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基层党组织工作怎么做

Ⅰ 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如何做好参政议政工作

（一）加强学习
参政议政工作涉及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方方面面，而每个人的知识面是有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加强学习。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学习社会知识和专业知识，提高业务能力。通过学习，进一步加深对形势的认识，对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方针、政策的掌握，扩大与参政议政有关的多方面、多学科知识的了解，不断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能力。学习形式可以多样，应尽量根据不同人员的特点开展多形式的学习活动，如报告会、理论研讨会、座谈会、学习班、培训班等等。通过学习，提高民主党派成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
在思想认识，部分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同志确实存在一些不同认识。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民主党派、工商联难有作为。有同志认为，民主党派是政治花瓶，参政议政是“不讲白不讲，讲了白讲，白讲谁不讲。”有同志讲：参政议政“不讲没有意思，讲多了是什么意见？”有的说：政协委员就是“举举手，鼓鼓掌”，万事大吉。这是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误解。因此，提高认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提高对多党合作制度的认识
进入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多党合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广泛的政治合作，照顾同盟者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团结他们共同前进。各民主党派在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又保持独立平等的政治地位，具有通过合法程序、自由表达不同政见的广阔空间。
可以讲，老一辈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因为有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经历，对党的领导，对多党合作制度有着深厚的感情。一些年轻同志，因为没有经历，对多党合作制度多少有些抵触，认为是一党专制，对西方多党制度一知半解，却推崇备至。
3月1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转载宋鲁郑的文章：比较政治：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有些观点比较新颖，也有些是值得商榷的。
文章认为：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必然引发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政治制度，这才是中国实现经济成功、创造出“中国模式”的全新现代化之路的真正原因。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多党制相比有六大优势。
优势之一：在于政策的延续性
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富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贴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富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的损害。台湾在两蒋时代，还制定类似于大陆的“六年发展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统统不见了。毕竟政党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得了四年或八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却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积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温饱的问题，而中国的粮食却是印度的两倍。
优势之二：在于行政执行力
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法国、美国等国就是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都相当混乱和低效。2003年法国发生酷暑、2005年美国遇到的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就是如此。在灾害极其严重的时刻，法国总统希拉克继续度假，直至假期结束。而这次酷暑造成法国上万人死亡。小布什总统则是三天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灾区早已经成为人间地狱，以至前往救灾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灾。以至他们叹息宁愿选择前往伊拉克！去年，一场台风同时袭击两岸，大陆可以迅速疏散一百万人，在台湾却应对无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踪的惨剧。
优势之三：在于遏制腐败
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党制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
第一，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道路。
第二，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经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经验和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
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尽管合法，却无法改变其权钱交易的本质。就如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钱色交易的本质。但合法化的结果是腐败较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
第四，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和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权钱交易的刚性原则。
中国在一党体制下，有能力打击腐败。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
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选拔
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练，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但在民主社会中，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性别、种族、形象、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仅仅做过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这在中国可能吗？
此外，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的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可选。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往往选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至少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如果放眼两岸，其对比更是鲜明。
优势之四：在于负责任
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际是意识形态的想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有推卸责任说是前任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最近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了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多亿，这个工程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而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
说起来，还是和民主制度逃脱不了干系。在民主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么？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
优势之六：在于代表全民
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国、法国、美三国均是如此。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
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
当然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当地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原因之一在于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试点农村退休保障。整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研究学者所公认的。中国这一特点如果和其他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明显。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刚才提到的这些观点，对我们较好地认识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二是强化对履行好参政议政重要性的认识
从政治学角度看，一般公共政策研究包括两大系统：一是行政型政策研究系统；二是学术型政策研究系统。两个系统各有其优长，亦各有不足，需要互相补充。
党政机关本身具有的行政型政策研究系统的优势是：靠近党和政府高层决策机构及人员，掌握大量内部情况和信息，研究具有权威性。但是，行政型政策研究有时也会在一定思维定势主导之下，惯性较强，部分成果存在简单机械地为现行政策提供注释和支持的情况。受领导人更替的影响，有的研究注重短期效果，忽略长远考虑。
学术型政策研究虽然有其不足，但研究学科广泛，基础资料系统，研究题目选择自由，研究具有独立性、客观性、灵活性，具有研究视野广阔和眼光长远的特点。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既能够部分参与行政型政策研究，又能够在学术型政策研究方面发挥独特的优势。
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在知情范围和程度方面不同于执政党和政府机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贯彻党对民主党派的各项方针政策，努力扩大民主党派的知情范围和参与程度，支持民主党派充分发挥参政议政作用，创造性地充分发挥优势，做好参政议政工作。
而民主党派只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处理好参政与议政的关系，准确把握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完整内容，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是大有可为的。
（二）建立队伍
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一批政治素质高、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为骨干的党派成员，没有一支关心时事、关注民生的参政议政意识强的党派队伍，民主党派的任何组织要履行好职能、发挥好参政议政作用将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建立一支参政议政的队伍非常重要。
要搞好队伍建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严把入口关
严格按照民主党派有关组织发展的三个《纪要》和中共中央[2005]5号文件精神，坚持“三个为主”、注重质量、保持特色、组织发展与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层次高、代表性强、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同志，有参政议政潜质的同志成为民主党派成员。
要改革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推荐制度，改变领导说了算，一言堂，拿社会公器作人情的做法。试行竞选机制，公示制，增强透明性，杜绝哑巴委员，无为代表出现。在推荐代表人选和委员名单时，要充分听取支部负责人和各党派负责人的意见，允许演讲竞争，选取那些真正有学识、有水平、有公心、有时间、有热情、懂政治、敢为民办实事、乐于奉献的成员到参政议政第一线。让大家心服口服，参政议政做好了，大家都有意愿，都有积极性。
二是加强培训
培训，既有对参政党意识的培训，从根本上认识到参政议政是我们民主党派的职能，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工作，而不是可有可无、可大可小的事情，更要突出提高政策水平，培养参政议政能力，着力提高参政议政水平。
要有政策水平，否则就会发歪言。
2005年，重庆市政协有一个有相当代表性的同志提出，政协委员要由政协产生，既要带兵，又要招兵，才能把握政协委员的质量。这里有两个误区：一是政协是党领导的统战组织，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以及其他界别在政协是平等的。政协党组受中共委托，负责日常运行。二是党的领导体现在，政协委员由党委推荐产生，具体工作由党委统战部门负责。正如人大代表选举，由组织部负责组织。部队招兵与带兵也是两条线。这件事闹得非常大，政协的部分同志也在进行调研，推波助澜。最后不了了之。
还要澄清一点，就是处理好与政协、与统战部的关系的问题。民主党派、工商联在政协都仅仅是一个界别，而统战部是代表党委领导、协调民主党派、工商联工作的主体。也就是说，统战部是民主党派的娘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事实上，在参政议政方面，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很多同志，包括在座的一些同志，很有水平，很有经验，有一些区县、其他兄弟民主党派、工商联组织参政议政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怎么办，就要把他们请过来座谈交流，传授经验，搞传帮带。民盟重庆市委甚至提出，一些区县盟组织提出带共性的好的提案、议案，因为可以解决实际问题，也可以照搬过来，何况是参政议政的经验。
三是整合力量
特别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级各类特约员的积极性，发挥群体优势和组织优势，做好参政议政工作。
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还要树立精品意识。当前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贪多求全。在政协，比提案的多少，比领导批示。浪费了民主党派、政协、政府部门大量的人力物力，真正起作用的提案却不多。
在北京、江西等地，每年召开政协会，要求每个党派、工商联只能有一个提案，作大会发言。其他的，先沟通，作社情民意处理，或直接由政府部门作出解释、说明。这就要求有精品意识。
要紧密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涉及到少数人的利益，改革难度非常大，而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则一改就到位。如车改，房改、教改、医改。
当今社会，信用体系、股市、房市。
（三）深入调研
民主党派的同志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仅要善于学习，还要深入调研，适应社会情况的变化。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执政党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确立，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执政党对参政议政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只有不断丰富调研内容，创新调研机制，拓宽调研路子，增强调研实效，才能观察社会、发现和研究新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才能为中共党委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要转变观念，增强创新意识，要从实际出发，主动与政府部门联系，开展多种形式的调研、视察，掌握第一手资料，提出具有科学性、预见性、全局性和实效性的意见和建议，实现参政议政工作的新突破和新进展。
当前分配不公的五种主要现象：
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呈逐年下降趋势，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却呈快速上升趋势；
二是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
三是垄断行业收入畸高；
四是“小金库”、乱收费罚款等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
五是压低、克扣、拖欠工资等违反分配政策的现象大量存在。
分配不公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四）创新机制
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通过科学严格的程序来保证人们行为的规范，完善制度建设是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没有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参政议政工作很难正常进行。
第一，要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要向其他地区、其他民主党派、工商联学习，广泛征求本级组织成员的意见建议，形成有效的、大家能够共同遵守的课题酝酿、调研、撰写、提交机制。
长期以来，参加市委双月座谈会，小型谈心会，九三学社重庆市委一直苦于没有好的、经过深入调研产生的素材，经常是打急抓，几个处长动脑筋。处长的水平与市长水平，因为思维方式、掌握的信息不在一个层次，当然不一样。为解决这个问题，今年，九三学社重庆市委试行重点课题常委负责制。每个常委就自己所熟悉的领域，自行申报一个课题，这样，各方面的素材都有了，到时拿出来就可以用。用不了可以成提案议案的社情民意。
制订计划。做任何事都不能盲目地想到哪就做到哪，必须要有一定的计划。每年初，各支部都要上报本年度的参政议政计划，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一年中所要完成的调研任务，确定时间、主题、撰稿人等。同时，制定计划要注重科学性，要仔细研究国家、市、区新出台的各种政策、法律法规，重点研究本地区年度重点工作，中心工作，重大项目，民权、民生等问题，随时关注与这些工作相关的各种信息。计划制定还要注意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既要有一定的量，更重要的是要有高质量的参政议政成果，力争出精品。
今年是我市全面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和制定“十二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七次会议精神及会议确立的我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从协助党和政府解决“十件民生问题”、两江新区建设、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问题入手开展调研，做好规划。
第二，要形成竞争激励机制。要制定适合本党派特定的奖惩办法，奖励先进，激励后进，在党派内部形成浓厚的参政议政氛围，让每一位会员都感到有压力，有使命感。

关于民主监督
参政党的民主监督作用，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大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的行政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重要补充。关于民主监督能力，前面我已经讲了，目前更主要的是以参政议政的形式实现的。这里谈一谈影响民主监督作用发挥的制约性因素：
一是对民主监督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到位，一些领导干部对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过程中的批评建议缺乏足够的认识，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落实到行动上，致使民主监督成效甚微；
二是民主监督无章可循，缺乏一定的约束机制，民主监督随意性较大；
三是民主监督是说的多，做得少，监督的领域还需要进一步拓宽。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共与民主党派共同努力。
在中共方面，
一是要进一步加大民主党派监督的舆论宣传，广泛营造民主监督的社会氛围；
二是要建立和完善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内容形式及相关制度，使参政党的民主监督作用能够持续有序开展下去；
三是要进一步拓宽民主监督的领域，规范民主监督的考评机制。
在民主党派方面，
一是要有改革的精神。要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思维，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出发，把敢于监督与善于监督结合起来，以提案议案形式不断探索民主监督的有效形式，进一步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加大民主监督力度，不断增强民主监督的实效性。
二是要摆正位置。政协民主监督必须尽职不越位，到位不越权。坚特“监督就是支持”的理念，寓监督于支持服务之中，对被监督单位的工作不横加指责、指手画脚，而是积极出谋划策，利用政协上达中央、横衔党政、下通各界的政治优势，为部门工作营造环境，提升人气，促进部门更好地履职为民，促进政协与被监督单位的双向沟通与交流。
三是要做到三个结合：
一是坚持把政协民主监督与法律监督、行政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加强与人大、纪委、监察部门、司法部门的联系，积极配合他们扎实开展行风评议工作，深化民主监督效果。
二是坚持把民主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使公众更多的了解民主监督工作、理解民主监督工作，使被监督单位采纳落实党派意见和建议的情况，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促进意见和建议的落实。
三是把提高民主监督实效与履行职能结合起来。通过民主监督，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结合起来，促进问题的解决。

Ⅱ 印度人民党的选举情况

1992年12月巴伯尔清真寺遭到与印度人民党有关的组织破坏，造成人民对该党强烈反弹。此破坏事件更引发全国暴力活动，造成数千人死亡。印度当代许多主张政教分离者对印度人民党产生了疑虑。印度人民党领袖为了缓和大众的恐惧、重拾对该党的信心并扩大其基础，因而展开一系列的“马车之旅”（rath yatras），亦即政治游行，游行中印度教神祇罗摩（Rama）被象征性地视作文化复兴的象征。
在1996年选举中，印度人民党跃升为人民院第一大党，并获总统邀请成立政府。然而，印度人民党无法在下议院545席中组成执政所需的多数，因此掌权时间短暂。1998年印度人民党与其盟友终于组成多数党政府，由瓦杰帕伊担任总理。同年5月，瓦杰帕伊下令进行的核武试验引起广大的国际谴责。执政13个月之后，联盟伙伴全印度安纳达罗毗荼进步联盟（All India Anna Dravida Munnetra Kazagham〔AIADMK〕）退出，瓦杰帕伊被迫举办信任投票，结果以一票之差败北。
印度人民党在1999年选举中以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NDA〕）成员的身份参选，NDA是由20多个全国性与区域性政党所组成的联盟。该联盟取得多数党地位，在联盟的294席位中，印度人民党就占了182席。瓦杰帕伊身为该联盟中最大党的领袖，因此再度当选总理。虽然瓦杰帕伊致力于解决长久以来与巴基斯坦在喀什米尔地区的冲突问题，并使印度成为资讯科技的世界龙头，但该联盟在2004年的大选中惨遭挫败，瓦杰帕伊辞职下台。
该党在高级种姓之间和印度北部享有广大的支持度。试图吸引下层种姓的支持，特别是透过指派几个下层种姓党员担任党内重要职位。 政党的选举战略，既建立在政党的思想基础上，同时又会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在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则是交替使用温和的政治策略和激进的印度教教派主义鼓动。
印度人民党的选举战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自1980年印度人民党建立以后，印度人民党的选举战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80年代的初建时期，印度人民党试图改变其前身人民同盟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形象；由于1984年选举的失利以及印、穆教派主义情绪的增长，8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人民党的选举战略以鼓吹教派主义吸引选民；在1993年邦选举中印度人民党的成绩并不理想，同时，国大党经济改革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平衡，印度人民党开始利用国大党政策漏洞所造成的社会下层不满，以及严重的腐败问题，将选举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政治经济问题。当然，印度人民党选举战略的三个发展阶段并不是单拳出击，而是两手并用。在关注政治策略的同时兼顾对教派主义的利用，反之亦然。而且，这三个时期选举战略的变化是适应社会发展逐步演变的过程，具有相辅相成的承继关系。
1980年印度人民党建立时，印度政治正处于分化组合的调整过程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理想加快了国大党实力下滑的步伐，地方政党、种姓政党和宗教政党实力明显增强，屡次问鼎地方政权，甚至在1977年问鼎中央政权。印度人民党领导人认识到：要想在政治上有所发展，必须加入反国大党阵营。加入反对党阵营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修正其前身人民同盟的极端教派主义形象。于是，印度人民党提出“民族融合、民主、积极的世俗主义、甘地社会主义和价值政治”的五项政策原则。从总体上说，五项政策原则中既包含现代世俗政治的内容，又带有一定的印度教传统主义色彩。而且，对五项政策原则中任何一项的解释都有很强的变通性，这样就为以后随着社会和政治气候的变化而转向政治教派主义鼓动铺垫了基础。 印度政坛最大的反对党印度人民党原计划于2013年1月15日推选出新党首，以备战2014年的大选。但推选过程却遭遇难产，未能按时公布推选结果。
在经过党内各派多轮的磋商之后，印度人民党仍然未能就合适的新主席人选达成一致，包括前任主席拉吉纳特·辛格和反对党议会党团主席斯瓦拉吉等人选都没有得到通过。而在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民族卫队”的大力支持下，现任主席加德卡里将有极大可能再次获得连任，并将于本月底左右正式宣誓就职。
但是在推选过程中，包括印人党资深领袖阿德瓦尼等人都表示了反对加德卡里连任，认为其能力平庸且政治敏感性较差，不适合继续领导印人党。此外，加德卡里还因为其家人可能涉嫌一家公司的经济案件，给党派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党内关于推选现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莫迪为2014年大选时总理候选人的呼声变得更为强烈，包括阿德瓦尼等人在内均表示了对莫迪的支持。 2014年10月31日，人民党主席阿米特·沙阿要求中央邦党部把党员的数量增加至现有数量的4倍，使该邦党员数量从560万人壮大到2000多万人，并呼吁在从11月1日开始实施的党员发展计划中大幅增加党员数量。
2014年11月起，印度人民党已经在印度各地放上了这样的大型广告牌，其特别的入党方式让人耳目一新，只需拨打一通无需接听的电话，就可以直接入党，而无论是在网络平台或是在街头的实体摊位，都可以直接登记。到目前为止已经吸引了超过一千万人登记入党。
印度发展党员实际就是为了选举，尽管打了电话就能成为人民党党员，但这并不能表示投票的时候就一定会投他们。此外，沙阿还要求基层工作者接触人民党尚未触及的地区的人们，包括电话亭、农村和边远的居住区。“ 将党员招收计划当做一个挑战，让政党影响较薄弱地区的人们加入到人民党中来。”

Ⅲ 项与年的生平经历

民国14年（1925），与年在浙江石甲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组织派往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等地，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民国16年回国，以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在上海勃生路(今长寿路)创办复炎小学，自任校长，而实际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后党中央机关从沪迁往江西革命根据地，与年继续留沪从事地下活动，担任上海与苏区的秘密情报联络工作。在沪期间，和群治大学读书的同学张雪澄等过从颇密。民国21年，离沪转外地，便将在上海强恕园艺学校读书的儿子项德崇(项南)委托给在沪中华职教社工作的张雪澄代为照料，而自己接受组织安排，改名梁明德，几经辗转，打入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任机要秘书。
民国23年（1934）10月，蒋介石自南京飞抵庐山，召开五省军政要员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时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司令参加会议，并带回《剿匪手册》、《围剿总动员令》和《铁桶围剿计划》及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等有关图表文件。参加完庐山会议的德安保安司令莫雄深感事关重大，虽知一旦泄露自己必死无疑，但依然义无反顾地派早已安排在他司令部里工作的项与年把计划交给中共中央。（1930年，莫雄通过宋子文在财政部谋个闲差，某次在上海时巧遇原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刘哑佛，此时刘已是中共中央特科成员，在刘哑佛的介绍下，莫雄认识了共产党员项与年）与年看完这批文件，觉得事关重大，便立即将情报用四角号码字典的字码编成密码，记在一本四角号码字典上，连夜起程。他为了安全，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冒充乞丐，历尽艰辛，从德安跑到瑞金的红军司令部，把计划交给了周恩来。中央三人团据此做出了突围转移的决定。在此意义上，说二人做了一件关乎中国命运的大事，毫不为过。
10月下旬，中央苏区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向陕北转移。事后，毛泽东谈到这份“四角号码情报”时，说其功绩是巨大的。
与年随军长征，中途党组织又派其前往香港，开展秘密联络活动，后来回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在长期艰苦的秘密革命活动中，他立场坚定，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对党忠诚，斗争机智勇敢，曾获得上海党组织的“反敌特斗争胜利”奖。
民国25年（1936），其子项德崇由党组织安排到福建长乐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后因受到国民党的迫害，经过党组织和国民党政府县长罗树生秘书罗心如等连城老乡的设法营救，改名项南，前往广西桂林。后来，项南由组织安排，经香港转奔苏北新四军军部。父子异地改名，彼此情况不明，而失去了联系。
民国27年（1938），与年自沪到延安，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历任中国共产党西北局统战干事，中国共产党三边地委、关中地委、绥德地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延安到东北，历任松江省延寿县县长，松江省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副厅长，旅大行署农村厅厅长，旅大市农业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高级专员，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辽宁省第三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等职务。
随着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工作之余，自然便想起散失多年的儿子项德崇，于是致函上海张雪澄辗转查访，获悉儿子已在皖工作后，便通过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老战友曾希圣予以查明，父子得到了重逢。 1978年10月2日，与年病逝于龙岩，终年84岁。中国共产党龙岩地委主持为其召开追悼会，与年生前工作过的单位，辽宁省委等发来唁电以示哀悼，并为其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冤案进行平反昭雪；对其一生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Ⅳ 印度如何肢解巴基斯坦

印度曾试图扼杀“襁褓”中的巴基斯坦

1947年8月，印巴分治（巴基斯坦由东巴和西巴组成）。分治后，原印度两大政党间的矛盾，演化为两个民族国家间的矛盾，存在巨大战略利益冲突，尤其是对英属印度帝国遗产继承问题上。对印度而言，巴基斯坦的“存在”，是对印度大国理想的重挫。因为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一直想继承整个英属印度帝国遗产，从而实现印度的“大国梦”。1947年3月尼赫鲁勉强接受“巴基斯坦”建国，是基于英国人撤离后“巴基斯坦”不会长久的预判。如他所说：“新生儿巴基斯坦不会长期存在，穆斯林联盟将因巴基斯坦的出现而受到惩罚，巴基斯坦肯定在短期内垮台。”显然，扼杀“襁褓中”的巴基斯坦，符合印度战略利益。故此，印巴分治前后，在英属印度政府财产和军事武器分割过程中，国大党竭力让巴方少分一些，并拖延执行分割协议，以至于巴基斯坦建国基础尤为薄弱，不得不全部倚重英国扶持。也正因为此，自建国之日起，巴政府不得不积极向外求助，以平衡来自印度的威胁。

1971年印巴战争中印度坦克开往达卡及其进攻图

（三）大打“难民牌”。自巴政府进行军事镇压后，大批东巴难民逃往印度。5月份雨季开始，难民问题显得尤为突显。英·甘地政府看到机会，于是，决定大打“难民牌”，为军事介入做准备。主要表现这几点：（1）“善待”难民，树立印度良好国际形象。大批难民主要居住在东巴与印度交界的西孟加拉帮。那里人口原本稠密，突然涌入这么多难民，显得格外拥挤。借此，印度花费巨资建立难民营、向难民提供单独衣食和医疗，并让媒体详尽报道。5月末，印度称难民数已达七百多万（巴方称印方故意夸大其词）。此外，印度还邀请国际媒体去难民营参观，以展示难民给印度带来严重经济负担。由此，国际舆论纷纷开始指责巴政府，美国甚至批评其盟友的军事镇压做法不可宽容，并准备停止对巴经济援助。借此，随着国际舆论天平倒向印度，巴基斯坦日渐孤立。（2）派人出访，大力宣扬难民问题，同时摸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底牌。1971年11月份以前，英·甘地多次派人（包括她自己）赴欧美等地出访。所到之处，印度代表团都不厌其烦地解释难民问题，并传递这个信息：“要想南亚恢复和平与稳定，巴政府必须出台人民同盟可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此外，印度邀请联合国观察员、美英等国议员、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媒体记者，前来印度参观难民营，并向他们讲述难民的悲惨处境和印度所面临的困境，以赢得国际社会对印度的同情与支持。借此，印度扛着人道主义大旗，为下一步军事介入奠定国际舆论基础。与此同时，通过多次高层出访，英·甘地获悉：欧美国家不会出兵，唯有中国可能出兵帮助巴基斯坦，而中国正面临棘手的国内问题。（3）利用难民问题阻挠政治解决。针对印度“难民牌”外交，巴政府采取应对措施，如出台权力移交计划书、主动邀请联合国参与难民事务以及呼吁难民尽快回国等。6月10日，巴政府宣布大赦，东巴紧张局势得到缓解，有望政治解决。然而，这时印度却坚持：东巴危机政治解决必须优先保证难民人身、财产安全和赋予东巴自决，否则，免谈恢复巴基斯坦经济与社会秩序的谎言。当时联合国解决办法是：政治解决东巴危机前，先恢复巴基斯坦社会和经济秩序。碍于印度提出的前提条件，联合国不得不在印巴之间协商难民问题。而这个协商过程，无疑，为印方备战赢得时间。

（四）签订《印苏和平友好条约》。众所周知，建国后印度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故被外界认为“印度与谁都不结盟”。而事实上，印度有过“结盟”经历，即1971年8月与苏联签订《印苏和平友好条约》。虽然和约条款没明确写“结盟”二字，而实际上，该条约富有同盟实质，只是措辞巧妙而已。例如，第九条款明确规定：“缔约国保证不向与缔约国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援助。在缔约国遭到进攻或受到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双方应立即共同协商，以便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适当有效措施来保证两国和平与安全……”印度选择这时与苏联“结盟”，明显与其准备军事介入东巴危机动机有关。试想在中巴友好、美巴结盟的国际背景下，若印度军事介入东巴危机并取得成功，它必须获得苏联的坚定支持（当时美苏冷战、中苏关系陷入低谷）。如印方评估所说：“发生一场苏联不赞成的战争，可能使苏联的供应中断，并且会鼓励中国进行干预”，“如果印度军事介入东巴危机而引发印巴战争，中国可能出面帮助巴基斯坦，美国则不会给予印度任何支持”。故此，1971年8月9日，印度与苏联签约，为期20年。条约签订后，苏联坚定支持印度，给印度提供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同时，安理会上，“苏联否决每一个可能导致巴基斯坦政治解决而印度坚决反对的解决方案，如对东巴人民自治方案予以否决”。有了这一盟约作保证，印度出兵干涉并获胜的信心增强。就这一点，印度国防部长贾格吉凡·拉姆直言不讳地说：“印度能够解放孟加拉国及其人民，部分是由于签订印苏条约后产生的信心。”

（五）速战速决，成功肢解巴基斯坦。做好上述外交工作的同时，当然，印度也在做军事方面的准备。如英﹒甘地挑选马内克肖将军负责军事介入的安排，并拟定“速战速决”作战计划等。至1971年11月，印方备战基本完成，只差合理开战借口。随之，印巴局势骤然紧张，边境冲突不断。内外皆困的巴基斯坦，1971年12月3日下令空袭印度，于是，第三次大规模印巴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后，印度两面夹击巴基斯坦。对于西巴，印度选择主要空袭。而对于东巴，在海、空掩护下（阻止西巴救援），印军联合东巴“自由军”深入东巴，开展“多路向心突击”行动。毋庸置疑，巴军在这场战争打得十分艰难。西巴隔着印度与东巴相距几千公里，印度从海、空两方面封锁后，东巴、西巴连接中断。这种情况下，巴方最需要外援。然而，受制于印苏“盟约”，外界大国都未敢冒与苏联直接对抗的风险。外界大国无法给巴基斯坦提供有效援助、巴基斯坦内外皆困，而印度军事实力又优于巴基斯坦，故巴基斯坦无法逃避被印度肢解的命运。12月15日，印军联合东巴“自由军”向达卡（今孟加拉国首都）发起总进攻。海、空双重封锁情况下，巴军不敌印军和“自由军”的强势攻击，大批部队被俘。12月16日，巴驻东巴部队被迫向印军投降，东巴战场遂告结束。就西巴战场，双方展开空战，难分胜负。同日，联合国呼吁印巴尽快停火。印方见势就收，按照其“速战速决”作战计划，17日主动西线“单方面停火”。于是，为期两周的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12月16日，孟加拉流亡政府从加尔各答回到达卡，印度公开承认孟加拉国成立。随后，三方进入战后协调之中。1972年1月19日，穆吉布·拉赫曼获释出任孟加拉第一任总统。巴基斯坦被一分为二。

通过军事干涉，印度成功肢解巴基斯坦，东巴独立成立孟加拉国，由此奠定现在南亚政治格局。东巴独立，巴基斯坦失去近55%人口和约16%的国土，国家被印度肢解的仇恨，深深记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脑海中。从此以后，巴政府集中精力管理西巴，并不惜一切努力发展核武器，以更好平衡来自印度的威胁。因为这次战争让巴基斯坦清楚认识到：关键时刻，只有巴基斯坦才能救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必须掌握致命武器才能避免被印度“吃掉”的风险。再者，失去东巴的巴基斯坦，有更多精力关注克什米尔问题，故持更加强硬的立场，从此，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再无和平解决的希望，直至今天。

值得一提的是：自巴基斯坦遭到印度肢解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成为印度安全防御的软肋，每当合适时机出现，印巴克什米尔边境肯定发生冲突。正是如此，印度国防部评估说：“周边邻国中，唯有巴基斯坦会抓住每个时机袭击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