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中国人的思维来讲故事

⑴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自我超越
有形有相的东西终归于毁灭，要实现真正的不朽，就要超越自我这个有限的存在。中国先哲将“道”作为超越一切有形有相的东西的永恒存在。但这个“道”又不是不可捉摸、高高在上的上帝，它“有情有信”，就在万事万物之中。理想人格的获得就在于与“道”自觉、自然而然地合和。
道虽“有情有信”，它又超言绝象。要与“道”冥合，就需要超越一切形体和自己的生命。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中达到无限，在现实中实现永恒。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自我克制和自我提升，不在躯壳上起念，追求某种精神境界，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在现实中的体现与应用。
自我实现
中国先哲的目的是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道德人性，从中得到真正的精神享受，即所谓的“心中乐地”。这种实现完全是现世主义的，它主张在现世人生中实现最高理想，并不需要彼岸的永恒和幸福。因为永恒和幸福本来就在你的心中，随时可以实现和受用。中国人把“立德、立功、立言”定为人生“三不朽”，正体现了中国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现世特征。
然而，也同样由于这种现世的自我实现导致了中国人的功利主义、家族主义和个人主义。同追求永恒的精神境界正好形成明显的反差。这说明，任何事物都是把“双刃剑”。这种着眼于现世的自我实现既解释了中国人易于满足不思进取、长期安于小农生活的弊病，也成就了中华民族勤劳忍耐的美德。
中庸之道
中庸作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执两用中，不走极端，如对圣人的描写，“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2）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不偏激，追求平和。最明显体现在中医对身体阴阳二气的调节上。（3）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至今仍有关于种小麦的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4）允执其中，保持平衡。（5）有原则地折衷。
中庸的思维方式在古代中国农业、医学、政治和人际关系之中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稳固了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缓和了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协调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至今对世界仍有重大意义。
直觉思维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并不怎么重视逻辑思维，而习惯于进行直觉体验。但这种直觉思维并不排斥理性思维，而是与理性思维交互为用，相辅相成，具有典型的混合思维（整体思维、系统思维）的特征。它目的在于把握对象的整体表象特征，其基本形式常常通过“顿悟”来表现。道家的“悟道”、儒家的“豁然贯通”、佛教的“立地成佛”，都是这种思维的具体运用。
就思维的精确性来看，直觉思维是一种模糊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自然界或宇宙的本质，不可能通过推理或分析来把握，只能通过直觉来领悟。中国人的许多概念、命题歧义丛生，正是这种思维造成的。所谓的“天人合一”，所谓的心通万物，都是这种思维的必然结果。
整体思维
整体思维又称系统思维，它认为整体是由各个局部按照一定的秩序组织起来的，要求以整体和全面的视角把握对象的特征。中国古人的整体思维主要有以下特点，（1）它形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五行生克等整体结构模式，这些模式反映了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共同性。（2）宇宙整体和作为整体的具体事物具有统一的结构，遵从相同的演化法则，并由此导出天地一理、万物一马、宇宙全息的结论。
整体思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人素有的“大一统”思想，中医的“头痛医脚，脚痛医头”的整体疗法，以及中国文化偏重综合、弱于分析、概念的模糊性等都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
意象思维
意象思维方式亦称为象征，是用某种具体的形象的东西来说明某种抽象的观念或原则，是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飞跃。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方式可分为三类：（1）符号意象思维，用某种符号来象征一些神秘的自然法则，如《易经》中的“---”“－”，各种道教、佛教的灵符。（2）玄想意象思维，用选择出的意象符号来象征事物本质或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如老子、庄子的“道”、玄学中的“无”“自然”，朱熹的“太极”“天理”等。（3）审美意象思维，通过塑造审美意象来达到某种带有文学艺术情趣的思想境界，如王维的诗、苏轼的词、中国的山水画等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
中国传统意象思维的优点是富于灵感，带有跳跃性和创造性，但它的缺点是不够严密、精确，缺乏科学性。从这种思维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人长于文学艺术的创造，而乏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很多人这样来解释这一问题；但是我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这一点大约也没有人可以否认。所以，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在此）。
物极必反
中国人普遍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如《易经》：“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老子》：“正复为奇，善复为妖。”那么，事物在什么地步才发生这种转变呢？那就是，无论任何事物，到了盈满或顶点时，便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自汉代《淮南子》明确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后，它便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思维模式。这里的“极”，实际上是一种极限、顶点。之所以发生物极必反，是因为任何事物都包含有阴阳两个对立面，当一方势力上升，达到顶点时，便转而消退；另一方则相反，由消而长，这时就发生物极必反。
循环变易
中国古人认为，“物极必反”只是事物运动变化的一半路程。如果从事物的整个运动变化过程来说，则是一反一复、周而复始地循环运动的。老子一方面讲“道”生天地万物，同时又讲万物复归于“道”，整个宇宙都处在这个大循环之中。《易经》同样也倡导终则有始、反复其道的变化观。中国古人不但用这种循环往复的变化观解释万物，还用它来解释社会运动和朝代的兴替。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的“三正三统”说，把中国的历史纳入一个永远的循环往复之中。以至于今天人们还常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皇帝轮流坐，今朝到我家”。
万物一体
中国先哲，无论儒家还是道家，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皆是“万物与我为一”。这个“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在儒家则表现为对万物的仁爱上，认为万物中的一草一木皆与我息息相关。在这种境界中，“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甚至认为虫鱼鸟兽皆有其存在的理由。在这里，已无主客之分，物我之别。人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人。自然界之所以“鸢飞鱼跃，一片生机，乃是因为在其中投射了人的仁爱胸怀，是主体体验的结果”。在道家则表现为“浑沌”，人与鸟兽同处，与万物并育，不知君子小人之分，亦不知牛马之别。一切皆按各自的本性发展，共同组成自然的整体。自然界之所以自由自在，一片生机，乃是人把自己那超越一切藩篱的精神体验投射到万物之中的结果。
天人合一
这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它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它认为人与天不是一种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或为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儒家、佛教、道家三家思想都主张“天人合一”。
在儒家看来，“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在禅宗看来，人性本身就是佛性，只缘迷于世俗的观念、欲望而不自觉，一旦觉悟到这些观念、欲望都不是真实的，真如本性自然显现，也就达到最后成佛的境界，因此，他们提出“烦恼即菩提，凡夫即佛”。真正达到觉悟后的境界是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仍有点像道家的一切顺应自然之意。故禅宗语录有言：“悟得来，担柴挑水，皆是妙道。”“禅便如这老牛，渴来喝水，饥来吃草。”
在道家看来，“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穷理尽性
中国古代哲人几乎都讲穷理和尽性，但他们所穷的“理”却是人心中天赋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所尽的“性”是具有人类社会涵义的“性”或行为准则。其实“理”和“性”应该是合二而一的。“理”是从外在或天的角度说，而“性”是从内在或人的角度讲。二者的结合则通过“命”，故《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其实，这里的“命”就是个体的人的生命——人生的具体经验（经历），而非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命运”“命数”。
其实，“理”在本质上就是“礼”，是社会政治、伦理原则的总称和一切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关系。这种原则本来是人类社会长时期形成的。但先古哲人将之上升为宇宙自然的总原则，再通过“天命”的手段，把它内在于万物中成为万物个体的“性”。穷理尽性就是认识这种“天然的秩序”，并切身践履，达到与自身化而为一的境界。
因此，中国人讲穷理，虽然于《荀子》、《墨子》、《公孙龙子》、《易经》等典籍中也表现出一些外向思维的倾向，体现出一些探求物理的特征，但由于先哲将人生的意义定位于“自身精神境界”的成就，因此，这些人的穷理最终仍然归于“尽性以至于命”。虽有惠施（与公孙龙子同为“名”家人物）对外物的探求，却被庄子批评为“迷于万物而不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科学思维薄弱的原因（关于这一问题，我仍然坚持逻辑思维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些事物之间有因果的逻辑联系，但并非一定就是决定性的关系，即有些事物有其因未必有其果。所以，完全根据了中国古人的这些特征或表现，就断定“中国古人科学思维薄弱”是没有说服力的）。
情感体验
中国人很注重情感体验层次上的意象思维，个人的情感需要、评价和态度在思维和处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使用。由于过分重视情感因素和心灵体验，导致中国人在思维上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和确定性，没有形成形式化和公理化的思维传统。
在个人心灵体验中直接把握事物的意义，或从具体感受中抽象出一般原则，使中国人很自然地将主观情感投射到自然万物之中，使自然万物皆具有人的特点。它不但表现在哲学家认识外物的态度上，如曾点之乐，庄子的鱼之乐，还体现在文学家的创作主题上，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关汉卿的“六月飞雪”，以及曹雪芹的“木石姻缘”。
此外，中国人认为山川树木皆有灵气，封禅、祭河也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
明心见性
这是禅宗的思维或成佛方式。自南北朝时竺道生首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佛性便被从神圣的彼岸拉回到每个人的心里。因此，慧能说“佛向心头做，莫向心外求”。
所谓“明心见性”，就是明白自家的“本心”，见到自家的“本性”。这个心就是菩提心，这个“性”就是佛性。能否成佛，关键在于能否悟“本心”“本性”的真面目，悟到这个真面目，即使普通人也能成佛，悟不到这个道理，即使佛也变成了普通人。佛与凡夫本无差别，只在“迷”、“悟”之间。
渐悟思维
渐悟思维贯穿于中国古代各家思想之中。它的特点在于主体从思维的对象和内容方面作好必要的准备，经过某种契机的引发，突然认识到事物的全体和真相。认识到事物的真相或全体，在道家称为“悟道”；在儒家称为“豁然贯通”；在佛教称为“成佛。”
在儒家，最明显地体现在程颐的“脱然贯通”和朱熹的“豁然贯通”说。他们认为，只有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在“用力之久”的工夫中达到“豁然贯通”。故荀子对渐悟总结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灵也，思之极也。”
在佛教，渐悟又名“因缘见性”。认为人们只有通过积德修道的助缘，才能见性成佛。最着名的是神秀的渐悟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混沌思维
混沌思维最明显的表现是，认为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说、也无法说的。为此，儒、释、道三家皆将对世界的最终认识当作个人的直觉体验。这是一种“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境界。为此，庄子曾举出了有趣的“浑沌凿窍”的故事。
“南海的帝王叫倏，北海的帝王叫忽；中央之国的帝王叫浑沌，倏、忽经常到浑沌那里游玩，浑沌对他们很好。倏、忽想报答浑沌的友善。商量说：“人都有七窍用来视听，用来呼息、吃饭，浑沌却没有，咱们给他凿个吧！”两人于是每天凿了一窍，凿了七天，七窍全俱，而浑沌却死了。
混沌思维的结果就是认识到“万物一体”。这不但是一种认识的结果，还是人格提升的一种精神境界。无论儒、释、道观点上如何相异，但他们的最终境界都是一致的。如庄子的“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僧肇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等等。
躬身践履
中国人学习的目的在于成就高尚的人格，而高尚的人格不是通过知识积累所能达到的。因此，伴随成德的学问，自然形成一种切身践履圣人之言的思维。它具体表现在如何通过将圣人之教与自己的言行结合起来，最终成圣成贤。故《大学》在列了三纲领、八条目之后，直接道出“一是皆以身为本”。只有个体通过躬身实践，才能成为圣贤，受人尊敬。否则，便会被人斥为赵括马谡之流，不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
当然，无论儒家、佛教和道家，所强调的躬身践履都与西方的科学实验是两回事。中国古人的躬身践履是对圣人之言的信仰和执行，在这里不存在怀疑，只存在印证。如果你印证不了，那说明你自身有问题，决不能在圣人之言上找毛病。其目的便是达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格物致知
中国宋明理学的认识方法，最早见于《大学》，是八条目中两条目。有理学派和心学派两种解释。理学派以程颐、朱熹的观点为代表，他们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的道理，包括事物的自然规律和道德原则；而“致知”则是利用类推的方法，将已得之理推广到万事万物之上。其具体方法在于读书讨论，应接事物和到具体事物中去发现。等到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豁然贯通，达到万物之理为一的境界。
心学派以陆九渊、王阳明的观点为代表。他们认为“心即理”，“格物”就是正心，认识本心，使心始终不离正道。至于外物如何，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致知”则是将内心中的道德原则即良知推广于万事万物之上，使万物皆具有吾心之良知。
但是，无论程朱，还是陆王，最终都归于明了心中的本性，即道德本然，以达到儒家的“圣贤境界。”
反求诸己
中国人认为学问的目的不在于认识外物，而在于成就自身，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因此，“反求诸己”，观察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最高人生价值的标准，便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之一。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说：“反躬自问，正义不在我，纵是卑贱之人，我也不去恐吓他；反躬自问，正义在我，虽千军万马，我也不畏惧。”荀子也说：“君子每天要做三次反思，便可达到聪睿智达，行为无过。”
那么，所谓的反思、反躬自问是思什么、问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反问自己的良心。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时，问问自己的良心，如果心安则为之，如果心不安而为之，则失去了反思的意义。
反思的目的就是要成就自身，成就自身的德行，而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通过自我反思，觉悟到道德原则乃我本然所有，自觉地依照道德原则而行，就叫“悟”。相反，不悟自己的本性，单纯追求知识的积累，则被批评为“迷于万物而不反”。
顿悟思维
禅宗六祖慧能提出的独特的悟道之方。它反对一切知识积累、只凭一介清明之心，单刀直入，直探至理真源，达到成佛的境界。但禅宗的顿悟亦不是完全无可捉摸的，它也有引导入悟的方法。
一是疑念法，即通过提出问题，唤起疑念，久思不通，突然有得，求得觉悟。如：“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曰：窗前柏树子。”
二是暗示法，即通过暗示而不直接给出答案，启发人去尽心求解。如：禅宗中的“断指悟道。”
三是遮掩法，即烘云托月，如慧能点悟神会（据《坛经·行由品第一》，我以为或应为“惠明”）时曾说：“不思善，不思恶，还我明上座本来面目。”言下神会恍然大悟。
超佛越祖
禅宗思维方式，它否定了彼岸的神圣偶像，靠自身的信念和觉悟，就能在现实生活中，在自己的心中，实现精神超越。这种境界既不脱离现实却又超越了现实，既不脱离自我却又超越了自我，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宗教的超越。正如禅宗语录所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种境界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和享受到。这种思维方式排除了彼岸与此岸的差别，取消了彼岸的偶像，在自己有限的存在中实现了无限和永恒。
察己知人
《吕氏春秋·察今》：“察己可以知人，察今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也。”因此，人应该体认内在的自然本性，而不在于辨别外在的事物之理。因为吾性即人性，要认识外物和别人，只需认识自己就够了。
所谓内在于人的自然本性主要指共同的爱好、欲求以及理想。这些爱好、欲望和理想等，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解释。《吕氏春秋》认为人皆崇尚相同的秩序，有相似的欲望或理想；道家认为人皆有相似的崇尚自然的本性；儒家则以为人皆有相同的道德本心，皆喜欢合于理义的事情，皆希望实现“大同仁爱”的社会。所有这些相同或相似，一言以蔽之，皆因为各学派都认为人心中有一个“共识”，在这种共识下，可以推己及人、察己知人。
已经流行于全世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的思想也源于此。
辩证思维
中国先哲善于从事物的有机联系、对立统一中认识和把握事物，具体表现在阴阳刚柔的对立、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对立统一、“和实生物”、“执两用中”的处事方法，以及“物极必反”的发展变化观。特别地，“执两用中”的处事法则形成了中国人宽厚仁和的民族特性；而“物极必反”的世界观则帮着中国人在困苦危难之中，始终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和希望，使我们的民族从不消沉，永远处于活力和奋斗之中。
安身乐命
人生在世，有许多东西是超出个人的能力和欲求之外的。明知在人的能力之外而又要拼命追求，则不免陷入烦恼之中。故中国先哲从心灵上解除人的烦恼。孔子说：“尽人事，听天命。”孟子也说：“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但它却来了的，都是命定的。”人在这些东西面前只有坦然处之，尽心尽力，至于那人力不能及处，只好任其自然了。庄子则提出，不但要承认天命，而且还要高高兴兴地接受它，顺应它，这样便能使心灵常常处在自由逍遥之中。所以他说：“通达生命的真实状况的，不去追求与生命无关之物；通达命运实情的，不去探讨人的理智无可奈何的东西。”这样才能安时处顺，无往而不乐。

⑵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你认为如何更好的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读懂中国

1、就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策，主动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动讲好中国故事，既要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宏伟事业，也要讲好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点滴瞬间，还要讲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

2、展形象，就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传播好中国声音，既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要传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怎么用中国人的思维来讲故事扩展阅读：

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

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解释当代中国、阐释中国思想，促进更多国家和人民认同中国、支持中国；加强对内话语体系建设，解释基本方略、阐释基本路线，聚焦新时代、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提高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我们要有开放包容的姿态、互学互鉴的心态、积极进取的状态，贴近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和信息传播的规律，贴近受众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实践上不断丰富我们的新概念新范畴，不断完善创新我们的新理念新表述，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出新的时代魅力和思想伟力。

⑶ 怎样讲好中国故事

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建构与中国故事相联系的话语体系，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把握当代中国实际，选取中国典型案例，增强传播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这块古老的东方大地正在创造出一个个精彩而神奇的中国故事。当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国际社会也迫切需要了解东方巨龙的沧桑巨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建构与中国故事相联系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需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任何一种新的话语体系之所以能够建构起来，是因为支撑这一话语体系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具有与众不同的崭新内涵。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就需要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基本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的内涵作出准确而规范的科学解读。这是客观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得以成功建构的基本要求。讲好故事，需要讲清楚故事背后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完整地讲好中国新故事，也需要先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世今生和理论逻辑。唯有如此，才能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而清晰认识，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故事的种种误读。
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充分结合和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是对外话语体系的指南针和方向盘，要充分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像“中国梦”“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政治话语创新，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同。学术话语侧重于从学理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研究，解析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学术研究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切忌生搬硬造、玩弄概念，对西方的学术成果也要给予批判的吸收和借鉴。大众话语是广大民众的日常用语，蕴含了丰富的民间智慧，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集中反映。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元素和表达方式，做到“听得懂，记得住”，达到“随风入夜”“润物无声”的积极效果。
科学把握当代中国实际。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要了解和研究中国具体国情，科学把握当代中国实际。一是要联系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讲清楚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制度原因。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的优势所在，着力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提炼和加工，将其上升至话语体系。二是要联系中国历史，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三是联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
选取当代中国的典型案例，加强个案研究。讲好中国故事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让国外受众能摆脱西方媒体长期以来的话语霸权和陷阱，听懂中国人所讲述的内容并产生兴趣。以往对外传播中的大而化之的工作总结或一般汇报式的宣传手段，难免会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困惑与误解。实际上，国外社会在关注当代中国发展时，其兴趣点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从局部的微观视角切入，逐步进行针对性的总体剖析。讲好中国故事也要契合国外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方法，力求小中见大、生动活泼，与国外话语实现有机对接，并借助新媒体的包装宣传等多种形式，将令人信服的具体发展经验和成果介绍给世界，呈现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真实面貌。
加强对外交流机制，切实加强“走出去”人才队伍建设。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文化传播“走出去”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因而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提高“走出去”的层次、深度与广度，在鼓励国外各界人士到中国实地见证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也要走出去，积极广泛地参与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现状是，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专家，外语能力远远达不到国际交流的要求；而外语水平较高的人才，对于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又知之甚少，因此在国际交流中难免出现国内有价值的观点无法传递给世界、别国有益的研究成果不能被国内消化吸收，甚至出现有理说不清的状况。这就要求培养大批既通晓中国实际、又了解世界大势，同时还熟练掌握外语的专业人才队伍，为其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充分施展才能的舞台，使一系列具有当代中国风范的精髓性思想观点产生较大的国际影响力，赢得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的认同。

⑷ 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既要“重逻辑”更要“有情感”，不断提高中国故事的说服力。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对中国故事深层逻辑的准确凝练与清晰表达。中国故事要“让人听得懂”。最起码的要求，外语要足够好。然后从别人容易理解的叙事方式和思维习惯入手。

清晰讲述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和中国故事的起承转合，翻越“文化鸿沟”。中国故事要“让人能动心”。唯有逻辑通达，故事才能动人心弦。注重对中国故事、中国发展道路本身所蕴涵的深刻逻辑，进行有效挖掘和准确表达。

以深刻哲理和内在逻辑，打破“文化壁垒”。中国故事要“让人悟到理”。突显中国人思考做事的基本经验和思维方式，注重以理服人，深层讲述中国人的生命、生存、生产、生活和生态的人生道理。要承认情感比逻辑更有说服力。

媒体面向大众，不是面对一两个哲学家。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

要继承善于讲故事的优良传统，多讲《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以及坦赞铁路等那样的故事，讲述有情感、有温度的中国故事，拉近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人民之间的距离，增强情感认同。

⑸ 中国人运用归纳思维的例子

中国人运用归纳思维的例子如下：

1、司马光警枕励志：司马光做事很用心，为了抢时间，不浪费每一分每一秒，他创造了一种枕头警枕。 这个枕头是用圆木做成的，躺上去头一偏，床就会微微倾斜，一旦感到枕头滑落而惊醒，便立刻下床工作。司马光用这个方法来保持头脑的清醒。

2、知识积累：归纳思维可以帮助人们从个别事物中发现一般规律，从而积累知识。例如，古代中国的科学家通过观察天象、地理、生物等各个方面，归纳出许多有关自然规律的知识。

3、解决问题：通过归纳思维，人们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例如，在教育领域中，教师通过归纳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教学方案，从而提高学生成绩。

4、决策支持：在决策过程中，归纳思维可以帮助人们从经验中总结出有益的规律，为决策提供支持。例如，企业家通过归纳市场趋势和客户需求，制定相应的经营策略，从而获得成功。

5、创新发展：归纳思维还可以帮助人们从已知的事物中发现新的可能性，推动创新发展。例如，在科技领域中，科学家通过归纳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理论和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