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创新如何改变中国

A. 科技创新未来的我们怎么做

目前，自主创新越来越成为人们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上到中央，下到地方。人们有一个共识，即“十一五”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调整期，在这五年期限里，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中心环节，要摆在全国科技工作的首要位置。总书记和家宝总理也都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对此多次做出指示。

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战略主张？又为什么在现在的背景、条件下，把自主创新提到一个非常高的战略高度上。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应当怎么做？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这次国家中长期规划当中组织了20个重大的研究专题，对我国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和战略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世情、国情、科情做了全面地分析，为提出自主创新的战略主张给出了非常明确的战略背景分析。从世情来说，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全球化；另外一个是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体。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最不确定的因素。因此，中国不仅仅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对全球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从国情上看，我们要实现小康的目标，这就需要从现在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保持年均7％以上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2020年，中国作为一个已经如此庞大的经济体，依然要保持一个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这将是世界史上一个非常罕见的或者从未有过的现象。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持续31年，我国台湾省曾经辉煌过24年，但是对中国如此庞大、地缘如此广阔的经济体要保持40年以上的高度增长，在世界上确实是一个奇迹。同时，到2020年中国总人口超过14亿人，我们如何把这么庞大的群体带入现代化进程当中，并让他们成为小康中的一员。另外，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资源的消耗、越来越依赖于大量的原材料进口。我们从1995年大概有15种有色金属的原料对外依存度不足15％，到2003年普遍超过50％。我们的石油到2020年对外的依存度将超过60％。中国的经济增长其持续动力和物质基础越来越依靠于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使得中国经济运行的基础也越来越脆弱。此外，中国整个经济在对外贸易依存度方面表现出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像中国一样有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美国不到27％，日本也不到30％，而中国始终在40％左右，去年曾经达到62％。

从这样的国情来分析，中国如果依靠“三高一低”的增长方式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实际上难以为继。因此，有很多人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抱有一种不明确的态度，甚至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判断。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在这种资源约束的压力下，正是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可以描述出很多的特点，但是本质特征就在于科技正在通过群体突破的态势，来解决越来越短缺、匮乏的不可再生资源的供给问题。从8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讲科技革命，科技革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实际上这种革命的本质就是在于改变过去传统工业化的基础，正在以全新的体系来替代过去传统工业化赖以存在、赖以发展的，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动力的体系。我们面临的种种压力实际上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尽管提高自主创新可以从产业层面、国家层面看待，但是中国在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大的约束情况下、面临经济转型越来越现实的压力下，科技对我们的产业、企业、区域的发展提供了转型的空间。也就是说，越来越需要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科学发现和新的技术发明来突破这种压力。而在人类文明的建设当中，正是这样一种不断为人类发展提供的压力才促成重大的科学发展和重大的技术开发和应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我们要从未来的战略高度来把握和理解。

创新不单纯是一个技术过程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这个观点实际上在学界、产业界、大专院校是存在不同认识的。现在很多观点从研发投入、科技人员、研发机构的设置这样几个角度，认为现阶段企业不应该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这些观点值得商榷。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技术创新是一个经济过程和一个市场的实现过程，而不单纯是技术发明本身。如果一种创新、一种新的产品、一种新的工艺装备不能在市场上转化成产品，不能在市场上销售，那么这个创新就会成为一种知识积累、实验室的样品、各个研究机构的展品。因此创新的本质实际上是一个经济过程，必须谋求这种创新产品能够真正被市场所接受，这个观念应当成为我们政府制定政策一个基本的起点。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是无可争议的，一方面科技成果的获取、应用、推广和市场的实现总是由企业进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本质特点就在于，科技成果的转化过程、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组织方式。在整个成果转化过程中，只能采取企业这种市场方式。尽管存在有30％的大型企业没有设立研发机构等等数字，但是根本的原因不在于这些企业实际的现状，而在于科技成果的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只能由企业完成。因此提出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企业要作为构建技术创新体系最主要的方面，实际上是得自于这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的判断。

构建新型的产学研的技术创新体系

当前，企业越来越多的新产品和高等院校共同研发，尽管WTO有关的条款并没有限制政府的财政资源对研发的支持。但是我们应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怎样构建一个稳定的、有效的产学研体系。实际上要解决很多问题：

1、政府如何在产业部门中构建一个使产业不同的企业，公平的享受、获取技术研发成果的新机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公权力、私权力的问题。作为国家要支持一个产业的研发，如何解决动用财政资金所实现的科技成果在各个企业中进行分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而这个问题在整个中长期规划当中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方向。

2、在构建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当中，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组织框架来支持行业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否在整个产业当中逐渐构筑以企业牵头或者企业为主体，大学、研究所参与的研发中心甚至国家实验室。

3、很多由政府财政支持的研究机构、大学能否在建立一些规范的制度方式、组织方式的基础上向企业开放，使这种公共资源的社会功能放大，使得社会资源真正能够为企业培养出研发人才，这可能是一种很重要的制度安排。

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

在一个创新链过程当中，解决我们中小企业创业、成长、过程当中的重大问题，应该至少考虑三个层面：1、创业的发起；2、融资；3、投资者的退出。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研究，现在也正在探讨商业银行与企业的结合问题，政府资金转性问题，扩大中小企业基金组建方式问题，改变创业公司的财税政策等等方面。但要重点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让中小企业的成长能够获得正常的信用担保，能够正常通过融资获得资本，能够正常直接融资获得产权交易，并使相当多的投资者随着企业的成长顺利退出。我们现在85％的应用产品是由中小企业生产的，35％以上的专利是通过中小企业获得，也就是说科技成果的转化和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一般来说可以采取小企业的方式，逐渐通过市场的扩大、市场的拓展成长为大企业。所以在政策的制定方面，特别是政府在经济结构的调整方面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在创新、结构调整、新的企业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小企业政策方面，包括创业、投融资等方面要研究出台一整套重大的政策。

总之，自主创新是行动，不是一个短期的策略，而是一个长期需要坚持的国策，不是一场运动，而是要持之以恒的一种战略选择，不是一个短期的目标，而是一个持之以恒、长期坚持的过程。对于自主创新的理解，我们应当真正看到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变时期。这样的战略调整对我们企业、产业、区域，对于整个国家都是极为重要的，把握这样的机会来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对于中国的未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B. 面向2030，科技创新助力中国社会发展将有哪些“大动作”

细数“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里的“高精尖”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5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规划纲要草案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极为突出的位置，以5章15节浓墨重彩阐述了“十三五”期间我国创新大布局。
纲要中列述的不少未来五年发力的科研领域、科研项目，令人眼前一亮。记者对此作了梳理，一起来看看，未来五年我国将有哪些“高精尖”的大动作。
【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
这一揽子重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将面向2030年及更长一个时间段。
其中，重大科技项目包括：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深海空间站、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深空探测及空间飞行器在轨服务与维护系统。
重大工程包括：种业自主创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智能电网、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机器人、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健康保障。
【高端装备创新发展工程】
高端装备创新发展工程包括：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装备、现代农机装备、高性能医疗器械、先进化工成套装备。
涉及：突破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核心技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商用；重点研制核医学影像设备；聚焦煤炭分级、煤炭气化、净化合成、能量利用和废水处理等关键领域，推动成套技术装备自主化等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行动】
这项发展行动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生物产业倍增、空间信息智能感知、储能与分布式能源、高端材料、新能源汽车。
其中涉及：培育人工智能、智能硬件等成为新增长点；加速推动基因组学等生物技术大规模应用；大力发展形状记忆合金、自修复材料等智能材料；重点突破动力电池能量密度、高低温适应性等关键技术等等。
【海洋重大工程】
在海洋重大工程中，蛟龙探海、雪龙探极尤其引人注目。
蛟龙探海包括：突破“龙宫一号”深海实验建造关键技术，建造深海移动式和坐底式实验等等。
雪龙探极包括：在北极合作新建岸基观测站，在南极新建科考站，新建先进破冰船，提升南极航空能力，初步构建极地区域的陆—海—空观测等等。
一如草案中所言，“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战略和前沿导向，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更加重视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强化宇宙深化、物质结构、生命起源、脑与认知等基础前沿科学研究”。
“‘十三五’期间向基础研究发力，聚焦核心关键技术，是塑造科技创新先发优势的必要条件，这将使中国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世界科技的‘领跑者’。”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科技厅副厅长罗平说。

C. 未来五年科技创新发展和科学技术普及

近年来，学术界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特别是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讨论更加热烈。我们的看法是，中国肯定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因为中国在经济起飞以后，果断结束了跟踪模仿战略，及时实施了自主创新战略，即创新驱动战略。

经济起飞之后的“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经济起飞以后，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但当后发国家经济起飞后、准备迈向成熟或消费阶段时，已经丧失了少数先发国家起飞时的优越条件，因此如果按照传统路径发展，必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等收入陷阱”实际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才存在的“陷阱”。
当后发国家经济起飞以后，现代化的条件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出现了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少数发达国家经济起飞时，面临的资源数量和环境容量是全球性的，近似无限供给；而大多数后发国家经济起飞时，如果按照少数先发国家的发展模式，资源总量和环境容量几个地球都不够。二是出现了少数先发国家利益的刚性约束。少数先发国家已经进入消费阶段或生活质量阶段，建立了先发国家主导的国际利益机制。而后发国家在经济起飞完成后，如果通过自主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进入消费阶段，国际利益分配机制必然发生改变。这是少数先发国家不允许的。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出现了。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创新起飞

“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后发国家的宿命吗？回答是否定的，后发国家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的途径就是在经济起飞以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适时启动第二次起飞，即创新起飞。
创新起飞是科学和技术要素大规模持续进入国民经济，并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带动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的跃升。
自主创新战略或创新驱动战略的实现，将经历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即创新积累阶段，创新起飞阶段，创新优势阶段。
（一）创新积累阶段，也可以称为创新起飞准备阶段。经济起飞基本完成，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或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国民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科技投入、科技人力资源、科技和经济基础设施等创新要素逐渐形成规模。这个阶段一般持续10年到15年。
（二）创新起飞阶段。科学和技术要素大规模进入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生活民主化和法治化，国家从中等创新程度向高创新度跃升。创新起飞阶段在时间上略短于创新积累阶段，一般需要10年左右。经济体量较大，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韩国，创新起飞分别用了12年和8年时间。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创新起飞可能需要10年到15年。
（三）创新优势阶段。初步形成创新的比较优势，处于巩固优势并趋于稳定的时期。这个阶段较短，一般需要几年。

创新起飞的条件和特征
那么，究竟具有什么条件，才能完成创新起飞准备，启动创新起飞呢？
（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30%~40%。国际上通常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毛入学率在15%~50%，普及化阶段的毛入学率在50%以上。目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的国家，全球有54个；经合组织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5%。确定30%~40%的幅度，是考虑到人口规模和增长趋势的差异。
（二）研发投资强度。研发强度在1.5%~2.0%之间。目前发达经济体的研发强度都在3%左右，韩国、以色列超过4%。确定1.5%~2.0%的幅度，是考虑到经济结构和规模的差异。
（三）相对完整的基础设施体系。所谓相对完整的基础设施体系，包括覆盖全国的交通运输网，覆盖全国的供电网，覆盖全国的互联网和通信网，以及科学研究基础设施、设备和仪器等。
（四）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包括科学研究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应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以企业为主体就是以企业用户的需求为优先序，配置政府的、大学的、科研机构的、社会的创新资源。

中国创新起飞准备基本就绪
对照创新起飞的条件，中国创新起飞准备基本就绪，即将进入创新起飞阶段，即从中等创新程度经济体向高创新度经济体跃升的阶段。
（一）科技人力资源红利开始显现。国家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收到预期效果，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超过7500万，连续几年世界第一。45岁以下科技工作者达到70%；30岁以下科技人力资源比重高达62%，而且成本比较低廉。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5%。从2014年开始，全国本专科招生总规模已达到当年年满18岁人口的46%。
（二）研发投入强度超过欧洲平均水平。2012年，我国研发经费首次突破万亿大关，研发强度首次超过欧盟28个成员国的平均水平（1.96%）。2014年研发强度达到2.1%，绝对量超过1.3万亿，研发强度超过了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等。
（三）规模化基础设施基本形成。已形成铁路、公路、民用航空、水运和管道组成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已建成国家信息通信基础网络和公用邮政网络；建设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比较完备的科研基础设施和仪器设备体系。
（四）建立了市场化的技术研发体系。建国后建立了完整的科研体系；改革开放后又建立了市场化的技术研发体系。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开展研发活动。来自企业的研发经费超过全社会研发经费的70%。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开发类院所转为创新服务型企业；高校开展大量市场化研发活动。

D. 未来，中国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创新

首先，放眼当下中国国情，中美发生贸易冲突，很多精细化产品比如芯片，并没有提供给中国，致使华为中兴等企业陷入芯片荒，但是换种角度，这也会倒逼中国大力发展本国核心技术，毕竟中国拥有发展核心技术实力，而且很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比如当下华为因为之前美国技术封锁，陷入芯片危机，便大力扶持麒麟芯片，替代美国高通骁龙芯片，而且性能上也逐渐达到甚至超过高通骁龙。

E. 中国面对现在的经济发展在未来的5年以内该怎么做

未来5到15年面临什么突出矛盾。第一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剧。我们现在看看人均资源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最丰富的煤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二环境质量局部改善整体恶化，未来十多年不可能根本改变。第三工业化城市化加速还将加大对资源环境的消耗，目前的消耗水平下，经济增长是难以维继的，不可持续的。上面罗列这么多问题，要点出它的要害，问题要害就是在现有的技术水平和体制框架以及发展理念指导下，这些问题没有根治的可能，是没有出路的，只能这么恶化下去，但是一旦我们技术水平能有突破，体制框架有所更新，观念也改变了，我们有可能找到打破这种瓶颈的主出路，这才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点睛之笔，如果大家都在描述，中国就一片漆黑。中国就是这样一种国情，就处于这样一种发展阶段，怎么样打破这种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不滚科学家还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决策者都在说资源环境的危险性，但是需要我们各个方面专业分工不同，术业有专攻，要解决这个途径的出招，经济学家讲了半天说你科学家应该怎么做，打破制度瓶颈，技术瓶颈和观念瓶颈。

第二个方面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的体制性根源日益凸现，这一轮投资扩张投资过热不解决未来很难走出困局的。投资体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这种改革不太适应目前的需要，还没有明确的政府职能和民间政府的职能进一步界定清楚。第二财政税收体制不大规范，不利于消除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内在动因，我在很多场合讲，现行的转移支付和税制想控制地方政府不让它过热做不到的，因为地方政府现在责任大财权小，解决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没有必要的正规收入来源，不开这个门必然要开旁门。从经济财税规范关系来说，不能奏效于永远，未来十一五期间还要在这方面下工夫。第三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金融参数失真。去年可圈可点把贷款利率放开了，今年汇率改革再走一步，以后金融参数失真的情况逐步有所好转。

另外我们环境和资源的使用成本过低，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信号本身失真发展空间这么大，在这么大空间，成本这么低，地方政府企业谁不上谁傻瓜，这就是我们要研究我们体制矛盾，当然还有政治领域改革。这是带有相当深刻的影响，我们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高峰往往和党代会换届的年份重合的。我没有做这研究，有学者做过研究，那就说明问题。所以我们要警惕今年是十五最后一年，各地要攀比政绩，必然在十五结束的时候，各地都要报政绩。

第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益尖锐，我们分了这么四层，第一公共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公共教育和卫生领域，严重的像少数高校，少数大中城市的医院倾斜，导致了不公平。

第二现有的公共财政和社会协调机制不适应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分层加快的新挑战。大家知道为什么现在矛盾这么多，群体性突发事件规模越来越大，原有的协调机制不适应，大家知道社会流动加快是现代化进程加快的动力机制，低层上到精英层社会才能进步，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就构造了这样一个机制，计划经济扼杀了，市场经济又激发了，这样矛盾不是计划经济那么简单。现在市场经济大量农民要进入城市，大量农民工孩子要上学，我们不能支持他们，就产生各种各样城乡矛盾，暴力事件，人口态势严峻，基数大、增长偏快，素质偏低，“未富先老”。因此我们面临就是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怎么样协调发展。

第四个层面就是贫困问题现在日益突出出来了，这里不是一般的说收入分配差距，一般的说没有意义，我们所观察的是什么？社会无助这部分人，丧失劳动能力你得保障基本的生活条件。收入差距拉开以后政府职能把这个差距缩小一些，最重要的减少贫困人口，弱势群体，现在这方面拉得比较大，也表明我们公共资源配置不大合理，导致我们社会矛盾比较突出。

第四我们区域发展矛盾，将来挑战越来越严峻，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很明显缩小。第一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还会进一步拉大区域差距，再加上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区域政策整合力度不够，一些地方自我发展能力也不足，这样在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差距还会继续拉大，不可能缩小，政府关注的是什么？我这里要点一下这个要害，区域发展的要害不在于经济差距而在于社会差距，就是我们每个地方的群众，能不能享受到比较统一的社会福利条件，能够有比较平等的发展机会，这是政府要关注的，不然政府都去一个一个关注落后地区的发展，你要布局一些项目就乱套了。所以区域差距扩大，要正视它，政府要干什么，减少经济差距和市场配置资源导致经济差距过大，而进一步引发的社会代价。

第五个突出矛盾，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和不可测因素越来越多。这里面不想多说，一个点的就是新贸易壁垒，绿色壁垒，技术壁垒，还有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过去我们接触得很少，现在跨国公司跟我们签的合同，由于企业在社会责任不达标，人家把合同撕毁了，这迫使我们将来面对新的情况，不能简单说新的贸易壁垒不利于我们或者制约我们，这都是中性的东西，我们所要关注的是什么？对外开放扩大以后，这种不确定性必然越来越多，我们怎么构造比较灵活的，能够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运行机制。

第三部分简单说说对未来预测，前景展望。第一个展望就是经济增长还是有一个比较平稳的，预计前五年平均8％，后十年平均7％，这样可以实现我们人均3千美元的战略目标，那时候我想也不过就是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低限，中上等收入国家高限9665美元，低限2996美元，因此我们刚刚跨越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的低限，我们现代化道路还非常漫长。为什么这么预测，从理论分析来说，我们有很多长期支撑的因素，第一内源型的要素优势很明显，市场回旋余地大，劳动力充裕，低成本优势还会保持很长时间。再有居民储蓄率很高，这又解释为什么中国投资率高，你想让它低能低下来吗？老百姓就是想存钱，个人消费行为不是那么好弄的，高投资率来源于高储蓄，这是中国独特的，不像一般发展中国家缺资金。第二消费结构最终拉动强劲的需求需求，另外工业化进入中期，城市化迅猛以及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第二个预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可以适当得到调整，主要是为了使人民群众在经济增长得到更多的实惠，预计十一五期间投资率的下降会有一些但不会非常明显，后十年我们努力使投资率下降再多一些，但是我们估计空间也不会很大，工业化什么时候完成了，投资率下降比较明显，在这进程当中还是要努力提高老百姓的消费水平。

第三要分阶段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根据预测未来的五年到十年大概能达到什么程度？到2020年使农业劳动比重降到40％以下，三次产业的比重达到1：4：5。用现代工业改造传统农业应该考察这方面的进步，再有电子信息产业应当成为支柱产业，现在占GDP的比重不到3％，一个支柱产业应该达到5％，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基本实现工业化任务相当繁重。

第四对未来做这样一个展望，十一五期间我们增长方式应当取得较大进步和转变，我这用的是较大进步，后十年争取取得重大进步。

第五个展望人力资源应当得到更好开发。

第六社会和谐程度应当有较大提出，这和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和水平把胃口调高，是非常崇高的理想境界，在这一阶段达到什么程度，能达到什么水平，我们重点放在哪里这是构建和谐社会认真思想的，我个人认为放在最贫困最无助的群体和地区。在不能提高水平我们要把现有的结构进行调整，是不是能解决我们深层次的问题，光指增量提高水平构造和谐社会，恐怕也不是太到位，现有的既得利益都保证，那和谐社会不可能和谐了，因此要调既得利益结构。现行水平不能很快提高，政府重点就是调公众资源怎么合理分配。

第四部分简单说说未来的政策取向，主要想强调我们应该坚持五大战略。第一个战略要坚持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从中长期发展来看，我们内源型发展非常雄厚，不立足这个不是没发挥优势吗？另外把着眼点挪到内部来实际上逼着我们转经济增长方式，不能依赖国外的资源，另外这样可以减少跟国外的摩擦，实际上非常主动的，我们对外讲的以内需为主导，我们减少对世界资源的依赖，减少贸易摩擦，在国际上我们非常主动的，中国威胁论也就可以稍微的消灭一点，有些经济学家讲中国就得用世界的资源解决自己就业问题，在国际场合很多人不接受你，实际上这样就被动了，因此我想这个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要鲜明提出来有利于我们争取国际上主动，也有利于逼着我们眼睛向内转变自己的增长方式，另外内需是扩大进口，满足内需，这不是缓解贸易摩擦，这和外向型经济和对外开放一点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的。

第二还是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点只说一条，我们在国际分工链当中，好多产业处于低端，不要急于向高端提升，高端提升以后我们劳动就业怎么解决，我们传统产业怎么改造，我们比较优势怎么发挥？这都要考虑的，因此有条件的一些部门争取进入国际分工的高端，其他的该在低端待着就待着，那有市场能解决就业，这也是新型工业化道路，能够使人力资源的优势得到发挥。

第三个大力推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也不是一般的说科技进步，科教兴国国家早就提出的战略了，我们讲产业技术，有利于推进增长方式转变，围绕这个你来研发，完善机制，让它愿意用这些技术。你有技术供给才能打破技术瓶颈，有制度创新让这个企业愿意用这些技术，这样我们才能找到资源环境制约的突破口。

第四还是大力推行人力资源优先开发战略。哪薄弱，哪政府的资助不到位哪就是我们开发的重点，农村贫困落后群体，低素质人口，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这是我们应该着重开发的。不能一门心思都搞高科技，我们提出的战略，你要追国家都提出来，人才强国，科技兴国有什么新意，没有，就是更具有针对性，这些围绕什么？一条主线在十一五期间促使我们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发生较大的转变。

F. 5 年后，中国社会将会发生哪些变化

11月26日，2020搜狐财经峰会在京举办。龙永图、黄奇帆、贺铿、魏建国等20余位政界、学界领域嘉宾出席了本次峰会，并重点解析了“十四五”规划、国际形势、双循环新经济、农业农村建设等政策热点。

▲会议现场

姚洋：未来5-7年或是中国企业黄金时代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如其来，国内经济遭受重创，一季度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下降6.8%，是自1992年我国开始公布季度GDP数据以来的首次负值。

然而，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中国经济快速复苏，表现出强大韧性。直至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已由负转正，同比增长0.7%。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将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表示，疫情是一种外在因素，其对经济的影响既不是V型，也不是U型和L型，而是像老师批改作业时的对号形状——下去很快，上来也不会太慢，但会有一些倾斜角度。预计明年，我国经济将恢复至正常水平。此外，由于今年经济增长基数较低，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有望达到8%。

如果把中国发展放在更长远的时间维度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在“十四五”期间发生重大变化，关键领域的自主技术建设将提速，建立起完整产业链，高能耗或高排放的产业将让位于低能耗或低排放产业，政府目标也将从单一增长目标转向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未来5-7年国内经济将迎来新增长周期，平均增长率或达5%-6%，为中国企业的黄金时代。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预测，到2020年底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1万美元，2025年将达1.37万美元，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门槛的12375美元。对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突破低收入陷阱是必须的，但关键标志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黄奇帆：经济中心东移大趋势不会改变

从文明竞赛来看，500年前西方开始领跑全球化的趋势正逐渐让位于东方。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动力均来自西方文明。无论是从事对外殖民、黑奴贸易，或采取金本位、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西方领导全球局面在过去500年左右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西方文明内部不同国家谁来领导而已。

进入21世纪，中国、印度、东盟等东方文明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特别是过去20年间，东方文明覆盖下的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连续超过50%，引领世界发展的潜力或将爆发。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表示，经济中心东移的大趋势不会改变，预计2030年亚洲GDP占世界经济比重将达到40%以上。

同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也指出，在疫情后时代，将发生四大移动，即技术东移、制造业东移、资本东移和人才东移。

对于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总路线“双循环”议题，魏建国强调，“双循环”是整个国家的大循环，不是各省各市各县的小循环。在“双循环”发展中，要格外注意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此外，“双循环”将为企业带来技术、理念和创新三大机遇，本土中国企业家将升级到全球视野的国际企业家。

END

G. 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重点是什么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上述这“五化”中，比以往多了一个“信息化”。这是我们党对当今时代特征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信息化的认识不断深化，信息化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也在不断提升。十六大报告中将推进信息化作为我国面向新世纪的战略举措，明确提出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十七大根据新世纪新阶段的时代要求，鲜明地提出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崭新命题，赋予了我国信息化全新的历史使命。报告从第一个部分到第十二部分，共有10处表述与信息化密切相关。

20世纪末期以来,信息化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最新浪潮，是发展战略的制高点。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产业发展，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推进。目前，信息产业已成为中国工业部门中和外贸出口的最大的产业之一，并形成了一批重点产品和元器件研发生产基地。中国通信网络规模容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随着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和信息化“十一五”规划的实施，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国民经济信息化发展将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保障。

信息化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我国信息化建设要重点推进：一是健全信息化推进体制。信息化建设是一项涉及多行业、多部门的综合性、基础性工作,必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调一致。二是完善信息化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制定并完善集成电路、软件、基础电子产品、信息安全产品、信息服务业等领域的产业政策，推动信息产业做大做强。三是强化信息化宣传教育和人才培养。加大信息化宣传，普及信息化教育,全面提高公众信息化意识和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四是保障信息化资金投入。加快信息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与国际惯例和市场经济接轨、适合我国信息化发展需要的投融资新机制，保证信息化建设资金的投入。五是加强自主创新和对外合作，推动核心技术突破，全面提高信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

新疆地域辽阔、交通线漫长，加快信息化建设对于新疆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更要充分认识国内外信息化发展形势,牢牢把握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要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并将信息技术与资源产业技术结合起来，用高新技术和信息技术，武装、改造、提升现有传统优势资源产业，武装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政府应出台鼓励发展高新技术的优惠政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的创新人才，为信息化发展提供可靠根基和牢固支撑力。将信息技术应用于企业产品的开采、加工、管理、营销和服务的全过程，以此带动企业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作者: 自治区党委党校副教授周斌

H.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科技创新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科技创新

万钢：未来中国将建立和完善更加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体制和机制，进一步明确市场的作用

屠光绍：上海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迫切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以全球的视野、开放的姿态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余永定：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发生重要变化，投资和出口驱动的模式难以为继，未来的增长动力在于创新

投资、出口、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投资、出口增长乏力之际，创新被寄予了厚望。不过，当下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创新，各个地方又将如何开展创新？27日由科技部与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15PJ创新论坛”上，一场关于创新的头脑风暴在黄浦江畔刮起……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作主旨演讲时直言，未来五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产业升级能否顺利推进，结构转型能否成功实现，综合实力能否持续提升，关键是看能否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作用。

为了迎接这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国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分工，构建统筹配置创新资源的新机制，建设各类创新主体系统互动，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创新体系。要大力发展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台，构建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万钢指出了方向与空间。

内外专家共识：创新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呈现两大特点，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由过去的10%左右下降到了7%左右的中高速水平，第二个就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发生重要变化，投资和出口驱动的模式难以为继，未来的增长动力在于创新。”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上述论坛中如是表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Phelps也直言，中国需要有自己的现代化创新，才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现行的包括发展服务业、重塑行业架构的改革都不足以完成这个使命。

其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是目前中国从政界到学界、企业界都高度统一的认识。

万钢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核心战略。

来自一线的数据显示了创新的生命力。在中国整体经济面对下行压力下，高新技术产业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2014年同比增速12.2%，2015年前三季度同比增12.5%；此外，高新区发展也逆势上扬，目前注册企业已经超过76万家，今年1-8月份新增注册企业达到16.6万家。

科技部数据还显示，2014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支出超过了13000亿，占GDP的2.09%，其中企业支出占了76%以上。中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8577亿，比上年增长14.8%，高技术产业主营收入达1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区总量超过115家，工业增加值、研发投入、发明专利、新产品数量和利税等都保持了两位数增长。

不过，与美日等国家相比，中国的创新能力还存在差距。比如说，近十年间美国全社会的研发支出为37600多亿美元，是中国同期支出的4.7倍。万钢指出，无论从投入总量还是长期积累来看，中国与其他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要想突破差距，就需要加速改革，用改革促进发展。

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Phelps在上述论坛中亮出了他的“创新的黄金准则”观点，即怎样才能在经济体里形成创新的主导经济体。鉴于中国的国情与实践，E.Phelps指出，中国当下需要处理好万众创新与开放式创新的关系。一方面中国需要依赖大众的力量产生大量的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发展开放式创新和构建创新网络，实现高价值创新。他呼吁中国企业彼此之间加强合作，甚至加强与国外企业之间的合作。

为了应对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中国已在进行着相关机制体制方面的改革。万钢表示，未来中国将建立和完善更加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体制和机制，进一步明确市场的作用，构建统筹配置资源的新举措，建设各类投资主体互动，创新发展高效资源，完善创新的政策体系，保护法律制度，激发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改革的成果即将落地。万钢透露，今年是实施改革的第一年，科技部改变了项目形成机制，面向各行业和地方征求了2600多个立项建议，并进行了战略咨询和综合评比，合理配置资源。目前62个重点任务聚焦了“中国制造2025”、能源制造、“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设、“互联网+”各项国家战略。“新的项目即将向社会公布，同时征求申报和评审。”

跳开本土看全球，中国坚持的是一条“开放创新、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路径。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介绍，目前中国和全世界15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科技合作关系，签订了107个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协定，与此同时，中国还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签订了合作机制，启动了南亚、东盟科技伙伴计划等。

地方在行动

根据此前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上海将分阶段有序推进全球科技创新战略，力争到2020年形成科技创新中心框架体系，到2030年形成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和经济合作。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屠光绍27日在上述论坛中表示，上海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迫切需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以全球的视野、开放的姿态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顺势创新者胜。屠光绍表示，未来上海将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向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上海将努力建设成为综合性、开放性的金融中心，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以及国际科学、技术和产业的策源地之一。

除了上海，其他地方也在积极对接。如江苏常州的创新园项目，作为中国与YSL两国政府第一个创新示范园区，标志着常州市国际科技合作实现重大突破。（记者 宋薇萍）

I. 十二五规划就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哪些重大战略举措

一是要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

中国有占世界20％的人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建设都孕育着巨大的需求潜力。充分挖掘和释放国内需求的潜力，既是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和基本的立足点。

他说，我们将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在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上下更大的功夫。中国的最终消费品目前还不到50％，这与国际上70％左右的平均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为了挖掘居民的消费需求，中国政府将多措并举，包括实施就业发展优先的战略，五年城镇新增就业的人数将达到4500万人以上，转移农村的劳动力达到4000万人以上；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五年内使城镇化率提高4个百分点，由47.5％提高到51.5％；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积极发展新兴的消费业态，促进文化、旅游、建设等消费，加强市场流通体系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逐步使中国国内市场的总规模能够位居世界的前列。

我们将继续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无论是提高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需求的供给能力，还是积极推进工业化、城镇化，都需要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我们要在调整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效益的基础上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

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政府投资主要用于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水利设施的建设、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教育、卫生、科技、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等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建设。另一方面，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宽市场准入，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各个领域。

二是增强创新能力，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强，经济结构不够合理，城乡区域的发展不够平衡，这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教育的主要症结。增强创新能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这也有利于培育和创造更多的国内需求。

我们将适应国内外需求变化的趋势，把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同时，同步的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加大强农惠农的力度，加快农业的科技创新，加强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使中国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5亿吨以上。依靠科技进步，积极推进装备制造、船舶、汽车、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轻工、纺织等重点产业的结构调整，引导企业开展技术改造与兼并重组，促进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尽快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为先导性、自主性的产业。到2015年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8％左右。要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力争在五年内服务业的比重能够提高四个百分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47％左右。

我们将坚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产业的有序转移。在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培育新的增长点，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三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将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内在统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有机结合，把解决好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使各个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十二五”期间，要从完善制度和增加投入两个方面做出安排，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实施改善民生行动计划，在公共教育、就业服务、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统筹建设一批重大的民生工程。创新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增强多层次的供给能力，满足群众多样化的需求；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开展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试点，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全覆盖；完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提高医保基金的支付水平，发展社会的救助事业，切实加强对孤残老人和儿童的帮助和救助；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逐步减少贫困人口。我们将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体系，合理调整国家、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力同步提高。未来五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实际增长达到7％以上。

四是坚持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既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有效途径。我们将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全面落实优先战略，构建以绿色、低碳为特点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的变革；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实施重点节能工程，推广先进的节能技术和产品，抓好重点领域的节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再生利用的产业化；提高应对气侯变化的能力，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积极开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实施重大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强环境的综合治理。到2015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分别比2010年降低16％和17％，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为实现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是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进步依靠的是改革开放，实现“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改革开放仍然是强大的推动力。我们将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的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全面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金融体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推进资源税的改革，扩大增值值的征收范围。

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建设，稳步的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推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的改革，推进水价、电价的改革，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提高排污费的征收率，建立健全资源、环境产权的交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