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越南怎样对待援越牺牲的中国军人的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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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为了帮助越南抗击美国的入侵，纤衫颂先后出动了32万军队改穿越南军服进入越南北方，几乎承担了越南战争系统所有工程的运输、供给和保障工作，包括胡志明小道的拓宽和运输，并在中国云南和广西扩建了后勤机构；八年内，中国军人伤4200人，死1100人，由于种种原因，死者的骸骨都未能运回中国的家乡安葬，全部埋葬在越南的土地上，中国以巨大的牺牲帮助越南共产党在1975年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四年后的1979年2月，中越间又发生了着名的“边界反击战”，当年的生死战友兵戎相见，不少当年援越的中国军人再次进入越南，战场从边界一直越过了曾经牺牲并埋葬着那些中国军人的地方；中国军队撤走后，饱受了战争痛苦的越南人又回到了那些土地上生活，那么，他们会怎样对待那些中国军人的坟墓呢？30多年后的今天，我艰难地去毁郑到了越南莱州省封土县境内。
每天，清新的山风不断拂过险峻、高耸的山崖，在越南这片秀美的河谷中穿梭，沐浴着峡谷里所有的生灵。一条公路弯弯曲曲地从河谷中穿过，两岸无数的野芭蕉树永远伸着翠绿的手臂，加上更高处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总让人觉得这是一个用不着夸张的世外桃源。
站在河谷中的一堆水泥坟墓旁，看着上面熟悉的文字和陌生的名字，我心里忽然有了一种挥不去的忧伤。
“30多年了，你是第一个专程来看他们的中国人。”2000年8月3日，一位越南老人话语幽幽地对我说。“不过，他们以后不会再孤独了。”“他们”是指长眠在越南国土上的中国人，牺牲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中国军人。
30多年了，他们一直孤独地躺在这里，因为他们可能已经被自己祖国的亲人们遗忘。于是我相信，在读完这篇文章之前，从中国云南省金平县金水河口岸进入越南莱州省封土县30余公里的路途中，有一个绿树环绕，名字叫做“王窝”（音译），仅有60多户人家的傣族村庄不会引人注意。
公路旁的烈士陵园
锄去墓旁的杂草，洗净墓碑上的名字，这是王塌隐窝村里的人们每年都要做好几次的事，这样的工作在每年的7月27日更是不可缺少，因为它是越南的“国家英雄纪念日”。
“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村民们简单地告诉我他们的理由。“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门前的这条公路。”
汽车轮下30多年没有任何改变的崎岖公路是越南当地人熟悉的“10号公路”，它从王窝村前横穿而过，连接着老街、沙巴、封土、莱州和奠边府。总是激烈颠簸的汽车和它身后浓密的黄灰证明这样的土路面在中国许多地方已不多见，但它在越南仍然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省际通道。
10号公路的建成曾经是一段段故事和历史：关于中国支援部队、关于越南抗美……关于公路边那个中国烈士陵园。
这样的烈士陵园在越南有许多座，分别位于从云南省到广西自治区与越南接壤的地方，在他们的幕碑上都刻着：“中国后勤部队……”
“你们中国的军队是1965年来我们这里的，尽管他们全部都穿着我们越南人民军的服装或者蓝色工作装，但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中国后勤部队’，是来帮助我们修路的，总共要修12条，我们门前的这一条是第10号公路。”王窝村的李阿林回忆说。
在翻译的解释下，这位74岁的老人还说：“这辈子我先后见过法国兵、日本兵、美国兵和中国的解放军，但解放军是最好的了！”
从1965年6月起，不断有身着没有军衔的越南军装的中国军人来到王窝村附近，依山伴水住了下来。他们刚来时是住帐篷，后来砍了一些木头盖了木板房。他们要在崇山峻岭中，沿流入北部湾的巴索河修出一条公路来。
“中国后勤部队太辛苦太伟大了，当时他们没有什么大型机械，他们几乎只有一些锄头、锤子、铲子和手推车，所以都是用双手、用肩膀、用身体在与大山搏斗。”村民们回忆说。“他们这样进行施工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曾经怀疑在这样的大山中他们能不能修出公路来。”
“平时在路上相遇，士兵们总是很友好地向我们打招呼，好象他们都会说几句不标准的越南话。”63岁的王阿满老人说。“有时看见我们挑水、抬东西等等事情时，他们总会上来帮一把，而从来都不要我们的什么东西，就连水都很少喝一口呢。”
在修公路的同时，士兵们还不断不请自来帮助村民做一些事：比如挖水沟、种田地等等。开始村民们很高兴，但后来看到士兵们实在太辛苦，不好意思再劳累他们，所以大家都约好尽量“抵制”他们的帮助。
尽管双方语言不通，但士兵们的友好和勤劳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尤其一些年轻的越南姑娘们。
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许多部队的战士们都成为了当地姑娘们关注的对象。于是每逢节假日，许多越南姑娘都会成群结队送些水果、棕子之类的礼品到解放军的军营里，借机会与战士们接触。
针对这样的情况，当时部队作出了许多严格规定，不许干部战士与姑娘们接触。王窝村的许多村民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当时军队中有三名与他们说同类语言的傣族战士，而且家就在中越边境的金平县金水河乡的傣族村，但那三名战士从来不能说自己的民族话，而必须说汉族话，为的是避免他们与当地越南傣族姑娘说些“大家都听不懂的话”。
当时三名傣族战士中的童生如今已经55岁了，他当时是“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三十一分队”的战士，1971年退伍后他一直在家务农。坐在金水河村他家的竹楼上，他告诉我：“在越南修了两三年公路，我只说过一次傣族话，而且还是在向部队首长请示之后。”
1968年的一天，一名傣族妇女突然发病，其家人慌乱中找到了军队的营地，请卫生员抢救，由于双方语言不通，老说不清楚是哪不舒服，一时无法诊断、治疗，情急之下，想到了士兵童生可以当“翻译”，经过领导特殊批准后，他唯一一次说了傣族话，使越南妇女得到了及时、准确的治疗。
“你们中国军队不但修通了公路，还让我们永远记住了他们。”王窝村的村民最记得一位名字叫做王祥海的女兵，她是来自中国浙江省的一名医务兵，对大家可好了，许多人都愿意去找她看病，有时即使没病也要找借口去看看她，送点自己家的水果呀什么的。但由于当地气候又热又潮湿非常恶劣，军队在野地里宿营条件很差，后来她病了，而且竟然很快就去世了，时间是1968年8月31日。当时村里许多人都伤心极了，尤其一些老人，村民至今也忘记不了她那美丽的笑容和温柔的态度。
我相信这位女战士的故事一定是真的，因为故事讲完的时候，不但是我，而且讲故事的越南老人都伤感起来。
50岁的刁阿利老人回忆说：“中国士兵经常帮助我们做事，逢年过节会邀请我们去开联欢会，还经常放电影给我们看，当然是和他们一起看。每次他们都整齐地坐着，而我们就随便了，只要高兴，坐在银幕前面后面看都行。”
村民说不清楚当时都看了些什么电影，因为他们听不懂中国的普通话，只能听一些云南省金平县的汉族话，不过他们知道电影放的都是中国人打日本人的。听不懂当然也很难看懂，与其说村民们是看电影，不如说他们在看新鲜、看热闹。46岁的龙阿仔说：“我们当时看电影，如果看见上面的人的帽子上有三个纽扣，就知道是八路军是好人，如果帽子两边有两块布飘来飘去，就知道是日本兵是坏人。”
关于烈士陵园，由于当时中国军队的军营管理很严，不让越南老百姓随便靠近，也不找他们帮什么忙，而且当时它的四周都有军队严严实实地住着，所以村民们都不知道这些水泥坟墓是怎么一个个修建起来的。
中国后勤部队修公路的时候，不断有人死掉。村民们也经常看见有受伤的士兵被从劳动工地上抬下来，后来有些人就永远见不到了。有人清楚记得在1966年的9月24日，分别来自黑龙江省的王义明和安徽省的蒋家堂同时在施工中悲惨牺牲。
“他们死得很惨，都是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死的。”有一位老人还记得当时他亲眼目睹的惨状。
在艰苦施工的同时，偶尔还有美国飞机到来，投下串串炸弹，也在给士兵们不断造成伤亡。总之，到1968年底10号公路彻底修通，中国后勤部队决定撤走时，就留下了这座烈士陵园——一座高大的分别用中、越文字刻着“援越抗美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和15座烈士坟墓。在纪念碑的左侧还醒目地刻着中国人曾经是那样熟悉的语话：“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它的右侧也用越文刻着同样的内容。
六支队牺牲的人当然远不止这些，而其他还有许多人都被埋到莱州去了，与在莱州和奠边府牺牲的人埋在一起——那里埋葬着的中国军人烈士更多，据说有几百人，可惜目前中国人还不能随便去那些地方。
1968年的移交工作是悲壮的。没有人记得住那是几月几日了，但许多上点年纪的村民都还记得那天的哭声和眼泪，在河谷中久久不绝。密密麻麻依然身穿越南人民军军服，排列整齐的中国士兵庄严地向留在这里的战友们告别：他们要走了，也许永远不再回来。而他们的15位战友将永远长眠在这里。
15座水泥坟墓整齐地排列着，前面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修成的10号公路，他们将永远陪伴着它的改变。今后，永远与他们为邻的将是他们曾经帮助、并为此而献身的越南人民。那天，越南方面来了许多领导干部，表示将永远守护这座烈士陵园——犹如保护自己的烈士，爱护自己的家园。后来，政府把这项工作交给了莱州省封土县里，交给了勐梭乡里，交给了王窝村。
第16位烈士是杨医生
“杨医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是为了让我们许多人医好病才死的。”烈士中最后一位牺牲的是医生，在15位中国战士之后，这里面唯一只有他不是军人。在越南采访的日子，无数位上了年纪的人都这样告诉我。
杨医生在越南和许多中国医疗专家一起，没日没夜地为越南人民看病、治疗，由于条件艰苦，很多药配不齐，很多病治不了。为了能够解除病人们的痛苦，大家决定实验制造一些药品，而杨医生每次都要抢先自己品尝药效，用自己的身体作实验。
在1969年11月17日那一天，杨医生因为冒险尝试一种新制造的药品，却不幸中毒，在异国他乡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那一年，他52岁。
2000年8月14日，经过整整10天的越南采访之后，我来到了云南省省会昆明市。
在昆明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的热情帮助下，我查找到了这位医生以前的单位和住址，当时我也有种隐隐的犹豫，因为我不知道他原来的单位和子女会怎么样看待我的这次采访。几经周折，我找到了“昆明市官渡区南坝制药厂”，它现在已经改名为“昆明市中药厂”。
我首先找到的一位厂领导说：“杨润是我们厂以前的党支部书记，他是应国家的号召参加医疗专家组去支援越南牺牲的。”
杨润医生的三女儿杨惠英也在厂里工作。看见我的时候她有些诧异，当我默默的递给她杨医生在越南坟墓的照片，一看见上面的名字这位人到中年的妇女眼圈就红了：“3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父亲的坟墓是什么样子的。昨天晚上我还烧了许多纸钱给他老人家……”
杨惠英说：“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看见’父亲，我们曾经多少次想到越南去上上坟，但每次去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他们都表示这样手续太复杂，反正每次都没有去成，很多正常的事情在我们国家办起来都很难。而1979年两国又打起了仗，一打就是好些年，最后我们也死心了，绝望了，只好每年到'7月半’的时候多给他烧些纸钱，寄托我们的哀思。”
我还得知杨医生的老伴许凤英依然健在，由于不喜欢住在城里，84岁高龄的她独自住在官渡区六甲乡小河咀办事处（村）老家。8月15日下午，我在离昆明市区10多公里的村里看到了步履蹒跚的老人，老人很奇怪陌生的我为什么会专程去看她。我对她说：“我刚从越南回来，我见到杨医生的坟了。”
老人怔了一下，突然哭了，站在飘着小雨的风中。我突然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去把尘封了30多年的悲伤再次揭开呢？也许我自己的确崇拜英雄，但我却无法抹去他们死去后给亲人留下的种种悲伤。
于是我只能无奈地看着老人不停抹去脸上的泪水。当时我甚至暗暗发誓以后不再来看这位老人，毕竟，我没有太多的理由，也没有很好的安慰话语，而且，我再也不敢去唤醒老人那些永远痛苦的回忆。
老人告诉我：她的丈夫是1967年应国家号召去越南的，第一次去了一个多月就回来了，当时他说是先去了解情况，而没有多久后就正式出去了，永远没有再回来。
去越南后，杨医生偶尔才写封信回家来，每次都是简单几句话，都说自己在10号公路的工地、在莱州省封土县的工作一切很好，一切都很愉快，不用家人挂念。一直到后来有人回国了，家里人才知道其实那里的生活条件是那么差，环境是那么艰苦，美国的飞机轰炸是那么危险，经常有人牺牲……
大约在1969年10月，家里人收到了杨医生的最后一封来信，让家人不要再写信到越南了，他很快要回国了。但他后来就没有了消息，直到不久后有关部门来通知他牺牲了。
在越南采访的日子里，我听到了太多的人提起杨医生。一天傍晚走在村旁的10号公路上，我总在想：30多年后的今天，那时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许令现在的人有些难以理解，但我却愿意努力地去了解和思考，因为它与整整一代中国人的生命都有关，是中国人历史的一个部分。以杨医生这样的经历和历史为代表，我才真正理解为什么30多年来越南人一直尊重、爱护他们的坟墓的原因，为什么越南人一直把杨医生说成是“中国的白求恩”。
从杨医生女儿的手中，我看到了一封1970年2月3日寄自越南的信：
“……我于（1969年）12月18日由昆明起程，23日过境到（越南）莱州（省）封土卫生厅原工作住地，想起我亲密的战友杨润同志的友爱、互助、和蔼形象，使我感到无法控制内心的悲恸。24日中午乘车到烈士陵园，将你们交给（工作）组长带来的苹果敬献在他的墓前……我悲痛的泪水夺眶而出，组长劝我人总是要死的，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的死是为实行国际主义光荣牺牲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越南的）扎同志介绍杨（润）同志牺牲后，（越南）莱州省委、卫生厅以及工作组许多同志、河内大使馆、专家局的领导都派员到莱州敬献花圈、挽词……遵照越南民主共和国外宾的葬礼仪式于11月20日举行。早晨8时，封土全县各机关、莱州省委、大使馆都来人参加，追悼会仪式非常隆重，送殡的各族各界机关人数六百多人，小车七部，救护灵车两部……墓是四方形的，全部用水泥砌成，墓碑也是用水泥做成的，一切都处理得很好……
莱州药材组王仁康70年2月3日夜”
当我仔细阅读30年前杨医生的同事写的信，发黄的信笺令我思絮万千……从此，我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中国白求恩的故事了。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上，总有一些难忘的选择，有时是幸福的选择，有时却是灾难的选择，也有人因为这样的选择而名留千古。有人说过：“生活与历史的神秘性，总是通过某些个体和群体的特异遭遇，得到不可思议的凸现和表述，无论幸运还是灾难，都要选中一些人，都要由这些被选择者代表人类去接受、去承受。”想必，作为中国人的援外史，杨润医生正是这样的承受者中的一员。
杨医生的二儿子杨光葆现在是昆明市某国营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他告诉我：“父亲在越南莱州省牺牲后不久的1970年4月，我的大儿子就出世了，为了纪念我的父亲，我将他取名为'杨莱州’……”
如今，只要看到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我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的无边无际的触动。自从对杨医生为代表的那一代人的生存与死亡，喜怒与哀乐有了一些了解，接触到他们已经衰老的亲人对他们的思念，这种感觉已经不是从我所处的生活环境中呈现出来，而是穿过一种历史的空间，从我的内心渗透出来。
去看看他们吧
曾经，那些如同杨医生一样的烈士、前辈们居住过、奋斗过，奉献过血汗、青春和生命的地方，无论今天是离离衰草，还是绿树成荫，都不该让人们忘记那些日子，忘记那些善良、无私的面容。
有许多次，总要去站在那些烈士面前，等待山风沐浴在我的脸上，然后在心里读一读他们陌生的名字。看着他们身后寂静的森林和面前蜿蜒的公路，我总有些悲伤的心情：森林作证，公路作证，他们曾经是那么勤劳、那么勇敢、那么善良……那么青春如花。为什么就没有再记得他们，或者来看看他们呢？这不是平凡的历史，不该让它往事如烟。中国人可以不停纪念那些在自己国土上被敌人杀死的人，却似乎很难想起在异国他乡捐躯的正义英雄。
由于弄不清楚越南人对1979年中越战争的看法，所以在采访中我总是有意回避这段历史，但越南人却不回避，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向我提起它，因为它与烈士陵园产生了一些关系。
王窝村的村长名叫罗阿金，今年40岁的他在5年前接到县政府的通知：今后他必须带领全村群众一起照顾好烈士陵园。
1969年中国军队完全离开王窝村后，烈士陵园就成了全村人心目中的一块圣地，随时有人主动义务去打扫、看护，尤其每年的7月27日更是十分认真。尽管当地气候炎热，杂草长得飞快，但陵园总是干干净净的。后来一些人家搬到了烈士陵园四周住了下来，把它紧紧围在了村中间。
“但1979年2月你们中国军队再次打到我们这里，就让我们既害怕又奇怪，当时我们全村人都跑光了，等我们后来回家时，发现不少房子都被炮打烂了，烈士陵园的围墙也炸倒了一些……中国军队当时没有从10号公路上走，因为上面埋了许多地雷，他们是从对面的山上过去的，但我们相信他们在山上一定能看见、知道这个烈士陵园。”
1979年的战争曾经成为越南政府对烈士陵园态度转变的分水岭，以前一直十分关心，而后很少过问，只是提醒村民们不许去破坏。这样的情况一直保持到1991年，因为这一年越南政府与中国政府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我们村里一直都在保护着烈士陵园，尽管政府有好些年不管了，但我们自己要管，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家门前的公路，这样的恩情谁也不会忘记。”村长说。“对比1979年打仗打到我们这里来的中国军队，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无论如何，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于是，尽管1979年后越南政府曾经不再管烈士陵园，但王窝的村民们明里暗里却在管理着，他们不但修好了围墙，还不断地修补着每一年风雨侵蚀过的痕迹。
关于维护的经费来源，村长说：“以前政府几乎没有什么钱给我们，我们只好通过让村里的民兵出去外面劳动等等办法筹些钱，实在没有钱时就在村里号召让大家凑。”
在烈士陵园前面，有一间异常破烂的茅草房，我看见里面有几张破旧的课桌和一块黑板，村长说那是村里的学校，由于越南国家太穷，没有钱也没有能力将它盖好一些。
“这几年，村里有点钱都用在烈士陵园上了。”一位退休老师告诉我。当然，村里人的善良是不用再多讲了，而每天粗糙的饭菜和简陋的衣服更证明着他们的贫穷。
2000年8月5日，因为我的到来和采访，村长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十分高兴，他们全村人听说我要给烈士陵园照相，并且要带回中国去给烈士们的家属看，所以他们都一大早就起来集中到了陵园里打扫卫生，割草的割草，清洗的清洗，尽管里面并不是很脏很乱。
当我在村里经过潮湿、闷热的一夜煎熬起床后，上百人在粉红色的朝阳中已经开始的辛勤劳动立刻感动了我。
“村长让我们再打扫干净点，不然照片上不好看，让他们在中国的亲人不放心，那样我们也不安心。”一位村民对我说。
每次都是她为烈士们清洗碑上的污垢，让烈士们名字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样的事她已经坚持了好些年，据说现年21岁的刀提远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我看见戴着越南圆形草帽的刀提远先用水从上至下淋湿墓碑，然后蹲着用刷子刷去上面的青苔和泥尘，再用清水冲洗干净，一个接一个坟墓地洗着，后来28岁的李提多和22岁的刀提海也来帮助她。
我相信这些照片如果能拿到中国，刊登在报刊上，主人公无怨无悔的行为会令许多人感动，也会令许多人惭愧。
村里有许多孩子，在我刚到达的时候，他们都成天围着我十分顽皮，和我在中国见到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而今天在烈士陵园里，当父母兄姐在打扫卫生时，他们都不再顽皮，或者帮助着干一些轻松的事，或者在一旁安静地看着——父母们或多或少一定都会告诉他们烈士陵园的故事和来历。我看到一名安静的越南小女孩在观看父母劳动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善良而且激动的东西，那样的眼神令我久久难忘。小孩子的眼神能够具有如此大的震撼力，是我以前没有感受过的，于是我的心在猛然间激烈跳动。我知道在她长大一些之后，一定会毫无怨言地继承父母们今天的工作，为这些中国军人守坟扫墓。
端着照相机穿梭在忙碌劳动的越南村民中间，我渐渐觉出一种特别神圣的感受，那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我觉得我无法描述，也许只有身临其境，而且要有一点性格的人才能体会到。每个洗干净的墓碑上都有一个名字，我知道每一个名字都会埋藏着一段故事，或者说是一段历史，比如中越友谊、比如援越抗美，比如10号公路、比如世界和平。
“你回中国后，如果见到这些烈士的父母和家人，告诉他们请他们放心，我们会像对待10号公路一样好好对待他们的儿女，都30多年了，也希望他们有空的时候像你一样专程来越南看看。”一位越南老人特意请我的翻译告诉我。
2000年8月12日，在采访结束后，心情万分矛盾的我回到与封土县接壤的云南省金平县金水河口岸，看见中国和越南的许多人在这里自由地来往和贸易，我开始有了一种舒心的感觉。我当然永远不会忘记那座烈士陵园，不会忘记10号公路，特别是王窝村那越南小女孩的目光。
附一：10号公路烈士陵园烈士名录
（1）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战士郭惠文江西省大余县人1967年9月20日牺牲
（2）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四十大队战士陈书荣云南省泸西县人1966年4月牺牲
（3）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中队何显荣四川省重庆市沙坪坝区人1968年6月23日牺牲
（4）中国后勤部队三十五大队邓修全安徽省南俊县人1966年8月8日牺牲
（5）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中队杨茂松浙江省长六县人1967年4月10日牺牲
（6）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战士游贤庭福建省人1967年牺牲
（7）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中队副班长李传志山东省济宁县人1966年1月9日牺牲
（8）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四十四中队邱世昭四川省内江县人1967年5月5日牺牲
（9）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杨昌国贵州省麻江县人1966年9月24日牺牲
（10）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一中队副班长毛生文湖南省来顺县人1967年5月1日牺牲
（11）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王义明黑龙江省尤江县人1966年9月24日牺牲
（12）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五大队蒋家堂安徽省巢县人1966年9月24日牺牲
（13）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汪明龙安徽省当涂县人1967年3月21日牺牲
（14）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四十大队赵保会云南省建水县人1966年8月8日牺牲
（15）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卫生员王祥海1968年8月31日病故牺牲
（16）中国援越医生杨润云南省昆明市人1969年11月17日牺牲
2. 我想在越南开一家卫生纸加工厂,不知道怎么样
先考虑 人力成本 物流成本 目标市场区域 安全问题
再考虑 当地政府给你的保障，优惠政策。
貌似很多人开工厂到越南去，那边劳工比中国便宜。当地政府也比较好解决（污染，优惠政策）
自己好好考虑，考察下吧。
3. 中国古代造纸术最先流传到哪个国家
我国在发明造纸以后，起先是把纸本书携往国外，然后造纸术也逐渐外传。
纸和造纸术首先是传向与我国山水相连并早有交往的朝鲜。 公元384年，东晋熟悉造纸的和尚摩罗难陀从山东乘船渡海至百济国，带去各种书籍献给百济国王，并在朝鲜传播造纸。唐、宋之后，朝鲜高丽纸质量甚至一度曾超过我国。
公元610年，朝鲜和尚昙征渡海到日本，把造纸术献给日本摄政王圣德太子，圣德太子下令推广全国，后来日本人民称他为纸神。
造纸术传人阿拉伯是在公元751年。 那一年唐将高仙芝在与阿拉伯大食国在中亚西亚坦罗斯城（原苏联南部哈萨克地区）的战争中失败，被俘去一批造纸工匠出身的士兵。当地人组织这些俘虏传授造纸方法，并在撒马尔康办起用棉花造纸的厂子。
公元751年之后，造纸术就逐渐传向阿拉伯与欧洲各国。 从文献资料汇集的各地开始造纸年代的顺序大体是： 伊拉克的巴格达（793年），叙利亚的大马士革（795年），埃及（900年），西班牙（950年或1150年）摩洛哥（1100年），法国（1180或1189年），意大利（1276年），比利时（1320或1405年），德国（1320或1336年），荷兰（1323或1580年），奥地利（1356或1498年），瑞士（1411年），英国（1488或1494年），波兰（1491年），瑞典（1532年），丹麦（1540年），匈牙利（1546年），芬兰（1560或1660年），莫斯科（1567或1576年），挪威（1654年）。
1575年西班牙人到墨西哥建纸厂，把造纸术传到美洲。1690年荷兰人把造纸术传到美国费城，从美国传到加拿大已是1803年了。造纸术传到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则是清朝晚期才发生的事。
参考资料： http://www.sdbjzxxx.net/paper/ziliao/htm/n3/2.htm
4. 东南亚的主要环境问题
【题目】东南亚农业发展与环境问题
【类词】2002;亚洲;农业经济;环境
【正文】
农业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东南亚国家粮食、工业原料、就业机会、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然而，东南亚国家的农业开发中使用的扩大种植面积、移民垦荒、增施化肥农药、开发森林以及刀耕火种等生产方式，虽然使农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却带来了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地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环境问题。
一、东南亚农业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
东南亚国家之所以重视农业发展，与其经济依附性、人口压力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济的依附性。东南亚国家除泰国外，在二战以前均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长期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这不仅造成东南亚资源不断减少，而且使该地区的经济畸形发展，工业落后，农业种植单一。东南亚国家取得独立后，这种单一的、畸形的依附型经济结构仍然存在。一是原料出口国的地位尚未根本改变，出口的初级产品中很大一部分是不可再生资源，而一些可再生资源如农产品和木材，也是以大量消耗国家的土地资源、森林资源为代价的。二是东南亚国家在金融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仍未改变。20世纪80年代初，发达国家实行紧缩政策，连续提高利率，使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猛增。由于债台高筑，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出卖宝贵的自然资源来还债。三是长期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粮食不能自给，靠出口经济作物和资源来换取粮食。
人口的压力。二战以来，东南亚各国的人口增长很快，从1960年的1.95亿增加到目前的5.11亿。从1960年至1998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增长了1倍以上。老挝1998年的人口是1960年的2.77倍，菲律宾是2.74倍，马来西亚是2.7倍，越南是2.54倍，柬埔寨是2.32倍，泰国是2.31倍，印尼是2.17倍，新加坡是1.93倍。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对食物、住房、教育、卫生保健、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占用等形成持续不断的高需求。
为了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物质的不断需求，发展民族经济，增强国力，东南亚国家大力发展农业，大规模开发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开采森林资源，扩大出口创汇，并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是，由于农业开发措施使用不当，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一）毁林开荒严重
为了扩大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东南亚国家均采取了毁林开荒的措施。二战以来，东南亚各国的耕地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尽管各国人口在不断增长，但人均可耕地面积并没有下降多少，有的国家反而增加了。在1980－1996年期间，柬埔寨人口从640万增加到1027万，与此同时，人均可耕地面积从0.30公顷增加到0.37公顷；马来西亚人口从1376万增加到2117万，而人均可耕地从0.07公顷增加到0.09公顷。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东南亚各国耕地面积的扩大是以森林、湿地面积减少为代价的。
菲律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用扩大耕地面积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在50年代上半期耕地面积年均增加3.45％，60年代年均增加1.3％。由于当时菲律宾农业生产率极其低下，以扩大耕地来增加农业生产，其效果并不十分显着，60至70年代粮食作物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7％，出口作物也只有2.5％。因此，在70年代以前，菲律宾的粮食未能达到自给。
长期以来，泰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是通过大量开发土地来实现的，是以森林面积锐减为代价的。耕地逐年增加，从1950－1952年的4140万莱增至1982年的9324.5万莱，1990年更扩大到14732万莱；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也从1950－1952年的12.3％，增至1982年的29％，1990年达47.4％，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占全部耕地面积的60％。单季稻占了全部水稻的90％以上。与此同时，泰国的森林面积则逐年减少，从1975年的21800万公顷减至1992年的14574万公顷。森林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则从1951年的60％减至1971年的40.7％，1986年的30％，1995年更减至22.8％。除了森林商业砍伐以外，森林面积减少无不与耕地面积的扩大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移民安置失当
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的人口和土地的矛盾突出。一是土地分配不均，大地主和庄园主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土地，而大量的小农生产者只拥有少量的土地，佃农普遍存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曾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收效甚微。
这种毁林开荒，移民垦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东南亚国家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对安置过剩人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新开拓的耕地多为荒地，如越南新开垦的荒地只有30％可以投入生产，产量相当低。从长远来看，对荒地和森林的过度垦植，会造成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在80年代，越南的许多地区，100％的土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失，属于流失严重的竟达80％－90％。如越南北部的山地由于植被遭毁，年均损失1至2厘米的沃土层，流失100吨至200吨泥土。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尼等国家的移民开荒也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
（三）耕作方式原始
独立时的东南亚国家都是农业国家，技术水平低下，当时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经进入现代化时代，而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犁耕时代，以畜力耕作为主，人力耕作为辅，甚至一些国家的山区农民仍采用落后的刀耕火种和移耕的耕作方法。移耕，又称游耕，是一种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是指砍伐并烧毁一片森林，种上粮食或其他经济作物，收成二三季或在地力减退后便弃地迁居他处。再砍伐森林，种上农作物。如此轮番砍伐和耕种，通常在10年到20年轮种一回。
在印尼爪哇岛以外的一些岛屿上，部族农民大都采用移耕从事农业生产，一些山区有90％的土地用于移耕，胡椒、烟草、咖啡、橡胶、椰子等大部分经济作物都是由移耕小农生产的。在80年代以前，印尼的移耕农业平均每年毁林20万至30万公顷。根据1979年的统计数字，由于移耕而毁坏的森林面积达4300万公顷。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等中南半岛国家，山区的农民和少数民族也大都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从事农业生产。老挝人口中约有35％至40％是少数民族，他们居住在山区，其传统的耕作方式就是刀耕火种。在80年代以前，老挝每年因山民盲目毁林开荒而烧毁的森林达10万公顷之多。老挝政府曾动员山民移居到平原地区，但并没有得到山民的响应。泰国山民的刀耕火种也造成了大量的森林和水源被破坏，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泰国北部的森林每年被山民毁掉10万至20万莱。泰国林业厅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于1956年至1957年通过空中拍摄的调查显示，喃奔和清迈府海拔1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和松林有67％被毁坏，昌莱府的原始森林有65％被毁坏。从卫星拍回的照片中发现，1973年至1977年间，泰国北部的森林面积从95842平方公里减到68588平方公里，减少了27254平方公里，即每年减少5.69％。这主要是山区农民刀耕火种的结果。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移耕农民人数也随之增长，移耕轮回的周期则日益缩短，对森林和土壤的破坏也日益严重。1987年印尼外岛从事移耕的农民将近200万户，移耕的土地面积约为2800万公顷。目前，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在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仍在进行。
（四）森林开发过度
由于经济的依附性，为了筹集外汇，克服国内经济危机和资金短缺的困难，还清外债，更快地发展民族工业，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出口本国丰富的资源，以换取外汇，进口粮食、工业品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但由于当时东南亚国家的加工技术落后，资源均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附加值低，这使东南亚的原材料大批大批地出口。世界上有25％的热带雨林分布在东南亚。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木材需求量的日益增加和价格的不断上升，东南亚国家大规模地开发森林资源，出口原木、珍稀木材及其它木材产品，以换取大量的外汇。印尼从1967年开始大规模地把森林成片租给伐木公司开采，几十年来，其森林经营许可证发得太滥。在马来西亚，州政府有土地利用权和木材砍伐特许授予权，地方政府发放木材砍伐许可证和木材加工证以增加财政收入。泰国从1968年开始把全国将近一半的森林分割成500多块租借地供人采伐。东南亚国家每年砍伐森林的比例较高，年均森林面积减少量逐年增大，印尼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60万公顷增加到1990－1995年间的108.4万公顷。与此同时，泰国从24.4万公顷增加到32.9万公顷，马来西亚从25.5万公顷增加到40万公顷，菲律宾从9.1万公顷增加到26.2万公顷，缅甸从10.2万公顷增加到38.7万公顷。可见，与90年代以前相比，90年代上半期这些国家的年均砍伐量大多都增加了1倍，有些国家甚至增加了2倍。近年来，世界上6个森林减少最多的国家中就有4个是东南亚国家，它们的年均砍伐率是：泰国515300英亩、缅甸400500英亩、马来西亚396000英亩、菲律宾316100英亩。（参见表2）
森林虽属可再生资源，但其生长周期却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国家，追逐利润的跨国木材商和造纸公司、急于还清外债的政府以及想尽快脱贫的农民，在大量砍伐着森林，但森林的恢复和植树造林工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森林的恢复速度远远赶不上砍伐森林的速度。由于各国政府对森林资源管理不善．使森林砍伐过度，从而导致森林面积逐年减少。印尼人口事务与生活环境国务部长埃米尔·萨林在1979年接见记者时说，“坦率地说，我们当时就是为了筹集外汇，顾不上植树育林问题。印尼开发中的错误，是从政府1967年颁布的森林基本法就开始存在了”。
移民垦荒、毁林造地、扩大耕地面积、耕作方式落后和大规模的商业性森林开发使东南亚森林面积逐渐减少，森林覆盖率日益降低，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也逐年下降。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印尼、柬埔寨、老挝和文莱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0％，缅甸、马来西亚为66％，只有越南、菲律宾、泰国不到50％。到1995年，这些国家的森林覆盖率已大大下降，柬埔寨降至55.7％，缅甸是41.3％，马来西亚是47.1％，印尼是60.6％，泰国是22.8％，菲律宾是22.7％。由于木材资源的日渐减少，林业在这些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也日益下降。泰国到90年代已从一个木材出口国转变为木材进口国，林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51年的5.1％，下降至1985年的1.3％，1990年更降至0.3％。菲律宾林业产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70年代开始一直呈下降趋势，1993年降至0.3％。
森林减少的影响是深远的，包括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一是森林减少使东南亚水上流失严重，河流泥沙沉积量增多，降雨量减少，进而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造成经济损失。以马来西亚的沙巴为例，该地区曾有60％的森林覆盖率。但是由于大量砍伐森林，水土流失严重，河流下游泥沙沉积量大，沙巴5条主要河流的沉积物每条河每年每平方公里超过200吨。沙巴最大的保水区——Kinabatangan流域，每年有800万吨沉淀物流到下游，这相当于每年每平方公里700吨的土地侵蚀速度，超过马来半岛吉兰丹河沉淀物的6倍。沙巴地区淤泥的大量沉积，对沙巴水电、运输、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菲律宾，由于高地森林砍伐后引起土壤侵蚀所造成的巨型水库的泥沙沉积，使用作水力发电的水库的使用寿命缩短了一半或一半以上，菲律宾供电不足、经常停电无不与这些情况有关。
二是森林减少，使蓄水能力下降，洪水、于旱、森林大火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这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近年来，东南亚的毁林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已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由于循公河流域的森林和山地被不断地开垦和破坏，水土流失使沿河地区洪水和泥石流经常发生。处于湄公河下游三角洲的柬埔寨，一遇中上游气候反常，雨量增多，极易决堤，引发大面积洪灾，有“十年九涝”之称，洪水每年都给柬埔寨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如2000年底发生了该国40年来最严重的洪水，造成400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1亿美元。2001年柬埔寨西旱东涝，有14个省、直辖市和84个县、区受灾，造成57.2万公顷农作物受损，62人丧生．212.19万人受灾，32.5万人等待救济。森林的破坏和水土流失也使越南经常发生洪涝干旱。1996年洪水造成越南大约6亿5500万美元的损失，包括1000人死亡，84万公顷的田地被淹。2001年八九月间，越南南部的红河三角洲的洪涝至少造成108人死亡，6万多人无家可归，24万多人因水灾而面临粮食短缺，44.3万人需要不同程度的物资救援。
而处于南部群岛的国家，热带雨林遭严重破坏后，水土流失也相当严重，经常发生如中南半岛的洪水、干旱和泥石流。菲律宾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于森林被大量砍伐，高地不断地被开垦，使国家的水文系统遭受严重损害，洪涝与河流淤泥沉积影响到低地平原大部分地区。1983年，菲律宾遭受了30年中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干旱，5600平方英里的农田缺水，粮食收成比常年减少1/10。1991年的水灾使菲律宾2000人死亡（某些观察家说实际死亡人数3倍于此），50万人无家可归，主要原因就是高地的森林砍伐引起了巨大的泥石流。
开荒种地和刀耕火种如果管理不善，还容易引起森林大火。1997年和1998年发生在印尼东加里曼丹的严重森林大火，就毁灭了500多万公顷的森林。大火还引起了跨边界烟雾污染，客观上已影响到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的空气质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环境和健康问题。据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统计，1997年印尼森林大火产生的烟雾使东南亚国家损失了14亿美元，大多是用于短期治疗的费用。4万多人因呼吸系统疾病与烟雾相关的疾病而住院，而对儿童和老人所造成的长期危害尚难确定。这场大火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也造成了巨大损害。
三是森林资源减少也会使土地肥力下降，土壤盐碱化或沙漠化。在自然条件下，植物和腐烂植物形成了一个保护层，可固定土壤并减缓土壤的侵蚀和退化。但当森林被砍伐、土地被开垦后，保护层遭到破坏，矿物循环就会减少。尤其是热带雨林遭破坏后，由于没有树的遮掩和固定，滂论大雨会很快冲走土壤的养分，使得农业生产和森林恢复周期漫长而艰难。红树林和白千层林、珊瑚等一样，具有保护海堤、防洪、减缓土地盐碱化、减缓海岸侵蚀和防止风暴破坏的功能。1950年至1983年间，越南全国的红树林大约消失了37％。南部的明海省1983年大概摧毁了红树林面积的一半。越南的湿地多分布在湄公河三角洲，以硫酸盐土或富含黄铜矿的“潜在酸性土”为基础，由于红树林遭到破坏，加大了因黄铜矿氧化引起的土壤酸性化，不仅影响了本地区的农业生产，而且酸性化的土壤随着雨水流入下游地区和河流，也侵蚀了下游地区的土壤和水源。养虾场被酸性物质侵蚀了3至4年后，虾场和深层土壤中的酸性过重，结果造成土地既不能养虾，也不能种植红树林。筑堤养虾固然在短期内给越南的沿海居民带来了利润，但是对红树林的破坏却导致更大的经济损失。1984－1993年，越南团红树林减少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79亿美元。泰国，在90年代初，由于森林的大面积减少，水土流失，已使东北部的1800万莱士地盐碱化，这占了东北部地区面积的17％；南部地区已有260万莱土地盐碱化或呈现出酸性，50万莱土地受到侵蚀。其它东南亚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四是破坏了生物多样性。东南亚是亚洲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拥有上百万种物种的国家，印尼的植物和鸟类比整个非洲大陆还多。东南亚的热带雨林、红树林、湿地面积的锐减，动物栖息地的丧失，导致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物种面临灭绝或已经灭绝。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7年，印尼哺乳类和鸟类有1955种，而濒危的种类有232种，占11％。而菲律宾鸟类和哺乳类种类中的濒危数量占了该国总数的24％，越南的比例是10％，马来西亚是9％，泰国约为9％。而在高等植物种类中的濒危种类占国内总数的比例，菲律宾是4％，泰国是3.3％，马来西亚是3.16％，越南是3.2％，印尼是0.8％。由此可见，东南亚几个具有丰富动植物物种的国家，近年来，濒危种类数量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参见表3）
（五）化肥农药滥用
由于技术落后，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物质需求，除扩大耕地面积外，东南亚国家还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以提高单位产量。原东盟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绿色革命”，除了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灌溉设施的投资外，还把增施化学肥料、杀虫剂和除草剂作为提高产量的重要举措，这曾使东盟国家的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却带来了环境问题。在七八十年代，菲律宾大力鼓励农业增加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量，1972年，菲律宾政府制订了全国规划，由国家按补贴价格将化肥供给农民，其中用于粮食作物的肥料，定价标准比用于出口作物的肥料低45％。80年代中期，印尼政府的农药补贴占农用化学品费用总额的50％以上，而最大的农业补贴是用在化肥上面，从1978年到1987年，化肥施用面积每年增长12％，TSP施用面积每年增长17.7％。从1985年开始，实际化肥补贴比农业和灌溉开发支出的部分还要多。1980年政府对化肥的补贴预算总额超过1250亿盾（6800万美元），而到1988年实际财政补贴超过1万亿盾（5.5.亿美元）。印尼能从一个主要的大米输入国到1984年成为大米自给国，这主要归功于政府实行增加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等措施的农业绿色革命。泰国的农业之所以发展较快，除了扩大耕地面积、提高技术水平和机械化程度外，提高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每公顷耕地施用化肥量由1980年的18公斤增加到1990年的42公斤，整个20世纪80年代化肥施用量年均增长15％，年进口量为220万吨，1990－1991年化肥使用量达104万吨。越南也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以增加农业产量，每年需用农药量从1959年的100吨增加到1978年的2.2万吨。80年代以来，越南加大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从1986年前每公顷使用尿素27.9公斤增加到1991年的84.4公斤。合作社对农药的保管和使用很随便，农药浓度往往超标两三倍甚至十倍。
杀虫剂、除草剂、化肥的大量使用，虽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农业产量，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化学物质使用于农业生产，造成环境污染。一是使土地肥力下降。在全球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最近45年，全球耕地面积的17％已有某种程度上的退化，其中11％严重退化，这些土地面积相当于中国和印度面积之和。土地退化面积有28％是由于有害的农业操作，如过度施肥、欠缺排灌、忽视休耕等。二是病虫害增多。杀虫剂在使用一段时期后，由于昆虫繁殖、变异极快，不久就具有了抗药性，于是就需要更多的不同的化学杀虫剂。这些化学药品还因杀死鸟类而增加了害虫的数量。印尼在80年代早期，由于杀虫剂的大量使用，结果褐色蝗虫因天敌灭绝而数量大增，导致印尼1986年虫害成灾，水稻严重减产。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在1985年3月下令禁止使用57种杀虫剂中的56种，以帮助水稻产量恢复到大量使用杀虫剂之前的水平，1988年取消了每年耗资2000亿盾（约1.1亿美元）的农药补贴。三是对人类的健康造成损害。杀虫剂和除草剂的残余，化肥使用后残留的高浓度硝酸盐和磷酸盐，以及因灌溉在土壤中积累的盐，不仅渗透到土壤和水中，而且还会残留在粮食和蔬菜上，有损人类的身体健康。有毒化学制品的主要健康风险是癌症，而恶性淋巴肿瘤的形成可能要20年。如染色体的主要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受损，将会给下一代带来先天残损。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有50万至100万人因杀虫剂中毒，其中有5000到2.6万人死亡，至少有一半中毒者和75％的死亡者是从事农耕者，大多数发生在欠发达国家。1993年，菲律宾国际大米研究所（IRI）——一个帮助东南亚传播绿色革命的农业研究组织的研究也发现，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不再增加大米产量，且在那些操作的农民中产生了健康问题。
二、采取的应对措施
东南亚国家农业发展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和这些国家的政府及社会的普遍关注。东南亚国家已采取有关应对措施，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措施主要有：
一是减少和停止原始的耕作、无周密考证的移民垦荒。泰国、缅甸、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政府重视山民经济的改造，指导山民掌握农业知识，建立永久性农田发展替代种植，并取得了显着的成效。老挝政府于2001年确定的2001－2005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2020年奋斗目标，已明确了在今后几年内要消灭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停止没有经过周密考证的移民垦荒。如越南近年来实施定居定耕的移民政策，移民点均要经过认真考证，将经常发生洪水、泥石流地区及贫困山区的居民移迁到新经济区。
二是禁止非法砍伐，鼓励植树造林护林。面对森林面积的不断减少以及所带来的严重环境后果，加上国际社会的压力，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老东盟国家自7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限制砍伐森林和木材出口，实施造林计划，建立森林保护区。印尼政府自70年代中期即实行限制原木出口、鼓励发展木材加工业和植树造林的政策。印尼政府以课税的方式来限制原木的出口，规定每出口1立方米原木课以25.5美元的出口税、13美元的出口许可费，加上各地区制定的重新绿化费等，每出口1立方米的原本所支付的费用约为50美元。菲律宾1974年开始实施《森林改革法》，鼓励发展国内木材加工业，规定进行选择性伐木和造林，1986年禁止原木出口，1989年又禁止出口锯木。1978年马来西亚政府也制定了保护森林政策，限制原木的产量和出口量。此时，泰国政府也开始实行了造林计划，政府和公司合资有计划地进行伐木和造林，1990年森林采伐受到禁止。越南1991年禁止原木出口，1992年又宣布禁止所有木材出口，但这一禁令不适用于农业部和林业部，这两个部门仍可以继续出口和转运木材。越南近年来十分重视植树造林工作从1999年开始实施“500万公顷造林计划”，造林护林已取得成效，到2000年底，森林覆盖率达33.2％。
三是发展生态农业和生物科技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开始了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和试验。1982年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的协作研究机构——东南亚大学农业生态研究网。新加坡是典型的城郊农业，注重农业科技的研究与开发，用生物科技来发展农业。菲律宾在70年代就开始实行生态农业的实践，建立生态农场，以马雅农场较为典型。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变废为宝的封闭循环和应用生物之间的生产、消费、分解关系，禁止或减少外来能量（化肥、农药、生长剂）的投入，通过“清洁生产”来生产“健康产品”。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30年前就培育出了点燃绿色革命火种的“神奇水稻”品种。该研究所目前正在考虑将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应用于食物的生产，既可提供健康食品，又可节省土地和水资源，减少耕地退化。马来西亚目前也开始重视生物科技农业的研究与开发，强调高增值产品的发展，如知识密集型食物加工产品和与健康有关的、具有安全性和环保性的生物科技产品。现在，利用生物科技发展农业已经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新兴产业，该国已经建立了对胡姬花和香蕉进行组织培养的生物工业、油棕的组织培养业。
四是控制人口的增长。为了缓解快速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就业、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压力，东南亚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实施家庭计划，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东南亚国家的生育率已有所下降，到1998年，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新加坡是1.5个，马来西亚是3.1个，印尼是2.7个，菲律宾是3.6个，越南是2.3个，柬埔寨是4.5个，老挝是5.5个，缅甸是3.1个，泰国是1.9个。虽然一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已下降，但是菲律宾、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仍保持较高的生育率。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减少对经济和环境的压力仍是东南亚国家面临的课题。
5. 简要说明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世界哪些地方.
造纸术首先传入朝鲜和越南，随后传到了日本。在蔡伦改进造纸术不久后，朝鲜和越南就有了纸张。朝鲜半岛各国先后都学会了造纸的技术。大约公元四世纪末，百济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学会了造纸，随后高丽、新罗也掌握了造纸技术。高丽造纸的技术不断提高，到了唐宋时，高丽的皮纸反向中国出口。
西晋时，越南人也掌握了造纸技术。公元610年，朝鲜和尚昙征渡海到日本，把造纸术献给日本摄政王圣德太子，圣德太子下令推广全国，后来日本人民称他为纸神。中国的造纸技术也传播到了中亚的一些国家，并从此通过贸易传播到达了印度。
造纸术传入阿拉伯是在公元751年。那一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部与阿拉伯军队交战，唐军大败，被俘士兵中有从军的造纸工人。阿拉伯最早的造纸工场，是由中国人帮助建造起来的，造纸技术也是由中国工人亲自传授的。10世纪造纸技术传到了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开罗、埃及与摩洛哥。
欧洲人是通过阿拉伯人了解造纸技术的，最早接触纸和造纸技术的欧洲国家是一度为阿拉伯人统治的西班牙。公元1150年，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萨狄瓦，建立了欧洲第一个造纸场。公元1276年意大利的第一家造纸场在蒙地法罗建成，生产麻纸。法国于公元1348年，在巴黎东南的特鲁瓦附近建立造纸场。此后又建立几家造纸场，这样法国不仅国内纸张供应充分，而且还向德国出口。
德国是14世纪才有自己的造纸场。英国因为与欧洲大陆有一海之隔，造纸技术传入比较晚，15世纪才有了自己的造纸厂。瑞典1573年建立了最早的造纸厂，丹麦于1635年开始造纸，1690年建于奥斯陆的造纸厂是瑞典最早的纸厂。到了17世纪欧洲个主要国家都有了自己的造纸业。
西班牙人移居墨西哥后，最先在美洲大陆建立了造纸厂，墨西哥造纸始于1575年。美国在独立之前，于1690年在费城附近建立了第一家造纸厂。到19世纪中国的造纸术已传遍五洲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