遠遠不夠，所以現在的大部分中國人對宋朝認識不足，缺乏了解。宋朝是中國文明的顛峰，現在的中國人不知道自己祖先的偉大，也不知道中國為什麼會落後。現在的中國不自信得一塌糊塗……現在中國的一些文化人言必稱希臘、言必稱羅馬這其實是中國的悲哀！現在的中國人懷疑、否定中國的傳統文明，熱忠崇拜曾經落後於我們許多的西方文明。11、12、13世紀西方無論是政治、科技、文化、經濟、軍事等各方面都是遠遠落後於中國。中國為什麼會落後？不是中國傳統文明本身的停滯不前、腐敗墮落。其實這個答案很簡單，就是野蠻落後民族瘋狂的破壞，打斷了我們前進的進程。正如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導言中所說：「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對於偉大的中華帝國的沉重打擊，這個帝國在當時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進的國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華文明在許多方面都處於它的輝煌頂峰，而由於此次入侵，它卻在其歷史中經受著徹底的破壞。」

元朝的所謂成就、輝煌都是宋朝的遺留，都是掠奪的不是自己創造的。元朝開始禁海還禁夜市，致使人民民生失去活力，中國商業發生大倒退。蒙古人把良田變成牧區，弄得境內到處都是養馬場，甚至兩淮都有養馬場。宋朝經過上百年興建的水利良田變成草場，致使中國農業大倒退。元朝的等等政策與措施都是明顯的倒退與衰落。是處在原始社會階段的蒙古、滿清，屢次把正向資本社會前進的中國從新拖回到半封建半奴隸的社會階段。如果沒有原始野蠻民族的干擾、破壞，中國文明早已發揚光大，中國依然會遠遠領先於世界。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這樣概括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
(根據日本學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時期,從此以後在人口壓力下,中國的人均GDP開始一路下滑)
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籌。行於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

再看看西人的回憶
明末西方傳教士還在贊揚中國物產極為豐富,物質生產能力遠勝歐洲,聲稱"大明人"是"衣飾華美,風度翩翩".而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在乾隆時期的出使日記中卻說：「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10]
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節。〕在馬戛爾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這樣的..."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善襤褸甚至裸體","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

明末傳教士眼中的明朝

16世紀末的歐洲人主要是通過《中華大帝國史》的第一部分來認識中國的。在門多薩的筆下：

（1）中國是個地域遼闊的文明古國，中國人自稱「大明（tame)人」。全國劃分15個省（明朝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分其境內為南、北二直隸，
13承宣布政使司，常稱15省——筆者），「每省都要比我們所熟知的歐洲國家為大」。

（2）中國境內有完好的道路網，使城鎮相連。路面平整、寬闊，「官道」可容15人騎馬並行。路旁商店林立，兩側綠樹成蔭，如同羅馬時代的大道一樣。有些城市有水道相連，好似威尼斯。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3）中國人富有建築才能。建築用材舉世無雙，一種用「白土」做成的方塊（即磚）堅硬無比，只有用鋤才能將其砸碎。一座座邸宅有如庄園。中國最雄偉的建築就是長城，長達500里格（每里格約合
5572米），是為防禦韃靼人而修建的。

（4）中國物產豐富。蔬菜種類遠較西班牙為多。僅橘子就有三個品種，即甜的、酸的和甜酸適度的。糖質地很好，非常潔白，價格也低廉。蠶絲色澤艷亮，質量超過西班牙格拉納達的產品。「天鵝絨、絲綢和布匹價格如此之低，提及此點會使那些熟知西班牙和義大利紡織品價格的人大吃一驚。」中國人普遍穿著絲綢服裝。中國農田管理得很好。沒有一塊荒棄的土地。一塊塊耕田錯落有致，有如花園。礦產也很豐富。「這是世界上最富饒、而物價又十分低廉的國家。」

（5）中國出產的手工藝品極為精緻。1582年西班牙國王喜獲中國床單，織法之巧妙令菲利浦二世驚嘆不止。很多西班牙能工巧匠都來觀賞、借鑒。瓷器很便宜，歐洲人原來以為瓷器是用粉碎的貝殼做的。最精緻的瓷器是貢品，薄如玻璃。

（6）中國商業發達，買賣興盛。每條大街往往只經營一種行業。看到第一家商店就知道這一條街是賣什麼商品的。中國匠人的手藝都是祖輩相傳。中國貨幣種類繁多，金、銀憑重量使用，而沒有一定式樣的金幣或銀幣。

（7）中國軍隊有步兵，也有騎兵。中國也有戰艦，4天內可徵集600艘。中國士兵在數量上多於歐洲，在器械上處於均勢地位。

（8）中國皇帝具有統治國家的全權。各級行政官吏有效地行使權力。他們是通過科舉產生的。中國有完整的法律。官吏和貴族出門要坐橋，而婦女則從不在外從事社交活動。中國飲宴豪奢。中國人有自己的樂器。

（9）中國歷史悠久。有獨特的教育體系。各類圖書十分豐富。中國人富於文明和教養。

（10）中國人在科學技木方面有很高的成就。歐洲人一向以印刷術的應用而自豪，「然而中國人早在德國人谷騰堡（Joan
Gutenbergo）發明印刷術500年前已經用印刷術印製圖書了。」門多薩認為印刷術是經俄羅斯莫斯科大公國傳入德國的。但他也不否認另一種可能性，即中國圖書經海路（紅海）傳到歐洲，從而啟發了谷騰堡。門多薩特別提出，在中國人所有的發明中，最令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方人震驚的是中國人也有火炮，而且在歐洲人之前已經使用火炮了。但對中國火炮的效能，歐洲人認識極不相同。拉達認為中國火炮陳舊，製造粗糙。而另一位船長阿爾蒂埃達（Artieda）在致西班牙國王書中卻寫道：「……中國人使用著與我們同樣的武器。他們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們鑄造的更精緻，更堅固。」因為門多薩未到過中國，所以他沒有對上述歧義做出自己的判斷，但他還引用了後者如下一段文字：「中國城牆堅固，外面圍以深壕（情況緊急時可放滿河水），城門上架著大炮，中國人認為這是最好的防禦工事。城牆上，長官率士兵日夜守衛。如不得到城市最高當局的批准，任何外國人是無法靠近該城的。」門多薩摘引這一大段有關中國城市設防的論述，絕不是無目的的。這實際上表明，他認為中國火炮是很有威力的。此外，門多薩對於中國造船、造紙以及其他工藝都有所介紹，並一一指出優於歐洲的方面。


克魯斯在《中國志》中也曾盛贊中國的科技成果，門多薩顯然引用了很多克魯斯的觀點，而對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做了更全面的介紹，其評價也更高。像中國的造船水平，克魯斯著重介紹了中國船隊的龐大規模，甚至比喻說，中國皇帝能夠用船在中國與馬六甲之間搭起一座橋梁，並對中國船隻的類型以及龍骨水車的應用做了說明。而門多薩除上述內容外還進一步闡述了中國造船的艌縫技術，由於填縫使用的添加劑十分合理，不但防水還可防蟲，使中國船隻使用壽命比歐洲長兩倍。在論及中國印刷術時，克魯斯只提及中國已經有900年使用印刷的歷史。而門多薩如前所述，則闡明了中國使用印刷術的來龍去脈，以及印刷術西傳的路線。在中國火器的應用方面，門多薩也傳達給西方人更多的信息。科學技術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和民族綜合國力的重要指示器。門多薩對中國科學技術水平的客觀評價無疑對於西方人了解、認識中國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們的住房因設計良好而便於住宿，整潔舒適」

「他們種植許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們在各地，即使小村鎮，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豬肉，牛肉去骨售賣，他們的鹿肉很少，也不怎麼愛吃它」

「中國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處（引者註：這里指的是廣州）運往各地，因為它是中國最開放和自由的交易地點。且不說6個鄰國的土著和異邦人運走的各種貨物，僅葡萄牙運往印度、日本和馬尼拉的貨物，每年約有5300箱各類絲綢，每箱裝有100匹真絲，天鵝絨花緞和緞子、輕料如半花緞、彩色單層線段，還有
250塊金子，及每塊重12盎司的2200塊金錠，此外的貨物還有瓷盤，鍍金器皿，糖，中國木，大黃，麝香，……即使長篇開列也不能盡舉其名」

「（浙江）論富庶它超過許多其他省，可以稱作中國商品潮流的最佳源頭。它的特產是絲綢，無論生絲還是成品，也不管是繭還是原料，都運往各地。總之，中國輸出的絲綢，都產自該省」

「南方九省的最後一省是南京，……是中國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國的精華。……其西部地區最富庶，盛產棉紗，……僅在常州城（Xanuchi）城及附屬廣大地區，就有20萬台織布機。……由於織布機小巧，一間屋子內常常安放許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婦女都從事這種行業」

「南京城……我認為它是全國最大最好的城市，優良的建築，寬大的街道，風度優雅的百姓，以及豐富優良的種種物品。它有令人驚羨的游樂場所，境內人口眾多，……各處能遇到擁擠的人群，街道難以通行。此外，無數的宮殿、廟宇、樓塔以及橋梁，使城市顯得非常壯麗。」

「中國人天生好經商，不僅從一省到另一省做買賣，獲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裡有的東西，街上幾乎都有售賣。……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時（葡人多年的經驗證明了這點）」

「中國人爽快的贊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產品，即使並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贊嘆。……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於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物，這是一個羞辱。

Ⅲ 請問一下誰能給我講一下在明朝抗倭期間，葡萄牙人的態度發至我的郵箱[email protected]

西方依次崛起的海洋強國，都在實踐中認識到，流動的海水無法讓人駐足，要永久留在某一海域必須建立海上據點。這些國家在美洲、非洲和亞洲的東印度群島都這么著，來到中國自然也不會例外。這也是葡萄牙人進來以後，給中國沿海形勢帶來的最大變化。以往前來騷擾的海盜，不論人多人少，只在沿海一帶搶掠糧食、財物和男女人口，一般搶了就走，並不停留，更不敢輕易深入內地。大多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一擁而來，也一鬨而散。葡萄牙人一來，直闖地方官府，進宮求見皇帝，擺出既來之則安之的架勢。盡管這些兼有海盜和海商兩重身份的葡萄牙人一再被地方官府拒絕，或被駐軍驅趕，欲在中國拿下通商據點的念頭，始終如一，從不放棄。

葡人最先看中的，是浙江寧波附近一個名叫雙嶼的海島。該島重巒疊嶂，樹木蔥蘢，地勢險要，明初整飭海防，專門派出官兵在此駐守。此後天下承平日久，朝廷武備廢弛，島上原有駐軍不知不覺消失，只保留在地方官府吃空餉的花名冊里。兩個本地海盜頭目，一個來自福建的李光頭，一個來自安徽歙縣的許棟，乘虛而入，占島為王。葡寇和倭寇如蒼蠅逐臭，聞腥即至，三股勢力很快在此合流。他們既統御海上的不法生意，所有駛往海外船隻都控制在其手中，一切走私販私活動也都由其包攬；同時，又明火執仗當強盜，劫掠浙江、福建沿海富裕村鎮，甚至攻州掠府，對抗官軍。本地一些「富戶大姓」欲從中分肥，不惜投靠這個中外盜寇聯合體，有的為其打掩護，有的為其通風報信，踩點指路，窩贓銷贓，鬧得閩、浙沿海一帶雞飛狗跳，老百姓生命財產沒有安全保障。

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 ），南贛巡撫朱紈奉旨赴浙江剿寇，並提督福州、興化、漳州、泉州、建寧五府軍務。他來到浙東，看出葡寇、倭寇和本地海寇結成勢力盤踞雙嶼，是閩、浙沿海禍亂之源，決定拿雙嶼開刀，一舉搗毀這個大匪窟。他先命一名副將掃清外圍，逐步將雙嶼圍困起來，等待時機收網。島上盜寇有恃無恐，竟派人與剛剛抵達寧波城內的日本貢使互通款曲，企圖里應外合，打明軍一個措手不及。朱紈截獲匪首密信，正好將計就計，深夜發動奇襲，將這匪窟踹了個底朝天。在雙嶼圍剿戰中僥幸漏網的李光頭逃回福建，不久又夥同一幫葡萄牙人在自己家鄉作亂，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朱紈帶兵趕到福建，在閩、粵兩省交界的招安將李光頭及96名葡盜捉拿歸案，應受害百姓所請通通斬了。本地一幫與中外盜寇有染的人，在雙嶼之戰後驟失重利，無不懷恨在心，正伺機進行報復。此時，給朱紈安上「擅權濫殺」種種罪名，由一些地方官員出面，買通大奸臣嚴嵩，讓嘉靖爺下旨「系獄論罪」。朱紈不甘受辱，憤然自殺，留下一聲長嘆：「剿外國盜易，剿中國盜難；剿濱海之盜猶易，剿衣冠之盜猶難。」

接替朱紈提督東南沿海軍務的都御史王紓，深知盜寇內外勾結之害，索性集中打擊勾結葡賊、倭寇的大小內奸，嚴密監視里通外國的「衣冠之盜」，外寇因此難以摸清岸上虛實，經常一登岸便陷入滅頂之災。葡人在閩、浙的落腳點相繼被朱紈拔除，又懾於王紓所部咄咄逼人的態勢，不得已退出閩、浙，輾轉回到廣東境內。但葡盜與別的盜寇有所不同，除殺人放火、姦淫擄掠，還把在非洲販賣黑人為奴的惡習帶來，擄掠中國人口，進行轉手倒賣。他們急於在廣東找塊牢靠地盤，囤積贓物，也囤積人口，靠近廣東沿海的澳門島，很快就成了他們的重點目標。
澳門在明代稱為「壕境」，有時也寫成「濠境」，本地人多稱為「蚝境」。這里沿海一帶盛產生蚝，生吃和煲湯皆稱美食中的一絕，相傳還可滋陰補陽，男人吃了壯陽，女人吃了美容，粵人無不喜好這一口。由此看來，「壕境」應是「蚝境」。澳門原屬廣東香山，即現在的中山縣，因此也被稱為「香山澳」。葡人究竟怎樣登上澳門島，並如願以償將其變成殖民地，直到上個世紀末才回歸祖國懷抱。歷來流傳的說法很多，而所有的說法都證明了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既狡詐又執著，辦任何事情不達目的不罷休。

有一種說法，葡人曾以距澳門不遠的某小島為駐足地，但嫌地盤太小，海上往來障礙甚多，無法滿足其日益增大的胃口，因而打起了佔領澳門的主意。但因其劣跡斑斑，「佛郎機」這名字幾乎成了魔鬼的代名詞，大人聽了牙齒打戰，小孩聽了咧嘴大哭。他們耍了個心眼兒，欺中國人看白種人差不多都一個模樣，聽其鳥語也無法分辨哪是哪國話，更鬧不清楚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國家。隨便捏造了一個國家的名字，穿上奇裝異服來到澳門，給駐守本地的海道副使送上一份燦爛奪目的見面禮，佯稱是這個子虛烏有國家的貢使，只因海上風高浪大，海水漫進船艙，打濕了貢品，需要趕緊晾曬，請求允許在島上停留數日。海道副使「得人錢財替人消災」，笑眯眯點頭應允。葡人一擁而上，先是搭起臨時性的帳篷暫棲身，用揣在懷里又干又硬的麵包果腹，裝出一副落難的可憐相。及至看到澳門人並無多少警惕性，還不時送來同情的目光，索性壘牆蓋屋囤積貨物，埋鍋砌爐烤麵包燒牛排，賴在島上不走了。

另有一種說法，抗倭名將俞大猷奉旨來廣東剿寇，曾實施分化瓦解中外盜寇的方略，制訂了投降可以免死，還放出「功成重賞其夷目」的話來。狡猾的葡人鑽了這個空子，出賣了一股與其發生過摩擦的中國海盜，向官軍通報消息，非常准確及時，博得了俞大猷的好感。還有一次，俞大猷部在海上追剿一船倭寇，倭寇走投無路，乞求葡人伸出援手。葡人做足了「惺惺相惜」的姿態，隨即引來明軍水師，將這股倭寇一網打盡。葡萄牙人積累了這些「功勞」，便找明軍水師要獎賞，他們一不要金子，二不要銀子，三不要糧食布匹，只求正式批准他們在澳門暫棲身，還拍著胸脯表示日後返回「佛郎機」即「完璧歸趙」。俞大猷以為自己講究信義第一，這些葡人也會一諾千金，便慷慨應允。誰知他們住下以後，再也不提歸國這碼事。

現在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葡人在澳門站住腳以後，很快與馬六甲及印度洋沿岸連成一氣，開通了以澳門為轉運中心的幾條重要航線，既有正常貿易，也有走私販私，還大肆擄掠人口，或送回本國為奴，或轉送他處販賣。當地官府見葡萄牙人如此胡作非為，態度也日益驕橫，都氣憤不過。有武員派兵船將澳門出入的海路一一堵死，不許葡人運載貨物和人口的船隻進出；有文員上書朝廷，歷數葡人在澳門犯下的種種罪行，請求朝廷頒旨將其驅逐出境。這時的嘉靖皇帝吃了太多的長生不老丸，丹毒在體內發作，渾身燥熱難當，虛火升騰不已，日夜忙著臨幸宮中嬪妃，根本無法靜下心來處理朝政，來自廣東的這類摺子一律留中不發。葡人聞訊趕緊裝出笑臉，打點給地方官員送禮，喜愛錢財的送金銀珠寶，貪圖享受的送洋煙洋酒，嗜好美色的送上幾個金發碧眼的小妞，以求彼此相安無事。

1582年，萬曆皇帝執政，因為喜歡上了利瑪竇帶來的西洋玩意兒，海禁便聽之任之。廣東本地官民人等跟葡人相處日久，似乎也見慣不驚，漸漸不拿葡人賴在澳門當回事。相傳，滿洲人努爾哈赤起兵攻打遼東的時候，大明朝廷還特地派人到澳門購買「佛郎機」火炮。葡人以此為資本，面見兩廣總督，要求取得在澳門的永久居留權。隨後來到中國的荷蘭人欺負葡國已經在走下坡路，欲將澳門奪歸己有，搶佔在華貿易的有利位置。葡人借口要抵禦荷蘭人入侵，大張旗鼓在澳門修築城牆，設置寨堡，建立屬於自己的防禦系統，如此一箭雙雕，打好了武裝佔領澳門的基礎。此時中國政府惟一堅持的，是葡人照章繳納租銀和稅銀，在此違法犯罪的葡人也一律交由中國官府處置，算是守住了國家基本的主權。
到了清朝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 ），中國經歷了鴉片戰爭，露出了老大封建帝國百孔千瘡的破敗之相。本來已經沉淪的葡萄牙竟借英國勢力，狐假虎威，停付澳門租金和稅銀，驅逐清政府駐守澳門的官員，在這塊屬於中國的土地上一切自行其是了。1887年12月1日，還由英國出面干預，迫使清政府與葡國簽訂了所謂的《 中葡友好通商條約 》，澳門從此成了葡萄牙貨真價實的殖民地。

澳門的丟失之所以令人刻骨銘心，主要在於葡萄牙這樣一個已經過氣的小國，受了英、荷等海上霸主的擠壓，已經從世界其他所佔領的地盤退出，卻能如願以償從中國掠走這么一塊殖民地，一佔一個世紀，真是匪夷所思。不能說，明清兩代執政者都不關心國家安危，但他們只對來自西北邊陲的危險保持了警惕，而忽視海上頻頻傳來的警訊，特別是正德、嘉靖兩位爺不把葡國佔領馬六甲當回事，結果讓此處成了西方列強挨個入侵的漏斗，由此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命運。葡萄牙人在澳門突出的業績，是將這個偏僻島嶼變成了世界馳名的賭場，聽說現在境內居民赴澳門公幹或旅遊，多少都要掏點錢進賭場賭一賭自家運氣。不知有此雅興的同胞，在這塊曾經淪為葡國殖民地的國土上，是否偶爾也會思索一下我們的國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澳門之失曾是一次很悲慘的應驗，將來還會不會也在別的什麼地方顯出靈驗來？筆者這點兒小小的提醒，自然不包括那些攜公款赴澳門豪賭的貪官污吏，這些蛀蟲的存在，本身就是國家的一個嚴重危機。
倭寇成為沒落大明帝國的切膚之痛

區區70個倭寇從杭州灣穿州過府殺到南京城下，數百或數千把倭刀製造出一起又一起屠城慘案，閩、浙沿海曾一度盡為倭窟。抗倭軍不但要對付兇悍的「真倭」，還要對付令人頭疼的「假倭」，一時難倒了很多抗倭名將。胡宗憲編撰《 籌海圖篇 》，戚繼光辛勤整理記述抗倭秘訣的《 紀效新書 》，期望扭轉有海無防的危險局面。而出身草莽榮登關白和太政大臣的豐臣秀吉，也在謀劃將北京納入日本版圖，由他直接統治偌大一個中國。

汪直，亦商亦盜給大明朝廷帶來的困擾

前些年，我國歷史學界發生過一場重新認識明朝倭患的學術爭論，身為中國人卻與倭人聯手為患閩、浙沿海的汪直，成為這場爭論的焦點人物。

汪直，安徽歙縣人氏，從小跟著父輩闖盪海洋，往返海外國家做生意，也順手牽羊當強盜。他長大成人之後混跡江湖，投奔在雙嶼的海盜頭目許棟，不久當上管櫃，坐了第二把交椅。許棟與李光頭同倭寇、葡寇搭上關系，汪直似乎特別青睞倭人，很快嘰里呱啦滿嘴倭語，從此與倭寇關系也越來越深。朱紈帶兵進剿雙嶼，他僥幸漏網，遠遁日本五島列島，收編被打散的殘部，招募日本的武士、浪人，重新集結大小船隻，繼續往來附近國家亦商亦盜的幹活，很快形成規模，蜚聲中日黑白兩道，被人尊為「老船主」。

日本一些島主和武士集團看重汪直熟悉中國東南沿海情形，手中還握有不少直通官府的內線，無論海上走私販私，還是去中國沿海登岸搶劫，都十分樂意與其攜手合作。中國的瀕海之盜與衣冠之盜則仰仗其有外國勢力做依靠，里外通吃，也爭著搶著前往歸附。史書上說，汪直這塊「香餑餑」，「真倭」、「假倭」無不願意與之結為死黨。「真倭」指的是來自日本的倭寇，「假倭」指的是混跡倭寇隊伍中的中國人。汪直領著這么一支雜牌軍，有機會做生意便當商人，有機會搶掠便做強盜，左右逢源，手眼通天，財源廣進，到了連日本天皇也不得不高看一眼的分上。他自己也因此敢拍著胸脯自稱「徽王」，並傳出「日本三十六島皆聽其指揮」的豪語。中國朝野上下因此視其為製造東南沿海動亂的禍根，從嘉靖皇帝到胡宗憲、俞大猷等剿倭官員無不恨得咬牙切齒，彼此在東南沿海較了多年的勁兒。

如何給這么一個復雜人物蓋棺定論？國內學術界大體分成兩派：一派認定他是「漢奸加倭寇頭目」，應當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另一派則認為他是「海商領袖」，「反海禁的先驅」，應該將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兩派學者各抒己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誰也不肯服誰。這一爭論還延伸到汪直的安徽老家，演變為一場立碑與砸碑的糾葛。那是2005年，有個日本人自願拿出一筆錢，要在安徽歙縣為汪直修建墓園，以表彰其溝通中日貿易的歷史功績，牢記這個象徵兩國「友誼長存」的歷史人物。這年月正盛行「名人效應」，熱衷搗鼓「名人經濟」，當地政府很快有了「歷史搭台，經濟唱戲」的策劃，要把這個墓園搞成一處新的旅遊景點，讓死鬼汪直為今日家鄉掙錢。浙江麗水和南京有兩名年輕大學教師聞訊大怒，今日中國，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居然還有人敢為大漢奸和大倭寇樹碑立傳，是可忍，孰不可忍！兩人自費來到安徽，憤然將剛立起來的汪直墓碑砸了。這消息傳播開來，社會上一時熱評如潮，自然有喝彩的，也有喝倒彩的，當地政府一時左右為難，頗為尷尬。

事實上，汪直既是海商，又是海盜，如前面所說有機會經商便經商，有機會搶劫便搶劫。對照一下歐洲的大航海運動，這似乎是那個時代的一種普遍現象，並非汪直一人獨有的原罪。西方國家參與地理大發現者、往來海外做生意者，海商、海盜一身而兩任是很尋常的事情，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概莫能外。至於那時的日本，該國歷史學家井上清在《 日本歷史 》一書中也直言不諱：「武士，浪人乃強盜本性。」這個東瀛島國土地面積狹小，資源貧乏，本身就具有向外擴張的強烈沖動。世界大航海以來，日本自然跟著時代潮流走。井上清在書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景況：「既是自由貿易的商人，又是海盜的倭寇，仍舊使用掛著八幡大菩薩的旗子，叫做八幡船的小船，不怕狂濤巨浪，不顧幕府的禁令和明朝的取締而活動。」

日本民間進行自由貿易的商人如此，由幕府出面進行的「朝貢貿易」或曰「勘合貿易」也如此。嘉靖二年（ 1523年 ），日本國左京兆尹大內氏和右京兆尹細川氏同時派人來中國入貢。兩撥貢使前腳跟後腳到了寧波，雙方發生「爭貢風波」，互相動手打了起來。大內氏的貢使宗設追殺細川氏的貢使宋素卿，從寧波到紹興，一路燒殺搶掠，既劫錢財，也劫人口，並迫使被虜者親屬拿銀子贖人，無贖銀者便帶回日本為奴。寧波駐軍出面攔擊，兩名指揮官都死在宗設手下。還有一個名叫周良的日本貢使，因來中國入貢太勤，市舶官員責其違反「十年一貢」之約，連船帶人帶貨物「禮送」出寧波，讓其歇在附近的海島上，坐等三年五載之後的貢期。周良擔心貨物受損，暗裡託付寧波的「富商大姓」將其貢品送往市場發賣，不想換回的銀錢被經手人黑吃黑，翻臉不認這筆賬。周良一氣之下，帶領手下人操起倭刀登岸劫掠，讓寧波「加倍奉還」，帶著搶來的錢物回國向天皇陛下交差。

認真想一想，亦商亦盜大概就是近代商品經濟轉型時期難以避免的一種亂象，如同資本的原始積累總是伴隨假冒偽劣、缺斤短兩、坑蒙拐騙、權錢交易，甚至製造謀財害命的毒奶粉、毒大米、毒蘑菇，等等。這種亂象對當時的明朝政府來說，既是社會秩序面臨的嚴峻挑戰，同時又是發展商品經濟的難得機遇。如果那時的當權者能夠直面海洋，妥善處置，遏制非法經商，引導合法經商，孤立和打擊威脅沿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內外盜寇，有可能將來自海上的危險轉化為巨大的海上商機，大明朝必定出現另一番局面，中國此後的歷史也許要重寫。然而，大明皇帝們的封建腦瓜，缺乏處理這種亦商亦盜復雜現象的政治智慧和經濟頭腦。或者本性使然，壓根就不願意麵對前途未卜的海洋，在內心深處斷然拒絕同商品經濟打交道。因此，一律將復雜問題進行簡單化處理，外交上與日本辦過幾次交涉無濟於事，便雷厲風行「禁海」，一禁解百難。

然而，大海是沿海人民最基本的生存資源和生存空間，正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豈能一禁了之？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海禁，其結果「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禁了海商迫使人們都去非法經商，禁了海盜迫使人們都去為盜。那些依靠走私販私或偷盜搶劫為生者，在中國沿海被官軍攆得雞飛狗跳無處容身，便遠遁至一些荒無人煙的海島上。他們既要對抗官府稽查，防止別人前來打劫，還得尋找機會掠奪錢糧財物維持生計。眼看勢單力薄，生活無來源，安全無保障，心裡七上八下，時刻盼著有人收編。這便是汪直為何一呼百應聲勢越鬧越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倭寇團伙中為何有時「假倭」多於「真倭」的奧秘所在。當然，「假倭」中還包括大量被皇室貴胄奪走土地，或不堪徭役、賦稅重壓主動放棄土地的無業遊民，或已經落草為寇又被官軍驅趕得走投無路的「山賊」。那是大明朝未能正確處理內亂的另一種危機，無需在此贅述。

筆者前幾年創作長篇歷史小說《 鐵血軍團戰將戚繼光 》，曾經接觸過汪直及其海盜兼海商集團的一些史料。此人走私販私當強盜有據可查，勾結倭寇侵擾我東南沿海、禍害眾多無辜同胞，連他自己也承認是「萬死之罪」，扣頂「漢奸」和「倭寇頭目」的帽子並不為過。但他出身海商家庭，即使幹了這么多不法營生，還一直惦著堂而皇之經營海洋貿易，也是不爭的事實。汪直在日本五島逐漸坐大之後，曾多次以這樣那樣的方式企圖吸引大明朝廷的目光，甚至想著通過「戴罪立功」達到為朝廷接納的目的。嘉靖二十九年（ 1550年 ），海盜盧七在浙東沿海搶掠戰船，直犯杭州附近一個富裕鄉鎮，劫走大量婦女財物，停船在杭州灣的馬跡山港，打算遠走高飛。汪直主動率船隊奔襲，俘獲海盜船13艘，斬殺盜寇千餘，並將生擒活捉的賊首盧七和被解救的婦女送與巡撫衙門。此後，地方官府遇倭寇登岸搶劫，暗中請其出動人馬協助清剿，也能欣然應命。這么一個人，順勢拉上一把，也許真的就能棄惡從善。但在朝廷官僚集團的眼裡，「一朝為寇終身是賊」，不論他怎樣往好里表現，照樣發兵進剿，必欲除之而後快。

嘉靖三十五年（ 1556年 ），倭寇大舉進犯江浙沿海，不但來了大批「真倭」，也來了大批與汪直有瓜葛的「假倭」，其中包括其干兒子汪滶和侄子汪汝賢。當時出任江浙總督的胡宗憲與之交過幾次手，總是敗多勝少。浙江巡撫阮鶚還被圍困桐城，陷入需拿銀子贖腦袋的尷尬境地。胡宗憲不得已派身邊幕僚去日本招安汪直，事先還從牢獄中放出其老母、妻子，發還其老家被抄物資，營造招安氛圍。汪直喜出望外，提出只要允許開展海上貿易，「吾亦欲歸爾」。他還分析了日本那時的現狀，老天皇已死，新天皇年幼，各島互不相攝，正鬧著內亂，幾乎民窮財盡，到了崩潰邊沿。只要大明朝廷答應繼續與日本開展「厚往薄來」的勘合貿易，通關納稅，不失貢期，他願派人逐島「次第曉諭」，讓那些島主各為禁制，使倭寇不得再去中國跋扈逞凶，「所以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從這些話中可以看出，這人還是很有一些見識，歸順之心也溢於言表。當時派出的使者也滿口應承，使其疑慮盡消，幡然來歸。

汪直跟著胡宗憲的親信從日本來到舟山岑港，一邊做開市通商的准備，一邊將干兒子汪滶招來面授剪滅倭寇的錦囊妙計。汪滶依計行事，先是暗中指點官軍攻擊進犯瓜洲、上海、慈溪的「真倭」，擒獲了倭寇頭目四助四郎等，迫使真倭殘余逃遁海上。接著通過離間之計，分化陳東、徐海、麻葉幾個海盜頭目，讓其互相猜疑，發生內訌。胡宗憲暗中調集兵馬，在南運河中將其一網打盡，立即斬了捉拿歸案的倭寇頭目，也斬了表示願意歸降的海盜頭目陳東、徐海、麻葉等人，連主動撤去桐城之圍放還阮鶚者，也不能免死。汪直聞訊十分震驚，開始懷疑朝廷招安的誠意。當胡宗憲派汪滶帶著朝廷獎賞的金銀去舟山，請其「榮歸故里」，他固守岑港不肯挪步。汪滶向乾爹表示，胡總督還是有心成全乾爹的歸順，朝廷論功行賞也很大方。汪直連連搖頭說：「你何愚也！吾不在官府手中，他們當然會厚待你；吾若落到官府手中，闔門死期至矣！」然生米已經煮成熟飯，開弓沒有回頭箭，他提出要一「貴官」來岑港做人質，以表明朝廷說話算話。胡宗憲將身邊愛將夏正送來，汪直這才放心去了杭州。

然胡宗憲盡管有心善待汪直，嘉靖皇帝卻不肯答應，還急著要用他那顆賊頭祭奠皇陵，向列祖列宗報告「東南倭患已除」的大好消息。那些過去與汪直有染的權豪勢要也不肯答應，生怕留下這個活口會泄露他們以往種種見不得天日的勾當，請殺汪某的摺子雪片一般飛進京師，話都說得冠冕堂皇。有個叫唐樞的刑部主事力挺胡宗憲，主張刀下留人。他在一封信中說出一番道理：「汪直自願招喻島倭，以夷制夷，立功報效，坐地方安堵東南賦稅之場，復舊生理，似亦便宜良計，實為利之大者。」胡宗憲想保汪直，也是目睹了這人在平倭中無人可以替代的作用，至少可以讓他本人在抗倭總督的位置上坐得安穩些。但來自朝野上下的壓力太大，「通賊」的罪名隨時有可能落到自家頭上。他惟恐招來滿門抄斬的大禍，竟置愛將夏正生死於不顧，將汪直「就地正法」。汪直受刑時大呼：「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果然，不幸被其言中，從此閩、浙、粵諸省倭亂不斷，東南半壁江山又無寧日。

應當說，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在這個事件中，明朝政府容不下的，不只是汪直這樣一個異類，還有他憧憬的海上貿易。而明朝政府失去的，也不只是泱泱大國絕對不可失去的信譽，「去食去兵不可去信」，還有扭轉海上被動局面的一次絕好機會。在此後的倭亂中，中國不但停止了同日本的一切貿易，與琉球國的交往也受到嚴重影響，有琉球國派往大明天朝的貢使，居然在中途被倭寇擄掠而去，使得往來中國成為琉球人的畏途。日本商人在中國海域絕跡潛蹤之後，一些敢於冒險的日本人，聯絡葡萄牙和西班牙人開辟新的交通線，調轉方向去海上其他地方謀發展。中國的商人也紛紛逃身海外，在東南亞一些國家落地生根。此時，來到南中國海周邊國家的歐洲人，香料、茶葉、絲綢、瓷器生意做得非常紅火，在商品流通中大獲中國高端產品之利。而中國自身的海上貿易卻不斷萎縮，原來設立的幾個市舶司幾乎門可羅雀。當西方國家海洋財富猛增，黃金、白銀多到不得不貶值的時候，大明朝廷仍停留在憑升斗計量大米、小米給各級官員發俸祿。瀕臨海洋的中國撒手放棄海上主動權，又一次嘗到了苦果，卻遠非最後一枚苦果。

1564年，福建巡撫譚綸上摺子懇切陳詞：「世人濱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幾也，大抵非為生於海，則不得食。海上之國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幾也，無中國續綿絲帛之物，則不可以為國。御之怠嚴，則其值愈厚，而趨之愈眾。私通不得，即掇奪隨之。昔人謂，弊源如鼠穴，也須留一個，若還都塞了，處處俱穿破。意正如此。」譚綸在這里用了一個很通俗的比喻，堵死所有老鼠洞，有可能處處都成老鼠洞，道出了實行海禁的弊端。稍後，接替譚綸的福建巡撫許孚遠也痛陳，「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呼籲朝廷開放海禁。朝廷扭扭捏捏，只允許在福建泉州的月港實行有限度的開放，還不許外地人參與，即使本地人也憑「船引」進行總量控制，欲開還禁。到了天啟年間，荷蘭人來中國叩關，朝廷立刻頒旨「以有紅夷，遂嚴海禁」，堵死了剛打開的一絲門縫。

Ⅳ 歐洲人如何看中國

歐洲人對崛起的在中國有什麼看法？相信對這個問題好奇的人們都有著這些目的：有些人是覺得中國正快速復興，老外們應該高看我們一眼了，亦或失落了，進而崇拜了，好解解氣，揚揚眉了。有些人是在拉仇恨，我們強大了，可你們依然傲慢與偏見，我們要復仇！

給出的看法無外乎這兩種，其實都不全對或都失偏頗。真正了解歐洲人（在這應該想問的是那些老牌歐洲強國的人）是如何看待中國的，應該分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層面，是普通老百姓。不要以為老外都很有知識，受教育程度高，資信發達，再加之是民主國家，就人人了解世界，關心政治。這是個大大的誤區。

改革開放後，打開了門戶，瞪大眼晴看世界的，對外面世界最好奇的是中國人，關心政治，想了解世界政經變化的也是中國人。歐美人長期的高就業，高福利，養成他們的自傲是有的，但也造成了他們更自我，過好自己的快活日子遠比了解一個萬里之遙的文明古國更重要，所以大多數人不知道中國如何，也沒興趣想了解中國。

只有當中國人走進他們的生活時，才會對中國有感。最樸素的就是好奇，連女生大姨媽來了要喝熱水都要圍觀也不是個笑話。他們對中國的印象就是來自於他們看到的中國人。這個或這群中國人給他們印象好了，對中國印象就好了，印象不好了，就不好了。如果中國人真愛國，出國門好好注意下自己的行為，就真是為國做貢獻了！

第二層面，就是西方社會的「精英層」。或者政治家，或者商人，或者想為全人類做點什麼的這一類人。其實這些精英，從各自所處的位置和角度或者利益來看中國的崛起復興，怎麼都是對的，怎麼他都後堅持。加之言論自由是西方價值觀中的天賦人權，有想法就要說出來！自然點贊和唱衰都有，捧的踩的共存。

最終，中國應該不要管別人怎麼說，天天在意別人的嘴和臉色，恰恰是自己不自信的表現。關鍵是做好自己的事，個人素養提高，單位工作做好，國家才能真正強大！別沒事討論這種無聊的問題！

Ⅳ 葡萄牙對中國人態度好嗎最近想移民去葡萄牙生活，葡萄牙是不是購房移民的政策呀

葡萄牙人挺友善的，去年我去葡萄牙旅遊過，那邊的中國人挺多的，所以完全不用擔心交流的問題，葡萄牙是購房移民，購買50萬歐元的房產就可以辦移民了，當然沒有我說的那麼簡單，我了解的不多，也幫不了你什麼，不過我一不錯朋友前年移民的葡萄牙，是在兆龍移民辦的，我旅遊就是找這個朋友玩去了，聽他說兆龍移民服務挺好的~

Ⅵ 葡萄牙中國人在做人什麼

最近看了明朝時期來到中國的葡萄牙人曾德昭寫的《大中國志》一書,覺得還是很有意思。
曾德昭是耶穌會士，1613年到達中國南京，1636年返回歐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國志》。他在中國呆了22年之多，對當時處於明朝末期的中國，應該說了解還是比較透徹的。

西班牙人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里介紹的明朝，時間段主要是萬曆十年以前，基本上屬於明朝中期到晚期的過渡階段，根據的材料主要是這個時期，親自到中國的一些葡萄牙軍人，還有葡萄牙西班牙的傳教士的記載，比如在嘉靖時期海戰中被明朝政府抓住並關進監獄的加列奧特的《中國見聞錄》，在中國廣州住了幾個月的克魯茲寫的《中國情況記》，還有出使中國商議消滅海盜事情的馬丁.德.拉達的記載，根據這些記載，門多薩對中國的富裕繁榮，以及文明程度，文化禮儀，政治經濟做了高度的評價。

而曾德昭與之不同，他在中國跨越了萬曆，天啟，崇禎三個時代，基本已經屬於明朝滅亡的前夜，那麼他記載下的中國是什麼樣的呢？是否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在明朝政府極端黑暗腐敗的高壓統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極端痛苦之中雲雲？遺憾的是，事實並非如此。曾德昭筆下的明朝依然是相當的富裕繁榮，在各方面都令人贊嘆。如果把筆下的明朝末期的中國和1793年英國派遣到清廷的使者馬嘎爾尼記載下滿清統治的中國對比，我們可以發現明朝末期的中國居然遠比那個所謂康乾盛世的中國富裕文明的多，各方面都優越的多。

當然，曾德昭在中國大部分的時間都停留在南方，根據記載，他「復入內地後，留居浙江數年，居杭州時為多」。而南方遠比北方富裕繁榮，難免讓他的記載顯得不夠全面，但這並不能影響我們的對照判斷，因為要知道馬嘎爾尼訪問滿清的時候，也是從南方再到北方的。而馬嘎爾尼記載下的中國南方都是那樣的令人厭惡醜陋。

Ⅶ 中國人在非洲人眼中是什麼樣

1、中國人吃苦耐勞；

2、中國人清心寡慾。

Ⅷ 古代西方人是怎樣描述東方人的是真的嗎

1514年，葡萄牙人發現中國人：」是能工巧匠，與我們媲美，但長相難看，眼睛很小，....他們是異教徒，雖然有些人說他們和我們具有相同的信仰，或部分的信仰．」出自赫德遜著＜歐洲與中國＞．
在廣州活動幾個月的葡萄牙傳教士克魯茲認為，盡管中國人長相普遍不佳，眼小，臉平，鼻塌，無須，但也不乏眉清目秀者，，，
1575年，以達拉為首的西班牙使團，出使福建。在中國幾個月後，他認為：「大明國的人是小孩子的時候，長的可愛，但成人之後，就變丑了。胡須不密，眼睛偏小。。。」
「這個國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體質，勻稱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們大都臉寬，小眼睛，，，，扁鼻子，鬍子稀少，但也有人有大眼睛和大鬍子的，臉孔很均勻。」《利瑪竇中國札記》
門多薩在其著作《大中華帝國史>中,描述中國男人.女人的身材都很好,比例得當,份額子稍高.大部分人的臉寬,眼小，，，,鼻扁,除了下頜處沒有胡須,但也不乏眼大須濃者,惜為數不多.
———摘自整形美容網
「韓國整容目前不僅是女性的專利，男性也紛紛加入了整容的隊伍。男大學畢業生為了給人以清晰的印象和增加男性魅力，主要做眼部和鼻子的整形手術。韓國人普遍眼睛小，有時看起來似乎昏昏欲睡，所以很多人都在做雙眼皮手術的同時，做眼皮上方肌肉手術，讓眼睛大一些。」
——摘自希特勒女秘書的遺著《他是我的首長》
-------摘自眼科整形外科「重瞼術」論壇
西方人對東方人眼睛的描述：
「盡管有些人認為單眼皮是亞洲人特有的眼型，沒有改變的必要，但是大多數人並不認為單眼皮是美的眼型。一些到過亞洲的西方人類學者曾對單眼皮的人有過各種描述，其中法國人稱道：「睜不開眼睛的人們」；俄羅斯人描繪道，「眉毛和眼睛不會動的人」；德國人說：「吊著眼睛的人」等等，看來這些評價沒有贊美的意思，我們亞洲人也認為雙眼皮還是比單眼皮漂亮。」
------摘自《網路》
關於蒙古利亞人種
「蒙古利亞人種的主要特點是黃皮膚，眼睛細長，眼裂小（小眼睛），，，，，，有明顯內眥褶（又叫蒙古褶，即內眼角處上眼皮覆蓋下眼皮），外眼褶發達」

Ⅸ 歐洲人怎麼看待中國人

分時代來看，最早中國被歐洲人知道，還是在古羅馬時期，有一個人人熟知的故事，亞歷山大，穿著著輕薄的絲綢出現在劇院，輕薄的款式，鮮艷的色彩讓貴族驚嘆，更是引發了一場爭奪和暴買。
商人們賺的盆滿缽滿，而中國也正式被注視，公元前5世紀希臘人，認為賽里斯人「身體高大近20英尺，過於常人，紅發碧眼，聲音洪亮，壽命超過200歲。」

（我覺得說的可能是我）
漢族精美的絲綢引發了西方人對中國的無限遐想。公元1世紀的羅馬地理學家龐蓬尼·麥拉，對中國人的誠信充滿了贊譽：「這是很公正的民族，他們把貨物放在曠野中，購貨的人，在賣主不在時來取貨，這種經營方式是很著名的。」

4世紀的希臘史學家馬爾塞林對中國的評價，更能代表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普遍認識。他贊美中國物產的富饒：
「賽里斯國疆域遼闊，沃原千里……物產也很豐富，有五穀雜糧、干鮮水果、牛羊牲畜，真是應有盡有，品繁而量眾。」
「那裡的城市較為稀疏，但規模較大，物產豐富，人煙密。」
他更贊美中國人熱愛和平的本性：
「賽里斯人完全不懂得進行戰爭和使用武器。賽里斯人最喜歡安靜地修身養性，所以他們是最容易和睦相處的鄰居。」

Ⅹ 關於中國人的長相,歐洲人怎麼看

克魯茲還觀察到，中國的婦女除了海邊和山區以外，都長的白皙秀美，頭發得到精心的護理，發端拖到後面，在頭頂，則用一根很漂亮的帶子將發根紮起來，扎頭帶上還嵌著鑽石金飾．她們象葡萄牙婦女那樣穿長襯裙，寬背心套在襯衫外面，，衣衫袖口很長，比他們的丈夫要耗費更多的絲綢．不過，她們的普通衣服是用白亞麻布製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