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科举制在中国延续了多少年
1300多年
隋朝开辟科举，使社会中的平民知识者开始有了发挥自己才华的机会和有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社会荣耀的出路，这样，不但刺激了社会各阶层的人敬慕知识和人才，也使得国家的管理开始进入了有序和知识化时代，中国的教育也因此而得到了刺激大发展。
唐朝建立以后，“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
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新唐书·选举志》），这就是说，唐朝开始将科举举士制度逐步完善起来。
秀才是唐朝最为人们所重视的功名，“秀才”是指经过科举而被社会承认的人中俊秀之才的意思。而“道举”这一功名，就是专门为研究天地人内在关系的“玄学”所设置的学科。由于唐朝实行了科举举士的考试科目，必然要带动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和学生的增多，这样，使得当时中国各地方上的教育事业也大为发展了，当时，中央设置有官办的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主要招收国家功臣和官僚的孩子入学学习。同时，地方的州县也设置有各种官办和半官办的书院和学校，以招收社会中各阶层的读书人入学学习，这样，又带动了民间各种私塾的大发展，中国的教育，就是这样被科举促进发展了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学校教育和科举，是两条渠道，他们并不是一回事情；虽然宋朝的王安石曾经打算将科举和国家官办的学校联系起来，以节约国家教育投入和精简烦琐的考试科目，但是，由于王安石的这种改革举措违反了政治和教育不是一回事情的内在规律，所以，他的这项改革措施后来被取消了。
中国隋唐以后的政治格局和科举考试有一种互相作用的关系，政治变革会带动教育变革，教育变革也可能带动政治变革。比如，唐朝为了应付当时的科举，便组织大量的人力对当时社会流行的各种经典进行了统一的选编，就象现在统一高考的参考教材一样，“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 》，付国学施行。”（《贞观政要·崇儒学》）。这些统一了的经典文本反过去又影响了国家的政治格局。
唐朝初期的学校教育往往带有很强的社会政治需要目的，这从当时学校所开的课程上就可以看出来，“凡《 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 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岁半，《 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新唐书·选举》）
唐朝开元年间，李隆基亲自对据说是孔子的《孝经》进行了审定，使得《孝经》的身价倍增，李隆基说：“朕闻上古，其风扑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着。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孝经·序》四库全书本）。从这里看出，唐朝时代，官方主要推崇的还是“孔子”的学说，也就是实际上继承了新朝王莽刘歆等人所制造的“儒学”思想文化路线。所以，中国科举制度动摇了世族门阀制度，但是，同时又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等级结构，这样的社会不平等，一种是“君、父、夫”和“臣、子、妻”的不平等，一种就是“士、农”和“工、商”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过去以往，士、农、工、商本是平等的社会阶层，社会从不歧视工商行业的从业人员，但是，科举制度形成以后，士、农的地位上升，特别是读书人的地位上升，而工商从业人员的地位则下降了，工商业从业人员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尊重，这使得科技赖以生存的商贸流通业就受到了相当的遏制，这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公元583年开始科举到正式取消科举的1905年的1300多年中，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根据科举及第的情况而划分新的社会贵贱阶层的新的社会阶层大分化，在大量人才被选拔出来充实官方政治组织机构的同时，也压抑了许多并不擅长于科举科目的其他知识人才，甚至导致了许多知识分子在科场连连失意以后而反过去仇恨和报复自己的祖国的异常情况！洪秀全因为屡屡考取不到功名而最后转而造反，他并不是中国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已经就有许多这样的变异社会现象了。
唐宋时代，特别是宋朝时期，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因为科举场上无门进士，而投身到少数民族政权中去挣出身，他们一旦在辽、金、西夏政权中谋求到了高位，他们攻击起自己的祖国，是毫不手软的。宋朝刚开国不久的嘉佑年间，一个叫张元的书生因为多次殿试失败，他十分愤恨宋朝当局，便投奔到西夏去充当了参谋，屡屡献策侵略宋朝国土。辽、金、西夏时代，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和部族因为尊循汉制，他们都在争夺汉地的知识分子为已所用，少数民族政权从宋朝科举制度的弊端中得到了许多好处，汉地科举中落第的举子跑到少数民族政权中的谋求荣华富贵，在当时并不鲜见，汉地的教育学校好象是在专给少数民族政权培养人才一般。无可否认，大批汉族知识分子进入少数民族政权中供职，客观上，他们为融会中国各民族及其在传播汉族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的这种举动，同时也是中国各族长期内战的根源之一，是不值得提倡的。自洪秀全太平天国以来，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一批因为个人名利场原因而转而仇恨自己祖国的“知识分子”呢？想来，大家心中是有本帐的。
我们今人在谴责和蔑视那些因为没有得到国家重用就去仇恨和报复自己祖国的变异“知识分子”现象的时候，也的确应该检讨科举举士制度中的一些弊端！同时，也应该检讨中国汉地知识分子中的过于在乎自己在社会中的名誉地位而反过去仇恨自己祖国的变异社会心理现象。综上所述可知，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摆正自己的社会智能者的位置和作用，中国如何通过合理社会机制去人尽其才的发挥所有知识分子的作用，可能是中国社会转型于新时代的关键因素。一个社会文明现代化的标志，往往首先是由这个社会文明中的知识分子的现代化程度去体现的；而知识分子是否是现代化的标志，则主要是由该知识者是否是将个人名利场放在自己言行首位还是将探索真理放在自己言行的首位去体现的。
为什么“科举”会如此这般地吸引中国读书人去奔这条道呢？下面，我们来看看科举中的程序和社会对举子的优待，就知道了。
实际上，中国隋唐以来国家选拔各级官员的途径并非科举一条单行道，而是在科举产生的“进士”中，国家各级官吏中，及其地方经过察举和荐举上来的人员中的三条渠道中去选拔新的官员。但是，由于国家政治直接干预科举，所以，科举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和考试制度，而在客观上成为了一种社会的政治荣耀，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表达；这种情况，和前些年中国政府重视大学教育的时候，人们就把大学生称之为“社会的宠儿”的情况一样，同时，现在政府重视留学生，于是，留洋回国的身价往往就因此而倍增的那样。这就是说，中国科举带来的许多社会副作用的主要原因，还不主要是在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于国家政治干预太多所致，这反过去又造成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明清两朝，三年才一次会试，一次会试只产生300名左右的进士，大家想想，全国又有多少举子试图及第登科呢，这怎么不造成科举中的一系列腐败和专营投机取巧呢！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弊端，实际上是由政治干预太多而造成了社会价值趋向失衡的一种社会表达，这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带有现实功利性的人为政治措施，往往都有不良社会后果的紧随表达，所以，政治干预经济和文化太多，往往是阻碍社会自然发展的，甚至还会带来许多不良社会后遗症。
唐朝完善了文武两种科举程序以后，为了鼓励人们读书习武参加科举，国家规定，凡是科举合格者，国家都要免去举子家庭中的税赋钱粮和各种征缴，这实际上就使得举子家中大为得利了；同时，朝廷还规定，凡是通过科举而获得功名者，当地政府官吏必须礼待他们，还要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这个措施，本来是国家为了鼓励社会尊重知识和人才的一种政治措施，这样一来，就使得在科举中取得功名者的社会身份大为升值了。虽说科举中得到功名的人并不都能够去做官，但是，由于自唐朝到清朝取消科举的1300多年中朝廷一直高度关怀和干预科举，所以，许多得到了功名的人即使一辈子不做官，他在地方上也是非常荣耀的，自然有很多人给予他们的礼待和经济补助，他们一生几乎就成为一方百姓的知识和荣誉的象征，活象个变相的“活佛”一般。这样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当然要刺激许多人会拼命去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了。这样的科举氛围直接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重视虚名而不注重读书人实际能力的社会后遗症，这样后遗症，恐怕在今天也还没有从我们现实社会生活中真正消除掉，这，严重弱化了中国知识人才追求真理的素质！也是中国的国力之所以不强大的重要原因。
由于唐朝科举名目繁多，致使许多教育资源白白浪费，所以，宋朝王安石改革时期，曾经对科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王安石改革有如下几条措施，1，罢取各种科举项目，而独取进士科；2，以学校养士，也就是通过考试和举荐，收取一些学子进入国家官办学校，并由学校包养他们，然后再通过科举考试选拔这些学子中的优秀人员去做官；3，统一科举考试中的行文格式，创造了八股文的前身，即做经学大义文章的“破题、接题、小讲、缴结”的“四股文”格式。北宋末期，宋微宗还曾经取消过科举考试，实行过直接从学校中选拔官员的方法，但是，这是在战争时期的应急措施，所以，南宋以后，又恢复了科举考试，甚至把王安石的许多科举考试改革措施也取消了，但是，四股文却延续下来并演变成为了后来的八股文。
严格说，八股文是一种论文的格式，其本身并无什么问题，这就象我们今天无论是写作社会科学论文还是自然科学论文，都必须遵照一定的格式的那样。八股文之所以后来的名声不好，主要是因为元朝和明朝的科举严格要求学生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而作文，这，才是中国科举在元明清三朝很压抑人的关键因素。八股文的主要格式是：破题（类似于现在论说文的论点）、承题（对论点的详细说明）、起讲（简要的论证思路）、入手（进入论证）、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后四个部分，是八股文的关键，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论证和结尾阶段，是具体表现考试学生才华和独特观点的部分。
1306年，元朝为了体现中华民族一统化的决心，也为了向汉族人证明蒙元皇权尊敬孔子等圣人（注：中原文化长期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大影响，加之汉族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担任职务，所以，儒道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同样是很大的，这是今人应该注意到的），元成宗命在大都北京建设祭祀孔子的圣庙，诏封孔子先圣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董仲舒和朱熹等人也得以谥封。1313年，元朝承接宋朝科举方法，并首次以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为科举版本，也就是要求参加科举人员发人员必须以朱熹的注释去理解圣人言论，这样，就压抑了许多学生自己对经典的理解，朱熹的思想文化开始占据了科举的重要位置，程朱理学就是这样借助科举而登上中国思想文化神坛的。四股文经过元朝和明朝的不断发展，到了明朝弘治九年，也就是1496年，在该年的会试题目《责难于君谓之恭》的作文要求中，八股文正式完善于世。
中国科举的科考科目和科考形式，在历史上根据不同的朝代的具体情况曾经有过不同的形式，以明清两朝为例，科举和学校教育的情况如下：
因为宋朝王安石的改革取消了唐朝时期的烦琐科目，只留考取经学大义的进士科，这样，明清两朝的科举也是这样只按照进士的科举程序去选拔人才的，象以前的“算学、律学、字学”等事关民生的学科都不再是科举项目了。当时，国家设置的学校情况如下：清朝学校分官学和地方学，官方学校又称太学，设有国家全费包养的国子监，国子监主要招收国家功臣和高级官员的孩子入学学习，学习结束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参加国家的科举程序去考取功名，也有少数人直接去做官。地方设有半官方的书院，凡是能够进入书院学习的人，官方都有许多物质和名誉的优待。除了这些官方和半官方的学校外，民间还有许多私塾学校。清朝的科举程序是：不论身份和年龄，一律都得经过童试（含县级的童试、州府的府试、省级的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的科考程序。
凡是经过考生所在县的县试的，就算童生，童生不算功名，但是是一种社会荣誉，往往会得到社会相应的尊重和资助。童生都具备了进入府试的资格；经过了府试的童生就取得参加省级院试的资格，省级院试过关，就取得了秀才的功名了，国家要给秀才免掉他家庭中的税赋，还要给予资助。乡试三年举行一次，大多在秋天考试，所以又称之为“秋闱科考”，秀才才有资格参加这样的考试，经过了乡试考试的合格者就叫做“举人”。会考三年举行一次，举人才有资格参加科考，经过了会试考试的合格者，就叫做贡士。贡士的名额很少，一年只有300名左右。取得了贡士功名的，其实已经获得了进士的功名，但是，他们还要参加殿试才能够最后得到这个功名，所谓的殿试，就是皇帝要在太和殿再进行一次御前考试。殿试在宋朝之前属于科考程序之一，还有淘汰名额，但是，自宋朝出了张元因为殿试落选投靠西夏反攻击自己祖国的事情以后，宋朝皇帝就取消了殿试筛选制度了，这就是说，凡是经过会试考试关的，都是进士了，不再会落选，但是，殿试要产生重新排名，第一名就是状元、第二名叫做榜眼，第三名叫做探花，总称“鼎甲”。取得进士功名的人，国家可以直接放官，也就是可以直接选他上任做官，但是，国家派官要根据国家职官的空缺情况来定，所以，也有一些进士一生并没有做过朝廷官员。同时，也有许多8品以外的官员可以参加这样的科举考试，以获取功名去求取仕途宽广。
大周女皇武则天按照科举程序开辟了武艺科举制度，所以，自唐朝开始还有武艺科举，程序和文科科举程序基本一样，只不过内容是武艺类别和兵法等，这些武艺科举士员直接充实军队管理阶层。
由于政治干预太多的缘故，中国的文化结构的确有很矛盾的一面，科举的目的，本来是隋唐以来国家打破身份地位和情面实行平等选拔人才的一种政治改革措施，但是，由于宗法教育，也就是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所以，即使是科举考试，凡是有功名的考试，也就是秀才以上的考试，都有拜师门的习惯，也就是考取了功名的人都要拜本次主考官为自己的老师为恩师，同学之间也要互相拜同年，这样，就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和学术中，就造成了互相拉帮结派的情况，这，对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和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当然是不利的。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存在着很严重的社会悖论情况，科举的公平目的往往因为科举的内容而互相矛盾，从而给社会带来了许多副作用。现在，我们依然在现实中感受得到的师门习惯和学术中根据毕业学校和职称身份而拉帮结派的情况，以及那些讲出身而轻视人才实际学力的现象，这，都和这些历史上的科举中的悖论社会现象有直接关系，所以，现在的人们，特别是学界中的人们，要清除掉中国传统中的一些腐朽现象的侵蚀，还任重道远啊！
同时，过去的科举还有有事先向科举主考官“投卷”的习俗，也就是一些考生将自己平时写作的文章献给一些当朝的名人和主考官阅读，以获取他们对自己的好感，但是，由于中国的科举考试有很严格的保密和封卷打分制度，所以，这样的“投卷”往往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是，却也因此发掘了一些人才。比如，苏轼三父子同朝参加科考，苏询事先将自己的文章投卷给当朝大员欧阳修阅读，后来，苏询落榜，却因为欧阳修非常看重苏询，以至于他将苏询推荐去做了个小文官，发挥了苏询的才华。如果不是欧阳修这样的举荐，苏询也不会和他的两个进士儿子一样，成为后来着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我之所以花了这么多笔墨去介绍中国历史上的科举，那是因为至今为止，中国的许多人，特别是中国的教育、学界和政治行业中的许多人至今还套在科举的陈腐习俗中。即使是我所要评说的中国近现代中的十大思想文化人物中，他们也不能够说就从中国旧科举的阴影中走出来了！他们几乎都和中国的科举文化有着各种渊源关系。洪秀全连续四次没有进入童试的第二阶段，这对于他的自尊心的伤害是很大的，甚至导致了他的疯疾，这，也是他之所以造反和愤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张之洞曾经在四川试图进行教育改革，他最终促成了中国持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的灭亡。康梁利用科举的场合而进行变法，这是众所周知的。严复虽然将官做到了北洋海军学堂的教育总长的位置，但是，他就为了自己不是科举出身而后来屡屡去参加科举考试，试图得到一个“进士”功名，这，是何等的可悲。孙中山虽然一直没有参加科举，但是，他的哥哥却多次逼迫他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陈独秀本人是秀才，他一生的言行中有没有旧时代的士员味道呢？胡适、鲁迅、毛泽东到是没有参加过科举。但是，这十个人物中，除了胡适一直是在新式教育的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外，其他九人都和中国的旧科举有着各种羁绊。这些，都是我们研究评说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人物不可忽视的背景资料。如果中国的许多事情能够象五四以来的激进者那样仅仅依靠激烈的反叛就可以解决问题，那，这世界也就太简单了！我们要剔除掉中国旧时代给今人带来的腐朽因素，只能够小心翼翼的去研究问题和分析问题，这样的研究分析过程，就象是诊断医治一样，必须对各种问题的系统内在关系进行仔细梳理。我，从来不相信那些只会喊激进口号的人就是社会革命者，他们，不过就是些现代的洪秀全而已罢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身上，本身就带有许多旧科举的后遗症因素。建设，往往是很难的，建设，要比爆破更艰难千倍，建设，就是先要仔细研究分析，然后批判和继承。
Ⅱ 元朝大历史，高考复习用 高考复习用的，以经济，文化史为主，顺带元朝的科举，总之越详细越好。一个月后
高中历史元朝实行行省制度
元朝行省制度与中央集权的加强
北宋为了强化中央集权，极力从军、政、财、司等各方面削弱地方，造就强干弱枝的政治局面以巩固中央集权。明代也是把地方权一分为三，分别为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这也是通过分地方之权以加强中央集权的。而处于它们之间的元代却反其道而行之，实行行省制度，地方行省权力相当之大，以至于“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可它依然巩固了元代的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元代作为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能够对空前广袤的疆域统治近百年，而不是按正常思路所想的容易出现国家分裂、军阀割据。为了理清行省制度和中央集权之间的联系，下面就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元朝行省制度的渊源
“省”的本意为宫禁，后业引申为中枢机要、行政机构的名称，因此行省起初是指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取代表中央行使权力之意，它多是因军事需要而设的临时机构。行省制度滥觞于魏晋南北朝、隋朝、唐初以及金初短期出现过的“行台省”，到金朝后期再出现时，已较频繁地使用行省这个简称(以前通常简称“行台”)。如金末，为抵御蒙古和镇压农民起义，君主常命宰臣出任诸路长官，或以宰相职衔授予地方长官，皆称行省，先后设有大名、河北、陕西、河东、中都、山东、东平、辽东、上京、益都、京东等行省。元初的行省性质与金朝类似，仍属中央派出机构，设置并不稳定。但随着全国的统一，行省很快转化成了固定的、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
二、元朝实行行省制度的必要性
1、管辖辽阔疆域的需要。据载，元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是：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盛”(《元史·兵志四》)，元朝的疆域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辽阔，《元史·地理志》中也写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面对这样一个大国，如何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管辖，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制，是关系到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因此元代设立数目有限的行省，代替中书省对其力所不及的地区进行管理，中央再从大局上对诸行省实施节制，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确实也是一种具有明显优点的统治模式。因此，元朝在秦朝郡县制的基础上，实行了行省制度。
2、压制部分贵族的需要。元朝沿用大蒙古国以来的游牧分封制，大量宗室外戚被分封于漠北和东北地区，在中原又各自领有大小不等的份地。对于这些皇亲国戚及其狐假虎威的家臣，一般的地方官府难以治理，非设立位高权重的行省不足以压制。辽阳、岭北两个行省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同时，元朝中央也通过行省，明令限制了蒙古贵族在封地范围内自行派遣官吏的权力，并规定由行省直接向贵族封地的民户征税，再由中央拨给贵族，不允许他们在封地内横征暴敛。这些措施有助于元代统治秩序的稳定。
3、民族政权统治的需要。元朝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一直遭到南宋残余势力长期的抵抗，后来江南人民又因不堪赋役重负而纷纷起事。在这样的背景下，位尊权重的行省不但不能罢撤，反而需要进一步强化事权、明确责任，以便遇到紧急事变能够迅速决策并付诸行动，维护元朝的统治。即使大一统局面完全角成之后，行省在稳定地方统治方面的特殊价值，也没有消失。这就为行省在全国范围内的定型奠定了基础，使得行省的基本性质由中央派出机构演化成为地方最高官府。
三、元朝实行行省制度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1、行省的二元化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才开始基本定型，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分支机构的性质。这就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点，这是其他朝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区关系所不具备的，这种特点使得行省既要服从中书省的制约又共同为元代统治服务。
2、中央政府对行省的有效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行省虽然“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牵制与制约。如在人事权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在财政方面，行省只是充当了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所收取的财赋行省必须执行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的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规定，行省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在军事方面，行省不能独立行使军权，军权掌握在中央的枢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对行省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典制，不能逾越。
3、行省内部权力的相互牵制有利于中央集权。元代行省内部实行的是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各官员之间既有分工、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每个行省官员都不可能独立地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同时中央在行省也构制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
4、行省大权的归属有利于中央集权。作为民族统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员掌握权力，以最关键、最敏感的统军权为例，行省官员中只有平章以上才可以掌握军权，而平章以上又不准汉人担任，通常只能由蒙古和色目贵族担任，这些人更多的是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很难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因为作为一个异族身分、文化背景迥然的行省长官，即使大权在握，也很难想象他会策动汉族或者能够策动汉族搞分裂。所以在理解元朝行省制度的时候，不能完全从汉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去解释，而更要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从蒙古统治集团特有的统治意识当中寻找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元代行省制度起到了巩固统治的作用而到了明初朱元璋仍然将其权力一分为三的原因了。
5、行省的划分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政区的自然属性与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较强，容易产生割据局面。从元代开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削弱地方的经济、文化认同感，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如：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划分行政区域的方法自然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
综上所述，元代的行省制度虽然与唐宋以来汉族社会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观念确实有很大的抵触，但它作为元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还是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同时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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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启五年（1625年），大学士叶向高邀请天主教艾儒略教士前往福州。艾氏曾在泉州府城和永春县传教，吸引了数百名信徒。至明崇祯八年（1635年），天主教教士聂伯多来到泉州传教。
当时，因教会采取尊重中国文化的方式传教，得到泉州士大夫和下层群众的支持，教会发展迅速。当时，泉州地区已有13座天主教堂。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泉州城东郊、水陆寺、东湖畔三处发现十字架石刻，移入“桃花堂”、“圣堂”保存，这表明当时泉州城内有天主教堂。
艾儒略以“西来孔子”着称，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得到福建士大夫的赞赏。他与闽中流聚集福州论道，收集于《熙朝崇正集》中的赠诗有71首，其中22位为泉州名流，包括温陵（泉州别称）的张瑞图、何乔远、张维枢、林当楫、庄际昌、周廷鑨、苏负英、郑之铉、郭、黄鸣晋等10人，以及同安县的黄文炤池显方等2人，晋江县的蔡国锡、李文宽、陈维迭、李世英、许日升等5人，桃源县（永存）的郑璟、方尚来、潘师孔等3人，清源（泉州别称）的谢懋明和龙浔（德化县）的林燧。
张瑞图在诗中表达了他对天主教学说的看法，认为天主教与孔孟之道相辅互补。泉州举人张赓等人随艾氏担任随行书记，张赓为艾氏的儒略《五十言余》、孟儒望《天文学略义》和龙华民《对若撒法行实》等西方天主教神父的神学着作校订和作序，并让自己的儿子张识至艾氏处，为艾氏的弟子执事。艾儒略广泛接触社会下层的农、工、商，甚至异教的僧侣亦不排斥。
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会派于元初从欧洲传入北京，元皇庆二年（1313年）在泉州设立一个主教区，终元世，在泉州传播了50多年。明万历三年（1575年），西班牙天主教会教士到泉州。清雍正年间，因教会不尊重中国传统文化而被禁绝。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再度传入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