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为什么出现在意大利

‘壹’ 经济学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为什么古人会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话出自《资治通鉴》，大意是说：我们的生活习惯从节俭变成奢侈很容易，但是从奢侈变成节俭却很难。

这句话流传至今，也成为了教育大家遵守勤俭持家优良传统的箴言，同时这句话也反映了人们的一个消费特点，就是当人们养成一种消费习惯之后就很难改变和逆转，当人们收入提高能够增加消费投入的时候便会很容易变得奢侈，但是当人们收入减少需要降低消费标准的时候却很难适应。从经济学角度考虑，这种消费习惯，被称之为“棘轮效应”。

“棘轮效应”是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提出的，他的主要观点是“人的消费习惯养成之后具有不可逆转性，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以向下调整，在短时期内表现最为明显，消费的习惯效应较大，养成奢侈的消费习惯后，很难随着收入水平的降低而立即做出适合的消费习惯调整”。例如，当有的人住惯了豪华奢侈的大房子后，再让其搬到小房子里蜗居，他就会很难适应；有人过惯了大鱼大肉的生活，若是再让他回到那种粗茶淡饭的日子，他就很难接受。

“棘轮效应”也是一种人性的表现，人生而有欲，适当的欲望有利于促进人奋发向上，但是凡事要有度，过度奢侈就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是不可取的。

‘贰’ 为什么会产生经济学

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存在相应运行规律，而被人们所发现并加以总结。经济学也是一样，从最开始的研究经济如何发展到研究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所以经济学是本身存在的。

经济学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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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规律；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只是经济规律的展开和具体表现，经济学的对象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不是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科学的经济学。

要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就必须从整体上统一研究经济现象，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统一的经济体中对称的两个方面，所以在科学的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没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别；而政治经济学总是把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

‘叁’ 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叫经济学而不是政治学

有权就有钱，有钱不一定有权 经济学前面为什么要冠上“政治”二字，叫“政治经济学”？从学说史和经济史的有关材料看，有这样两点感觉： 第一，政治经济学的称谓出自重商主义的着作。商人和代表商人利益的经济理论家认为，商业的发展和商人利益的扩增需要得到国王和政府的支持，冠上“政治”二字，就突出了经济在国家生活中也包括国王、政府活动中的重要意义，以取悦国王和政府，求得资助。商人在封建社会是没有地位的，在法国属第三阶级，屈居僧侣和士兵之后。就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商业的发展也还受到封建割据或地方主义的限制，关卡林立，币值紊乱，国与国之间的壁垒就更严重了。而商人需要“大规模的销售，而不是面向个别顾客的销售……他不是为满足他个人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这就需要尽可能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意大利银行家斯卡鲁非在1582年曾建议，由教皇或皇帝领导召开一次欧洲大会，建立统一的全欧货币制度，以利流通，解决结算和汇款困难。商人需要国王和政府，国王和政府也需要商人———需要商人的钱来建立中央集权。所以，法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蒙克莱田对国王真是揣摩透了，加上“政治”二字给国王呈上《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大家心领神会地接受了，并沿用下来、约定俗成，成了理论经济学的通称或专称。 第二，经济学家懂得，即使再好的理论，也要得到最高决策者认可才能转化为政策付诸实践，达到目的。所以，重商主义之后的经济学家也懂得加上“政治”二字的积极意义，继承了“政治经济学”这个精心设计的天才名称。按照我国学者王亚南的说法，亚当·斯密写《国富论》和我国严复译《原富》，都是为了献给国王（皇帝）的。他说：“十九世纪末年，中国维新派人物严复，就曾将这部书以效法亚当·斯密把他的‘富其君又富其民’当作国策，献给英王的精神，来献策于光绪皇帝的，冀有助于清末的维新‘大业’。”这就是经济学叫政治经济学的缘由。“政治经济学”既然已成为经济学的专称或通称，为社会所接受，以后也就一般化、符号化了，不论经济学家的政治追求如何，都用同一的学科名称。19世纪中叶，又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野。 不论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古典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等，都是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的经济学家希图把自己的理论贡献给国王、政府和社会，作为政治的依据，转化为政策。所以，亚当·斯密直言政治经济学是“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实际上，直到今天，任何国家的政治领导者所采取的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依据的。所以，名为政治经济学，实为经济政治学。从经济理论到经济政策，体现和反映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虽然经济理论不直接是经济基础，但它揭示经济关系，是经济关系的科学表述。因此，经济理论工作者应当具有高度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地揭示经济关系的真谛和发展趋势，为扫除经济增长中的障碍，为国家、为社会提供最有价值的理论。 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已为几百年的实践所证明。亚当·斯密的一个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主张就影响了全世界。但是，不是所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正确的，别说各家各派，就是一棵树上结的果子也不可能每个都是甜的。因此，作为学术，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决策者应谨慎明智地作出选择。对究竟采用和不采用哪家哪派的经济理论作为经济政策的依据，决策者负有责任。一旦在实践中出了差错甚至出现败绩，责任主要应由选择者来承担，经济理论家则只能在理论上修正错误或放弃根本错误的理论。经济理论转化为经济政策有两方面的困难，一是要在良莠芜杂的百家理论中选择好理论，二是选中了要操作正确、规范到位。

‘肆’ 西方经济历史

1. 奴隶社会时期的经济思想萌芽

一般公认，世界上现存第一本经济学着作是古希腊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约前355或354）的《经济论》，英语单词 “Economy”、“Economics”即源于此。该书采用苏格拉底与别人对话的形式，讨论如何管理奴隶主家庭农场，堪称“古代微观经济学”。他还着有《雅典的收入》，论述如何增加雅典国家收入，堪称“古代宏观经济学”。此外，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所着《理想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和完善奴隶经济制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主张限制商业、高利贷和私有财产。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着《政治论》主要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奴隶经济制度，《伦理学》分析商品等价交换现象，认为货币使不同的商品等价。

2.欧洲中世纪时期的经济思想

欧洲封建社会始于公元476年，终于1640年，其间战乱、灾荒和瘟疫连绵不断，经济、文化黯然失色，人称黑暗的“中世纪”（Middle ages）。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着有《神学大全》，根据上帝意志论证封建农奴制度的合理性，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应当受“上等人”统治。同时，提出公平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商业理论和利息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了折衷和辩护，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

1492年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06）“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国际贸易成为当时西欧主要经济增长点，催生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萌芽。认为：只有金银才是财富，主张促进商业发展，开展国际贸易，实行贸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业和商品经济，堪称“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只出口不进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于英国匿名发表的《对我国同胞某些控诉的评述》。晚期重商主义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少进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克列钦（Antoine de Montchrétien，1575-1622，又译“蒙克莱田”，1615年发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柯尔培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又译托马斯·曼，1621年发表《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

3.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Bourgeois classical economics）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雏形，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主要着作《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货币略论》等）、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主要着作是1776年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主要着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基于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不同于重商主义的观点：（1）财富是物质产品，劳动是财富的源泉；（2）市场自动调节比人为地调节更能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即“看不见的手原理”（Principle of invisible hand），据此主张自由放任政策。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分支是法国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s），主要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758年发表《经济表》，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但由于法国小农经济比重较大，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因此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社会财富的源泉，货币只是流通手段；工业只是对农产品进行加工，是农业的附属物；对外贸易只是一种等价交换，都不能增加社会财富。

4. 新古典经济学

183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分化为两支，即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school），马克思主义者一般称之为“庸俗经济学”（Vulgar economics）。

“新古典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辩护”，认为：市场完美有效，能够自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分配理论等。该学派没有明确研究宏观经济现象，一般认为其宏观经济学观点是：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充分就业，不需要政府干预。

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除马歇尔外，早期还有英国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法国的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等，晚期则有英国剑桥学派的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罗伯逊（Dennis Holme Robertson，1890-1963）、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1879-1975）等；属于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ado Pareto，1848-1923）；属于奥国学派的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维塞尔（Freidrich von Wieser，1851-1926）、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1851-1914）等；属于瑞典学派的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卡塞尔（Gustav Cassel，1866-1945）等；属于美国学派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柯布（Charles W. Cobb）、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1892-1976）等。

5. 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

1929年10月24日，以纽约股市暴跌为起点，爆发了持续7年之久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为了摆脱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882-1945）在1933年3月4日就职后，立刻大规模干预经济，史称“罗斯福新政”（Roosevelt New Deal）。在此背景下，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一书，严厉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有效需求决定国民收入”原理，主张由政府干预来拯救资本主义，人称“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诞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萨缪尔森为主要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弥合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分歧，遂形成所谓“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认为新古典经济学适用于经济繁荣状态，属于微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适用于经济萧条状态，属于宏观经济学。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学》（第1版）是这一学派形成的标志，1961年《经济学》第5版开始使用“新古典综合”一词。至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个名词则最早出现在波尔丁1948年版《经济分析》一书第2版中。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市场经济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因此政府应根据“逆经济风向行事”原则，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实施干预，以促进充分就业和国民收入增长。该学派的理论核心是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1937年在《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一文中最早提出，后来为美国经济学家汉森1953年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中推广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汉森模型”（Hicks-Hansen model）。

直到1980年代以前，新古典综合派一直占据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但由于不能解释1960年代通货膨胀和1970年代“滞胀”（Stagflation），受到了许多非凯恩斯主义流派的激烈指责，催生了“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 school）。非凯恩斯主义流派基本情况如下：

（1） 货币主义学派（Monetarism）又称“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急先锋，其创始人及主要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50年代就开始反对凯恩斯主义。认为长期内存在“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当劳动市场在竞争中达到均衡时，由技术水平、风俗习惯、资源数量等实际因素决定的固有的失业率，包括自愿失业（Voluntary unemployment）、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和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等。自然失业率是保持零通货膨胀率的最低失业率，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时，短期内由于货币幻觉，实际工资（Real wages）暂时下降，厂商扩大生产，增加就业，但长期内，由于“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工人会要求提高名义工资（Nominal wage），引起实际工资和失业率回升，结果仅仅是通货膨胀（Inflation）。

弗里德曼还提出“恒常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of consumption），认为消费者不是根据现期收入而是根据“恒常收入”来安排消费，因此短期内扩张性政策不可能刺激消费，再次否定了干预政策的有效性。

弗里德曼认为“唯有货币最要紧”，主张“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Single-rule policy of money），即每年根据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按某一固定比例增加货币供给，以稳定货币，稳定经济，根除滞胀。而要稳定货币，就必须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经济自由主义。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纳（K. Brunner）在《货币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一文中首次袋子使用“货币主义”一词。

（2） 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expectations school） 又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穆思（John F. Muth）1961年发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Rational Expectation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一文提出“理性预期”概念，1970-197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卢卡斯（Robert Lucas，1937-2001）进一步阐述，受到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1943-）、华莱士（Neil Wallace）、巴罗（Robert J. Barro，1944-）等人重视。认为：人是有理性的，能够根据相关信息对经济发展作出正确预测，即所谓“理性预期”。在存在理性预期并且工资与价格具有弹性的前提下，人们将会预料到政府的经济政策并采取相应对策，使之无法影响实际国民收入和失业，即所谓“政策无效性定理”（Policy ineffectiveness theorem）。主张政府放弃干预经济，或实行公开的永久不变的政策。

该学派还提出自然率假说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自然率假说（Natural rate hypothesis）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一种内在的动态平衡，外力可以暂时打破这一平衡，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平衡。“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s theory）由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朗恩（John Long）、普洛塞尔（Charles Plosser）等人提出，认为经济周期是一种随机波动现象，由技术、战争、人口、自然等实际因素对供给发生冲击引发，市场能够自动调整适应，无需政府干预。

（3） 供给学派（Supply-side school）又称“里根经济学”，认为：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一方面刺激总需求，使人们过度依赖政府，另一方面导致高税收，抑制企业家的积极性，影响供给，结果导致经济滞胀。该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Say's law），主张减税节支，减少干预，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刺激企业家精神，促进供给。但实际执行时，“减税容易节支难”，造成高赤字、高利率、高汇率、高外债等一系列恶果。

供给学派又分“极端供给学派”和“温和供给学派”，前者以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拉弗（Arthur. B. Laffer，1940-，又译“拉弗尔”、“拉菲尔”等）为主要代表，用“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描述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为减税提供理论依据。后者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德斯坦（Martin Stuart Feldstein，1939- ）为代表，提出“费尔德斯坦曲线”（Feldstein curve），认为：在通货膨胀率不变的条件下，财政赤字的增加会引起资本形成率下降，即财政赤字与资本形成存在替换关系；在保证资本形成率不变的前提下，财政赤字的增加将导致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率呈正相关关系。强调要靠资本积累和市场刺激而不是利用政府干预来减轻社会弊病，代表作《美国税收刺激、国民储蓄与资本积累》。

（4）新自由主义学派（Neo-liberalism）广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包括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狭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仅指以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阵地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等，故又称“新奥国学派”、“新维也纳学派”、“伦敦-芝加哥学派”和“弗莱堡学派”等。

该学派崇尚个人自由，认为自由是创造一切价值的源泉。强调个人无需服从任何人，只需服从法律，法治的关键在于保证个人自由。反对人治，认为人治导致权力被滥用，即使权力被思想高尚的人掌握，也会给社会带来祸患。主张思想自由，认为思想国家化是“真理的末日”。主张经济自由和私有制。对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认为是由于货币供给不足或投资过度造成的，市场能够自行调节，无需国家干预。对于1960-1970年代发生的失业和通货膨胀，认为是由于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使市场机制受到干扰，以及政府扩大财政赤字造成的。因此，主张“货币非国家化”，由私营银行提供竞争性货币。

（5） 新剑桥凯恩斯学派（Neo-Cambridge school） 又称“凯恩斯左派”、“李嘉图学派”，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1903-1983）。从收入分配角度着手，认为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投资率，而投资率取决于储蓄率，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分为工资和利润两部分，储蓄率也分解为工资收入者的储蓄率与利润收入者的储蓄率两部分，当利润占的比重提高时，整个储蓄率上升，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增长必然伴随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既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财政干预政策，也反对自由放任政策，认为前者只强调充分就业，不问就业的具体内容，导致“繁荣中的贫困”；至于后者，则认为市场机制是个效率极差的调节器，1930年代的大危机就证明了它的失败。对于货币主义者推崇备至的货币嗤之以鼻，认为货币与产量之间仅存在微弱的联系。最后，该学派主张通过税收和补助来消除社会收入不均等和阶级差别等改良主义措施。

（6） 市场非均衡学派（Unequilibrium school） 以法国经济学家贝纳西（Jean-Pascal Benassy）等人为代表，认为均衡是偶然的，非均衡才是经常的。在非均衡条件下，经济运行遵循“短边法则”，即由最短缺的一边来决定经济变量的取值。现代宏观经济既可能由于总供给不足，导致“新古典失业”，也可能由于总需求不足，导致“凯恩斯失业”，新古典政策和凯恩斯政策都有用。

（7） 新制度学派（Neo-system school）该学派主张研究整个社会制度，实际上囊括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也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该派主要有两个分支，一支以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 ）和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为代表，主张政府干预；另一支以美籍英国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10- ）为代表，主张自由放任。

加尔布雷斯1973年出版《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提出“二元体系理论”（Dual economy system theory），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由少数大企业组成的计划体系（Planning system）和大量小企业组成的市场体系（Marketing system）组成，计划体系实力雄厚，能支配环境，市场体系则只能受制于环境，政府通常偏袒计划体系，导致市场原则让位于计划原则，企业不再追求最大利润，而代之以稳定和增长。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统统失灵。主张扶持小企业，抑制大企业，实现收入均等化。希望科技教育界培养一批有新观念的人进入国会，通过立法施行改革。

缪尔达尔1944年发表《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一文提出“循环累积因果原理”（Theory of circular and accumulative causation），认为：社会经济诸要素之间不是均衡关系，也并非趋于均衡，而是一种循环累积运动，“富者越富，穷者越穷”。据此解释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黑人的生活水平低下，认为二者互为因果，累积循环。后又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原因，提出改良主义政策主张，包括权力结构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教育的改革等。

科斯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解释企业形成的原因，1960年发表《社会成本问题》，提出着名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认为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则只要产权明晰，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来消除外在性现象，实现资源最佳配置。

（8） 公共选择学派（Public choice school）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1919-），1962年他与图洛克（Gordon Tullock，1922- ）合着《同意的计算》一书，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政府行为，认为：政治家是理性经济人，旨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政治活动就是许多不同利益集团出于自利动机进行的交易。政治交易通常通过一定的投票规则进行决策，在民主前提下，政府的决策会反映“中间投票人”（Median voter）的利益，但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政府的决策往往倾向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而特殊利益集团则会有意识地影响政府决策，从中谋取好处，即所谓“寻租”（Rent seeking）。政府的职责本来是代表公共利益，弥补市场机制不足，提供公共物品，但由于种种原因，常常导致“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或“公共失灵”（Public failure）。因此，对现行民主制度表示怀疑，主张按市场机制思路，完善政府规则，防止滥用权力。经济方面，主张有规则的经济政策，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干预。

6.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新动向

199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进入新发展阶段，帕金（M. Parkin）称之为“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 school），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斯蒂格利茨，哈佛大学的曼昆和萨墨斯，麻省理工学院的布兰乍得和罗泰姆伯格，哥伦比亚大学的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1933），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1940-）和耶伦，威斯康辛大学的格特勒，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伯南克等。主要特点：（1）强调政府有用；（2）强调用微观经济学原理解释宏观经济现象；（3）加强了对市场垄断势力、价格歧视、信息不对称、外在经济、博弈论、委托-代理关系、公共物品等现象的研究；（4）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AD-AS模型）取代IS-LM模型；（5）各流派融合发展。

‘伍’ 生活中的经济学

1、经济学：啤酒效应”原理

“啤酒效应”是流通领域中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并非啤酒行业独有。它是指由于供应链中各节点企业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造成了需求信息在供应链内部的传递过程中失真的经济现象。

在一条供应链上，由于信息传递的失控，零售商对需求乐观，于是追加订货；零售商的提高需求又大大刺激了生产商，生产商的行为又更大地刺激了原料供给商。

也就是说信号在逆向传递的过程中被不断放大了，消费者的需求可能只需要10瓶，但零售商的订单使得生产商对需求盲目乐观，造成了好象需要100瓶的印象，而生产商向上游供给商的大量订货又给原料商造成好象需要1000瓶的印象。反之，当需求缩减的时候也是一样。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就经常能看到“啤酒效应”的影子。由于房地产市场信息的失真，使开发商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充满信心，疯狂拍地，致使地价一路飙升，房价也随之大幅上涨。在消费者“买涨不买跌”心理的影响下，房地产销售面积连年提升。

投资者见房地产市场一片红火，又会加大投资，给房地产市场注入新的资金，使房地产开发商对未来的房地产发展更加充满信心，于是再度疯狂竞拍土地，就这样在“啤酒效应”中形成恶性循环，将房地产行业的泡沫越吹越大。

房价与房子的真实价值严重背离，最终泡沫如果破灭，必然会引起房价下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者及开发商都将在这场“啤酒效应”引发的循环中尝到恶果。

“啤酒效应”原理告诉我们，企业在进入市场时不能太过于盲目，要先做好市场需求量的调查，以免因为盲目乐观而造成资源浪费和不必要的损失。

2、“蛛网理论”原理

“蛛网理论”又叫“丰收悖论”，是市场经济中一种比较奇怪的现象，是指某些商品的价格与产量变动相互影响，引起规律性的循环变动的理论。

1930年由美国的舒尔茨、荷兰的J.丁伯根和意大利的里奇各自独立提出。由于价格和产量的连续变动用图形表示犹如蛛网，1934年英国的卡尔多将这种理论命名为蛛网理论。

和古典经济学理论相反，蛛网理论证明了在一定的假设下，市场均衡被打破后，经济系统不一定能够自动恢复均衡的经济现象。

该假设是，第一，完全竞争，每个生产者都认为当前的市场价格会继续下去，自己改变生产计划不会影响市场；第二，价格由供给量决定，供给量由上期的市场价格决定；第三，生产的商品不是耐用商品。这些假设表明，蛛网理论主要用于分析农产品。因此，对于蛛网理论带来的丰产不丰收现象。

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在完全竞争且价格由供给量决定的农产品市场，当某年某种农产品价格上涨给农民带来很大利润时，第二年就会有大量的农民选择种植这种作物，于是一时间，市场上该种农产品供大于求，价格急剧下跌。

农民辛苦一年虽然在产量上获得了大丰收，但是并没有使收入增加。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许多农民离开土地走向城市打工的主要原因。

总之，农民没有准确预测市场的能力，种植农作物很容易受历史经验及他人影响而盲目跟风，最终白白辛苦却得不到预期的收入。

为了消除或减轻农产品市场出现的蛛网型波动的现象，一方面需要政府运用支持价格或限制价格之类的经济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另一方面利用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机制进行调节，如发展特色农业和运用期货市场进行调节。

3、“帕金森定律”原理

“帕金森定律”就是官僚主义现象在经济学中的称呼，也可称之为“官场病”、“组织麻痹病”或者“大企业病”，源于英国着名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1958年出版的《帕金森定律》。

帕金森在书中阐述了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

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利；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利构成威胁。

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这样一来，本应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就会分摊给7个人。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

帕金森还发现，在一个组织中，机构和人员的增加并不完全来自现实工作的需要，而是有它自身的需要，有它自身的法则。管理活动本身会制造工作，增加人手会制造出功能重叠、互相扯皮的管理体系，从而使工作目标不明确、不紧凑、进而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帕金森得出结论：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因此，这条定律又被称为“金字塔上升”现象。

在现实生活中，“帕金森定律”十分常见，无论是哪个国家，只要存在机构，存在不称职的管理者，存在自我完善的需要，就一定会存在“帕金森定律”。

“帕金森定律”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流传，深刻揭示出了人们对于这种权力扩张引发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官场传染病”的深恶痛绝。官僚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时间段的产物，它像被热火烤化了的牛皮糖一样紧紧地粘上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帕金森定律”给组织带来的种种恶果不容小觑，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帕金森定律”的症结，就必须建立一套合理的用人制度。

招聘员工要公开和透明，以防别有用心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导岗位而招聘庸才；同时要对已经入职的员工就劳动分配率和人事费用率两项指标进行考核，时刻关注“帕金森定律”是否已经偷偷地在组织中起作用。

(5)经济学为什么出现在意大利扩展阅读：

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科学经济学自觉从整体上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

对称经济学就是科学经济学。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规律；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只是经济规律的展开和具体表现，经济学的对象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不是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