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是如何信奉佛教

❶ 佛教是从什么时代大规模传入中国的是怎么传过来的

佛教是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宗教，可以说至今仍无处不在影响着我们。

但是，恐怕很多人不知道佛教是如何大规模传入中国，又是什么时间被推广到全社会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从西晋末年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被隋朝统一，前后四百年的大乱世，是佛教在中国全面发展的阶段。

经过四百年的民族融合，到了隋唐时代，中国文化的基因终于植入了佛教因子，后来的玄奘、慧能等着名高僧创立的各个汉地佛教宗派，说到底不过是南北朝时代佛教的延续。

佛教之所以在那个时代迅猛发展，有几个因素。

第一，当时的胡人统治者多来自西域，而西域当时是佛教重镇，他们的文化本就尊崇佛教。

第二，入主中原的胡人虽然也大都推崇儒教，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都大力宣扬自己民族的宗教，这就是佛教，佛教在当时流行，和统治者的大力扶植密不可分。

第三，从汉末乱世开始，汉代儒家的天命观念就开始被质疑，到了五胡乱华和南北朝时代，单纯靠汉代儒学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佛教的“轮回观念，因果报应”等元素恰恰给了人们一种新的视角，佛教开始被社会各个阶层接受。

第四，公元三世纪和四世纪正是古印度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蓬勃发展的阶段，大批的大乘僧人走出印度向周边传播佛法，南北朝时代就有不少“梵僧”来华，最着名的比如达摩祖师。这批高僧的到来，促使佛教在中国开花结果。从中给我们也就不难看到，为什么中国大乘佛教一家独尊，因为我们大规模接触佛教的时候，恰恰就是大乘佛教最兴盛的时候。

❷ 佛教进入中国之前人信俸什么,烧香不

烧香是中国的，现存文献《诗经》《尚书》已有记载，则其起源必早于诗书时代即西周。

佛教进入中国之前信奉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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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香起源
烧香是中国民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三个特点极为引人注目：

一是普遍性，汉人烧香，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烧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无处不烧

二是历史悠久，现存文献《诗经》《尚书》已有记载，则其起源必早于诗书时代即西周。
三是普及性，几乎做什么都要烧香：对祖宗要烧，对天地神佛各路仙家要烧，对动物要烧，对山川树木石头要烧；在庙里烧，在厕所也烧；过节要烧，平常也要烧；作为一种生活情调要烧，所谓对月焚香，对花焚香，对美人焚香，雅而韵，妙不可言；作为一种门第身份，所谓沉水熏陆，宴客斗香，以显豪奢；虔敬时要烧，有焚香弹琴，有焚香读书；肃杀时也要烧，辟邪祛妖，去秽除腥；有事要烧，无事也要烧，烧本身就是事，而且还会上瘾，称为“香癖”，就仿佛现代人的抽烟饮茶一样。

趣的是，不特中国烧香，世界上好多民族和国家也烧。香的英语写作incense，查《简明不列颠网络全书》（第八卷第543页），载有如下内容：古埃及人从阿拉伯和索马里沿海地区引进香料树，把香当作宗教仪式中的重要用品。巴比伦人在祈祷和占卜时往往焚香。以色列人在被掳往巴比伦（公元前586年－－前 538年）以前引进了香，到了公元前5世纪，一些祭坛专供奉香之用。印度教特别是湿婆派在正式礼拜和家常礼拜中都要焚香；佛教在节日礼拜、成年礼拜以及日常礼拜中都焚香。日本神道教也焚得。从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就焚烧木头和树脂，以供奉神明和祛除恶魔。罗马人先是焚烧香木，后来引进了香，焚香在公祭和私祭上以及崇奉皇帝时越来越显得重要。

中国烧香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以汉武帝为界，前面为第一期，可称初始期。其间，所烧的香有以下几种：
柴，玉帛，牲体，香蒿，粟稷等。

烧香的作用是唯一的，用来祭祀。烧香行为由国家掌握，由祭司执行。
周人升烟以祭天，称作“禋”或“禋祀”。《诗·周颂·维清》：“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笺：“文王受命始祭天。”即是说，这种祭制始于周文王。
其具体祭法为：将牺牲和玉帛置柴上，燃柴升烟，表示告天。《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熈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 ”注：“禋之言烟。”“ 三祀皆积柴实牲体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报阳也。”疏：“禋，芬芳之祭。”（用《十三经注疏》本，下同。）
可见，所谓禋祀，一是点火升烟，二是烟气为香气。以香烟祭神，那么这就是后世所谓“烧香”了。

这一期，香事有以下特点：一是香品原始，为未加工的自然物，还不是后世正规意义上的“香料”（树脂加工而成）；二是自然升火，不用器具如后世的“香炉”；三是专用于祭祀，而祭祀由国家掌握，即，烧香还没有生活化，民间化。明周嘉胄《香乘》引丁谓《天香传》谓：“香之为用，从上古矣。所以奉神明，可以达蠲洁。三代禋祀，首惟馨之荐，而沉水熏陆无闻也。其用甚重，采制粗略。”

第二期，从汉武帝到三国，可称引进期。汉武帝于中国香事的发展，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其一，武帝奉仙，为求长生，是神就敬，而打破了以往“香祭祭天”的垄断

其二，武帝时期香品渐走向实用化，如置椒房储宠妃、郎官奏事口衔舌香等，打破了香必用祭的垄断，使香进入生活日用。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武帝大规模开边，就在这一时期，产自西域的真正的“香料”传入中国。
《说郛》卷35引宋·吴曾《能改斋漫录》称：“又按汉武故事亦云，毗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置甘泉宫。金人者，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唯烧香礼拜。然则烧香自汉已然矣。”此外，武帝曾遣使至安息国（今伊朗境内），《香乘》卷二引《汉书》称：“安息国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至康居，其香乃树皮胶，烧之通神明，辟众恶。”树皮胶，即树脂，是为真正的香料。
由于有了真正的香料，使武帝时的香事变得格外繁盛起来，后世野史笔记屡称不绝。什么焚“月支神香”解除长安瘟疫（《香乘》卷8），燔“百和之香”以候王母（《汉武外传》），用东方朔“怀梦”香草在梦中与李夫人相见，直至烧“返魂香”使李夫人还魂－－这个传说还传到日本（见《源氏物语》）第48回）。

香事繁盛，香具应运而生，不久，中国第一个香炉也发明出来了，称为“博山炉”。传说上面还有刘向的铭文：“嘉此王气，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宋火青烟。”（见《香乘》卷38）。刘向为宣帝时人。从此，香品与香炉配，使中国的香事进入一个新阶段。
然而，从武帝时引入西域香料始，降及东汉三国，在这三百多年间，香的使用还仅限于宫庭和上层贵族之中，极为名贵，难得进入寻常百姓之家。《香乘》卷2引《五色线》称：“魏武与诸葛亮书云：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为馈赠之礼品。又《香乘》卷7引《三国志》称：“魏武令云：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熏香。”足见焚香即使在宫庭中也还是一种奢侈。

第三期，是普及期。香的走向普及，是隋唐以后的事。普及的原因有二：
一是“西（域）香”由“南（两广、海南）香”所取代。“迨炀帝除夜，火山烧沉甲煎不计其数，海南诸香毕至矣。”（《香乘》卷1）南香的大量涌入，使香的价格降低，为普及提供了物质准备。二是佛道二教从六朝以来大发展，轮番跻身于国教的至尊地位；

二教尚香，“返魂飞气，出于道家；旃檀枷罗，盛于缁庐。”（颜氏《香史序》）从而，信徒汹汹，风气大展，造成烧香走向普及。只不过，这时固有儒教还与释道二教时相对抗冲突，传统士人抵制特别是佛教，而使繁盛的香事略为减色。

迨至宋代，三教融合，烧香之俗，也便御风而行，为大家一致崇尚，士人拜祭孔子时也烧起香来。这就出现了本文一开头所讲那种局面。明屠隆总结道：“香之为用，其利最薄。物外高隐，坐语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悦神。四更残月，兴味萧骚，焚之可以畅怀舒啸。晴窗塌帖，挥尘闵吟，温灯夜读，焚以远辟睡魔。谓古伴月可也。红袖在侧，秘语谈私，执手拥护，焚以熏心热意。谓士助情可也。尘雨闭窗，午睡初足，就案学书，啜茗味淡，一炉初热，香蔼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皓月清宵，冰弦曳指，长啸空楼，苍山极目，未残炉热，香雾隐隐绕帘。又可祛邪辟秽，随其所适，无施不可。”
香与美已融合为一，大量诗文专门写香。兹举北宋陈与义（字去非，与黄庭坚、陈师道齐名）的《焚香》为例：

明窗延静书，默坐消尘缘
即将无限意，寓此一炷烟。
当时戒定慧，妙供均人天。
我岂不清友，于今心醒然。
炉香袅孤碧，云缕霏数千。
悠然凌空去，缥缈随风还。
世事有过现，熏性无变迁。
应是水中月，波定还自圆。

无限心意情怀，寓寄一炷烟中，人生喜怒哀乐乃至形而上的追问与探求均在此找到出路，于是也就难怪世事变迁而熏性是不改的了。香已经完全渗透内化到人的精神之中；这种渗透是那样的深，以至到了民国年间，林语堂还津津乐道，在《生活的艺术》中专门辟一章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焚香，前面明代屠隆的一段话，就是转引自林氏这本书的第六章。

❸ 中国人为何信佛教

佛教正式传来中国是汉朝，非正式还更早，在周朝时已经陆陆续续传过来，但不是正式的，正式是国家派了使节到西域去迎请，礼请过来，这是正式的，正式来是在后汉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在中国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到中国来之后，因为是中国皇帝迎请他过来的，所以是以国宾的礼节来对待他，来了之后，与我们朝野人士谈的很投机，我们非常欢迎他，希望他能常住中国。最初来的二位法师，是竺法兰和摩腾，他们二位把佛教，佛像，经典第一次正式带到中国来，为中国朝野所接受，来到中国之后，是国家招待他们，就好像现在的外交部礼宾司来接待，那时候的政治制度与现在不相同，现在的外交部都在行政院之下，从前的外交部不归宰相管理，外交直接归皇帝管辖，那时的外交部也不叫这个名称，而叫做鸿胪寺。所以诸位要明了佛教中的寺是怎么来的？寺是汉朝的时候政府办事的机关，它并不是庙，而是帝王所辖的一级单位，直接属于皇帝督导的，皇帝下面有九个寺，寺的长官叫做卿，我们称做公卿，鸿胪寺卿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所以由鸿胪寺来接待，以后由于想把他们常留在中国，这样一来，鸿胪寺不能长远招待他们，因此皇帝下面再增加一个单位，也就是从九个寺增加到十个寺，这个寺就是佛寺，佛寺是从这里开始的，而最初的佛寺的名称是白马寺，当时首都在洛阳，故洛阳白马寺是中国佛教第一个寺，要知道这个寺的来源？它是皇帝下面办事的机关，它所办的事？第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佛教它实在是教育，它不是宗教，这一点一定要明了，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跟我们中国的儒家一样，是孔老夫子的教育，过去中国人对于教育非常重视，自古以来我们即晓得教育的重要，礼记学记篇所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国家政治要能上轨道，人民要能过真正安和乐利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教育。中国近百年来，遭受这么大的灾难，原因就是教育失败，教育政策错误了，所以才有这么大的苦难。中国过去帝王对教育非常重视，教育部在一切政治设施中列于第一，名为礼部，宰相下面六个部是以礼部为第一，把教育摆在第一，佛教也是教育，是外来的教育，但是它的教育的思想基础，跟我们中国教育的理想完全相应，中国儒家的教育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是孝亲尊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育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样一来，东西方的圣人就不谋而合，如中国人所谓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当时的礼部负责一般的教育，替国家选拔人才。皇帝下面就增加了一个佛教教育部，白马寺实在讲就是佛教的教育部，是归皇帝管的，而不是宰相管辖的，因此中国有了二个教育部，而佛教的教育以后比儒家教育更是普及，这是由于皇帝提倡，上行下效，没有多久，佛教教育就传遍了整个国家，对于我们的生活文化思想起了融合作用，与我们中国儒道思想融成为一体，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基础。实在讲，佛教到中国的发展，是远远超过了印度，历代修学成就之人非常之多，比印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所以佛教教育从汉朝起一直到清朝，国家社会以及全国老百姓都非常喜爱与认真的学习，带给中国几千年来的长治久安，是个很大的稳定力量，这是我们应当要认识与不可忽视的。当时的佛寺是佛陀教育的机关；唐朝以前佛寺的主要工作都是从事经典的翻译、经典的讲解、以及指导大众修行。以上是佛法传来中国的情形，我们了解以后，再介绍佛法二字的释义。藏传大悲咒2.梵唱<心经>3.大悲咒（藏）<男女合唱版>4.八十八佛大忏悔文5.寒山僧踪6.轮回7.大悲咒（韵曲）8.梵唱大悲咒<男声圆融版>9.观音圣号10.大悲咒<钢琴音乐版>11.佛说阿弥陀经12.五音念佛13.念佛曲-思乡14.忏悔偈 男声15.佛陀的爱16.毗卢遮那佛17.自如

❹ 佛教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公元６４年的某个夜晚，东汉明帝在国都洛阳城的寝宫中做了一个怪梦，他梦见一个身材高大的金人头上顶着白光，在皇宫的殿庭里飞来飞去。东汉时，人们晚上做了奇异的梦，第二天都要找人来释梦和圆梦，皇帝的梦更是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第二天早朝的时候，解释皇帝的梦就成为大臣们议论的中心话题。有一位非常博学的大臣傅毅奏道：“臣听说西方有神，他的名字叫佛，就像陛下梦见的那个样子。”刘庄听后非常高兴，为了圆梦，就派遣大臣蔡惜、秦景、王遵等１８人同往西域寻佛，蔡、秦等人西行至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了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他们邀请二位高僧同去中国，二高僧欣然同意。于是一行人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于永平十年（公元６７年）返回国都洛阳——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汉明帝刘庄果然寻到了西方神佛的踪影，圆了自己的美梦，兴奋异常，他先安排二高僧暂时住进专门负责外交礼宾事务的官署鸿胪寺，第二年又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外１．５公里远的御道之北修造一座僧院，为纪念白马驮载佛经的功劳，将僧院命名为白马寺。寺本是中国官署的通称，因二僧初来中国时住在鸿胪寺，僧院也跟着称寺，没想到这一借称，后来竟成了中国僧院的一般泛称，而官署反倒不称寺了。这是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但最早的佛教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的呢？至今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历史之谜。

根据史籍的记载和古文化遗迹的研究，人们一向以为，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图像，是沿着西域的丝绸之路，从流沙万里的亚洲大陆的腹地，一程一程由沙漠之舟骆驼驮进中原的。新疆是西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出土有反映佛教内容的文物，其中着名的是１９５９年，在新疆民丰县北尼雅遗址旁边的一座夫妇合葬墓中，发现了两块白地蓝色腊缬棉布，其中在一块的左下角印出了一个长、宽均为３２厘米的方框，框内有一半身菩萨像。菩萨的头后有项光，身后有背光，上身赤裸，手持花束。棉花的种植在新疆要远远早于内地。这块棉布，即使不是鄯善本地织出，也当是附近的西域之地制造的，所以，上面的菩萨像无疑是表现了那一带的艺术风格。同中原的东汉佛教图像比较，这个菩萨像具有浓厚的希腊—键陀罗风格。佛教东传的过程中还留下了造像的遗迹，第一程，是开凿于公元３世纪的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可惜的是，这里的塑像已随岁月湮灭一空，但保存了大量精美的壁画，第二程，就是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３６６年）开始筑造的敦煌莫高窟，它的佛像和壁画既很丰富又保存完整，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石窟艺术中最古老的“母窟”。佛教正是在这场从西往东的接力赛中，慢慢地渗透到中国境内的。

然而，地处中国大陆最东边，临近黄海岸边的一座摩崖石刻却对上述过于自信的观点提出了疑问，那就是孔望山摩崖造像，凿刻于东汉、比敦煌要早二百年的佛教图像！这些图像中，可以明确辨认的与佛教有关的图像有立佛、坐佛、佛涅??图、舍身饲虎本生故事图等。最生动的要属“佛涅类图”，工匠们利用几块相连的青灰色断崖，在陡立的断面上，雕刻出几簇密集的人群头像，他们是在悲悼佛的人灭而凄楚号哭的弟子。用一块肉红色的石头雕刻出释迹牟尼的侧卧像。一幅活生生的佛教故事便再现在石崖上了。我们仿佛看到了释迦牟尼教化众生已毕，化缘既尽，在婆罗树下，用一天一夜讲完《大涅??经》后，右手支颐，安然寂灭的情景。当然孔望山摩崖造像的主角还是中国传统的神仙——西王母和各种神态的道士。这正反映了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一种尴尬的地位。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人们对它认识不深，经常从神的角度来理解佛教；加上佛教传播者为了使佛教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滋长，在传教时也有意顺应中国的神仙思想，所以汉代人们把佛和天界的神一起当作庇佑自己灵魂升天的对象而顶礼膜拜。当时的佛教还处在早期道教、神仙思想的附属地位。所以孔望山造像中的释迦牟尼只能是西王母和道士们的陪衬。

静默了１８００多年的孔望山摩崖佛教内容被解读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却随之丢给历史学界：佛教既然是通过西域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为什么在这条丝绸之路通达不到的中国东部的海岸边的孔望山地区会有早期的佛教传播呢？佛教图像为什么会飞越西域、河西走廊和中原，首先在大陆最东部的天涯海角显现法身？为什么恰恰是孔望山？人们重新翻检历史，发现：孔望山所在的汉代朐县是当时的一个国际港口。从孔望山沿着东南沿海航行，进入印度洋，这是一条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佛，就是这样凌波踏浪，一路慈航，在海风的吹动下，终于比穿越流沙，程程东进的陆上传播者提前登上中国大陆。

在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西北和东南时，有学者同样在中国的西南境内发现了佛教初传入时留下的蛛丝马迹，这就形成了另外一种看法——早期的佛教是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四川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崖墓是四川地区特有的一种墓葬形式，在崖墓中出土了许多反映佛教内容的画像。如四川乐山城郊的麻壕东汉大型崖墓中，在中间一个后室的门额位置上，用浅浮雕的技法刻出一尊坐佛像。佛像高３７厘米，头带项光，结跏趺坐，手作施无畏印。此像高居门上，接近于房顶，正处在受供奉的位置，其形态是模仿着外来的佛教造像作风。摇钱树也是汉代四川崖墓特有的一种随葬物品，有学者认为它是社树，社神就是土地神的象征，用钱树随葬，表明墓主像拥有私有财物那样控制社神。有学者认为，摇钱树在汉代是财富与道教崇拜有关的特殊器物，将佛像铸于摇钱树，有以财富娱佛的含义，这一做法至今还流行于云南一带的寺庙佛事活动。虽然众说纷坛，但汉代摇钱树及陶座本身是象征一个受礼拜、供奉的神物的观点是一致的。随佛教从西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摇钱树上常出现了佛教图像，表示当时的人们已经把佛作为供奉的对象。

佛教东来，到底是穿越流沙，还是乘着海风，还是翻山越岭到达中国境内，至今还是一个困扰中国史学界的问题，相信随着更多史料的解读，更多史迹的发现，最终会有一个满意的结论。（无人晓渡的博客）

❺ 佛教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历来众说纷纭。由于年代遥远，今日欲考出其确切年月，已不可能。但据有关文献记载，可能大体上确定其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

古代铜器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开始主要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地方。到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及其以后，佛教向印度各地以及周围国家传播，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向北传入大夏、安息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域各国传播。汉武帝打通西域交通以后，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内地。在西汉末年，西域各国到汉的外交使节、侍子以及商人中可能已有一些佛教信徒。三国时魏国鱼豢所着《魏略·西戎传》（《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庐（《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日复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文作“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大月氏是中亚佛教盛行的国家之一，直接派僧侣来中国首都向博士弟子口授佛教经典《浮屠经》，这说明佛教已引起当时社会上某些人们的注意。这是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最早的记录。

东汉初年，在统治阶级上层已有信奉佛教者。当时人们把佛教这种外来宗教看做是中国流行的各种神仙方术中的一种，把佛陀依附于黄老进行祭祀，以祈求祥瑞。《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记载：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人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代表朝廷主持封国政务之官员）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天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立即将此情况上报皇帝。明帝下诏书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男信士）、桑门（沙门）之盛馔。”并把这个诏书下达给各封国的国傅。

以上记载，是中国正史中最早的佛教掌故。中国人信仰佛教之见于史籍者，楚王刘英是第一人。楚王英为光武帝之子，建武十七年（41）被封为楚王。史籍揭示楚王英信仰浮屠之教为永平八年。其信奉浮屠之始，当更在永平八年之前。由此可知在明帝永平八年之前，中国已有佛教传入，但它只是作为当时流行的重视祭祀的黄老方术之一种，成为当时一部分中国人民之信仰，在社会上没有发生重大影响。可是，从明鼎帝给楚王英的诏令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佛教，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默认，甚至给予以支持。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流传着汉明帝永平年间因梦见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法的说法，并以此作为佛教正式传入我国的开始。这种说法几乎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承认。例如：后赵着作郎王度上给石虎奏议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唐太宗《三藏圣教序》有：“大教之兴，基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域而流慈；”唐代着名古文家韩愈在其上给宪宗的《论佛骨表》中也有：“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

从现有资料进行考察，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之说，虽然带有一些虚构成分，但其基本情节还是比较可信的，只不过它不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只能说明印度佛教进一步向中国传播而已。

关于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的记载很多，说法也很不一致。其中最早的记载是着于东汉的《四十二章经序》：“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胜数。国内清宁，含识之类（佛教语，泛指一切有生命者）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

此外，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晋王浮《老子化胡经》、东晋表宏《后汉纪》、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南齐王琰《冥祥记》、梁僧{右《出三藏记集》、粱慧皎《高僧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东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书，皆有明帝感梦求法的记载，但在时间和细节上各有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东汉以后，佛教与道教的斗争激烈，佛教徒为了抬高佛教的地位，有意添枝加叶，把汉明帝求法的故事尽可能地完备起来的缘故。如佛教徒鉴于传说中汉明帝派遣的使者中有“张骞”的名字，惟恐与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的张骞相混淆，而遭到论敌的攻击，因而便把张骞的名字删除，而易为蔡情，王琰的《冥祥记》就是这样改的。

佛教虽在西汉之际已传入中国内地，但发展极为缓慢。根据现存可靠资料，在东汉末年以前，除传说西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者口授的《浮屠经》和东汉明帝时译者不明的《四十二章经》以外，没有其他佛经传译。而到东汉末年，由于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动摇，对人们的束缚力量下降，佛教思想有机会与其他各家思想同时传播；而且由于社会长期动乱不定和危机严重，它可以与老庄的消极无为和悲观厌世思想一起受到人们的欢迎。东汉桓帝时，安息僧人安世高来到东汉首都洛阳，译出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的许多单品（章）小经。他是佛教经典的第一个中文翻译家。据梁启超说：“其书传于今者，真伪合计，尚三十余种，其为中国佛教开山之祖，固无待言”。旧说安世高翻译佛经时住在洛阳，并且还有一位中国人临淮（今安徽宿迁西北）严浮调做他的助手。安世高不仅翻译佛经，而且到处宣传佛教教义。灵帝末年，中原战乱，安世高避乱到江南传教，最后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从安世高起，那些用古印度文字所写的佛经，才第一次有几种中国文字的译本。

古代田园风景安世高所译佛经多属小乘佛教。所谓“小乘”是公元前后兴起的大乘佛教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贬称。“乘”是梵语运载物（如车、船）的意思。大乘佛教自称能运载无数众生超脱苦海，达到彼岸，而说小乘佛教只能运载少量生灵达到彼岸。安世高所译经籍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修行方法，中国内地早期佛教信徒可以通过这些经籍加深对佛教的理解。因其所译经典“义理明析，文字允正”，在佛教史上很有影响。

在中国第一次把大乘般若学传入汉地的僧人是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原籍大月氏，“禀持法戒，以精勤着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于汉桓帝建和元年（147）来到洛阳，至灵帝中平年间（184—189），共译出佛经十四（或十五）部。他也有两个中国人做助手，一是洛阳孟福（字符士），一是南阳张莲（字少安）。从此看来，当桓、灵之际，中国已有不少佛经中文译本，这就说明当时的佛教，已经渐渐成为中国人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