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白人如何看待中国人勤奋

⑴ 罗素论中国人的性格外国人眼中的当时的中国人具有哪些重要的性格特征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无数人将罗素视为这个时代的先知，而与此同时罗素的许多政治立场却又是十分有争议性的。他出生于1872年，当时大英帝国正值巅峰，逝于1970年，此时英国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其帝国已经没落。

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




西方人中间有一种论调：中国人不可思议，满脑子的神秘思想，我们难以理解。如果到中国去长期生活体验一下，可能也会使我抱这样的观点。但是，依我在那个国家讲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并没有发现有任何迹像可以证明这种论点是正确的。我与中国人交谈就像与英国人交谈一样，他们回答我也很像英国人回答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相当有教养，聪慧而明智。我根本不相信“东方人阴险”的神话。我确信，在一场互相欺骗的游戏中，一个英国人或一个美国人十有八九会战胜一个中国人。可是当许多相当贫穷的中国人与富裕的白种人做生意时，这种活动常常只是有利于其中的一方，那毫无疑问，白人受骗上当，而中国人只有像派驻伦敦那样的昏庸官僚才会如此。


中国人最博得人们赞赏的品质之一，是他们把握外国人感情的能力。不论是到中国去旅游的，还是多年居住在那儿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喜爱中国人。尽管英日两国结成联盟，但是我想不起哪一个孤身在远东的英国人，会像喜爱中国人那样喜爱日本人。只有那些在他们中间长期生活的人，才能获得自己的看法和标准。初来乍到中国，一定对那里显而易见的弊端感到震惊：乞丐成群，贫穷惊人，疾病横行，社会混乱，政治腐败。每个有正义感的西方人，无不首先强烈地期待中国人能革除这些弊端。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进行改革。

但是，中国人，甚至是那些本来可以避免充当不幸的牺牲品的人，对外国人的这种激情表现出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的态度。他们就像等待苏打水的泡沫会自行消失一样，等待着中国现状中的弊端自行消失。而且，这种盲目的观望等待态度，也逐渐影响到被搞糊涂的外国旅游者的理智。等一阵愤恨过去之后，他们开始怀疑起自己原来一直确信无疑的信条是否正确。时刻提防不幸的可能降临，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明智？放弃现有的欢乐，终月想着灾难的可能在某一时刻到来，是不是一种慎重？难道我们的生命应该在建造一座永远无法居住的海市蜃楼中度过？

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持否定态度，因而他们能忍受贫困、疾病和腐败。但是，作为对这些弊端的自我补偿，中国人保持着文明享乐的能力。他们经常自娱、逗笑，在阳光下取乐和讨论哲学。这是工业化的国家所没有的。中国人，包括各阶层的人，比我所了解的任何民族都更喜欢开玩笑。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寻找乐趣，而且总是用笑话来缓和争端。


中国政界的腐败和混乱所造成的损害，远不如我们想见的那么可怕。我们西方的所谓“高效率”政府，特别是日本政府那掠夺成性的追求巨大权力的欲望所带来的灾难比中国要大得多。绝大多数现代政府的行为都具有危害性。因此，他们乾得越差，效果就越好。在中国，政府懒散、腐败、愚昧，那里却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已丧失殆尽、


中国的法律像其他国家一样不完善。有时候，某人因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在国外势力的压力下坐牢，正如他会在英国、美国遭到同样命运一样。但这种情况实属罕见；平常在实际生活中，很少有乾扰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情况发生，就如个欧洲人在1914年以来，一个美国人在1917年以来，享有个人的自由一样。一个中国人并没有需要随波逐流的压力感。人们依然只需像自己，并不担心所得出的结论公布后会引起怎么样的后果。个人主义在西方已被废弃，但在中国却依然生存着。这有好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中国的每个劳苦百姓，或多或少保持着自我尊重和人格尊严，而这在西方只有极少数金融寡头才有。

中国人的“死要面子”经常使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荒唐可笑。然而，中国人仅仅是要求实现与他们社会生活方式相一致的个人尊严。每个人都要“面子”，甚至连社会地位最卑下的乞丐也是如此。如果你不想严重触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那你就不要使他丢面子，不然你就是在羞辱他。如果你用违反中国道施规则的方式和一个中国人讲话，那他一定会嘲笑你；如果中国人不想把你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冒犯，那你的话必定被他们当作了笑料。

有一次．我认为我教的一些学生不像我期望的那样用功，我就像以前对我的英国学生那样谈了些看法。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这些学生都很不自在地笑了。我对此感到很惊讶，后来我才搞清楚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人，甚至那些最文明的人远比我们西方人更讲究客套。然而这种习惯不利于提高效率，更为严重的是不利于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诚挚而真实的关系。如果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将希望减少一点表面客套带来的痛苦。但是，中国人由于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辱已经养成了一种温文尔雅的心性。中国人的彬彬有礼与我们西方人的直率相比，究竟孰优孰劣，我尚不敢断言。

在一个英国人看来，喜欢妥协和屈服于公众舆论的压力，是中国人性格中的特点。很少有一种冲突发展成为轩然大波。满洲皇帝的待遇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西方，国家一旦变为共和国，人们向来是砍掉被废黜的君主的头，或至少将其流放到国外。在中国给皇帝依然保留皇上的称号，华丽的宫殿，大批的太监内臣，每年九百万元的贯俸。溥仪现在正满十六岁，安宁舒适地住在紫禁城内。在一次国内战争中，他曾名义上复辟过几天，但他又一次被推翻，并没因为他的复辟行径而受到任何惩罚。

在中国，公众舆论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1920年北洋军阀御用的“安福国会”的垮台主要归咎于舆论的压力。这个国会是亲日派，并接受日本贷款。对日本人的切齿仇恨，是中国人的一股最强大、最广泛的政治激情。这场反对“安福国会”的运动是在学生们的宣传鼓动下发起的。一开始，“安福国会”有着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力量，但当士兵们在舆论影响下明白了应当为谁而战时，就开始倒戈。最后反对派进入了北京，几乎不打一枪就一举推翻了“安福国会”的政府。

这种公众舆论的影响，在一次教师的罢工斗争中也起了关键作用，那场教师罢工斗争在我离开北京时取得了胜利。当时政府由于腐败，财政资金一直紧缺，拖欠了教师好几个月的工资。教师们被迫在学生们的声援下向政府和平请愿，强烈要求颁发工资。结果，士兵和警察出面镇压，双方发生冲突，许多教师和学生都受了伤。尊师重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基础，因而这件事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报界立即发表文章表示声讨此事，政府刚得了三个依凭武力强行敲诈勒索的军阀900万元的不义之财。政府如果拒绝教师们提出的几万元的合理要求，实在找不出任何借口，无奈只能向舆论屈服。我想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里，不会因为教师的利益而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

没有比中国人的忍耐更令欧洲人吃惊的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外国人对中华民族生存造成的威胁。他们清楚地知道日本人在满洲和山东的侵略行径，也明白在香港的英国人正在不遗余力地破坏广州革命，企图建立一个亲英的南方政府。他们深知，世界上所有的列强都无一例外地对中国尚未开发的丰富资源，特别是对中国的煤炭、铁矿垂涎三尺，虎视耽耽。日本是放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典型。日本通过推行野蛮的军国主义，实行严酷的纪律，倡立一种新的反动宗教，成功地遏制了“文明的”工业主义者的贪婪欲望。但是，中国人既不模仿日本，也不愿驯服地屈从外国势力的控制。他们考虑问题，不是以几十年计算，而是以几个世纪计算。他们以前曾被外族征服过，首先是蒙古人，之后是满族人；但最后这两个外族征服者，却都反被他们同化了。中国的文明渊源流长，亘古不变；经过几代人之后，入侵者反变得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了。

满洲里地域广阔，有一片可供移民的土地。日本人声称需要殖民地容纳其余的人口而侵入满洲里。然而，中国内地迁移到满洲的移民比日本要多一百倍。不管满洲此时的政治势态如何，它必然仍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一旦日本处境危难，满洲里将会重新回归中国所有。四万万中国人汇聚成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刚强伟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尽管中国也有内战，但只是表面喧闹。中国人蔑视敌人军队的方法，他们一直等到敌人在自相残杀中消耗了锐气和精力才起来反抗。

中国的文明远比中国的政治更具有大一统的特性。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自从孔子时代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却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维持了下来。中国文明也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早先的佛教影响，直到现代的西方科学的影响。但是，佛教并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没有把他们变成欧洲人。在中国我遇到一些人，他们像我们西方国家教授那样熟知西方文化。然而，他们并没有失去文化心理上的平衡，也未脱离自己的人民。他们认为，西方一些不好的东西，如野蛮好战，动乱不安，欺负弱小，利欲熏心，追求纯粹的物质享受目标等，是不可取的。而一些好的东西，特别是西方科学，中国人则希望学习采纳。

古老的中国本土文化已经变得几近僵死，其文化与艺术已不像过去那样具有生机，孔子的儒教已不再能满足现代中国人的需求了。凡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他们需要外来的新因素来振兴他们的传统文化。因而，他们开始转向西方文明，渴望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新的活力。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创建一种类似我们的文明。他们期望开拓一条更为理想的文明之路。假如中国人不被煽动尚武精神，那他们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加灿烂的文明。这种新文明将比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到目前为止，我主要谈了中国人性格好的一面；但是中华民族如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样，也有其不好的一面。我不情愿谈及中国人性格上的弱点，因为我在与中国人交往中深深感受到中国人是这样的谦恭有礼，温和善良，宁愿说自己这些好的感受。但是，不论是出于对中国的真正友善，还是从尊重事实的角度来看，不承认中国人性格中的弱点是错误的。我只要求读者能记住，平心而论，我认为中华民族是我所遇见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同时，我准备起草一份严肃的起诉书，控告任何一个欺侮中国的列强。在我快要离开中国之前，有一位着名的中国作家诚恳地要求我谈谈中国人性格的主要缺点。我以犹豫的心情谈了三点：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说起来很奇怪，这位作家非但不生气，反而承认我的批评公正中肯，并和我继续讨论可以对这些缺点进行医治的办法。这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最大美德。

中国人的缺乏同情心，使每个西方人感到震惊。他们缺乏人道主义的冲动，而这种冲动促使西方用百分之一的精力，去安慰自己用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给他人造成的不幸．例如，我们一再禁止奥地利加入德国，阻止他们移民和获得工业原料，结果，除了一部分维也纳人愿意靠我们的救济行善而活下来以外，许多人都饿死了。中国人没有花精力去饿死维也纳人，也不会仁慈行善，让一些维也纳入活下去。当我在中国的时候，几百万人死于饥荒；有的人为了几块钱将自己的孩子出卖当奴隶，如果得不到这样一笔钱，他们甚至会杀死这些孩子。救济饥民这种行善事业，许多都是白种人在那里乾，极少有中国人所为。即便有极少的救济金也被贪官污吏所吞噬，当然，也可以这样说，西方人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帮助中国人，倒不如说是出于安抚自己的良心。只要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和农业生产方式依然如故，发生饥荒将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在这一次饥荒中靠别人的慈善救济幸存下来的人，也许在下一次饥荒中很难逃生。

中国只要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同时结合移民和大规模的控制生育，是可以永远消除饥荒的。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采用不同于白人靠单纯救济的方法去拯救饥民。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缺乏同情心都有一种同样的解释，并且对许多有关问题的看法是趋向一致的。但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无法理解。如果一条狗被汽车严重辗伤，十有八九过路的中国人会停下来对这条可怜的狗的痛嚎感到好笑，并以此取乐。看到痛苦本身并不会引起一般中国人多少同情心。事实上，他们好像看到别人痛苦还感到很惬意开心。从中国历史以及1911年以前刑事法典来看，中国人决不是没有残忍行为的心理冲动，但我本人并未遇见这种情况。有一点必须指出，所有的西方列强都是残忍行为的实践者，只不过我们西方人用伪善部分地掩盖了我们的残忍行为。

懦弱，是中国人的令人一看便知的一个缺点。但是，我并不相信他们真的就缺乏勇气，贪生怕死。在战场上两军相战，双方都想逃离战扬，胜利就属于首先发现对方溃退的一方。但是这只能说明中国士兵是明智的人。因为没有什么重大的冲突，军队也纯粹是由雇佣兵组成。当势态严重时，例如，“太平天国起义”，据说中国人打得非常勇猛顽强，特别是他们在有良帅骁将时更是如此。然而，我认为中国人与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相比，中国人可算不是勇敢的人民，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知消极地忍耐。中国人的忍耐精神是少有的。中国人会为了在许多好战的民族的人看来全无必要的动机，如只是为了不肯说出别人隐匿被盗物的地方而忍受折磨，甚至死亡。尽管比较起来他们缺乏战斗的勇气，但他们一点也不比我们西方人更怕死，他们随时准备承担自杀的义务就是一个明证。

贪心，我以为是中国人最大缺点。生活艰苦，很难挣钱，为了得到金钱，除了极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外，许多人会贪污犯罪。仅仅为了几分钱，几乎所有苦力阶层的人都会甘受一次死的危险。中国与日本打仗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政治家根本不能抵制日本人的贿赂。我认为这种贪婪的缺点可能是根源于经济条件。也许多少年代以来，品行廉洁的人在生活中吃亏了，得不到所需要的钱。只有当经济条件改善了，这种贪婪的情况才会减少。我不相信今日中国的贪污腐败要比欧洲18世纪的情形还要糟。我从没听说过中国的将军比乌尔伯勒公爵更腐败，也没有听说中国的政治家比卡迪纳尔杜布瓦贪污受贿更甚。因此，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人完全有希望变得像我们西方人那样的诚实。当然至少西方人实际上如何廉洁，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我已经说起过，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有点懒散和缺乏激情外，大多聪明能乾而又多神多疑。但是，这只是他们性格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很会狂热激动；而且常常是一种集体的狂热激动。尽管我很少见到，但这无疑是事实。“义和拳”运动的兴起就证明了这点。中国历史上也或多或少地充满了这样的动乱。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因素使他们变得不可捉摸，甚至对中国人的将来也难于预料。你可以想象他们中一部分人会变成积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勇敢无畏的抗日救国者，疯狂的基督教徒，或狂热地献身于某个最终宣称自己为绝对统治者的领袖。我认为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因素，才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不顾一切后果的冒险者，尽管他们平时一贯小心翼翼。虽然浪漫主义的爱情在中国远远比在西方更受蔑视，但是中国历史上许多皇帝由于追求浪漫主义的爱情而丢掉皇冠。

概括中国人的性格并不容易。给外国人印象最深的仅仅是中国人保留着一种尚未受到工业化影响的古代文明。所有这些古代文明可能在侵华的日本、欧洲和美国金融资本家的压迫下丧失殆尽。中国艺术正在遭受毁坏，取而代之的是拙劣的模仿欧洲的二流绘画。大多数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人都对本民族的绘画缺乏审美能力，而且轻率地认为中国没有遵循绘画的透视法则。

到过中国的旅游者发规，独具魅力的中国优良文化传统颇难保持下去。它必将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而消失。但是，有些东西仍然可以保留下去，如中国人的某些无与伦比的优秀道德品质。这些优秀的品质正是现代社会生活最最迫切需要的。在中国人所有的道德品质中，我最欣赏的是他们平和的气质，这种气质使地们在寻求解决争端时更多地是讲究平等公正，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喜欢仰仗实力。当然，中国人能否继续保持自己温文平和的性格，完全取决于西方列强的所作所为。假如迫使中国人面对像日本在中国实行的那种极端野蛮的军团主义暴行，那么中国人出于自卫而会变得更加无畏。

⑵ 关于中国人在澳洲淘金

19世纪中叶，伴随澳大利亚“淘金热”的掀起，很多广东、福建的华人漂洋过海来到澳大利亚，1861年来澳的中国人达3.8万，占当时澳大利亚总人口的3.3%。后因“淘金热”平息，以及殖民政府推行使有色人种移民受到限制的“白澳”政策，华人人口逐渐萎缩。到1947年，就只剩下1万人了。

评估，澳拥有金矿资源 9507 吨。其中：已探明有经济意义的金矿资源 5415 吨，西澳占 62％，达 3124 吨；南澳居第二；新州居第三。已探明有次经济意义的金矿资源 1269 吨，西澳占 71％，达 821 吨；昆州约 105 吨；新州约 63 吨；北领地约 94 吨。隐含金矿资源 2823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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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1月23日电据澳大利亚《星岛日报》报道，澳洲发生排华第一炮的纽省蓝坪窟(LAMBINGFLAT，现为杨格市YOUNG)，在1860至1861年间发生一连串白人暴动，大量中国人被屠杀，但当地排华暴动竟没有留下中国人死亡的记录。当地的博物馆正发起一次筹款运动，希望筹得八千元，用来保存和修补昔日白人淘金者大屠杀中国人时扯起的帆布旗帜，以记录这段历史。

这幅外界称为“起来横额”(ROLL UPBANNER)的旗帜，中央是一个尤里卡(希腊文EUREKA我想出了意思)式的十字，四周写着“起来，起来，不要中国人”(ROLLUP,ROLLUP,NO CHINESE)。曾几何时不知多少白人淘金者受到这幅营篷的帆布旗壮大胆子向中国人进行血腥暴行。

1860至1861年间，现在离悉尼四小时车程的蓝坪窟曾发生一连串白人暴动。“起来横额”比澳洲白人第一次民间骚乱的维省尤里卡旗迟了六年，但却是澳洲排华的第一炮，奠定了1901年联邦立国制定的白澳政策的基础。1938年澳洲一套默片“白澳之诞生”更歌颂蓝坪窟的暴徒。

据连同帆布旗一起在博物馆展出的手抄纪录，在1861年6月最后一个星期日，“3000名淘金者到来去驱赶淘金地上的中国人。”它又表示，一班“暴民突击中国人，粗暴对待他们，强行将他们的辫子割掉”。

当时三个星期后《悉尼晨锋报》这样报道：“手无寸铁，无自卫能力和毫无反抗的中国人，被为今次而备的短棒和锄柄最凶残的毒打，逐一倒下。”“一名不幸的中国男童跪下，泪流满面，举起双手，恳求大发慈悲；一名暴民，用一根可以杀死巨人的短棒，一下便把他打倒在地上。”

令人惊奇的事，这些排华暴动竟然没有中国人死亡的纪录，唯一的死亡纪录竟然是一名白人淘金者，他和其它暴民去法庭要救前日被捕的暴动领袖时，被警察的步枪子弹打中颈部丧生。

杨格历史学会主席76岁的森信(JOYCESIMPSON)女士表示，她在杨格长大，早期都不知当地的排华历史。她是在八年前参加历史学会，才开始涉猎当地早年的历史。

森信女士认为要保存这幅旗帜，不是因为它昔日所代表的，而是一种象征，“我们遗留下来什么垃圾”。

据纽省上议员曾筱龙翻查纽省省议会图书馆的纪录，发现有四份与蓝坪窟大屠杀有关的珍贵档案。

一份是1861年3月中国人向纽省殖民地政府呈交的请愿书，上有43名华人的中文名，其余三份分别是关于当年3月和4月中国人呈交两份请愿信的议会纪录，及同年4月金矿署长对排华暴动的调查报告。这即表示，上述六月惨烈的大屠杀，省议会没有记录

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是大洋洲的一个大陆岛国。她与中国远隔重洋，但是早在100多年前，继华人移居美洲的古巴、美国、秘鲁等地之后，就有华人相率前往谋生。而华人成批移居澳大利亚，实始于19世纪40年代，即距今140多年之前。据历史资料记载：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7月，有一只“尼门罗”号轮船，装载着100个成人和20个儿童，由中国福建省厦门，到达新南威尔士省之悉尼（即雪梨），这是成批到达澳大利亚的第一船华工（注1）。其后赴澳的华工人数虽无正式统计，但据1852年厦门英国领事的报告：在1849年内，由厦门赴澳的华工为270人，1851年为1438人，1852年为2666人，前后4年间，即达4300多人（注2）。起初到达澳洲的大多是从厦门去的闽南人，但随后去的，则多属从香港去的广东籍台山、新会、恩平、开平、东莞、增城、高要、中山等地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以“卖猪仔”（即契约工人）的形式前去的，而自备盘川的只是少数（如1849年去澳的270名华工中，自备川资者仅有28人）。他们到达澳洲后，受雇于当地的农场主，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到19世纪50年代初期，华人到澳的仅5000余人。 大量华人移入澳大利亚，是在1851年（清咸丰元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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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

据史书记载：澳大利亚最早发现金矿是在1851年。实际上，在19世纪的前半叶，澳大利亚人根本就不知道有黄金。尽管有1823年有一位政府测量员麦贝利恩（J。MCBRIEN）曾经报告说：在新南威尔士省（NEW SOUTH WALES）的巴瑟斯特（BATHURST）以东15里的鱼河，发现过金沙。1839年至1842年间，也分别有人在新南威尔士省发现了金矿。但当地政府怕走漏了风声，一直没有把消息外传，也没有组织人力去开采。直到1851年一个住澳大利亚的英国人哈格里夫斯（EDWARD H。HARGRAVES）才正式开采金矿。哈氏原出生在英国，1832年抵澳，从事过多种职业，曾经过商，捕过鱼。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澳洲后，他曾到过美国淘金，几年之间颇有收获。在美期间，他留心观察金矿的地形地貌。经过研究，他发现澳洲的新南威尔士省的地貌与美国加州的地貌很相似，因而他断定新省一定会有金矿。于是，他于1851年1月7日从美国回到澳洲悉尼，立即到巴瑟斯特附近的山地观察和勘探。结果使他喜出望外，他于同年2月12日，正式在夏丘溪淘金。这就是澳洲发现并开采金矿之始，从此揭开了澳大利亚淘金历史的新篇章。后来，澳洲政府为了表彰他发现和开采金矿之功绩，曾赏给他一万镑奖金，以资鼓励（注3）。而哈格里夫斯，也就成了当时的知名人物。
黄金的发现并开采，的确成了澳大利亚历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从此，随着淘金事业的发展，世界各地人纷纷涌到澳洲，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等省的人口急剧大量增加，促进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把澳洲的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与此同时，殖民主义者也从这里掠夺了大量的黄金，源源运回本国。所记载，仅1852年11月中的某一天，有三艘开往伦敦的轮船，就装载着黄金7吨。难怪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也曾写道：欧洲各资本主国畳几乎所有的黄金，都是从澳大利亚和美国得到的（注4）。

受骗漂洋的契约华工

1852年（清咸丰二年）前后，中国的福建、广东沿海各地，传遍了澳大利亚出产黄金的消息。这些少消息最初是由设在香港的澳洲航运公司招工贩子和经纪商人辗传播开去的。他们夸大宣传新金山遍地黄金的美好前途，目的是引诱中国的贫苦农民，甘心作为廉价劳工前往澳洲为他们开采金矿。
这时的中国腐朽的清朝已经日暮途穷。帝国主义列强的黑手陆续伸入，中国社会的经济濒临破产。而清朝皇帝却在继续施展淫威，更加残酷地压迫剥削广大穷苦百姓。加上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战乱频仍。华南沿海的贫苦农民，或为生活所迫，或为逃避战争灾祸，正想远走他乡，摆脱困境。此时，外国投机商人和招工头，便在福建厦门和香港等地，设立所谓“猪仔馆”，从事招募华工勾当。他们雇用一批批流氓地痞，施展金钱利诱和强迫硬拉等手段，骗取穷人上当。据历史资料记载：“猪仔馆”老板规定：人贩子不论使用什么方式，只要把中国人弄到手，送到洋行门口，就可按人头给予报酬。最初每一名“猪仔”，无论是骗、拐、掠、绑来的，一律酬给银洋3元，后来涨到8至10元，有时竟高达90至100元。那些被骗招募的华工，就同招工贩子或经纪人订立契约。大都以3年为期，订定华工到澳洲后，将他们的劳动收入作为赎身费。3年之后才得自由，才能自积工资。这就是所谓“契约制度”（INDENTURE SYSTEM）或称“卖猪仔”的由来。这些华工就叫“契约华工”。
贩运华工除了“契约制度”之外，还有采用赊单工制度的。即华工去澳洲的船票是从招工头或经纪人那里赊来的，抵澳之后在一定时期内，华工要以其劳动收入的大部分偿还船票等费用。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契约”。此外了有少部份华工在国内靠借高利贷筹集盘川，以家属作担保，到澳洲工作后，将工钱汇回国内偿还欠债。
华工们登上了招工贩子的船后，就象落入“浮动地狱”。船上的水手全副武装，凶神恶煞。他们随意毒打，甚至开枪射杀华工。有时把全船华工锁在舱内，禁止自由行动。当时，船主们大多违反有关国际航运管理的规章，超额滥载并扣减乘客的粮食和食水。又把超载的乘客尽量挤塞在船舱里。船上的通风设备很差，华工被磨病死、饿死，有的被打死或被抛下大海，也有被遗弃于荒岛上。有的华工因不堪折磨，而悲愤自尽（注5）。

华人淘金的血泪足迹

由于维多利亚省的金矿较多，因此人们便把维省的首府墨尔本（MECBOURNE）命名为新金山，以示区别于美国的旧金山。
1851年以后，大批华工乘船陆续来到维多利亚省。船刚停岸，即成群结队前往金矿区。当时维省西南部的巴辣勒（BALLARAT）是华工集中最多之地。据1853年统计，巴辣勒已避孕药华工2000人，3年后激增至25000人。有一时期，巴辣勒全市居民中，华人占。该地的苏华伦山（SOVEREIGN HILL）因为盛产黄金而被华工命名为大金山。巴辣勒之北的阿拉勒（ARARAT）和阿窝卡（AVOCA）也因盛产黄金而誉为“广东矿脉”。
由于华工的大量涌入，引起了当地白失的不安，他们促使维省当局于1855年立法限制华工入境。除规定每10镑吨船位限载1名华工外，还对每个入境之华人征收人头税10镑，并责成船长代收。此后，船主为了逃避缴纳人头税，把运载华工的轮船驶向不用纳税的南澳省（SOUTH AUSTRACIA），华工登岸后，便循陆路步行300多公里进入维省境内各金矿区。据说：1855年至1858年间，由南澳登岸而徒步去维省的华工即达2万人之多。历史家是这样描述华工“入山”情景的：
他们下了船，陆续登陆。一律穿着蓝色或黑色的衫褂，首先在阿特列（ADELAIDE）城郊的草地搭营露宿。由向导向他们说明入山去去矿区的沿路情形。华工每队约有100人左右，每人除付给向导费2镑外，还要付130镑作为搬运食物用具的费用。
他们由洛夫地山（MOUNT LOFTY）向东南进发，一路上餐风露宿，经常受到土人、毒蛇、野兽的袭击，苦不堪言，到了威灵顿（WELLINGTON）后，他们便须涉水
渡茂来河（MURRAY RIVER），沿着5年前澳工人寻金的老路而行。
“有的人乘船来到洛勃（ROBE），便向东转入内陆。洛勃是一个滨海小城，因常有大批华工过路，而带来商业兴旺，市面繁荣。由中国来澳的船只，还满载茶叶、丝绸、桐油等大宗货物，在此停卸后，再装载大量羊毛出口。1857年左右，此地经常有3000名以上华工停留等待入山。”（注6）
从各地奔波而来的华工，在金矿落户后，立即卖命劳动。他们头戴尖顶的圆形大斗笠，肩挑着简单的行襄和采金淘金用的锄头、铁铲、畚箕，成群结队翻山越岭，行曀在崎岖荒凉的深山路上，四处寻找金矿。一旦发现异色泥土，确认有矿藏，他们就驻扎下来，搭盖简陋棚屋（大多用碎石垒墙，树皮盖顶或用竹木搭架，树皮作墙和盖顶）。屋子很矮，人在里面无法伸直站立。华工们只好席地而卧，或用树条编织成床铺栖身，以避身霜雨雪。
当时，华工用的采矿工具极为简单项，多数用锄头铁铲掘井挖沙，一些人下井，把泥沙传上地面；一些人在井口，用木盆盛着，不停摇动，以水冲洗。因为金沙比泥沙重，故泥沙被冲走后，粗金沙粒便留在盆底，这就叫“淘金”。华工们起早摸黑，拼命挖掘淘洗，累得腰酸腿痕，头昏眼花，也不愿停下来休息。他们没有技术，工具简单，通常华工只能在白人开采过而弃置的矿坑里挖掘残渣，因而被白人轻蔑地称为“挖掘渣滓的家伙”、“跟踪者（TAILERS）”。“淘金“的华工，通过艰苦劳动，偶尔也能淘得残留下来的金沙，后来白人常用“中国人的彩”（CHINAMAN SLUCK）来形容一个人的好运气，就据此而来。时至今日，澳洲人购买奖劵时，常请中国人指点号码或代购，他们称之为借助“唐人的运气”。华工们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和运在故乡的年迈双亲与孤苦妻儿的期望，经过长年累月的拼命劳动，终于得到了回报。他们将收获到的黄金寄回或带回中国者亦为数不少。据资料表明：从1856年7月1日至1857年6月30日的一年间，仅由墨尔本出口运往中国的黄金，即达111903两（盎司）按当时价值约50万英镑。这就不得不引起了白人的妒忌和仇视，种下了后来排华暴行的祸根。
华工倦荒山野岭采金淘金，除遭受塌井事故，有人葬身井底外，还要抵御风霜雨雪的侵扰和毒蛇猛兽的袭击，而且要对付粗犷的白人和野蛮的土人的挑衅和进攻。当
时深山土着居民极多，华工常惨遭杀害，令人目不忍睹。

淘金人实录——谭仕沛着《阅历遗训》

早期去澳洲的华人中，多数是农民、工人或小商人，他们文化程度极低，自然很难对当时的淘金生活作文字的记载，至为可惜。但是，澳洲雪梨大学历史系教授、侨史专家刘谓平教授，却偶尔发现了粤籍旅澳华侨谭仕沛着作：《阅历遗训》。
谭仕沛为广东南海县人，生于1855年（清咸丰五年），由于家贫，听闻澳洲盛产黄金，就于1877（清光绪三年），偕同父亲、弟弟赴澳洲，初作淘金矿工，后改业经商因而政富。1925年，年愈七十的谭氏，为了将自己到澳洲艰辛的一生告诫子孙，亲自忆述，请人代笔，写下了《阅历遗训》。书中记述的事实，都是当时华工生活的真实记录，因此，成为至今保存最珍贵的第一手华侨史料。
谭氏抵澳时已是淘金时代的后期，旅澳华人的遭遇更为凄惨。《阅历遗训》对当时的社会暴露无遗，现将谭氏父子兄弟的澳洲淘金生活实录摘抄于下：
“世传谷党端口（刘渭平按：即澳洲北部之COOKTOWN）土产黄金，地不忧宝,采之无禁，掘之无竭。习闻不擦，父子兄弟同心向往，光绪二年十二月出五日由乡祖道，初九日在港扬帆，十二年廿低端口（时已为1877年）.顿失所望，据悉传闻失实，误听伪言，金既难求，且也水土不合，因而致病者比比然也。沿途所见华人，鹄形菜色，非贫则病，愁叹之声不绝于耳。先进者不歌来暮，反切去思，后进者能不聆心忧。然既已来此，姑往探之。乃置锄焉，备铲焉，举凡器用食品，或负之，或担之，左提右挈。三年正月初四日，结侣入山，鱼贯而行。比到十六米（即英哩、下同）时，夕阳西下，因而止息。露宿风餐，其苦可知。越二日戒途，凌晨遄征，人步亦步，人趋亦趋。既不敢离群而索居，亦不敢独行踽踽，恐失援而为野人所算，剽食堪虞。所以载驰载驱，汗流气喘而不敢自由止息者，我是之故也。及到二十米逢水即止，群焉卸担，提汲执炊，各行其事。憩息二天，爱又启行。履鵵岩，越崎岖，及到廿六来。疲困已极，举步难移，人怀止息。又歇三天。行至四十米，滂沱大雨，坑水盛涨，欲济无舟，徒兴望洋之叹。栉风沐雨，淋漓尽致。守望水涸。而糇粮已尽。我迫转回谷党，以解粮食。及水涸首途，至五十二米止宿。屈计行程，已匝一月。到此则万里平阳，一路康衡大道。至七十二米，名曰大山脚，亦云殆矣。在此息处，此有次大山焉，高插云霄，不知其几千万仞，纡徐而上，迤斜而下，惫桎难堪，询诸行旅，曰此为八十二米。或轻弃其行李者有人，或作阮籍之泣者有人。手胼足胝，肩破血流，血衣胶固，牢不可脱，强为更衣，痛不可耐，呜呼，无辜而受肉刑，不禁抚肩而太息。暂停数天而又行矣，至九十六米而止。然臣朔已饥，见有英人面包铺在，乞食于英人，幸亦怜而与之，聊以果腹。及至一百米，已越三月。乃拾淘沙，绝不见金，戚然忧之。适郭良兄道出其间，不吝指教，始晓开采，而所采又属无多，每日不过一二分金，仅足糊口而已。乃时数恨人，命途多舛，脚生石疽，不良于行。闻道石疽用火炙石，石热脚踏其上，血活即愈。吾如法试之，果有奇效。然尚末痊愈，同侣远徒，不得不追随而往，至百二米欲止，又闻百三米金苗极旺，群趋若骛，载奔载骤，及至百三米，时已六月。择地而采，每日可得六七分。而父与弟相继而病，呻吟枕席，焦虑万分。幸遇陈盘兄过从，知为黑痧毛钉病，如法救治，其病若失。感恩图报，辞不受谢，似此盛德，求诸今人，吾见亦罕。至于谷党，世界艰难，流落而不得归者，所在多有。此风传至中国，凡有尊亲莫不忧形于色。由中国汇舟来然后归者，不知凡几。吾堂叔闻此消息，将我房屋按典，得资一百六十元，由省万全珍珠铺汇来谷党万全安店，折合英金三十二镑，以为我父子兄弟归家舟费之用。父因时运不济，复病而费尽。至十一月到百六米，父子兄弟因困于此，苒荏数载……无一而可，不得已重旧业，复往采金……至乜泣大河（刘渭平按：此为MITCHELL RIVER,在昆士兰省北部）一望汪洋，同侣栖息。是晚钟鸣九点 ,突闻人群起，鸣示警,终夜戒严，如临大敌，守至天明，立即徒避，时已五年，吾见采金究同海底捉月，又顾而之地。佣工酒馆，每月可得工金两镑。是年除用外，实存工金25镑16司令6便士，六载于兹，振作毫无。……”
以下叙他离开金矿以后，做过菜园养猪、垦荒种蔗、伐木、管工、开商店等工作及其成家经过和告诫子女之经商规则等。从谭氏的这本小册子中，可见当时采金淘金工作这艰苦辛劳，而所获无多，同时也可见在少数华人的成功史背后，正不更有多少老死异地或受害冤死的血泪事迹！

百年前金矿区之中文告示

19世纪中叶，在奥大利亚各省从事淘金的华人日渐增多。据统计：1857年表月间，维多利亚省共有华人25528人，至6月即有33694人，而1858年底，全省华人已增至42000人。但至1861年又减至24，700人，占全省人中1/100在新南威尔士省，1856年仅有华人896人入境，1858年增至12，000人，至1861年全省共有华人21，000人，占全省人中1/160昆士兰省是在1869年以后才陆续发现金矿，华人又大批涌到，至1877年全省华人约有25，000人。
这时澳洲各地政府对于金矿区的主权和采金技术管理等，多有法令规定。1873年5月，昆士兰省当局颁布了一项金矿区的法令，由一个名为亨利之译员译为中文。这实为澳洲华侨史上之一个重要史料，从中也可看到当时金矿开采的一些情况。现录于下：
“晓谕华英人等知悉：今时英国所立规矩，善美俱全，本惠爱为心，以均平为治。诚恐知识者稀，以致争端多事，故将各规例开于后。一规例：取泥皮鑫并伏咈唠，取金每1人限管地方40尺四方。一规例：有水地方系2人合伴，限管地方100尺长，50尺阔。3人合伴，限管地方100尺长，70尺阔。4人合伴，限管地方，100尺四方。一规例：有水坑底，每人限管地方30尺四方。一规例：取白石地方，每1人限管地方40尺阔。一规例：有人开出新坑，像石湖金，官府另赏人情，多俾20个人地方。一规例：有人流长取金，官府另赏人情筑塞水塘。一规例：取烂泥地方任从官定长短多寡。一规例：做泥中，若系停工，限期3日3夜，如若过期，有人争夺，衙门不理。一规例：做泥口人等若遇伴有病，不能返工，祈报官府出人情币张，方无争夺。一规例：做石湖规矩，1人管得2人地方，2人管得4人地方，皆因有颗伴做中石功夫，不得藉斯争夺。一规矩：大凡地方有木围的，系人家税地，千祈年不可入内锄掘，如有不遵，拿到衙门，从重究治。一规例：唐番人等须要揽顺币，如无查出罚银，从重施行，决不轻恕。”

淘金引起的排华风暴

华工的大量涌入，不可避风免地引起了当地欧籍白种人的反感。由于中国人刻苦耐劳，团结合作，在短期内即无可无不可蓄了一笔财富，这就遭到了欧洲移民的妒忌。他们认为：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中国人到这里不是想安家立业，而是想发财，捞一把就走，而且挖出的金子正源源不断地运回中国。谣传的煽动，更激起了白人的愤怒。他们叫嚷：“要有效地防止澳大利亚福地的金矿场变为中国皇帝和亚洲的蒙古跶怛部落的财产。”终于演变成排华暴行风潮，暴徒们以种种理由反对华人，诬说华人不合作，不卫生，不守法。当时产金的巴辣?约有华人9000人，仅有妇女2人，因而被白人诬指有不道德的行为。随着反华叫声的日嚣尘上，排华的风暴随之汹涌而来。1854年维多利亚省的欧洲移民举行大会，决定于7月4日在本地高（BENDIGO）集体搞事，妄图把全部华工赶出金矿区。幸被当地政府及早发现，采取措施加以劝阻，才没闹出严重事件。
据此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1855年（清咸丰五年）维多利亚省政府成立了“金矿皇家委员会”，对开采金矿情况进行了调查，最后竟通过限制华人入境的法案，规定凡经登记的船们只能搭华人1名，并且规定入境华人每人每年须缴纳人头税10镑，现成各船船长代收。此外，还规定每1华人每年须会1镑“保护费”。澳洲当局用此款雇派1名“保护官”负责调解纷争。规定对超过吨位限额入境之华人搭客，每人罚20镑，船主罚10镑。这个法案，是澳洲第一次限制华人入境之正式法令，实际上揭开了澳大利亚排华历史的序幕。
1857年7月，维多利亚省巴克兰（BUCKLAND）矿区首先爆发了排华暴行。在当局的怂恿下，约有500名白人。成立了反中国人同盟，之后，白人矿工成群结队到案处围攻中国人，他们肆意横行，烧中国人的房子，抢中国人的财物，甚至残暴地殴打中国人。结果造成三个华工被活活打死，数十名华工受伤，华工财产损失约值八、九千镑。事件发生后维多利亚省政府才派兵维持秩序，暴行才告平息。巴克兰矿区排华事件之后。维多利亚省政府意识到单靠限制华人入境已难秦效。因为华人可以绕过维多利亚，从邻近的南澳省或新南威乐士省登陆，然后长途跋涉到维省金矿区来。而且因轮船不停维省各口岸，而使该省各岸商业萧条，贸易额下降。于是维省政府当局呼吁新南威尔士各南澳两省政府采取共同行动。南澳政府当即表示中意， 并于1857年通过了维省一样的限制公地人入境法案。而新南威尔士省则被上院否决未获，因此数年之后，华人到新省的人数遂急剧增加。这同样引起了当地白人的妒忌和反对，1860年12月12日终于酿成了蓝滨滩（LAMBING FLAT）事件。白人闹事持续到次年9月，二、三千华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白人抢劫一空，焚毁房屋无数，死伤3人，财产损失严重。同处11月，新省通过了3年前没有的限制华人入境法案。从此华人入境为减少，1862处为1，030人，1863年仅有63人。由于来澳华工减少，澳国的采金业日渐不振。
但是，维多利亚、南渊、新南威乐士省的限制华人入境法案，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反对。因为英国与中国清朝政府签署了两国人民可以自由来往的条约。英国为了维护处已在华的利益，不得不反对澳大利亚各省的排华法案。加之采金业由盛而衰，这三省的排华法案便先后自动废止了。此后由1867年至1877年的10年期间，渊洲各地白人排公地情绪稍有缓和，形成排华的第一个回合。
1870年左右，北部的昆士兰省（QUEENSLAND）陆续发现了黄金，公地工又大批涌去，至1877年，在昆士兰省华工达25，000人，平均每7个居民中就有1个华工。据估计，当时白人淘得黄金130万盎司，华工也淘得100万盎司。这情形又引起了当地白人居民的反对，昆省当局再次采取了限制华人的种种措施，于是形成了第二个回合的排华。由1877年至1888年的10年间，新到昆士兰省的仅有550人。
1888年6月12日至14日，大洋洲际会议在悉尼举行，会议通过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华人入境的议案规定：任何船只每500吨只准载华人1人入澳wxf人入境必须造型书面许可证wxf人跨省迁移，也必先获得准许等。这些决议，实际上几乎把华人摒之澳大利亚门外。此后，在澳华人有出无入，至1888年在澳华人仅下50,000人，而至1901年，更减至30,000人。
1901年，澳大亚联邦正式成立，决定采取“默书测验法”进一步限制移民人数，规定每个进入澳大利亚的移民，都要在澳国官员面前默写一段50字长的任何欧洲国家文字，这实际上等于关上了入澳的大门，华人往更加困难了。以后，澳洲白人更提出了“雪白的澳洲”、“澳洲人的澳洲“等口号，推行“白澳政策”（注10）。从此，昔日古澳洲大地上披荆斩？，为澳大利亚社会的繁荣和发展，洒下了无数血汗，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中国人，竟成了排斥的对象。此时，各地的金矿也日渐枯竭，采矿业务实际上陷于停顿。华工也纷纷回国，幸免留下来的都相继向城市转移，从事菜园、菜贩、洗衣店、家私工匠、小商贩或经营零售商店等。淘金时代也便宣告结束了。

⑶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是怎样的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是特别强大的。

1、国土辽阔，资源相对丰富。

中国拥有居世界第三位的广阔国土，不但陆上土地风光秀丽且地势也易守难攻。 资源也很丰富，以煤、稀土为代表的15种矿产储量居世界一二位。

石油居第六位，天燃气居第八位。水资源居第六位，森林居第六位，草地居第二位。再加近三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资源，可以说祖先留给我们的资源真的很丰富。

⑷ 为什么在非洲人眼里中国人是神一样的存在

1、中国人吃苦耐劳，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一致的、积极的印象。中国人不管在非洲搞工程还是经商，他们几乎都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早7点上班，下午6点半下班，晚上还要加班。埃塞俄比亚NORTH WOLLO省WOLDIYA市的政府主席BALAY先生说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工作很努力，这是你们国家很快富裕起来的主要原因，我们埃塞俄比亚人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 非洲人很佩服中国人的勤劳，有的甚至不可思议，认为中国人简直成了人肉机器。

2、非洲虽然贫穷，可非洲黑人在劳动态度上与我们迥然不同。我们双周日实行还没多少年，可他们这里早就实行双周日了。加班，对中国人来说是家常便饭，甚至没有任何额外报酬。在这里，你让黑人晚下班十分钟他也向你要加班工资，不付就把你告上法庭。尽管加班工资比平常工资高出很多，黑人也不愿加班，他们要充分享受法律赋予他们的休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