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新冠的源头到底在哪儿
一、从传播的人群来看，不会局限于武汉。病毒是一种特殊的生物体，它必须依附于动物的体细胞才能生存繁殖，若离开这些依附体，会在短期里死亡灭绝。实验室保存的病毒都需要特殊的仪器设备，作为美国的军人运动员不可能通过某种载体将病毒带到中国，这在入境时就有严格的检查，可能性几乎为零。
至于说他们身体携带病毒，那也没有这种可能。因为若身体带毒，那么与他们同机的服务员，军运会上的800多名运动员，运动场上的工作人员，他们居住的旅社，甚至包括10万名观众都有可能是近距离接触着。那么军运会散后，病毒就有可能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不可能局限于武汉。
二、从传播的时间点来看，应该更早爆发。武汉军运会于去年10月27日结束，按病毒潜伏期最长14天计算，最迟应该 在11月10日出现病例，在11月中、下旬就大面积爆发了。但我国武汉出现首例病例为12月8日，相隔时间40多天，病例的潜伏期不可能这么久。
再者，若美国军人携带病毒，那么他们自身就应该配有解药，否则他们作为第一代传播者就必死无疑。假设他们真正具备这种解药，那么该病毒绝不能再次在美国大流行，从现在美国的疫情大流行情况看，那种可能几乎没有。
三、美国的价值观不允许人为播毒。美国是个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会尽一切努力，想尽一切办法来打压与他们有政治、经济、军事竞争力的国际对手，以达到长期称霸世界的目的，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不管是军事手段打击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还是用无人机定点清除伊朗最高指挥官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但他们的做法也是有原则的，就是打击对方的军事目标和清除政治人物时，尽量避免伤及平民百姓。至于战争造成人道主义灾难那又另当别论。西方国家对于希特勒式的大量屠杀平民的反人类罪行，自上而下都是切齿痛恨的，这也是他们的价值观所在。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客观上的认同，不能因为带有政治偏见而妄加指责他们。
建立在这种价值观之上的美国，上至总统、政党负责人，下至普通的军人、百姓都不可能做出大量投毒，伤及无辜的灭绝人性的举动来。
四、美国的政治制度也不允许这种卑劣的行径存在。美国是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个老牌的民主国家。美国的政治制度，简言之就是“三权分立，多党执政”。这个“三权”就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美国的立法权在国会，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众议院400多个席位，将名额按照人口的多少分配各州。
㈡ 有哪些几乎是中国人特有的生理疾病
这些生理疾病几乎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你真得知道？今天相关专家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如果从流行病学的角度上面来讲，从历史到现在，我们中国最突出的传染性疾病，其实并不是SARS、不是艾滋，而是乙肝。
曾经由于我们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不完善，因为输血的不规范以及不安全的注射等相关的原因，那些出生在60-80年代的人，有着非常高的乙肝感染率。
在以往的研究之中显示，乙肝在1957-1989年这一段时间之中，我们中国的乙肝感染几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4%；即使是在乙肝疫苗普及的今天。
我国的乙肝患者也依旧有将近1亿左右，由于乙肝目前尚无办法进行根治，演变出来的慢性肝炎或许就会极大的提升肝癌的这一发病几率，严重的影响我国人民的整体健康，这也是我们中国几十年来一直面临的阴霾。
我们的国家投入了无数的金钱与人力试图进行挽救，但是那些已经感染了乙肝的患者，我们也真的是无能为力。
但是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已经从红色（>8%）下降到了6%左右，然而我们国家仍然是有着世界上面最多的乙肝患者。
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提及“大三阳”和“小三阳”都惶恐不已，人们对于疾病的相关认知，总是更多的倾向于“治疗”。
但是“上医治未病”，烂凳在医学的领域，预防永远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办法，希望所有的人永远都记住我们中国的这个“乙肝大国”的帽子。
时刻的提醒自己对于疾病预防的重要性，那些叫嚣着不打疫苗的人，或者是因为疫苗事件而不去打疫苗的人，这不是蠢就是坏。
当然还有药源性的肝损伤（ Drug-inced liver injury, DILI），其实药源性的肝损伤在世界范围之内并不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疾病。其本身本来就是西药导致的主要副作用之一，同时也是大部分现代药物临床试验失败的一个原因。
但是中药所导致的肝损伤也算得上是我们中国独有的疾病了。最为重要的是，它的危害被人们远远的低估了。
而且直到近几年左右，我们中国的学者才开始重视这一块研究，近几年来发表在Science子刊《Science Translation Medicine》对马兜铃酸导致肝癌的报道，只是揭开中药肝毒性的一个开始。
该文章称我国台湾78%以及大陆47%的肝癌都与马兜铃酸以及其衍生物有一定的关系，虽然具体的数字的依然存在一定的争议，而且马兜铃酸在肝癌形成之中到底起多大的作用依然还是未知的。
但是马兜铃酸及其衍生物对肝细胞的损伤真的是实打实的。如果说长期服用一些中药可能导致肝癌已经引饥碧旅起人们以及监管部门的重视，中药导致的药源性肝损伤更加急性，而且定性也会更加的困难。
在2019年初的时候，一项上海交通大学发表在Gastroenterology的论文才开始大规模系统性评估中药导致的药源性肝损伤。
文章之中统计了2012-2014年之间在308家医疗机构接近26000起的药源性肝损伤，发现中药或者是保健品从而导致的药源性肝损伤占所有DILI病例的26.81%, 高于抗结核药的21.99%。
如果对于肝损伤我们再做一个疾病的区分，或许就会发现皮肤病与老年病患者的DILI有40.3%是由中药从而导致。
实际上这也不算完全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种疾病，整个受中国文化辐射的亚洲地区，其中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都是中药、草药药源性肝损伤的重灾区。但是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中药药源性的肝损伤在我国被远远低估了。
中医支持者在2019年的文章发表后声称“只有” 26.8%的DILI是中药和保健品导致，其他70%多都是西药，所以中药要比西药更加的安全。
但是西药的肝慧芹毒性是被广泛研究过的，而且可以预期。中药，其中包括三七、雷公藤、黄姚子、艾叶、银杏叶，何首乌、补骨脂、延胡索、大黄、决明子、附子等比较常用的中药肝毒性虽然被报道，
但是其毒理研究相对比较的匮乏，加上其复杂的成分以及中西的结合。使得很多可以避免的中药药源性肝损伤每天都在发生。除此之外，中药药源性的肾损伤或许也是我们中国的特有的疾病之一。
㈢ 世卫组织称零号病人不一定来自武汉，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世卫组织的项目负责人根据以往的经验，疫情的零号病人一般并不是出现在首次聚集性疫情的发生地，因此零号病人不一定来自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