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军长级会议有中方哪些军长

㈠ 又“突袭”中企，印度也要对华搞“经济脱钩”

印度又对中国企业“下黑手”！在此前对小米、华为发起“突击查税”后，这次，印度政府部门又盯上了vivo和中兴通讯。

当地时间5月31日，有外媒报道，印度企业事务部声称收到来自匿名信源的举报，相关中资企业可能存在欺诈等违规行为，将对其审计报告进行认真审查。相关报告可能在7月发布，调查结果也将决定相关“案件”是否会被转移到“专门负责严重商业欺诈”的执法部门进一步处理。

其实从今年4月开始，印度政府部门就启动了对vivo的调查，以查明其在“所有权架构和财务报告方面是否存在重大违规行为”，同时还要求有关部门研究中兴通讯的账簿，并“紧急”提交调查结果。不过到目前为止，调查的具体内容和结果都没有披露。

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赵干城看来，印度打着“调查财务欺诈”的旗号，其实是为其不合理的行为披上一个“合法”的外衣，以执法之名行打压中企之实，进而阻止中方资本进一步深入、开拓印度市场。

赵干城还给出了一个数据：2021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超过740亿美元，成为印度头号贸易逆差来源，“这或许也是让新德里感到焦虑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印度第一次向中国企业“发难”。去年10月，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向vivo、OPPO、小米、一加发出通知，要求获取这些手机及其组件的有关数据和细节；调查完成后，今年1月，印度财政部要求小米印度公司补缴高达65.3亿卢比（约合人民币5.5亿元）的税款，理由是小米“谎报”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将资金转移出境。4月，印度执法机构又直接以小米涉嫌违反印度外汇管理法为由，冻结其约555亿卢比（约合人民币48亿元）资金。

“这样的做法不仅会打击中国投资者的热情，也给全球资本释放了一个错误信号”，赵干城说道。据彭博社5月31日报道，一个包括美国苹果公司和印度一些本土 科技 巨头在内的游说团体，此前一天致信印度相关政府部门，认为该国对 科技 行业使用特许使用费的机制有待完善，他们普遍担心，印度执法部门的做法可能导致相关领域的企业出现“寒蝉效应”。

印度方面对vivo和中兴通讯启动调查的时机也十分微妙。当天，中印双方刚刚举行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24次会议，会议提到，“同意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和两国外长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边境局势进一步缓和降温”，并“尽快举行第16轮军长级会谈”。有舆论指出，印度方面试图将边境纠纷与中印的经贸互动进行整体挂钩，以此给中方施压。

赵干城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印度军方频频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对中方发起无端指责，包括对中国在领土内推进桥梁建设指手画脚等。

再联系到过去两年多来，印方对中企的态度“阴晴不定”，经常会随着情势的变化而变化。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印度先后下架了200多款中国APP，同时开始加强对在印中企的“合法合规性调查”。2021年3月，中印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印度官方又称可以 “有选择地考虑中国的投资” 。而当中印边境谈判在下半年再次陷入僵局时，新德里又以“偷税漏税”、“诈骗”、“偷窃利益”等各类名目，开启针对中企的“税务突袭”等行动。

到了2022年1月，中印举行第14轮军长级会谈时，印度口风又变了，表示正在考虑放松对部分中国投资的限制。但好景不长，很快，新一轮针对中企的调查再次启动。

根据外媒曝光的数据，截至目前，印度企业事务部已经启动对500多家中国公司账簿的检查程序，中国投资和中国企业似乎已经成为印度“随时可以打击的对象”。

对此，赵干城认为，印方对中企态度的反复很难说没有搞政治操弄之嫌，至于这一波最新的打压是否和边境谈判有关，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对于印方近期的一些动向，包括是否会祭出新的策略，我们仍需保持密切的观察和警惕。

印度政府的“对华产业替代”政策最早起步于2020年，计划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寻求中国替代品，融入西方创新和价值链，并推行以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同时鼓励当地企业和外来资本加强印度自主生产能力建设。

据相关报告预测，印度通过推行以上计划，将会减少约20%的中国进口。去年，印度政府又13次发布PLI计划，涉及到多个领域，与此同时，印度还加快了相关国际资源的募集，试图通过构建多元化的供应链，支持本国制造业的发展。

此外，印度还利用西方对中国在安全方面的焦虑，加大了与美欧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按照印方公布的数据，美国在2021至2022财年已经超越中国，成为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中，美印贸易额为1194.2美元，中印贸易额为1154.2亿美元。

实际情况真是如此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月31日表示，中印双方统计口径不同，导致各自公布的贸易数字有所差异。根据中方主管部门数据，2021年，中印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256.6亿美元，中国仍是其第一大贸易伙伴。

赵干城指出，事实证明，尽管莫迪政府大造舆论，给中国企业在印的正常经营活动制造种种障碍，但中印经贸合作仍处于发展的“快车道”，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中国制造”在印度市场也广受欢迎。

“对华搞‘ 科技 脱钩’和‘产业切割’不符合经济规律，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不会受到印度企业的欢迎”，赵干城进一步表示，对于如何处理中印关系，莫迪政府不能执迷不悟，应该回到正常的逻辑思路上来，营造公平、透明、可持续的经贸投资合作环境，进一步扩大双边互利合作，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㈡ 中印两军举行第十轮军长级会谈，会谈的内容都有什么

双方对前期班公湖地区一线兵力实现脱离接触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进展，为解决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其他问题提供了基础。双方就西段实控线地区其他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遵照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保持沟通对话，稳控现地局势，稳步有序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

有分析认为，中印官方21日晚发布的新闻稿表明，双方目前尚未就上述问题达成一致方案，但是双方有信心和耐心可以达成目标。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峰21日对《环球时报》表示，2月10日双方达成脱离接触共识以来，多方信息表明双方都在认真履约执行，现地指挥官白天都在会晤研究部署具体落实情况并在次日“对表”确认。鉴于班公湖南北岸地区是此次对峙最易爆发冲突的关键地区，当前该地区一线部队脱离接触已经实现。未来双方在其它地区的撤军进程还会延续这个势头。

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分西、中、东三段。西段长600公里，中段长450公里，东段长650公里。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印边界全线从未正式划定，各段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争议，争议区共有8块，争议总面积约12.5万平方公里。其中，西段3块，争议面积3.35万平方公里，除一小部分由印度侵占外，大部分一直由中国管辖。中段4块，争议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大都在印度手里。东段争议面积最大，约9万平方公里，均在印度控制之下。

㈢ 中国远征军在印度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是谁

中国远征军是根据一九四一年成立的中英军事民盟而组织的。当一九四○年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六月四日英法军在敦克尔克弃甲丢盔大溃败之后，英伦三岛岌岌可危，英国希图借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伟大力量，支援它在远东殖民地特别是缅(缅甸)、印(印度)、马(马来亚)方面的军事，挽救远东大后方的危机。同时，在中国方面，为了要取得抗战最后 的胜利，当时也必须确保滇缅路这条最后国际交通运输线。因此，自一九四○年十月间起，英国首先开放封锁已久的滇缅路，接着酝酿中英军事民盟。一九四一年春，英国邀请“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到缅甸、印度、马来亚作军事考察。以后几经协商，才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中英军事同盟。 根据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的意见，中英军事同盟本来早应成立，以便中国军队及早开入缅甸布防。可是英方迟迟不决，直到一九四二年二月间，中国军队才先后动员入缅；三月十二日，即仰光失守后第四日，才正式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原定第二路在越南方面，以后情况变化未发表)，指挥三军在缅甸与英军并肩作战。这就是本文所称的中国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随着当时情况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和三种不同任务、不同作战地区的组织。前一阶段，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军队动员入缅开始。属于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指挥范围。第一次入缅远征失败后退入印度的部分军队改称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简称“驻印军”或“中国驻印军”；另一部分军队退至本国境内怒江东岸，连同以后新增加的部队到一九四三年春重新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此为后一阶段。但因一般都称“远征军”，以致历史资料中，经常混淆不清。特别是这三种任务不同的部队在三个战区作战，先后又统归史迪威指挥，更易造成错觉。 现在我把中国远征军前后两个阶段、三种情况的实际组织分述如次：第一阶段：可以概括为自珍珠港事变、日寇侵缅、中国出兵远征的时期。 时间：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军远征军开始入缅起，至一九四二年八月间。 地点：包括全境内同古(即东瓜)、叶带西、斯瓦、仁安羌(即彦南阳)、乔克巴当、棠吉(即东枝)、腊戍、曼德勒(即瓦城)、惠通桥诸战役及失败后分头撤退的地点。 部队番号及指挥官：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司令长官卫立煌，未到任，由杜聿明代理，继任罗卓英，副司令长官杜聿明；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兼，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游击司令(即第五军新兵训练处)黄翔；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第四十九师师长彭璧生、第九十三师师长吕国铨、暂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新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新二十九师师长马维骥。 第二阶段：可以概括为准备反攻及打通中印公路(亦称史迪威公路)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又分为两个方面：印度方面：时间：自一九四二年八月间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及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等部队退入印度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止。 地点：包括中缅印边境孟拱、密支那、八莫及畹町会师、打通中印公路诸战役。 部队番号及指挥官：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史迪威兼，副总指挥郑洞国(前为罗卓英)；新一军军长郑洞国，继任孙立人；新三十师师长胡素，继任唐守治；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继任李鸿；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新二十二师师长李涛，第十四师师长龙天武。 中国方面： 时间：自一九四三年四月前后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前后。 地点：包括中缅边境松山、腾冲、龙陵、畹町会师诸战役。 部队番号及指挥官；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司令官陈诚，继任卫立煌，副司令长官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第二军军长王凌云、第六军军长黄杰，第七十一军军长钟彬、第五军第二百师师长高吉人；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直属部队，第八军军长何绍周。本文所述，只是远征军第一阶段一些惨痛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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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加勒万河谷事件最新消息中方有几个人伤王

无人伤亡。

2020年6月22日，赵立坚表示：“中印双方正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对话解决有关现地问题。至于一些印度媒体报道印方官员的话称，中方至少有40名官兵死亡，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是虚假信息。”

赵立坚证实，6月22日，中印两国边防部队在边境地区举行了第二次军长级会晤，这也是6月15日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军长级会晤。

(5)印度军长级会议有中方哪些军长扩展阅读

赵立坚：2020年6月22日，中印两国边防部队在边境地区举行了第二次军长级会谈，这也是6月15日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军长级会谈。此次会谈的举行，表明中印双方希望通过对话磋商妥处分歧、管控事态、缓和局势。

会谈期间，双方在第一次军长级会谈共识基础上，就当前边境管控中的突出问题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同意采取必要措施，推动事态降温。双方还同意将保持对话，共同致力于促进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