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外里的中国人戴瓜皮帽

❶ 娘惹文化属于哪个国家

娘惹文化起源于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州，但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也有娘惹文化。
娘惹即峇峇娘惹，峇峇娘惹文化也叫巴巴娘惹文化，是马六甲很有特色的一种文化。巴巴娘惹是十五世纪初期定居在满剌伽（马六甲）、满者伯夷国（印尼）和室利佛逝国（新加坡）一带的华人后裔，是中国人和马来人结婚后所生的后代，称为baba nyonya，男性称为巴巴（baba），女性称为娘惹（nyonya）在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都比较多。
有关巴巴娘惹的来源，人们认为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年代，主要是在马六甲王朝时期，那些从中国福建一带漂洋过海而来的移民，其大多数是中上层为官的或是殷实的商贾人家，到了马六甲以后没有再返回中国，而娶了当地的马来女子生下的后代；也有一部分据说是当年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五次来马六甲驻节，郑和的部下其中有一些人留下来，与当地人通婚生下的后代。
早期的马来亚，对于外族与本地的马来人通婚，并没有宗教上的束缚（现在则不同，凡外族人与马来人通婚，必须先皈依伊斯兰教），所以与当地马来女子通婚后的华裔，仍然保留原来的宗教信仰，信仰佛教或道教，他们的很多习俗与礼节都是沿袭中国的传统。娘惹少女或已婚少妇，如同中国的大家闺秀，大多足不出户，常年呆在家中，故而常常以刺绣或制作一些手工艺品来消磨时间。
对于华人的一些传统节日，巴巴娘惹家庭非常重视，过春节，作为子孙或年幼的一辈，得跪着磕头、敬茶及祝安。逢春节、清明、农历七月及祖先忌日，都上供祭拜祖先，供品也有讲究，要摆三牲及饭菜等，要摆放八碗或十二碗的菜肴上供。
在婚俗上，巴巴娘惹的家庭也非常讲究“门当户对”，那些有权势的华人甲必丹、亭主、殷商家族之间常常联姻。新郎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新娘则身穿裙褂、霞披，头戴凤冠，身上有众多点缀的饰物。在二战前，巴巴娘惹在举行婚礼时，依然沿用三跪九叩的清朝古礼，娶亲用花轿，锣鼓喧天，热热闹闹。男方的家长对于新娘是否是处女极为重视与苛求，在新婚后，要由媒婆负责将处女布拿出来给男方双亲过目。

❷ 中国古代与现代中国人关于穿的比较

有考古记载，1927年在中国北京市西南的周口店龙骨山出土了北京人头骨化石，经过考古学家研究，北京人距今有150万年到170万年，周口店北京人就是华夏民族的祖先，周口店遗址里面的雕塑狩猎人腰间围着的兽皮，应该就是人类最早的衣物。

北京人的weiqun
1930年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里又发现了山顶洞人化石，山顶洞人距今2.7万年前左右至3.4万年左右，后来经过挖掘出土了一些饰品和骨针，表明山顶洞人掌握了钻孔磨光技术，学会用骨针缝制衣服，懂得爱美了。

山顶洞人fshi
以前的原始人是利用骨针把兽皮羽毛缝制衣服，兽皮羽毛缝制的衣服披挂或者包裹在身上，和现代人穿的衣服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而利用植物纤维和蚕丝羊毛制造纺织成布料却经历了几万年的演变。1973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挖掘出土了综版式织机和原始腰纺织机，这些原始的纺织机可以织出来布匹，新石器时代原始织造技术的出现，人类才真正进入穿着纺织品的时代。

现代fz
人靠衣装，马靠鞍装，衣着打扮能反映一个人的精神面貌，衣着主要包括：帽子、衣、裤、鞋、袜和饰物，综合比较，古代人和现代人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面料的对比
古代人主要是采用天然的材料，如动物的皮毛、羽毛、羊毛、蚕丝，植物的纤维棉花、麻等，这些天然原料本来是别的动物和植物用来保暖和保护的材料，很符合人的生理特性，用这些材料做出来的衣服透气、贴身，而现代人制作衣物的面料，使用材料是多种多样，但是还是以化纤面料为主，便宜又耐穿，现在世界上人口这么多，没有这些化纤面料的出现，还真说不定有很多人衣不遮体呢。

大禹治水还有人不穿衣服
动物的皮毛做的衣物叫做皮草，现在都成了奢侈品，棉麻类仿制品主要制作贴身的内衣内裤。过去古代公孙王侯穿的是绫罗绸缎，平民老百姓穿的是棉麻布衣，所以古人老百姓也被称之为“布衣”，现代人穿烦了化纤布料，也想着追求返璞归真的布衣。

蚕丝
二、款式的对比
各个时代的款式是不一样的，相差非常大，原始社会是原始皮草披露款，后来有了汉服，不分裤子和上衣，秦汉时期，男子以袍为贵，女子以深衣为尚，服装风格上雄健庄重。魏晋、隋唐时代，特别是唐朝是一个开放性社会，女人衣服特点是袒胸、长裙、紧身、短袖，风格上丰满、华丽、博大、清新。

皮草服饰
宋朝服饰趋向拘谨、质朴、清秀、典雅，女服中的褙子较自由开放，风格上典雅俊秀。
元朝时期，蒙古族人穿长袍、紧袖、束腰、登靴的民族服装。
明朝时的衣饰，明太祖朱元璋根据汉族的传统，“上承周汉，下取唐宋”，重新制定了服饰制度。

汉服
大清王朝则强制推行男子剃发，长袍马褂为清代男子最常用的服饰之一，与之搭配的是布靴和瓜皮帽，满族青年女子着旗装，其坎肩为一字式，中年妇女着旗袍，汉族妇女的服装组配，一般是袄、褂、旗服。
民国时期，男子服饰出现了从长袍马褂向中山装，西装，列宁服渐变，而女服饰出现了旗袍，学生装等；而中国现代服装的款式就大不相同了，男子的衣服和裤子肯定是分开，大街上没见过哪个男的穿裙子了，男人主要穿T恤衬衫牛仔裤，外套是休闲装西服，再配上皮鞋或者运动休闲鞋，女人的服饰就更丰富多彩了，女人不但有皮鞋、运动休闲鞋还有高跟鞋，背心、裙子、吊带装尽显妖娆。还有丝袜配旗袍，冬季的羽绒服毛衣和保暖裤也是上下分开的。

中山装
三、加工缝制的对比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古代老百姓家里基本上自己缝制衣服，还有千针万线纳鞋底的，小编记得自己小时候家里过年的时候也会扯上一些布匹，找村里的缝衣匠给小编缝上一身新衣服过年，女人们也会买上一件毛线，自己编织毛衣。而现在完全就不一样了，平常老百姓家里谁还自己缝制衣服？自己织毛衣的都很少了，服装市场，网购平台，各种款式各种型号的衣服任你挑。这都是依靠科技进步的结果，专业服装厂生产线一天几万件衣服都缝制出来了，还有自动化生产丝袜，要是古时候有这么薄的丝袜，应该也算得上是奢侈品吧，现在衣服加工的缝制技术比古代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服装加工
古代人的衣服主要功能是用来御寒取暖的，古代人老百姓一件衣服要穿很多年，有的衣服甚至从刚刚成年要一直穿到老去。而我们现代人的衣服基本上塞满了衣柜，装扮功能远远胜过御寒功能，有的衣服刚刚买的时候试穿了一下，就一直扔在衣柜里闲着。现在科技的改变，让我们的制造能力更加强大，物质更加丰富，要是古人知道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应该会后悔投胎早了，想想古人，我们应该要更加珍惜自己现在的生活，珍惜社会资源，不要做一些不必要的浪费。

❸ 文明新装与改良旗袍有何区别呢

以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进入了近代社会。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这个东方古国的大门，随之带来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服饰方面，最为明显的变化是由出国留学人员引起的剪辫易服，特别是在中华民国（1911—1948）建立之初发布了《剪辫通令》，中国男人从此摆脱了令他们感到屈辱的沉重的辫子。而着装方面前所未有的变化是从代表着文明、进步潮流的各种新式服装开始的。

民国时期，沿袭下来的清代服饰受到欧美时尚的影响，样式和品种逐渐发生了变化。中上层社会的男士除着长袍、马褂、布鞋，戴瓜皮帽外，也穿中山服、西服、皮鞋，戴礼帽。一般民众着土布长衫（以蓝、灰为主）、土白布短衫裤、棉长袍、棉滚身短袄、棉背心、大裆抄腰裤等。中上层社会的女士小姐穿各种面料的旗袍、西式连衣裙及高跟鞋，戴金银玉翠等珠宝首饰，下层女性则以穿花布中式衣褂、绣花鞋为主。

男装在清代日常装长袍马褂的基础上，变化出了新的款式和搭配。马褂对襟窄袖，长至腹部，前襟钉钮扣5粒。长衫一般是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两寸，在左右两侧的下摆处开有一尺左右的小衩，袖长与马褂齐平。穿着时，长衫外罩马甲，下配西裤，头戴西式礼帽、白色围巾、锃亮皮鞋。这种中西合璧的穿着方式是民国初期中国中上层男子的典型装束。而完全的西装革履则被视为一种大胆的新派作风。

民国初年，许多青年学生到日本学习，带回了日本的学生装。这种沿用了西式服装三片身和袖身分开剪裁的服装式样，给人朝气蓬勃、庄重文雅之感。它一般不用翻领，只有一条窄而低的立领，不系领带、领结。在衣服的正面下方左右各有一个暗袋，左侧的胸前还有一只外贴兜袋。这种学生装不仅深受广大进步青年的喜欢，还衍生出了典型的现代中式男装——中山装。

中山装的特殊之处是对衣领和衣袋的设计。高矮适中的立领外加一条反领，效果如同西装衬衣的硬领，上衣前襟缝制了上下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由压褶处理成“琴袋”式样，以便放人更多物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与之相配的裤子前襟开缝，用暗纽，左右各插入一大暗袋，而在腰前设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种由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1866-1925）倡导并率先穿用的男装，较之西装更为实用，也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和生活习惯，虽然采用了西式的剪裁、西式的面料和色彩，却体现了了中装对称、庄重、内敛的气质。自1923年诞生以来，中山装已成为中国男子通行的经典正式装。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开始萌芽，妇女不再甘心做男人的附属品和家庭的牺牲品，不少妇女尝试一直是男人在做的工作，开始穿长裤、剪短发。这股风潮与席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合流，女性在追求科学、民主、自由风气的影响下，纷纷走出家庭接受高等教育，谋求经济独立，追求恋爱婚姻自由。留洋女学生和中国本土的教会学校女学生率先穿起了“文明新装”——上衣多为腰身窄小的大襟衫袄，衣长不过臀，袖短及肘或旗袍是喇叭形的露腕7分袖，衣摆多为圆弧形，略有纹饰；与之相配的裙，初为黑色长裙，裙长及踝，后渐缩至小腿上部。这种简洁、朴素的装扮成为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最时髦的女性形象。而对西方审美眼光的推崇，也影响到了中国女性整体形象的重塑。欧美的化妆品、饰品进入中国市场，美白皮肤、养护头发、向上翻翘眼睫毛、涂抹深色眼影、剪掉长发、烫发，以及戴一朵夏奈尔式的茶花或一条长长的绕颈珍珠项链、拎一只皮毛质地的手提包、脚穿丝袜和高跟鞋……构成了时髦女性的日常形象。

而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的旗袍也是在这个时期不断改良，成为了一种现代意义的时装。

所谓“旗袍”，即旗人之袍，而“旗人”，是中原汉族人对满族人的称谓。旗袍原本腰身平直，而且很长。1921年，上海一批女中学生率先穿起了长袍。初兴的式样是一种蓝布旗袍，袍身宽松，廓形平直，袍长及踝，领、襟、摆等处不施镶滚，袖口微喇，看上去严冷方正。这种式样的服装一经走上街头，就引起了城市女性的极大兴趣并竞相仿效。此后的旗袍不断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在长度、腰身、衣领、袍袖上多有变化。

20世纪20年代中期，旗袍的袍身和袖子有所减短，腋下也略显腰身，但袍上面仍有刺绣纹饰。20年代末期，袍衣长度大幅度缩短，由原来的衣长掩足发展到衣长及踝进而缩至小腿中部。腰身更加收紧，大腿两侧的开衩也明显升高。30年代以后，改良旗袍的变化称得上日新月异。先是时兴高领，待高到双颊时，转而以低领为时髦，低到不能再低时，又突兀地将领子加高以显示时尚。袖子也是这样，长时可以遮住手腕，短时至小臂中部，继而露出肘部，至上臂中部，后索性去掉袖子。下摆也是忽而长可曳地，忽而短至膝上。除了两侧以外，有的开衩还被设计在前襟，并使下摆呈现弧形。面料的选择上除传统的提花锦缎外，还增加了棉布、麻、丝绸等更为轻薄的品种，采用印花图案，色调以素雅为美，领、袖、襟等部位也用镶滚，却并不繁琐。中国传统的服饰形象并不突出腰身，但随着20世纪女性服饰追求身体曲线美的倾向越来越鲜明，旗袍成了展现女性性感身材最理想不过的装束。

❹ 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不只有林语堂，还有这位大才

辩才
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辜鸿铭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地遥祭祖先。房东老太揶揄地问：“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在贵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花香之前！”令对方瞠目结舌。

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辜鸿铭一张利嘴，还为辫子保过驾，为缠足作过辩护。外国人问他“为什么中国人留辫子”?他如是答：“为什么外国人留胡子？”当外国佬谴责中国妇女缠足野蛮时，他必大加反击：“那么，你们西洋女子为何要束腰呢？”

天才
着名中国通、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治·莫理循虽然终生与辜鸿铭为敌，但这位自负的英国博士却由衷地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地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

辜鸿铭的语言天才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英文造诣，孙中山、林语堂皆推为“中国第一”。其德文水平也达出神入化之境，德国作家帕凯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

民国初年在德国人举办的庆祝俾斯麦诞辰一百周年的聚会上，辜鸿铭即兴用德语作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精彩演说，博得全场德国学者和绅士们心悦诚服的掌声。至于法文、希腊等语，辜鸿铭使用起来也像公孙大娘舞剑一般顺手。就连几欲失传的拉丁语，也不在话下。

辜鸿铭还是个记忆天才。他在少年时代所学的诗歌，终生不忘。曾师从辜鸿铭学英语的现代着名女作家凌叔华，曾亲耳听过年过花甲的他背诵弥尔顿那首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居然一字没错！他尝教记忆之法，谓初步为感动（impression），次步为保留（retention），终为回忆（recollection）。当外国人向他请教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

情结
辜氏有言：“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到晚年的时候，辜鸿铭终于受到宣统的首次个别召见，当溥仪邀请他到善心殿御花园一同“用膳”时，这个平时不可一世的狂夫，竟然紧张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对辜鸿铭来说，这次会见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直到他临终之际，这次召见“仍在慰藉着他的心灵”。

辜鸿铭的日本友人萨摩雄次也在回忆中写道：“先生还常以拥有发辫而感到自豪，若有人问及此事，他就会摇头晃脑地说：‘这是我的护照’。”

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们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学部侍郎乔君对辜鸿铭说：“您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实行呢？”辜鸿铭回答：“天下之道有两种，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仁，仁与不仁而已矣。’”

冯友兰说起辜鸿铭：“他在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他讲课辅以声色，很受学生欢迎。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北大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不少洋教授，历来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天，新聘的一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见头戴瓜皮帽，身着秽迹斑斑的长袍，头上还拖条小辫子的老头倦卧在沙发里，洋教授冲他不怀好意地一笑。辜鸿铭也不介意，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洋教授见此人说这样地道的英语，为之一震。答道是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用拉丁语与他交谈，那洋教授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出了洋相。辜鸿铭问：“你是教西洋文学，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那洋教授无言以对，仓皇逃去。

辜鸿铭在北大时，一天他正准备去红楼上课，后面有两位外国女教师，他们看见辜鸿铭穿着长袍马褂，留着长辫，戴着瓜皮帽，以为他听不懂英文，就用英语嘲笑他。快到红楼门口台阶时，辜先生回过头来，冲着两位女教师用英语讲：你们还没有说完啊！然后又讲了一大串希腊语，两位女教师不懂，弄得很窘。

对洋人辜鸿铭历来不客气。当年在张府当幕僚时，一外国顾问起草文件时问辜鸿铭某一英文字的用法。辜不答，跑到书架上搬了本又大又重的字典，砰地丢在洋顾问的案头：“你自己去查去！”

当年，欧美人在中国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心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着长指甲的的手轻轻敲着那个人的光脑袋，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的口气说：“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遭遇上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开罪不起，只得乖乖的掏出火柴，胆战心惊的点着了辜氏的烟锅。

十九世纪末，欧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针对中国的“黄祸论”旋风。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图中之意是“黄种人”的崛起将给欧洲带来威胁，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为了消弭这股空穴来风，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混乱》一文，严正驳斥了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甚嚣尘上的这种无稽论调，并强烈抨击了西方的霸道政治。美国有“小斗牛士”之称的着名政论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鸿铭，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文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具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

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八国联军侵华后，辜鸿铭怀着一腔火热的爱国之情，不遗余力地用英文写就《尊王篇》等文章，广发世界，向世界舆论寻求正义。当辛丑议和、列强叫嚣要中国拆毁大沽口炮台时，他大声疾呼：“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言，假若这一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可能——除非抢！” 此类檄文，堪称民族宣言。《清史稿》如此称道辜鸿铭：“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❺ 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人的过年

在华裔人口超过百万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春节从不缺乏喜庆气息。大年初一一大早，华人聚居区的大小商铺外总会响起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不用问，肯定是身披彩缎的狮子踏着铿锵鼓点，精神抖擞、摇头摆尾地前来贺春。这时，店主人要是不赶紧掏出一个大大的红包，上下腾挪的狮子们就会忙个没完没了。围观者的叫好声、鼓掌声足以淹没整条街道。此情此景，仿佛让人穿越到电影《黄飞鸿》时代。

海外移民固守传统习俗原貌的天性，令华人春节在异乡多了几分古风古韵。

美国华人欢庆春节，往往在不经意间承载了华夏子孙许多历史记忆。以舞狮为例，美国华人的舞狮团体众多，但几乎都以“醒狮队”自称，表演时会有专人高高挑起一个旗幡，写明每支“醒狮队”的家乡。在遥远的异国他乡，100多年来，无论是春节迎新、婚礼庆典，还是开张纳福、庆祝游行，热热闹闹、吹吹打打的场面就这样糅杂着一份浓浓的乡恋，而“醒狮”二字更是不言自明地承载着一个悠长的“中国梦”。

近30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经济腾飞，自豪、骄傲、荣耀已渐渐成为海外华人脸上的经典表情，美国华人的春节也日益吸引其他族裔的关注，成为整个社会共同庆祝、共享喜悦的节日。如今，在享誉美国西部、有着130多年历史的春节品牌——洛杉矶中国城“金龙大游行”队伍中，洋鼓洋号组成的方阵早已不再是稀客，而顶着瓜皮帽、身披大红袄的“童男童女”，也不再仅限于华裔子弟。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一大特点便是节日众多，但像春节这样影响力由某个民族内部迅速向其他族群延展的例子，历史上好像还不多见。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亚裔移民比例的增加、华人聪明才智赢得的尊重，无疑都是春节更具辐射力的源头活水。

前几天，在洛杉矶近郊历史文化名城帕萨迪纳参加春节活动时，我问一些观众为什么在众多节日之后还有“余力”参与华人的春节？“节日带来欢乐，而欢乐永远也不嫌多。”一位中年白人这样回答。而他正上小学、一身唐装打扮的女儿接过话茬：“我想知道今年的代表动物又换成哪一种呀。”

父女俩的话语不禁让我回想起大学时代文学老师的一段话：外国文学的魅力在于它能让你感受人类文化的共同价值，又能弥补本民族所不具备的视角。从深层角度看，无论是中国人过洋节，还是外国人过春节，大概都像欣赏外国文学一般，在追寻节日欢快与喜庆的同时，又在寻觅着一条自己熟悉的文化所不具备的路径。在外国小朋友眼中，春节意味着换了一种新的动物形象；而在有着更为复杂思维的成人眼中，春节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任何存有文化自觉的民族来说，挖掘民族节日的深层意蕴，并呈现给世界，恐怕是让民族节日为人熟悉、为人喜爱的重要功课之一。

相信能够带着一分理解去参与体验中国年欢乐喜庆的外国朋友，一定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