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中国发生了什么

❶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中国造成了什么影响

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爆发了经济危机。日本统治集团为了摆脱经济困境，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加紧了侵略中国的准备。其实，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是蓄谋已久，很早就利用同清朝政府订立的不平等平约，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那里设立殖民机构，如关东都督府、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关东军等，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1931年，日本为实现吞并中国东北的美梦，又多方制造事端，寻衅滋事。在形势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不但不积极备战，反而忙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更忙于调集军队“围剿”工农红军，置民族危机于不顾，陆续抽调东北军入关，东北边防日渐空虚。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关东军岛本大队的河本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向沈阳北郊柳条沟方向走去。当时沈阳城北驻扎着中国驻军营地——北大营，这晚因王以哲旅长回家休息，参谋长赵镇番负责北大营的防卫。河本一边从侧面观察驻有中国军队的北大营的兵营，一边选了个离兵约800米往南去的地点。在这里，河本亲自把炸药安放在铁轨下，并点了火。“轰”的一声，爆炸声响起，铁轨上的枕木向四处飞散。

据参与策划整个事件的花谷正回忆说，这次爆炸没有炸死张作霖那么大的规模。因为，满铁是日本的主要铁路干线。此次爆炸只要能成为进攻东北军的借口即可，所以不但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做到，使在满铁路上驰骋着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让工兵仔细地作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高速行驶的列车仍然可以通过，并根据调查所得的安全长度，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在爆炸路轨的同时，河本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这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

北大营的指挥部内气氛紧张。赵镇蕃请示荣臻的结果，出乎赵镇蕃的意外是不许抵抗，不得与日本人发生冲突。但是，没有一位团长执行他的命令，大家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去呀!这是命令!”赵镇蕃瞪着几位团长，几位团长也使劲地瞪着他，大家都默不作声，屋内的空气也仿佛像他们的心情一样憋闷。赵镇蕃断然地挥起手臂：“准备迎击敌人!”“是!”团长们异口同声地响亮回答，然后齐刷刷地跑出屋去。不一会儿，旅部及第621团附近的林荫路上响起了自卫还击的枪声，赵镇蕃率领旅部和两个团与日军交上了火。

这反击的枪声犹如一针强心剂，令营房其他各地的士兵们抖擞起精神，大家摩拳擦掌，准备给日军以迎头痛击。但是，荣臻再次下达命令：“不准抵抗!”士兵们不敢贸然违抗命令，只好原地待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与日军奋战。由于日军火力很猛，我军又孤力无援，长此坚守下去，部队伤亡太大。凌晨两点多钟，赵镇蕃下令向东山嘴子撤退。士兵们哭喊着不肯就此罢手，“我们不能这样硬拼。再不走，我们就都走不出去了。”赵镇蕃一边率领士兵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一边指挥部队突围。士兵们一边突围，一边回身依依不舍地望着枪声大作、火光冲天的北大营。

北大营其他各团也纷纷向东撤军，部队散乱地在黑夜中行进着。“轰!”的一声，日军向我军发射了远程炮弹，正好落在队伍之中。部队许多士兵负了伤，无药可医，只能草草地包扎一下；一些重伤员躺在担架上，一路颠簸震动，痛苦的呻吟声不绝于耳。看着自己的狼狈相，士兵们愤愤地说：“为什么兄弟部队不肯增援?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参战?如果大家齐心合力，一定可以给日军还以颜色，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一路上，敌机紧追不放，不时掠空而来，向撤退的队伍扫射、投弹，部队只好白天待命，天黑后再走。

下午，旅长王以哲化装从沈阳城出发直奔东大营预定集合地。眼前的景象着实让王以哲心酸，只见士兵倒的倒、卧的卧，一脸的疲惫、一身的尘土，受伤的士兵或躺在担架上，或靠在大树下，无精打采地轻声呻吟着。过了一会儿，各团、队长依次汇报情况。619团一开始受命在营房卧床假寐，许多士兵活活被日军刺死，撤退时又因腹背受敌，伤亡较重；621团，以一部分兵力掩护，绕道旅部撤出，伤亡较轻，但尚有一个营没有音讯；此处赵镇蕃率领一部分人走在前面(此时，他们已到达山城镇，但驻山城镇守军王芷山不肯收留，要求他们尽快离开山城镇)；第620团担任掩护任务，因日军未随后尾追，所以，伤亡较轻。王以哲旅长看到部队如此凄凄惨惨的样子，长叹一声，没有说话。

王以哲率部也来到山城镇，与赵镇蕃会和。部队休息一宿后，第二天继续向东前进到达锦州。王以哲向赵镇蕃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说：“当时如果听我的话(指把枪放在库里)就坏了，我这个旅长是你给我的，谢谢你!”不久，部队又离开东北，开进了山海关，进驻清河镇大楼休整。

在进攻北大营的同时，日军也开始有预谋地分三路进攻沈阳。第一路攻商端口地北市场，第三路侵入大小西门。一夜之间，宪兵总司令部、电话局、有线电局、无线电台、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省政府、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各种军政机关、学校、工厂相继被占。

日军侵占沈阳后，开始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迫害，同时，大肆掠夺财产。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的损失，就在17亿以上。尤为严重的是枪支弹药、军械器材和飞机大炮的损失，飞机约损失262架，迫击炮损失约3091门，战车约26辆，步枪和手枪1108206支，机关枪5864挺。此后，在短短的六七天时间里，日军又接连侵占了安东、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本溪、抚顺、四平、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将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英、美的出面干涉上，幻想依赖国际联盟强迫日本撤兵，要求“国人镇静忍耐，信赖国际联盟公理处断”。但是，英、美虽对日本出兵东北表示了不满，但他们都不愿做出实质性的牺牲。中国及英、美采取的绥靖政策，让日本更加放心大胆地将魔爪伸向中国大地。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及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各界群众和海内外同胞的极大愤慨，抗日怒潮迅速在各地掀起。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是日起，全国抗日声浪沸腾。国民党鄂、滇、晋、冀、平省市党部及海外许多支部致电国民党中央，请立即进行全国动员，与日决战。北京、南京、上海、南昌、宁波等地举行了数十万人的游行示威，高呼“打倒不抵抗主义”等口号。

与此同时，工界、农界、商界、海外侨胞都一致奋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去。

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冲击下，蒋介石国民党遭到了应有的谴责，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宣告下野。

❷ 1929-1933年中国在干什么或者说1929-1933年对应了中国那些事件

1929年建立中央苏区，豫东南 皖西等革命根据地
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12月，国民党军对工农红军发动第一次军事“围剿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九一八事变
1932年 一二八事变 伪满洲国成立
1933年一月日军攻陷山海关，2月26日 上海总工会发表《告全国工友书》，11月19日 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联合李济深等人在福建发动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❸ 1927年至1929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多少次武装起义，建立了许多什么

三次武装起义，分别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建立了许多根据地。

• 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朱德、刘伯承、贺龙等人在南昌发动，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因此，8月1日被定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建军纪念日。

• 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中秋节节），由毛泽东和卢德明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着名的武装起义。

• 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日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等在广州发动的又一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❹ 1920-1930的中国历史

1919年5月4日 “五四”运动爆发
6月3日 上海工人大罢工
1920年夏 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建立
秋 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2年1月－3月 香港中国海员大罢工
7月 中共“二大”召开
9月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1923年2月 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二七”大罢工
6月 中共“三大”召开
1924年1月 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25年3月12日 孙中山先生逝世
5月30日 发生“五卅”惨案，“五卅”反帝运动爆发
1925年6月－
1926年10月 香港工人大罢工
1926年3月 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蒋介石策动“中山舰事件”
5月 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
7月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1926年10月－
1927年3月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1月 武汉和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
3月 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4月12日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7月15日 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
8月1日 “八一”南昌起义
8月7日 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在汉口）
9月 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
10月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地区
12月11日 广州起义
1928年4月 井冈山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1929年12月 古田会议召开
1930年3月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冬－
1931年秋 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三次反革命“围剿”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

❺ 1929年是中国什么朝代

中华民国（1912——1949），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民国正式建立。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主政中国，北洋政府分崩离析后政局动荡不安，孙中山南下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建立黄埔军校随而建立国民政府，促成国共合作后的孙中山不久病逝。

1926年蒋介石继承孙中山遗志领导国民北伐，意欲统一中国，到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政府从形式上统一中国，蒋介石成为继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领袖。

统一之后，民国进进入所谓的“黄金十年”建设时期，此间社会稳定，教育稳步发展、趋于定型。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一举成为美英中苏四大国。1949年后因国共内战失利而迁台。

(5)1929年中国发生了什么扩展阅读：

中华民国简称民国，是孙中山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正式和公开提出来的。

1904年秋，孙中山在美国发表的英文着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当中旗帜鲜明地率先提出：中国未来新生的共和国当以“中华民国”为国号；只有“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这是“中华民国”一词的最早出现。

1905年8月，孙中山将此前所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作为同盟会宗旨写进《中国同盟会总章》，成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政治纲领。就在此时，他最终为将来新生的共和国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国号。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创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明确表示：“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治者也。” 表明中华民国政府之设立，完全是为了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管理国家，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应该属于全体国民。

后来中共建政，在一定时期内中共领导人仍然坚持沿用中华民国国号。

❻ 1929年经济大危机对中国的利与弊有哪些

1929年的这次经济大危机发端于美国，迅速席卷全球，最世界历史造成极大的影响。当时的中国经济极度落后，对外贸易往来不多，但是此次危机对中国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是利弊参半：1、利的一方面，中国当时出口产品以农矿产品为主，此时世界市场上过剩的则是各种生产设备和工业产品，如果利用这一时机，大量抄底，是有利于中国工业发展的，只是国民政府没能抓住这一机遇。2、弊的方面：日本贸易对象主要是美国，使得日本经济受冲击很大，这使得日本内部右翼军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脚步，直接引发了后来的九一八事变。

❼ 1929年到1945年发生了什么历史性的大事

1929年—1933年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东北地区
1932年4月 朝鲜抗日游击队诞生
1933年1月 德国希特勒上台
1933年3月 罗斯福就任总统，实行“新政”
1935年10月-1936年5月 埃塞俄比亚反意大利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1936年7月-1939年3月 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民族革命战争
1937年七月七日 中国全面抗日
1938年9月 英法德意宰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会议
1939年9月3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940年 法国投降
1940年9月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定
1941年6月22日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
1942年7月-1943年2月 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1943年12月1日 中美英发表“开罗宣言”
1943年11月-12月 苏英美德黑兰会议
1944年6月6日 诺曼底登陆，欧洲第二战场开辟
1945年2月 苏英美雅尔塔会议
1945年5月8日 德国签定无条件投降书
1945年7月-8日 苏美英举行波茨坦会议
1945年9月2日 日本签定无条件投降书

❽ 1923-1929年的大事纪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7年）

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侵略者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2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2月1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21日，总罢工发展为第二次武装起义。蒋介石的军队在上海附近按兵不动，坐视军阀部队残酷地镇压起义的工人。起义失败。
2月，瞿秋白将他同彭述之的争论，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批评了以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但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三中全会选举当时还远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要领导职务，并继续让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随即以总司令的名义调集嫡系部队至沪宁一带，在帝国主义和买办性的江浙财阀的直接指使和援助下，加紧准备反革命政变。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激战，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蒋介石的军队乘机进驻上海。
3月24日，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北伐军第六军、第二军击败敌军，占领南京。英美帝国主义的军舰炮轰南京，发出了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蒋介石利用总司令的职权，命令第六军、第二军开赴江北，调嫡系部队进驻南京。
3月30日，毛泽东、彭湃、方志敏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经湘、鄂、赣、粤、豫等省农民代表联席会议的选举，组成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随即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作了具体部署。
4月1日，汪精卫由德国回到上海，当天蒋介石向他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党”。4月初，汪同蒋介石举行秘密会议。蒋介石等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则主张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等，都是所谓谣言。
4月上旬，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 。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也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同时，奉系军阀和蒋介石相呼应，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英勇牺牲。
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指出蒋介石已被帝国主义所收买，已成了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工人运动的敌人。
4月16日，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迅速出兵讨伐蒋介石，中共中央的多数人和共产国际都反对这一建议，而跟着武汉国民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伐，希望在北伐中同冯玉祥所部会师，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北伐，向河南的奉军进攻。从4月下旬至5月下旬，北伐军同奉军主力激战于豫南，击败奉军。
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
4月22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于汉口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是民族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工具。
4月25日，武汉举行了30万人的反蒋大会。与此同时，两湖地区许多县镇的农民纷纷举行反帝讨蒋群众大会，江西40万有组织的农民也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0人，代表党员57900多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大会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虽然指出，五卅运动以来，我们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的叛变，但对于当时的形势并没有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议决案把蒋介石的叛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把已经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继续抱有很大的幻想。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反复强调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的几个省里，可以深入进行土地革命，而不知道在武汉控制政府和国民党的那一股势力并不能成为农民运动的支持者。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会议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根据当时革命发展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大会选出29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四人(以后又增补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
5月1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到会代表60余人，代表团员5万多人。会议选出新的团中央局，任弼时当选为书记。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要求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且推动国民政府去支持土地革命，用提拔一批工农领袖参加领导的方法，改造国民党领导机关；动员2万左右党员、5万革命工农，编成新的军队，作为武汉政府的“可靠近卫军”，以便用来解除不可靠的军队的武装。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个指示的实际内容，就是幻想依靠武汉的汪精卫等人采取措施来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于6月1日收到这个指示时，鲍罗廷和维经斯基表示一时无法执行，罗易也表示难于实现。6月5日，罗易向汪精卫出示这个指示，第二天又给他一个副本，成为汪精卫分共的一个借口。6月15日，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
5月21日，在蒋介石、汪精卫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5月，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继续发展，两省农会会员增加到700多万人；有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自动起来插标分田。许多地主出身的国民革命军军官，更加仇视农民运动。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乱后，两湖的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
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等140余人的职务。
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门+岂）、唐生智等在获知共产国际的5月紧急指示后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谈，密谋反共。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到会代表400余人，代表会员290余万人。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的同盟，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叛变，并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
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决议仍然承认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决议表示“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汪精卫更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举行扩大会。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毛泽东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毛泽东还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撤退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发表了《国民革命目前行动的政纲草案》，表示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7月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召开了分共会议。国民党左派杰出代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曾派代表到会发言，竭力反对分共。但是，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等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决定了“分共”计划。当天，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新政策”。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后不久，汪精卫等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南昌。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8月3日开始，前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率领部队陆续撤离南昌。由于缺乏经验，没有与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结合，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途中，于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和粤赣边境打游击。
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八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会上，首先由罗米纳兹就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作报告。瞿秋白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政治形势，指出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提出了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许多同志发言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批评党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没有积极去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他指出，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为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7人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临时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随后，临时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并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张太雷赴南方局工作。
8月22日，宋庆龄在赴莫斯科前发表声明，重申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谴责“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的罪行。同年12月14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下绝俄令：“各省之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事，一律撤销承认。所有各省之苏俄营商业机关一并勒令停止营业。”18日，宋庆龄在莫斯科电斥蒋介石，指出蒋等此举如果实行，将成为历史上“误党误国之罪人!”
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湖南省委一起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和安源的工人纠察队等。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9月9日，参加起义的部分工农群众开始破坏粤汉铁路线上的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铁路。11日，湘赣边界地区开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分别从江西省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会同湖南省平江、浏阳地区的农军，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先后取得了老关、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9月29日，起义部队共1000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9月，中共鄂中特委在湖北省沔阳等地领导农民群众举行秋收起义。同月，中共琼崖(即海南岛)特委书记杨善集和王文明、冯平、冯白驹等分别领导乐会(今属琼海县)、万宁、琼山 、定安、临高、澄迈等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并开始了创建革命军队和琼崖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春，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军，冯平任总司令。同年夏，成立琼崖苏维埃(即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王文明任主席。当红军在敌军进攻下遭受严重挫折后，在王文明、冯白驹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放弃国民党的旗帜。
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陆续迁往上海，并在武汉设立长江局，由罗亦农负责。
10月下旬，中共确山县委和农军负责人马尚德(杨靖宇)在河南省确山县刘店领导农民起义。起义胜利后，县委决定正式建立确山农民革命军，并以刘店为中心坚持游击战争。
10月底至11月初，继9月广东省海陆丰起义失败后，海陆丰地方党组织，在董朗等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配合下，又领导海陆丰及附近地区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不久，彭湃回到海陆丰，主持中共东江特委工作。陆丰、海丰先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1928年1月，由广州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进入海陆丰地区，增强了海陆丰的革命力量。2月底3月初，陆丰、海丰县城相继被敌人占领。随后，在优势敌人进攻下，包括海丰、陆丰、紫金等县的革命根据地遭受严重失败，少数人员转入附近山区，继续进行斗争。
11月，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等领导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武装起义，建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县城失守后，一部分队伍先后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地区和河南光山县的柴山堡一带，坚持革命斗争。同月，中共鄂北特委在湖北省枣阳县领导农民起义。
11月至翌年春，江西省万安、泰和、赣县、兴国等地的农民武装，在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分别领导下，先后举行武装起义。
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领导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4日中央常委会议修改审定)等文件，并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这时，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遭到敌人的极大摧残。共产党员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近6万人减至1万多人。然而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却错误地认为这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这种“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给党造成了许多损失，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到1928年初即在许多地方停止执行。同年2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批评了这次“左”倾错误。4月3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接受了这一决议案。至此，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即在全国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12月11日，趁粤桂军阀混战，粤军主力离开广州之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黄平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内务委员和外交委员，后于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叛变）、周文雍、恽代英、杨殷、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等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以苏兆征为主席(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参加了起义。由于优势敌人的猖狂进攻和起义部队没有及时转入农村，这次起义遭到了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剩下的部分武装和人员转移到海陆丰等地区农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❾ 1929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革命与乡村——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作者：黄琨 着 出版日期：2006-6-1

概要介绍：

革命所场起的尘埃虽早已落定，但对它的追溯与探讨却远没结束。在农村那块广袤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养、发展并壮大，没有农民的参与和支持革命断无可能取得胜利，这一点毫无疑问。农民为何参加革命？“为胜者书”的向例使历史与真相分道扬镳。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并在革命胜利后成为新中国法理上的主人，农民理当具有积极的革命意识，而农民革命的滚滚洪流也冲没了他们当初的怯懦、犹豫与退缩。同时，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的探讨也让人们陷入泥沼，徘徊反复于其中而无力走出。因是之故，这个过去本是不言自明、已成定论的问题，现在反而最有争议，各家莫衷一是、歧见杂存。
从1927年举起武装反抗的大旗到1929年底，共产党已在各个偏远山区建立起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并站稳了脚根。其中有得有失，道路婉转曲折。而在后人对失与得、曲与直的相较中，“失”与“得”成隔离的两面，“失”则空无一物，“得”则高瞻远瞩。对所走的道路毛泽东后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解说，但在他放弃攻长沙而引兵山区、开始走出一条创建乡村割据的道路时，是否就在这种理论支撑？如果没有，导引这种革命运行的逻辑又是什么？
军事力量的强弱是割据能否成功的关键，而它的发展状况也是党在的割据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诸项工作的集中反映。刚开始，农民愿意加入本地的农民或赤卫队而不愿意加入红军，其中固然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观念影响，但红军与当地社会的联系不足亦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同农民对因革命运动而产生的乡村精英们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一样，当红军与当地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后，他们不愿意加入红军的情况也逐渐发生改变。当由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民兵所构成的相互补充的武装组织的等级结构逐步形成后，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深入获得了成功。

目录：

《革命与乡村》总序
前言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二、本书的研究内容
三、资料来源与使用
四、1927-1929年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
第1章 初期的乡村动员（1927-1928）
第一节 共产党的动员观
一、对革命局势的乐观估计
二、惟成份论
三、暴动与动员
四、反盲动与动员的重估
第二节 动员的路径与方法
一、动员的多种路径
二、内生型的动员
三、外力型的动员
第三节 农民与动员
一、愈贫困者愈革命？
二、农民与革命：个体的生存性感受
第2章 暴动
第一节 “民众武装暴动”
一、“军事投机”
二、暴动的标准
三、“以农民为主”的暴动
第二节 攻占城市
一、急于攻占城市：仅基于两湖的解读
二、一股逆身的潜流：生存斗争的原则
三、直接革命形势与城乡武装暴动
第三节 暴动中的宗族组织
一、家庭文化：难以打破的束缚
二、暴动与宗族组织的结合
三、宗族组织：暴动中的壁垒
第四节 暴动与会党、土匪
一、党对会匪的策略
二、暴动中会匪的角色
三、会匪与暴动的结合：上层的联络
第3章 暴动后的抉择
第一节 困境与抉择
第二节 军队与乡村的开拓
第三节 边界的发展空间
第4章 共产党在乡村的深入
第一节 政权与乡村结构
第二节 政策与农民利益
第三节 赤卫队与共同防御
第四节 军事组织的等级结构
结语
附录
后记

看过以后你就知道了

❿ 1929年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灾难

1929年经济危机指的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空前的大危机。中国国内正是民族资本家蓬勃兴起之时，当美国经济崩溃，大萧条之时。中国加紧发展民族资本的发展，南京政府特别对江浙两省的民族扶植，特别是纺织，制造等行业有了极大发展。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相比增长187%。政府还趁美金，英镑等货币贬值之际，大幅偿还北洋所欠外债。至1932年底，基本偿清了北洋政府所欠外债。并且还大量购入生产设备，使中国的工业有了一定发展。

中国的发展崛起引起日本的不安，因大萧条所产生的影响也波及日本。为了转嫁影响，压制中国发展，进一步扩张，日本借机制造了9.18事变。大萧条是随后中国农村崩溃、工业萧条、地产暴跌，金融恐慌的重要因素。

1934年美国实施《白银收购法案》更造成白银价格的大幅上涨。白银价格上涨（本币升值，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全无，小农经济濒临破产，城市工业萧条。白银大量外流，逐渐形成贸易逆差。

(10)1929年中国发生了什么扩展阅读

大萧条对全球的普遍影响导致了：

1、提高了政府对经济的政策参与性，即凯恩斯主义。

2、以关税的形式强化了经济的民族主义。

3、激起了作为共产主义替代物的浪漫-极权主义政治运动（如德国纳粹），在1932年到1938年之间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各国政治逐渐右翼化。

4、使德国、日本为了摆脱大萧条开始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与法西斯主义道路。

5、阿道夫·希特勒、东条英机等独裁者的崛起，间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6、为苏联的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