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科舉制在中國延續了多少年
1300多年
隋朝開辟科舉，使社會中的平民知識者開始有了發揮自己才華的機會和有了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獲得社會榮耀的出路，這樣，不但刺激了社會各階層的人敬慕知識和人才，也使得國家的管理開始進入了有序和知識化時代，中國的教育也因此而得到了刺激大發展。
唐朝建立以後，「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
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新唐書·選舉志》），這就是說，唐朝開始將科舉舉士制度逐步完善起來。
秀才是唐朝最為人們所重視的功名，「秀才」是指經過科舉而被社會承認的人中俊秀之才的意思。而「道舉」這一功名，就是專門為研究天地人內在關系的「玄學」所設置的學科。由於唐朝實行了科舉舉士的考試科目，必然要帶動從中央到地方的學校和學生的增多，這樣，使得當時中國各地方上的教育事業也大為發展了，當時，中央設置有官辦的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崇玄館，主要招收國家功臣和官僚的孩子入學學習。同時，地方的州縣也設置有各種官辦和半官辦的書院和學校，以招收社會中各階層的讀書人入學學習，這樣，又帶動了民間各種私塾的大發展，中國的教育，就是這樣被科舉促進發展了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學校教育和科舉，是兩條渠道，他們並不是一回事情；雖然宋朝的王安石曾經打算將科舉和國家官辦的學校聯系起來，以節約國家教育投入和精簡煩瑣的考試科目，但是，由於王安石的這種改革舉措違反了政治和教育不是一回事情的內在規律，所以，他的這項改革措施後來被取消了。
中國隋唐以後的政治格局和科舉考試有一種互相作用的關系，政治變革會帶動教育變革，教育變革也可能帶動政治變革。比如，唐朝為了應付當時的科舉，便組織大量的人力對當時社會流行的各種經典進行了統一的選編，就象現在統一高考的參考教材一樣，「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郎顏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 》，付國學施行。」（《貞觀政要·崇儒學》）。這些統一了的經典文本反過去又影響了國家的政治格局。
唐朝初期的學校教育往往帶有很強的社會政治需要目的，這從當時學校所開的課程上就可以看出來，「凡《 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 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余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 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學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丘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新唐書·選舉》）
唐朝開元年間，李隆基親自對據說是孔子的《孝經》進行了審定，使得《孝經》的身價倍增，李隆基說：「朕聞上古，其風撲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孝經·序》四庫全書本）。從這里看出，唐朝時代，官方主要推崇的還是「孔子」的學說，也就是實際上繼承了新朝王莽劉歆等人所製造的「儒學」思想文化路線。所以，中國科舉制度動搖了世族門閥制度，但是，同時又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新的等級結構，這樣的社會不平等，一種是「君、父、夫」和「臣、子、妻」的不平等，一種就是「士、農」和「工、商」從業人員的社會地位的不平等。過去以往，士、農、工、商本是平等的社會階層，社會從不歧視工商行業的從業人員，但是，科舉制度形成以後，士、農的地位上升，特別是讀書人的地位上升，而工商從業人員的地位則下降了，工商業從業人員得不到應有的社會尊重，這使得科技賴以生存的商貿流通業就受到了相當的遏制，這也就是中國科學技術和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停滯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公元583年開始科舉到正式取消科舉的1905年的1300多年中，中國社會產生了一種根據科舉及第的情況而劃分新的社會貴賤階層的新的社會階層大分化，在大量人才被選拔出來充實官方政治組織機構的同時，也壓抑了許多並不擅長於科舉科目的其他知識人才，甚至導致了許多知識分子在科場連連失意以後而反過去仇恨和報復自己的祖國的異常情況！洪秀全因為屢屢考取不到功名而最後轉而造反，他並不是中國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已經就有許多這樣的變異社會現象了。
唐宋時代，特別是宋朝時期，許多漢族知識分子因為科舉場上無門進士，而投身到少數民族政權中去掙出身，他們一旦在遼、金、西夏政權中謀求到了高位，他們攻擊起自己的祖國，是毫不手軟的。宋朝剛開國不久的嘉佑年間，一個叫張元的書生因為多次殿試失敗，他十分憤恨宋朝當局，便投奔到西夏去充當了參謀，屢屢獻策侵略宋朝國土。遼、金、西夏時代，各個少數民族政權和部族因為尊循漢制，他們都在爭奪漢地的知識分子為已所用，少數民族政權從宋朝科舉制度的弊端中得到了許多好處，漢地科舉中落第的舉子跑到少數民族政權中的謀求榮華富貴，在當時並不鮮見，漢地的教育學校好象是在專給少數民族政權培養人才一般。無可否認，大批漢族知識分子進入少數民族政權中供職，客觀上，他們為融會中國各民族及其在傳播漢族文化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他們的這種舉動，同時也是中國各族長期內戰的根源之一，是不值得提倡的。自洪秀全太平天國以來，中國有沒有這樣的一批因為個人名利場原因而轉而仇恨自己祖國的「知識分子」呢？想來，大家心中是有本帳的。
我們今人在譴責和蔑視那些因為沒有得到國家重用就去仇恨和報復自己祖國的變異「知識分子」現象的時候，也的確應該檢討科舉舉士制度中的一些弊端！同時，也應該檢討中國漢地知識分子中的過於在乎自己在社會中的名譽地位而反過去仇恨自己祖國的變異社會心理現象。綜上所述可知，中國知識分子如何擺正自己的社會智能者的位置和作用，中國如何通過合理社會機制去人盡其才的發揮所有知識分子的作用，可能是中國社會轉型於新時代的關鍵因素。一個社會文明現代化的標志，往往首先是由這個社會文明中的知識分子的現代化程度去體現的；而知識分子是否是現代化的標志，則主要是由該知識者是否是將個人名利場放在自己言行首位還是將探索真理放在自己言行的首位去體現的。
為什麼「科舉」會如此這般地吸引中國讀書人去奔這條道呢？下面，我們來看看科舉中的程序和社會對舉子的優待，就知道了。
實際上，中國隋唐以來國家選拔各級官員的途徑並非科舉一條單行道，而是在科舉產生的「進士」中，國家各級官吏中，及其地方經過察舉和薦舉上來的人員中的三條渠道中去選拔新的官員。但是，由於國家政治直接干預科舉，所以，科舉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教育和考試制度，而在客觀上成為了一種社會的政治榮耀，是一種社會身份的表達；這種情況，和前些年中國政府重視大學教育的時候，人們就把大學生稱之為「社會的寵兒」的情況一樣，同時，現在政府重視留學生，於是，留洋回國的身價往往就因此而倍增的那樣。這就是說，中國科舉帶來的許多社會副作用的主要原因，還不主要是在科舉制度本身，而是在於國家政治干預太多所致，這反過去又造成了「千軍萬馬擠獨木橋」。明清兩朝，三年才一次會試，一次會試只產生300名左右的進士，大家想想，全國又有多少舉子試圖及第登科呢，這怎麼不造成科舉中的一系列腐敗和專營投機取巧呢！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弊端，實際上是由政治干預太多而造成了社會價值趨向失衡的一種社會表達，這正如我前面所說的那樣，任何一種帶有現實功利性的人為政治措施，往往都有不良社會後果的緊隨表達，所以，政治干預經濟和文化太多，往往是阻礙社會自然發展的，甚至還會帶來許多不良社會後遺症。
唐朝完善了文武兩種科舉程序以後，為了鼓勵人們讀書習武參加科舉，國家規定，凡是科舉合格者，國家都要免去舉子家庭中的稅賦錢糧和各種征繳，這實際上就使得舉子家中大為得利了；同時，朝廷還規定，凡是通過科舉而獲得功名者，當地政府官吏必須禮待他們，還要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助，這個措施，本來是國家為了鼓勵社會尊重知識和人才的一種政治措施，這樣一來，就使得在科舉中取得功名者的社會身份大為升值了。雖說科舉中得到功名的人並不都能夠去做官，但是，由於自唐朝到清朝取消科舉的1300多年中朝廷一直高度關懷和干預科舉，所以，許多得到了功名的人即使一輩子不做官，他在地方上也是非常榮耀的，自然有很多人給予他們的禮待和經濟補助，他們一生幾乎就成為一方百姓的知識和榮譽的象徵，活象個變相的「活佛」一般。這樣的政治和文化氛圍，當然要刺激許多人會拚命去千軍萬馬擠獨木橋了。這樣的科舉氛圍直接造成了中國知識分子重視虛名而不注重讀書人實際能力的社會後遺症，這樣後遺症，恐怕在今天也還沒有從我們現實社會生活中真正消除掉，這，嚴重弱化了中國知識人才追求真理的素質！也是中國的國力之所以不強大的重要原因。
由於唐朝科舉名目繁多，致使許多教育資源白白浪費，所以，宋朝王安石改革時期，曾經對科舉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王安石改革有如下幾條措施，1，罷取各種科舉項目，而獨取進士科；2，以學校養士，也就是通過考試和舉薦，收取一些學子進入國家官辦學校，並由學校包養他們，然後再通過科舉考試選拔這些學子中的優秀人員去做官；3，統一科舉考試中的行文格式，創造了八股文的前身，即做經學大義文章的「破題、接題、小講、繳結」的「四股文」格式。北宋末期，宋微宗還曾經取消過科舉考試，實行過直接從學校中選拔官員的方法，但是，這是在戰爭時期的應急措施，所以，南宋以後，又恢復了科舉考試，甚至把王安石的許多科舉考試改革措施也取消了，但是，四股文卻延續下來並演變成為了後來的八股文。
嚴格說，八股文是一種論文的格式，其本身並無什麼問題，這就象我們今天無論是寫作社會科學論文還是自然科學論文，都必須遵照一定的格式的那樣。八股文之所以後來的名聲不好，主要是因為元朝和明朝的科舉嚴格要求學生按照朱熹注釋的「四書五經」而作文，這，才是中國科舉在元明清三朝很壓抑人的關鍵因素。八股文的主要格式是：破題（類似於現在論說文的論點）、承題（對論點的詳細說明）、起講（簡要的論證思路）、入手（進入論證）、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後四個部分，是八股文的關鍵，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論證和結尾階段，是具體表現考試學生才華和獨特觀點的部分。
1306年，元朝為了體現中華民族一統化的決心，也為了向漢族人證明蒙元皇權尊敬孔子等聖人（註：中原文化長期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有很大影響，加之漢族的許多知識分子在少數民族政權中擔任職務，所以，儒道文化對少數民族的影響同樣是很大的，這是今人應該注意到的），元成宗命在大都北京建設祭祀孔子的聖廟，詔封孔子先聖為大成至聖文宣王，董仲舒和朱熹等人也得以謚封。1313年，元朝承接宋朝科舉方法，並首次以朱熹注釋的四書五經為科舉版本，也就是要求參加科舉人員發人員必須以朱熹的注釋去理解聖人言論，這樣，就壓抑了許多學生自己對經典的理解，朱熹的思想文化開始占據了科舉的重要位置，程朱理學就是這樣藉助科舉而登上中國思想文化神壇的。四股文經過元朝和明朝的不斷發展，到了明朝弘治九年，也就是1496年，在該年的會試題目《責難於君謂之恭》的作文要求中，八股文正式完善於世。
中國科舉的科考科目和科考形式，在歷史上根據不同的朝代的具體情況曾經有過不同的形式，以明清兩朝為例，科舉和學校教育的情況如下：
因為宋朝王安石的改革取消了唐朝時期的煩瑣科目，只留考取經學大義的進士科，這樣，明清兩朝的科舉也是這樣只按照進士的科舉程序去選拔人才的，象以前的「算學、律學、字學」等事關民生的學科都不再是科舉項目了。當時，國家設置的學校情況如下：清朝學校分官學和地方學，官方學校又稱太學，設有國家全費包養的國子監，國子監主要招收國家功臣和高級官員的孩子入學學習，學習結束以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參加國家的科舉程序去考取功名，也有少數人直接去做官。地方設有半官方的書院，凡是能夠進入書院學習的人，官方都有許多物質和名譽的優待。除了這些官方和半官方的學校外，民間還有許多私塾學校。清朝的科舉程序是：不論身份和年齡，一律都得經過童試（含縣級的童試、州府的府試、省級的院試）——鄉試——會試——殿試的科考程序。
凡是經過考生所在縣的縣試的，就算童生，童生不算功名，但是是一種社會榮譽，往往會得到社會相應的尊重和資助。童生都具備了進入府試的資格；經過了府試的童生就取得參加省級院試的資格，省級院試過關，就取得了秀才的功名了，國家要給秀才免掉他家庭中的稅賦，還要給予資助。鄉試三年舉行一次，大多在秋天考試，所以又稱之為「秋闈科考」，秀才才有資格參加這樣的考試，經過了鄉試考試的合格者就叫做「舉人」。會考三年舉行一次，舉人才有資格參加科考，經過了會試考試的合格者，就叫做貢士。貢士的名額很少，一年只有300名左右。取得了貢士功名的，其實已經獲得了進士的功名，但是，他們還要參加殿試才能夠最後得到這個功名，所謂的殿試，就是皇帝要在太和殿再進行一次御前考試。殿試在宋朝之前屬於科考程序之一，還有淘汰名額，但是，自宋朝出了張元因為殿試落選投靠西夏反攻擊自己祖國的事情以後，宋朝皇帝就取消了殿試篩選制度了，這就是說，凡是經過會試考試關的，都是進士了，不再會落選，但是，殿試要產生重新排名，第一名就是狀元、第二名叫做榜眼，第三名叫做探花，總稱「鼎甲」。取得進士功名的人，國家可以直接放官，也就是可以直接選他上任做官，但是，國家派官要根據國家職官的空缺情況來定，所以，也有一些進士一生並沒有做過朝廷官員。同時，也有許多8品以外的官員可以參加這樣的科舉考試，以獲取功名去求取仕途寬廣。
大周女皇武則天按照科舉程序開辟了武藝科舉制度，所以，自唐朝開始還有武藝科舉，程序和文科科舉程序基本一樣，只不過內容是武藝類別和兵法等，這些武藝科舉士員直接充實軍隊管理階層。
由於政治干預太多的緣故，中國的文化結構的確有很矛盾的一面，科舉的目的，本來是隋唐以來國家打破身份地位和情面實行平等選拔人才的一種政治改革措施，但是，由於宗法教育，也就是天地君親師的教育又造成了師門關系的盛行，所以，即使是科舉考試，凡是有功名的考試，也就是秀才以上的考試，都有拜師門的習慣，也就是考取了功名的人都要拜本次主考官為自己的老師為恩師，同學之間也要互相拜同年，這樣，就在中國造成了嚴重的師門裙帶關系現象，這些師門關系在官場中和學術中，就造成了互相拉幫結派的情況，這，對於國家建設一個公正、公平和公開的社會良好制度，當然是不利的。這就是說，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存在著很嚴重的社會悖論情況，科舉的公平目的往往因為科舉的內容而互相矛盾，從而給社會帶來了許多副作用。現在，我們依然在現實中感受得到的師門習慣和學術中根據畢業學校和職稱身份而拉幫結派的情況，以及那些講出身而輕視人才實際學力的現象，這，都和這些歷史上的科舉中的悖論社會現象有直接關系，所以，現在的人們，特別是學界中的人們，要清除掉中國傳統中的一些腐朽現象的侵蝕，還任重道遠啊！
同時，過去的科舉還有有事先向科舉主考官「投卷」的習俗，也就是一些考生將自己平時寫作的文章獻給一些當朝的名人和主考官閱讀，以獲取他們對自己的好感，但是，由於中國的科舉考試有很嚴格的保密和封卷打分制度，所以，這樣的「投卷」往往並沒有什麼實際效果，但是，卻也因此發掘了一些人才。比如，蘇軾三父子同朝參加科考，蘇詢事先將自己的文章投卷給當朝大員歐陽修閱讀，後來，蘇詢落榜，卻因為歐陽修非常看重蘇詢，以至於他將蘇詢推薦去做了個小文官，發揮了蘇詢的才華。如果不是歐陽修這樣的舉薦，蘇詢也不會和他的兩個進士兒子一樣，成為後來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我之所以花了這么多筆墨去介紹中國歷史上的科舉，那是因為至今為止，中國的許多人，特別是中國的教育、學界和政治行業中的許多人至今還套在科舉的陳腐習俗中。即使是我所要評說的中國近現代中的十大思想文化人物中，他們也不能夠說就從中國舊科舉的陰影中走出來了！他們幾乎都和中國的科舉文化有著各種淵源關系。洪秀全連續四次沒有進入童試的第二階段，這對於他的自尊心的傷害是很大的，甚至導致了他的瘋疾，這，也是他之所以造反和憤恨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張之洞曾經在四川試圖進行教育改革，他最終促成了中國持續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的滅亡。康梁利用科舉的場合而進行變法，這是眾所周知的。嚴復雖然將官做到了北洋海軍學堂的教育總長的位置，但是，他就為了自己不是科舉出身而後來屢屢去參加科舉考試，試圖得到一個「進士」功名，這，是何等的可悲。孫中山雖然一直沒有參加科舉，但是，他的哥哥卻多次逼迫他參加中國的科舉考試。陳獨秀本人是秀才，他一生的言行中有沒有舊時代的士員味道呢？胡適、魯迅、毛澤東到是沒有參加過科舉。但是，這十個人物中，除了胡適一直是在新式教育的模式下成長起來的外，其他九人都和中國的舊科舉有著各種羈絆。這些，都是我們研究評說現代中國思想文化人物不可忽視的背景資料。如果中國的許多事情能夠象五四以來的激進者那樣僅僅依靠激烈的反叛就可以解決問題，那，這世界也就太簡單了！我們要剔除掉中國舊時代給今人帶來的腐朽因素，只能夠小心翼翼的去研究問題和分析問題，這樣的研究分析過程，就象是診斷醫治一樣，必須對各種問題的系統內在關系進行仔細梳理。我，從來不相信那些只會喊激進口號的人就是社會革命者，他們，不過就是些現代的洪秀全而已罷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們身上，本身就帶有許多舊科舉的後遺症因素。建設，往往是很難的，建設，要比爆破更艱難千倍，建設，就是先要仔細研究分析，然後批判和繼承。
Ⅱ 元朝大歷史，高考復慣用 高考復慣用的，以經濟，文化史為主，順帶元朝的科舉，總之越詳細越好。一個月後
高中歷史元朝實行行省制度
元朝行省制度與中央集權的加強
北宋為了強化中央集權，極力從軍、政、財、司等各方面削弱地方，造就強干弱枝的政治局面以鞏固中央集權。明代也是把地方權一分為三，分別為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這也是通過分地方之權以加強中央集權的。而處於它們之間的元代卻反其道而行之，實行行省制度，地方行省權力相當之大，以至於「軍國重事，無不領之」，可它依然鞏固了元代的統治、加強了中央集權，使元代作為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能夠對空前廣袤的疆域統治近百年，而不是按正常思路所想的容易出現國家分裂、軍閥割據。為了理清行省制度和中央集權之間的聯系，下面就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以期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元朝行省制度的淵源
「省」的本意為宮禁，後業引申為中樞機要、行政機構的名稱，因此行省起初是指臨時性的中央派出機構，取代表中央行使權力之意，它多是因軍事需要而設的臨時機構。行省制度濫觴於魏晉南北朝、隋朝、唐初以及金初短期出現過的「行台省」，到金朝後期再出現時，已較頻繁地使用行省這個簡稱(以前通常簡稱「行台」)。如金末，為抵禦蒙古和鎮壓農民起義，君主常命宰臣出任諸路長官，或以宰相職銜授予地方長官，皆稱行省，先後設有大名、河北、陝西、河東、中都、山東、東平、遼東、上京、益都、京東等行省。元初的行省性質與金朝類似，仍屬中央派出機構，設置並不穩定。但隨著全國的統一，行省很快轉化成了固定的、常設的地方大行政區。
二、元朝實行行省制度的必要性
1、管轄遼闊疆域的需要。據載，元朝統一全國後的疆域是：北到西伯利亞，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雲南，西北至今新疆，東北至鄂霍次克海。「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為盛」(《元史·兵志四》)，元朝的疆域比以往任何朝代都遼闊，《元史·地理志》中也寫到「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面對這樣一個大國，如何對地方進行有效的管轄，如何加強中央集權制，是關繫到政權能否鞏固的大問題。因此元代設立數目有限的行省，代替中書省對其力所不及的地區進行管理，中央再從大局上對諸行省實施節制，提綱挈領，綱舉目張，確實也是一種具有明顯優點的統治模式。因此，元朝在秦朝郡縣制的基礎上，實行了行省制度。
2、壓制部分貴族的需要。元朝沿用大蒙古國以來的游牧分封制，大量宗室外戚被分封於漠北和東北地區，在中原又各自領有大小不等的份地。對於這些皇親國戚及其狐假虎威的家臣，一般的地方官府難以治理，非設立位高權重的行省不足以壓制。遼陽、嶺北兩個行省的設置，很大程度上就是出於這方面的考慮。同時，元朝中央也通過行省，明令限制了蒙古貴族在封地范圍內自行派遣官吏的權力，並規定由行省直接向貴族封地的民戶征稅，再由中央撥給貴族，不允許他們在封地內橫征暴斂。這些措施有助於元代統治秩序的穩定。
3、民族政權統治的需要。元朝作為歷史上第一個由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全國統一王朝，一直遭到南宋殘余勢力長期的抵抗，後來江南人民又因不堪賦役重負而紛紛起事。在這樣的背景下，位尊權重的行省不但不能罷撤，反而需要進一步強化事權、明確責任，以便遇到緊急事變能夠迅速決策並付諸行動，維護元朝的統治。即使大一統局面完全形成之後，行省在穩定地方統治方面的特殊價值，也沒有消失。這就為行省在全國范圍內的定型奠定了基礎，使得行省的基本性質由中央派出機構演化成為地方最高官府。
三、元朝實行行省制度有利於加強中央集權
1、行省的二元化特點有利於中央集權。元朝行省最初只是臨時性的中央派出機構，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後期，才開始基本定型，轉變為常設的地方大行政區。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並地方化之後，它仍然帶有中央派出機構，或者說是中書省分支機構的性質。這就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點，這是其他朝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區關系所不具備的，這種特點使得行省既要服從中書省的制約又共同為元代統治服務。
2、中央政府對行省的有效控制有利於中央集權。行省雖然「軍國重事，無不領之」，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無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牽制與制約。如在人事權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選用主要由中書省和吏部負責;在財政方面，行省只是充當了朝廷集中財賦的工具，所收取的財賦行省必須執行上供中央與地方留用的七三分成的懸殊比例規定，行省還有義務遵照朝廷的命令，額外提供錢谷，以彌補中央財賦支出的不足;在軍事方面，行省不能獨立行使軍權，軍權掌握在中央的樞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對行省制定了嚴格的規則典制，不能逾越。
3、行省內部權力的相互牽制有利於中央集權。元代行省內部實行的是群官負責和圓署會議制，即通過行省官員集體開會共同負責，各官員之間既有分工、互相配合又互相牽制，每個行省官員都不可能獨立地行使權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協助或制約。同時中央在行省也構制了監察行省、防範其擅權坐大的特殊機制。
4、行省大權的歸屬有利於中央集權。作為民族統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員掌握權力，以最關鍵、最敏感的統軍權為例，行省官員中只有平章以上才可以掌握軍權，而平章以上又不準漢人擔任，通常只能由蒙古和色目貴族擔任，這些人更多的是元朝中央集權統治的忠實維護者，很難成為地方割據勢力的代表。因為作為一個異族身分、文化背景迥然的行省長官，即使大權在握，也很難想像他會策動漢族或者能夠策動漢族搞分裂。所以在理解元朝行省制度的時候，不能完全從漢族社會歷史發展的自然趨勢去解釋，而更要從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從蒙古統治集團特有的統治意識當中尋找原因。這就是為什麼元代行省制度起到了鞏固統治的作用而到了明初朱元璋仍然將其權力一分為三的原因了。
5、行省的劃分特點有利於中央集權。秦漢以來，地方行政區劃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歷史傳統等因素來確定，政區的自然屬性與經濟、文化一體化趨勢較強，容易產生割據局面。從元代開始，行省區劃主要以中央軍事控制為目的，採取「犬牙交錯」的原則，任意將自然環境差異極大的地區拼成一個省級行政區，削弱地方的經濟、文化認同感，人為地造成犬牙交錯和以北制南的局面。從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險而守、割據稱雄的地理條件，朝廷就比較容易控制了。如：秦嶺以南的漢中地區被劃歸陝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門戶洞開，無險可守。這種劃分行政區域的方法自然就加強了中央集權，客觀上也促進了各族人民之間在經濟、政治與文化方面的交流。
綜上所述，元代的行省制度雖然與唐宋以來漢族社會日益強化的中央集權觀念確實有很大的抵觸，但它作為元代社會發展的產物，還是起到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治的目的，同時也對後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區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編輯推薦：
高考最後階段歷史復習咋「沖刺」
最後階段，歷史咋復習，有何答題技巧?
高考復習，要突出重點，突出高考的導向性。
重點是體現新高考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取向的知識，如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中國近代反封建反侵略的斗爭與中國近代化歷程，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一體化，思想解放與科技進步對歷史發展的影響等。
重點是對理解和認識熱點問題有幫助的知識，如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關的各種熱點問題和國際時事熱點，如與大國崛起、人文關懷、民族團結、祖國統一有關的問題，與政治民主化、改革與發展、道德建設有關的歷史知識。
高二學習如何掌握歷史概念
不同種類的歷史概念有不同的結構,如歷史事件、人物、典章制度、思想文化、典籍著述等等,盡管我們都需要研究它們的外部聯系,如產生的各種背景要素與其在歷史上的地位、性質、作用及影響,但是,它們的內部結構卻相差許多。
歷史事件概念的內部結構包括其發展過程的各種要素,即:開始或爆發,挫折或轉折、發展或擴展、高潮或低潮、勝利或失敗等等。有關歷史人物的概念主要指其經歷,一個歷史人物或者某一集團、政黨常常經歷許多歷史事件
Ⅲ 泉州天主教明朝萬曆時期
明萬曆三年（1575年），西班牙天主教奧士定會士德·拉達大主教抵達泉州，請求居留和傳教，但遭到興泉道官尹的拒絕。
明天啟五年（1625年），大學士葉向高邀請天主教艾儒略教士前往福州。艾氏曾在泉州府城和永春縣傳教，吸引了數百名信徒。至明崇禎八年（1635年），天主教教士聶伯多來到泉州傳教。
當時，因教會採取尊重中國文化的方式傳教，得到泉州士大夫和下層群眾的支持，教會發展迅速。當時，泉州地區已有13座天主教堂。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泉州城東郊、水陸寺、東湖畔三處發現十字架石刻，移入「桃花堂」、「聖堂」保存，這表明當時泉州城內有天主教堂。
艾儒略以「西來孔子」著稱，尊重中國傳統文化，得到福建士大夫的贊賞。他與閩中流聚集福州論道，收集於《熙朝崇正集》中的贈詩有71首，其中22位為泉州名流，包括溫陵（泉州別稱）的張瑞圖、何喬遠、張維樞、林當楫、庄際昌、周廷鑨、蘇負英、鄭之鉉、郭、黃鳴晉等10人，以及同安縣的黃文炤池顯方等2人，晉江縣的蔡國錫、李文寬、陳維迭、李世英、許日升等5人，桃源縣（永存）的鄭璟、方尚來、潘師孔等3人，清源（泉州別稱）的謝懋明和龍潯（德化縣）的林燧。
張瑞圖在詩中表達了他對天主教學說的看法，認為天主教與孔孟之道相輔互補。泉州舉人張賡等人隨艾氏擔任隨行書記，張賡為艾氏的儒略《五十言余》、孟儒望《天文學略義》和龍華民《對若撒法行實》等西方天主教神父的神學著作校訂和作序，並讓自己的兒子張識至艾氏處，為艾氏的弟子執事。艾儒略廣泛接觸社會下層的農、工、商，甚至異教的僧侶亦不排斥。
義大利天主教方濟各會派於元初從歐洲傳入北京，元皇慶二年（1313年）在泉州設立一個主教區，終元世，在泉州傳播了50多年。明萬曆三年（1575年），西班牙天主教會教士到泉州。清雍正年間，因教會不尊重中國傳統文化而被禁絕。鴉片戰爭後，天主教再度傳入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