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如何看中国人

Ⅰ 欧洲人怎么看中国人和日本人

欧美地区大多是发达国家，他们的国民很少主动了解本国以外的事情。除非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而日本在二战以后发展迅速，日本制造盛极一时，许多人购买了日本的汽车，摄像机。因此，他们对于日本的认识会更多一些。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要分成好几个阶段。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与欧美国家缺少交流，在欧美国家眼中一直是贫穷，落后，专制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让世界瞩目。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国外购物，旅游，留学。刷新了他们原有的观念。这使得很多人意识到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是陈旧的，过时的。例如，最近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中国人爱好奢侈品，许多人是暴发户。而以前是不会这么认为的。

如果是谈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看法，那就比较复杂了。有的人没有与中国人和日本人打过交道，要让他们进行描述，那肯定只会得出错误的答案。

个人看到过一个欧洲人对欧洲人，亚洲人，犹太人，非洲人的比较。他们认为亚洲人（主要指东亚人。）家庭观念强，重视教育，非常勤劳，而且重视积蓄。这些人都很努力地积攒财富。所以，在国外名校中，可以看到很多东亚的面孔。“他们看起来像书呆子，不太擅长运动”这几乎是固有的印象了。

Ⅱ 外国人眼中的古代中国怎么样

国外学者眼中伟大的宋朝
文章提交者：东方飞龙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麦克尼尔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法国着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说：“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着，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汉学家伊佩霞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一书中说：“11、12、13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

曾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称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在《亚洲史》中这样评价宋朝，“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认为宋朝为“黄金时代”，在《全球通史》中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着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日本学者摅薮内清在《中国.科学.文明》中说：“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儒学方面兴起了后来被称作宋学或朱子学的新儒学；文化方面，在古文复兴的同时，口语文学也兴盛起来；印刷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发行的书籍不仅仅是儒教经典，还有历史书、诗文集等。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科学书籍的出版发行。可以说，自古以来没有像北宋皇帝那样重视医学的。……总之，在这个文化发达的历史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

英国着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认为：“中国从汉到唐，人均产值均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宋代是一个发展的高峰，人均产值增长了1/3。从十四世纪到十一世纪，极有可能又降了下来。假定欧洲和中国公元一世纪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到了宋朝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欧洲已大大落后于中国的水平了……一般认为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发表《克服国富的障碍——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的主题演讲时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颠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这样评价宋朝：“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美国学者尤金.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中说：“宋朝时期，中国的农业和食物最后成形。食物生产更为合理化和科学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汉人统治的华北已在农业上成熟。此后直至20世纪中期，就很少再发生变化了。华南在此后历朝中扩大了农耕，并增加了新的农作物，但那里的模式还是在宋朝确立的，而且并未伴有多少技术上的基本变化。”

美国着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美国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北宋被20世纪末的美国人誉为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羊”。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法国学者埃狄纳称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法国学者、着名汉学家、国际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埃狄纳.巴拉兹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着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对于宋朝中国人研究得远远不够，所以现在的大部分中国人对宋朝认识不足，缺乏了解。宋朝是中国文明的颠峰，现在的中国人不知道自己祖先的伟大，也不知道中国为什么会落后。现在的中国不自信得一塌糊涂……现在中国的一些文化人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罗马这其实是中国的悲哀！现在的中国人怀疑、否定中国的传统文明，热忠崇拜曾经落后于我们许多的西方文明。11、12、13世纪西方无论是政治、科技、文化、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是远远落后于中国。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不是中国传统文明本身的停滞不前、腐败堕落。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野蛮落后民族疯狂的破坏，打断了我们前进的进程。正如法国着名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导言中所说：“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破坏。”

元朝的所谓成就、辉煌都是宋朝的遗留，都是掠夺的不是自己创造的。元朝开始禁海还禁夜市，致使人民民生失去活力，中国商业发生大倒退。蒙古人把良田变成牧区，弄得境内到处都是养马场，甚至两淮都有养马场。宋朝经过上百年兴建的水利良田变成草场，致使中国农业大倒退。元朝的等等政策与措施都是明显的倒退与衰落。是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的蒙古、满清，屡次把正向资本社会前进的中国从新拖回到半封建半奴隶的社会阶段。如果没有原始野蛮民族的干扰、破坏，中国文明早已发扬光大，中国依然会远远领先于世界。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这样概括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
(根据日本学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从此以后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人均GDP开始一路下滑)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再看看西人的回忆
明末西方传教士还在赞扬中国物产极为丰富,物质生产能力远胜欧洲,声称"大明人"是"衣饰华美,风度翩翩".而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干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却说：“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10]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在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这样的..."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明末传教士眼中的明朝

16世纪末的欧洲人主要是通过《中华大帝国史》的第一部分来认识中国的。在门多萨的笔下：

（1）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文明古国，中国人自称“大明（tame)人”。全国划分15个省（明朝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分其境内为南、北二直隶，
13承宣布政使司，常称15省——笔者），“每省都要比我们所熟知的欧洲国家为大”。

（2）中国境内有完好的道路网，使城镇相连。路面平整、宽阔，“官道”可容15人骑马并行。路旁商店林立，两侧绿树成荫，如同罗马时代的大道一样。有些城市有水道相连，好似威尼斯。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3）中国人富有建筑才能。建筑用材举世无双，一种用“白土”做成的方块（即砖）坚硬无比，只有用锄才能将其砸碎。一座座邸宅有如庄园。中国最雄伟的建筑就是长城，长达500里格（每里格约合
5572米），是为防御鞑靼人而修建的。

（4）中国物产丰富。蔬菜种类远较西班牙为多。仅橘子就有三个品种，即甜的、酸的和甜酸适度的。糖质地很好，非常洁白，价格也低廉。蚕丝色泽艳亮，质量超过西班牙格拉纳达的产品。“天鹅绒、丝绸和布匹价格如此之低，提及此点会使那些熟知西班牙和意大利纺织品价格的人大吃一惊。”中国人普遍穿着丝绸服装。中国农田管理得很好。没有一块荒弃的土地。一块块耕田错落有致，有如花园。矿产也很丰富。“这是世界上最富饶、而物价又十分低廉的国家。”

（5）中国出产的手工艺品极为精致。1582年西班牙国王喜获中国床单，织法之巧妙令菲利浦二世惊叹不止。很多西班牙能工巧匠都来观赏、借鉴。瓷器很便宜，欧洲人原来以为瓷器是用粉碎的贝壳做的。最精致的瓷器是贡品，薄如玻璃。

（6）中国商业发达，买卖兴盛。每条大街往往只经营一种行业。看到第一家商店就知道这一条街是卖什么商品的。中国匠人的手艺都是祖辈相传。中国货币种类繁多，金、银凭重量使用，而没有一定式样的金币或银币。

（7）中国军队有步兵，也有骑兵。中国也有战舰，4天内可征集600艘。中国士兵在数量上多于欧洲，在器械上处于均势地位。

（8）中国皇帝具有统治国家的全权。各级行政官吏有效地行使权力。他们是通过科举产生的。中国有完整的法律。官吏和贵族出门要坐桥，而妇女则从不在外从事社交活动。中国饮宴豪奢。中国人有自己的乐器。

（9）中国历史悠久。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

（10）中国人在科学技木方面有很高的成就。欧洲人一向以印刷术的应用而自豪，“然而中国人早在德国人谷腾堡（Joan
Gutenbergo）发明印刷术500年前已经用印刷术印制图书了。”门多萨认为印刷术是经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传入德国的。但他也不否认另一种可能性，即中国图书经海路（红海）传到欧洲，从而启发了谷腾堡。门多萨特别提出，在中国人所有的发明中，最令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方人震惊的是中国人也有火炮，而且在欧洲人之前已经使用火炮了。但对中国火炮的效能，欧洲人认识极不相同。拉达认为中国火炮陈旧，制造粗糙。而另一位船长阿尔蒂埃达（Artieda）在致西班牙国王书中却写道：“……中国人使用着与我们同样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们铸造的更精致，更坚固。”因为门多萨未到过中国，所以他没有对上述歧义做出自己的判断，但他还引用了后者如下一段文字：“中国城墙坚固，外面围以深壕（情况紧急时可放满河水），城门上架着大炮，中国人认为这是最好的防御工事。城墙上，长官率士兵日夜守卫。如不得到城市最高当局的批准，任何外国人是无法靠近该城的。”门多萨摘引这一大段有关中国城市设防的论述，绝不是无目的的。这实际上表明，他认为中国火炮是很有威力的。此外，门多萨对于中国造船、造纸以及其他工艺都有所介绍，并一一指出优于欧洲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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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斯在《中国志》中也曾盛赞中国的科技成果，门多萨显然引用了很多克鲁斯的观点，而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做了更全面的介绍，其评价也更高。像中国的造船水平，克鲁斯着重介绍了中国船队的庞大规模，甚至比喻说，中国皇帝能够用船在中国与马六甲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并对中国船只的类型以及龙骨水车的应用做了说明。而门多萨除上述内容外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造船的艌缝技术，由于填缝使用的添加剂十分合理，不但防水还可防虫，使中国船只使用寿命比欧洲长两倍。在论及中国印刷术时，克鲁斯只提及中国已经有900年使用印刷的历史。而门多萨如前所述，则阐明了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来龙去脉，以及印刷术西传的路线。在中国火器的应用方面，门多萨也传达给西方人更多的信息。科学技术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示器。门多萨对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客观评价无疑对于西方人了解、认识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们的住房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

“他们种植许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们在各地，即使小村镇，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猪肉，牛肉去骨售卖，他们的鹿肉很少，也不怎么爱吃它”

“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引者注：这里指的是广州）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着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段，还有
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此外的货物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大黄，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浙江）论富庶它超过许多其他省，可以称作中国商品潮流的最佳源头。它的特产是丝绸，无论生丝还是成品，也不管是茧还是原料，都运往各地。总之，中国输出的丝绸，都产自该省”

“南方九省的最后一省是南京，……是中国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的精华。……其西部地区最富庶，盛产棉纱，……仅在常州城（Xanuchi）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20万台织布机。……由于织布机小巧，一间屋子内常常安放许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妇女都从事这种行业”

“南京城……我认为它是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种种物品。它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各处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此外，无数的宫殿、庙宇、楼塔以及桥梁，使城市显得非常壮丽。”

“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Ⅲ 请问一下谁能给我讲一下在明朝抗倭期间，葡萄牙人的态度发至我的邮箱[email protected]

西方依次崛起的海洋强国，都在实践中认识到，流动的海水无法让人驻足，要永久留在某一海域必须建立海上据点。这些国家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东印度群岛都这么着，来到中国自然也不会例外。这也是葡萄牙人进来以后，给中国沿海形势带来的最大变化。以往前来骚扰的海盗，不论人多人少，只在沿海一带抢掠粮食、财物和男女人口，一般抢了就走，并不停留，更不敢轻易深入内地。大多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拥而来，也一哄而散。葡萄牙人一来，直闯地方官府，进宫求见皇帝，摆出既来之则安之的架势。尽管这些兼有海盗和海商两重身份的葡萄牙人一再被地方官府拒绝，或被驻军驱赶，欲在中国拿下通商据点的念头，始终如一，从不放弃。

葡人最先看中的，是浙江宁波附近一个名叫双屿的海岛。该岛重峦叠嶂，树木葱茏，地势险要，明初整饬海防，专门派出官兵在此驻守。此后天下承平日久，朝廷武备废弛，岛上原有驻军不知不觉消失，只保留在地方官府吃空饷的花名册里。两个本地海盗头目，一个来自福建的李光头，一个来自安徽歙县的许栋，乘虚而入，占岛为王。葡寇和倭寇如苍蝇逐臭，闻腥即至，三股势力很快在此合流。他们既统御海上的不法生意，所有驶往海外船只都控制在其手中，一切走私贩私活动也都由其包揽；同时，又明火执仗当强盗，劫掠浙江、福建沿海富裕村镇，甚至攻州掠府，对抗官军。本地一些“富户大姓”欲从中分肥，不惜投靠这个中外盗寇联合体，有的为其打掩护，有的为其通风报信，踩点指路，窝赃销赃，闹得闽、浙沿海一带鸡飞狗跳，老百姓生命财产没有安全保障。

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 ），南赣巡抚朱纨奉旨赴浙江剿寇，并提督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建宁五府军务。他来到浙东，看出葡寇、倭寇和本地海寇结成势力盘踞双屿，是闽、浙沿海祸乱之源，决定拿双屿开刀，一举捣毁这个大匪窟。他先命一名副将扫清外围，逐步将双屿围困起来，等待时机收网。岛上盗寇有恃无恐，竟派人与刚刚抵达宁波城内的日本贡使互通款曲，企图里应外合，打明军一个措手不及。朱纨截获匪首密信，正好将计就计，深夜发动奇袭，将这匪窟踹了个底朝天。在双屿围剿战中侥幸漏网的李光头逃回福建，不久又伙同一帮葡萄牙人在自己家乡作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朱纨带兵赶到福建，在闽、粤两省交界的招安将李光头及96名葡盗捉拿归案，应受害百姓所请通通斩了。本地一帮与中外盗寇有染的人，在双屿之战后骤失重利，无不怀恨在心，正伺机进行报复。此时，给朱纨安上“擅权滥杀”种种罪名，由一些地方官员出面，买通大奸臣严嵩，让嘉靖爷下旨“系狱论罪”。朱纨不甘受辱，愤然自杀，留下一声长叹：“剿外国盗易，剿中国盗难；剿滨海之盗犹易，剿衣冠之盗犹难。”

接替朱纨提督东南沿海军务的都御史王纾，深知盗寇内外勾结之害，索性集中打击勾结葡贼、倭寇的大小内奸，严密监视里通外国的“衣冠之盗”，外寇因此难以摸清岸上虚实，经常一登岸便陷入灭顶之灾。葡人在闽、浙的落脚点相继被朱纨拔除，又慑于王纾所部咄咄逼人的态势，不得已退出闽、浙，辗转回到广东境内。但葡盗与别的盗寇有所不同，除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还把在非洲贩卖黑人为奴的恶习带来，掳掠中国人口，进行转手倒卖。他们急于在广东找块牢靠地盘，囤积赃物，也囤积人口，靠近广东沿海的澳门岛，很快就成了他们的重点目标。
澳门在明代称为“壕境”，有时也写成“濠境”，本地人多称为“蚝境”。这里沿海一带盛产生蚝，生吃和煲汤皆称美食中的一绝，相传还可滋阴补阳，男人吃了壮阳，女人吃了美容，粤人无不喜好这一口。由此看来，“壕境”应是“蚝境”。澳门原属广东香山，即现在的中山县，因此也被称为“香山澳”。葡人究竟怎样登上澳门岛，并如愿以偿将其变成殖民地，直到上个世纪末才回归祖国怀抱。历来流传的说法很多，而所有的说法都证明了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既狡诈又执着，办任何事情不达目的不罢休。

有一种说法，葡人曾以距澳门不远的某小岛为驻足地，但嫌地盘太小，海上往来障碍甚多，无法满足其日益增大的胃口，因而打起了占领澳门的主意。但因其劣迹斑斑，“佛郎机”这名字几乎成了魔鬼的代名词，大人听了牙齿打战，小孩听了咧嘴大哭。他们耍了个心眼儿，欺中国人看白种人差不多都一个模样，听其鸟语也无法分辨哪是哪国话，更闹不清楚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国家。随便捏造了一个国家的名字，穿上奇装异服来到澳门，给驻守本地的海道副使送上一份灿烂夺目的见面礼，佯称是这个子虚乌有国家的贡使，只因海上风高浪大，海水漫进船舱，打湿了贡品，需要赶紧晾晒，请求允许在岛上停留数日。海道副使“得人钱财替人消灾”，笑眯眯点头应允。葡人一拥而上，先是搭起临时性的帐篷暂栖身，用揣在怀里又干又硬的面包果腹，装出一副落难的可怜相。及至看到澳门人并无多少警惕性，还不时送来同情的目光，索性垒墙盖屋囤积货物，埋锅砌炉烤面包烧牛排，赖在岛上不走了。

另有一种说法，抗倭名将俞大猷奉旨来广东剿寇，曾实施分化瓦解中外盗寇的方略，制订了投降可以免死，还放出“功成重赏其夷目”的话来。狡猾的葡人钻了这个空子，出卖了一股与其发生过摩擦的中国海盗，向官军通报消息，非常准确及时，博得了俞大猷的好感。还有一次，俞大猷部在海上追剿一船倭寇，倭寇走投无路，乞求葡人伸出援手。葡人做足了“惺惺相惜”的姿态，随即引来明军水师，将这股倭寇一网打尽。葡萄牙人积累了这些“功劳”，便找明军水师要奖赏，他们一不要金子，二不要银子，三不要粮食布匹，只求正式批准他们在澳门暂栖身，还拍着胸脯表示日后返回“佛郎机”即“完璧归赵”。俞大猷以为自己讲究信义第一，这些葡人也会一诺千金，便慷慨应允。谁知他们住下以后，再也不提归国这码事。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葡人在澳门站住脚以后，很快与马六甲及印度洋沿岸连成一气，开通了以澳门为转运中心的几条重要航线，既有正常贸易，也有走私贩私，还大肆掳掠人口，或送回本国为奴，或转送他处贩卖。当地官府见葡萄牙人如此胡作非为，态度也日益骄横，都气愤不过。有武员派兵船将澳门出入的海路一一堵死，不许葡人运载货物和人口的船只进出；有文员上书朝廷，历数葡人在澳门犯下的种种罪行，请求朝廷颁旨将其驱逐出境。这时的嘉靖皇帝吃了太多的长生不老丸，丹毒在体内发作，浑身燥热难当，虚火升腾不已，日夜忙着临幸宫中嫔妃，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处理朝政，来自广东的这类折子一律留中不发。葡人闻讯赶紧装出笑脸，打点给地方官员送礼，喜爱钱财的送金银珠宝，贪图享受的送洋烟洋酒，嗜好美色的送上几个金发碧眼的小妞，以求彼此相安无事。

1582年，万历皇帝执政，因为喜欢上了利玛窦带来的西洋玩意儿，海禁便听之任之。广东本地官民人等跟葡人相处日久，似乎也见惯不惊，渐渐不拿葡人赖在澳门当回事。相传，满洲人努尔哈赤起兵攻打辽东的时候，大明朝廷还特地派人到澳门购买“佛郎机”火炮。葡人以此为资本，面见两广总督，要求取得在澳门的永久居留权。随后来到中国的荷兰人欺负葡国已经在走下坡路，欲将澳门夺归己有，抢占在华贸易的有利位置。葡人借口要抵御荷兰人入侵，大张旗鼓在澳门修筑城墙，设置寨堡，建立属于自己的防御系统，如此一箭双雕，打好了武装占领澳门的基础。此时中国政府惟一坚持的，是葡人照章缴纳租银和税银，在此违法犯罪的葡人也一律交由中国官府处置，算是守住了国家基本的主权。
到了清朝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 ），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露出了老大封建帝国百孔千疮的破败之相。本来已经沉沦的葡萄牙竟借英国势力，狐假虎威，停付澳门租金和税银，驱逐清政府驻守澳门的官员，在这块属于中国的土地上一切自行其是了。1887年12月1日，还由英国出面干预，迫使清政府与葡国签订了所谓的《 中葡友好通商条约 》，澳门从此成了葡萄牙货真价实的殖民地。

澳门的丢失之所以令人刻骨铭心，主要在于葡萄牙这样一个已经过气的小国，受了英、荷等海上霸主的挤压，已经从世界其他所占领的地盘退出，却能如愿以偿从中国掠走这么一块殖民地，一占一个世纪，真是匪夷所思。不能说，明清两代执政者都不关心国家安危，但他们只对来自西北边陲的危险保持了警惕，而忽视海上频频传来的警讯，特别是正德、嘉靖两位爷不把葡国占领马六甲当回事，结果让此处成了西方列强挨个入侵的漏斗，由此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葡萄牙人在澳门突出的业绩，是将这个偏僻岛屿变成了世界驰名的赌场，听说现在境内居民赴澳门公干或旅游，多少都要掏点钱进赌场赌一赌自家运气。不知有此雅兴的同胞，在这块曾经沦为葡国殖民地的国土上，是否偶尔也会思索一下我们的国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澳门之失曾是一次很悲惨的应验，将来还会不会也在别的什么地方显出灵验来？笔者这点儿小小的提醒，自然不包括那些携公款赴澳门豪赌的贪官污吏，这些蛀虫的存在，本身就是国家的一个严重危机。
倭寇成为没落大明帝国的切肤之痛

区区70个倭寇从杭州湾穿州过府杀到南京城下，数百或数千把倭刀制造出一起又一起屠城惨案，闽、浙沿海曾一度尽为倭窟。抗倭军不但要对付凶悍的“真倭”，还要对付令人头疼的“假倭”，一时难倒了很多抗倭名将。胡宗宪编撰《 筹海图篇 》，戚继光辛勤整理记述抗倭秘诀的《 纪效新书 》，期望扭转有海无防的危险局面。而出身草莽荣登关白和太政大臣的丰臣秀吉，也在谋划将北京纳入日本版图，由他直接统治偌大一个中国。

汪直，亦商亦盗给大明朝廷带来的困扰

前些年，我国历史学界发生过一场重新认识明朝倭患的学术争论，身为中国人却与倭人联手为患闽、浙沿海的汪直，成为这场争论的焦点人物。

汪直，安徽歙县人氏，从小跟着父辈闯荡海洋，往返海外国家做生意，也顺手牵羊当强盗。他长大成人之后混迹江湖，投奔在双屿的海盗头目许栋，不久当上管柜，坐了第二把交椅。许栋与李光头同倭寇、葡寇搭上关系，汪直似乎特别青睐倭人，很快叽里呱啦满嘴倭语，从此与倭寇关系也越来越深。朱纨带兵进剿双屿，他侥幸漏网，远遁日本五岛列岛，收编被打散的残部，招募日本的武士、浪人，重新集结大小船只，继续往来附近国家亦商亦盗的干活，很快形成规模，蜚声中日黑白两道，被人尊为“老船主”。

日本一些岛主和武士集团看重汪直熟悉中国东南沿海情形，手中还握有不少直通官府的内线，无论海上走私贩私，还是去中国沿海登岸抢劫，都十分乐意与其携手合作。中国的濒海之盗与衣冠之盗则仰仗其有外国势力做依靠，里外通吃，也争着抢着前往归附。史书上说，汪直这块“香饽饽”，“真倭”、“假倭”无不愿意与之结为死党。“真倭”指的是来自日本的倭寇，“假倭”指的是混迹倭寇队伍中的中国人。汪直领着这么一支杂牌军，有机会做生意便当商人，有机会抢掠便做强盗，左右逢源，手眼通天，财源广进，到了连日本天皇也不得不高看一眼的分上。他自己也因此敢拍着胸脯自称“徽王”，并传出“日本三十六岛皆听其指挥”的豪语。中国朝野上下因此视其为制造东南沿海动乱的祸根，从嘉靖皇帝到胡宗宪、俞大猷等剿倭官员无不恨得咬牙切齿，彼此在东南沿海较了多年的劲儿。

如何给这么一个复杂人物盖棺定论？国内学术界大体分成两派：一派认定他是“汉奸加倭寇头目”，应当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另一派则认为他是“海商领袖”，“反海禁的先驱”，应该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两派学者各抒己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谁也不肯服谁。这一争论还延伸到汪直的安徽老家，演变为一场立碑与砸碑的纠葛。那是2005年，有个日本人自愿拿出一笔钱，要在安徽歙县为汪直修建墓园，以表彰其沟通中日贸易的历史功绩，牢记这个象征两国“友谊长存”的历史人物。这年月正盛行“名人效应”，热衷捣鼓“名人经济”，当地政府很快有了“历史搭台，经济唱戏”的策划，要把这个墓园搞成一处新的旅游景点，让死鬼汪直为今日家乡挣钱。浙江丽水和南京有两名年轻大学教师闻讯大怒，今日中国，青天白日，朗朗干坤，居然还有人敢为大汉奸和大倭寇树碑立传，是可忍，孰不可忍！两人自费来到安徽，愤然将刚立起来的汪直墓碑砸了。这消息传播开来，社会上一时热评如潮，自然有喝彩的，也有喝倒彩的，当地政府一时左右为难，颇为尴尬。

事实上，汪直既是海商，又是海盗，如前面所说有机会经商便经商，有机会抢劫便抢劫。对照一下欧洲的大航海运动，这似乎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现象，并非汪直一人独有的原罪。西方国家参与地理大发现者、往来海外做生意者，海商、海盗一身而两任是很寻常的事情，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概莫能外。至于那时的日本，该国历史学家井上清在《 日本历史 》一书中也直言不讳：“武士，浪人乃强盗本性。”这个东瀛岛国土地面积狭小，资源贫乏，本身就具有向外扩张的强烈冲动。世界大航海以来，日本自然跟着时代潮流走。井上清在书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景况：“既是自由贸易的商人，又是海盗的倭寇，仍旧使用挂着八幡大菩萨的旗子，叫做八幡船的小船，不怕狂涛巨浪，不顾幕府的禁令和明朝的取缔而活动。”

日本民间进行自由贸易的商人如此，由幕府出面进行的“朝贡贸易”或曰“勘合贸易”也如此。嘉靖二年（ 1523年 ），日本国左京兆尹大内氏和右京兆尹细川氏同时派人来中国入贡。两拨贡使前脚跟后脚到了宁波，双方发生“争贡风波”，互相动手打了起来。大内氏的贡使宗设追杀细川氏的贡使宋素卿，从宁波到绍兴，一路烧杀抢掠，既劫钱财，也劫人口，并迫使被虏者亲属拿银子赎人，无赎银者便带回日本为奴。宁波驻军出面拦击，两名指挥官都死在宗设手下。还有一个名叫周良的日本贡使，因来中国入贡太勤，市舶官员责其违反“十年一贡”之约，连船带人带货物“礼送”出宁波，让其歇在附近的海岛上，坐等三年五载之后的贡期。周良担心货物受损，暗里托付宁波的“富商大姓”将其贡品送往市场发卖，不想换回的银钱被经手人黑吃黑，翻脸不认这笔账。周良一气之下，带领手下人操起倭刀登岸劫掠，让宁波“加倍奉还”，带着抢来的钱物回国向天皇陛下交差。

认真想一想，亦商亦盗大概就是近代商品经济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一种乱象，如同资本的原始积累总是伴随假冒伪劣、缺斤短两、坑蒙拐骗、权钱交易，甚至制造谋财害命的毒奶粉、毒大米、毒蘑菇，等等。这种乱象对当时的明朝政府来说，既是社会秩序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又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难得机遇。如果那时的当权者能够直面海洋，妥善处置，遏制非法经商，引导合法经商，孤立和打击威胁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内外盗寇，有可能将来自海上的危险转化为巨大的海上商机，大明朝必定出现另一番局面，中国此后的历史也许要重写。然而，大明皇帝们的封建脑瓜，缺乏处理这种亦商亦盗复杂现象的政治智慧和经济头脑。或者本性使然，压根就不愿意面对前途未卜的海洋，在内心深处断然拒绝同商品经济打交道。因此，一律将复杂问题进行简单化处理，外交上与日本办过几次交涉无济于事，便雷厉风行“禁海”，一禁解百难。

然而，大海是沿海人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岂能一禁了之？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海禁，其结果“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禁了海商迫使人们都去非法经商，禁了海盗迫使人们都去为盗。那些依靠走私贩私或偷盗抢劫为生者，在中国沿海被官军撵得鸡飞狗跳无处容身，便远遁至一些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他们既要对抗官府稽查，防止别人前来打劫，还得寻找机会掠夺钱粮财物维持生计。眼看势单力薄，生活无来源，安全无保障，心里七上八下，时刻盼着有人收编。这便是汪直为何一呼百应声势越闹越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倭寇团伙中为何有时“假倭”多于“真倭”的奥秘所在。当然，“假倭”中还包括大量被皇室贵胄夺走土地，或不堪徭役、赋税重压主动放弃土地的无业游民，或已经落草为寇又被官军驱赶得走投无路的“山贼”。那是大明朝未能正确处理内乱的另一种危机，无需在此赘述。

笔者前几年创作长篇历史小说《 铁血军团战将戚继光 》，曾经接触过汪直及其海盗兼海商集团的一些史料。此人走私贩私当强盗有据可查，勾结倭寇侵扰我东南沿海、祸害众多无辜同胞，连他自己也承认是“万死之罪”，扣顶“汉奸”和“倭寇头目”的帽子并不为过。但他出身海商家庭，即使干了这么多不法营生，还一直惦着堂而皇之经营海洋贸易，也是不争的事实。汪直在日本五岛逐渐坐大之后，曾多次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企图吸引大明朝廷的目光，甚至想着通过“戴罪立功”达到为朝廷接纳的目的。嘉靖二十九年（ 1550年 ），海盗卢七在浙东沿海抢掠战船，直犯杭州附近一个富裕乡镇，劫走大量妇女财物，停船在杭州湾的马迹山港，打算远走高飞。汪直主动率船队奔袭，俘获海盗船13艘，斩杀盗寇千余，并将生擒活捉的贼首卢七和被解救的妇女送与巡抚衙门。此后，地方官府遇倭寇登岸抢劫，暗中请其出动人马协助清剿，也能欣然应命。这么一个人，顺势拉上一把，也许真的就能弃恶从善。但在朝廷官僚集团的眼里，“一朝为寇终身是贼”，不论他怎样往好里表现，照样发兵进剿，必欲除之而后快。

嘉靖三十五年（ 1556年 ），倭寇大举进犯江浙沿海，不但来了大批“真倭”，也来了大批与汪直有瓜葛的“假倭”，其中包括其干儿子汪滶和侄子汪汝贤。当时出任江浙总督的胡宗宪与之交过几次手，总是败多胜少。浙江巡抚阮鹗还被围困桐城，陷入需拿银子赎脑袋的尴尬境地。胡宗宪不得已派身边幕僚去日本招安汪直，事先还从牢狱中放出其老母、妻子，发还其老家被抄物资，营造招安氛围。汪直喜出望外，提出只要允许开展海上贸易，“吾亦欲归尔”。他还分析了日本那时的现状，老天皇已死，新天皇年幼，各岛互不相摄，正闹着内乱，几乎民穷财尽，到了崩溃边沿。只要大明朝廷答应继续与日本开展“厚往薄来”的勘合贸易，通关纳税，不失贡期，他愿派人逐岛“次第晓谕”，让那些岛主各为禁制，使倭寇不得再去中国跋扈逞凶，“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这人还是很有一些见识，归顺之心也溢于言表。当时派出的使者也满口应承，使其疑虑尽消，幡然来归。

汪直跟着胡宗宪的亲信从日本来到舟山岑港，一边做开市通商的准备，一边将干儿子汪滶招来面授剪灭倭寇的锦囊妙计。汪滶依计行事，先是暗中指点官军攻击进犯瓜洲、上海、慈溪的“真倭”，擒获了倭寇头目四助四郎等，迫使真倭残余逃遁海上。接着通过离间之计，分化陈东、徐海、麻叶几个海盗头目，让其互相猜疑，发生内讧。胡宗宪暗中调集兵马，在南运河中将其一网打尽，立即斩了捉拿归案的倭寇头目，也斩了表示愿意归降的海盗头目陈东、徐海、麻叶等人，连主动撤去桐城之围放还阮鹗者，也不能免死。汪直闻讯十分震惊，开始怀疑朝廷招安的诚意。当胡宗宪派汪滶带着朝廷奖赏的金银去舟山，请其“荣归故里”，他固守岑港不肯挪步。汪滶向干爹表示，胡总督还是有心成全干爹的归顺，朝廷论功行赏也很大方。汪直连连摇头说：“你何愚也！吾不在官府手中，他们当然会厚待你；吾若落到官府手中，阖门死期至矣！”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提出要一“贵官”来岑港做人质，以表明朝廷说话算话。胡宗宪将身边爱将夏正送来，汪直这才放心去了杭州。

然胡宗宪尽管有心善待汪直，嘉靖皇帝却不肯答应，还急着要用他那颗贼头祭奠皇陵，向列祖列宗报告“东南倭患已除”的大好消息。那些过去与汪直有染的权豪势要也不肯答应，生怕留下这个活口会泄露他们以往种种见不得天日的勾当，请杀汪某的折子雪片一般飞进京师，话都说得冠冕堂皇。有个叫唐枢的刑部主事力挺胡宗宪，主张刀下留人。他在一封信中说出一番道理：“汪直自愿招喻岛倭，以夷制夷，立功报效，坐地方安堵东南赋税之场，复旧生理，似亦便宜良计，实为利之大者。”胡宗宪想保汪直，也是目睹了这人在平倭中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至少可以让他本人在抗倭总督的位置上坐得安稳些。但来自朝野上下的压力太大，“通贼”的罪名随时有可能落到自家头上。他惟恐招来满门抄斩的大祸，竟置爱将夏正生死于不顾，将汪直“就地正法”。汪直受刑时大呼：“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果然，不幸被其言中，从此闽、浙、粤诸省倭乱不断，东南半壁江山又无宁日。

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在这个事件中，明朝政府容不下的，不只是汪直这样一个异类，还有他憧憬的海上贸易。而明朝政府失去的，也不只是泱泱大国绝对不可失去的信誉，“去食去兵不可去信”，还有扭转海上被动局面的一次绝好机会。在此后的倭乱中，中国不但停止了同日本的一切贸易，与琉球国的交往也受到严重影响，有琉球国派往大明天朝的贡使，居然在中途被倭寇掳掠而去，使得往来中国成为琉球人的畏途。日本商人在中国海域绝迹潜踪之后，一些敢于冒险的日本人，联络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开辟新的交通线，调转方向去海上其他地方谋发展。中国的商人也纷纷逃身海外，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落地生根。此时，来到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欧洲人，香料、茶叶、丝绸、瓷器生意做得非常红火，在商品流通中大获中国高端产品之利。而中国自身的海上贸易却不断萎缩，原来设立的几个市舶司几乎门可罗雀。当西方国家海洋财富猛增，黄金、白银多到不得不贬值的时候，大明朝廷仍停留在凭升斗计量大米、小米给各级官员发俸禄。濒临海洋的中国撒手放弃海上主动权，又一次尝到了苦果，却远非最后一枚苦果。

1564年，福建巡抚谭纶上折子恳切陈词：“世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几也，无中国续绵丝帛之物，则不可以为国。御之怠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愈众。私通不得，即掇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处处俱穿破。意正如此。”谭纶在这里用了一个很通俗的比喻，堵死所有老鼠洞，有可能处处都成老鼠洞，道出了实行海禁的弊端。稍后，接替谭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也痛陈，“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呼吁朝廷开放海禁。朝廷扭扭捏捏，只允许在福建泉州的月港实行有限度的开放，还不许外地人参与，即使本地人也凭“船引”进行总量控制，欲开还禁。到了天启年间，荷兰人来中国叩关，朝廷立刻颁旨“以有红夷，遂严海禁”，堵死了刚打开的一丝门缝。

Ⅳ 欧洲人如何看中国

欧洲人对崛起的在中国有什么看法？相信对这个问题好奇的人们都有着这些目的：有些人是觉得中国正快速复兴，老外们应该高看我们一眼了，亦或失落了，进而崇拜了，好解解气，扬扬眉了。有些人是在拉仇恨，我们强大了，可你们依然傲慢与偏见，我们要复仇！

给出的看法无外乎这两种，其实都不全对或都失偏颇。真正了解欧洲人（在这应该想问的是那些老牌欧洲强国的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应该分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是普通老百姓。不要以为老外都很有知识，受教育程度高，资信发达，再加之是民主国家，就人人了解世界，关心政治。这是个大大的误区。

改革开放后，打开了门户，瞪大眼晴看世界的，对外面世界最好奇的是中国人，关心政治，想了解世界政经变化的也是中国人。欧美人长期的高就业，高福利，养成他们的自傲是有的，但也造成了他们更自我，过好自己的快活日子远比了解一个万里之遥的文明古国更重要，所以大多数人不知道中国如何，也没兴趣想了解中国。

只有当中国人走进他们的生活时，才会对中国有感。最朴素的就是好奇，连女生大姨妈来了要喝热水都要围观也不是个笑话。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就是来自于他们看到的中国人。这个或这群中国人给他们印象好了，对中国印象就好了，印象不好了，就不好了。如果中国人真爱国，出国门好好注意下自己的行为，就真是为国做贡献了！

第二层面，就是西方社会的“精英层”。或者政治家，或者商人，或者想为全人类做点什么的这一类人。其实这些精英，从各自所处的位置和角度或者利益来看中国的崛起复兴，怎么都是对的，怎么他都后坚持。加之言论自由是西方价值观中的天赋人权，有想法就要说出来！自然点赞和唱衰都有，捧的踩的共存。

最终，中国应该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天天在意别人的嘴和脸色，恰恰是自己不自信的表现。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个人素养提高，单位工作做好，国家才能真正强大！别没事讨论这种无聊的问题！

Ⅳ 葡萄牙对中国人态度好吗最近想移民去葡萄牙生活，葡萄牙是不是购房移民的政策呀

葡萄牙人挺友善的，去年我去葡萄牙旅游过，那边的中国人挺多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交流的问题，葡萄牙是购房移民，购买50万欧元的房产就可以办移民了，当然没有我说的那么简单，我了解的不多，也帮不了你什么，不过我一不错朋友前年移民的葡萄牙，是在兆龙移民办的，我旅游就是找这个朋友玩去了，听他说兆龙移民服务挺好的~

Ⅵ 葡萄牙中国人在做人什么

最近看了明朝时期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曾德昭写的《大中国志》一书,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曾德昭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他在中国呆了22年之多，对当时处于明朝末期的中国，应该说了解还是比较透彻的。

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里介绍的明朝，时间段主要是万历十年以前，基本上属于明朝中期到晚期的过渡阶段，根据的材料主要是这个时期，亲自到中国的一些葡萄牙军人，还有葡萄牙西班牙的传教士的记载，比如在嘉靖时期海战中被明朝政府抓住并关进监狱的加列奥特的《中国见闻录》，在中国广州住了几个月的克鲁兹写的《中国情况记》，还有出使中国商议消灭海盗事情的马丁.德.拉达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门多萨对中国的富裕繁荣，以及文明程度，文化礼仪，政治经济做了高度的评价。

而曾德昭与之不同，他在中国跨越了万历，天启，崇祯三个时代，基本已经属于明朝灭亡的前夜，那么他记载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是否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在明朝政府极端黑暗腐败的高压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极端痛苦之中云云？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曾德昭笔下的明朝依然是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如果把笔下的明朝末期的中国和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廷的使者马嘎尔尼记载下满清统治的中国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明朝末期的中国居然远比那个所谓康乾盛世的中国富裕文明的多，各方面都优越的多。

当然，曾德昭在中国大部分的时间都停留在南方，根据记载，他“复入内地后，留居浙江数年，居杭州时为多”。而南方远比北方富裕繁荣，难免让他的记载显得不够全面，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们的对照判断，因为要知道马嘎尔尼访问满清的时候，也是从南方再到北方的。而马嘎尔尼记载下的中国南方都是那样的令人厌恶丑陋。

Ⅶ 中国人在非洲人眼中是什么样

1、中国人吃苦耐劳；

2、中国人清心寡欲。

Ⅷ 古代西方人是怎样描述东方人的是真的吗

1514年，葡萄牙人发现中国人：”是能工巧匠，与我们媲美，但长相难看，眼睛很小，....他们是异教徒，虽然有些人说他们和我们具有相同的信仰，或部分的信仰．”出自赫德逊着＜欧洲与中国＞．
在广州活动几个月的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认为，尽管中国人长相普遍不佳，眼小，脸平，鼻塌，无须，但也不乏眉清目秀者，，，
1575年，以达拉为首的西班牙使团，出使福建。在中国几个月后，他认为：“大明国的人是小孩子的时候，长的可爱，但成人之后，就变丑了。胡须不密，眼睛偏小。。。”
“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大都脸宽，小眼睛，，，，扁鼻子，胡子稀少，但也有人有大眼睛和大胡子的，脸孔很均匀。”《利玛窦中国札记》
门多萨在其着作《大中华帝国史>中,描述中国男人.女人的身材都很好,比例得当,份额子稍高.大部分人的脸宽,眼小，，，,鼻扁,除了下颌处没有胡须,但也不乏眼大须浓者,惜为数不多.
———摘自整形美容网
“韩国整容目前不仅是女性的专利，男性也纷纷加入了整容的队伍。男大学毕业生为了给人以清晰的印象和增加男性魅力，主要做眼部和鼻子的整形手术。韩国人普遍眼睛小，有时看起来似乎昏昏欲睡，所以很多人都在做双眼皮手术的同时，做眼皮上方肌肉手术，让眼睛大一些。”
——摘自希特勒女秘书的遗着《他是我的首长》
-------摘自眼科整形外科“重睑术”论坛
西方人对东方人眼睛的描述：
“尽管有些人认为单眼皮是亚洲人特有的眼型，没有改变的必要，但是大多数人并不认为单眼皮是美的眼型。一些到过亚洲的西方人类学者曾对单眼皮的人有过各种描述，其中法国人称道：“睁不开眼睛的人们”；俄罗斯人描绘道，“眉毛和眼睛不会动的人”；德国人说：“吊着眼睛的人”等等，看来这些评价没有赞美的意思，我们亚洲人也认为双眼皮还是比单眼皮漂亮。”
------摘自《网络》
关于蒙古利亚人种
“蒙古利亚人种的主要特点是黄皮肤，眼睛细长，眼裂小（小眼睛），，，，，，有明显内眦褶（又叫蒙古褶，即内眼角处上眼皮覆盖下眼皮），外眼褶发达”

Ⅸ 欧洲人怎么看待中国人

分时代来看，最早中国被欧洲人知道，还是在古罗马时期，有一个人人熟知的故事，亚历山大，穿着着轻薄的丝绸出现在剧院，轻薄的款式，鲜艳的色彩让贵族惊叹，更是引发了一场争夺和暴买。
商人们赚的盆满钵满，而中国也正式被注视，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认为赛里斯人“身体高大近20英尺，过于常人，红发碧眼，声音洪亮，寿命超过200岁。”

（我觉得说的可能是我）
汉族精美的丝绸引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无限遐想。公元1世纪的罗马地理学家庞蓬尼·麦拉，对中国人的诚信充满了赞誉：“这是很公正的民族，他们把货物放在旷野中，购货的人，在卖主不在时来取货，这种经营方式是很着名的。”

4世纪的希腊史学家马尔塞林对中国的评价，更能代表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普遍认识。他赞美中国物产的富饶：
“赛里斯国疆域辽阔，沃原千里……物产也很丰富，有五谷杂粮、干鲜水果、牛羊牲畜，真是应有尽有，品繁而量众。”
“那里的城市较为稀疏，但规模较大，物产丰富，人烟密。”
他更赞美中国人热爱和平的本性：
“赛里斯人完全不懂得进行战争和使用武器。赛里斯人最喜欢安静地修身养性，所以他们是最容易和睦相处的邻居。”

Ⅹ 关于中国人的长相,欧洲人怎么看

克鲁兹还观察到，中国的妇女除了海边和山区以外，都长的白皙秀美，头发得到精心的护理，发端拖到后面，在头顶，则用一根很漂亮的带子将发根扎起来，扎头带上还嵌着钻石金饰．她们象葡萄牙妇女那样穿长衬裙，宽背心套在衬衫外面，，衣衫袖口很长，比他们的丈夫要耗费更多的丝绸．不过，她们的普通衣服是用白亚麻布制作的．