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印尼杀我侨胞多少人

A. 熊德龙的人物经历

1947年11月生于印尼，兼有荷兰、印尼血统，出生后被遗弃于孤儿院，后被旅居印尼的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籍华人熊如淡、黄凤娇收养。
熊德龙16岁步入社会创业。1993年，斥巨资收购美国华文报纸《国际日报》，2001年元旦，回印尼在雅加达出版发行印尼版华文《国际日报》。目前该报已成为印尼第一华文大报。
1984年冬，梅州市创办嘉应大学，他独捐人民币210万元兴建德龙会堂。自1979年以来，为嘉应大桥、剑英纪念大桥、市华侨博物馆、梅州市梅县区人民医院凤庚楼等社会公益事业捐资数千万元人民币。
社会荣誉：2009年度“亚太最具社会责任感华商领袖”大奖；美国梅州同乡会创会会长、美国中华团体工商联合会创会会长；印尼国家旅游部形象大使；印尼客属联谊总会永远荣誉主席、印尼广东社团总会荣誉主席；梅州市等22个城市荣誉市民。
在一次美国洛杉矾上万华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的庄严仪式上，一个身材伟岸、高鼻大眼、浑身上下找不到一丝一毫中国血统的男子汉，眼含热泪亲手将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他，就是美国熊氏集团主席、美国中华工商团体联合会会长熊德龙。
熊德龙先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印尼华人。熊德龙1947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兼有荷兰、印尼血统，出生后被遗弃于孤儿院。当他快两岁的时候，一对旅居印尼的梅州市梅县区籍侨胞熊如淡、黄凤娇夫妇收养了他。熊氏夫妇将所有的深情厚望都倾注在熊德龙的身上，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启发他、培育他、造就他，希望他能成为一条光宗耀祖的腾飞之龙。而熊德龙也怀着无比热烈的报恩之心，以自己的胆识和毅力创出了一番事业，崛起于印尼工商界，进而建立起遍布全世界的熊氏企业王国，成为饮誉国际社会的着名爱国侨领。
熊德龙先生事业有成后，虽身居海外却心系父邦，频频彰显其百分之百中国心的爱国爱乡情结，热心祖国和家乡的公益事业。
养育之恩
熊德龙的养父母是梅州客家人，为人光明磊落、乐善好施，乡亲们有困难都乐意找养父母帮忙，而养父母在义务助人的同时，也教他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如“远亲不如近邻”、“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等等，使他至今受益匪浅。
养母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但却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客家妇女。熊德龙就是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一边听她吟唱悦耳的客家山歌，一边听她解释《增广贤文》里忠孝节义的含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中长大。
在熊德龙童年的记忆里，海外的中国人无论生存环境如何恶劣，也不会忘记逢年过节将自己的血汗钱寄回家买田买地、孝敬父母、操办学堂，家境贫寒的熊氏夫妇也是从不间断地寄钱回梅州市梅县区乡下，孝敬他们的父母。他还记得有一年年关，已身无分文的母亲翻出仅有的手镯，带着熊德龙去当铺当钱寄给家乡的老人过年。
和养母一起坐在破旧的三轮车里，年仅八九岁的熊德龙望着一边抚摸心爱的手镯，一边心酸垂泪的养母，感到大惑不解，养母说：“孩子，就是再苦再穷，也不能忘家忘本啊。”这句话，令熊德龙终生难忘。从此，中华民族爱国爱乡、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根植在他幼小的心田里并助他走上成功之路。
那时，熊德龙只要有时间，就陪伴在老人家身边。由于熊德龙的孝敬，熊如淡夫妇度过了幸福的晚年，那一年，熊德龙的母亲因病告别了人间，母亲的去世令熊德龙悲痛万分。
他说：“母亲的手开始腐化了，完全是用氧气呼吸来延长生命，最后大家决定还是要让老人家高高兴兴地走，所以把氧气管拔了。一拔开，血压由90降到80，一直跌，跌到40、50，大家就大哭，我说，大家出去，我不要你们在这里哭，不要老人家很悲哀地听到你们在哭。我在床边，给她梳头，眼泪不停地流，我灵机一动，想到以前妈妈教我唱山歌，我就把一首一首山歌唱给她听，小时候母亲教过我的‘月光光，秀才郎’我也念给她听，唱了将近一个小时，护士告诉我，血压又起了，60、70了，我以为是显灵了，我妈妈跟着我唱，最后唱到‘鹧鸪喳喳，挑水淋蔗’，我唱一句，她也答一句，唱一句，答一句。已经不省人事两三个礼拜的母亲，最后临要过世时，还十分清醒地和我一起唱童谣，我的眼泪慢慢地流出来，我知道母亲要走了，不过我一直唱歌，做最后的努力孝敬她，来报答她的恩情。”
因为受中华传统客家文化的熏陶，这个没有丝毫中国血统、却充满了中国情怀的小男孩，没有辜负中国养父母的期望，在人生沧桑岁月的坎坷中，划出了自己成功的轨迹。

B. 有哪些爱国的华人华侨的事迹

峥嵘岁月 侨史佳话
华侨贡献巨大
抗战初期，海外侨胞有1000多万，其中90％在东南亚。“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隆隆炮声，震撼了海外侨胞的心灵。抗日救国、救亡图存，世界各地华侨在抗战期间成立了900多个抗日救国团体，成为支援祖国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幅整齐的图表，清晰地表明了华侨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
各地华侨慷慨捐输，认购公债达11亿元国币，占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抗战时发行公债总额的1／3强；侨胞们捐出侨汇购买飞机，共达数百架，仅菲律宾华侨就捐50架飞机；各地侨胞捐的汽车上千辆，药品、衣物无数。
一张张发黄的图片，无声地述说着烽火狼烟中的赤子丹心。
旧金山中华会馆组织捐款；新加坡华侨的抗日集会上，儿童争相把节省的糖果钱塞进箱子；泰国侨领蚁光炎、美洲侨领司徒美堂捐款购买飞机。1938年11月，马来西亚华侨彭士馨率领南洋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跋涉14000余里，历时3个月到达延安，带来了两辆救护车和一批药品。
洛杉矶华侨李兆焕响应宋庆龄号召，为孩子们捐款捐物，并专程送到延安。1942年，中央决定将延安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奉献青春热血
陈列以大量史料，反映了当年广大华侨青年怀着满腔热血，漂洋过海，汇聚在延安宝塔山下，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情景。
当时在延安学习工作过的华侨有600多人，他们出身不同，经历各异，有的是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来到延安的，但他们都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不少人后来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在政治、军事、外交、教育、侨务等岗位上建功立业。有的为民族解放献出年轻的生命。
女英雄李林，印尼华侨，曾任八路军骑兵营教导员，1940年4月在晋西北英勇牺牲，年仅24岁。泰国华侨庄儒邦，在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仅21岁。
老归侨、原兰州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谭岚，在一幅照片前伫立良久。照片上，一群泰国华侨青年出发赴延安时，在轮船上向亲人挥手告别。谭岚女士对记者说，她当时是一位华侨女学生，从曼谷取道香港，历经曲折到了西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希望她留在西安工作，她一定要去延安学习，然后到抗日前线去。她和几个同伴一路步行，三原、铜川、宜君、洛川、榆林桥、三十里埔、杜甫川，不知翻过多少山峁，穿过多少河沟，15岁的少女脚上起了无数水泡。“快看啊，宝塔，宝塔山！”一行人走近革命圣地时高兴得跳了起来，忘记疲劳狂奔一阵，从此投入了革命的大熔炉。
陈嘉庚访延安
1939年冬，国民党制造国共摩擦，引起海外华侨的不安，着名侨领陈嘉庚决定回国考察，探询真情。1940年3月，67岁的陈嘉庚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5月到延安访问。
6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接见了陈嘉庚和侯西反，由朱德作陪。谈话后，毛主席留陈嘉庚共进晚餐。一张陈旧的饭桌，上面铺着4张白麻纸，以代桌布。菜肴是以洋芋、豆腐等陕北农家菜为主，其中青菜、水萝卜等都是从毛泽东自己种的菜地里拔来的。唯一的一只黄焖鸡，还是几天前老乡送给毛泽东的。陈嘉庚看着这桌宴席，十分感慨。因为在重庆蒋介石以8万元巨款作为接待费用，请他吃饭，吃的是山珍海味。后来，他常对人说：“一党之领袖其艰苦朴素有如此者，令人钦佩。”
陈嘉庚耳闻目睹延安政治民主，上下团结，廉洁奉公，民风纯朴，对陕甘宁边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增强了对共产党的正确认识和信任感。延安之行，是陈嘉庚先生人生的重大转折。他回到重庆作了一次报告，《新华日报》将其全文发表，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他回到新加坡在万人大会上讲话说：“我未去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还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他把延安同重庆作了对比，结论是：“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C. 蓬莱镇着名侨乡

蓬莱，作为该省的知名侨乡，拥有众多海外华侨华人的祖籍地。据1997年的数据，分布在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缅甸等十多个国家的蓬莱籍海外乡亲超过十万，远超当地人口。这些海外侨胞的祖籍广泛散布于全镇各村，如蓬溪、联中、联盟等地尤其集中。

自清初，蓬莱人就开始活跃在东南亚，他们在动荡的历史时期，如军阀混战和土匪横行时期，被迫逃离家园。海外的蓬莱人以勤劳和智慧，从无到有，辛勤开拓，从事农业、工业和商业活动。从五十年代开始，他们涉足了旅游、五金、海洋运输和矿业等，成就斐然。比如，刘梧桐，祖籍联盟村，是缅甸的着名侨领，曾积极支持抗日战争，运送物资回国；林梧桐移居新加坡后，成为航海业的重要人物；唐裕，“船王”出身，对中印尼关系的建立有重大贡献，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林梧桐在马来西亚创立了云顶高原有限公司，推动了当地旅游业发展，并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海外蓬莱侨胞不忘桑梓之情，积极回馈家乡。从20世纪初的刘治国捐资创办启新小学，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桥梁、医院和中学建设，他们的慷慨捐助不仅改善了家乡的基础设施，还推动了教育和卫生事业的进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们更是投入上亿元资金，支持家乡的教育、卫生、交通和文体等公益事业。这些海外侨亲的贡献，已成为推动蓬莱家乡发展的重要力量，受到乡亲们的高度赞扬。

蓬莱镇为一地名，在我国福建省、四川省和海南省等多地都有同名乡镇，由于受自然条件影响，以及当地政策规划不同，在发展建设方面，各个乡镇存在差别。

D. 华侨爱国的故事

复旦大学的第二任校长李登辉。

李登辉（腾飞）祖籍福建同安，父母为南洋群岛华侨。他在一八七三年夏诞生于爪哇，一八八七年转往新加坡读书，一八九一年赴美国留学，一八九七年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南洋群岛，从事华侨教育事业，并参加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倡导革命的宣传工作。受到孙先生的帮助和鼓舞，他更加热爱祖国，于一九○五年回国，与留美同学颜惠庆等在上海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并参加曾少卿发起为反对美帝虐待华侨、华工而斗争的抵制美货运动，从事国际宣传工作。时曾少卿又把他介绍给复旦公学创办人马良（相伯），担任复旦总教习（即今教务长），兼课中国公学。一九○七年清政府招收江南留学生，曾聘他兼任主试。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他兼任英文《共和报》主笔，作国际宣传。辛亥革命军兴，武汉军政府都督黎元洪邀他为外交部长，他以“不会做官”而婉拒之，仍在沪主持复旦教务。一九一三年，复旦监督（相当于今日之校长）马相伯年老退休，校董会董事长孙中山先生推他继任。一九一七年复旦公学扩充为复旦大学。

李登辉从一九○五年回国后从事教育，主持复旦，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达四十年之久。他中年时儿女殇亡，后又丧偶，乃以校为家。国民党政府一再邀他为“立法委员”，他始终不就，而专心教育。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病逝沪寓，时年七十五岁。

陈嘉庚

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诞生在福建同安县集美镇一个普通商人家庭。他早年随父去南洋经营工商业，先后开办了30多个工厂，100多个商店，垦植了橡胶和菠萝园10000多英亩，雇佣职工达到几万人，可谓家资万贯。但身居海外的他却念念不忘祖国。早在青年时期，陈嘉庚就决心献身报国，救民于水火，1910年，他加入同盟会，剪去长辫，置身于辛亥革命的浪潮中。他先后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募捐20多万元。辛亥革命失败后，陈嘉庚认为只有提高国民素质，才能挽救劳苦大众于水火，因此他大力兴办教育。他在家乡集美陆续办起中小学、师范、商业、水产、航海、农业等许多学校。1921年，他又创办了厦门大学，这是当时福建省唯一的大学。仅1921年到1937年这16年中，他就负担了厦门大学的开办费和经常费达400万元。他逝世前在国内存款共300多万元，全部捐献给国家，用作发展教育事业。他一生为教育事业捐献的钱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他经济困难的时候资助的，当他办的公司已经被迫停业的情况下，他仍向银行借款，来维持学校的生存。毛泽东曾赞誉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清朝末年, 有个爱国华侨叫张振勋．他有一次听法国人说, 要在瓜分中国之后, 到山东烟台建葡萄酒厂, 因为那里生产的葡萄质量特别好．他就想: 中国的土地和物产,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利用呢？后来, 他就到烟台创办了张裕酿酒公司, 生产出红、白葡萄酒20 多种, 味道十分醇美, 不但风行全国, 而且畅销海外．在1915 年万国博览会上, 张裕公司制作的金奖白兰地、雷司令等名酒获得了金质奖章
海外侨界爱国爱乡情怀实录
六十年一甲子。六十年，当年咿呀学语的婴孩已满头华发；当年孱弱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而我们的共和国，也完成了由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到繁荣昌盛、社会和谐的沧桑巨变。新中国60华诞之际，全球华侨华人包括侨领正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祖国母亲的拳拳深情。
本报记者／陈江松 发自上海
日前，本报记者从国务院侨办了解到，本月底将有两千多名海外侨胞应中国政府邀请，赴北京出席国庆庆典。十月一日，他们将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盛大的国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这些华侨华人代表来自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来自未建交的国家和地区的侨领。
目前，有数千万华侨华人生活在海外，由于名额的限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但是，他们并没有缺席新中国的生日庆典，正以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深沉之爱。
据悉，国庆前，将有数以十万计的海外华侨华人自发组团回国参加国庆六十周年庆祝活动，其中有举家回国，也有是坐在轮椅上被推回国参加庆典的。目前，北美、南美等华侨华人聚集的国家和地区，国庆前赴京机票已很紧张。另外，在国庆节前的半个月时间内，海外华侨华人筹备的各类庆典活动，也将在海外侨胞聚集国家和地区举行。
如果将全球华人比作一片竹林，每个华人正像一株株直指苍天的翠竹——它们的枝干虽然各自挺立，但根却纠结在一起，无法分离。一株竹的力量是微弱的，但茂密的竹林却足以抵挡风风雨雨。当前全球华人在世界各地为新中国华诞举行的各种庆祝活动，正是表达着绿叶对根的情意——他们的枝叶在国外，根深扎在中华大地。
“她，
就是我的祖国啊！”
在十几年前的一次美国洛杉矾上万华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的庄严仪式上，一个身材伟岸、高鼻大眼的男子汉，眼含热泪亲手将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他就是美国熊氏集团主席、美国中华工商团体联合会会长熊德龙。日前，在第五届全球华文传媒论坛上，本报记者有幸聆听了熊德龙的故事，听他饱含深情地谈起自己的养父母，谈起中国。他对记者说：“我虽然是‘老外’的长相，没有中国血统，但我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我有一颗百分之百的中国心和一腔百分之百的客家情。”
熊德龙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印尼华人，1947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兼有荷兰、印尼血统，出生后被遗弃于孤儿院。当他快两岁的时候，旅居印尼的梅县籍客家人侨胞熊如淡、黄凤娇夫妇收养了他。
熊氏夫妇将所有的深情厚望都倾注在熊德龙的身上，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启发他、培育他、造就他，而熊德龙也怀着无比热烈的报恩之心，以自己的胆识和毅力创出了一番事业，崛起于印尼工商界，进而建立起遍布全世界的熊氏企业王国。目前，他的企业遍布美国、加拿大、中国、印尼、新加坡、柬埔寨等国家和我国港澳地区，名下拥有美国大兴银行、熊氏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报业集团等几十家着名企业。
熊德龙身居海外，心系父邦，频频彰显其百分百中国心的爱国爱乡情结，热心故国和家乡的公益事业，成为饮誉国际社会的着名爱国侨领。
因为从小深受父母辈中华民族传统的影响，“爱我中华”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1979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他怀着报答养父母养育之恩、回到梅州家乡尽点孝心的愿望，偕同夫人首次踏上中国这块陌生而又亲切的土地。他一踏上国门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说：“这就是我养父养母的祖国，我现在终于回来了！她，也就是我的祖国啊！”
熊德龙回到了养父养母的家乡梅州，看望了家乡亲人，拜访了家乡地方官员，受到地方政府和乡亲的热情接待。从此，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客家亲情。他看到山区人民生活艰辛，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内心很不平静，遂立志为发展家乡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熊德龙深知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自己以前上学受教育的机会有限，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投资进行弥补。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在自己养父所在的梅江区三角镇泮坑小学和水白中学，捐资兴建校舍，改善家乡中小学的教学条件。
1984年冬，梅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创办嘉应大学（今嘉应学院），他得知后，独捐人民币210万元，兴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德龙会堂。此后30年，他倾其所能，不断地向中国内地进行投资，先后拨出数亿元巨资资助内地的教育事业，输送了近3000名中国的基层干部出国培训。
熊德龙还极其关心家乡的公益福利事业。自1979年以来，他为梅州市的公益事业和福利事业捐资逾2000万元人民币。
熊先生还积极参与国内外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协助做好侨务工作，广泛联络，沟通侨情，增进友谊。从1986年开始，他分批邀请海外华侨、华裔代表团回中国参观考察，牵线搭桥，引进资金、项目。与此同时，分批邀请祖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领导、科技人员出国学习考察。
当有人问他，这些年在中国投资那么多，究竟赚了多少钱，熊德龙说，我到中国不是为了做生意、赚钱，为的是实践自己的诺言，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我的“家”在中国，我要宣传中国，回报我的“家”。我希望中国早日富裕起来。
“我是祖国
忠诚的儿子！”

E. 中国工人为什么要撤出利比亚

中国工人撤出利比亚原因主是是因为利比亚内战引起，以下是详细内容介绍：
2011年2月22日卡扎菲总统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为标志，表明利比亚内战不可避免。此前持续一周的动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
中国在利的企业和公司负责的工厂、项目、设备财产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哄抢破坏。
中国在利侨民的人身安全可能受到伤害和威胁。而在这之前，中国在利比亚投资的油田、铁路和电信工程工作的中国人已经遭到持枪歹徒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尽全力紧急撤出在利比亚的全部侨民。
利比亚战争内容延伸描述：
利比亚战争，是利比亚在2011年发生的武装冲突，在利比亚国内常称为“2月17日革命”（ثورة 17 فبراير‎），交战双方为穆阿迈尔·卡扎菲领导的政府和反抗卡扎菲的势力。
最初的示威抗议从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开始，并逐渐向全国蔓延，民众要求从1969年就已经上台统治长达42年的革命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下台和进行民主变革。
反对卡扎菲的势力组成“全国过渡委员会”，以推翻卡扎菲的独裁统治和建立民主政体为宗旨。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首项决议，冻结卡扎菲资产，并把事件交由国际刑事法院处理。
3月初，卡扎菲军进攻反对派在东部的据点班加西。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再度通过决议，授权成员国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8月，反对派在西部发起进攻，夺取首都的黎波里，“全国过渡委员会”逐渐得到国际和联合国承认。穆阿迈尔·卡扎菲一度逃避追捕，直至10月20日在苏尔特被杀。10月23日“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告全国解放，战斗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