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骨气怎么算

‘壹’ 怎么样才算是有骨气骨气要怎么培养

解释：
骨气，指体貌气质。后多指刚强不屈的人格及操守。也喻书法的笔力和雄健的气势。
1.有志气；骨气
南朝宋 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时人道阮思旷 ：‘骨气不及 右军 ，简秀不如 真长 。’” 宋 罗烨《醉翁谈录·钱穆离妻而后再合》：“幼而聪敏，长而好学，风姿粹美，骨气轩昂。” 周立波《暴风骤雨》第一部六：“可是穷人要有穷人的骨气。我那媳妇也和我一样，不乐意向谁去低头。”
2. 有气势；气韵。
《宋书·王微传》：“兄文骨气，可推英丽以自许。” 唐 韦续《书品优劣》：“释 玄悟骨气无双，迥出时辈。” 明 陶宗仪《辍耕录·叙画》：“夫象物必在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乎立意，而归乎用笔。” 郑文焯《鹤道人论词书》：“﹝词﹞所贵清空者，曰骨气而已。其实，经史百家悉在熔炼中而出以高澹，故能骚雅，渊渊乎文有其质。”
3. 指身分。
《醒世恒言·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他骨气也比你重几百分哩。你切莫慢他。若是不依我言语，我回家时，就不与你认夫妻了。”

培养方法：
有骨气是面临抉择时兵举起的明晃晃的刀子时脑海里仍坚定不移的信念，春秋时，齐人在命悬一线时对嗟来之食的不屑，闻一多在被害之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声痛斥，谭嗣同在刑场上“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凛然正气，那名洙海青年对韩国女老板的下跪要求的拍案而起，扬长而去。
骨气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品质，是一种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血液中的禀性。中华民族得以崛起，得以振兴，得以发展，都因为炎黄子孙有着抱紧信念永不低头的勇气和执着。有多少人为了他们自己的信念而献出生命，也许只是为了让别人能幸福安宁开开心心地生活。他们可以对高官厚禄毫不动心，对严刑拷打毫不畏惧，对刺刀扬起高贵的头颅，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只因为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也许在用鲜血和历史铸就的现在，有的人在物欲横流中迷失了自我。他们甚至可以在“主子”面前摇尾乞怜，在金钱面前不择手段。他们忘记了了自己前人的一片丹心，忘记了自己身上还有一种叫骨气的品性。
不过，不管多华丽奢侈的服装也掩饰不了卑贱的灵魂。同样，骨气在华夏血脉中依然会熠熠生辉。懂得“男儿膝下有黄金”的洙海青年，面对凶残歹徒，见义勇为的人民警察，与身居高位的国家蛀虫不屈不挠斗争的老党员，就说明，延续五千年的中华民族的光荣品格会一直存在我们心中，永不磨灭。
做为中国人的我们更要有骨气，捍卫自已的骨气，人格和国格。

‘贰’ 谈骨气 急急！！！！！！！

《谈骨气》写于1961年春，最初发表在同年3月4日《中国青年报》。其时，正当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段艰难途程即将结束的时刻。在这之前，“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②摘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19页。。也就在这个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②。在这个发生重要转变的历史阶段，要团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克服困难，奋勇前进，除了必须依靠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外，还必须最大限度地唤起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革命热情，艰苦奋斗。为此，就需要大声疾呼，发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克服暂时困难。吴晗的《谈骨气》一文，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 当时，正是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背信弃义的叛卖行径，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暂时的严重困难时期。一部分人在困难面前犹豫彷徨起来，甚至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极少数人则企图从某些国家那里乞求恩赐，想讨根什么魔杖来创造奇迹。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吴晗同志没有动摇，他对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前途依然充满信心。他想到了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所发出的断言：“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他坚信，有骨气的民族，是任何敌人也吓不倒、任何困难也压不垮的，于是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以毛主席概括出来的这一命题为中心写下了《文天祥的骨气》、《爱国学者顾炎武》、《论民族英雄》、《谈骨气》等一系列论文，有意识地向人们集中进行“骨气教育”。当时，他的这些着述在增强人们克服困难的信心、提高人们爱国主义情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骨气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在今天，我们的祖国正在从“四人帮”的严重残害下复苏过来，困难很多，但前途无限灿烂。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困难面前，在西方国家的所谓文明和繁荣面前，应当保持自己的骨气，有决心、有毅力凭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党的领导下去克服困难，夺取四化建设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谈骨气》一文的现实教育作用是无庸置疑的
编辑本段初中课本原文: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战国时代的孟子，有几句很好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说，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就是所谓大丈夫。大丈夫的这种种行为，表现出了英雄气概，我们今天就叫做有骨气。 我国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很多这样有骨气的人，我们就是这些有骨气的人的子孙，我们是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民族。 当然，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骨气的具体含义也不同。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但是，就坚定不移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这一原则来说，我们祖先的许多有骨气的动人事迹，还有它积极的教育意义，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南宋末年，首都临安被元军攻入，丞相文天祥组织武装力量坚决抵抗，失败被俘后，元朝劝他投降，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意思是人总是要死的，就看怎样死法，是屈辱而死呢，还是为民族利益而死？他选取了后者，要把这片忠心纪录在历史上。文天祥被拘囚在北京一个阴湿的地牢里，受尽了折磨，元朝多次派人劝他，只要投降，便可以做大官，但他坚决拒绝，终于在公元1283年被杀害了。 孟子说的几句话，在文天祥身上都表现出来了。他写的有名的《正气歌》，歌颂了古代有骨气的人的英雄气概，并且以自己的生命来抗拒压迫，号召人民继续起来反抗。 另一个故事是古代有一个穷人，饿得快死了，有人丢给他一碗饭，说：“嗟，来食！”（喂，来吃！）饿人拒绝了“嗟来”的施舍，不吃这碗饭，后来就饿死了。不食嗟来之食这个故事很有名，传说了千百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人摆着一副慈善家的面孔，吆喝一声“喂，来吃！”这个味道是不好受的。吃了这碗饭，第二步怎样呢？显然，他不会白白施舍，吃他的饭就要替他办事。那位穷人是有骨气的：看你那副脸孔、那个神气，宁可饿死，也不吃你的饭。 不食嗟来之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 还有个例子。民主战士闻一多是在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枪杀的。在这之前，朋友们得到要暗杀他的消息，劝告他暂时隐蔽，他毫不在乎，照常工作，而且更加努力。明知敌人要杀他，在被害前几分钟还大声疾呼，痛斥国民党特务，指出他们的日子不会很长久了，人民民主一定得到胜利。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高度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孟子的这些话，虽然是在两千多年以前说的，但直到现在，还有它积极的意义。当然我们无产阶级有自己的英雄气概，有自己的骨气，这就是绝不向任何困难低头，压不扁，折不弯，顶得住，吓不倒，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奋勇前进。
编辑本段课本原文与真正原文的区别
《谈骨气》原文共十二个自然段，选入课本时略去了第三自然段（这一段的原文是：“什么叫骨气，指的是抱有正确、坚定的主张，始终如一地勇敢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遭遇任何困难，都压不扁、折不弯，碰上狂风巨浪，能够顶得住，吓不倒，坚持斗争的人。”）和第六自然段（这一段原文是：“从孟子的三句话举三个例子。”），现存的十个自然段，在阅读时可以分为三层。即：第一层（包括第1—4自然段），这一层首先直接申明“中国人是有骨气的”，继而从理论上阐明了“骨气”的含义；第二层（包括第5—9自然段）引述了三个例子，具体说明中国人是有骨气的；第三层（第10自然段），这一层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加深一步，指出“骨气”在今天时代的具体内容和在当前发扬我们民族的这一光荣传统的意义。这三层紧密衔接，互相照应，层层深入，首尾贯通，对什么是有骨气，怎样做才算得有骨气，为什么要提倡有骨气等问题，进行了生动具体的阐述。
编辑本段阅读指导
学习这篇课文，应着重理解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作者对“骨气”这一概念的阐述，有什么特点？本文题为《谈骨气》，那么，什么是骨气，就必须给予明确的阐述。可是，由于我国“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骨气的具体含义也不同。”这样，在阐述时就存在着比较复杂的情况。一般说来，有两种不同的阐述方法：一种是逐一说明“骨气”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含义；另一种是抛开对这些不同特点的说明，集中去挖掘不同社会、不同阶级对“骨气”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的理解。在本文中，作者选择了后一种方法。他首先引用并解释了孟子的三句话，指出这些被人们传诵了数千年的，被大家所公认了的话，正说出了“骨气”的含义。接着话题一转，提示读者应注意“社会不同，阶级不同”会形成对“骨气”的具体含义的种种不同理解，然后，用“但是”转回到对“骨气”的基本含义的阐述上来，提出了“坚定不移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这一原则”，作为取得共同认识的基本点，最后谈到在今天无产阶级对于骨气一词的理解。作者这样来阐述“骨气”的含义，有三个方面的好处：首先，这样做有利于体现作者写作本文的意图。作者在1961年那样的历史环境中来谈骨气，是有着鲜明的目的的。那就是要号召我国人民在遭遇暂时困难的情况下，发扬我们中国人“有骨气”的传统，努力奋斗，振兴我们的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者就要把议论的重点放在对传统精神的挖掘上，而不必对“骨气”在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中的具体含义去一一加以学术性的考证与说明。其次，这样作也有利于读者接受。本文发表在1961年春天，当时为了战胜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需要加强团结，求同存异，形成统一意志，共同奋斗。如果作者把精力放在区别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对“骨气”的不同理解上，那就会使人们在思想上造成分歧和隔阂。作者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在阐述“骨气”这一概念时，也就着重在求同上下功夫。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阐述有利于突出中心。本文虽然以挖掘我们民族“有骨气”的传统为主要内容，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今天发扬这一传统。因此，在谈及孟子的话“直到现在，还有它积极的意义”时，自然地摆出了无产阶级对“骨气”的含义的理解。这样，就在前文阐述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突出了中心。如果是一一去介绍各个不同社会、不同阶级对“骨气”的不同理解，那就很难收到本文所要达到的效果。 第二个问题是：作者所选的三个例子互相有怎样的关系？用充分的事例来阐发深刻的道理，这是本文在议论问题时表现出的突出特点。作者在文中用三个例子来说明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从这一点来说，这三个例子都与议论的中心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这三个例子彼此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三个例子中的人物各代表着中国历史上的不同的社会阶层。文天祥是宋代着名的民族英雄，是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不食“嗟来之食”的黔敖是战国时期的一个穷苦平民的代表；民主战士闻一多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从表面上看，他们所处时代不同，身份地位不同，但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就表现出了我们民族自上至下、从古到今有着无数有骨气的人，从而具体地说明了“有骨气”是我们民族可宝贵的精神。第二，三个例子中的人物各分别针对着孟子三句话中的一句。文天祥是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的，虽然“孟子说的几句话，在文天祥身上都表现出来了”，但拒不投降却是他精神品质的核心。黔敖在贫困中不肯放弃做人的尊严，宁可饿死，也不接受侮辱。闻一多藐视特务分子的威胁，他在最后一次公开演讲时，以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指斥了国民党反动派，揭露了他们靠暗杀来威胁要求民主的人民群众，靠强暴武力来镇压人民的罪行。这三个人物所处时代不同，遇到的困难不同，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恰好从三个侧面，十分具体地说明了怎样才算有骨气这个问题。第三，三个例子中的人物，各有不同的特点。文天祥在民族敌人面前，大义凛然；穷苦的黔敖在富人的施舍面前，矜持不苟；闻一多在特务的枪口面前慷慨激昂。但他们又都表现出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由此看来，作者引述的三个例子既是各自独立的，又是互相联系着的；既是各有特色的，又是具有共同本质的。这正说明了作者在选材上的别具匠心。 第三个问题是：对这篇文章的结构特点，应该如何认识？本文题为《谈骨气》，怎么谈法？这首先与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紧密相关，同时，又必须遵循所谈的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在本文里，作者并没有对“骨气”做一般的论述，而是从“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一结论入手，引用充分的事实，来证明我们的民族历来是有骨气的，从而达到激励人民群众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的目的。但是，同时，作者又不能忽视“骨气”本身所需要涉及的内容，例如：什么是骨气？怎样做才算有骨气？提倡骨气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也必须在“谈”的过程中给予必要的解答。这样一来，本文就在实际上承担了两个方面的任务。既要通过议论，阐述作者的见解，又要通过说明，讲清事物本身的实际情况。这就是本文在结构安排上必须考虑的问题。仔细阅读本文，我们就能看到，作者对上述问题做了十分得体的处理。本文是按照议论的需要来安排文章的基本结构的；开头第1段用一句话摆出议论的中心——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接下去，作者并没有直接引出事实来证明中国人怎样有骨气，而是用了三个自然段，对什么是骨气及这种精神在我们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做了简要的说明。这样，既能使人对议论中心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又完成了对“什么是骨气”做一番必要的说明的任务。在接下去的五个自然段中，作者用实例来证明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一判断，但同时由于作者选例适合，又达到了从不同方面，对“怎样做才是有骨气的”这个问题进行生动具体的说明的目的。最后，作者又把话题引回开头，这不但做到了首尾照应，而且在议论上自然地由追溯传统过渡到号召发扬传统，使议论既前后贯通，又深入了一步；同时，对于在今天提倡“要有骨气”的意义，也做了必要的说明。本文在结构安排上的这种精到之处，我们在阅读时应该认真体会。
编辑本段作者
吴晗:（1909～1969年） 中国历史学家，教授、现代作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省义乌县苦竹塘村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27年秋考入杭州浙江大学。一年后之江停办，考入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颇受校长胡适赏识。1930年，经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介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馆员。1931年初，写成《胡应麟年谱》。时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的胡适因此举荐吴晗为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工读生，专攻明史。大学期间，吴晗写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着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学界名流青睐。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课。主要着作有：《胡应麟年谱》、《江苏藏书家小史》、《十六世纪前期之中国与南洋》、《由僧钵到皇权》、《明太祖》、《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皇权与神权》、《读史札记》、《投枪集》、《海瑞的故事》、《灯下集》、《春天集》、《明史简述》、《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江浙藏书家史略》，传记《朱元璋传》，新编历史剧剧本《海瑞罢官》，杂文集《三家村札记》(合作)，《吴晗文集》(4卷)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晗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授，后到西南联大任教。吴晗因对现状日益不满，逐步投入抗日民主运动。1943年7月，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这一时期，写下许多历史杂文，以辛辣的笔锋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平民盟的主任委员。 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 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他主持了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及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随后又主持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吴晗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亲自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 1957年3月，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9月，他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并在 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吴晗和邓拓、廖沫沙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1965年，他的代表作《朱元璋传》第四次修改稿出版，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方面达到新的高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后来又给他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 1 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吴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1979年9月14日，北京市委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为吴晗及其夫人袁震举行追悼会。 关于谈骨气的名言 1: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 ―――《孟子》 2：人受到震动有种种不同：有的是在脊椎骨上；有的是在神经上；有的是在道德感受上；而最强烈的、最持久的则是在个人尊严上。 ―――约翰·高而斯华馁 3：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应该维护自己的尊严。 ―――卢梭 4：自尊，迄今为止一直是少数人所必备的一种德性。凡是在权力不平等的地方，它都不可能在服从于其他人统治的那些人的身上找到。 ―――罗素 5：没有自我尊重，就没有道德的纯洁性和丰富的个性精神。对自身的尊重、荣誉感、自豪感、自尊心―――这是以块磨练细腻的感情的砺石。 ―――苏霍姆林斯基 6：自尊自爱，作为一种力求完善的动力，却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渊源。 ―――屠格涅夫 7：高度的自尊心不是骄傲、自大或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的同义词。自尊心强的人不是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而只是对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克服自己的缺点。 ―――伊·谢·科恩 8：人要想对自己的尊严有所觉悟，就必需谦虚。的确，人性是尊严的，但这样说还是不甚明确的，也是不完整的。说人是尊严的，这只限于没有私心的、利他的、富于怜悯的、有感情的、肯为其他生物和宇宙献身的这种情况。 ―――汤因比 9：尊严是文明，但又像一层贴在脸上的东西一样容易脱落。 ―――陈家琪 10：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财物、生命转借给我们的朋友，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但是，转让尊严之名，把自己的荣誉安在他人头上，这却是罕见的。 ―――蒙田 11：人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徐悲鸿 12：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 13：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叁’ 文人界定 怎样界定古代文人呢 什么样的人才是文人 希望专业一些的 谢谢了

对于“文人”的理解，社会有社会的认识，文人有文人的认识。
小的时候，认为戴眼镜的就是文人，比如老师；认为经常看书的就是文人，比如阴阳先生；认为记帐打算盘的就是文人，比如大队会计……
用现在的观念理解，文人首先是知识分子。如果你不是知识阶层，没有一定文化程度，没有某个方面的知识建树，谈何文人。这应该是关于文人的起码标准。当然了，许多作家、诗人小时候没进几天校门，可他们都成了名家，成了文学创作方面的专家。比如高玉宝，你能说他不是文人吗？这里注重的是文人的能力，并非专指文凭而言。这和劳动人事部门所指的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你要拿知识分子补贴等待遇，没有文凭怕是不行。也就是说有能力而没有文凭还不能算享受待遇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制度的机械性、强制性和残酷性。试想，不以文凭来衡量是否享受知识分子待遇又会是个什么景况。看来，能力和文凭是决不能划等号的。不管有没有文凭，没有能力算不得文人。
古时候对文人的理解，是对“武”而言即非军事的，非武即文。所以，朝廷里有武官、文官之称。这样说来，文人就是一个大的概念，包含了“武”之外的所有，当然也包括了任文职官位的写诗作赋之人。
其实，传统意义上的古代文人，是指专门写诗作赋之人。是以诗、词、赋为主要形式而进行文学创作的人。这样，文人就有了一个限定和界定，所谓文人骚客。这里的“骚”是特指诗人，是诗人的更高境界。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分出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小说等文体。更不包括诗人以外的其他文艺从业者。
“文人”的概念也是与时俱进的。现代意义上的文人，应该是专门从事诗歌、散文、小说、影视、戏曲等文学创作的人，不仅仅包括作家，编剧，还要包括导演、演员、作曲等。还要包括所有从事舞台艺术的人群。这就是文人概念的延伸和内涵的变化和发展。所以才有了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你能说加入文联的不是文人。当然，文人和文化人应该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在于创作形式和创作方法上。多数情况下，写作是个体劳动，而艺术为集体创作。
不管怎么说，文人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文人是文化生产力的代表，重视文化建设首先要重视文化“人”的建设。否则文化建设就是一句空话。
除了上述有用没有，或清晰或模糊的界定，文人是有其特点的。苦读书、耐寂寞、勤创作、淡名利、无强欲、独建树；生活宁静、不修边幅、铁骨铮铮、不畏权势。当然，“文人”也是有毛病的，且各种各样：
其一，“文人”自傲，彼此看不起，所谓“文人相轻”。相互猜忌、相互不服，甚至相互诋毁侮辱。多为利、为名、为权而为之，此乃非文人也。实为商人的利，名人的名，官场的权所浸所引所造所致。
其二，尖酸刻薄。对政治不满，对社会不满，对政策不满，对领导不满，对同事不满，对文人不满。甚至对人事制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也要评论一番。看问题论是非，着眼于个别、着眼于个案、着眼于特殊、着眼于不足，甚至专门找问题挑毛病，且用放大镜视之。同朋友相处，嫌别人的“笑”姿不好、“坐”态不好，“走”相不好。本来自己来去无踪，却怨别人不送不迎不热情。此乃心态不正常，心理不健康。
其三，自视清高。对社会不屑一顾，对同事不屑一顾，对朋友不屑一顾，对周围的一切不放在眼里。穷的就剩下个“骨气”了，还有钱不挣，有力不出，有主意不说，有方案不提。走在街上仰着头，坐在会场看顶棚，朋友聚会玩深沉，开句玩笑还训人。此乃不能适应社会，生存能力、适应能力差，是人体不健康的标志之一。
其四，穷酸无赖，小家子烂气。君子有财取之无道，不懂经济规律，不懂金融政策，不熟取财之道。观念陈旧，思想固化。管个单位，无办公经费，无奖金，无福利，连自己的出差费也无从报销，办公桌上的灰尘比纸厚；管个家，既不会节流，又不会开源，既不会理财，又不会投资，常常上一些老头老太太在街头被骗的挡，还抱怨社会治安不好，诚信却失，而从不从自身找原因；小有聚餐时，经常吃别人，从不请客买单。下饭馆，有了汤面不吃拉面，有了素饭不吃肉，有了五块钱的酒，不喝十块的。还假装同别人争抢着交早点钱，且拉扯的面红喘粗气；出本书，讨吃无赖的挨个单位要钱。书出了，又难得赠人一本。此等文人何能写出大气的好作品！
其五，依赖权贵，官本位意识膨胀。创作是为了改变身份而步入仕途和上流社会，书是敲门砖，出书是敲门。结交权贵，以提高自己的身价和地位。今天想当协会秘书长，后天想当协会主席，过些天想当局长和书记。把个心态扭曲的，把个“文人”可怜的，像个小丑上下出溜。官隐大到填个表，写个名单都苦思冥想怎样把自己排在别人前头的程度。当了官，一不懂管理，二不懂行政，三不动财务，四不懂文书政秘人事，难受的让别人为之可怜和痛惜，自然是官场呆不久。下来了又怨天尤人，愤愤不平，无车坐了，无饭局了，无随从了，心理又不平衡。
如此文人的如此德行，行之见之，遇之有之，视之多之。使文坛变得不成熟、不规范、不确定。因而“文人”们普遍浮躁、迷茫。因而很难出现好作品。
真正的文人是那些既坚守心灵道德，又渐入市场；既有个性又不牢骚满腹愤世嫉俗；既要广泛接触社会又要洁身自好；既有创作成果又不自视清高；既不排斥权贵又不追逐名利；即能耐得住寂寞又能适当参加社会活动；既注重节俭又不失大家风范；既能潜心读书勤奋创作，又不排斥现代网络创作与文明交流。注重的是文人自身个性性格的和谐，文人与文人之间的和谐，文人与同事的和谐，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和谐，文人与自然、与环境、与整个社会的和谐。
真正的文人才会有真正的作品问世。时代需要真正的作品。

‘肆’ 文人的标准是什么

《论文人》

“文人”一词的运用，似乎颇有讲究：并非有几分墨水，写几篇诗书，就可将这桂冠，戴在头上。所以，即便名满天下，许多作家，也不敢随意以此自称。

以吾愚见，手中有字稿流出者，大抵可归为四类：抄者，笔者，作家，文人。抄写或默写他人字稿作品的人，便为抄者；有自创字稿作品的人，即是笔者；有较高文学成就的笔者，方为作家；有较高道德修养的作家，才是文人。

文人的“文”字，兼有“文字”“文化”与“文明”的涵义；其深沉厚重，不言而喻。德行轻薄者，纵然才冠天下，也配不上“文人”二字——若以此赠之，不为谄媚，便是讽刺。当然，才随德进，水涨船高；如非道德宗师，难成文章大家。

常言道：“文人相轻，武人相重。”须知文人之间，相贬相轻之风虽有，但相惜相重之意更浓。且前者常局限于文章，后者多着眼于德行。所以，文人闲暇之时，则高谈雅论，相与批评指正；穷苦之际，便悲己悯人，互为鼓励扶持。

文如景，忌平常；心似水，贵清明。水若浑浊，则不见青山白云；心如昏暗，便难出奇言妙句。物欲越淡，越知天地之美，越见心性之真——无此两者，难成佳作。

欲淡则轻物而重身，不为功名富贵所奴役，故能主宰风花雪月。而轻物者，心必高傲，如日月照临下土——若其能为德所掩，则无显现于外；如不能，便露高傲之气。所以，不高傲，非文人。

青史垂名之念，人人皆有；即便是罪恶累累者，也不例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王侯将相，逐渐为后人淡忘；在历史的长河中，道德文章，方能久远地留传。

越是德才兼备，越容易为后世所铭记，也越重视修身与写作——对文人而言，行不正而遭讽，文不佳而被讥，无异于奇耻大辱。所以，爱名，是文人的通病——当然，也是美德。

古时的文人，可能甘愿将毕生心血，注入一本书中；如今的作家，能够十年磨一剑，便已万分难得。有着坚定的求德之心与求精之念，文学成就，何愁不高！

若一味堆词砌句，而不知作家与文人，究竟差在何处，又怎能登堂入室？——寄语有心人，此处不可不思，不可不慎。

‘伍’ 怎么样才算是有骨气的人

傲骨，从不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只不过是以自己的高风亮节而自成气候，以自己的谨言慎行而“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傲气，从不客观地看待别人，只不过目空一切中不可能损人，但却不一定能够利己，一切于品头论足和指手划脚中而自以为高人半截，鹤立鸡群。 傲骨，是一种任重而道远的追求，也许一个人终其一生才能获其真谛；傲气，是一种顺手牵羊，摘花带叶的以身相许，一个人往往深陷其中不但不知自拔还不亦乐乎。 傲骨，终生保护你的正直，善良和自信；傲气，随时损害你的形象，声誉和身心。

‘陆’ 什么是骨气 怎样才算有 骨气`

骨气
gǔqì
[moral integrity]∶体貌气质。后多指刚强不屈的人格及操守
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
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谈骨气》
[vigour of the strokes in calligraphy or drawing]∶喻书法的笔力和雄健的气势
字写得很有骨气

中国有骨气的事例：
<CA>南宋文天祥抗元失败，拒绝高官厚禄，受尽折磨，慷慨牺牲。
古代穷人，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努对敌人的手枪，宁可倒下也不屈服。
屈原为报国爱民，即使沉江自溺也在所不辞。
陶渊明清贫如洗，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顾炎武饱经忧虑，坚持抗清。
郑成功历尽艰险，收复台湾，大振台湾，大振国威。
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怎样才算有 骨气`？？
是打架,那不推荐,如果你是学生可以把烦恼告诉老师或家长,但你是大人的话，别人威胁你,你可以告诉警察或去法庭.
至于喝酒这不推荐,喝得迷迷糊糊的什么事情都办不好的.
想要有勇气,那你还是去适应一下比较好,你对什么事物没有勇气那你就需要去适应,并非勇气就是什么都不怕,勇气其实就是你对什么事物感到可怕时,首先要学会去适应.

举一个例子:小时候的我看到生化危机这类游戏,会吓的睡不着觉,一直到初中没敢接触什么恐怖游戏,也不敢看一眼,后来在卖游戏店铺老板那,老板亲自玩了生化危机后,我才渐渐适应了这类恐怖游戏,其实也一点都不恐怖.

‘柒’ 中国，有多少有骨气的文人

泰戈尔见到甘地的时候，泰戈尔说：“你们不要毁灭艺术。”甘地说：“艺术不要毁灭我们。” 泰戈尔与甘地的对话，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千古难解的话题。自从艺术产生以来，人们就在思考着这个问题：艺术家特别是文学家跟政治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其实，泰戈尔是幸运的，他见到的不是秦始皇、朱元璋，也不是康乾大帝，而中国的文人呢？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命运又如何？事实证明，自从“文以载道”成为文学正统以后，中国的政治家是十分“关照”文人的，“焚书坑儒”和“文字狱”都是专门为文人而设。而当“焚书坑儒”和“文字狱”成为一种传统时，中国文人的命运便悲惨起来，于是便有了隐士、异端和所谓的帮闲。三种文人中，帮闲文人选择了投降，隐士选择了逃亡，而异端则选择了反抗。然而，有了反抗便有了屠杀。作家李国文说过：“文人越位的结果，无非两道，一是春秋战国屈原跳进汨罗江的自杀，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式的坑杀。”在这两种非正常死亡方式中，自杀是有骨气的文人在抗争无望时选择的一种解脱方式，以屈原为始，途经李贽，文革时像老舍、邓拓、傅雷这样的文人，也踏上了自杀这条不归之路。然而，自杀并不是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因素，政治家‘焚书坑儒’式的他杀，才是文人悲惨命运的主要因素。回想中国的二千年历史中，有多少文人为捍卫自己的独立人格而被政治家所虐杀。秦始皇焚书坑儒、汉灵帝发动党锢之祸、司马昭杀名士、朱元璋专杀读书人、康乾发动文字狱等等这些罪行累累的惨剧，手无寸铁的文人怎么逃得过呢？一批又一批很有才华的文人就这样地从历史的天空中消失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本来可以在文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遭遇那么悲惨的命运呢？原因很多，“文以载道”是其中一个。中国的文人向来有关注社会现实的传统，所谓“学而优则士”，读书是为了做官，是为了建功立业。那时，文人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做官是他们的唯一出路。所以中国历史很自然地出现了文学与政治不分，文学依附于政治的现象。曾经有一位伟人就说过：“中国的文人与政治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然而，文艺毕竟跟政治是有歧途的，当有些文人看清了政治的黑暗现实后，中国的文人分化成了两派。一派选择了逃离甚至批判政治；一派选择了贪恋功名，依权附势。魏晋时“竹林七贤”的分化便是个典例，他们曾经携手逍遥于林间濮上，诗酒酣畅，琴啸相谐，傲睨世俗，过着非常诗意化的生活。但在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前，他们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刚肠疾恶的嵇康走上了誓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抗争之路；抑郁苦闷的阮籍走上了口不臧否人物，纵酒自痹的无奈之路；而贪恋功名的山涛、向秀则走上了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出仕之路。竹林七贤的异途，宛如历史长河中的一盏启航灯，昭示着千古文人的命运。像嵇康这样狂放不羁、性直刚毅的文人，最终是逃不脱被屠戮命运的；而那些为贪恋功名而失去文人气节，甚至是狼狈为奸做帮闲的文人呢？他们同样也逃不脱悲惨的命运，何晏、潘岳、陆机的被戮就是此类文人下场的印征。
中国的政治家们向来是很重视文艺的作用了。他们中虽然没有多少人真正看得起文人（像刘邦、朱元璋这些人都视文人如草芥），但他们却很重视文人的装点门面和思想传道作用，所以，他们手下通常都有一大批效犬马之劳的帮闲文人，来为他们的愚民政策进行巧妙的宣传。使人们以为，“道”既是“道”，统治者的“道”。不载他们的“道”，便不是载道，要自取灭亡的。当大部分人都在载同一个“道”时，载其它“道”或者不载“道”的便成了异端。关于异端，鲁迅先生曾经有过精彩的描述：“异端大抵有点个人自大的，他们的个性正如，觉得自己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是“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但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真理的大多数的国度，是向来就没有善待异端的传统。于是，中国少数真正掌握真理的异端，便随之成为了政治家们找着借口残酷迫害的对象。
然而，中国却仍然诞生了一批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异端，也是这些异端，给本来呆板无彩的中国历史注上了一丝活力。他们是时代的背叛者，是未来的先驱者；是最具有思辨色彩的思考者，但最终却得不到固守旧道的大多数的认可，于是，他们变成了疯子和酒鬼。他们只能够生长在思想没有凝固的社会里，例如魏晋、晚明。在魏晋、晚明这样的传统礼教破坏无遗的时代里，诞生了一大批蔑视传统、热爱自由的异端文人。例如母丧仍吃肉，能啸善琴的阮籍；“非汤武而薄周孔”，酷爱打铁的嵇康；“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爱酒如命的刘伶；还有那个非圣无法，以异端自居的李贽。在这些人中，最能体现叛逆思想的要数嵇康了。嵇康虽然是曹家的亲女婿，但他从没有想过要登上仕途，飞黄腾达。他本来向往手挥五弦、对酒放歌的生活，然而，他那刚肠疾恶，轻肆直言的性格，却使他走上了反抗黑暗的不归之路。他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不与司马集团合作，他甚至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跟荐他做官的好朋友山涛绝交。他说话的风格，更是口无遮拦，桀骜不逊，即无阮籍的隐约其辞，又无山涛的平稳老练，一派天真单纯的话语。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最有文人骨气的异端，最终还是被杀了。杀他的当时的大政治家司马昭，以及那个见到魏文帝汗不敢出的鼠辈帮闲钟会。在公元二二六年夏天的一个日子里，中国文化史上最具文人骨气的嵇康，跟着他的《广陵散》所发出的乐音，一齐在天空中烟消云散了。从此以后，政治家跟帮闲文人勾结起来，一起迫害正直的文人的传统便正式发扬开来了。
之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政治家要杀死一个文人其实是很容易的，他们可以随时找一个理由将一个无辜的文人给害死。嵇康的被杀，其理由仅仅是因为他是“不孝者的同党”；李贽的被抓，其理由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然而“敢倡乱道，惑世诬民”是对统治者来说的，他所说的道是他们的道，不倡他们的道，就是乱道。这种罪由就像所谓的“反革命”“叛国”等罪由一样，是一种道理。自古以来，政治家们都在用这些冠冕堂皇的罪行来杀戮那些不满于现实的人们，包括文人。然而，帝王之所以杀文人，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那就是文人相轻。李国文说过：“古往今来的文字狱，杀文人者必为帝王，但操刀者，则常是文人同行。”回想几千年来，多少正直的天才文人死于利用权力的帮闲文人之手。钟会之所以进谗言劝司马昭杀嵇康，文人间妒忌心理未免不是原因。嵇康那吟诗善琴，巧书能画的才华横溢是钟会学不来，钟会当初带着一群能士，打着大排场去拜他羡慕的嵇康，谁知嵇康仍然扬锤不断，继续打铁旁若无人，久久不跟钟会说话，直到钟会觉得没面子要离去时，嵇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钟会便由仰慕变成了嫉妒，最终至于献谗言，害死嵇康。
嵇康等一批文人志士的惨死说明了，在中国要做个有骨气的文人是很难的，因为这种类型的文艺家，大抵都是直陈丑恶，不满于现实的。这正揭触到了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家的痛处。政治家是要维持现状，满足于现实的，所以，那些不见的人的东西大概是要掩饰起来不让别人知道，而长舌的文艺家却是喜欢揭人老底。于是他们便成了政治家的眼中钉，命运自然不好。然而，到了下一个比先前先进的朝代，这种文艺家的命运便好了吗？事实并不见得，鲁迅便说过：“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满意，又非被排扎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原来所有在位的政治家都一样，都是要维持现状，所以不满足于现实，讲良心的文艺家总是逃不脱被屠戮的命运。
跟做有良心的文人一样，做狗一样的帮闲文人也是很难的。秦朝的李斯，在秦始皇当权的时候，官至丞相，于文坛也是独居鳌头，占尽风流。因为所有文人中除了他外，其他的都让秦始皇给坑死了。然而，到了秦始皇撒手西去，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李斯终于失去了权势的荫护，终至于被腰斩于咸阳，落个悲惨的下场。李斯的被戮，大概还有点政治勾心斗角的因。因为他并不算是个纯文学家，他还是个政治家。而到了文革的时候，则出现了一大批专搞文学的文痞。文痞这个词按余秋雨的说法，就是经常地运用文化手段对大量无辜者进行故意的深度伤害的文化流氓。文革时，四人帮手下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石一歌”就是这样的一群文化流氓。他们利用手中被给予的权力，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进行随心所欲的迫害。他们的作文风格也属于见到主人就摆尾，见到路人便狂吠的狗一类。然而，等到四人帮倒台之后，他们还有在文坛立足的余地吗？答案是否定的，只有一个词才能形容他们的窘态——作鸟兽散。
中国文艺最大的悲哀，就是文艺总逃不了做政治附庸品的命运。历史用事实向我们证实：中国文人从形成的那天起，就很难脱离政治家而存在。作为时代的神经，他们能够敏锐地感受，却不能有效反馈；作为社会的喉舌，他们只能歌功颂德，却不能摇旗呐喊；作为历史的先知，他们连作出判断的权利都没有。在这种政治高压的环境下，我们究竟有多少文人能够独立思考，不违心地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呢？想到这里，我倒记起北大的教授钱理群先生的座右铭来——不做权势的帮忙和帮闲；不做金钱的帮忙和帮闲；不做大众的帮忙和帮闲。这正是中国当代文人最其缺乏的品质。

‘捌’ 谈谈中国文人骨气（结合钱钟书、季羡林、巴金、鲁迅），谢谢。

鲁迅的拿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