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影视如何取得进一步发展

1. 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

（1）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后，模仿苏联电影的管理体制，建立起了一个从管理到生产、经营的完整配套的新中国电影事业体制。

1953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我国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电影管理计划。其中，对制片厂实行行政指令性管理，建立了摄制工作制度和制片主任制度及制片生产的各项规定。在发行方面，把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改组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将各大区公司建制为各省、市发行机构，并建立完善了发行放映经营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在电影局设立了电影放映管理处，各省、市、自治区文化管理部门亦成立相应的各级机构，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加强放映工作的统一管理。这一整套设施的建立，都是以行政化机制为依据和功能目标的，而市场效应和市场运转则作为辅助的手段，因此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政企合一的电影发行体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完善起来的电影产业结构体制，以它特有的规律运转，除了1958年和1976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发生过几次动荡外，30年来，其基本架构和内部经济关系未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化。同其他行业一样，电影业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统一由国家预算拨款和专项拨款维持其建设、生产和流通。制片方面，制片厂根据上级对数量及题材的严格计划接受影片拍摄任务。发行方面，作为全国发行放映总代理的中影公司负责收购影片，之后通过等级分明的各个发行放映公司以业务和行政相结合的手段从省、市、县往放映单位发放拷贝。

（2）20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后，电影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几次改革浪潮。1979年的《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调整了发行收入分成比例，增加了用于发行放映事业的生产基金。1980年，文化部又以1588号文件的形式规定，中影公司根据发行需要所印制的拷贝量按一定单价与制片厂结算，使制片厂产量增加，利润上升。1984年5月，文化部正式提出成立中国电影总公司的体制改革方案。1985年1月，电影局在广州召开电影体制改革座谈会，提出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和扩大制片业与发行业经营自主权的精神。同年，同意在一些地区对部分影片的票价实行浮动，以缓和电影收入的下降趋势，电影的价格体制在经历了35年之后（始终维持在50年代的0.20-0.35元之间），终于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下出现了初步的松动。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进展，录像业、歌厅和综合文化娱乐业开始兴盛，电视日渐普及，使电影观众出现了明显的分流。1984年仅一年时间，电影观众就减少了52亿人次。迫于市场压力，电影制片迅速走向娱乐化类型化。

1986年1月，电影局从文化部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加强影视统一领导和统筹规划是合并的初衷，但电影局合并到广电总局后，各地电影单位特别是省、市、县级发行公司仍由地方文化部门领导和管理，以至形成“上合下不合”的现象，对电影全行业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86年，全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发行企业亏损，许多放映单位该营它业，反过来又影响到了电影制片企业的严重亏损。针对这种情形，1987年曾经提出了代理发行、一次性卖断和按比例分成等五种结算方式发行影片，但1989年又很快倒退回来，顽强地按拷贝结算的方式。

（3）20世纪90年代后至今

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改革以1993年元月以“广电字（3）号文件”即《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为标志。自此，40多年的计划经济下电影的统购统销以及由此形成的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经济分配上的不合理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中影公司的全国垄断经营被打破。但是问题紧接而来，各省级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独家经营、垄断发行以及发行行业中间环节过多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经过发行影片直接面向地市级公司的“江苏突破”、“山东突破”后，制片厂、中影公司与省级公司在发行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1994年8月1日，广电部电影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94年348号）。这个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着作权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精神，明确影片（着作权）发行权拥有单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11家老、少、边、穷省、区除外）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自己的影片。这一指导思想使得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市场多主体的形成。

1995年1月，随着当时广电部《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广发影字[1995]001号）的出台，昭示着制片行业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管理模式的改革终于迈开了小小的、但却极有意义的一步。根据文件规定，全国拥有故事片出品权的不再仅仅是原来的16家制片厂，一大批一直未得承认的省级电影制片厂终于赢得了自己的影片出品权。很快，一方面省办厂的积极性很快调动起来。山东厂、浙江厂、山西厂等分别投拍了《孔繁森》、《信访办主任》、《刘胡兰》等重点题材影片。但由于其他配套设施的缺乏，制片行业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复兴。

由于市场上影片节目的严重缺乏，使得改革必须往前迈进一步。1997年，制片（出品权）进一步放开，无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甚至“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都均可“参与摄制电影片”。1995年的改革还仅仅是打破原16家制片厂的垄断，而1997年的改革则是完全取消了国有制片企业的垄断保护权力。改革方案很快得到执行，北京紫禁城率先尝到了改革所带来的实惠。因《离开雷锋的日子》一炮走红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得到了广电部电影局果断给予的极高奖赏——影片制作企业生产的出品权。

也是在1997年，单片发行权开始放开。《鸦片战争》以民间集资方式操作并以此成立四川《鸦片战争》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这一举动在电影界引起强烈反响。发行上，电影局则对这家没有单独出品权的公司首次给予了影片单独发行权，政策方面享有同峨影厂发行此片时一样的权利。同年，地处深圳的南国影联开始了从放映行业争取单片发行权的第一步。这家以放映为主的股份公司，于1997年10月以委托代理方式购买了合拍影片《联合出击》的国内版权。

2002年开始，以新的《电影管理条例》颁发为总标志，中国电影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体制改革和产业化进程。其中重要一个环节是制片业的初步放开，一些民营机构也拥有了独立拍摄电影的条件。这进一步促使民营资本注入到电影制片业中来，从而为电影制片业带来新鲜血液。以往，民营机构拍摄电影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缺乏“资格”，所以必须与电影制片厂合作，使用厂标。近年来，广东巨星、华谊兄弟、北大华亿、中博时代、海润等一些民营影视制作机构迅速成长，它们以其独特的理念和手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由于政策上的限制，他们只能以影视界“游击队”的身份存在。而此次改革意味着民营机构无需再买厂标，可以独立投资拍摄电影。该措施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律要求——此次形成的制片格局打破了旧有的国有制作机构一统天下的格局，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虽然现在这个多元悬殊还很大），将更具有竞争性，因为它们都将在市场规律下平等坐次，优胜劣汰。

发行放映业的机制改革同样激烈，主要体现在“院线制”的推广上。经过近半年时间的酝酿组建和紧锣密鼓的运作，2002年6月1日，全国23个省（市）的30条院线正式挂牌营业。其中，11条为跨省院线，19条为省内院线。同时，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江苏、浙江等8省（市）已率先完成了两条院线的组建工作，而江苏和浙江则分别组建了3条院线。

院线制的生命力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来，7月中旬上映的分账大片《星球大战2：克隆人的进攻》仅10天，30条院线的票房就突破2000万元，院线制的威力可见一斑。上海联合院线成立伊始，一个接一个创造票房佳绩，远远超过院线制之前的票房指数。北京新影联院线成立以来也是捷报频传，市场走势强劲。重庆万和院线所属6家影院在经历了6月份市场严重下滑之后票房全面回升。院线制最大的直接受益者当属广大电影观众，电影公司引进分账大片的速度明显加快，《精灵鼠小弟2》几乎与国外同步上映，加盟温州雁荡院线的一家县城影院，已能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影院同时上映分账大片，使小城镇的观众也能在第一时间欣赏到分账片，这在实行院线制之前是绝对不可能的。

应该说，院线制是电影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电影发行放映与时俱进的必然。其深刻意义在于彻底改变了电影市场环境，使中国电影市场打破行政分割与封闭状态，在国内地域间形成一个整体，从而扩大电影市场规模，促进电影资源的流动性，从而建立起良性运转的电影市场机制。不过，由于在院线制的推广上行政措施太多，组建的市场化因素过于弱小，组建时间仓促，目前院线之间实力、规模及运行机制相差较大，有的还不太正规，因此当前所建立起来的院线制仅仅是一个雏形，只能说它为过去的四级发行划了个句号，至于院线的发展壮大，尚任重道远。同样，院线制中影院所应该享受的自主权，诸如充分的选片权，以影院为主、发行公司指导为辅的票价定价策略，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改制后的影院位置依旧停留在“一头在市场，一头在国营”的状况中，还处于低级运行阶段。

同时，引进片的发行垄断陆续被打破。虽然引进片依然由国家统一进口，但是开始调整了进口影片的供片机制，实行影片进口与发行分离。中国电影集团在2002年5月宣布将美国影片《浩劫惊魂》的播映权出售给上海嘉禾——一家由香港嘉禾部分所有的公司。这是该集团公司首次将电影发行权出让给带有外资色彩的非大陆中国公司，这在中国电影发行业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除中影集团原进口影片发行公司外的另一家股份制进口影片发行公司——华夏电影发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经过两年时间的酝酿和筹备，于2003年6月19日正式宣布成立。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属于股份制企业，注册资本6000万元，有19家企事业单位共同投资，中国广播影视集团作为最大股东持有20%的股份，中影集团和上海电影集团各持11%，长春电影集团持10%，剩下的是国内电影系统有影响的制片厂和院线公司。这对进口片发行市场的多元化主体建设将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公司内部的多元化产权结构，也有利于公司的效率和良好监督机制的形成。

在农村，发行放映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日渐开放。最基层的农村放映单位或个人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权力。首先，1993年3号文件明确了县级公司购买农村16毫米拷贝的权力，并一再强调，县级公司应该通过更新观念，转变机制来成为16毫米的经营主体，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赋予。此后，1995年8月，广电部颁发了《关于改进和家农村16毫米影片发行放映工作的通知》（即474号文件），进一步放开农村16毫米拷贝经营权，强调任何一级公司和集体、个体的放映单位都可以自由购买，每个16毫米拷贝均含有全国放映权。这种新的运行机制，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机制，调动了农村放映队的积极性，让所有的农村电影经营者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激活市场。同时，打破人为的市场阻隔，放开区域限制，让16毫米拷贝自由流动，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价值。文件还明确要求今后每年定期举办16毫米影片全国性的交易会。同年11月在郑州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16毫米影片交易会。4天的交易会成交16毫米影片节目近400个，现货、期货拷贝达3500多个，成交金额为400余万元。交易会深受基层单位的欢迎，但是在执行474号文件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冲突，仍有一些地方阻止农村放映队购买影片和限制放映队活动区域。而后农村电影放映推行“2331”工程和“西新工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 影视业凛冬之下，中国影视业能够得到质的飞跃

今年的影视行业却进入了寒冬状态，相比往年缩水了将近30%，而且看现在的态势还会进一步的缩水下去。但是这种缩水却是有益处的，可以让影视行业更加的健康长久，也可以让中国影视行业进一步的前进，最终实现质的飞跃。毕竟只有去除了杂质，影视行业的基础才会打得更加结实，不然只是空中楼阁罢了。

同时最近几年迅速崛起的影视公司，今年也关闭了上千家，这样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的。通过这一次的淘汰可以让娱乐圈更加的干净健康，使娱乐圈回到正常的轨迹上面。只有这样娱乐圈才会做大做强，走的更长更远，最终实现质的飞跃。

3. 运用市场经济知识,说明如何推动中国电影产业进一步繁荣发展

要推动中国电影产业进一步繁荣发展
①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
②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机制，保障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增强电影产业对电影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和调整能力。
③发挥政府作用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电影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减少政府干预，推行权力清单制度。
发挥财政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加大财政对电影产业支持力度。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引导电影产业承担社会责任，始终将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起来。

4. 中国电视剧是怎么发展的

中国电视剧的发展

1958年6月15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以直播形式播出了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这标志着中国电视剧的诞生。迄今中国电视剧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其间，在历史发展的纵向纬度，按照电视剧艺术形式在社会系统中功能角色定位及其艺术自觉与生产规模，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宣传工具阶段（1958—1977）。二，审美自觉阶段（1978—1989）。三，文化产业阶段（1990至今）。在电视剧艺术系统的横向纬度，按照电视剧艺术的类型发展实际，中国电视剧又可以分为革命历史题材剧、古装戏（历史题材电视剧）、农村题材剧、军事题材剧、城市社会生活剧（家庭伦理剧）、都市言情与青春浪漫剧、情境喜剧等类型。

从电视剧艺术诞生的1958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在文本意识形态层面的主导倾向来说，中国电视剧基本上是作为那个年代政治宣传工具而存在的。虽然说在这个阶段，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电视剧在内的艺术形式家族，都要受制于当时左倾政治文化形势的强力影响和左右，但由于电视传播的新兴大众传媒属性，相比前几种艺术形式，电视剧这一文化形式的作用，在更加受到政府、把关人系统以及从业人员重视的同时，由于外有压力以及内化而来的自我抑制，电视剧的审美属性更为淡化。并且，由于文化形势和电视技术的双重制约，电视剧的生产数量和规模都比较弱小，因之电视剧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影响较之报纸、电台其他大众传播媒介和文学、戏剧、电影艺术形式，也要小得多。

1958年播出的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便是当时配合中央“忆苦思甜”、“节约粮食”宣传精神的产物[1]。内容说的是两姐妹中的妹妹用一块枣丝糕喂狗，被姐姐发现给予了严肃批评。然后，姐妹俩共同回忆起旧社会的苦难生活，感受新社会新生活的来之不易，最后达成了要珍惜粮食的共识。这部电视剧采用了“直播戏剧”的形式，反映了萌芽时期中国电视剧艺术的技术特征和民族审美传统基因。

1958年9月4日，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电视剧《党救活了他》。这是根据上海广慈医院抢救被烧伤的炼钢工人丘财康的真实事迹而创作的纪实性电视剧。由此以后，这种“真人真事”类型的纪实电视剧，成为中国主旋律电视剧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类型。这年10月，新成立的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第一部电视剧《红色的火焰》。1962年1月13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电视剧《莫里生案件》，它是根据美国作品改编的，用来揭露非美活动委员会对美国进步人士的迫害性审判。1963年8月17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电视剧《火种》，它是一部反映美国种族和阶级矛盾的电视剧。1965年，适应当时“抗美援越”形势的需要，北京、上海、广州陆续播出了根据越南民族英雄阮文追事迹改编的电视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根据柯岩同名独幕剧改编的电视剧《相亲记》，是一部比较贴近生活的作品。由于广受欢迎，《相亲记》连续演播4次，并曾赴广州演出—— 在直播时代，这意味着整个剧团搬迁式的巡回演出。

1958年到1966年，是中国电视剧的草创时期，8年时间全国范围内共播出200多部电视剧。其中，北京电视台90部，上海电视台35部，广州电视台30多部[2]。由于当时电视接收机是稀缺产品，电视剧的社会影响力有限。

从1967年到1977年，其间多数时间处于文革时期。这一时期，电视剧“为政治服务”的色彩更为明显，且创作成绩极为寥落，几成空白，乏善可陈。值得记入历史的有这样几部作品：反修防修主题的《考场上的斗争》（1967），学大寨主题的《架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题的《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1975）、《神圣的职责》（1975）。其中，《考场上斗争》，是中国电视史上唯一一部用黑白录像设备制作的电视剧，它也标志着中国电视剧生产此后脱离直播时代，跨入录像制作时代和彩色时代。

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标志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全面转型。1979年，邓小平出席了中国作家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将党的文艺方针由“文艺为政治服务”调整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这预示着对文学艺术功能认识的重新定位，也标志着对全社会对文学艺术自身独特规律的尊重。

作为整个文化艺术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电视剧艺术在这一阶段获得了审美意识的自觉，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电视剧艺术规律的探索和开拓。电视剧艺术在新时期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年产量由1978年的10余集发展到1979年的30余集，再发展到1980年的80余集。中国电视剧送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年产量，由1981年的110集激增到1986年的1500集。

数量在激增，电视剧的艺术品种和类型也日趋多样，质量在明显提高。不仅出现了一批思想、艺术水平较高的制作精致的短篇电视剧，而且产生了一批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长篇连续剧，问世了一批样式新颖的戏曲电视剧和专为少年儿童录制的电视剧。特别是1984年以来荣获“飞天奖”一批优秀电视剧，如《今夜有暴风雪》、《新闻启示录》、《走向远方》、《巴桑和他的弟妹们》、《希波克拉底誓言》、《太阳从这里升起》和《寻找回来的世界》、《四世同堂》、《新星》、《红楼梦》、《努尔哈赤》、《雪野》等，引起了社会和文艺评论界的广泛瞩目，使电视剧这种新兴艺术形式在中国文艺领域里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3]。

自1987年起，鉴于前一阶段电视剧生产中出现了不少平庸之作，有关管理部门制定实施了“提高质量、控制数量”的方针，取得明显效果，使不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劣次产品由1986年的500集下降到1990年的24集[4]。特别是这一阶段，出现了堪称电视剧艺术精品的《秋白之死》和根据古典名着改编的长篇连续剧《西游记》、根据现代文学名着改编的《围城》。

伴随着中国电视剧走向成熟的历程，中国电视剧开始逐步走向世界。《红楼梦》、《西游记》、《武松》、《济公》、《诸葛亮》、《甄三》、《努尔哈赤》、《末代皇帝》、《宋庆龄和她的姊妹们》、《围城》等都先后在美国、日本及欧洲、东南亚国家播映。中国也开始选送电视剧参评国际电视节，《太阳有七种颜色》、《小木屋》、《小船》、《穷街》等作品都分别在参赛的国际电视节上获奖。

需要说明的是，受制于上个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体状况和氛围，中国电视剧艺术在表现了浓郁审美意识自觉特征的同时，也显现出了某些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孤芳自赏的形式主义倾向。

1990年，中国第一部长篇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的播出，标志着中国电视剧艺术走向了“基地化”制作和作为文化产业的正式登场。此后，基地建设成为了中国电视剧事业发展的必然，陆续兴建了上海“东海基地”、山东“齐鲁基地”、湖北的“九真山基地”、四川“新都基地”和中央电视台的“无锡基地”、“涿州基地”、“横店基地”等等[5]。同时，电视剧的投资方式和流通方式也越来越市场化。1990年以前，电视剧多是由政府部门提供拍摄资金， 1991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采用了企业赞助的方式，并首次将广告随电视剧捆绑播出，同时还在电视剧中利用剧情为赞助企业做隐性广告。1992年，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投资200万元制作了41集电视剧《爱你没商量》，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贷款150万美元赴美拍摄了《北京人在纽约》。这种方式意味着需要取得相应的商业回报，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仅仅“图名”在央视播出远远不够了，还要“图利”赢取商业利润。

这就迫使各家电视机构为争夺有商业潜质的电视剧展开市场化竞争，而不能在仅仅利用电视机构的等级来获取垄断性购买了。于是，1992年央视及时调整思维，以350万元价格购买了《爱你没商量》的播映权，后来又用黄金时段的广告时间换取了《北京人在纽约》的播映权。随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以1000万元购买了30集电视剧《武则天》的国内版权，随剧征集广告，用电视台的广告时间来交换电视播映权。这种“贴片广告”的方式，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中国电视剧市场化的重要途径[6]。此后一直到2007年，中国电视剧艺术生产理念、体制在悄悄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变化，市场化机制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电视剧作为文化产品的商业特征获得了越来越多业内外人士的认同。这与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大方针是密切相关的?/P>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电视电视剧生产进入了繁荣阶段，规模急剧增长，精品佳作迭出。据国家广电总局社会管理司统计，到1998年的时候，国产电视剧的生产数量为682部9780集。1999年全国上报的题材规划剧目有989部15812集，当年批准发行播出371部6227集。2001年的电视剧规划数量年初就达到了22000集[7]。近几年来，中国电视剧每年制作、播出的数量都在万集以上。

就电视剧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类型拓展来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以《渴望》为发端的大众文化类型电视剧的异军突起以致蔚为大观。这并不是说上个世纪80年代就没有大众文化类型的电视剧，只不过其时由于当时的总体文化氛围制约，这一类型的电视剧没有形成气候。1980年2月5日央视开始播出的《敌营十八年》，既是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也是一部采用情节剧模式制作的大众文化类型的通俗电视剧。在90年代，这一类型的电视剧数量猛涨，获得了不少电视收视份额。

在我国，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也决定了我国的传播体制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中国传播系统和文艺系统的一个单元，电视剧艺术生产必须服从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宣传需要。国家广电总局制定的《2001年—2010年广播影视事业发展计划纲要》指出，要“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按照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以繁荣广播影视文艺，满足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为中心，实施精品工程，全面提高广播影视文艺作品的质量”。“切实加强电视剧、广播剧生产，健全题材规划管理，不断推出精品力作。要优先抓好剧本创作，组建创作队伍，建立创作中心，充分调动和挖掘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潜力。集中精力抓好重大题材、现实题材和优秀传统文化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生产，争取年产量达到国产电视剧的60%以上”。

总括说来，在文化意识形态层面，自上个世纪90年来以来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下，我国社会的整体文化系统，主要由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种力量构成，并且在三种力量博弈过程中，形成当代中国文化的动态流变。这种文化构成，必然也会折射于电视剧艺术文化生产中。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电视剧艺术批评界的许多争论，实质在于如何理解电视剧艺术形式的本质和本性[8]。对电视剧艺术文化形式新闻媒介属性、艺术属性、商品属性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和文化掌握，就产生了媒介本性论、艺术本性论、商品本性论几种不同文化立场的看法。但是，就文化现实与发展前景来说，在党和政府提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前提下，在构建和谐文化的语境中，在当代中国电视剧艺术文化场域中，三种文化都不会也不必一统天下，而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调控过程中，形成新型的多元共生的21世纪中国和谐电视文化形态。

5. 中国电影今后应当朝怎样的道路发展，才能在世界电影中占主要地位

在全球化的形势下，讨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问题不能脱离世界电影的发展水平(包括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明显的是，影视技术的传播壁垒几乎不存在。电影自诞生以来，在制作方式、存在方式与传播方式三个方面都得到了非常迅速和相当充分的发展，这种发展既取决于电影新技术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否具有较高的自觉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盲目性。电影从诞生之初就是科学技术的产物，一部电影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走向完善、艺术创造趋于完美以及这两者不断地相互促进的过程。特别是近年来迅猛发展的数字化进程所造成的影视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更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这一精神完全适用于讨论电影的产业发展问题。但问题在于，我们有必要从电影的概念问题入手。也就说，新的形势之下，特别是从数字技术可能造成的媒介产业重组的前景展望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格局，必须建立在对于电影的新的理解和界定之上。
当然，讨论概念对于不少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特别是，对于那些习惯于舞文弄墨之士，或者乐于沉浸在声音与光影世界中流连忘返的人们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对于那些办实事儿及乐于思考者，则另当别论。但是，现在的事情显然已经发展到我们不得不咬文嚼字的地步了。也就是说，到了俗语所说的“老鼠钻到了碗架柜，口口咬瓷儿(词儿)”的地步了。这件事情倒是从某一个角度验证了先贤和“后贤”们的告诫和提示。
《论语•子路第十三》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海德格尔曾指出：“言词和语言不是把事物包装起来为写作者和说话者的交流服务的包装材料。事物只有在言词和语言中，才首次进入了存在并存在起来。因此闲聊、口号和废话中语言的误用，破坏了我们和事物的本真的关系。”“语言大面积地迅速荒疏，这不仅在一切语言运用中掏空了美学的与道德的责任，而且，语言的荒疏是由于人的本质之被戕害。”
孔子的话和海德格尔的话是相通的。但是，他们的话却并没有引起后世人们的充分注意和重视。即使是《圣经》中的“圣训”，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少警觉。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圣经》中的这句名言看起来是很神的，主要是其中的“道”字，是一个中国的古词儿，很难解释清楚。但是，一看英译，含义立刻就清楚了。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圣经》的英文直译可谓泄露了天机。直译的结果是：“一开始就是词，词与神同在，词就是神。”
《圣经》中坚定明确而又语重心长的神谕并没有让多少人开悟。别是文艺界的人士，包括研究之士，恐怕要很久很久以后才有可能认识到这一点。
按照“先贤”和“后贤”的思考方式和办事儿原则，我们要讨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态势，就一定要首先为电影正名，即“必也正乎名”。此即所谓“一开始就是词”，这个词就是电影。
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人们对电影这个词儿的认识确实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直至现在仍然有些糊涂，但是现在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电影的成一定规模的传播必须有一个公共场所。1895年12月28日，路易•卢米埃尔与其兄长奥古斯都•卢米埃尔用一台被称之为“活动电影机”的设备在巴黎卡布大街14号咖啡馆的地下室里，第一次公开售票，公映了他们的第一批影片，其中包括《工厂大门》、《火车进站》、《水浇园丁》等。这一天后来被电影史家确定为电影的诞生日。这种放映活动被推广的后果是，专门用来放映电影的场所产生了，这就是电影院。此后，尽管确实存在着电影的个人化播放，人们还是不假思索地把电影同它的大规模的播放场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在这个场所播放的电影称之为电影。人们这样做当然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电影的经济回收和盈利主要靠电影院的销售活动。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后还会继续发生变化。这里有一个情况值得特别注意，在电影院里播放的电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致有三大类、故事片、纪录片和美术片。目前国内的电影院大体上只剩下了一类，即故事片。纪录片和动画片的播放只是一种零星的行为。今天，我们既可以说纪录片已经沦落为电视节目了，也可以说纪录片改变了它的存在形式和播放形式。但是似乎没有人说纪录片已经消亡了，却有人在谈论电影(即故事片)的死亡。
有了电视以后，人们从来都不认为在电视中播放的电视节目也是电影，哪怕播放的是电视剧。尽管看起来，真正的电视节目大概只有一种，这就是现场直播(中国的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就是直播电视剧)节目。直到电影(无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变得可以在电视上播放了(或者通过无线远程传播或者通过录像机、VCD机等)，乃至直接为了在电视上播放的目的而拍摄所谓“电视电影”(无论是用胶片、磁带，或数字化材料拍的)的时候，人们还是没有产生这种认识。人们自然会找出种种理由认为电视电影不是电影，哪怕是在这些理由变得越来越少了的时候，变得越来越不成为理由的时候，除了少数人之外，人们几乎是非常不情愿地接受这种认识。主要的原因，除了面对种种新的情况熟视无睹以外，不是认真地思考电影的概念问题，而是把电影的历史性存在方式、传播途径，同电影本身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严格地固守电影的“影院电影”的历史界定：“只有在电影院中观看电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观看电影”这样一种相当传统的观念。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人甚至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数码加入进来以后，传统的电影还叫电影么？”
现在的问题是，任何狭隘的电影观念都会影响我们对于中国电影现状及未来的客观估计和展望了。
中国电影有七大“怪”现象。其中之四是大力进行电视电影的拍摄：“电视电影的发展导致大家倾向于低成本运作，难以制作出精品。观众习惯了看电视电影后，就不会再走进影院看电影。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的电影法规和电影基础设施达不到要求而退而求其次，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显然没有从如何调节电视电影和影院电影之间关系(诸如比例分配等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不是把中国电视电影的发展看成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方面，看成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满足了中国广大电影观众对于电影的需求的结果，而是看成了挤压中国影院电影发展的一个应予纠正的失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看出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这就是，电视电影确实具有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影院电影的功能。一定不会愿意看到这样一种情况的：“由于卫星传播和有线频道的发展，美国电影在欧洲电视播放的电影中也占有了70%。”由此可见，在中国电影现有生产量的状况下，保持一定规模的电视电影的创作和生产，不失为满足广大观众在电视中看到电影的需求的一种可行办法。
结论是坚定不移的：“新科技的物质条件，不管电影人情不情愿，都将彻底地将电影改头换面。下个世纪的电影很可能没有胶卷、没有影棚、没有布景、没有放映机、没有影院。电影将化身在有无线电视、私电视与公电视(机场、酒吧….)、网络电视、手机、电子书页、个人资料簿(PDA)、网际网络、电玩与多媒体、甚至足球场上的超大屏幕或雷射投影……之中。从生产(数字生产、虚拟影像)到行销(跨媒体整合行销)、到消费或重组再消费(影像单位化、数据库化与重拼贴化)，电影都将走出旧世界。”
虽然某些方面并不完同，但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态势与格局的展望必须不失时机地建立在对于电影的新的与时俱进的理解和界定之上。事态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证实了在大约五六年以前对电影做出的界定：“可以配有声音效果并具有画面性质的活动影像。”进一步的证实还有待于对事态发展的继续观察(当然，这也需要一定的耐心和前瞻的眼光)。也就是说，电影不仅必须而且一定会成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概念。虽然现在还没有发展到一定要把电视剧乃至电视节目也包括到电影之中的地步。眼下虽不急于收编，但是应该想到，将来一定会出现把这两者当成同类产品的不同规格的品种来加以对待的局面。下述统计表述是意味深长的：“1998年美国的第一大出口行业既不是飞机制造业、也不是农业，而是影视和音像出版业，出口总收入达600亿美元；美国视听产业(影视和音像)在国民经济中的排位已有1985年的第11位跃居到第6位；在录像市场上，美国1997年金录像租赁收入就达96亿美元”。从中国电影发展态势的角度来看，从现在开始，预算一部影片的投入和产出，不仅必须考虑到它在影院和“影厅”中的放映情况，而且还需要同时考虑到它在电视中的播放情况(包括排映和点播)，以及光盘、像带的销售情况。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还要建立在确保上述种种考虑的有效性的保障体系的存在之上。既然“在美国，电影的海外市场、电视播映、音像制品和其他副产品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5%左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称这些收入为“后电影市场”开发呢？这些难道不是题中应有之意吗？在我看来，有了这样电影观念，才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观念对于全方位地同时又是布局合理地发展中国的电影事业是很有益处的，我们可能就不会杞人忧天地发出电影的“生存还是死亡”的无谓天问了。
从这样的观点和角度(即所谓行业混淆confusion或产业重组)来看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态势与格局，2001年12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的成立，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特别是它统一考虑中国电影和电视发展战略的眼光就变得更为重要了。虽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扑朔迷离，其间充满了太多的变数和难以把握的机会，但是却让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希望。在这情况下，高度的自觉性和清醒的意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
我们能够看到，在为中国电影的发展献计献策和“开药方”的热潮中，“全球化”和“产业化”可以说是两个使用频率最高的用语。应对全球化和实现产业化甚至被某些人当成拯救中国电影的前所未有的契机和良方。在这情况下，现代影视技术的革命性的力量以及所必然带来的要求即“产业重组”和观念更新的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视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因为，尽管计算机、互联网(包括无线、宽带及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几乎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但是这一新兴媒体技术及产业对传统媒体产业及其观念的(如报刊业、电视业和影院电影业)的冲击才初见端倪。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转变观念，在全球化和产业化的基础之上，认真地面对和贴近中国的现实，努力寻求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思路，仍然是来得及的。但有一点我觉得有必要及时加以改变。就像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曾经批评某些人“言必称希腊”那样，我们现在也到了对讨论中国电影发展模式“言必称好莱坞”的倾向给以一定质疑的时候了。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一点是，世界上发达国家不在少数，但电影产业发展到好莱坞的程度，在全世界可谓绝无仅有。其实，在产业重组的过程中，好莱坞也不是铁板一块。由此可见，好莱坞并不是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电影的普遍道路。更不必说它应当受到批评和抵制(或者说需要检讨的)诸多方面了：“近年来的好莱坞电影越来越贪得无厌地追求视听奇观性，电影题材越来越变本加厉地脱离人们的现实体验和现实生存，无论是故事或是视听造型都越来越缺乏人文意蕴，越来越强调表像刺激，玩弄技术、玩弄奇观的倾向正在将电影带向一条远离真实、远离性情的道路……”由此看来，一个国家的某一文化行业的产业化及其国际化程度，肯定有一个由政治、经济，乃至文化诸多方面因素共同形成的历史性进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毕其功于一役。设想一个正在调动一切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去打造和发展国际化、跨行业的本国电影的“航母”，无异于天方夜谭。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情况可能反而更加清楚，而且更加具有启示意义：影院电影业大幅度滑坡、重振乏力，在这方面，即使实现了中国电影的所谓“产业化转型”，似乎也看不到与好莱坞电影打拼的乐观前景，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倒是产业化程度不如电影的电视业的强劲发展势头未现明显减弱的趋势；电子图书和数字图书馆虽在大力建设、不断发展，目前还看不到印刷图书业迅速萎缩的迹象(尽管这种情况根本无法同过去相比)。与此同时，电影在其各种制作方式、存在方式和传播方式(特别是后两个方面)的比例分配方面正在进行着的正是可能造成剧烈变动、重组的积累和酝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电视系统的终端和网络系统的终端将要合一的传播技术前景，虽然尚需时日，但肯定是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发展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对现行电视业和影院电影业包括运作方式在内的各个方面都造成巨大冲击。数字化进程及其技术保障的进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也就是说，决不能把这些重要的进展看成是与中国电影的发展前景毫无关系或关系不大的事情加以对待。据有关人士透露，到2002年底广电总局已经建设完成国家光缆干线网3.9万公里，省级光缆干线电视网超过11万公里，市级以下光缆传输网超过了30多万公里，可连通2000多个县级网、1000多个企业网、3000多个社区，全国光缆总长超过300万公里，并在东南沿海省份基本上实现了全部联网。据说，广电总局已决定全力推动有线网的商用，目前正在按计划、分步骤进行，并将对有线传输网进行双向改造，推出节目传输、带宽出租、广电在线门户网站、数字电视、电视短信、可视电话、手机电视等业务。
无论形势发展到何种地步，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每一种传统传播的方式都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戏剧上演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在继续上演(哪怕是在文化政策保护之下)。影院电影只上演了一百年，决不会轻易就死掉。在整个电影的播放系统中“寥若晨星”也是一种存在方式。影院电影的确会越来越少，这一点几乎毫无疑问。想一想电影的“黄金时代”正是电影的视听质量都不怎么令人满意的时代，就会明白这一点。试图通过保证电影视听效果的高品质来振兴或恢复“影院电影时代”的昔日辉煌(将近年300亿人次的影院观影量)，看来是没有什指望了。或许“厅电影”会越来越多，就像城市里的超市一样星罗棋布。但相当数量的电影拍完之后很快或立即就成为“电视节目”的情况将成为一种常规状况。
特别是，当技术的发展到了能够在电视中(或电影厅的一个终端中)真正点播电影(当然也会包括一切电视节目，在数字化的条件下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想一想下述情况。目前国内的电视剧生产和创作形势仍然未明显减弱其繁荣景象。这种情况表明，对电视剧的观看，已经成为相当多的人的日常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拿吃饭做比较的话，我们可以说观赏电视剧已经成了人们的精神食量的“正餐”。在新的情况下把看电影(不论以何种方式看)当成人们日常精神生活中的正餐或主要零食并不是一种奢望。正在拟议中的收费电视频道的启动，电影难道不是被作为这些频道资源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吗？
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态势的这种设想，将会提出一系列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需要依次解决的既有关于技术方面的，也有关于制度法规方面的，更有理论研究与批评方面的。例如，建立不同级别的节目源站点，进行各种节目的大规模的收集、分类、整理和数字化。其中包括传输方面的建设，目的是便于检索、搜索和点播。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收费定量(实际上是计费)问题、电影界定的再确认及科学分类问题都会顺理成章地提出来。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实际情况的、有利于中国电影健康发展的电影、电视法律法规体系也会成为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反对收费的观点将会被证明是非常短视的，而采用收费就一定要研究科学的计费办法。
按照设想，今后的电影(特别是电影在被数字化以后)可能会被分成三个大的类别，叙事片算一大类，资料片算一大类，还有一类就是论述片。把documentary由原来的纪录片改译成资料片，翻译成文献片也无妨，只是一定不要翻再译成纪录片了。认为，不管是谁，把documentary译成纪录片，都是一个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的历史性错误(哪怕是有历史原因的)。误译的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造成如此严重影响的例子并不多见。在新的理解之下，电视剧和电视节目都只不过是电影的一种形态或一种类型而已。
电视剧和电影一样，作品的形态和特征都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现存条件密切相关。虽然这一观念已基本上被国内外的学术界所认同，但真要具体地指出一部作品的哪些特点与政治相关，哪些特点与经济相关，哪些特点与文化相关，哪些特点与技术相关，又并非易事。甚至应该说是一个难度较高的问题。因为，这些特点并不是现成地或明显地摆在我们的面前，等待着我们去挑拣和拾取。所以，这种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相当缺乏的。我们知道，与理论相比，批评更侧重于对具体作品的特征描述、技巧分析和价值评估。但是，在准确的描述、分析和恰当的评估中，离开了对产生特征、技巧和价值的那些条件的关注和考虑，是缺乏说服力的。
我们在观看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我们对片中人物的表现已经失去了耐心，但是我们仍然在关心着她或他的命运，是否继续观看，需要我们在“失去耐心”和“关心命运”这两者之间进行一定的权衡。当前者超过了后者，就是放弃继续观赏，当后者超过了前者，就是继续观赏。但来浏览技术的条件下，这种权衡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观众可随意地放弃中间阶段的观赏，而只是看一下最后的结果，或有关的段落就可以了。
从此以后，艺术才有可能真正恢复它过去曾经有过但已几乎丧失殆尽的尊严。黑格尔等人关于艺术的并不乐观的设想也将变得根据不足了。影视作品的数字化保存技术，及在大范围内可以流通和检索的技术(包括作品的语言的语种可随意选择)，将有可能使得人们对于“艺匠”作品的需求几乎降至最低。相反，对于真正艺术作品的需求会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理论的贬值也将成为过去，恢复其崇高的威望。电影教育在整个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也将会获得其应有的位置。电影这种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在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新的文化形态，作为二十世纪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应该在全民教育中获得应有的和合理的位置。从而确保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影视文化是其主体)在全民教育的内容配置方面，保持一种均衡的发展态势和合理的格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电影教育才刚刚处在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让电影成为“教科书”，既不是对中国电影的诅咒，也不是中国电影人的梦魇。而发展中国电影教育的双重后果必然是，为中国电影培育出一大批高质量、高品位电影需求者，进而为中国电影培养出一代新的创作者打下坚实的基础。

6. 中国电影应如何走向世界

一、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借助国家战略

目前世界电影产业的主要增量来自中国华语电影，中国电影发展的空间仍然很大。因为电影城镇化还在不断推进，城镇化带来的观影人口将不断增长，三四五线城市的增量仍然会带来红利，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力依然停滞不前。中国电影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应该借助于国家战略，为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新的活力，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打造世界电影的新秩序。”

二、好莱坞电影人马丁·基斯特勒：打造全球化故事

在本届北影节“好莱坞工匠·中美电影交流高峰论坛”上，IG创始人、CEO马丁·基斯特勒认为电影要想走出去，就必须讲述一个全球化故事。“讲故事是以新的方式阐述故事，要不聚焦本地的故事，要不聚焦全球的故事，这个取决于你想捕捉什么观众。”马丁·基斯特勒认为50%中国电影像好莱坞电影，《战狼》风格跟好莱坞的风格非常类似，但是可以打动中国观众。最重要是内容、故事的呈现和讲述方式。故事的讲述方式一定要捕捉全球的观众。”这位好莱坞电影人认为故事首先要好，然后才是营销手段层面的问题。“最重要是你的故事原生态，看一下你这个故事是不是被全球的观众所认可或者能打动全球的观众。”我们现在做电影是让全球的观众来看，我们会把中国好的电影带给全球观众，我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

三、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主席苏彦韬：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除了作品的输出，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一个有效途径。在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中美双节”主席苏彦韬宣布第十四届“中美双节”将于10月27日至11月30日在美国好莱坞、洛杉矶、旧金山、达拉斯、拉斯维加斯等全美各地举办影视盛典、影视高峰论坛、“金天使奖”颁奖典礼以及电影合拍论坛、电视剧合拍论坛等数十场各具特色的大型电影专场、研讨活动和200多场次的影片展映活动，为中美影视业界的合作搭建更广阔的平台。近期的《战狼》《红海行动》都是非常了不起的电影，这些电影振奋了人心之余，大家对于影片话题的热爱造就了一个更好的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契机

7. 我国2021年电影总票房达472.58亿，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我认为中国电影在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好的发展的，因为我们国家普通老百姓对电影文化的需求已经越来越高了，会带动这个产业的继续发展的。

2021年电影总票房取得了超过450亿元的收入，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信号，要知道2021年我们国家的疫情依然是存在的，而且很多的电影院是在管控当中的。电影行业的发展能够让我们国家获得更多的收入，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就业变得更容易一些。

中国的电影市场在不断的扩张。

中国的电影市场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发展的，因为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首先满足的是普通老百姓的物质条件，中国的电影市场在未来将会得到更多普通老百姓的关注，只有满足了大家的需求，才能够获得更多的票房。

电影市场在未来将会迎来更好的发展，这个行业在未来也会拥有更加激烈的竞争的。对于那些拥有了比较知名度的演员以及导演来说，拍摄作品能够更好的满足大众的需求，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

8. 中国电影业如何发展起来的

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的电影导演是与时代同步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电影导演，特别是第四代电影导演，对于电影市场化的不适应，面对眼花缭乱的市场一时不知所措，一些看起来挺不错的作品却受到了市场的冷淡，一些挺不起眼的东西却受到了市场的青睐。市场说，电影虽然是艺术但它首先是商品，要求即时消费即时赚钱，你可以弘扬民族文化，但在市场上即时找到买主才能站得住脚，市场不承认文化功能，只注重商业价值。例如，广大农村是中国电影最具发展力的市场，据文化部一项专门调查显示，全国县乡镇的电影院百分之七十以上都以停映或租借改作其他行当，几年看不到一场电影。虽然政府努力想改变这个局面也出了不少资金拍摄给农民看的电影，但是这局面还是没有根本改变。 一位朋友劝我拍拍武打片或者城市片吧，拍农村片观众少，同样费力却不讨好。当时我不得其解，我认为不论什么题材的电影，只要拍得好看就会有观众。转而一想，朋友说的也不无道理，这大概是中国进入新时期以来，中产阶层的迅猛崛起所带来的强劲的中产阶级文化氛围所致吧，这个阶层所面对的是一个物质化了的世界，他们讲娱乐，讲休闲，什么“好看”看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消遣成了他们看电影的主要目的。为此，一些影视快餐挺适合他们的口味，他们与“思想” 的节目无缘，大凡涉及到的所谓“思想”也是金钱的概念。也难怪，投资人是讲回报的，制片人是讲利润的，他们认为投资农村片是无利可图的。特别是前一个时期，整个社会都比较浮躁，一个基本的心态就是想发财想暴富，都想尽快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这不是说我们民族的心理出现了什么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还是社会的进步呢。我是说，我们当电影导演的，必须直面这个社会现实。我想，随着市场经济的秩序化，使得这样一些投资人对农业农村农民会有新的、深刻的认识，会逐渐地对农村题材的作品感兴趣，他们面对自己经营的艰难，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心态，因为他们在成功之前也是平民百姓。尽管强大的中产阶层可以给平民百姓带来利益，但实现中国的全面小康生活的关键，还是在农业农村农民，他们的事情解决不了，中国社会的全面繁荣就无从谈起。 由于市场经济，许多制片人和艺术家受到利益的驱动，纷纷去拍赚钱片，这无可非议，好莱坞的电影产业，目的就是赚钱。可我们是中国，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硬去效仿美国并不见得会给你带来什么益处。不要迎合“商业”而去拍“商业”，不要迎合观众而去拍“趣味”，那样反而失去了商业和观众，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理顺自己的思路，更多的关注现实题材，因为现实是观众最为关注的，可以这样说，谁最关心平民百姓谁就拥有了观众，这是古今中外大量的名着名片所证明了的。当然，现实题材的创作不能浮躁，不论市场怎样喧嚣，我们不能为蝇头微利所惑，不能丢掉我们对电影的热爱之情，需要真情投入，需要一种崇高的责任感。现在一提责任感，许多影视人都呲之以鼻，好像这是过了时的话题。如今时兴的说法是按着艺术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这话没错。我所说的责任感是创作者内心深处的东西，真正的责任感是诞生优秀作品的基础，特别是导演，一个导演连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很难想象他能拍出有人生况味、有深度的作品。我在拍戏的时候，就要求大家心中都要有一种责任感，一个盲人过马路，你去扶他一把，你就崇高，你去嘲笑他，你就浅薄，而我们摄制组要的就是这种崇高，把这种崇高作为拍好戏的目标，我相信会有好结果。我觉得，创新和审美品格，都是在剧中人物身上体现的，千万不要从概念出发。谁都知道人有千面，人各成章的道理，做文章也是文无定法，可为什么偏偏在创作电影作品的时候，一涉及现实题材的主人公便概念了呢？这当然有各方面的原因，就创作者来说，是一个想象力的问题，究其根本，是能不能真正的深入生活，在生活里发现令你眼睛一亮的东西。这也是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的问题，艺术家的责任，就是揭示真理，说真话。 电影是20世纪受大众喜爱的一门艺术，中国电影至今也快百年了，历史己经证明，电影自身的发展在一个世纪中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有人认真地研究和考查了中国电影，说从电影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角度看，叙事电影将可能形成六种电影形态，即影院电影、电视电影、网络电影、电视剧、网络剧、电影剧。我们很快就会进入一个不用胶片的数字电影时代，21世纪的中国电影在制作上将完成一个由拍电影到书写电影的转换过程，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可以设计出与演员一样的数字演员，随着计算机的不断完善，数字演员的表情和姿态将会和真人一模一样，日本已经有人写文章，说应当考虑被拍摄对象从摄影机前面消失的问题了。到那个时候，电影美术师和摄影师的概念，电影剧作和电影导演的概念就难以确定了，那样的电影很难说是拍出来的，因为它不是拍电影的概念。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状态的电影时代很快就要到来。我们电影导演应该有这方面的准备。 就我个人来讲是非常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电影时代的到来，那种电影很难定义为电影，那是另一种东西，肯定不是电影。电影就应当是人拍出来的，而不是科技出来的，任何科技都应当是电影的辅助手段而不应当成为目的，数字人毕竟是科学而不是真的人，它的情感体验是数字化了的，模拟得再逼真它也是虚拟的世界，就像电脑游戏机。如果作为电影的一个品种出现是可以的，如果完全替代电影则是不可以的。叙事电影是人的情感体验，情感这东西科技怎么能替代？就像人不可以克隆一样。为此，不论电影变化多少媒介方式和艺术形式，我相信用真人扮演的电影是不会消失的，会长久地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当中。 未来是预测，重要的还是现在。

9. 2022年主旋律电影渐入佳境，未来国产电影的前景如何

2022年主旋律电影渐入佳境，未来国产电影的前景如何？其实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未来的电影行业会有更好的发展，不仅是电影行业，而且电视剧影视行业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10. 中国电影改如何发展

中国电影无论从演员还是导演及制片剪辑所有工作人员，都需加倍努力．重点是做好国内市场，多向成龙李连杰学习．至于华谊兄弟是否能出来抗的动旗就是公司级员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