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引進伊朗鋼鐵技術

Ⅶ 伊朗憑什麼強硬，和被侵犯的其他國家有什麼不同

伊朗憑什麼強硬，既可以從伊朗與其它被侵略國家做對比分析，也可以從縱向的歷史和橫向的全球格局加以分析。
一、伊朗的大國地位：伊朗是全球大國。伊朗國土面積約1648195平方公里，世界排名第十八名，是伊拉克國土面積的近4倍。伊朗人口達7000萬，是伊拉克的3倍多，也是中東地區人口最多的國家。
二、經濟實力：伊朗是亞洲主要經濟體之一，經濟實力較強。伊朗經濟以石油開采業為主，為世界石油天然氣大國，地處世界石油天然氣最豐富的中東地區，石油生產能力和石油出口量分別位於世界第四位和第二位，是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同時，伊朗的石油化工、鋼鐵、汽車製造業發達。
三、軍事實力：伊朗革命以來，為了克服外國禁運，伊朗發展自己的軍事工業，形成了獨立的軍工體系，可以獨立製造坦克、裝甲運兵車、導彈、潛艇、軍艦、導彈驅逐艦、雷達系統、直升機和戰斗機。伊朗還主要從俄羅斯、朝鮮、印度、巴西等國進口武器，同時還通過英國、法國、巴基斯坦、土耳其、韓國等國的中間商購買西方武器。武器來源的多樣化，使伊朗掌握了先進的國防技術。此外，相對伊拉克的政治軍事中心和主要城市基本上位於無險可守的平原，伊朗大部分政治軍事中心位於易守難攻的山地和高原。
四、宗教支持：除了經濟盾牌和軍事盾牌外，握在伊朗手中的王牌還很多。伊朗在伊拉克什葉派中具有影響力，也有能力利用這一影響力。海灣富國雖然都擁有美軍基地，但是其畢竟也都在伊朗的遠程導彈和戰斗機的打擊范圍以內，其國內的什葉派也會表示出自己的政治態度。而哈馬斯也曾宣布，一旦以色列攻打伊朗，哈馬斯將對以發動進攻。
五、外交影響：由於種種原因，俄羅斯與中東的伊朗和敘利亞兩國在很多問題上存在某種「准結盟」關系。一旦伊朗被侵略，俄羅斯不會坐視不管，這也是西方國家想對伊朗動武時所投鼠忌器的。

Ⅷ 為什麼16世紀後中國的冶鐵技術衰落

中國史學家說，我們落後於歐洲是最近三百年的事。之前包括冶金在內的幾乎一切都一直「遙遙領先」，當然只要稍懂些世界歷史就知道這是一種阿Q說法。冶金學上也是如此。
從宋朝煤煉鐵開始，中國冶鐵已經陷入絕境。到了明朝，隨著人口的增長開始明顯超過社會財富的增長，中國包括冶鐵在內的科技開始向下衰落，開始出現逆淘汰的現象。明顯的例子是坩堝煉鐵法和擦生法的普及。坩堝煉鐵成品的質量，前面已經作了說明。到清末，這種垃圾鐵在全中國傳統煉鋼法中占據了30％以上的份額。足見中國冶鐵業已經墮落到了什麼程度。如果說坩堝煉鐵法可能跟古代關系不大的話，那麼擦生可是百分之百的古代發明。最早介紹擦生法的同樣是宋應星《天工開物》卷十《錘鍛》：「凡治地生物，用鋤、鎛之屬，熟鐵煅成，熔化生鐵淋口，入水淬健，即成剛勁。每鍬、鋤重一斤者，淋生鐵三錢為率。少則不堅，多則過剛而折。」根據共和國初期檢測，北京昌平農具廠名牌產品——「雙棗花」牌鋤板刃部金相組織如下：外層為白口生鐵熔覆層，厚0．14毫米、向內為高碳鋼層，厚0．11毫米、再其次是過共析層，厚0．23毫米、再其次是亞共析層，厚0．15毫米，以下均為熟鐵。
夠了！難道我們就是靠這些碳份不均勻、含硫含磷都超標、缺少鍛煉、不經回火、到最後連鋼都算不上，不鍛不焊的東西去領先世界？也未免欺民太甚了吧？
那麼是不是犧牲了質量就可以換來數量呢？否。明初實行冶鐵專營，每年煉鐵不過九千餘噸，尚且用不完，到了1385年已經積壓達一萬五千噸，因此停煉8年，直到1393年才恢復冶煉。兩年之後積壓增加到一萬九千噸，於是朱元璋詔令停止國營煉鐵，開放人民自由冶煉，只是國家徵收十五分之一的產品。此後直到朱瞻基統治的第九年，國家鐵收入不過27萬7千公斤出頭，摺合全國記賬鐵產量不過是4160噸。這些數字，明朝歷代皇帝的實錄都有，（以上見《明太祖實錄》卷一七六、二四二；《明宣宗實錄》卷一一五）即使按朱瞻基統治頭九年數字逐年上漲（雖然從朱棣統治的第十五年開始中國鐵產量上升就十分緩慢了，之後16年間不過上漲了300噸），到1500年，中國不過年產鐵一萬噸左右。即使未列入收入的民間小煉鐵產量跟入賬鐵產量相當（雖然這種可能性極小），全中國鐵產量也不過二萬噸。而同期歐洲統計鐵產量是多少呢？德意志地區三萬噸、英法各一萬噸。中國人口土地相當德意志六倍（德意志人口按《世界人口歷史圖集》，中國人口按《中國人口史》估計），而鐵產量還不如後者，這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了。歐洲這個時代的鑄鐵基本上只用於鑄炮，並不用煤鑄鐵，絕大多數鋼鐵都是用塊煉鐵法煉出。那時的歐洲軍隊已經普及鋼甲、鋼臂弩、傳統的劍和矛並未衰落。而民用農工具普遍按鐵包鋼原則鍛造。加上回火的普及，性能遠超過中國鋼鐵。可以說此時中國冶金業已經全面落後於歐洲冶金業。至於冶金理論，對比一下G·阿格里柯拉的《金屬論》和上述各明末有關技術的著作，就可以明白中歐之間的巨大差距（阿格里柯拉還只是文藝復興時代眾多冶金技術作者之一）。
其實中國人自己也早已知道自己的冶鐵業不行，從唐朝開始，與漢族政權敵對的少數民族政權的冶鐵業就不再居於劣勢，反而居於優勢。遼的賓鐵刀、西夏的冷鍛甲，都是宋朝難以企及的。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不外乎漢族的鍛造和焊接工藝長期沒有大的進步，而且還愚蠢的用煤煉鐵，造成原有的冶鐵優勢縮小乃至消失。唐以後漢族與北方少數民族的斗爭長期處於下風，跟冶金的落後有很大關系。從元朝開始，以重物杠桿式投石機的引進為標志，中國開始大量從西方進口先進武器，這種情況一直保持到今天。元朝大量從伊朗進口武器，以至於到明朝中國軍人的盔甲儼然是西亞的翻版；明初居然要仿製越南火槍，之後又引入土耳其火槍、歐洲火繩槍，最後在清朝用仿製的火繩槍取代了中國早期單兵火器；又從葡萄牙引進了子母炮、從英國引進了加農炮（紅夷大炮被認為是威力無敵，其實不過是英國巡洋艦上尋常的加農炮而已，不知道中國人遇到真正的歐洲火葯兵器體系會如何）。即使是尋常刀矛，都要從日本大量進口。戚繼光苦口婆心的說：「（腰刀）鐵要多煉，刃用純鋼。」到公元16世紀中葉，還要由一個不是冶金出身的人提醒造刀工匠鐵要加熱鍛打多次，要用含碳量均勻的鋼。可見這樣的國家冶鐵技術落後到了什麼程度。到清初，兩千多中國軍隊，多是強悍的滿族人，帶足大炮和火槍，面對八百二十六名駐守小而簡陋的土木要塞的俄軍，居然數月不能攻克。俄國還只是歐洲的落後國家。。。

總的說來，中國古代冶鐵技術並不是落後，而是走上了一條歧途。中國人總是害怕鍛造，而情願選擇非鍛造的技術。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合乎邏輯的，中國青銅時代就走的是一條重鑄輕鍛的路。但青銅時代中國跟其它大文明的聯系還沒有打通，落後於世界情有可原，但到了鐵器時代，中國跟其它大文明的聯系已經暢通，竟然還猛走彎路，這就讓人難以原諒了。可以用日本作為中國的最好對比。日本長期是個又小又窮的國家，論閉塞也比中國更加閉塞，但日本人硬是無師自通，走上了一條重視鍛造的路，得到了現代冶金史學家的贊美，他們確實是有理由藐視中國冶鐵業的。
那麼中國為什麼冶鐵業走上了如此歧途呢？原因不外乎如下幾點：
一、 是青銅時代缺乏鍛造經驗的後遺症；
二、 缺乏與其它大文明的交流，基本上這要怪中國的地理環境；
三、 占長期統治地位的儒家不重視，反而鄙視技術，造成國家對技術開發重視不夠；
四、 儒家歧視工人和商人，由於儒家占據統治地位，國家採取了種種歧視工人和商人的政策，造成他們缺乏積極性；
五、 始終沒有建立公民社會，人民缺乏主動性和創造力；
六、 由於國內長期和平，以及儒家打壓軍人，軍事需求無法轉化為國家政策，制約了武器發展，也就進一步造成冶金學發展受到制約（軍事是科技發展的最大動力）；
七、 一味追求人口增殖，宋以後，尤其是明朝以後，人民越來越貧困，無法購買先進復雜的——也就是昂貴的鐵器。坩堝鐵和擦生技術的出現跟這條有直接關系。
歐洲則不然，依靠地中海方便的交通，歐洲人長期跟西亞保持密切的往來。青銅時代積了豐富的鍛造經驗，進入鐵器時代以後，始終堅持走表面滲碳＋鍛打的道路，雖然因為基督教的影響，在中世紀走了一條很長的彎路，但由於統治階級始終重視軍事，軍事技術帶動民用技術，使鍛造技術不至於衰落得太厲害；在阿拉伯的影響下，終於擺脫愚昧的統治。這時長期的鍛造經驗已經使歐洲擁有大量技術熟練的鍛工，而市民社會的興起，使工人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由於一夫一妻制、晚婚晚育和農牧結合的農業結構，人口增殖始終在合理范圍內，14世紀以後人民富裕，對先進復雜的技術產品有高的購買力；始終跟西亞保持交流，並且不恥向其它文明學習先進冶金技術，比如煉銀的場院法就是從極其落後的墨西哥引進的；合理的人口和農牧結合的農業結構使植被保持完好，可以在17世紀以前始終以木炭煉鐵；希臘的科學萌芽，在文藝復興的土壤上發芽，使技術的發展有科學的強有力支持。
中國古代冶金的重大成就如下：冶煉白銅、冶煉金屬鋅、鑄鐵、水力鼓風機、炒鐵、蘇鋼、用焦炭煉鐵。其中最重要，對世界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我認為應該是鑄鐵和炒鐵。前者使歐洲人可以很快發展出真正強大的大炮；後者是非常經濟有效的冶煉熟鐵的方法。如果中國人不是堅持利用鑄鐵，恐怕世界也很難那麼早的出現大炮。

Ⅸ 被制裁40年的伊朗，為何還建立了中東最強的工業體系

因為本身伊朗的工業水平就比較高，即使被美國制裁40年，但是並不影響伊朗自己慢慢發育，慢慢進步。在重壓之下，不是死亡就是爆發，所以伊朗沒有被美國的政策壓垮，而是勇往直前，反而發展出了屬於自己的工業體系。

所以，即使被美國制裁，但是伊朗還是有屬於自己的工業體系。它可以慢慢的發展，這當然也歸功於伊朗人民的不懈努力，以及其他國家的幫助。由此可見，外來入侵大國壓制並不能阻止一個國家真正的進步發展，在這里還是覺得伊朗人民，伊朗國家相當給力了。

Ⅹ 誰知道鍛造寶刀的秘方

「鑌鐵」和張騫西行的動機

王子今

電視連續劇《漢武大帝》，編導人員定位為「歷史正劇」，又稱據《史記》《漢書》「改編」。於是人們在熱心關注漢武帝時代的歷史的同時，也自然會思考劇中的情節是否真的符合歷史真實。

比如，劇中第34集有張騫和工匠在匈奴鐵匠鋪中的對白。張騫問：您往這里頭加的是什麼呀？工匠回答：這是鍛造精鋼寶刀
的密料，從大月氏國來的寶貝，必須用它才能打造出寶刀。第44集又有張騫對月氏女王說：這是我從匈奴拿到的煉制精鋼所用的添加料，我想請女王……

觀眾因此產生了對於所謂匈奴「精鋼寶刀」的疑問。有記者就劇中若干問題訪問了《漢武大帝》歷史顧問求實先生，於是有這樣的對話：

「精鋼」是從西域傳來的嗎？

《漢武大帝》中，劉徹看見大行令王恢出使匈奴前敬獻的削鐵如泥的匈奴寶刀「徑路」很震驚，派張騫出使月氏國，帶回煉精鋼技術。歷史上張騫出使西域的誘因真的是與漢武帝想引入精鋼技術有關嗎？但是，既然鐵在中國出現可溯源到春秋以至商周，有觀眾疑惑落後的游牧民族匈奴的制刀技術怎麼會比漢朝還高？

據求實介紹，中國的「劍」本來就是從游牧民族傳入的。「徑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對寶刀的稱呼，其合音就是「劍」。這個詞據考證可能來自伊朗語系或突厥語系。中國鐵器時代發生較晚，戰國兵器仍以青銅為主，秦陵兵馬俑的武器可證。制鐵技術真正重大的突破是在西漢。

求實先生接著又談到，漢武帝開辟西域交通，竟然導致了西漢「鋼鐵生產技術取得重大突破」：

就世界冶金史看，西亞、印度、北非和歐洲大約在紀元前十世紀即進入鐵器時代，製作優質鋼鐵兵器的技術早於中國。西漢時期中國方進入大規模應用鐵器時代，鋼鐵生產技術取得重大突破，這應是與漢武帝開辟西域交通，引進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鋼鐵技術有關。據記載，這時，從西域引進中國一種新型鋼鐵，稱曰「鑌鐵」，又號「金剛」或「精鋼」。這種鋼質鑌鐵，中世紀也傳入歐洲，西方人稱之為「印度鋼」。

法國學者Canbul指出：「阿富汗（即大月氏／貴霜）產西方人所說至珍貴之『印度鋼』。至良之劍，則鑄自波斯、敘利亞。古代印度鋼，馳名四海，人爭求之。」求實引用著名科技史學家馮家升的著作指出：「漢晉以來，中國所說之鑌鐵即精鋼，亦即來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鋼。」這些史料，就是《漢武大帝》劇中張騫從大月氏（阿富汗）獲取精鋼煉制技術的史料根據。那種黑色添加料，叫「金絲梵」，以它打制鋼刀，可出耀目寒光。當然漢武大帝派張騫出使西域的誘因，並非只為引進精鋼技術。派張騫出使西域，根本原因是漢武帝要為攻打匈奴尋求盟友的戰略規劃。

求實先生所說張騫出使西域的主要動機，是「要為攻打匈奴尋求盟友」，是符合歷史真實的。而「獲取精鋼煉制技術」，按照求實先生所說，似是另外的收獲。

對於《漢武大帝》歷史顧問的說明，人們還是心存疑惑。看來，就所謂「鑌鐵」及其傳入中土的時間進行討論，是必要的。

其實，「戰國兵器仍以青銅為主」的說法，還需要證明。因為秦始皇陵兵馬俑軍陣體現的是特殊的軍隊構成，秦俑的性質現在還未能確知，有一種意見就認為秦俑軍陣有儀仗的意義。因此「秦陵兵馬俑的武器」，不足以證明當時軍隊使用武器的總體狀況。正如盡管英國皇家衛隊的騎兵表演舉世聞名，不能據此誤以為現今英國軍隊以騎兵為主一樣。

歷史事實是：西漢時期，中原在冶鐵技術方面是超過匈奴的。匈奴史研究者指出，匈奴「手工業中最重要的當推冶鐵業」，「當時匈奴人的冶鐵業可能已經形成為一個獨立的手工業部門」，不過，「從許多刀劍的形式酷似漢式的情形看來，不僅反映匈奴人的鐵器文化受到漢族文化的很大影響，而且可以推斷當時的鐵匠大多也是來自中原的漢族匠人。」（林干：《匈奴史》修訂本，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又，《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至於西域諸國，據《漢書•西域傳上》記載，有的國家有鐵器製作業，如婼羌國「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又難兜國「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然而通過這些文字，顯然難以得出「引進精鋼技術」是「漢武大帝派張騫出使西域的誘因」之一的推想。而《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有的西域國家是從漢王朝傳入鐵器製作技術的：「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這里所說的「錢器」，裴 《集解》引徐廣說，也寫作「鐵器」。《漢書•西域傳上》正是這樣記錄的：「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

《史記•汲鄭列傳》說，漢王朝與匈奴之間的物資交往，有嚴格的關禁制度：「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汲黯說：「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於邊關乎？」裴 《集解》有這樣的解釋：「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對於漢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的條文，《漢書•汲黯傳》顏師古注引應劭曰，又明確指出禁止出關的物資包括「鐵」，即「兵器及鐵」：「《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可見，匈奴在制鐵技術方面未必比漢王朝先進，真實的情形可能恰恰相反。

作為《漢武大帝》歷史顧問的求實先生說，「西漢時期中國方進入大規模應用鐵器時代，鋼鐵生產技術取得重大突破，這應是與漢武帝開辟西域交通，引進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鋼鐵技術有關。據記載，這時，從西域引進中國一種新型鋼鐵，稱曰『鑌鐵』，又號『金剛』或『精鋼』。」認為西漢「鋼鐵生產技術取得重大突破」「與漢武帝開辟西域交通，引進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鋼鐵技術有關」，現在看來，這種說法並無實據。

「鑌鐵」一語在中國古代歷史文獻中最早出現，見於《魏書•西域傳》關於「波斯國」的記載：「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銀、 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真珠、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鑌鐵、銅、錫、硃砂、水銀、綾、錦、疊、毼、氍毹……等物。」此時距離漢武帝時代，已經相當遙遠。值得注意的還有，《魏書》關於波斯國物產的記述中，「金剛」和「鑌鐵」並列，與求實「『鑌鐵』，又號『金剛』或『精鋼』」的說法有異。唐人元稹詩「金剛錐透玉，鑌鐵劍吹毛」（《全唐詩》卷四二三），也表露了同樣的認識。

據《金太祖實錄》，「遼以鑌鐵為國號，鑌鐵雖堅，終有銷壞。」《金史•太祖紀》說：「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今按：「賓鐵」，四庫全書本《金史》作「鑌鐵」）可見往來草原大漠的契丹人當時掌握著這種特種鋼的冶煉技術。這種技術的真正的「引進」，可能應當以《元史•選舉志三》所見「置鑌鐵局」的記載為標志。求實先生說「據記載，這時，從西域引進中國一種新型鋼鐵，稱曰『鑌鐵』」中所謂「這時」，認定漢武帝時代已經「引進」「鑌鐵」，如果沒有確鑿的考論，則不免會被認為對歷史研究基本年代學准則的背離。

楊寬先生曾經指出：「波斯薩珊朝的『鑌鐵』，是使用熟鐵配合定量的滲碳劑和催化劑，密封加熱而煉成的優質鋼。這種鑌鐵製品，在北魏時期已傳入我國。」（《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212頁）美國學者謝弗著《唐代的外來文明》中也說到「鑌鐵」和「印度鋼」：「在中世紀時，中國人就已經知道了『大馬士革鋼』，但是我們還無法確定這種鋼是否輸入了唐朝。根據六世紀的記載，說這種鋼產於波斯。但是七世紀時又說它是罽賓的產品。據認為，這種金屬『堅利可切金玉』。中世紀時印度出產的高碳『印度鋼』也具有與大馬士革鋼相同的波形條紋。在中國，將這種金屬稱為『鑌鐵』。『鑌』字很可能來自印度帕拉克語中的一個類似於『pina』的伊朗方言。如果唐朝人得到了大馬士革刀的話，那麼它就有可能是以印度或者是印度化的民族為中介的。」（《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574頁）應當注意到，按照謝弗先生的意見，關於「鑌鐵」或「印度鋼」，中國人是中世紀才知道的，唐朝是否傳入，還需要考論。楊寬先生則認為在北魏時期傳入。即使如此，距離漢武帝時代也有五六百年之久。

順便還應當指出，與鑌鐵刀劍製作加工有關的所謂「金絲梵」，應是「金絲礬」的誤寫。「金絲礬」，見於明人曹昭《格古要論》卷中及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七。不過，「金絲礬」並不是「精鋼煉制技術」所用的「那種黑色添加料」。據古文獻記載，「金絲礬」並不具有「以它打制鋼刀，可出耀目寒光」的作用，而是用來辨識是否鑌鐵的。看來，這其實是一種「打假」的用物。《格古要論》說：「鑌鐵出西蕃，面上自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劍器打磨光凈，用金絲礬礬之，其花則見。價直過於銀。古雲『識鐵強如識金』。假造者是黑花，宜仔細看驗。」《物理小識》寫道：「《哈密衛志》雲：礪石謂之吃鐵石，剖之得鑌鐵。今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劍礱明，以金絲礬礬之，其花即見，偽者則是黑花。」《格致鏡原》卷五○「礬」條引《事物紺珠》說：「黃礬，一名金絲礬。燒鐵焠之，可以引之如金線。」可見「金絲礬」應是黃色，並非「黑色」。劇中「那種黑色添加料」，如果解釋為楊寬所說的「定量的滲碳劑和催化劑」，或許更為合理。

就現在掌握的歷史資料看來，「漢武帝開辟西域交通」，不僅並沒有「引進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鋼鐵技術」的動機，而且當時西漢王朝冶鐵業的進步（求實所謂「鋼鐵生產技術取得重大突破」），似乎也與張騫西行並沒有直接的關系。

有的學者曾經認為，中原的「劍」，來自北方游牧民族。正如李學勤先生所指出的：「這種看法的釀成，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發現春秋以前的劍。」由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有陝西長安張家坡和河南三門峽上村嶺西周至春秋初年劍的出土，林壽晉先生《論周代青銅劍的淵源》（《考古》1963年11期）於是指出，中國周圍古代文化的劍，或與中國劍形制無關，或年代晚於中國劍，都不能作為中國青銅劍的起源。楊泓先生在《劍和刀》（《中國古兵器論叢》）一文中分析，山西保德林遮峪發現的青銅劍，可能製作於殷代晚期，其風格「散發著北方草原民族的氣息」，而張家坡劍，則「具有西南地方的特徵」。李學勤先生認為，四川成都地方商代遺址已經出土柳葉形劍，張家坡劍可能源自蜀國。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後期墓中也出土兩件劍，也與來自西南的劍有一定關系。楊泓先生和李學勤先生都指出，商代和西周的青銅短劍，有效使用的鋒刃部分其實可以說是和匕首差不多，只有當雙方戰士扭打在一起時，這種短武器才會起作用。林遮峪一類其風格「散發著北方草原民族的氣息」的短劍，甚至可能僅是狩獵或進食時用的切割工具。李學勤先生又指出，浙江長興雉城的雲雷紋劍，長度已經達到35．8厘米。他推測，「嚴格意義上的劍，恐有可能始於東南，即吳越地區。」「劍的淵源多在南方，而標準的長劍更可能自東南興起」，《考工記》說，「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這不只表示吳越造劍工藝的發達，也說明劍在當地歷史的悠久。」（《青銅劍的淵源》，《綴古集》）看來，現在還不能簡單地論定「中國的『劍』本來就是從游牧民族傳入的」。至於所謂「『徑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對寶刀的稱呼，其合音就是『劍』」，也還可以討論。《逸周書•克殷解》說，周武王對紂的屍身「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有人說，「輕呂」和「徑路」都是「劍」對音。不過，「輕呂」，在《史記•周本紀》中，司馬遷寫作「輕劍」。可見，「輕呂」和「徑路」為「劍」的對音或者「其合音就是『劍』」的說法還不能十分確定。《漢書•匈奴傳下》：「刑白馬，單於以徑路刀、金留犂撓酒。」顏師古注引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犂，飯匕也。撓，和也。」「徑路刀」與「飯匕」共用調酒，可以從一個側面印證李學勤先生提出的這種「徑路」可能「僅是狩獵或進食時用的切割工具」的說法。

據考古發現，單純的匈奴文物遺存中，兵器除箭鏃外，以刀為主。對於所發現的所謂「劍」，可能以馮恩學先生著《俄國東西伯利亞與遠東考古》（吉林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版）一書第五章《匈奴考古》中「短劍（匕首）」的表述較為合理。

關於求實先生答記者問的報道中說，「求實引用著名科技史學家馮家升的著作指出：『漢晉以來，中國所說之鑌鐵即精鋼，亦即來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鋼。』這些史料，就是《漢武大帝》劇中張騫從大月氏（阿富汗）獲取精鋼煉制技術的史料根據。」《馮家升論著輯粹》（中華書局1987年10月版）所收第一篇《契丹名號考釋》中第三章《契丹字義之解釋》的第二節《金太祖所語鑌鐵指契丹說》，專有題為《鑌鐵解》的一段論證，分列「中國方面之解釋」和「西人方面之解釋」，這應當是馮家升先生討論「鑌鐵」問題的主要論著，但是其中並沒有看到「漢晉以來」字樣。馮文反而明確說，「鑌」字，「以余所知，最早載見梁顧野王之《玉篇》，及魏收《魏書•西域傳》。」求實先生的「引用」，卻以「漢晉以來」的說法模糊時代斷限，並且說，這「就是《漢武大帝》劇中張騫從大月氏（阿富汗）獲取精鋼煉制技術的史料根據」。這樣的解釋，不僅難以說服提出詰問的觀眾，也使得編導者「歷史正劇」的自我評價，不免打了一些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