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核事业

⑴ 中国核工业有多少年历史

我国的核工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创建和发展起来的。1950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始从事核科学技术研究工作。1954年，我国地质工作者在综合找矿中，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毛泽东在听取地质部门汇报后指出，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1955年7月，国务院决定，在国家建设委员会设立建筑技术局，负责原苏联援助的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筹建工作。1956年11月16日，国家建立了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1982年改为核工业部) ，在苏联援助下建设核工业。1958年，我国第一座重水型实验用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成并投入运行。1960年，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定，翌年撤走在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专家,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然而，我国核科技研究和核工业建设并未就此止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继续发展。1962年11月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直接领导研制生产原子弹的工作。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1971年9月，第一艘核潜艇试航成功,表明中国的核工业已有较快的发展，建成了比较完整的核工业体系。70年代末，随着国家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核工业由主要为军用服务，转向军民结合，以核为主,多种经营,主要从事核能、核技术的和平利用,民用产品的开发。1983年6月,在浙江海盐县秦山,开始了中国自行设计的电功率为30万千瓦的秦山核电站的建设；1984年4月，引进技术设备,在广东深圳开始建设大亚湾核电站。1988年4月，核工业部撤销,其政府职能划入新建的能源部；同时组建了中国核工业总公司，负责对核工业企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90年代以来，核工业继续贯彻“军民结合，以核为主，多种经营，搞活经济”的方针，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⑵ 中广核与中核有什么区别

一、指代不同

1、中核：中文简称中国核工业集团或中核集团）是中国国家出资设立，经国务院批准组建、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

2、中广核：原名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核电事业发展逐步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央企业，由核心企业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和30多家主要成员公司组成的国家特大型企业集团。

二、发展不同

1、中核：要从事核军工、核电、核燃料循环、核技术应用、核环保工程等领域的科研开发、建设和生产经营，以及对外经济合作和进出口业务，是国内投运核电和在建核电的主要投资方、核电技术开发主体、最重要的核电设计及工程总承包商、核电运行技术服务商和核电站出口商。

2、中广核：到2020年中广核集团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容量将达到9000万千瓦，年上网电量达到4200亿千瓦时，折标煤1.3亿吨，约占国家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的3%，占非化石能源消费的20%，年等效减排二氧化碳3.2亿吨。

三、企业文化不同

1、中核：将传承核工业半个多世纪以来举世瞩目的“两弹一艇”和实现中国大陆核电“零的突破”的辉煌历程，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积极推进中国核电事业发展，不断提高核科技工业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努力实现核工业又好又快安全发展。

2、中广核：立足以核电为主的清洁能源集团的战略定位，把为社会提供安全、环保、经济的电力作为企业的使命，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企业。

⑶ 中国的核武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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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发展核事业的标准有哪些

发展核事业，必须保障核安全;保障核安全，必须完善核安全立法。核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也与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环境公共利益休戚相关。核安全法作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保证核安全、应对核事故、保障公众和从业人员的健康和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以及推动我国的核事业健康发展，都至关重要。作为我国首部核安全法，此次新制定的核安全法贯彻落实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建立从高从严核安全标准体系，为实现核能的持久安全和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制保障。

• 从严执行
  

一直以来，我国的核安全标准制定工作相对滞后，在具体实践中，往往是引进哪国技术，就适用该国与之配套的标准。据介绍，目前，根据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与核安全相关的标准包括放射性污染防治标准、核安全技术标准、民用核安全设备标准、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标准等。与我国快速发展的核工业相适应，就需要进一步整合、制定和完善相关标准，为核设施营运单位提供营运准绳，为核安全监管部门提供监管依据。为此，核安全法明确，国家坚持从高从严建立核安全标准体系，核安全标准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适时修改

• 全链条全过程管控

核安全包括核设施安全、核材料安全和放射性废物安全等内容。此次立法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是围绕着“严”字进行。核安全法对核设施选址、设计、建造、运行、退役和核材料及相关放射性废物实行全过程、全链条监管和风险管控，全面覆盖，不留空白，不留死角，不遗余力，确保万无一失。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对一件事情规定这么多许可，无疑是极其罕见的。处置已成为制约我国核能发展的瓶颈。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指出的，“放射性废物从产生、处理、贮存，到处置及处置后的长期监护，涉及环节多、周期长、管理层级繁杂”“我国核电运行产生的大量废物仍处于暂存状态，放射性废物管理工作严重滞后于核能和核事业发展”。

• 提高从严监管能力

核安全涉及的部门多，延伸的链条长，监管的专业性强，加强核安全监管能力建设尤显重要。为此，核安全法对监管作出多项规定。考虑到核安全工作涉及多个部门，为了统筹协调，形成合力，核安全法明确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工业主管部门和能源主管部门等部门的监管责任，规定国家建立核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有关部门推进相关工作。公众接受度是世界核能、核技术发展的瓶颈问题。以往业内碰到的“谈核色变”“邻避问题”，要靠公众宣传、信息公开，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才能予以化解，才能构建一个良好的核能、核技术发展的环境，也才能保证核能、核技术健康可持续地发展。为此，核安全法单列一章规定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要求核安全监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以及核设施营运单位公开核安全信息，就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核安全事项征求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并以适当形式反馈，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核安全违法行为举报权，加强社会监督。

为营造一个全社会、相关部门、全体涉核人员关心核能事业，主动承担核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上下一体、纵深防御、联防联控的体系，共同来保障我国核事业的发展和核安全，此次核安全法还大力推进全社会的核安全文化建设。

• 核安全法对相关违法行为设定了严厉的法律责任。

总共94条，法律责任就占了17条。核安全法大幅提高了违法行为的罚款额度，最高达500万元。对有些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除罚款外，法律还规定可以责令停止建设、停产整顿、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等处罚。核安全法对有些违法行为实行“双罚制”，既处罚违法单位，又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违法行为造成环境污染的，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核安全法还规定了核损害赔偿制度，明确规定因核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或者环境损害的，核设施营运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要求核设施营运单位通过投保责任保险、参加互助机制等方式作出适当的财务保证安排，确保能够及时、有效履行核损害赔偿责任。

⑸ 中国的核武器是什么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地建设自己的家园，但极其严峻的形势也摆到了年轻的共和国面前：一方面，人民政府接收的是一个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科技与经济十分落后，百废待兴；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不甘心其侵略政策在中国的彻底失败，除了在经济技术上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外，还在军事上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且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6月27日，美国又悍然宣布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美国依仗手中的核武器，横行霸道。有的好战分子甚至叫嚣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进行核恐吓。

在手持核武器的帝国主义面前，中国人民深深懂得，要反对核战争，粉碎核讹诈，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就一定要有强大的国防，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但是，旧中国在原子能方面只有为数不多的科学家在专门研究机构中从事研究工作。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的起步异常艰难。

1946年，由于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的推荐，在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在上海中法大学镭学研究所工作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进入了着名的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师从约里奥·居里夫人深造放射化学。解放初期，周恩来号召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杨承宗正好完成学业，两次拍电报给先期回国的物理学家钱三强，要求回国，报效生他养他的祖国，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临行前，约里奥·居里先生对他说：“你回去告诉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也并不是那么可怕，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约里奥·居里的话语不多，但充满了鼓舞的力量。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也相信中国可以而且一定会制造出原子弹。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在核研究方面给予中国具体的帮助。

1955年初，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工作开始了。周恩来约见钱三强、李四光和刘杰等人，详细询问了中国核科学的研究人员和设备、资源等情况，还向他们了解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等。

政治局经过讨论，通过了原子能发展计划，代号为“02”。

1949年11月1日，南京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中国政府邀请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帮助创建现代化的科研机构。科学院以外的一些学术团体，如中国物理学会，也积极参加研究工作。该学会约有570名成员，其中包括10名积极从事核科技研究的科学家，他们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赵忠尧、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在以后的几年里，一些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科学家，如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也陆续回到祖国；还有原来分散在各高校工作的朱光亚、胡济民、虞福春、卢鹤绂、吴征铠、周光召等都被组织起来了。

1950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重新组建其下属的各研究所，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其中之一，吴有训、钱三强分别担任该研究所的所长和副所长。6月，这些学术带头人决定重点开展原子核研究。中国政府也要求外交部有选择地邀请一些外国专家访问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建设，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在以后的几年里，核物理研究继续被列为国家的研究重点，并支持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加速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逐步形成一支比较强大的骨干队伍。

同年，经周恩来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一座7000千瓦的重水型实验反应堆和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科学技术人员去苏联实习。

1956年4月，周恩来对当时担任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说，要从军队里调一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地质战线。宋任穷思考了两天，毛遂自荐，对周恩来说：“就把我调出来吧。”周恩来在1956年7月向中央作的《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成立“原子能事业部”的建议。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1956年11月，国务院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任命宋任穷为部长，副部长是刘杰、刘伟、雷荣天、钱三强，后来又增加了袁成隆。

从此之后，中国的原子能发展事业正式踏上了征途。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大跃进”政策失误和国内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尖端武器的研制该“下马”还是“上马”的议论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开化。有人认为，国家处于特别困难的时期，肚子都填不饱，就不要花那么多钱去搞一时看不见摸不着的尖端武器了，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应该停止。有人认为，原子弹、导弹应该搞，但是国家现在太困准，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应该放慢速度。

陈毅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中央专委在周恩来主持下，3年内召开9次会议，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原子弹、导弹研制工作中的协作攻关等问题。

为了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起一个代号，物理学家朱光亚提议并经核武器研究所所长李觉同意，把苏联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即“596”。

中国研制核武器胜利在望，少数大国为了保持核垄断的地位，不愿看到中国拥有核武器，想方设法进行阻挠和破坏。

在美、英、苏三国联合遏制中国进行核试验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科技专家们努力工作，发愤图强，在核武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到1964年夏天，我国终于全面突破了原子弹技术难关，取得了原子弹研制方面的巨大成就。

可疑的设施是一个能够在两个月内投入使用的核试验基地。”根据这一情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发表了一个特别声明：“中国将在最近进行一次核爆炸试验。”美国的情报虽然准确，但它是无法阻挡住中国进行核试验的步伐的。

1964年8月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总装。

9月1日，核试验预演结束。当时传来消息，国外可能有人正在策划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破坏，以阻止中国掌握核武器。这样，何时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便更加紧迫地提到中共中央和中央专委会的议事日程上来。为此，周恩来于16、17日两天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九次会议，听取张爱萍、刘西尧关于原子弹预演情况的汇报，综合分析国际形势，慎重研究正式试验的时机。周恩来综合大家意见，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早试，将在本月下旬下决心；一是晚试，先抓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选择机会再试。他说：“我们要设想一下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试验的时间，国庆前下决心。”周恩来本人倾向于早试。无论早试还是晚试，准备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至于核试验的具体时间，待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做最后决定。

9月2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请示爆炸的时间。当晚，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已阅，拟即办。”

9月22日，周恩来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中央专委会的试验方案。会议做出了早试的明确决定。

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开会，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他兴奋地向大家说：我向毛主席和少奇等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同意第一方案。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是，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这样，任务更重了，不是更轻了。试验的时间看来需在20天以后了。10月有4次好天气，中旬可能赶上也可能赶不上，还有下旬一次；11月上旬还有一次，到11月下旬就不好了。要把风向、放射性微尘飞散距离详细计算，搞出资料。原子弹响了，影响就大了。万一不响；后果如何，还要找参加核试验的专家进行专门研究。

周恩来还指出，为了防备敌人万一进行破坏，由总参谋部和空军研究，做出严密的防空部署；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由陈毅组织外交部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刘西尧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除我和贺龙、罗瑞卿亲自抓以外，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要规定一些暗语、密码。他还郑重地叮嘱：“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专家，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

尽管进行了这样周到细致的准备，但仍有相当的风险。万一试验失败，消息泄露，将造成不利影响。为了绝对保守原子弹试验的秘密，周恩来对与会人员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他说：“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邓颖超同志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他还对后到会的陈毅说：“你可不能讲啊！”陈毅知道周恩来是提醒他在以外长身份接待外宾时不能说了出去。他操着四川口音爽快地回答：“我不讲哇！”

张爱萍和刘西尧返回西北核试验现场，将周恩来的指示传达给现场上万人员。周恩来以身作则的表率行为，使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有效地保证了第一次核试验没有发生一起泄密事件。

根据气象情况，周恩来将核爆炸的零时选定为1964年10月16日巧时，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当基地的人们知道这个确切的时间后，他们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基地有一个姓杨的技术员，在1964年10月1日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当他醒来后，冲出帐篷；大喊道：“党中央已经审定通过爆炸时间了！”当别人问他是怎么回事时，他激动地喊着：“我梦见党中央已经确定了爆炸时间，它包括3个‘十五’。”

当时无人能说得清楚，这3个“十五”究竟代表什么意思。现在这个梦有了比较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第一个“十五”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第二个“十五”表示从10月1日起往后数15天即10月16日；第三个“十五”表示原子弹将在那天的15时爆炸。

也许是纯属巧合，也许是后人的编排。不管这个梦是真是假，它已经成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一段趣话了。

10月14日13时，原子弹静卧在铁塔上那个纯金属构造的银灰色小屋里。这个铁塔由8467个构件组成，高102米，重70吨，在耀眼的金色阳光辉映下，傲然挺立。

10月15日15时，有关技术人员完成了原子弹核心部件的装配和几道关键的工序。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带领技术人员作最后一次检查。离开铁塔时，他有点恋恋不舍，便取下相机，想拍张照片留念，但又考虑到现场不准个人拍照，自己不能违例，他就没有拍照，没有留下自己在那伟大的历史时刻的身影。当将军后来回顾当时的情景时，仍然感到有点遗憾。

围着铁塔，在约60公里的范围内，呈放射状地摆列着近百项效应工程和实物：飞机、军舰、大炮、坦克、装甲车、桥梁、铁路、战时工事和民用楼房，还有马、狗、猴于、老鼠、种子以及各种测试仪器设备等。真像一个大干世界，应有尽有。

罗布泊戎装待命，静候震撼世界的庄严时刻。

10月16日凌晨6时30分，一切不必要留下来的人员撤离现场。现场指挥所设在离爆心23公里外的孔雀河畔的山坡——“721”高地，指挥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核试验。

下午，李觉、张蕴钰和两位工程师最后一次来到塔上，安装了电引线，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当他们在离爆炸零时前50分钟回到地面时，周围的人们关心地询问他们为什么比预定的时间晚下来4、5分钟，李觉回答：“我一定要亲自确认没有任何的差错。”

接着，他们撤离到现场指挥所，李觉把塔的也控装置的钥匙交给了控制室的领导。采取这一安全措施，是为了保证原子弹不能被爆炸塔附近的任何人引爆。这也是爆炸前最后时刻的一个检查环节。

总指挥部的电话全天24小时与北京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接通，张爱萍最后一次报告说：“总理，安装工作已经结束，一切顺利，请指示。”

周恩来平静地说：“预祝你们成功！”

张爱萍发出最后指令。

在主操纵员读秒到达零时，“起爆”命令发出的一瞬间，只见罗布泊大漠深处出现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紧接着，腾空而起一个巨大的火球，犹如出现第二个太阳，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红；爆炸形成的蘑菇云不断上升扩张；稍后，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耳欲聋，好像要把苍穹撕裂似的。

这时，试验现场欢声雷动，全体参试人员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互致祝贺。

15时4分，张爱萍眼望高耸蓝天的蘑菇云，问王淦昌：“这是一次核爆炸吗？”

王淦昌肯定地回答：“是的！”

然后，张爱萍给北京的二机部打电话：“请找刘杰同志。”

在二机部原子弹试验办公室里，刘杰正和几名干部焦急地等待着。电话铃突然响了，接电话的同志太紧张了，以至把话筒掉到了桌子上。刘杰一把捡起来，听到张爱萍激动的声音：“请报告周总理和毛主席，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再说一遍。”

“原子弹爆炸了，已经看到了蘑菇云！”

“我马上报告！”接着，刘杰抓起了专用电话：“我是刘杰，请周总理讲话！”

“我是周恩来！”

“总理，张爱萍同志从试验基地打来了电话，原子弹已经爆炸了，看到了蘑菇云！”

“好，我马上报告毛主席。”

几分钟后，周恩来给刘杰回电话：“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是不是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

刘杰立刻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张爱萍。张爱萍回答说，这确实是一次核爆炸，这一点已经被充分证明了。

这时，刘杰不由自主地开始抖动，他又给周恩来打了电话：“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这是一次成功的核试验！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放心。”

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后，随即赶赴爆区，检查爆后的各种效应情况。两个多小时后，张爱萍、刘西尧等签发一份经多方专家认定的关于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报告，将它电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罗瑞卿：确实实现了核爆炸，威力估计在2万吨TNT当量以上。

张爱萍这位儒将诗兴大发，怀着喜悦的心情，欣然吟出《清平乐·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一词：

东风起舞，壮士千军鼓。

苦斗百年今复主，矢志英雄伏虎。

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

春雷震惊寰宇，人间天上欢隆。

是啊，这一欢隆的历史时刻终于来到了！

1964年10月16日傍晚5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多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他满面春风地向大家宣布：“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内，中国人民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对国防力量的增强欢欣鼓舞；在国外，友好国家和团体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显示了自力更生的威力，是亚洲历史上的一个辉煌功绩。

⑹ 中国核工业有哪些单位

中国核工业有中国原子能工业公司，中国中原对外工程公司，深圳中核集团公司，上海中核浦原总公司，中国同位素公司，中核金原铀业有限公司等。介绍如下：

1、中国原子能工业有限公司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直属的国际贸易公司，授权从事铀产品、核燃料循环设备、核电技术设备的进出口贸易。

2、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中原公司）是1983年4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企业，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总部设在北京。2007年11月更名为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

3、深圳中核集团公司成立于1993年1月，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在深圳的窗口企业，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中核集团公司经营范围属于非核产业。

4、上海中核浦原总公司，是中核集团在沪的全资子公司，是以仪器仪表制造为主的高科技投资控股公司。 浦原公司现有资产10.4亿元，百余名中高级科技人员。2009年实现营业收入23亿元，连续四年获中核集团经济发展突出贡献奖。

5、中核金原铀业有限公司主要运营有关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中核集团控股的多家大型企业的产品贸易。涉及医药，化工，建材等等诸多领域。

⑺ 中国发表首部《中国的核安全》白皮书，中国核安全事业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中国发表首部《中国的核安全》白皮书，这说明中国核安全的发展历程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因为就目前来说，中国的核安全是国际上做的最好的。

要知道就在昨天新闻办就对外发表了《中国的核安全》白皮书，白皮书是我国介绍核安全各方面情况的一本书籍。

正是因为如此，再九月三号这天我滚发表的核安全白皮书正起到了给广大国家提醒的作用。让这些国家能够意识到核能源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源，我们在使用核能源的同时，一定要从细节上严格要求自己，减少核能源带来得安全隐患。

同时核安全白皮书一共发型了八个语种，其中包括中、英、法、俄、德、西、阿、日这八个国家的常语种。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核安全事业发展历程，分享了中国核安全监管理念和实践，阐明中国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进程的决心和行动。

⑻ 中国核电三巨头是什么

中国三大核电集团指的是中国从事核电技术研究与应用的三家企业，分别是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核电行业三大巨头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中广核、中核集团。而在核电规模、营业收入和利润方面，中广核电力均处于领先地位。中广核电力系中广核集团旗下核电运营平台，为全球第三大核电运营公司。

而在中广核电力回归A股前，中核集团下属的中国核电已于2015年在上交所上市。财报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核电的营收和净利分别为393.05亿元和47.37亿元，而中广核电力的营收和净利为508.28亿元和86.10亿元，均超过已上市的中国核电。

民生证券认为，公司过去5年盈利复合增速20%，2015年后核电审批停滞导致近年盈利增长放缓。2019年上半年公司完成上网电量799.52亿kwh。

同比增长12%，同时年内2台新机组有望实现并网，增长确定性强。目前国内核电领军企业中国核电动态PE为17x，考虑到中广核电力的领军地位以及新股溢价，若能成功上市则其合理估值应在17x以上。

⑼ 原子弹,两弹一星,中国核事业指的是哪位科学家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 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按姓氏笔画排序)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⑽ 中国核工业公司是干什么的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组建、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由100多家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组成，现有员工约10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达3.6万人，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18人。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作为国家核科技工业的主体，拥有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是国家战略核力量的核心和国家核能发展与核电建设的主力军，肩负着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历史使命。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主要从事核军工、核电、核燃料循环、核技术应用、核环保工程等领域的科研开发、建设和生产经营，以及对外经济合作和进出口业务，是目前国内投运核电和在建核电的主要投资方、核电技术开发主体、最重要的核电设计及工程总承包商、核电运行技术服务商和核电站出口商，是国内核燃料循环专营供应商、核环保工程的专业力量和核技术应用的骨干。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在新的历史阶段将传承核工业半个多世纪以来举世瞩目的“两弹一艇”和实现中国大陆核电“零的突破”的辉煌历程，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积极推进我国核电事业发展，不断提高核科技工业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努力实现核工业又好又快安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