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如何提高中国软实力
软实力的运行主要受其内部诸要素的制约，必须把重点放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事业的发展方面。
（一）以人为本，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继续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进一步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充分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社会成员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二）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目前，文化体制改革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方略。要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合理配置各种文化资源，促进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要把文化产业放到与工商产业同等重要的位置来看待，加大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投入，重点扶持一批具有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的创新型民族文化企业，把五千年文明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相结合，做强做大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交流力度，尽快改变文化“入超”的局面，通过文化产品的输出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
（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要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按照渐进和符合中国国情的原则，冷静、理智和慎重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健全基层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个层次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使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进一步完善决策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逐步减少并消除政治腐败现象，确保政治稳定。
（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升全民族的精神状态和道德情操
要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牢固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倡导知荣辱、创文明、树新风、讲正气的良好社会风尚，进一步提升全民族的精神状态和道德情操，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五）丰富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
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要主持正义，切实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重视在跨国家、超国家机构机制中发挥影响。要切实解决双边经贸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断扩大友好关系。要继续利用现有的国际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尽量参与制定国际规则，增强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影响力。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关于全球治理的新理念，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六）大胆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
必须承认，世界上的软实力大国在制度创新、社会治理、文化传播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和宽广的胸怀，博采众家之长，促进中国的软实力建设。
⑵ 许少民：海外学者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的软实力
20世纪80年代末，以保罗·肯尼迪为代表的学者宣传“美国衰落论”。在“美国衰落论”的滥觞之下，这些学者建议美国应该削减居高不下的防务支出并且推卸不合时宜的国际义务，这样美国才能避免重蹈历史上各个强国的覆辙。然而，奈的看法却与“唱衰派”的观点截然不同，他认为观察家热议的美国衰落只是“二战效应”（World WarⅡeffect）的消失以及战后相互依赖的发展导致权力的性质发生重要变化的结果。在这个背景下，奈首次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奈认为与其它大国相比，美国依旧在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诸多观察家忽略的软实力上占据优势地位。进入新世纪，“美国衰落论”偃旗息鼓，但“美国必胜论”却甚嚣尘上，于是奈频频针对软实力着书立说。如今，“软实力”已成为各国学界与政界的常用术语。在奈看来，“软实力即吸引力”。具体来说，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大棒）或者利诱（胡萝卜）的方式让他人去做你意欲其所做的事情的能力。其与“硬实力”相辅相成，但并不依赖于硬实力。此外，在奈看来，软实力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以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然而，中国语境下的软实力却与奈阐述的软实力有所不同。在美籍华人学者王红缨看来，“奈有关美国软实力的讨论强调‘当代’美国大众流行文化而中国学者有关中国软实力的讨论则聚焦于‘传统’中国文化。奈探讨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吸引力而中国的分析家却强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再者，有关政策的建议，中国的分析家赋予软实力的‘国内’基础以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从国内凝聚力和政策合法性等角度予以软实力宽泛的定义。与此相对，奈的关注点在于通过提升美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实质使美国更具吸引力”。那么，海外观察家如何看待这种“中国特色的软实力”？纵观海外观察家有关论述，粗略而言，认可与批判的观点兼而有之，但后者明显多于前者。事实上，当海内外观察家使用软实力这一概念分析中国的软实力时，他们自然需要面对“美国中心论”这一价值判断标准。这种美国中心论，简言之就是“美国意识形态优越论”。纵观奈的软实力学说，其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美国意识形态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体现为奈对民主、自由、人权以及法治等普世价值观推崇备至。据此，论者对美国中心论的否定或肯定直接决定了他们对中国软实力前景的判断。与中国学者倾向于直接批判或否定奈在软实力学说中设定的这一价值判断标准不同，海外观察家对美国中心论的摇摆立场导致他们在对中国特色的软实力进行评价时显得模棱两可，但总体而言，海外观察家对中国特色软实力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一方面，诸多观察家认可或赞许中国特色的软实力理论和实践，这是因为在这些观察家看来，美国式的软实力学说未必能够完全适用于当下的中国。对此，中国特色的软实力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尽管我们对当下的软实力外交成效进行评价还为时尚早，但有一点确切无疑的是，中国的软实力实践体现出“中国在自身传统文化遗产和正在演进的全球规范之融合当中遵循自身的发展模式和现代化路径”。诸如邓勇认为，“奈直言不讳指出他关注的是霸权国如何有效地利用文化传播、意识形态的影响、国际机制的主导权以及主流规范和原则的控制权来巩固自身的优势地位”。在这个意义上，邓勇认为“这种软实力路径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错置’”。那是因为一者，中美的国际地位迥然不同；二者，两者在资源、手段以及发展软实力的目标上存在差异。随后，通过对中国软实力的利弊得失进行分析之后，邓勇总结出中国语境下的软实力要素其实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改进中国国内治理的同时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中国特色的软实力’不应该被看成是获取短期利益的工具，而毋宁说它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的国内转型与国际转型之中”。另外，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国特色的软实力论述为前提剖析中国在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魅力攻势。在他看来，“在中国的语境下，与奈相比，中国政府以及深受中国影响的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阐述一个更加宽泛的软实力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软实力意味着军事和安全领域之外的一切，其不仅包括流行文化以及公共外交，而且囊括更具强制性的经济和外交杠杆，诸如援助、对外投资以及参与多边组织——这些即奈所说的‘大棒和胡萝卜’”。再者，丁盛认为，“奈的软实力概念是为美国如何维护以及重振霸权‘量身定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及冷战后世界格局中相对边缘化的一个‘玩家’，中国有一系列不同的顾虑而且中国必须发展不同的软实力资源。因此，中国对自身软实力的运用必须置于中国语境下而非奈的软实力概念下进行理解”。与此同时，丁盛在其研究专着中毫不隐晦地批评那些学者和媒体编辑言必称中国软实力但却没有认真思考能否将奈的软实力概念完全运用到中国的个案研究中。易言之，“对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以及令人信服的经验论证”。随后，丁盛通过详细论证后指出，奈的软实力概念的确可以运用到中国的个案研究中，但在当代中国，“中国政治精英所说的‘软实力’不同于奈的‘软实力’，他们认为中国软实力有其中国特色而且‘软实力’理念已经嵌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中”。这种中国特色的软实力，在葛来仪（Bonnie S. Glaser）和梅丽莎·墨菲玛（Melissa E. Murphy）看来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中国特色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吸引力。虽然一些政治派认为软实力的核心在于政治权力，亦即强调政治对文化资源的实现功能，但中国领导人显然拥护文化派的观点即“文化软实力”。第二，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奈主要将软实力看作为提升美国国际声誉的一种手段，而中国却在内政与外交有机结合的整体观下发展软实力。具体而言，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在国际层面上，中国需要通过对外文化传播、公共外交以及和平发展的路径发展软实力；而在国内层面上，中国同样需要提升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价值观对国民和国际受众的吸引力，以此推进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然而另一方面，一些观察家却质疑或批判中国特色的软实力理论或实践。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许多观察家倾向于接受约奈软实力学说中的美国中心论预设。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吸引力和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并没有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自由民主国家的认可。归根结底，中国软实力的软肋在于中国的政治价值观、政治文化乃至政治经济制度与现行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有所区别。据此，有学者质疑“为什么中国以外有关中国软实力的论述必须采用中国政府认同的软实力概念或理念？”，在他看来，中国学者将经济利诱（胡萝卜）和外交强制（大棒）等同于中国软实力的阐述与奈的软实力论述截然不同。因此，他认为“如果按照奈的衡量标准，中国的软实力资源寥寥无几”。虽然诸多学者并没有对中国的软实力持如此悲观的论调，但他们也强调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前景的确不容乐观，那是因为中国软实力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例如，尽管科兰兹克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外交已经取得了某些成效，但中国的魅力攻势并非水到渠成。在他看来，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模式乃至一系列价值观依旧是世界普罗大众眼中的榜样，而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价值观和以国家为主导的渐进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具有吸引力，但这仅限于某些特定群体。简言之，“中国依旧不能向普罗大众提供一个鼓舞人心的和令人向往的前景，即如何建立一个自由的并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经济体系”。再者，在论述中国软实力输出所面临的障碍时，科兰兹克指出，随着外界对中国有更深入的了解，中国的缺点也将越容易暴露在许多国家面前。“中国的劳工出口、环境以及治理问题促使亚洲、拉美以及非洲的许多普通大众疏远中国，而中国对诸如津巴布韦以及苏丹独裁者的支持激怒了公民社会的领导人及其反对派领袖。”科兰兹克甚至认为，在东南亚地区，中国软实力崛起的最大危险在于中国通过支持威权体制的方式阻碍美国在这些地区推行民主。“尽管中国有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富丽堂皇的购物商场以及无处不在的星巴克，但中国依旧是一个威权国家，如果不再是马克思式的体制，那就是列宁式的体制”。毋庸置疑，科兰兹克对中国软实力前景的判断是以美国中心论为唯一标尺。同样，尽管丁盛在某种程度上赞同中国特色的软实力理论和实践，但另一方面也对此有所保留。在丁盛看来，在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仍将长期主宰这个世界的背景下，“北京在崛起的过程中发展与运用软实力的最大挑战在于其必须奉献出真正有吸引力的治理模式以及与自身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做斗争”。换言之，如果“不具备真正有吸引力的政治价值观和令人信服的治理成效，中国文化持续获得全球吸引力的日子将遥遥无期”。与此同时，“它的软实力外交政策将仅仅成为陈词滥调的宣传以至于被其他国家误解，最终酿成冲突”。诚然，这种富有吸引力的政治价值观应与当前主流的西方价值观相契合。在这里，丁盛也认同奈在软实力学说当中设定的美国中心论这一价值判断标准。此外，赵穗生指出，未来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受制于以下事实：首先，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实用政治价值观只是对大多数威权体制的精英来说具有吸引力。其次，“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观”或“绝对国家主权”的现实主义传统而衍生出的世界秩序观难以与不断演进的跨国规范相协调。尽管首战告捷，但中国当前的软实力实践缺乏一种当代的道德吸引力。因此，“与美国的软实力唤起人们建立一个自由繁荣世界的想象相比，中国难以在这场竞争中坚持到最后”。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如同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远远落后美国一样，中国的软实力，特别是其政治价值观和道德吸引力，更难与美国相抗衡”。据此，“美国在改善自身形象上更胜一筹，因为改变一个国家的政策比改变自身的政治体制更容易”。显然，在论及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前景时，赵穗生同样以美国中心论为其判断标准。在这个论述的过程中，美国软实力自然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比较对象。不可否认，上述论述隐约表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不单纯是中国外交需要努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它取决于中国内政的发展前景。换言之，在中国软实力这一倡议上，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织。据此，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在内政与外交有机结合的整体观下发展软实力。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说明了中国在内政和外交上的不佳表现将给中国软实力发展的前景投下阴影。其一，在内政层面，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和政治体制是中国软实力发展的主要障碍。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已经顺利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然而在政治上，许多国家仍对中国敬而远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与众不同的政治体制致使西方在看待中国时有所猜疑甚至忐忑不安”。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挑战主要在国内政治层面”。对此，诸多学者有所论述。譬如戴维·兰普顿虽然承认中国软实力在领导层的素质、人力资源、渐进式创新和模组式创新、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国家形象等层面具有某些优势，但与此同时，他直言中国的威权政治文化也是中国软实力的软肋之一。另外，黎安友和陆伯彬认为在国际层面上，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依旧很微弱。他们同样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能够制约它的外交政策”，而他们认为这可能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结构性缺陷。与此类似，雅克·戴杰（Jacques deLise）指出，构成中国软实力的主要资源依旧很匮乏，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官方价值观在海外没有吸引力，而且其在社会公平、环境保护以及其它事务上的表现也乏善可陈。沈大伟的看法也并无二致，在他看来，中国对软实力外交兴致勃勃，其不遗余力地在亚洲地区推广文化，同时通过倡导诸如“新安全观”和“战略伙伴关系”等外交理念以及吸引海外学生来华留学的方式扩大中国软实力在亚洲的影响，然而中国的流行文化和意识形态在亚洲并没有多少吸引力。在黄严忠看来，中国远大自信的外交政策和封闭僵化的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的错位直接导致中国软实力三个核心资源之间的失衡。此外，高英丽（Ingrid d’Hooghe）指出中国公共外交与中国软实力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虽然中国过去十年的公共外交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改善了自身的国际形象，但中国仍在完美的国家形象诉求同缺乏开放的社会和无法放弃的政治控制之间进退两难。同样，高英丽在谈及中国软实力外交在欧洲面临的障碍时指出，“中国软实力在欧洲的最大负债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原则、价值观和人权现状”。具体来说，“欧洲民众强烈反对中国的威权体制以及将社会和经济权利置于政治和公民权利之上”。其二，在外交层面，由于中国与某些威权国家保持密切关系，所以其直接导致中国在自由民主国家的软实力外交事倍功半。例如，季北慈（Bates Gill）和黄严忠指出，“缺乏有意义的政治改革，加上北京与发展中国家一些名声不佳的政治领袖建立友好密切的关系致使北京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岌岌可危”。由于软实力建立在对外政策的合法性之上，所以中国与这些专制国家的政治经济交易不可避免会影响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对中国软实力的评价。因此，就算在美国软实力全面下降的时期，中国在这些国家的软实力外交也并没有取得成效。另外，李淑钟同样认为，“‘北京共识’的另外一个问题在于中国无条件援助这些威权国家，这导致西方民主国家疾首蹙额，因此其削弱了中国在这些民主国家的软实力”。“只要中国代表‘另外’一种群体身份，而且这种身份不能与它们的身份——诸如拥有自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多元社会等——相吻合，那么发达国家便倾向于漠视中国的软实力”。虽然中国的魅力攻势已经在亚非拉地区取得成效，但与此同时这也阻碍了中国对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软实力外交。为此，为了让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接受中国的魅力攻势，有学者指出中国可能需要在“政治中立”原则和“无条件对外援助”之外做出新的表态。事实上，中国学者也意识到中国内政和外交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意味着中国软实力发展前景不明。李明江对此指出，“中国学界有关软实力的论述似乎缺乏一种信心和强力”，而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与在全球政治语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开放和多元主义规范不相协调”。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官方文件和官方声明特别强调文化同时忽略政治价值观在软实力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综上所述，海外观察家对中国软实力的批判与赞同兼而有之。然而通过对相关论述的爬梳与分析之后，笔者发现海外观察家总体而言对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经济体制与现存国际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或政治实践不相协调。显然，他者对中国软实力的评价未必客观准确，但笔者认为，以他人眼光加深自知之明对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应是有所助益的。
⑶ 中国文化软实力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如何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要加强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提高“硬实力”，为增强文化“软实力”夯实基础；
②把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③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精神，进行文化创新；
④吸收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面向世界、博采众长”、“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文化交流、借鉴的基础上，推出融会多种文化特质的新文化；
⑤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着眼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⑥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⑦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
⑧借助大众传媒及其他各种途径，更加主动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⑷ 如何加强中国的软实力
政治上：
一要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这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应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真实施文化精品战略，大力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善于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加快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进一步理顺文化管理体制，按照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原则，建立促进文化公益事业繁荣、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管理体制，形成多种所有制参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格局，进一步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竞争力；大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要加强意识形态建设。软实力的核心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价值观念，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历史和现实一再昭示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来凝聚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应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大力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倡导真、善、美，反对假、恶、丑，鞭挞和批评不道德行为，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浓厚风气；形成平等友善、团结互助的浓厚风气；形成遵守公德、文明礼貌的浓厚风气；坚持以人为本，深入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四要加强制度建设。应不断推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立法、加强执法、规范公共权力行使，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同时，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完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度、科学决策制度，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一步增强我们党执政的活力和创造力，为全面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提供坚强保障。
经济上：
（一）提升中国金融的“软实力”，首先要明确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就是建立可持续的、具有综合竞争力的金融发展模式，实现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历史性转变。在确立这个目标的前提下，国家须对提升金融“软实力”进行统筹规划。按照这个目标设计中国金融“软实力”指标体系，可以考虑包括三大部分，一是由体制效率、市场深度、创新能力等构成的竞争力指标；二是由法制健全度、社会诚信度等构成的金融环境指标；三是由文化力指数、理论创新指数、人才结构指数等构成的人文指标。各类指标及其权重设置还需要深入研究，非本文所能涵盖。
（二）将“软实力”纳入行业监管和社会评价范围。现有中国金融监管和评价体系多注重“硬实力”，不能反映金融“软实力”状况。有时恰恰是那些“硬实力”较强（例如资本充足率很高）的金融机构在危机中倒下，问题就出在它的文化（如长治久安还是急功近利）、机制（如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理念（如风险偏好与社会责任）等“软实力”方面。必须把“软实力”纳入行业监管和社会评价范围。
（三）坚持中外结合、循序渐进，实现中国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金融“软实力”建设是一项具有综合性、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的实现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在中国金融“软实力”提升过程中要立足中国国情并努力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为我所用；在提升方式上要坚持以实助虚，以虚带实，虚实结合的原则，不能脱离金融“硬实力”的进步来建设“软实力”，更不能把金融“硬实力”与“软实力”分割、对立起来；在具体把握上，要坚持既大力推动又循序渐进的原则，把大战略化为若干小目标，分阶段扎实推进。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国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和金融增长方式的全面转变，为建设金融强国和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基础。
⑸ 分析一下我国文化软实力不强的原因，以及如何有针对性的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
如何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
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我们党和国家已经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战略着眼点，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而繁荣兴盛中华文化，必然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为根本途径。
为此，就要树立“文化软实力是重要国力”的观念，把文化产业列入国家战略，大力推动和扶植文化产业。要详细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目标、战略措施和文化发展政策，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推动其发展成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做到“国家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软资源，几千年的文明史及其历史积淀，造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遗迹、诗词歌赋、民俗风情都极具特色，令人神往。改革开放使中国文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加强。但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仍存在很多问题。
1．文化发展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表现在三个方面：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文化发展不平衡、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文化发展不平衡。其中最突出的是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在文化支出方面，2005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支出的相差达37倍，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支出约为城市居民的27%。在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和设施方面，城乡二元机制使我国公共文化投入长期向城市倾斜，优质教育资源、公共图书馆、公共博物馆、体育设施集中在城市，广大乡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严重稀缺，文化、教育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城乡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我国56%的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水平长期处于低水平的状态，极大地制约了国家文化创造力的全面提高。
2.政府定位不明确,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制约文化发展
在我国文化的发展中，政府长期处于管理者的角色，对文化发展干预过多，使文化企业缺乏创造力和竞争力，不能依据市场进行集团化的改制和整合，缺乏文化产品创新效应和品牌效应。从计划经济时期就实行的文化管理体制部门条例、规定较多，普遍性法律较少，政策变动频繁，不利于文化市场长期稳定发展，也使文化企业的跨媒体、跨区域整合受到束缚。
3.文化市场发育不成熟，文化产业集约化程度低
我国的文化市场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兴起的，市场发育还很不完善。法制化、规范化的市场监管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盗版、侵权现象严重，诚信自律、交易规范、公平竞争等内生性市场机制发育不足；文化行业市场鉴定、交易、代理和市场运作人才缺乏等问题还十分严重。此外，我国的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基本上处于“割据的状态”，资源分散、集约化程度很低，难以产生规模效应和形成整体的品牌优势,文化产业链条的延伸也受到限制。原因在于：第一，受计划经济下行政隶属关系的影响，文化产业的“拳头”优势难以发挥。条块、门类、部门的分割，使文化产业发展的种种要素分散在各个领域，难以形成有机的统一体。第二，我国文化市场发育不完善，文化要素市场、文化艺术设施市场、文化产权市场、文化人才市场发展滞后，阻碍了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流通，因而限制了文化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4.文化出口能力弱，文化贸易逆差严重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新产品出口能力较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核心文化产品贸易领域存在较大逆差。以2003年为例，当年我国图书、报刊、音像等领域的版权出口为1427种，而版权进口15555种，出口数量不及进口数量的1/10。近年来，这一比例虽有降低，但核心版权贸易逆差严重的格局并未改变。二是文化产品出口总量少，占全部出口额的比例低。2006年，我国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479亿美元，仅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9601亿美元的0.49%。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与我国文化大国地位极不相符。
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已成为潮流与趋势。在以市场化手段提供主要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文化产业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基本途径。而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发展，也与其高度的文化产业化密切相关。中国应当借鉴国外经验，通过文化产业集群以及文化产业链条的延伸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
结合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分析，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相关途径有一下四点：
1.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的凝聚力，而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所以我们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提高我国国家软实力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的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最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理解和接受、自觉遵守奉行的价值理念，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2.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提高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开拓发展思路，拓宽发展途径，充分发挥我国文化企业的骨干作用，壮大文化产业规模，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3.提高文化传播力，不断扩大我国文化的影响力。
在当今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文化的传播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一方面要不断丰富和创新文化内容形式，另一方面必须花大力气提高文化传播力。要把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作为提高文化传播力的战略重点，进一步加大投入，完善扶持政策，壮大总体实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4.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支持文化建设，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
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营造宽松和谐的发展环境，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活力竟相迸发，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流涌，让一切有志于文化创造的建设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总结：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提高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实的文化根基。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要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行为相联系，自觉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转换。要大力推进民族文化创新工作，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加快构建文化传播体系，使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通过各种媒体传递到世界各地。
⑹ 如何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
上海交通大学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虽然有40.6%的人认为“中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但也有多达72.5%的美国人不认为“中国有非常吸引人的流行文化”。笔者也曾对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影响进行调查，发现那些肯定孔子学院的人，主要看重的是由此带来的与中国进行经济交流和商务合作的机会，而不是欣赏其中的文化内涵，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对我国传统文化颇有微词。可见，有文化并不一定等于有文化软实力，要把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文化变成世界普遍认知和欣赏的文化软实力，实现从“内生”到“外溢”，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一、从文化到文化软实力之路挑战重重 世界上的文化多种多样，有的兴起了，有的衰落了，有的只能孤芳自赏，有的却能风靡全球，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文化是否先进或落后的问题。在一个文化大众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先进性不是指学理上的玄奥与高深，而在于是否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引领时代潮流，最终为多数人所接受甚至认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延宕数千年，其中的优秀成分是勿庸置疑的。但以当代眼光观之，如要使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再放光彩，还有许多难以回避的挑战。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然而，中华传统文化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基本定型，此后虽不断有新内容加入，但基本上脱离不了诸子百家特别是孔孟儒家所立下的基本框架，如“礼治”、“仁政”、“民本”等思想。自近代以来，个体意识的上升、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日渐成熟，与此相应的是民主、自由成为中国社会所共同倡导的基本价值。作为成形于数千年前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思想未免出现一些与之不适应、不匹配的现象，因此出现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从五四运动以来的实践看，我们对传统文化全盘拒绝的多，批判继承的少（如从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近些年来兴起的国学热，也仅停留在“盖房修庙”的阶段。显然，如何在现代化的基础之上恢复传统文化，现在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路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相结合的这一宏大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精英文化，而非大众文化。在古代社会中，上层士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命。但下层民众多不通文化，精神生活多以世俗化的佛教、道教为依归。时至今日，许多期盼生子的夫妇仍去拜观士音，一些虔诚的老人家遇事祈求“菩萨保佑”。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多停留在精英层次，所谓“礼不下庶人”，就形象地反映出精英与平民之间的文化隔阂。在一个知识、文化垄断在少数人手中的精英时代，儒家文化通过精英掌握一个社会的文化主流。但是进入近代大众社会以后，一种文化要继续占据主流地位，就必须跳出精英层次，与大众生活结合起来。如果脱离或拒绝加入大众这个文化主体，就难以避免被边缘化或被淘汰的命运。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发掘呈现出了一定的活力。但如要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就会发现它远未完成大众化这一过程。哪怕在国内，好莱坞大片的入侵，麦当劳遍布中国各地，也表明大众层面已被西方文化攻城掠地，传统文化全面失守。精英群体目前也没有成为传统文化的有效载体。庞大的官员阶层在巨大的权力与利益诱惑面前，其道德水准已与传统儒家要求相去甚远。至于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后，整体上也早已失去对儒家思想的信仰，其中许多人甚至不再具备对儒学知识的基本掌握和修养。这样，在既无精英载体也无大众载体的情况下，目前中国传统文化仅仅停留在舞台上（如京剧），或保存在橱窗中（如博物馆），远未成为精英生活的一部分，更未成为大众生活实践的一部分。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要实现从“内生”到“外溢” 中国文化要征服他人，先要征服自己，要在别国为人所接受，就要先在国内为广大人民群体所实践、所接受。很难想象，当国内社会公德普遍缺失的时候，我们如何在国际上“以德服人”；当国内普遍缺乏诚信的时候，我们如何在国际上使人相信我们是“以诚相待”。一些国内道德事件，已经成为国际上损害中国形象、破坏中国软实力的“最好武器”，前段时间小悦悦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两岁女童被车反复碾压，十余名路人见死不救。该惨剧不但在国内被广泛报道，甚至还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关注。结果，中国花了很大的精力与投入做好国家形象宣传片，但当小悦悦事件的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时，辛辛苦苦累积起来的一点成果被全毁了。这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必须先从内部开始建设，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必须先从内部开始累积。无论你在国际上包装得再好，如果里面一团糟，终究还是见不得人的。只有国内的道德水平、文化水平提高，它才会自然地“外溢”出去，成为对外输出文化软实力的不竭源泉。 人们常说，智慧的顶峰是道德，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这不但是从个体层次来说的，也是对国家、社会层次提出的要求。我们绝不能把文化软实力的国内建设仅仅理解为多做好人好事，多读点国学典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不能仅靠个体层次的道德修为，更要从社会和制度的层面加以促进和保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要抛弃“潜规则”文化，让公平、诚信回归社会。当我们对外讲与国际接轨、诚信待人的时候，国内却盛行着一种与此严重不相协调的“潜规则”文化。所谓潜规则，简单地说，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对一部分人是一套，对另一部分人是另一套。不搞人人平等，不按公开的规则办事，真正起作用的是基于利益交换的那套见不得人的“规则”。与之相应的是讲关系，在许多外国人眼中，关系已成为一种中国文化特色，当然是一种很不好的特色。因为在关系逻辑之下，没有公平，甚至也无所谓法律道德，唯一起作用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亲疏远近。 不在国内抛弃这种潜规则文化、关系文化，让公平、诚信回归社会，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很难好起来。 二是从制度层面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内部的和谐现实创造外部的和平形象。当前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很多，关键是缺少一种理性、和平、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所以贫富分化越来越大，仇官仇富情绪愈演愈烈，群体性事件也频频发生。传统文化强调以德服人、齐之以礼。目前的现实却是以力服人、以权服人。一些政府官员不讲民主，甚至不顾程序，强行搞政绩工程。一些老百姓在失去合法救济途径时，也逐渐把“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视为一种有效的对抗手段。结果，有的地方弥漫着一股戾气甚至是邪气，社会和谐和国家形象更是无从谈起。从国外的角度看，当外国人看到国内拆迁动用强制手段，城管执法时动不动就出手打人时，对中国是很难有一个好印象的。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从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等角度规范权力运行、规范社会运作。可以创造条件鼓励，或是通过法律的手段对一些道德败坏已达到违反法律程度的行为加以制裁。例如，严查那些制假售假行为，打击那些坑蒙拐骗的行为等等。只有个人、社会、国家几个层次共同作用，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准才能有一个大的提升。概而言之，国家形象与软实力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踏踏实实建设出来的。国内的形象与软实力上去了，国际上的形象与软实力才会成为有源之水而长流不绝。 三、非政府组织在对外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当然，我们不能在等到国内的道德、文化建设完全搞好了之后才开始进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在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把握一切机会、利用有效方式把中华文化中优秀的一面传播出去。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已做得很多了，如在其他国家举办中国文化年、在海外开办孔子学院、派出各种文化交流代表团、推出国家形象宣传片等。其中的成绩无须赘言，但不足之处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例如，在中西文化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如何把握外国人的心理，以一种他们能够听得懂也乐于接受的方式开展交流，就变得十分重要。 笔者认为，非政府组织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在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的时候，应该要尽量淡化政府的作用。特别是面对西方开展文化交流的时候，政府主导的色彩如过于明显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在海外孔子学院的发展问题上，这个现象表现得特别明显。正如前述，我们曾对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发展情况进行过调查，发现美国媒体与民众十分在意孔子学院的“政治化”问题。因为孔子学院总部与中国国家汉办是“一体两面”，而国家汉办又是中国教育部的一个下属机构。所以，一些西方人特别担心，海外的孔子学院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中国可能会通过诸如孔子学院这样的文化权力来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反过来看西方的文化传播，真正深入人心的文化符号、文化现象、文化载体，如好莱坞的大片、麦当劳里的汉堡包、牛仔裤和流行音乐，都不是政府出面推动和形成的，都是无数西方社会中的个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自发努力打造的结果，并最终俘虏了许多国家的大众阶层。 在这个时候，有必要淡化孔子学院的官方色彩，推动其向非政府组织转型。在其他文化交流载体与方式上，也有必要大力加强和突出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中国人的习惯思维中，政府出面就意味着重视，意味着更多资源的投入，所以十分看重政府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适当的政府作用当然是必要的，但必须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参与进来，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充当主渠道。这就要求我们要突破那种习惯于政府包办一切的思路，特别是给予国内非政府组织，包括一些民间文化实体以充分的信任、扶持和发展空间，让他们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国际舞台上中国文化的代表和中国软实力的发言人。
⑺ 浅谈如何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是指一国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和文化张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它通过国际文化互动对国际环境产生影响的大小强弱来衡量，因而它和国际文化互动的强度和参与的程度呈正相关。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任务，也是我国提高国际影响力、塑造良好国际形象、营造和平发展国际环境的必然要求。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目前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仍不够强大。根据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文化软实力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中国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市场比重不足4％，而美国占43% ，欧盟占34% ，日本占10% ，韩国占5% ，这样的现象令人震撼。另外，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和文化产品贸易的逆差有数倍之大。以文化传播中最重要的载体图书为例，经过我国许多部门的努力，版权贸易逆差已经从前几年的1∶10缩小为现在的1∶7 ，但仍然是太大的数字。而且，图书的出口对象主要是一些汉语文化圈的国家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中国和欧美的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甚至达到1∶100以上。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一直以来都令我们自豪，我们也一直沉浸在往日辉煌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硬实力发展很快，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相比，两者之间的落差还比较大。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也是为国家发展智力的动力源，文化产业的落后，必将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发展。因此，必须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如何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当前中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有很多思路和路径，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大力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汉文化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物质成就与思想底蕴。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对今天的人们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世界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这样评价孔子：“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然而，现在已经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了，而是传播力决定影响力的信息时代。在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谁就能掌握话语权。因此，我们应以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学习借鉴人类发展史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增强我国文化的吸引力。中国自2001年申奥成功的那一刻起，就把向世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成果作为举办北京奥运会的目标之一，以中国传统元素为创作源泉，诞生了一批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灵魂的精品，借助奥运会这个大舞台，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将汉文化传播到世界。2、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高我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认同力，提升中国文化的凝聚力。 历史证明，一个一盘散沙的民族和国家是没有国际地位的，一个没有文化凝聚力的民族和国家是没有文化软实力的，也不会被人尊敬的。这种文化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当前我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居于统摄和支配地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这样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3、积极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中西文化的交融。 中国应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把中国文化的智慧和真理介绍到其他国家，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民族认识、认同、理解、欣赏中国文化。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要得到其他民族、其他文明、其他国家人民的认同理解与欣赏，必须具有一种宽广的世界视野，整个中国文化具有这样的视野，宽阔的视野有利于将文化资源转化成现实的文化软实力，从而促进世界的永久和平和共同繁荣。同时还要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儒学不一定对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适用，应该兼顾道文化和佛文化，以便在世界上寻找更多的共同语言，没有共同语言就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沟通和交流起来就会存在多一些的障碍。向世界更广泛深入地传播中华文化，还要动员更多的人参与，让更多的国人不计报酬地投入去做。传播中华文化也应该具有一种传教士的精神，应该成为许多公民的自觉行为，要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民间的积极性和民间的力量。4、进一步在实践中丰富“中国模式”的内涵，增强中国模式的感召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自2004年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以来，“中国模式”就引起了全世界对发展道路的反思和关注。这必定会提升中国发展模式的感召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中国要提升文化软实力，应该不断丰富“中国模式”的内涵。 文化凝结着历史，文化连接着未来。中华民族历来以悠久而丰富的文化着称于世。李光耀曾经说过： “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都能做到，而且可能做得更好。”美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先生去世前也曾表示：“中国既然有独一无二的过去，亦必将有独一无二的未来。”在当今中国，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潮中，中国文化必将放射出璀璨的光芒。相信我们会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