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阿北仔”怎么来的
泉州的一个论坛上说的--
按泉州人的归纳方法,世人所有的人只分为三种:一种是本地人,一种是阿北仔,一种是外国人。其中本地人并不单指泉州人,而是泛指一切使用闽南语的地方,如厦门、漳州乃至台湾。泉州人是决不会称厦漳、台湾人为阿北仔的,它们另有美称,那就是厦门仔、漳州仔和台湾仔了。那末阿北仔指的是哪里人呢?它指的是一切不会讲闽南语只会讲国语的中国人。不论你来自漠河以北抑或曾母暗沙,也不论你出身高官贵族或者只是平头百姓,更不论你是印尼的“番客”还是美国的华人,只要你不会闽南语而只会国语,那一概统称为阿北仔,简称北仔。在这一点上,一视同仁,决无例外。至于外国人呢?那就是即不懂闽南语又不懂国语的老外了。不过有时泉州人也会将日本人与其它外国人区分开来,特称日本人为“日本鬼仔”,简称“鬼仔”,以示对日本人的厌恶与鄙视。 哆里哆嗦一大堆,只不过想说明一个问题,泉州人是以语言,而不是以地域来区分人的。因此也决不存在什么地域岐视。至于为什么会按语言来区分,我想大概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语言习惯的因素,另一个是风俗习惯的因素。很多人都知道,泉州人日常交流都习惯使用闽南语,某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甚至不会讲国语,而泉州的风俗习惯尤其是某些涉及到礼貌(泉州人称之为礼数)的风俗和其他闽南语地区大体雷同,和别的地方却差别很大。千百年来,泉州人使用着特有的语言,遵循着特有的“礼数”,保留着特有的习惯,延绵至今,倒也并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不过近年来,随着泉州开放程度的日益加大,许多不懂闽南语的外地人纷纷落户泉州,泉州人一张口就是闽南语和以特有的“礼数”规范自己同时也约束他人的习惯终于遭遇到了种种尴尬。为避免这种尴尬的继续,泉州人想出了用语言区分人的方法,把一切不懂得闽南语言和不懂得闽南风俗的人统称为阿北仔。假如你的老板让你去应酬一个客户,老板特别交代客户是一个“北仔”,那意味着你不能一见面就叽哩咕噜的大讲闽南语,要使用普通话,以免人家不知所云;如果你给该客户泡茶而该客户并没有将“五指按在桌上其中中指不住轻扣桌面作磕头状”,那也不算客户“失了礼数”,你也大可不必因此而耿耿于怀。 综上所述,泉州人称某部份人为阿北仔,只不过为了生活及工作方便罢了,不知情者千万别想当然误会这是泉州人对你们的岐视称呼而愤愤不平,甚至于因而对泉州人群而攻之,制造不和谐的声音,影响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❷ 泉州最有名的小吃一条街
位于泉州市中心最繁华的丰泽区,全长613米,路宽15米,以闽南传统的民居商用为规划指导思想进行设计,具有浓郁的地方建筑风格。美食街汇集泉州美食文化和各种名菜佳肴,为四方游客及市民服务,为泉州争创优秀旅游城市增添一道秀丽的风景线。
外兆手来菜系也占尽风头,如近两年来风靡泉州的川菜水煮活鱼,东北饺子,湘菜,徽菜等等;在这里,你还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诸如印尼烧烤、中原面线、台湾姜母鸭、此猜族新加坡肉骨茶、广东煲粥等海内外餐饮美食的踪迹,真是名吃荟萃。
泉州市区美食集中地
美食街这条全长只有600多米的饮食街,不仅汇集了泉州所有的风味小吃,而且将闽南甚至整个福建的风味小吃尽皆纳入麾下,泉州的烧肉粽、石狮的牛肉羹、安海的土笋冻、永春石鼓的白鸭汤、德化的苦菜汤等一应俱全。
当人们从津淮街漫步入美食街时,无不为雕梁画栋、流光溢彩的古森弊色古香牌楼所吸引。牌楼朝南石柱有秦岭雪撰、陈祥耀书“番客西来,尽有珍奇惊海北。
晋人南渡,曾携香味过江东”的楹联。朝北石柱有许书纪撰、陈怀晔书“小天地,大场合,留我一席;品人物,说古今,饮他几杯”的楹联。妙笔楹联,给人们以典雅而清新的感觉。
❸ 求关于潮汕人“过番”的俗语、童谣
“凡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州人。”此言虽夸大了些,但“国内一个潮汕,国外也有一个潮汕”,那是千真万确的事。海内外潮人把“过番歌”称为“潮人思乡曲”,是不无道理的。
天顶一只鹅,阿弟有(老婆)阿兄无,
阿弟生仔叫大伯,大伯听着无奈何,
背起包袱过暹罗(泰国),走去暹罗牵猪哥(牵公猪配种),
赚有钱银加减寄,寄来唐山娶老婆。
这首歌表现潮人有“生性好聚,聚必有乐”的品性。他们过洋在外谋生,既相互团结帮助,又不强求于人,靠自己“骨头生肉”、刻苦勤奋和聪慧才智。乐时乐,苦时也乐,歌为心声,这就是潮汕“过番歌”的内涵。
无可奈何炊甜粿
“无可奈何炊甜粿”是一句潮汕俗谚。清代潮人到南洋谋生者,每次过洋,快者须十几天,如遇大风浪行程则难预料。故潮人过番者,定叫家人炊甜粿(红糖年糕),因甜粿不易变质,携带方便,可以它作粮。
潮汕地区向海外移民的历史悠久,据载元代以前就有,故历来乡情、亲情、族情甚重。潮人“父母在,不远游”、“骨肉相附”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谁愿远离家乡谋生?但韩江三角洲,古时方圆不足900平方公里,仅占全区总面积的30%,余者均为山地丘陵,东南面则是一望无边的大海,故有“其为屿者十之三,其为水者又十之四,可耕之土无几”之说。
正因如此,潮汕人虽聪慧勤奋,把山坡、路旁、池边、田沟、墓隙均变为耕地,种田如绣花,一年四季,间种插种,也获几收。可是地狭人众,怎能维持生计?故长期以来,过着半饥半饿的生活。居山乡地的潮人,每日两餐番薯一餐粥是常见之事,真如有关史籍所记述那样:“纵有丰年,也不足供三月之食。”加上暴政、乱世、天灾、人祸,离乡别井,海外谋生,就势成必然。
老一辈人说:“祖父那一辈人过番是很苦的,哪有什么大帆船?都是自缚竹排作舟,自炊甜粿作粮,撑起破被当帆,用绳子或水布,一头绑在自己腰部,一头缚在竹排之上,渡黑水过七洲洋。若遇大风浪,竹排被打翻,人落水,爬起来照样行驶。有幸者遇着洋船叫救命,才能脱险到暹罗。”那小小竹排,怎顶得住七洲洋的大风浪?不少人只能漂流到附近孤岛等待过往大船。故潮汕民间歌谣云:“断柴火,等饿死。无奈何,卖咕哩。”其中有“过番歌”是用潮州“活五调”(悲调)这样唱的:
一溪目汁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
钱银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
火船驶过七洲洋,回头不见我家乡。
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日回寒窑。
清代末年,帝国主义在潮汕掠夺潮人过洋卖苦力,他们在潮汕设有各种各样的“招工局”,潮人称它为“猪仔贸易”。如英国德记和荷兰元兴等洋行,在汕头设有“猪仔馆”。卖身的“猪仔”被关进铁笼运往海外,死者不计其数。
174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伐根年在爪哇巴达维亚对华工进行一次大屠杀,死者万余人,成为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红河血案”。可是清政府不去谴责洋人,反说自己的国民“类顽愚凶悍,为天朝遗弃之莠民”,并向内外声称“天朝莠民不惜背诵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潮工的处境,可想而知。
1876年前后,潮汕各地的“猪仔馆”、“咕哩行”多达20余家。潮汕人走投无路,被迫过洋谋生,相关“过番歌”甚多,如:
暹罗船,水迢迢,会生会死在今朝。
过番若是赚无食,变作番鬼恨难消。
心慌慌、意忙忙,上山做苦工,
日出分伊曝(晒),落雨分伊淋。
所扛大杉楹(大木头),所做日共夜,
所住破寮棚,真真惨过虾。
渡过黑水(七洲洋),吃过苦水,
满怀心事付流水;
想做座山(基业),无回唐山,
终老尸骨归义山(坟墓群)。
“番批”钱银唐山福
据《潮汕侨批简史》载:仅仅在1869年到1948年,潮汕过番总人数就达580余万。到20世纪末,人数猛增至1000多万,这一数字,相当于目前潮汕本土的人口数,故有“国内一个潮汕,国外一个潮汕”之说。
正是这样,国内的潮汕人,有相当一部分靠“番批”过日子,故有“番批钱银唐山福”的俗语,“番批”成为潮汕人生活之所系、亲情之纽带。
许多潮汕人渡洋抵岸之后,第一时间就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如潮安陈厝垅的陈金炳,他在1936年十一月初一抵达马来西亚之后,初三就给母亲寄出平安信,并向亲友先借6元寄给母亲,好让母亲放心。泰国潮侨杨捷寄给家乡澄海冠山乡妻子的“番批”中有国币5万元和一句血泪语———“见信切赎回我女”,这“番批”款成了救命钱。
早期,由潮人在同伴、同乡中推选出老实忠厚靠得住的人为他们代送信件和财物。这些人长期穿走于大洋水道,熟悉往返潮乡、南洋的路径,初时被称为“走水”,后来被称为“水客”。
随着“闯南洋”、“溜乌水”的人多了,行业性的“侨批局”应运而生,如较早期的有新加坡潮商黄继英创立的“致成批馆”和澄海黄松亭设在汕头的“余庄批局”。无论早期的“水客”还是晚期的“批局”,递送“番批”都是靠往返南洋、潮汕的“红头船”带送。据老辈人回忆:“往年农历九月,台风少,红头船从南洋返来,澄海樟林港就拍锣拍鼓迎接,比过年过节还热闹。”故民间有俗语云:“九月尾,铜锣澎澎叫。”有“过番歌”这样唱道:
洋船到,猪母生,鸟仔豆,带上棚。
洋船沉,猪母晕,鸟仔豆,生铺蝇(虫)。
信一封,银二元,叫(老婆)刻苦勿愁烦。
奴仔知教示,猪仔着知饲。
田园落力做,待到赚有钱,
我猛猛回家来团圆。
1940年至1945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番批”中断,在潮汕的侨眷求借无门,不少人沦为乞丐,流落他乡,有的被迫改嫁,有的卖儿卖女,境况凄凉……有一首“过番歌”用“活五”悲调,如泣如诉地唱道:
“番批”断,无火烟,
走四方,乞无食,
仔儿饿死娘改嫁,
一下提起目汁流。
“过番歌”的作者为广大潮汕民众,他们诉说着自己的苦难生活、悲惨遭遇,揭露旧社会的罪恶,以亲身体会唱出自己的心声,听者与歌者同悲、同愁、同欢乐……细细品味“过番歌”,对比潮人今天和往日的生活,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